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江西戰(zhàn)場勝利后，北伐軍面臨著下一步進攻方向的選擇。按照出師北伐時的決策，應該在打下武漢后，繼續(xù)北上河南，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但北伐軍在兩湖地區(qū)擊退吳佩孚軍后，東面又面臨孫傳芳的嚴重威脅，不得不開辟江西戰(zhàn)場。江西平定后，北伐軍東面的威脅解除，且兩湖、江西、福建、兩廣連為一體，可相互策應，戰(zhàn)略上已無缺陷。而且浙江省內(nèi)發(fā)起的自治運動，使浙江成為北伐軍與孫傳芳之間的暫時的緩沖區(qū)；河南也因內(nèi)部復雜，直系各將領趨于分裂，吳佩孚也無力反攻武漢。面對這種情況，革命陣營內(nèi)部就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存在幾種意見：

中共中央首先主張北伐軍貫徹原定方針，向北發(fā)展，對長江下游不宜進取，以避免和帝國主義發(fā)生直接的劇烈沖突。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又提出，北伐軍既不輕易同孫傳芳開釁，也不輕易進入河南，而是以主要力量統(tǒng)一西南，以準備進攻奉系。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改變以前的意見，主張攻克江西后繼續(xù)東下，完全消滅孫傳芳的勢力。蘇聯(lián)顧問加倫將軍則認為繼續(xù)向安徽、江蘇進軍很危險的，北伐軍應利用夏超、周鳳歧占領浙江，使江蘇、安徽成為緩沖地，主力應進取河南，同馮玉祥會師，并打通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

國民革命軍中部分將領主張利用河南、浙江為緩沖地帶，從事整頓休養(yǎng)，暫停進攻。

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

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態(tài)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堅決進兵江浙。在江西戰(zhàn)事進行時，蔣介石就提出進取東南的戰(zhàn)略。10月6日，他曾致電唐生智：“今日大局，為鞏固革命政治中心地計，應先肅清兩湖殘逆，團結內(nèi)部精神，使武漢安如磐石；一方則乘機解決東南，不使東北、東南之敵合以謀我，否則孫(傳芳)張(作霖)必有攝合以謀危革命中心地之一日?！詢珊垟秤芍醒胲娒C清，歸兄負責整理；以右翼軍與第1軍規(guī)劃東南，則責專而功必倍也。總之，武漢之患，不在于河南，而在于鄂西與湘西；目前革命之敵，不在于東北，而在于東南，兄以為何如？請詳籌示復，俾得呈請中央決定大計也。”[25]

當時，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倫也主張以浙江作為緩沖，勸蔣介石暫時不要進攻。但蔣介石攻取東南作為其勢力范圍的心情十分迫切，對這些勸告根本聽不進去。[26]

蔣介石堅決主張進軍東南當然有其考慮，因兩湖地盤已落入唐生智手中，蔣介石嫡系第1軍在北伐時戰(zhàn)斗力很差，蔣氏個人指揮常犯錯誤，因而蔣介石的威望處于北伐以來的最低點。為擺脫窘境，發(fā)展勢力，并遠離日益成為工農(nóng)運動中心的兩湖地區(qū)，蔣介石看中了富庶的江浙地區(qū)。江西戰(zhàn)場勝利后，蔣介石便進行了進軍東南的部署。他派遣第1軍第1師及補充第4、第5團，組成東路軍第5路，由王俊率領，進入浙西地區(qū)，一方面截擊自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蔭人部，另一方面為進取東南做準備。由于不少北伐將領對進取東南興趣不大，甚至抵制，因而蔣介石把希望放在他嫡系部隊何應欽率領的東路軍身上。這樣也能夠使蔣單獨經(jīng)營東南，而不讓其他勢力染指。于是蔣介石一面不斷催促何應欽迅速解決福建問題，早日率東路軍入浙；一面利用江浙地區(qū)的地方士紳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自治運動，以拖住孫傳芳的后腿。

但浙江局勢變化很快。1926年10月16日，浙江地方實力派人物夏超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兼浙江省長，宣布浙江“獨立”，脫離孫傳芳的統(tǒng)治。孫傳芳隨即派兵入浙鎮(zhèn)壓，夏超被捕被孫傳芳槍斃。[27]孫傳芳派陳儀率領他的第1師進入浙江，并就任浙江省省長。但陳儀也是浙江人，他的第1師也是浙江部隊，對鄉(xiāng)土感情很深。他回浙后，與浙江另一位實力派人物周鳳歧一起，仍然在與廣州國民政府秘密聯(lián)系，準備在適當時機起義反孫。

孫傳芳在江西失敗后，于11月18日微服赴天津，拜見宿敵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對張輸誠。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并任命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司令。這樣，直系孫傳芳同奉張勾結起來，張宗昌的魯軍奉命南下援助孫傳芳，負責保守安徽及長江北岸。12月4日，孫傳芳返回南京，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兼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根據(jù)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的同意部署，孫傳芳決定將蘇皖兩省地盤交直魯聯(lián)軍總司令張宗昌和皖軍接防，本人率領五省聯(lián)軍主力退守浙江，并反攻江西。孫傳芳不能容忍浙江自治運動繼續(xù)發(fā)展下去。

