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溫斯頓·丘吉爾的一生與英帝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始終不渝地為捍衛(wèi)英帝國而抗爭，堅決反對任何損害英帝國利益的行為，包括一切非殖民化的政策措施。他的這種抗爭在“二戰(zhàn)”時達到頂峰。但是當“二戰(zhàn)”后非殖民化的浪潮蓬勃興起之時，尤其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后，丘吉爾卻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些非殖民化的舉措，基本上順應了非殖民化的潮流，實現(xiàn)了他一生中對于英帝國立場的重大改變。而對于英帝國而言，非殖民化過程也是英帝國衰亡的過程。本書主要根據(jù)丘吉爾本人的著作、書信和演講以及英美兩國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相關原始文件資料，對丘吉爾及其政府的帝國觀念和立場，特別是在非殖民化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舉措，作了系統(tǒng)的研究探討，重點放在丘吉爾“二戰(zhàn)”期間和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間。同時，對英國非殖民化及相關問題，特別是美國的作用和影響等作了探討，以對丘吉爾在英帝國的非殖民化中的作用和影響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地通過斗爭迫使宗主國改變政策，從而使得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地獲得獨立，導致歐洲殖民帝國全面崩潰的一場運動，是20世紀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場運動不僅給各主要殖民帝國帶來致命性的沖擊，使絕大部分殖民地、附屬地和附屬國人民獲得民族獨立和解放，而且對于改變世界上各種力量的對比和確立新的世界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后果在今日世界清晰可見，并且還將繼續(xù)對人類歷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非殖民化”這個詞是20世紀30年代出現(xiàn)的新詞匯，派生于殖民化（colonization）一詞，是在該詞前面加上了帶有相反意義的前綴“de-”。在1938年版《崩潰的帝國》一書中，毛里茲·波恩（Moritz.J.Bonn）在英語中最早使用該詞，他寫道：“一場非殖民化運動正在席卷各個大陸。”⁽¹⁾非殖民化這個詞出現(xiàn)在俄文文獻中的時間更早一些，見于1928年共產(chǎn)國際六大關于非殖民（地）化的爭論的記載。⁽²⁾“二戰(zhàn)”之后，該詞得到廣泛的使用。不過，各方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和理解存有不小的差距。中國和蘇聯(lián)時期的學者更多的是將這場運動稱為民族解放運動，強調這場運動的性質是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斗爭，西方殖民帝國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和被動的；西方學者多用非殖民化一詞來描述這場運動，強調西方殖民者在這一進程中所起的是主要的、主動的作用。在此，我們贊同國內學者的看法，即“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推翻殖民統(tǒng)治的活動稱作‘非殖民化’是不恰當?shù)摹薄?sup>(3)從目前情況來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界，大都接受國際上流行的做法，將該詞作為一個中性詞來使用。聯(lián)合國早在1960年第15屆大會上就發(fā)表了《非殖民化宣言》，次年聯(lián)合國大會又成立了“非殖民化委員會”。在決定成立該委員會的大會決議中，有這樣一句話：要制止“某些國家在非殖民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部分或整個的破壞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的現(xiàn)象”。1965年，聯(lián)合國發(fā)表了一份關于非殖民化委員會工作的專門文件：《聯(lián)合國與非殖民化》。因此，我們認為：“非殖民化”一詞的含義從廣義上說泛指由殖民地、保護國、委任統(tǒng)治地過渡到獨立國家的歷史事件；從狹義上講則指“二戰(zhàn)”后在民族獨立運動的壓力下，殖民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出發(fā)，被迫改變政策，從而使得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地獲得獨立，導致殖民帝國時代終結的歷史進程。

就整個世界范圍而言，西方國家向海外的殖民化始于15世紀末，此后直至18世紀下半葉，殖民化不斷在深度和廣度上擴展。英國則從1607年開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這一勢頭在1775年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爆發(fā)拉開了殖民地走向獨立的帷幕，不久這股民族獨立浪潮由北向南席卷美洲大陸，拉丁美洲的西屬和葡屬殖民地人民發(fā)起反殖民主義的斗爭，許多殖民地獲得獨立和解放。從廣義上說，這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非殖民化。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使西方殖民列強的實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爭的興起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從而導致了第二次非殖民化。

英國是西方列強中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的殖民化始于17世紀初，到“一戰(zhàn)”前達到極盛。彼時，英國的屬地遍及全世界，號稱“日不落帝國”，其總面積已達到3 350萬平方公里，為其本土面積的110倍，屬地的人口也多達3.9億。對于英帝國而言，廣義上的非殖民化亦從其最早的殖民地——北美13個殖民地于1775年發(fā)起獨立戰(zhàn)爭時就開始了。列克星敦的槍聲震撼了倫敦的白廳，埃德蒙·伯克那富有哲理又令人深思的勸諭給他的英國同胞上了極好的一課，他的那句名言廣為流傳：為了保全就要改革。⁽⁴⁾英國戰(zhàn)敗后，被迫于1783年承認美國獨立。因此，英國著手改革殖民政策，英帝國內的非殖民化便首先在主要由白人移民組成的移民型殖民地中展開了。

