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聰明心目中的毛澤東

（二〇一三年九月）

引言

田聰明常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親聞和思考描述其心目中的毛澤東，那他是個有什么樣經(jīng)歷的人？他又是怎么想起要寫這樣一篇文章呢？

年過70歲的田聰明，出生在陜西省府谷縣一個窮山溝的土窯洞里。四五歲時的他，因大旱隨全家逃荒，“走西口”到了內(nèi)蒙古西部的農(nóng)村牧區(qū)流浪。

土改后，已是10歲多的他上了小學一年級，在黨和政府的多方關(guān)心資助下，連滾帶爬地在三所小學、兩所中學讀書，直至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畢業(yè)。

他于1965年入黨，“文革”中受到了些沖擊。畢業(yè)后曾做過理論干事、新聞記者；先后在兩個自治區(qū)、兩個國家正部級機構(gòu)任15年副職、10年正職；又在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中國記協(xié)）主席崗位上，分別任職5年和7年（在任）。

至于為什么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田聰明說了兩條：一是有感而發(fā)。什么“感”？他說是看到一些對毛澤東很不實事求是的評價，特別是少數(shù)“精英”及曾經(jīng)有過“頭臉”的人，不時地對毛澤東進行帶有明顯偏見的評論。因此也就想說一點“把心放飛”的話；二是出于責任感。他認為應將自己親歷、親聞的歷史，寫下來留給后人，盡自己的責任。

“毛主席‘大救星’”這個觀念，在田聰明的思想感情中至今也沒有消去，但從“文革”開始不久起，從對“文革”的一些做法懷疑，逐步發(fā)展到對毛澤東的不少做法產(chǎn)生了強烈的質(zhì)疑。粉碎“四人幫”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對毛澤東批評和肯定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也有些不同的歷史觀、歷史分析方法的意見。對此，他起初主要是認真聽，還常常要打聽一些當時的實情或查找一些資料，并努力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歷史分析方法，進行反復思考。

后來，他也慢慢開始談一些自己的看法，尤其在與一些熟人聊天時，就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歷談對毛澤東認識的三階段：一是以樸素的感情為主，感恩、感激，以至迷信；二是從懷疑“文革”開始，到對毛澤東有意見，且意見越來越大，以至多少傷及了他內(nèi)心長期形成的對毛澤東的感情；三是通過撥亂反正和實踐中不斷學習、思考，逐步地有了一個自認為比較客觀理性的認識。有不少同志聽后覺得他談的這個認識有點“意思”，就鼓勵他能寫出來。他猶豫了一些年后決定試著往出寫，即如實憶述之所以對毛主席感恩、感激以至迷信的因由；從懷疑“文革”一些做法，到對毛澤東有意見的主要事實和思想認識的發(fā)展變化；新時期根據(j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在對毛澤東各種評論進行比較、交換、反復中的一些學習思考，作為一家之言與讀者交流。

也有不少人對他說這樣的文章很不好寫。是的，田聰明很清楚寫好這樣的文章很不容易。這么受人關(guān)注的題目，爭論和分歧又這么大，即使僅寫自己的親歷、親聞，從事實到觀點，要寫得讓人們能基本認可也確實很難。而且，不管怎么寫，如何盡可能避免認識和觀點上的偏頗，但時代和個人的“局限”在所難免。他很坦率地說過：“橫豎是‘個人實踐的反映’，只求講真話、夠坦誠，其他就只能任人評說了?！?/p>

毛主席“大救星”

田聰明頭一次聽到毛主席（毛澤東）、共產(chǎn)黨的稱呼，是在當?shù)?951年冬開展的減租反霸運動中。那時，他家住在內(nèi)蒙古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庫布其沙漠牧區(qū)的什拉胡同村，父親給村里放260多只羊，跑青（青草剛剛長出，羊聞到青草味后枯草不愿吃，青草又吃不到多少，就挨著餓到處跑著找青草）時他給打伴子（當小羊倌），父親有事時他也一個人去放。減租反霸開始了，也為土地改革做準備，工作隊要求近些年的“外來戶”要回原籍開戶口遷移證。大約十一二月間，他父親回陜西省府谷縣開戶口遷移證去了，這群羊就由他一人來放。羊群一般早上太陽半竿高（九十點鐘）出坡，晚上上燈后（七八點鐘）回來，他吃完晚飯也就差不多該睡覺了。所以，他頭一次見到駐村工作隊員是到他家“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時候。他覺得工作隊員很隨和，確實是在問寒問暖。特別是1948年春天賣給人家當童養(yǎng)媳的姐姐，因土默特右旗土改比較早些就跑回來了。工作隊員很同情，就要姐姐在發(fā)動群眾的會上說說她的遭遇，強調(diào)“有苦訴苦，有冤申冤”。姐姐當時只14歲，顯得很緊張。工作隊員就鼓勵說：“你們不要害怕，有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給你們做主?！彼麖拇司屠卫斡涀×斯伯a(chǎn)黨、毛主席。

