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中的陳獨秀^[1]

今年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人們很自然地要回想起當年活躍在新文化運動戰(zhàn)場上的一些風云人物。

最近報刊上出現了幾篇為李大釗、瞿秋白同志鳴不平的文章?！吨腥A文史論叢》第二輯預告將要披露胡適部分遺稿。這些消息表明，在解放思想激流的沖擊下，學術界大膽沖破禁區(qū)，開始實事求是地評價一些歷史人物了。

給歷史人物以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評價，是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絕對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的典范是無須列舉數說的。這種優(yōu)良作風是革命導師留給我們的極其珍貴的財富。令人痛心的是，多年來，尤其是經過“四人幫”的破壞，這種老實的科學態(tài)度被遠遠地丟棄了。在學術研究中，因人廢言、因言廢人的現象相當普遍地存在。后來變壞了的人物，原先做過的好事乃至做出的貢獻，也不能被絲毫肯定；后來表現好的人物，即使早先表現不怎么好也被說成是如何如何好。對人和事的評價可以不顧歷史事實，僅僅為了證實某些論斷的正確，歷史可以被隨意打扮、歪曲、涂改。

陳獨秀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不能不說是個名人。他是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者之一，被開除出黨。但是，他確確實實又是我們黨第一任總書記，難道僅僅用“歷史的誤會”就能說明這個歷史現象嗎？在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無疑是領袖人物、主導人物。采取回避、抹殺、貶低、夸大局限性的做法，像我們已經有過的那樣，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科學態(tài)度的。對他這樣所謂復雜的歷史人物，也只能從歷史事實出發(fā)，使用既有分析又有批判的辦法，從而對他的功過作出全面的評價。這絕不只是對某個人物的具體評價問題，正確地認識、評價陳獨秀及其同類人物的問題，對我國現代革命史、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正如標題所標明的，本文只想就陳獨秀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發(fā)表一點淺見。由于近三十年來，談論這個問題的專門文章極少，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有意較多地援引了一些材料。至于文章觀點是否合理、正確，只好期待同志們的鑒定、批評。我們堅信：歷史總歸是歷史，與其一時得不出較為準確的結論，不如讓事實本身去說話吧。

一

“五四”運動是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運動，也是一次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即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不但對當時的愛國民主斗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發(fā)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創(chuàng)刊的《新青年》，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而《新青年》雜志的主要倡導者則是陳獨秀。

陳獨秀早年曾留學日本，回國后編《國民日日報》，主張實行民主革命，反對君主專制，并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反清斗爭。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師范學堂校長，一九一三年反袁革命失敗后逃亡日本。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九月十五日創(chuàng)刊《新青年》月刊^[2]，直到一九一七年，這個刊物主要是由他編輯的^[3]。一九一八年以后《新青年》逐漸轉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公允地說，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一起與胡適斗爭的結果。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內容是民主和科學?！缎虑嗄辍冯s志一開始就高舉起這兩面大旗，向封建主義進行了猛烈的進攻。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陳獨秀的具有發(fā)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在歷數了當時中國社會黑暗之后，便向青年大聲疾呼：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于自覺勇于奮斗之青年，發(fā)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于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置留于腦里，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舴蛎髌涫欠?，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里所陳的“六義”，實際上已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德、賽二先生”即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揭示出來了。

陳獨秀在這篇文章里，對民主和科學有具體的論述。民主在這里被稱為“人權”：“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關于科學，他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無知妄作之風息焉?！辈⑦M一步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彪m然，這種民主與科學的解說，是從資產階級那里販來的。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已發(fā)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這些資產階級的學說已失去其進步性，但是，在當時中國的介紹和發(fā)現，仍具有不小的積極意義。新文化運動的斗士們正是用這種“破爛的武器”向陳舊腐朽的封建主義思想堡壘發(fā)動進攻的。