面對在北美的慘痛教訓，英國政府不失時機地調整了殖民政策，對來自移民型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不再采取武力鎮(zhèn)壓的方法，而是采用更加謹慎和穩(wěn)妥的策略，經(jīng)過認真而細致的調查研究，轉而主張讓那些由白人移民組成的殖民地依照英國的模式實行程度不同的自治和責任政府制度，因此英帝國的非殖民化走上了一條與北美獨立戰(zhàn)爭形式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的第一個實例是加拿大殖民地。該殖民地由以英國移民為主的上加拿大殖民地和以法國移民為主的下加拿大殖民地組成。英國在18世紀中葉的“七年戰(zhàn)爭”中擊敗法國，占據(jù)了整個加拿大。1837年，加拿大各地發(fā)生了多起反對英國殖民當局的暴動。事后不久，英國即派出德拉姆勛爵前往該殖民地進行調查，要求他盡快提交調查報告。1839年這份以德拉姆勛爵的名字冠名的報告被正式提交給英國政府，報告指出：只給予殖民地人民選舉具有咨詢權力的代表的權利是遠遠不夠的，為了避免美國式的獨立戰(zhàn)爭在加拿大重演，并使殖民地人民繼續(xù)效忠于母國，應給予加拿大更大的自治權，建議在當?shù)亟⒇熑握贫?；同時為便于管理，提議將上加拿大與下加拿大合并。德拉姆勛爵所說的責任政府制度，是指由選舉產(chǎn)生立法議會，有權任命和罷免行政官員，監(jiān)督行政內部事務。這份報告在英帝國的演變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英帝國內自治領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根據(jù)英國議會于1840年通過的加拿大法案，德拉姆報告的大部分建議得到了實施，加拿大在英國的諸移民型殖民地中率先建立起責任政府制度，享有較大的自治權。1867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英屬北美法案》，將上、下加拿大以及新不倫瑞克和新斯科舍合并，結成聯(lián)邦，給予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作為自治領，加拿大擁有管理其內政的全部權力，英國只保留代管外交和國防事務的權力。此后，澳大利亞（1901年）、新西蘭（1907年）、南非（1910年）和愛爾蘭（1921年）先后獲得英帝國內的自治領地位。

“一戰(zhàn)”之后，自治領因其在戰(zhàn)爭中的貢獻，國際地位得到提高。它們與其他主權國家在國際場合平起平坐，參與討論各項重大國際事務，其主權國家的地位實際上已獲世界各國的承認。英國政府面對這個變化，適時調整了帝國政策，承認既成事實。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標志著帝國內一個新的組織——由英國和自治領組成的英聯(lián)邦的誕生。英聯(lián)邦的建立表明了英國實力的削弱，顯示出帝國內存在的離心傾向，但它并不包括英屬殖民地、保護國和委任統(tǒng)治地，對英帝國的解體并無直接的作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摧垮了英帝國的根基，由此引發(fā)的非殖民化才使得帝國解體。因此，這場新的非殖民化運動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英國戰(zhàn)后的非殖民化大致上可以以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為分水嶺，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最重大的事件是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在此之前有1946年約旦、敘利亞的自治，在此之后有1948年緬甸、錫蘭的獨立；在第二階段中，馬來亞、加納于1957年獲得獨立，進而使麥克米倫政府的“變革之風”吹遍非洲大陸和其他地區(qū)。其后的30多年中，英國的50多個殖民地、保護國、委任統(tǒng)治地大都贏得獨立，英帝國不復存在。關于這場非殖民化的具體進程，各家著述汗牛充棟，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丘吉爾在戰(zhàn)后的首相任期是從1951年10月到1955年4月，處于兩次非殖民化高潮之間的低谷時期。

對于非殖民化，馬列主義思想家通常稱之為民族解放運動，認為殖民主義者的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剝削導致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斗爭。對于殖民地人民來說，首先要正確認識所處的具體歷史時代和條件。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具體特點。”⁽⁵⁾在此基礎之上，殖民地人民需要認識到，消除殖民壓迫、獲取民族獨立是其首要的任務。恩格斯形象地把民族獨立比作民族發(fā)展的土壤、空氣、光線和場地，他在分析波蘭的情況時說：“每一個波蘭的農(nóng)民和工人，一旦從自己的閉塞狀態(tài)中覺醒起來參加為共同利益進行的斗爭，首先就會碰到存在民族壓迫的事實。它到處都是他們前進道路上的第一個障礙。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fā)展的基本條件?！?sup>(6)因此，解決民族獨立問題是一個民族發(fā)展的起點。恩格斯說：“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取得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⁷⁾他在談到愛爾蘭問題時更是明確指出：“作為愛爾蘭人，他們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職責是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sup>(8)而且，民族獨立也是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國際團結，與資本主義進行斗爭的必要前提。因為“不恢復每個民族的獨立和統(tǒng)一，那就既不可能有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聯(lián)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⁹⁾。而要實現(xiàn)民族獨立、推翻殖民統(tǒng)治，決不能仰賴殖民主義者的恩賜，必須依靠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斗爭，無產(chǎn)階級應掌握反殖斗爭的領導權。斯大林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無產(chǎn)階級領導權的基本要點”，列寧則進一步“把它們擴展為無產(chǎn)階級領導權的嚴整體系”。⁽¹⁰⁾對于“二戰(zhàn)”以后席卷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毛澤東給予高度的評價，他特別強調“二戰(zhàn)”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yè)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xiàn)實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yè)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xiàn)實的道路?！?sup>(11)他還認為“二戰(zhàn)”以后的世界的前途更加光明，“這是總的趨勢”。⁽¹²⁾正是這場民族解放運動給了西方殖民帝國以致命的打擊，結束了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殖民統(tǒng)治。