12月22日，孫傳芳命孟昭月率部突襲杭州，將正同北伐軍進行秘密接觸的浙軍陳儀(陳儀被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19軍軍長，但他還沒有正式宣布接受)所部浙軍包圍繳械，陳儀本人被押送南京監(jiān)禁。29日，孫傳芳任命孟昭月為浙江總司令。

這時，退駐紹興的陳儀余部與原來駐扎在紹興的浙軍第1師會合，宣布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9軍，繼續(xù)反抗孫傳芳的統(tǒng)治。31日，浙軍周鳳歧部在浙西衢州宣布起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軍，并奉命由衢州向富陽推進，以掩護東路軍主力進入浙江。孫傳芳一面派兵進攻陳儀余部，一面以主力進攻浙西周鳳歧部。

1927年1月3日，兩軍在富陽遭遇，隨即展開激戰(zhàn)。孫軍人多勢眾，周鳳歧部戰(zhàn)斗力較弱，很快被擊潰，被迫放棄富陽，一路向西退往龍游、衢州間集結等待援軍。孟昭月乘勝分3路向浙西推進；孫傳芳還命皖南孫軍出動，夾擊浙西；從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蔭人部也逼近浙西。浙西北伐軍三面受敵，且兵力薄弱，處境非常危險。東路軍入浙部隊不得不電請蔣介石迅速增援。

1927年1月1日至7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后會議。在蔣介石的堅持下，會議決定對河南吳佩孚部暫取守勢，對長江下游的孫傳芳部采取攻勢。會議還制訂了肅清長江下游的作戰(zhàn)計劃，主要內(nèi)容有：以第1、第14、第17、第19、第20軍組成東路軍，由何應欽任總指揮，白崇禧任前敵總指揮，以主力進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進取浙江。中央軍由蔣介石自兼總指揮，下分江左軍和江右軍；其中江左軍由第2、第6軍和獨立第2師組成，程潛任總指揮，由贛東北進取皖南配合東路軍進攻浙江；江左軍由第7、第10、第15軍組成，李宗仁任總指揮，攻擊津浦線，使敵不敢渡江南下。

以第8、第4、第11、第9軍及鄂軍第1師組成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牽制進入河南的奉軍，并以一部挺進皖北。

以第3軍為總預備隊，朱培德任總指揮，置于南昌、九江，居中策應。

此前浙西吃緊時，蔣介石非常著急，他對白崇禧說：何應欽在福建對付周蔭人，非半個月后不能調(diào)入浙江。東路軍在浙江已遭受失敗，勢不能久等。浙江戰(zhàn)事不利，不僅江西大本營根據(jù)地受影響，且使江右軍也受威脅。東路軍的失利并非兵力不足，而是指揮官指揮不當。因此，你我兩人應前去一人。白崇禧知道蔣介石的“雅意”是讓他前去，于是說：“總司令是全軍的統(tǒng)帥，豈可往局部指揮職，如果總司令不以我才能淺薄，我愿前往東路服務。”蔣介石聽了十分高興，立即任命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并在2天內(nèi)為白組織了前敵總指揮部，調(diào)總司令部參謀處處長張定璠為白的參謀長，總部機要秘書潘宜之為政治部主任。張、潘二人后來成為白崇禧的得力助手。而東路軍既有何應欽的總指揮部，又有白崇禧的前敵總指揮部，白、何兩人開始了合作，并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相互提攜。[28]

對于白崇禧就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李宗仁很為自己的助手能獨當一面而高興，他打算從第7軍中撥4個團給白崇禧，作為白以后發(fā)展的基本部隊。但白考慮到第7軍在北伐前線只有9個團[29]，若力量分散，將會影響戰(zhàn)斗力，因而他辭謝了李的好意，只是請李宗仁從第7軍中挑選300人作為他的衛(wèi)隊營。李宗仁立即照辦，并任命黃瑞華為衛(wèi)隊長。另外，蔣介石下令將新成立的第21師(師長嚴重)交白崇禧帶往東路作戰(zhàn)。

在長期充當參謀長后能夠有機會統(tǒng)兵作戰(zhàn)，獨掌方面，白崇禧也是很高興。在他被發(fā)表為前敵總指揮后，朱培德(第3軍軍長)、唐生智(第8軍軍長)、鄧演達(總政治部主任)等主要將領在南昌為白餞行，白氏心中高興，一口氣喝光了一瓶白蘭地。白氏生平是滴酒不沾的，一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緣故，二是因為白氏8歲時，曾與私塾同學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無知覺，事后白母嚴厲訓斥了他，從此白氏謹奉母命，基本上滴酒不沾。此次飲酒算是破了戒。[30]

1927年1月中旬，白崇禧從南昌出發(fā)赴浙江前線。臨行前，白崇禧得知夫人馬佩璋已從武漢動身前來南昌。但前線危急，白崇禧急于前往，所以沒等與夫人到來見一面就離開了南昌。幾天后，蔣介石為此打電話給白氏：“兄出發(fā)之次日，嫂夫人即前來。夫婦不乃相見，此中正之過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