這期間，田聰明家常領(lǐng)到救濟糧、救濟衣，他與工作隊員和村農(nóng)會領(lǐng)導的接觸也多了起來，包括學唱歌、參加兒童團查路條，參加土改慶功會、扭秧歌等，也常從工作隊員、農(nóng)會領(lǐng)導口里聽到關(guān)于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一些政策主張或“故事”。他當時完全是通過工作隊員的一言一行來認識和理解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通過觀其“行”而信其“言”，所以對他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土地改革中他家被定為雇農(nóng)成分，分得了頭等果實，這就使他在頭腦中深深印下了大人們常講的一句話：“共產(chǎn)黨愛窮人，毛主席‘大救星’?！?/p>

1952年土改后，政府決定他家要遷到近30里外的農(nóng)區(qū)住，在那里給他家分耕地，但要等一段時間。1948年他家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住時，頭一次知道有小孩在學校念書，有時還悄悄到教室外面聽讀書聲。從那以后，在他稚嫩的心底里就一直向往著有一天也能和那些小孩一樣在教室里讀書。所以，當田聰明得知竹拉沁村舅舅家一兄一弟已上學后，就不斷與父母說自己也要上學?？墒?，在什拉胡同村方圓近十幾里內(nèi)沒有一所學校，于是就提出去竹拉沁村上學。竹拉沁村還住著他姥爺舅舅，加上要等著分土地，家搬起來又很容易，父母也就動心了。1953年春節(jié)過后，舉家趕著土改分得的那頭驢，馱上“行李”就去了竹拉沁村。經(jīng)打聽，他可以在竹拉沁小學讀書，但要等到秋天才能入學。于是，父母在舅舅幫助下開了點荒地耕種，他還和父親扣土坯賣、給人家放牛，以維持生活。9月1日，已過了十歲的他上了竹拉沁小學一年級?？蓜傞_學就遇到了一個難題：每人每學期5角錢的學費交不上。他與父母正在為此犯難時，學校?？〉吕蠋熣f，已報告村文教委員批準，免了他的學費。

田聰明終于能和其他孩子一樣讀書了，興奮極了，他第一次領(lǐng)到課本時所聞到的那股特殊的香味，至今回想起來都是一種“享受”。這個經(jīng)歷在他思想意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就是在毛主席、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老師、領(lǐng)導也都“愛窮人”。所以，他頭腦中形成了一個觀念：有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任何事也難不倒咱窮人了。

在此后的十幾年里，最令他關(guān)注的經(jīng)歷主要是圍繞著他能否堅持讀書的問題。他讀書道路上遇到過一道道的“坎”，但經(jīng)過一陣艱難曲折后，都在地方和學校領(lǐng)導、老師關(guān)心下“邁過去了”。所有這些，在他的意識中當然都歸結(jié)為共產(chǎn)黨、毛主席。“毛主席‘大救星’”就這樣成了他從不懷疑的精神支柱。

——田聰明上完一年級就跳級上了三年級?？稍?954年達拉特旗劉五圪堵村給他家分下了25畝耕地。1955年春耕時，父親借了人家一頭母牛與自家驢合犋耕種，條件是要他給人家放牛。田聰明身在放牛、心在念書，牛主家不滿意，他也沒“好氣”。兩個多月后牛主家不愿用他了，他更不想放了。正好他當氈匠的三叔從準格爾旗來到達拉特旗、土默特右旗一帶搟氈子，他就跟著三叔當學徒了。這期間，不少搟氈子的主人都說他稱毛、算賬、收錢等都很伶俐，不讓念書“枉”了。特別是竹拉沁小學的?？〉吕蠋煟H自到他家勸說父母，希望能繼續(xù)讓他讀書。父母雖由于當時的困難沒同意，但也從常老師流著眼淚離開的情景中受到了很深的觸動。

1956年正月，田聰明三叔和爺爺、二叔都從準格爾旗遷到了巴彥淖爾盟（今巴彥淖爾市），他家的土地、耕畜等也都入了社，父母就讓他再回竹拉沁小學找到了常老師，讀三年級后一學期，下半年又轉(zhuǎn)到了達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學。

2008年7月，作者看望達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學班主任時留影。

——1958年冬，田聰明父親患了嚴重肺結(jié)核，大口吐血。1959年春節(jié)后，他和兩個弟弟及父母全家遷到了二叔所在的巴彥淖爾盟烏拉特中后聯(lián)合旗（今烏拉特中旗）烏蘭腦包鎮(zhèn)的天蒼圪旦村。當時他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除了父親看病就是他轉(zhuǎn)學讀六年級最后一學期。