有關非殖民化理論，西方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問世，主要有四個學派或觀點：世界經(jīng)濟學派說、國際政治學派說、新殖民主義論和主動撤退論。世界經(jīng)濟學派以計量分析的方法，對西方殖民帝國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式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非殖民化問題。在該學派看來，國際商品交換造就了呈不同等級的有組織勞動力分工，造成和強化了世界經(jīng)濟和政治資源向核心國家（core states）集中的趨勢。世界經(jīng)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家通過控制經(jīng)濟和政治資源，進一步導致和強化了商品的不平等交換。而制約核心國家與邊緣地區(qū)（peripheral areas）關系的基礎是經(jīng)濟上的霸權，具體調控這種關系水平的是政治上的直接控制程度。這里所說的經(jīng)濟上的霸權，指某一國在產(chǎn)業(yè)、商貿(mào)、金融方面居世界經(jīng)濟的支配地位。伯格森、舍恩伯格和博斯韋爾認為帝國形成和演化水平與權力集中和經(jīng)濟增長的系統(tǒng)性進程密切相關，而且非殖民化過程也受到后者的直接制約。⁽¹³⁾該學派所考察的第一個方面是核心國家之間的權力分布問題，其主要做法是對比一國稱霸時代與諸強并立時代的不同權力分布態(tài)勢，所關注的重點放在經(jīng)濟權力上。⁽¹⁴⁾按照世界經(jīng)濟學派的觀點，在一國稱霸時代，核心國家傾向于放松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這樣有可能使邊緣地區(qū)疏遠甚至脫離核心國家；而在諸強并立的時代，核心國家則傾向于加強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和爭奪。蔡斯-鄧恩和羅賓森聲稱：“核心國家之間在競爭優(yōu)勢上更為均衡的分布，勢必導致核心國家之間更激烈的競爭，導致核心國家與邊緣地區(qū)之間形成一種更為正式、更具壟斷性的控制結構。”⁽¹⁵⁾持現(xiàn)實主義觀點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家通過對霸權國家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克拉斯納提出：獨占霸權的國家具有采取自由貿(mào)易政策的動力和力量，而相對勢均力敵的諸強則會采取自成一統(tǒng)的國際貿(mào)易政策。⁽¹⁶⁾沃勒斯坦則以英帝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經(jīng)歷為例，指出英帝國在1763年之后取得霸權地位，使得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在維持原有關系上的支出和收益都發(fā)生變化，促進了美洲的非殖民化。顯然，根據(jù)該學派的這個觀點，非殖民化應當更可能發(fā)生在一國稱霸時代，而不是發(fā)生在諸強并立時代。

該學派著重研究的第二個方面是世界經(jīng)濟增長率，認為在世界經(jīng)濟增長停滯時期，核心國家會強化殖民擴張和殖民控制，推動殖民化；在世界經(jīng)濟增長加速時期，核心國家則放松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引發(fā)非殖民化。在此，該學派所注重的仍然是核心國家之間的競爭，其中利潤率起到了杠桿作用，即國內利潤率的下降促使核心國家加強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國內利潤率的上升又使得這種控制變得無足輕重。⁽¹⁷⁾因此，核心國家在經(jīng)濟增長時期，其對外擴張、尋求經(jīng)濟利益的需要和愿望減弱，它們不愿意承擔用于政治統(tǒng)治的巨額日常開支，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也傾向于放松。當核心國家放松對邊緣地區(qū)的控制時，其后果便會對非殖民化同時產(chǎn)生截然不同的影響：一方面，霸權和經(jīng)濟增長導致邊緣地區(qū)的民族獨立或與其他邊緣地區(qū)國家的統(tǒng)一，從而加速非殖民化的進程；另一方面，霸權和經(jīng)濟增長又會形成核心國家與邊緣地區(qū)經(jīng)濟一體化的局面，促使它們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紐帶加強，反而會阻礙非殖民化的進程。因此，在探討霸權和經(jīng)濟增長與非殖民化的關系時，考察霸權形成的條件和規(guī)律是必要的。世界經(jīng)濟學派認為，霸權和經(jīng)濟增長的出現(xiàn)呈一定的周期性，核心國家（尤其是霸權國家）的內部因素起決定作用。當一個國家掌握霸權時，經(jīng)濟的超常規(guī)發(fā)展、技術革新的巨大壓力以及國家干預都造成了資本的高度集中。但是，由于先進技術的擴散和維持霸權體系的巨額費用，霸權國家在競爭中的優(yōu)勢會逐漸消失，最終導致它的衰落。這一觀點得到研究軍事霸權的學者的贊同，他們認為維持霸權國家勢力范圍的任務和負擔是產(chǎn)生這種周期性的根本原因。⁽¹⁸⁾總之，世界經(jīng)濟學派認為非殖民化的出現(xiàn)與霸權產(chǎn)生和經(jīng)濟增長的周期性相吻合。以邊緣地區(qū)民族獨立為特征的非殖民化，在一國稱霸時代和經(jīng)濟增長時期會得到較為迅猛的進展；以邊緣地區(qū)與核心國家一體化為特征的非殖民化，則會在同一時代受到阻緩。