由于袁世凱稱帝、康有為反對共和等一系列封建復古活動，都是打著尊孔的旗號進行的，新文化運動的斗爭鋒芒便很快地指向了以維護封建專制為中心的孔子學說。陳獨秀連續(xù)發(fā)表了《一九一六年》^[4]《吾人最后之覺悟》^[5]《駁康有為致總統(tǒng)總理書》^[6]《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7]《憲法與孔教》^[8]等政論，充滿著對封建禮教和專制制度的強烈憎恨，他指出以孔教學說為代表的封建倫理道德是阻礙中國人民覺醒的大敵，號召人們擺脫“奴隸之羈絆”，完成思想和個性的解放，以求政治上的進步。在這場反對封建復古主義的斗爭中，他表現了堅決的勇敢精神，他不愧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鋒。

《新青年》在“五四”思想革命運動中突出的作用和巨大的影響是歷史公認的。例如，當時杭州第一師范學校有學生四百人左右，有一個時期就銷行《新青年》和《星期評論》四百幾十份^[9]。在《新青年》的影響下，許多覺悟的青年，紛紛辦雜志、寫文章，提倡新思想。《新青年》六卷三號載有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新聲社”給編者的信，其中說：“我們從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醒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我們對于編《新青年》的先生，實在表不盡的感謝了?！薄拔覀冞@《新聲》出版之后，當然是群起而攻之，所受的打擊不消說得了。敬祝新青年萬歲！”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學生王統(tǒng)照來信：“記者足下，校課余暇，獲讀貴志，說理新穎，內容精美，洵為最有益青年之讀物?！?sup>[10]一位讀者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說：“今春一讀大志，如當頭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價值，西法之效用，腐舊之當廢，新鮮之當迎。”^[11]

《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和不可磨滅的功績，決定了“五四”新文化這場斗爭的主要領導人不是別人，而是陳獨秀。雖然他當時還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還沒有可能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最新武器指揮戰(zhàn)斗，但是，這一切并不妨礙他成為這場運動的旗手。

二

開始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運動，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也是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當時一些啟蒙思想家，以《新青年》為陣地，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對封建文學營壘，從內容到形式都展開了凌厲的攻勢。“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后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fā)難者?！?sup>[12]陳獨秀就是舉起文學革命旗幟的第一人。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的主張，被陳獨秀稱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的急先鋒”?？墒牵瑢嶋H上他舉的不是“文學革命”的旗幟，而是“文學改良”的旗幟。他的“八事”主張中，“須言之有物”“不作無病之呻吟”，確實涉及了文學的內容，但這內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確。他提倡以白話代替文言，這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對否定封建舊文學、創(chuàng)建白話的新文學有進步的意義。但是，總的看來，他的主張和態(tài)度，既模糊，又軟弱，改良主義色彩極重。真正首先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的，應該是陳獨秀。

一九一七年二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梢哉f，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揭橥文學革命旗幟的宣言。

在這篇文章里，陳獨秀在“畏革命如蛇蝎”的社會中，以大無畏的精神，毅然提出：“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标惇毿阃闯夥饨ㄎ膶W的“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的荒謬，稱“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封建文人為“十八妖魔”，大膽宣稱：“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zhàn)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陳獨秀這種大呼猛進的革命主張，顯然跨過了胡適“口欲言而囁嚅，足欲行而踟躕”的“芻議”，給啟蒙思想運動帶進了文學革命的叛逆呼聲。他的這篇文章和以后的一些主張，成了“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在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歷史潮流中，有強烈的戰(zhàn)斗性和鮮明的號召力。