在達拉特旗時，他家從隊里借了12塊錢，靠鏈霉素、雷米封等藥物使父親的肺結(jié)核病得到了控制，但沒能根治，到了天蒼圪旦村不久病情就又加重了。烏蘭腦包鎮(zhèn)有一個衛(wèi)生所，距天蒼圪旦村15里左右。父親去衛(wèi)生所看后，大夫說要趕快用鏈霉素、雷米封等藥治療，可是他家拿不出錢來。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媽媽和父親就找到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劉二才聽了情況后十分同情和關(guān)心，認為是真正貧下中農(nóng)的困難，就親自交代衛(wèi)生所：“抓緊給治療，醫(yī)藥費找我算。”就這樣，他父親按時騎著生產(chǎn)隊的毛驢到衛(wèi)生所打針、吃藥。他非常感激劉二才書記。很快，大弟弟也在烏蘭腦包小學上了三年級，他就設(shè)法解決自己上學的問題。

令他沒想到的是，當?shù)刂挥袨趵刂泻舐?lián)合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圖小學才有六年級，距天蒼圪旦村有六七十里路，還要翻一座山才能到。正為難時，他聽村里人說，在往五原縣城走的路上有一所完全小學，馬車去賣蘆葦時就路過，距天蒼圪旦村也比較近，且都是平路。田聰明就決定到這所小學試試。一天，他坐著村里徐白小趕的一輛賣蘆葦?shù)鸟R車，從生產(chǎn)隊食堂帶了點米、面、土豆和很簡單的行李就去了。大約11點鐘左右，徐白小說路北旁邊的幾排房子就是學校，他下車將東西放到一間房門旁，找老師說明來意。

那是五原縣的義和小學，一至六年級各一個班。附近的學生走讀，主要是五六年級有一些寄宿生。盡管事先沒有聯(lián)系，又不是本縣人，且已開學兩周多了，可學校老師聽了田聰明述說情況，看了轉(zhuǎn)學證后就接收下了。班主任叫劉振國，當?shù)厝耍?2歲，教語文課，是五原縣第一中學初中畢業(yè)后回來任教的。聽了劉老師簡要介紹，田聰明下午就上課了。

2011年7月，作者（左三）看望五原縣義和小學校長（左二）、老師（右三）。右一是小學同班同學。

田聰明一邊聽每節(jié)課，一邊往上趕落下的課程。劉老師和各任課老師都看好他。大約過了二十多天，就指定他擔任了班委會學習委員。

可田聰明家又遇到了不幸。在他上學一個多月后，剛?cè)龤q的小弟弟夭折了，父親的病因此加重，媽媽也因受打擊經(jīng)常頭疼。作為長子的他，自然要考慮畢業(yè)后的路該怎么走了。又過了一些時候，快畢業(yè)考試了，隊里的領(lǐng)導看到他家的困難，又覺得他們一家為人好，就提出他畢業(yè)后回隊里當會計吧。這在那個靠體力勞動掙工分過日子的年代里無疑是個好差事。所以，他盡管酷愛念書，但也深感這是生產(chǎn)隊領(lǐng)導的關(guān)心，很感激。于是就如實向劉振國老師匯報了。劉老師雖然同情、理解，但還是希望他能繼續(xù)讀書，并說“上了初中就有助學金，是專門幫助家庭困難學生的”。畢業(yè)考試過后，劉老師就告訴他，說他是當年保送上五原縣第一中學的三人之一，他很驚喜。這對正在考慮是上初中還是回生產(chǎn)隊當會計的田聰明，選擇克服困難、堅持讀書，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田聰明進入五原一中初40班，享受較高的助學金，父親的身體也好了些，可以在生產(chǎn)隊干些活了。他感激學校，也感激生產(chǎn)隊。但由于國家處在困難時期，1960年冬，五原一中要下放一部分從農(nóng)村考來的初中學生回生產(chǎn)隊當會計、出納、保管等“八大員”。他頭年入了團，是班里的學習委員，盡管很想繼續(xù)讀書，但學校動員后他還是帶頭報了名?？蛇^了幾天，班主任狄永明老師找他說，學校決定他不下放，并要他負責組織班里同學學習時事政策，做好下放同學的工作。他非常感激學校和老師，就更加努力地學習。

可是，到了初中畢業(yè)時，又一個“坎”來了。由于國家經(jīng)濟困難，1962年所有中專學校不招生，五原一中高中不招生，有幾十個初中畢業(yè)班的巴彥淖爾盟只招收三個高中班。據(jù)此，對報考高中的考生錄取劃了兩條線，除了考試的分數(shù)線還有一條年齡線，即超過18周歲不予錄取。而田聰明已滿19周歲，只能在畢業(yè)考試后就回家了。