國際政治學派說依照政治分析模式，在非殖民化研究中正產(chǎn)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該學派的一些學者關注國際關系中影響國家之間相互關系的、與國家組織相關的共性問題。⁽¹⁹⁾另一些學者基于國家社會（state society）和世界政體（world polity）的概念，強調政治結構的含義和合法性。⁽²⁰⁾他們都認為行為本身受制于、取決于那些有可能模仿的、與之相適應的行動模式。從這一前提出發(fā)，該學派指出非殖民化實際上是西方政治模式的傳播和擴散，具體有兩種運行機制：其一，非殖民化的過程是西方宗主國將其民族國家（nation-state）模式移植到殖民地的過程。西方殖民國家在殖民地實施西式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傳播主權在民和民族自決的思想觀念，結果喚醒了殖民地民眾的民族意識，造就了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和文官隊伍。殖民地的精英階層是非殖民化的積極參與者、發(fā)動者，在一些殖民地甚至成為領導者。各殖民國家采用了不同移植方式：英國的殖民地從一開始就享有較大的地方自治權力，當?shù)鼐㈦A層有機會參與接觸和移植民族國家的進程，尤其是在宗主國移民占人口多數(shù)的殖民地。移民本身就是宗主國文化及政治模式的載體，因此這種殖民地獲得自治和成為主權國家的速度，要遠遠快于宗主國移民占人口少數(shù)的殖民地。英屬自治領比其他英屬殖民地獲得獨立的時間要早得多，就是突出的例證；美國在其附屬地推行普選制、大眾教育，建立兩院制議會，將母國的制度照搬過來；葡萄牙則在保持司法上的集權的同時，允許較低水平的政治參與。⁽²¹⁾這樣，殖民地的民眾得以迅速了解宗主國的政治模式以及主權、民族主義等概念，民族國家的模式成為殖民地政治動員的強大動力，殖民者用于統(tǒng)治的工具反過來變成對付自己的武器。而且，由于殖民地采用宗主國的那套模式和理論作為自己的訴求，就好比以其之矛攻其盾，使得宗主國方面難以駁回。

其二，非殖民化的過程是一種不斷擴散的過程，最初的非殖民化作出了榜樣，引發(fā)了后來的非殖民化，其規(guī)模也發(fā)生變化。比如北美革命為海地和拉丁美洲的西屬殖民地提供了成功的范例；1947年印度的獨立拉開了戰(zhàn)后非殖民化的序幕；加納的獨立則在非洲大陸引起連鎖反應；等等。所有這一切又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一批國土面積很小的獨立國家的誕生，而僅僅在十年之前，西方宗主國普遍認為它們沒有能力養(yǎng)活自己，沒有能力治理自己的版圖。⁽²²⁾結果，殖民帝國存在的合法基礎分崩離析，非殖民化呈現(xiàn)不可阻擋之勢，席卷整個世界。

新殖民主義論⁽²³⁾強調非殖民化是西方殖民者變換策略，在放棄政治統(tǒng)治的同時，改用經(jīng)濟控制的方式維持其支配地位和利益。簡言之，“新殖民主義是富裕國家對欠發(fā)達國家的一種非正式的政治經(jīng)濟支配”⁽²⁴⁾。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中闡述了新殖民主義的起因和性質：

壟斷資本主義一直持續(xù)到今天，但是它現(xiàn)在必須應付撼動著邊緣地區(qū)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運動。直接的殖民統(tǒng)治既在軍事上變得不切實際，又在財政上不堪重負。于是便有了大規(guī)模的非殖民化運動，以及從殖民主義轉變?yōu)樾轮趁裰髁x。如果說殖民主義是一種憑借強權來直接統(tǒng)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義就是一種以讓與政治獨立來換取經(jīng)濟上的依附和剝削的間接統(tǒng)治制度。⁽²⁵⁾

由于這種支配方式比較隱蔽，不像直接統(tǒng)治那樣容易引起邊緣地區(qū)人民的反感和反抗，也不容易招致國際社會和輿論的批評與抨擊，所以它仍存在于今天的南北關系之中。慣用的操作方式大致如下：宗主國在改變支配方式之前，通常要在殖民地預先培植一批受過西方教育、能夠委托其實施統(tǒng)治或至少是能夠與之打交道的人物，將他們設定為交權對象。這樣的人物通常有三種：獨立前殖民政府的本地官員，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軍隊高級將領?？傊?，他們必須是處于社會上層的具有影響和權勢的精英人物，擁有廣泛的支持和強大的號召力。除了這個條件之外，宗主國還須具備支配新獨立國家經(jīng)濟活動尤其是貿(mào)易活動的能力。宗主國認為條件成熟時，便會啟動非殖民化，一方面進行權力移交，一方面維護自身利益。其要訣在于這種權力移交只限于政治權力，不涉及經(jīng)濟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殖民國家與新獨立國家之間的關系并無實質性的變化。⁽²⁶⁾

最近，新殖民主義論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一種是發(fā)展與依附理論（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theory），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在自身的發(fā)展中無法置身于西方的發(fā)展框架之外，其發(fā)展的模式、資源乃至分類和衡量的標準均依賴西方，只能在西方的發(fā)展框架中處于依附地位，別無其他任何選擇。結果，世界政治版圖上就出現(xiàn)了“被新殖民化”的國家（neocolonized states），發(fā)展不平等和不平衡在所難免，貿(mào)易剝削進一步導致宗主國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s）更加發(fā)達、邊緣地區(qū)更加欠發(fā)達。另一種是新近才問世的后發(fā)展理論（postdevelopment theory），它不再僅僅用經(jīng)濟因素來研究發(fā)展問題，而是引入了文化、性別、社會和政治等因素，其目的是要解釋先前的新殖民主義理論難以解釋的問題，如亞洲原為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qū)為何能取得經(jīng)濟成功等。該理論認為出現(xiàn)了一種“大眾發(fā)展運動”（popular development movement），即發(fā)展的推動力通常是來自非政府的、民間的層面，其重點放在可持續(xù)性發(fā)展、“自力更生”、“文化多元化和權利”等方面。⁽²⁷⁾邊緣地區(qū)的發(fā)展可以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揮自身在文化上的長處，削弱新殖民主義的消極影響，減少對西方的依附，在后殖民時代的發(fā)展中確立自己的地位和競爭能力。