文學革命的運動，不是孤立進行的。陳獨秀始終注意把文學革命作為社會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適的“芻議”，僅僅是從“世界歷史進化的眼光”，相信“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確認白話文學必然“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他只相信“一點一滴的改良”，不敢提出思想革命和社會改革的思想。陳獨秀一開始就同胡適的形式主義的文學改良劃清了界限。陳獨秀認為，革命是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的動力?！扒f嚴燦爛之歐洲”之所以出現，是“革命之賜也”。文藝復興以來，歐洲的政治、宗教、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中國政治之所以“黑暗未滅”，文學藝術之所以“垢污深積”，都是因為“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fā)文明利器故”。因此，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sup>[13]當然，陳獨秀這里所說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他的革命理想，是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和它的“莊嚴燦爛”的文明。遠在“五四”運動之前，甚至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陳獨秀不可能提出超出他生活的時代的革命藍圖。但是，他的理想的目標，在中國并不存在產生的條件。重要的不是他的目標，而是他實踐的手段。他主張用改良社會政治的文學革命，來反對維護封建社會制度及其倫理道德的舊文學。打倒“垢污深積”的封建文學，是為了推翻“黑暗未滅”的封建社會。這種顯然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主張，包含了深刻的反封建的政治內容。在一個時期里，胡適形式主義文學改良的鼓噪，淹沒了思想革命的戰(zhàn)斗呼聲。陳獨秀等人倡導的文學革命同反對舊道德的思想革命緊密結合、蓬勃發(fā)展之后，魯迅便熱情地投入了《新青年》的戰(zhàn)斗行列。這個事例也證明，《新青年》提倡的文學革命，開辟了文學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陳獨秀文學革命主張的戰(zhàn)斗性，與胡適文學改良主張的不同，首先就表現在這里。

其次，陳獨秀一開始就沒有把文學革命主張只局限于語言形式的改革，而十分重視文學內容的革命。他明確提出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使用的是文言，而是因為他們遵奉“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的古法，失去了“獨立自尊之氣象”“抒情寫實之旨”，于“大多數無所禆益也”。其形式“陳陳相因”“有形無神”；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14]后來，他又明確主張文學應該用以“改造社會，革新思想”。^[15]他要求文學要表現人生，表現社會，“赤裸裸地抒情寫世”，以有益于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些，還是資產階級啟蒙主義文藝思想。在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條件下，他用這種主張來反對封建的文學，努力使文學從“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的工具，變成“改造社會，革新思想”的武器，這本身，不能不說是文學上的一個重大的革命。

有的論者，依據陳獨秀不贊成胡適的“須言之有物”一條，便認為他主張文學應該超越政治，不應該“言之有物”。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在給胡適的復信中確實說過：在“不作無病之呻吟”之外，不必再提“言之有物”了。因為“言之有物”一語，如果“不善解之”，“其流弊將毋同于文以載道之說，以文學為手段，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竊以為文學之作品，與應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與伎倆，所謂文學美術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是否可以輕輕抹殺，豈無研究之余地”？^[16]在給另外一個人的復信中，他又說：“‘言之有物’一語，其流弊雖視‘文以載道’之說為輕，然不善解之，學者亦易于執(zhí)指遺月，失文學之本義也?！?sup>[17]不難看出，陳獨秀不同意提“言之有物”，并不是反對文學表現社會現實的內容，不是主張文學超越政治。他是看到這一表述解釋不清可能造成的流弊，要同“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念劃清界限。他是堅持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他說：“實寫社會，即近代文學家之大理想大本領。實寫以外，別無所謂理想，別無所謂有物也?！?sup>[18]他又說：“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文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六經’，妄稱‘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以自貶抑?！?sup>[19]他的反對“言之有物”，是反對用文學表現“圣賢之言”，載孔孟之道；他講的文學自身獨立之價值，是要文學從“攀附”圣經賢傳的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他提倡文學除了“狀物達意，描寫美妙動人，此外不應再有其他目的”，是為了強調文學本身的藝術特征，把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區(qū)別開來。他沒有反對文學描寫社會和人生，更沒有反對文學作為改造社會革新思想的武器。他的表述確實有不明確和混亂之處，但在這混亂和矛盾的外殼下，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主張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質。