初中全班畢業(yè)合影。

也許是個巧合，班主任狄永明是體育老師，也是自治區(qū)體操運動裁判員，需要帶著學校的運動員先參加全盟集訓，再參加全區(qū)的運動會。狄老師就交代田聰明帶領(lǐng)全班同學好好復習，并參加中考。他和全班同學一起認真復習，準備考試，但心里主要想的是為同學們集中精力復習考試，基本沒想自己還可能被錄取的事。

此時，為了他上學，父母已將家搬到了距五原縣城15里的農(nóng)村。參加完中考，田聰明回家割了近20天小麥。生產(chǎn)隊的瓜熟了，要派牛車拉到縣城去賣，隊長就要他去收錢、記賬。下午三點多鐘瓜賣完了，車先回了，他要到學校看看老師們后再回去。他順著城中的大街往西走，過了陽崗房橋又沿著義和渠的南岸繼續(xù)往西走。正好從北岸向東過來一個同學，遠遠地就向他喊，說他被杭一中（杭錦后旗第一中學，今奮斗中學）錄取了。他笑著擺手，意即不可能了。他進校門時正遇教導主任楊振華老師迎面走來，也是遠遠地就喊他被杭一中錄取了，并說是“破格錄取”，還說盟招生委員會曾研究了三次。這個“意外”的驚喜給他帶來的感激、興奮是可想而知的。

——在杭一中領(lǐng)導和老師的關(guān)心下，田聰明克服了不少困難讀完了高中。其間，他擔任過校團委會委員、班團支部書記、校學生會主席，還作為學校選出的代表出席了杭錦后旗團代表大會，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團委授予他“優(yōu)秀青年獎章”，可以說是很得志。可1965年春季開學兩三個月后，在生產(chǎn)隊放羊的父親肺結(jié)核病復發(fā)，又吐血了。接到弟弟的信，他畢業(yè)考試后即請假從同學家借了輛自行車，一天騎了240里路趕回家。

他父親吐血后，母親和弟弟從生產(chǎn)隊借了輛驢車送到10里以外的公社醫(yī)院。經(jīng)治療吐血止住了，但生產(chǎn)隊的羊放不成了。此時，他弟弟在五原一中讀初中，以后全家的日子該怎么過？這個問題再次擺到了他的面前。當時，全公社上高中的學生也不多，每年寒暑假，公社都要安排他幫助做一些社會事業(yè)，特別在“學雷鋒”“學大寨”和“四清”運動中，領(lǐng)導對他的印象很好。王虎高副社長得知他父親患病后很同情，就說公社要辦一所農(nóng)業(yè)中學，并說“如不能上大學就回來辦農(nóng)中吧”。這是一份可以拿工資的工作，他當然很感激，但也沒多說。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一個無法放棄的愿望——讀書能讀到大學。

回學校后，他把家里的情況、公社領(lǐng)導的關(guān)心和自己內(nèi)心的想法，如實向班主任齊茂成老師匯報了。齊老師給他們代政治課，也是校黨支部委員，態(tài)度很明確：“你要參加高考，考上了就去讀大學，有困難克服?！饼R老師特別強調(diào)貧下中農(nóng)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翻了身還不夠，必須要在文化上翻身。他聽后無疑很受感動和鼓舞。從聽說讀書、見到別人家的孩子讀書以來，讀書就成了他的一個深埋內(nèi)心里的追求。他也常想起媽媽曾在他小學失學一年后說過的一句話：“拼死賣命”也要讓他讀書讀到“人家不要了”為止。但他心里還是“打鼓”。后來得到不少老師同學的鼓勵，才定下了主意，就是按照當時全國統(tǒng)一的說法：“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根據(jù)學校安排在文科班參加復習，準備高考。學校和齊老師對他一直很關(guān)心，高考完后別的同學參加學校的公益勞動，就讓他回家了。

田聰明收到北師大的錄取通知書比較早，是五個同學約定8月15日到五原縣郵局給學校打長途電話中得知的。四個同學都為他高興，但他卻在高興的同時原本比較踏實了一些的心又忐忑了起來。考上了大學，又是首都的知名大學，不僅祖祖輩輩無人上過，就連他自己也沒敢多想。現(xiàn)在來了錄取通知書咋能不高興？！但他也確很為難，不只父親有病，家庭困難，就連他到北京上學的路費和冬衣也沒有（在當?shù)卮┑氖瞧ひ缕ぱ澓蜌中??？僧斔姷搅斯琰h委書記李子玉后又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李書記的態(tài)度很肯定，就是去上大學。李書記看到錄取通知書中說，新生有困難可以到當?shù)亟逃块T領(lǐng)取路費補助，當即領(lǐng)著他到縣文教科說了情況，領(lǐng)取了路費。同時，李書記又讓公社信用社給他家貸了35元款。李書記還囑他安心學習，家里困難公社會幫助的。就這樣，他于1965年8月26日到了北京。