另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主動撤退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西方殖民國家在非殖民化問題上采取了主動的、有計劃的行動，即宗主國主動地、有計劃地撤出殖民地。以英國為例，這個最強大的殖民國家自18世紀后期北美殖民地獨立之后就開始了主動撤退的過程，1839年的《德拉姆報告》（Durham's Report）可視為其標志。通過殖民開發(fā)，歐洲文明得到傳播，教育得到一定的普及，進而促進了殖民地的經(jīng)濟增長和憲政建設，為殖民國家主動撤出殖民地、啟動非殖民化打下了基礎。他們甚至得出結論：殖民統(tǒng)治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發(fā)展和進步的體現(xiàn)。⁽²⁸⁾弗林特在《有計劃的非殖民化及其在非洲的失敗》一文中專門研究了20世紀的非殖民化進程，指出以1938年英國殖民大臣麥克唐納的殖民改革為發(fā)端，英帝國有計劃的非殖民化正式拉開帷幕。麥克唐納隨即在經(jīng)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提出了殖民改革主張：經(jīng)濟上實現(xiàn)非自由化，不再強調自由放任政策，堅持向殖民地提供經(jīng)濟援助，促進當?shù)氐慕?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福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慮將權力移交給受過西方教育的當?shù)厝恕?sup>(29)1940年，英國政府頒布《殖民地發(fā)展與福利法》，規(guī)定在此后的10年中，每年撥款500萬英鎊給殖民地。1943年，殖民部官員威廉斯根據(jù)先前收到的《海利報告》，擬了一份有關非洲殖民地憲政改革的備忘錄，提議西非的憲政改革應循序漸進地進行：先在地方一級建立具有顧問性質的議會，逐步推廣自由選舉，逐漸增加立法議會內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議員人數(shù)，最后走向自治。⁽³⁰⁾這份備忘錄得到政府的重視，殖民部負責非洲事務的官員科恩制定了非洲自治計劃?？贫饔媱澖ㄗh非洲自治分為四個階段：1. 非直接選舉的非洲議員在立法議會中占多數(shù)，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進入文官系統(tǒng)；2. 在英國總督治下，非洲議員出任殖民政府對內事務部級主管；3. 非洲議員擔任除外交、國防、財政之外的所有部級主管；4. 由非洲部長組建英式政府，完成自治。至于這種以主動撤退為特征的非殖民化產(chǎn)生的原因，較流行的有兩種觀點：第一，西方傳播文明的任務已經(jīng)完成，主動撤退其實是一種功成名就的表現(xiàn)。英國前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就持這種觀點，并稱英帝國的解體并不表明英國的軟弱和衰落。⁽³¹⁾第二，非殖民化是英國對其經(jīng)濟地位下降的一種積極回應，是現(xiàn)實主義政策思想的一個典范。⁽³²⁾

由于西方學者在非殖民化問題上作了長期的研究，使用了各種研究方法，包括建立數(shù)學模型和量化分析等等，著述相當豐富，不少見解頗有啟發(fā)性和一定的科學依據(jù)，這對我們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當然，其立論的立場以及所得出的一些結論，我們無法茍同。在這里，我們依據(jù)歷史事實以及非殖民化的實際進程，對此作以下簡要的、客觀的分析：

首先，西方學者在對非殖民化進行理論探討時，恪守西方中心論的立場，普遍強調西方殖民國家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主動性和主導性，忽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和民族獨立運動的作用及地位。世界經(jīng)濟學派以西方的核心國家作為研究的基點，一切圍繞這個基點進行；邊緣地區(qū)始終是從屬的、被動的。國際政治學派則突出西方宗主國的模范作用，將非殖民化的過程描述成西方文化和國家模式的移植過程。新殖民主義論的某些解釋較為客觀，其批判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仍然堅持西方殖民國家的主導作用，無論是變換統(tǒng)治方式，還是政權移交均是如此。而第三世界政治家對新殖民主義論的抨擊則一針見血、擊中要害：

新殖民主義是……那種最惡劣的帝國主義。對那些推行新殖民主義者而言，它意味著執(zhí)掌權力而毋須承擔責任；對那些深受其害者來說，它意味著遭受剝削而永無補償。在舊殖民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列強至少要向國內解釋和論證其在國外采取的行動；它們對其治下的殖民地至少要保護它不受其他列強的武力侵犯。但在新殖民主義時代，列強則全無此擾。⁽³³⁾

主動撤退論更是對殖民化大加稱贊，認為殖民化在完成了傳播文明的使命后，便功成身退，為非殖民化作了必要的準備。而且，在非殖民化中，殖民國家是主動的和有計劃的。對此，國內有學者指出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制訂的殖民地改革計劃不能等同于非殖民化計劃，其目的并不是要“主動撤退”，而是要改善和加強對殖民地的統(tǒng)治。⁽³⁴⁾西方學者也有不同看法，稱“宏偉的非殖民化計劃，事實上并不存在”。⁽³⁵⁾

其次，某些理論及其結論盡管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但有時與歷史事實以及非殖民化的實際進程不盡相符。比如世界經(jīng)濟學派認為非殖民化的出現(xiàn)與霸權產(chǎn)生和經(jīng)濟增長的周期性相吻合。以邊緣地區(qū)民族獨立為特征的非殖民化，在一國稱霸時代和經(jīng)濟增長時期會得到較為迅猛的進展。以英國的情況為例，非殖民化的高潮發(fā)生在“二戰(zhàn)”之后，直接導致了英帝國的解體。而這個時期恰恰是在英國失去霸權之后，經(jīng)濟也備受戰(zhàn)爭重創(chuàng)、一蹶不振之時。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殖民國家的經(jīng)歷也與之相似。而美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它在“二戰(zhàn)”后成為超級大國，蘇聯(lián)解體后它的優(yōu)勢更加明顯；20世紀90年代更是出現(xiàn)了美國歷史上少見的持續(xù)經(jīng)濟繁榮，但它并沒有放棄它的附屬地和托管地的打算或趨向，美屬薩摩亞、關島、中途島、波多黎各、維京群島、威克島、北馬里亞納群島等仍在美國的控制之下。⁽³⁶⁾

