為藝術立心的大千居士
——序馮幼衡作《印象之外》

臺靜農(nóng)^[1]

幼衡將她近年所寫關于大千先生的文章編成集子，要我寫一小序。此時大千正臥病醫(yī)院，我們心情都非常沉重，而她的書正待出版，一時實不知怎樣下筆。幼衡因言：你只寫點你對他的藝事的看法，或朋友間的雜事；我的文章則是忠實的記錄，不必有何稱美。幼衡在摩耶精舍任記室多年，日在大千畫室左右，見聞自為親切。以她真誠的性格，凡所敘述，皆寫實可信，而她明潔的文筆又足以達之，其為大千傳記部分的資料，則是無可置疑的。大千一生絢爛，世人多當他是傳奇人物，其實他也是凡夫。大千平日告訴后生，三分天才七分功力，大千本人并不如此，他是無比的天才與功力，才得超凡入圣的。幼衡希望我能對大千的藝事有所評價，我固無此能力，即并世的評論，也未必能全窺其真風貌，將來歷史自有定評。

且談一二舊事吧。猶記30年前陪大千去臺中北溝“故宮博物院”看畫，當時由莊慕陵兄接待，每一名跡到手，隨看隨卷，亦隨時向我們說出此畫的精微與源流，看畫的速度，不免為之吃驚?？墒怯幸环鹈鹗薅f是贗品的著色山水，他不但看得仔細，并且將畫的結(jié)構(gòu)及某一山頭、叢林，某一流水的位置與顏色，都分別注在另一紙片上。這一幅畫，他在南京時僅一過目，卻不同于其他名跡，早已記在心中，這次來一溫舊夢而已。由這一小事，使我看出他平日如何用功，追索前人，雖贗品也不放過其藝術的價值。

當晚在招待所客廳據(jù)案作畫，分贈“故宮博物院”執(zhí)事諸君。大家一起圍觀，只見其信筆揮灑，疾若風雨，瞬息便成一幅，觀者歡喜贊嘆，此老亦掀髯快意，一氣畫了20余幅。因而想到抗戰(zhàn)前，大千任中央大學教授，每周來南京，落腳在張目寒兄家。有次在目寒家客廳，一面作畫，一面同朋友說笑，畫一完成，即釘在墻上，看“亮不亮”，這是我第一次才聽到畫法上有所謂“亮”這一名詞。其實便是西畫法的“透視”。

幼衡談到大風堂鎮(zhèn)山之寶董源的《江堤晚景》。要知大風堂鎮(zhèn)山之寶豈止一件，多著呢。如顧閎中《夜宴圖》，董源《瀟湘圖》，黃山谷書《張大同手卷》，都是大風堂至寶，這三件至寶于我有幸，曾在我家存放過短短時間。早年大千將這三件至寶帶來臺北，臺北鑒藏家一時為之震撼。時大千有日本之行，有一老輩想暫時借去，好好賞玩，而大千表示這三件上面都鈐有“東西南北只有相隨無別離”的印，有似京戲里楊香武要盜九龍玉杯，對方卻“杯不離手，手不離杯”。畢竟短時間去日本，帶來帶去，海關出入，有些不便，由目寒建議，暫存在我家。我于字畫古玩，既無可買，亦無可賣，不引人注意。于是他同目寒親自送到我家，我當時有說不出的惶恐，只得將這三件至寶供養(yǎng)在壁櫥舊衣堆里。傳說凡寶物所在處，必有神光射入斗生，可是在寒舍的寶物，卻沒有神光射出，也許寶物自知借地躲藏，姑且收斂，不然定有人追踵而至。

大千擁有那些人間至寶，也以此自豪，因有“敵國之富”一印鈐在那些名跡上。他愿“相隨無別離”，卻又有一印“別時容易”，往往兩印同時鈐在一幅書畫上。他又說：“曾經(jīng)我眼即我有”，這話好像是自嘲，其實不然，海內(nèi)外中國名跡，他不特都經(jīng)眼過，并且都記在心目中。例如他對“故宮博物院”名跡之熟悉。既能中心藏之，一旦斥去，更無惋惜，故云“別時容易”。

他初到巴西，發(fā)現(xiàn)一平原，頗像故國成都，竟斥去所有，開山鑿湖，經(jīng)營數(shù)年，居然建成一座中國園林。一旦巴西政府要此土地，則掉頭而去，毫不留戀。雖說“我真不成材啊”，可是古往今來有如此襟懷的人么？唯其有如此的襟懷，才能有他那樣突破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新風格的盛業(yè)。

大千在敦煌親身調(diào)查石窟，編號標明，其編號久為國內(nèi)外學者所引用，要算國內(nèi)從事此項工作者第一人。另記每窟大小，窟中壁畫畫風與時代，或所畫某一佛經(jīng)故事，最為詳細，名曰《莫高山石窟記》，久已成書，卻長秘行篋中。30年前我就請他印出，竟未成事實。近年又不止一次與之談及此事，在他入醫(yī)院前曾向我說，石窟記稿已找出，日內(nèi)交給我，要我先讀一過。當時我建議，石窟記中未有的有關問題，如石窟之真正發(fā)現(xiàn)人，壁畫上有洛神賦題材，以及壁畫畫法與印度有無關系種種，由他口授，幼衡筆記，分題附在書后，好供研究者參考，他也欣然認可。沒想到他又入了醫(yī)院，我想幼衡這一文集出版時，他已經(jīng)康復了，再繼續(xù)這一工作。我們祝福他。

1983年3月21日于龍坡精舍

（原載香港《大成》雜志第114期）

[1]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書畫評論家、臺灣大學教授。大千先生生前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