田聰明此時當然為自己終于能成為一名大學生而高興，但更多的是想到離毛主席近了。他下了火車一出北京站，就被北師大新生接待站同學引導上了一輛大轎車。更使他興奮的是，同學說去學校要經(jīng)過天安門。所以，車一上長安街他就一直面向著北，心潮起伏。舊社會逃荒到內(nèi)蒙古后四處流浪，被一些人稱為“南梁孩兒”（當?shù)貙Α白呶骺凇眮淼暮⒆拥馁H稱）。父母給有錢人干活兒他常跟著，覺得地是人家的地，天也是人家的天，總感到自己抬不起頭來。是在毛主席領(lǐng)導下，自己讀完了中小學，又到毛主席居住的首都讀大學，多大的變化??？！遠遠看到天安門了，看到城樓上懸掛著的毛主席巨幅畫像了，他更是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望，從心底里往外激動。直至車過了新華門，他才把頭轉(zhuǎn)過來，心里想的就是回到學校后趕快向父母寫信報喜。

——北師大開學了，田聰明覺得吃飯像“天天過年”。班輔導員老師了解了他家的情況后，很熱情地鼓勵他安心讀書，說組織上一定會幫助克服困難的。很快，學校除每月15.5元的伙食費，還每月補助3元零用錢；入冬了，又給他補助了棉衣、棉褲、棉鞋和床上鋪的棉墊子。這些都是他從未料到的，他都寫信告訴了父母親。放寒假時他還用積攢下來的零用錢給媽媽買了點衣服布料。

1984年夏，作者（前排右一）參加民主黨派在內(nèi)蒙古召開的一個全國性會議時，看到有北師大著名經(jīng)濟學教授、反“右”時被打成右派的陶大鏞（右四）在座，即邀呼和浩特的一些母校校友一起接待。右五是陶先生夫人，右六是時任自治區(qū)教育廳長郭福昌校友。

開學不久，校團委會要換屆，田聰明被選為團代會代表，并當選為校團委會委員。這是政教系唯一的一位學生委員；接著又被選為政教系團總支委員；12月，他由系團總支書記周筱富和班輔導員汪馥郁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1966年春季開學后，全校文科四個系的一年級同學到山西臨汾分?！鞍牍ぐ胱x”。分校成立了團委會，他是委員；分校設(shè)立了政治部，他任副主任。

此時的田聰明，雖然也常想起家庭困難，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很幸運、很幸福，可以說是滿懷喜悅，滿懷信心地過著每一天的大學生活。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時刻充滿著對共產(chǎn)黨、毛主席無盡的感激。

人越是熱愛什么，珍惜什么，就往往越會擔心失去什么。所以，他每想到毛主席好，就常常會產(chǎn)生一個擔心：“毛主席百年之后可怎么辦啊？！”有時甚至想到，一旦到了那一天，很可能會是“天昏地暗”。

毛主席這是咋的了？

田聰明正在信心滿滿地讀大學時，“文革”開始了。而他不僅對“文革”一無所知，就連“文革”的開展方式也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運動迅速起來了，他也很快被卷進去了。由于他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仍停留在十幾年來的狀態(tài)上，所以步步“跟不上形勢”。這就決定了他要經(jīng)歷很多困惑和苦惱。和此前對自己感覺到的“一切好”都“歸功”于毛主席一樣，將此后他自己所感覺到的“一切不好”也就都“歸過”于毛主席了。因而一個接一個“想不通”的事情，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一個樸素而又帶有根本性的疑問：“毛主席這是咋的了？！”

——分校收到全國性的報刊大約要比北京晚一周，所以新聞全靠聽廣播。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了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都是高校，這在分校師生中引起的震動無疑很大。分校政治部布置田聰明注意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tài)。6月4日，電臺又播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言論，一些同學就用舊報紙寫了一些提問題式的大字報，最尖銳的內(nèi)容是質(zhì)問分?！盀槭裁催B個態(tài)度也沒有？”校系有的領(lǐng)導就認為這里邊有“大是大非”的問題，要他警惕。由于寫大字報的人中，包括他們班一些平時表現(xiàn)很好的同學，于是他就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見。從此，領(lǐng)導就不再“理”他了。這大概是他從上學以來第一次遭遇的“不信任”。由于他完全是好心好意，所以就感到校系領(lǐng)導背離了毛主席的教導。后來，他也和一些同學一起寫了大字報，對校系領(lǐng)導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6月19日，從北師大本校派出的工作組進駐了分校，經(jīng)師生民主選舉，田聰明當選為分校核心小組成員。誰知此時的北京高校已經(jīng)開始“趕工作組”了，消息也很快傳到了分校。因此，分校工作組還沒開展多少工作就有人開始批判工作組了，分校核心組當然也就成了工作組的“幫兇”而被批了。他和工作組的關(guān)系確實不錯。組長叫武永泰，解放軍后勤學院一個教研室的主任，58歲，是正師職干部。一些人不僅貼大字報，還常到房間“質(zhì)問”，武永泰病倒了。此時，不少人不敢和工作組接觸了，而他卻幾乎每天要去武永泰房間看望。武永泰很顧大局，聽說北師大本校的工作組作“檢討”了，就說分校工作組也要“檢討”。