再次，有關的理論研究的方法上存有片面化、簡單化的局限性。對于殖民國家（或宗主國）與殖民地（附屬地）、核心國家與邊緣地區(qū)等具有相對意義的概念和研究對象，研究者應予以同樣的關注和考察，但事實上，研究的重點明顯放在前者，從立論、論證到結論均以前者為核心，后者為陪襯，這樣的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結論出現(xiàn)片面性就在所難免了。即使是對殖民國家（宗主國）本身的研究亦存有同樣的局限性。如考察它們在非殖民化中的作用時，并未考察其對付殖民地人民反抗斗爭的能力不足。眾所周知，“二戰(zhàn)”后英國等老牌殖民國家軍事能力大幅下降，無力抑制和鎮(zhèn)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和民族獨立運動，是非殖民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的道理，美國的強大軍事能力使其能確保對附屬地的控制，防止非殖民化的發(fā)生。再者，非殖民化產(chǎn)生的一些其他因素和條件，亦應納入考察范圍。如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和民族獨立運動、“二戰(zhàn)”的影響、社會主義陣營的作用、美國的立場、冷戰(zhàn)的牽制等等。世界經(jīng)濟學派和國際政治學派引入研究的變量類別，就顯得較為簡單和狹小，基本上忽略了以上因素和條件，所得出的結論有所偏頗也就在所難免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對非殖民化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進展，一批新的著述問世。全面概述西方非殖民化的著作以霍蘭（Holland）的《歐洲的非殖民化：1918—1981》最為出色，作者從宏觀上考察了歐洲各主要殖民國家的屬地自“一戰(zhàn)”結束以來的非殖民化過程，探討了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動因。⁽³⁷⁾在專門研究英帝國衰亡的著作中，有加拉格爾（Gallagher）所著《大英帝國的衰落、復興和衰亡》，該書被西方學者奉為這方面的經(jīng)典之作。⁽³⁸⁾此類概述性著作還有勞埃德（Lloyd）的《大英帝國1558—1983》、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的《處于巔峰的大英帝國》等。⁽³⁹⁾最新的概述英帝國史的著作是詹姆斯（James）的《大英帝國的興亡》，該書用較大的篇幅敘述了英帝國衰落的過程，強調美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⁴⁰⁾拉平（Lapping）的著作《帝國斜陽》已由我國學者譯成中文出版，該書大量運用采訪筆錄，通過十個實例介紹了英帝國的非殖民化，著重探討了英國離開殖民地時處置政治、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手法。至于非殖民化的原因，拉平說：“戰(zhàn)爭引起破產(chǎn)，這是英帝國比任何人預料都要快地壽終正寢的主要原因。”⁽⁴¹⁾達爾文（Darwin）的專著《英國與非殖民化》著重描述了英國在戰(zhàn)后改變其殖民政策，從殖民地“撤出”的全過程。⁽⁴²⁾另外，卡勒（Kahler）的《英國與法國的非殖民化》側重于探討兩國非殖民化的國內動因；吉福德（Gifford）和路易斯（Louis）的兩部著作專門論述非洲的非殖民化問題。⁽⁴³⁾以上介紹的僅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有關學術刊物還刊登了多篇專題論文，恕不在此一一列舉。

近年來，我國學者在非殖民化問題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些方面頗有見地，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學者不同意主動撤退論，認為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制訂的殖民地改革計劃不能等同于非殖民化計劃，殖民地改革計劃的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強對殖民地的統(tǒng)治，維持其統(tǒng)治。至少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前，英國沒有制訂過系統(tǒng)的非殖民化計劃。即使是殖民地改革計劃本身，由于英國政府內部各方面的種種分歧，也只得到了部分實施。⁽⁴⁴⁾另有學者認為，英國非殖民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有兩個：權力轉移問題和關系轉變問題。在權力轉移問題上，英國政府只是當難以阻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時，才實施憲政改革，逐漸將權力移交給較溫和的民族主義政黨。殖民地總督在此過程中因有權任免公職人員，作用明顯。在關系轉變問題上，英國政府通過簽訂一系列條約和協(xié)定，保持其利益和國際戰(zhàn)略地位，竭力把舊的殖民體系轉化為新殖民主義體系，盡可能地把新生國家納入英聯(lián)邦，用聯(lián)邦來取代帝國。⁽⁴⁵⁾1991年出版的《英聯(lián)邦興衰》簡要地敘述了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認為“在英帝國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本身也就孕育著導致它瓦解和衰亡的因素。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包括英國和歐洲移民以及當?shù)鼐用瘢┑目範幒兔褡逯髁x的興起?！?sup>(46)