陳獨秀文學革命主張的戰(zhàn)斗性，還表現在他同封建舊文學徹底決裂的態(tài)度。胡適提出改良主義的“芻議”，唯恐有“矯枉過正”之處，對來自封建勢力的反對，不敢表示一點微詞?！拔彷呉褟埜锩?，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sup>[20]陳獨秀比起胡適的這種軟弱妥協(xié)態(tài)度，堅決多了。他在回信中針鋒相對地提出：“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sup>[21]事實也確實如此。文學革命主張?zhí)岢龊螅瑖兄?，“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其中也出現了種種折中的論調。有的主張選古文標準讀本，白話可“由是以趨改進”；有的主張小學與中等以上學校分授白話和文言，以別雅俗；有的主張白話為各種文學實“矯枉過正”，“急進反緩，不如姑緩進行”。對于這種種貌似折中的論調，陳獨秀始終抱著不退讓、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對于自己的主張，絕對地信守著，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遂不致上了折中派的大當”^[22]。

陳獨秀這種堅決徹底毫不動搖的態(tài)度，對文學革命的發(fā)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鄭振鐸后來說的那樣:“他是這樣的具著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著打先鋒的事業(yè)。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革命事業(yè)乃在這樣的徹頭徹尾的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里告了成功?！?sup>[23]

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初，隨著陳獨秀逐漸變?yōu)橐粋€初步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革命文學主張也有了新的因素。如他進一步認識了文學改革同時代進步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說：“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的社會改造”，反對軍閥財閥的“侵略主義和占有主義”，要求要有“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與此相適應，他提出了文學“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為中心”，“要創(chuàng)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24]他強調新文化和新文學在“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25]方面的作用。他努力用社會經濟基礎的發(fā)展來解釋文學革命發(fā)生的原因。他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yè)發(fā)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fā)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26]胡適對這個接近唯物史觀的解釋十分不滿，仍堅持歷史唯心主義的立場。他說：“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sup>[27]這種意見上的分歧，反映了“五四”新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分化的客觀趨勢，也可以看出陳獨秀文學革命主張前進的足跡。

陳獨秀在這個時期的革命文學主張，其徹底的不妥協(xié)的反封建態(tài)度，是生氣勃勃的，是富有戰(zhàn)斗性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弱點和局限。他的三種文學，缺乏明確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內容，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沒有充分地闡述，帶有朦朧模糊的性質。他主張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和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仍是停留在要求個性解放的反封建的高度，未能包含深入人民群眾中去的內容和方向。這里的“國民文學”同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學”一樣，“實際上還只能限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28]。他提倡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認為我國文藝“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29]，但又分不清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的區(qū)別，錯誤地認為自然主義“視寫實主義更進一步”^[30]而加以鼓吹。他對于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學遺產，“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fā)展”^[31]。毛澤東同志對“五四”運動“許多領導人物”的這一批評，也適用于說明陳獨秀文學革命主張存在的嚴重毛病。盡管如此，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畢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面旗幟，“它支配了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壇，更發(fā)動了后十年的新的文學運動”^[32]。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貢獻是不可泯滅的。

三

《新青年》旗幟鮮明地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不能不引起社會上一切復古勢力的忌恨。隨著文學革命聲勢的日益壯大，《新青年》及文學革命的一些倡導者，便成了復古派文人非難和攻擊的鵠的。“這面‘文學革命’的大旗的豎立是完全地出于舊文人們的意料的。他們始而漠然若無睹，繼而鄙夷若不屑于辯，終而卻不能不憤怒而詛咒著了?！?sup>[33]對于舊文人們的形形色色的憤怒和詛咒，陳獨秀及《新青年》其他一些同人，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陣營同封建復古派的斗爭，就成了整個“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場斗爭中，陳獨秀同樣表現了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戰(zhàn)士勇猛堅定的態(tài)度。