為了組織這次檢討會，分校師生代表組成主席團，田聰明也是一個成員，并被安排主持會議。那是一個下午，檢討會在分校西片的院里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參加。那次會給他印象深的是兩件事，一件是他宣布會議開始后，下邊馬上有人高喊“×××沒有權(quán)利參加今天的會，讓他滾出去！”那位老師退出了會場。當喊完第二次時，他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說：“咱們還是先聽武永泰同志代表工作組‘檢討’吧?！睘榱硕伦€別人再“節(jié)外生枝”的嘴，就問了一句：“好不好？”多數(shù)人應了聲“好！”會議開始了。

武永泰同志“檢討”的內(nèi)容，主要是圍繞當時宣傳的“老革命”如何“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態(tài)度”這個“新問題”，誠懇接受批評，然后分析根源。當講到分校工作組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時，武永泰同志哽咽了。此時，田聰明的眼淚也止不住了。他本來就覺得工作組剛來才幾天能有什么錯？加上武永泰同志當時的身體又不好，很同情。所以，他的掉淚既有思想不通，又有情感共鳴。這就是他主持那天“檢討”會印象深的另一件事，后來也成了批判他的一大“罪證”。

8月4日分校全體師生回到了北師大本校。一進校門，田聰明看到校園里大字報鋪天蓋地，許多校系和教研室的領(lǐng)導以及不少教授、老師被點名批判。他腦子里第一個反應是，“四清”運動的“二十三條”中說，打擊的對象只占百分之一、二、三，而現(xiàn)在怎么能有這么多呢？思想開始陷入了“不通”。當時主要是批判工作組，重點批判的對象是校工作組組長孫友漁，分校工作組組長也陪著。每次批判會結(jié)束后，田聰明總要送武永泰出校門。當武永泰說對不起時，他又掉淚了。在傳達了毛主席批評工作組的指示后，他不僅仍然不通，而且在內(nèi)心里產(chǎn)生了一個疑問：“毛主席這是咋的了？”怎么連這些情況也不了解？盡管每想到此的時間很短暫，也很不情愿，有時還伴隨著自我懷疑。

大約8月下旬9月上旬，學校根據(jù)上級要求，經(jīng)全校師生員工選舉產(chǎn)生了校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同時，師生自發(fā)成立了兩個紅衛(wèi)兵組織。一個是政教系四年級學生劉繼舜任師長的紅衛(wèi)兵師。劉是調(diào)干生，是部隊轉(zhuǎn)業(yè)的老黨員。參加該組織的多是黨員、學生干部，田聰明和班里不少同學參加了。在他去呼和浩特“串連”期間，被籌委會指定為校廣播站副站長兼編輯組組長。他返回學校到廣播站上班不幾天的10月7日，林彪在工人體育場群眾大會上講話，強調(diào)要繼續(xù)“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同時，“中央文革”表態(tài)支持北師大另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政教系五年級調(diào)干學生譚厚蘭任團長的井岡山戰(zhàn)斗團。于是，紅衛(wèi)兵師就不解自散了，籌委會也因被批代表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而癱瘓了。田聰明深知譚厚蘭與《紅旗》雜志及“中央文革”有密切聯(lián)系，就是人們說的有“后臺”，有“來頭”。但他仍堅持說“不上（井岡）山”，還說“什么時候也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紅衛(wèi)兵，加入了共產(chǎn)黨就夠了?！边@也成了后來批判他頑固堅持“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大“罪證”。

——從此以后，田聰明就一直挨批判，思想上的不通影響到了他的情緒和身體。11月中旬，他在一些同學的動員下參加了步行串連。十多個同學，起了個名叫“長征戰(zhàn)斗隊”，原準備乘火車到長沙后步行上井岡山，再到工農(nóng)紅軍長征出發(fā)地——瑞金，然后沿紅軍長征路線往前去?？墒且坏介L沙他就高燒到40度，住院十多天。同學等他出院后從長沙步行出發(fā)，經(jīng)韶山、井岡山，到了江西贛州。每到一個革命根據(jù)地他都增加了對毛主席的崇敬，可一想到現(xiàn)實就又禁不住搖頭，思想還是“不通”。到贛州后，根據(jù)當時中央的要求，他們乘火車經(jīng)南昌、上海于1967年1月31日晚回到北京。