至于有關丘吉爾本人的研究著述和傳記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僅僅對這些著作作一些十分簡單的介紹就足以寫一本篇幅可觀的書。不過，它們大都涉及丘吉爾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社會、外交等方面的作為。有關丘吉爾與英帝國和英聯(lián)邦的研究部分，基本上集中在“二戰(zhàn)”以前和“二戰(zhàn)”時期，而對“二戰(zhàn)”以后鮮有提及。此外，有關著作只是將這個部分作為其內容之一加以探討和論述。比如丘吉爾第一次任首相時的帝國政策散見于以下著作之中：科克（George Kirk）的《戰(zhàn)時中東》較全面地論述了丘吉爾政府在“二戰(zhàn)”期間對于中東地區(qū)的帝國政策?？贫鳎∕ichael Cohen）的《巴勒斯坦：從委任統(tǒng)治地的退卻》和貝瑟爾（Nicholas Bethell）的《巴勒斯坦三角：對圣地的爭奪，1935—1948》集中揭示了“二戰(zhàn)”前后丘吉爾的親猶太復國主義的態(tài)度。⁽⁴⁷⁾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在他的《并肩作戰(zhàn)的盟國：美國、英國與對日戰(zhàn)爭，1941—1945》中提到了英美兩國圍繞殖民問題的爭論和沖突。路易斯（Roger Louis）的《陷入絕境的帝國主義》對同一問題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⁴⁸⁾關于印度問題，穆爾（R.J.Moore）所著《丘吉爾、克里普斯與印度，1939—1945》著重探討丘吉爾本人對印度政策的影響。里茲維（Gower Rizvi）的《林利思戈與印度：對英國的印度政策和政治僵局的研究，1936—1943》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了丘吉爾的印度政策。穆恩（Penderel Moon）所編《韋維爾：總督日記》反映了丘吉爾對印度政策的負面影響。⁽⁴⁹⁾而丘吉爾在“二戰(zhàn)”后對英帝國和英聯(lián)邦的立場和政策，只是在麥克米倫的《時來運轉》等著作中得到一些不夠全面的反映。唯一的一本專著是塞爾登（Anthony Seldon）的《丘吉爾的印度之夏：保守黨政府1951—1955》。但這部專著側重于印度問題，并未引用這個時期的政府檔案和丘吉爾本人的書信文件。⁽⁵⁰⁾此外，關于丘吉爾生平的傳記，對于他在英帝國和英聯(lián)邦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雖均有提及，但遠不夠深入和系統(tǒng)。

從總體上看，學術界對丘吉爾與非殖民化的評價，在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前的有關立場和政策方面，其觀點是相當一致的，即丘吉爾是英帝國的堅定維護者，敵視和反對任何非殖民化的主張和舉措。而對他在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在非殖民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傳統(tǒng)派的觀點，認為丘吉爾仍然堅持原有的維護英帝國、反對非殖民化的頑固立場，其政策和主張并未發(fā)生實質性的變化。特魯漢諾夫斯基指出：

丘吉爾一貫堅決地反對爭取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和附屬地人民。是他在二十年代初期提出利用當時的最新武器鎮(zhèn)壓民族解放運動。丘吉爾不僅反對鏟除英國對印度的民族壓迫，甚至連稍微放松一點控制他都極力阻撓。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帝國的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獲得了自由，那是違背了丘吉爾的意愿并且排除了他的強烈阻撓才得以實現(xiàn)的。⁽⁵¹⁾

英國學者佩林（Pelling）認為丘吉爾抱殘守缺，落后于時代的步伐。他說：“丘吉爾和他的同事以為英國只要像美國人和俄國人那樣擁有氫彈，就能夠保持大國的地位，現(xiàn)在看來這顯然是錯誤的?！鼻鸺獱栒诎ǚ侵趁窕瘑栴}在內的許多問題上都沒有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⁵²⁾英帝國史專家詹姆士（L.James）雖然肯定了英帝國向一個“新的、多種族的聯(lián)邦”演變的趨勢，但并不認為其性質發(fā)生了變化，指出英國政府試圖以非洲帝國填補印度獨立后留下的空缺，維持帝國的存在?！霸谶@個時期里，英國即使由于失去了印度的軍事力量而顯得疲憊不堪，但仍然一直以一個擁有全球利益的大帝國的方式行事。在1949至1953年之間，工黨政府和繼任的保守黨政府設想以非洲帝國取代印度，為實現(xiàn)英國的抱負提供人力物力?！?sup>(53)另一位研究英帝國和聯(lián)邦史的著名學者波特（Porter）分析丘吉爾政府的有關政策時，認為其實質在于“他們希望以某種方式回到更加陳舊的帝國主義的老路上，即19世紀中葉的那種‘非正式’的帝國主義，既擁有帝國的所有權利又不需要承擔任何相應的責任”。⁽⁵⁴⁾達爾文在他的《大英帝國的終結：史學辯論》中說：保守黨作為“帝國黨”，更注重帝國的內容而不是形式。而且，“在該黨于1951至1964年長期執(zhí)政時期，始終堅決主張英國應保持大國的地位，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其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將殖民統(tǒng)治演變?yōu)槁?lián)邦關系。丘吉爾、艾登和麥克米倫不可隨意地被描繪成毀滅英國所擁有的世界權力的僭稱者。”他顯然不同意丘吉爾充當了英帝國終結者的角色。⁽⁵⁵⁾目前，傳統(tǒng)派的觀點在學術界仍占據(jù)主導地位。