《新青年》出版以后，受到封建遺老遺少的“八方非難”，被他們視為“離經叛道的異端，非圣無法的叛逆”。一九一九年一月，發(fā)表在《新青年》六卷一號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就是陳獨秀撰寫的一篇聲討復古派的戰(zhàn)斗檄文。面對復古派加給《新青年》的破壞孔教禮法、破壞舊倫理道德、破壞舊文學等種種罪名，陳獨秀理直氣壯地宣稱：“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e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彼鑫鞣揭驗閾碜o德、賽兩先生，釀成“流血革命”，換來“光明世界”的教訓，認定只有德、賽兩先生才能“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在該文最后宣告：“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科學和民主，是思想革命的旗幟，也是文學革命的旗幟。它反映了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新興無產階級的歷史要求和時代的精神。陳獨秀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痛擊復古派的種種非難，揭示了對舊政治、舊道德和舊文學進行變革的歷史必然性，這就把《新青年》反復古逆流的斗爭提到更加自覺的高度。他那種“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的大無畏精神，不是個人的表現，它體現了《新青年》團體堅持真理的決心和勇氣。這里，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思想因素在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戰(zhàn)士身上產生的寶貴的影響。

后來，陳獨秀因散發(fā)傳單被捕入獄。在他出來的時候，李大釗同志寫了一首題為《歡迎獨秀出獄》的詩。詩里說:“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究戰(zhàn)不勝真理。什么監(jiān)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薄拔覀儸F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34]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堅定的言論，代表了《新青年》集體堅持真理的聲音。

在反對復古派的斗爭中，陳獨秀很少改良調和的色彩。他不局限于文學形式上的紛爭，而把反對舊文學同反對舊道德的斗爭結合起來。他說：“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sup>[35]又說：“舊文學與舊道德有相依為命之勢，其勢目前雖不可侮，將來必與八股科舉同一運命耳?！?sup>[36]這里，陳獨秀使用的仍是改造國民性和進化論的思想武器。但他認識到改革舊文學、舊道德與改革社會政治的依賴關系，堅信舊文學、舊道德的必然滅亡。這就是他主張的現實的革命性。

當時，封建復古派文人加給《新青年》一個惡謚：“罵人”。特別是劉半農、錢玄同的《答王敬軒書》的雙簧戲之后，更激怒了一些頑固勢力。他們紛紛攻擊《新青年》，“不務以真理爭勝，而徒相目以‘妖’”，“開卷一讀，乃如村嫗潑罵，似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37]胡適聽了之后，把這些攻擊視為“諍言”，責備劉半農事出輕薄，屢表不滿。魯迅則堅決支持劉半農、錢玄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戰(zhàn)斗態(tài)度。他還建議，有些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同時刊登，以便“出而又出，傳播更廣，用副我輩大罵特罵之盛意”^[38]。陳獨秀的態(tài)度與魯迅相同。有人寫信反對《答王敬軒書》，攻擊《新青年》“肆口侮罵”。陳獨秀堅定地指出：對那些“閉眼胡說”的頑固派“則唯有痛罵之一法”，并痛斥他們是“學愿”，是“真理之賊”^[39]。有人寫信，勸《新青年》不要“罵人”。陳獨秀復信答得好：“罵人本是惡俗，本志同人自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辯論真理的時候，本志同人大半氣量狹小、性情直率，就不免聲色俱厲；寧肯旁人罵我們是暴徒，是流氓，卻不愿意裝出那紳士的腔調，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于天下。因為我們也都‘抱了掃毒主義’，古人說得好，‘除惡務盡’，還有什么客氣呢？”^[40]確實如此。對封建頑固派，沒有什么客氣可講。正因為有了這種堅持真理，辨明是非，不怕笑罵，除惡務盡的態(tài)度，新文化運動才能排除復古派的干擾障礙向前發(fā)展，文學革命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