1966年冬，作者（后排右三）參加大學本班部分同學步行“串連”。圖為參觀毛澤東韶山舊居留影。

那年春節(jié)是2月10日，田聰明原打算回校待兩天即回家過年?？闪钏麤]想到的是，一進校門，到處張貼著“一切權(quán)力歸井岡山”“向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奪權(quán)”等大標語，氣氛很緊張。當走到他居住的西南樓門口時，有一張“田聰明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大標語；一進樓門正對著走向二樓樓梯的墻上是一張“勒令”，勒令田聰明和他們班黨小組組長、團支部書記三人，交出所有“黑材料”，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主要罪名是“頑固堅持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

第二天，班里“造反派”小頭頭找田聰明“訓話”，要他不要離校，實行群眾專政，要集中精力交代問題。特別強調(diào)出身好也沒用，1957年的右派中就有出身好的人，同樣反黨反社會主義。然后要他交出“黑材料”，在他的所有書籍和資料中，搜出三本《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和從學雷鋒以來的二十多本日記，全抄走了。又過了幾天，系里一個“造反派”頭頭找他談話，大概是由于他們的出身有相同之處，除了指出他所犯嚴重錯誤外，一說不用與被群眾專政的人一起勞動了，二說政策是“給出路”。

此時的校廣播站，不斷廣播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向“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奪取黨、政、財、文大權(quán)；田聰明每天6點出操，領(lǐng)隊的“造反派”總是先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或“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語錄；學校成立了以譚厚蘭為主任的革命委員會；歌頌“一月革命”風暴，要實行“紅色恐怖”，甚至強調(diào)“囚徒當獄長，痞子要掌權(quán)”……

從頭年6月以來，田聰明對“文革”一些做法一直想不通，也很苦惱，但沒有懼怕，更沒有說過“軟話”?？纱藭r的他，卻產(chǎn)生了緊張和“恐懼”，就表示“愿意作深刻檢討”，同時陷入了他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痛苦。春節(jié)那天中午從食堂打回的帶魚、過油肉等菜，他放在宿舍窗臺上三天都未吃完；從夜深人靜時西直門火車站的鳴笛聲，到次日早上6點鐘的起床號——校廣播站放的北京電報大樓正點報時的樂曲，他徹夜不眠，時而默默地流淚，不斷想著毛主席，“這究竟是咋的了？！”

大約到了2月中下旬，田聰明的“檢討”——18張16開紙的小字報，貼在了宿舍樓道水房旁的墻壁上。他自己認為“夠深刻”了：一是違心地承認近九個月中一些主要爭論的問題上，自己錯了；二是違心地上了自己認為最高的“綱”——盡管自己主觀上擁護毛主席，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但由于自己路線覺悟不高，迷失了方向，客觀上站在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對立面。由此，他想可能會“過關(guān)”了。

再次令田聰明沒想到的，是這個“深刻檢討”換來的是又一批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一次次的批判會。特別是在批判會上面對各種質(zhì)問，他如果做些解釋，就被斥為“狡辯、抵賴”；如果因為“揭發(fā)”完全不實而說明事實的聲音高點，就被斥為“猖狂反撲”；如果他認為有的批判不值一駁，就不吭聲了，又被斥為“裝死躺下，以求一逞”……班里造反派頭頭又找他訓話，主要內(nèi)容就是要他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而且用毛主席關(guān)于“我們是動機和效果的統(tǒng)一論者”來“堵”他。

此時的田聰明，才真正理解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含意。認為這不只是個形容詞，而是確有其人其事。而且他由自己的遭遇，就想到了所有那些被批判甚至關(guān)押的人，包括今天這里打倒幾個“走資派”，明天那里又挖出幾個“叛徒、特務”，很可能也和自己一樣。因而對“文革”的懷疑更大了。所以，除了極度痛苦，有時又產(chǎn)生了憤怒。

田聰明覺得自己檢討已經(jīng)沒用了。往后要么就是以死抗爭，因為自己怎么可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如果組織上就這樣“定罪”，則生不如死；要么就是“與他們斗”，相信組織上明白了真相還會有出頭之日。他選擇了后者，就是要斗，要斗到底。