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間，以《新青年》陣營為中心的新文化思潮同以林琴南為代表的封建復古派逆流，展開了一場大論戰(zhàn)。陳獨秀以剛剛誕生的《每周評論》為主要陣地，為保衛(wèi)文學革命的兩大旗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封建復古派文人林琴南及其門生、封建遺少張厚載，造謠言，編小說，寫公開信，運動反動當局，妄圖一舉撲滅新文化運動。陳獨秀針對他們的卑劣伎倆，在《每周評論》上連續(xù)發(fā)表了《關于北京大學的謠言》《舊黨的罪惡》《林紓的留聲機》《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林琴南很可佩服》等文章和隨感錄。他闡明了這場新舊思想斗爭的實質，指出這些“迷頑可憐的國故黨”之所以如此仇恨《新青年》，就是因為它“反對孔教和舊文學”；他揭露了“國故黨”“依靠權勢”，“暗地造謠”，向新文化運動反撲的陰險卑劣的面目；他斷言頑固派“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逃脫不了最終失敗的命運。在這些戰(zhàn)斗的文章中，閃爍著銳利的革命批判鋒芒。

陳獨秀和李大釗一起，以毫不妥協(xié)的革命姿態(tài)，在《每周評論》上組織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戰(zhàn)斗。周刊發(fā)表了李大釗、魯迅思想深刻鋒芒畢露的戰(zhàn)斗文章；轉載了林琴南謾罵《新青年》同人的小說《荊生》，陳獨秀親自撰寫批判性的按語，“請大家賞鑒賞鑒這位大古文家的論調”。周刊刊登了對《荊生》“文法之舛謬，字句之欠妥”一一進行批改的辛辣雜文，出了這位“海內所稱大文豪”林琴南的丑。他還在《每周評論》開辟《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一欄，出了兩期“特別附錄”，摘登各地報刊批判林琴南、聲援新思潮的輿論。

這場反復古的大戰(zhàn)，帶有過去所未曾有的特點。它把新文化運動擴展成為廣泛的社會新舊思潮的斗爭。反對封建舊文化同反對封建軍閥政府權勢的斗爭進一步結合起來了。斗爭的結果，以復古派的慘敗告終。林琴南等被斥為“學術界之大敵，思想界之蟊賊”，受到憤怒的申討，新思潮卻像滔滔洪流向前發(fā)展。它的勝利，使《新青年》這面文學革命的旗幟更加鮮艷奪目。陳獨秀在這場斗爭中表現了一個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鋒芒和才能。

陳獨秀還不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tài)參加這場戰(zhàn)斗的。他沒有從階級斗爭的歷史唯物主義高度來看待這場斗爭的實質。這一點，他不如李大釗。李大釗在斗爭中的第一篇文章《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中，以蘇聯十月革命為例，從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論述了反動頑固勢力及其依靠的“偉丈夫”的必然失敗和新文化潮流的必然勝利。陳獨秀對封建軍閥的“偉丈夫”卻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相信封建軍閥刺刀操縱下的國會“沒有干涉國民信仰言論自由的道理”，說“稍有常識的議員都不見得肯做林紓的留聲機”。^[41]“五四”運動之后一個時期，陳獨秀仍然認為“我們不情愿階級斗爭”，要使資本作用“漸漸消滅”，從而“不至于造成階級斗爭”。^[42]他勸人們用“同情的熱淚”，使殺人的軍閥放下屠刀，“一同走向光明”。^[43]這種唯心史觀的局限，不能不給他反對文學上復古派的斗爭帶來上述的弱點。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歷史事實。

四

一九三二年，劉半農編輯了一本《初期白話詩稿》。這本印得相當精致的線裝書，集印了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沈尹默、周作人等人在內的“白話詩初期幾位詩人的手跡”。在《序言》里，劉半農講：“仲甫先生的白話詩作得很好，舊體詩作得很好。白話詩就我所知道的說，只有《除夕》一首。”這里說的《除夕》，原題是《丁巳除夕歌》，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號上。這確實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陳獨秀的第一首白話詩。

《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是從白話詩最先開始實踐的。這在文學革命中具有拓荒的意義。當時報刊載文稱：“近來《新青年》雜志中，提倡這種自由白話詩，真是中國詩歌的大革命?！?sup>[44]為了壯大新詩革命聲勢，回擊封建文人的非難，《新青年》許多同人都參加了新詩創(chuàng)作。陳獨秀的《除夕歌》，就是這種戰(zhàn)斗的產物。劉半農把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都算在“白話詩初期幾位詩人”的行列，不是沒有道理的。但他說陳獨秀的白話詩“只有《除夕》一首”，就不正確了。至少，在《新青年》七卷二號上，我們還讀到了陳獨秀出獄后寫的另一首白話詩《答半農的D——詩》。這首詩，是對劉半農因他被捕入獄而寫的一首詩的答復，但思想很不高明。他宣揚用“同情的熱淚”做封建軍閥和頑固勢力“成人的洗禮”，充滿了托爾斯泰式的迂腐說教。倒是他的那首《除夕歌》寫得比較好些。

“除夕歌，歌除夕；幾人嬉笑幾人泣；富人樂洋洋，吃肉穿綢不費力。窮人晝夜忙，屋漏被破無衣食。長夜孤燈愁斷腸，團圓恩愛甜如蜜。滿地干戈血肉飛，孤兒寡婦無人恤。燭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為人出力?？念^放炮接財神，財神不管年關急?！眲趧尤嗣竦奶漯囂柡聝汗褘D的呻吟無告，軍閥勢力的魚肉百姓，封建迷信的虛妄害人，都寫出來了。有趣的是，同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胡適的一首《除夕歌》，記敘他同一個朋友吃午飯的經過:“記不清楚幾只碗，但記海參銀魚下餃子，聽說這是北方的習慣。飯后濃茶水果助談天，天津梨子真新鮮！吾鄉(xiāng)雪梨豈不好？比起它來不值錢！”陳獨秀的詩里，也有“人生如夢”的感慨。但是我們要看其主要的，同是《除夕歌》，一個是社會憤懣不平的呼聲，一個是資產階級享樂生活的津津樂道，兩相比較，顯示了多么不同的思想境界，也看出胡適所謂“言之有物”的真正內容究竟是什么。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實踐，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翻譯介紹外國進步的文藝思潮和作家。陳獨秀同“五四”前后一些新文化提倡者一樣，把介紹西方進步的文藝思潮和作家，看作是傳播科學民主思想、改革中國社會現實的一種手段。正如沈雁冰在一篇文章中說的：“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sup>[45]

陳獨秀的翻譯介紹西方文藝思潮，貫穿了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早在一九〇三年，他曾為蘇曼殊譯的雨果的《慘社會》做了潤飾修改工作，刊于上?！秶袢杖請蟆飞希髞韴蠹埍黄韧？?，這部作品又經陳獨秀補譯，改名《慘世界》，署名“蘇子谷、陳由己（陳獨秀別號——引者）同譯”，以書刊行于世。這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一書在中國較早的譯本。一九一五年，他在為蘇曼殊的文言小說《絳紗記》寫的序里，又介紹了“以自然派文學馳名今世”的英國文學家王爾德和他的《莎樂美》。接著，他在蘇曼殊《碎簪記》后序中，闡明了這些外國愛情小說的意義。他肯定了“古今中外之說部”描寫自由戀愛，反對封建束縛的進步意義?！叭祟愇闯龊诎狄靶U時代，個人意志之自由，迫壓于社會惡習者又何僅此，而此則其最痛切者。”王爾德的《莎樂美》有極重的唯美主義色彩。陳獨秀介紹它，并不是沉迷于唯美主義的藝術，是借其“最痛切”的愛情故事，鼓吹反對社會惡習的“迫壓”，爭取“個人意志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