田聰明他們班串連最后返校的朱廣褔等幾個同學，不回避和他接觸、說話，他就流露了上述想法。這是他當時唯一的一次與別人交心，心里的感受稍好了些。在過了兩天后一個晚上的批判會，照例首先責令他交代、檢討。讓許多人沒想到的是，他比較平和地說：“我就不要檢討了，你們批吧。因為你們要我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綱，我死也上不去；如果不上這個綱，你們又通不過。所以，我檢討已經(jīng)沒用了?！彼f完后不少人顯得有些驚訝，主持批判會的人則很生氣，便呵斥他“下去吧！”

田聰明從會議室走出來有些如釋重負的感覺，回宿舍就先睡覺了，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起床后照例出操，他走到樓梯口看到墻上有一張用幾張紙豎著連起來的大字報《聲明》，停腳一看是關(guān)于他的，說“田聰明雖然犯有嚴重錯誤，但必須看到他的本質(zhì)還是好的。像這樣對他的批判，大方向有問題”。他們班44個同學中25人簽了名。這是他沒有料到的，所以格外受震動，感到振奮。他感謝班里那么多同學，更覺得自己原來就不該作那些違心的檢討。他自言自語地說：“你自己的事自己都不敢說真話，不敢堅持真理，讓別人怎么說呢？！”

在此后的日子里，對田聰明的批判還有，特別是批判《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的會，有人常以他為“活靶子”，有的大字報也點他的名，說他是“修正主義的黑黨員”等。但他明顯感到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在“應付”。此時的他對校革委會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他“想通了”，也就不那么痛苦了。許多活動不讓他參加，就“愉快”地過“宿舍—食堂—圖書館—操場”四點一線的日子。

——1968年國慶后，“工軍宣隊”進駐首都各高校，田聰明熱切企盼“打破譚厚蘭的一統(tǒng)天下”，因而他含著熱淚加入了校門口的歡迎隊伍。當時住在他們班的一位姓高的山西籍解放軍班長，據(jù)同學們說對田聰明很同情。12月25日，高班長通知他，第二天就同一位姓史的工宣隊員去山東搞“清理階級隊伍”的外調(diào)。這是兩年多來第一次分配他做的事，所以有人也說他從此“解放”了。后來才知道，中央要求搞“清隊”外調(diào)至少要有兩人，其中還必須有一名黨員。而學校教職工中的黨員不少因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被信任”，學生中黨員又很少，他就被起用了。對此，他當然還是欣慰的。

在此后的半年里，田聰明又同參加造反派的外班同學到河北、內(nèi)蒙古、陜西、甘肅及青海省諾木洪勞改農(nóng)場外調(diào)或查閱檔案，他工作得很認真。從諾木洪農(nóng)場回到西寧，因還要到蘭州、西安繼續(xù)外調(diào)，需要將已查閱檔案摘抄的材料寄回學校。他們先找到郵局，被告知機密材料寄不成，就又找到省軍區(qū)機要科才寄回。

可到了1969年6月中旬，“工軍宣隊”通知田聰明不要參加外調(diào)了，回班里參加活動吧。很快聽說是因他搞外調(diào)，“調(diào)查一件排除一件”，因而被認為是“白搞了”。他當即對這種不講實事求是的說法和做法表示了憤怒：“‘清隊’就是清嘛！外調(diào)不就是要把一些疑問、線索搞清嘛！難道調(diào)出一大堆‘壞人’才算成績？如果那樣，還叫‘清’嗎？！”此時，他不只對“工軍宣隊”失望了，而且認定“文革”有問題了。

9月份開始整黨，每個黨員都要在認真學習文件的基礎(chǔ)上，做一個“觸及靈魂”的發(fā)言。當時有個說法就是要“敢于沖鋒陷陣”。其中學生黨員主要“沖鋒”的“靶子”是“入黨做官論”“學而優(yōu)則仕”。田聰明的發(fā)言中違心之處也有，但就是沒有這兩條。因他深知自己對共產(chǎn)黨的認識和理解，深知自己的讀書之路是怎么走過來的。所以，盡管有人揪住不放，“工軍宣隊”也做工作，但他最終也沒從。

1970年1月，首都高校開展“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運動，因此前許多“左”的或“違法”活動沒讓他參加，就成了“不得不依靠的對象”。駐班的楊姓工人師傅找到田聰明，說領(lǐng)導要他負責一個“五·一六”嫌疑學生的專案組。他問有證據(jù)嗎？楊師傅說“百分之百”。他更產(chǎn)生了疑問，就提出要看已經(jīng)掌握的證據(jù)和線索。當楊師傅說要“保密”時，他說“那還要我負什么責？！”說完就走了。在此后兩年多的“批清”運動中，他又在循著“宿舍—食堂—圖書館—操場”四點一線過日子。他至今常說道，正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他不僅讀了一些書，而且觀察了許多人和事，思考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認為都是“反面教育”中所得，一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