第二種觀點可稱為“無為而治”論。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主編《英帝國終結文件集》中《保守黨與帝國的終結：1951—1957》的著名學者戈茲沃西（David Goldsworthy），他是研究第二屆丘吉爾政府非殖民化問題的權威人物。他認為對于非殖民化問題，“作為首相，丘吉爾本人對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興趣?！@然，從總體上說，他認為殖民政策并沒有達到需要他親自過問的重要程度”⁽⁵⁶⁾。戈茲沃西還舉出下列例證：丘吉爾任首相之初所作出的一項行政決定，就是撤除艾德禮政府設立的內閣殖民發(fā)展委員會；而且他很少審閱有關殖民問題的內閣文件。究其原因，戈茲沃西作了這樣的剖析：“丘吉爾并不贊成戰(zhàn)后的移交權力的政策，貫徹這個政策將導致舊日的帝國價值觀的緩慢消亡。因此，一旦將這項使命委任給一位強有力的、靠得住的大臣承擔，他就避免過度卷入相關事務?！?sup>(57)所以，在戈茲沃西看來，除了極少數(shù)與帝國安全有關的具體問題之外，丘吉爾在非殖民化方面聽之任之、無所作為。而且，丘吉爾的“思維框架具有相當?shù)呢撁妫╪egative）性質”。他斷言：“簡而言之，丘吉爾和艾登對于一般性殖民政策的介入程度，遠遠不如在他們之前的艾德禮和在他們之后的麥克米倫。”⁽⁵⁸⁾卡拉漢（Callahan）的觀點與之相類似，他指出丘吉爾在諸如從蘇伊士運河區(qū)撤軍、允許蘇丹獨立等重要問題上很輕易地就屈從了。考慮到他在帝國問題上的一貫立場，此舉十分出人意料。顯然，丘吉爾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已經(jīng)感到厭倦了。⁽⁵⁹⁾這種觀點的問世時間不長，但已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筆者認為傳統(tǒng)派的觀點具有較明顯的教條主義色彩，強調丘吉爾在非殖民化方面的主觀想法，忽視他的實際作為，尤其是延續(xù)和推進非殖民化的政策舉措。該學派的另一個重大缺陷是基本上沒有接觸和引用第二屆丘吉爾政府的檔案資料。至于“無為而治”論的觀點，該派學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tǒng)派在史料方面的缺陷，但仍然跳不出傳統(tǒng)派強調丘吉爾主觀世界的窠臼。而且，戈茲沃西在提出這個觀點時，他正在編纂那部文件集。其中的一些重要檔案文件，如關于殖民地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檔案文件，他并沒有提及或引用，這顯然妨礙他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我們的觀點是：丘吉爾對于英帝國與英聯(lián)邦的立場和態(tài)度源自他的家庭背景和傳統(tǒng)以及他早年的帝國經(jīng)歷。在丘吉爾的一生中，他始終是英帝國和英聯(lián)邦的堅定倡導者和維護者。在他第一次任首相期間，他在戰(zhàn)場上和談判桌旁殊死奮戰(zhàn)、毫不退讓，將他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推向極致。“二戰(zhàn)”中他在印度問題上和在與美國的交涉中所作的讓步只是一種策略考慮，并無很快實施的打算。不過，由于英國國力的衰落，丘吉爾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先后兩次出任首相時所面對的形勢存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他對于非殖民化的立場和態(tài)度及其相關政策也發(fā)生了微妙的、戲劇性的變化。丘吉爾在1951年底執(zhí)政之后確在兩個主要方面延續(xù)了工黨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即繼續(xù)殖民地在英聯(lián)邦的范圍之內的自治和獨立進程，其例證便是黃金海岸和蘇丹；促進殖民地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如制定新的《殖民地發(fā)展和福利法案》等。同時他還較為積極地促進英帝國向英聯(lián)邦的過渡和轉化，為英聯(lián)邦的未來作出符合英國利益的安排。不過，在帝國及非殖民化事務上，丘吉爾在第二個首相任期中并未像以往那么親歷親為，更多地是由其政府閣員進行實際操作。但作為首相，丘吉爾的原則立場和態(tài)度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因此，他實際上起到了延續(xù)和推進英國的非殖民化的作用。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認為丘吉爾在相當程度上順應了非殖民化的歷史潮流，實際上違心地成為了英帝國的掘墓人之一。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丘吉爾政府又調整了前工黨政府的有關政策，以武力手段鎮(zhèn)壓馬來亞、肯尼亞和塞浦路斯的獨立運動，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帝國內的非殖民化進程。

非殖民化研究是世界殖民史、現(xiàn)代化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涉及范圍廣、頭緒多。本書擬對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丘吉爾與英帝國的非殖民化的關系問題作較系統(tǒng)和深入的探討。本書在寫作中以使用原始史料為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以下所引史料的英文原文名稱，請參閱正文后的“參考文獻”部分）：

第一，丘吉爾本人的著作、演講集、書信集。其著作主要有：《馬拉坎德野戰(zhàn)軍》、《河上的戰(zhàn)斗》、《我的非洲之旅》、《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6卷）、《偉大的聯(lián)盟》、《英語國家民族史略》等。演講集有：《溫斯頓·丘吉爾演講全集》（8卷）、《戰(zhàn)時演講集》、《丘吉爾個人演講錄：輝煌的年代》等。書信集有：《羅斯福與丘吉爾：戰(zhàn)時秘密書信》、《丘吉爾與艾森豪威爾書信集，1953—1955》等。

第二，已出版的官方檔案文件和丘吉爾同時代各界人物的回憶錄和著作。在官方檔案文件中有英國政府于1994年出版的《帝國終結文件集：保守黨政府與帝國的終結，1951—1957》（3卷），該文件集包括的許多最新解密文件，國外學者尚未引用。較重要的文件集還有：《英國海外政策文件集，1950—1952》、《英聯(lián)邦事務文件與演講集，1952—1962》、《工黨政府與帝國的終結，1945—1951》、《英國帝國政策與非殖民化，1938—1964》、《英國議會辯論集》（上院）和（下院）、《英國議會議事錄》、《英國外交政策文件集，1919—1939》、《美國對外關系》等；私人文件集包括艾森豪威爾、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韋維爾（Archibald P.Wavell）等人的私人文件；回憶錄中包括艾登、麥克米倫、貝爾納斯（Byrnes）、瓊斯（Jones）等人的回憶錄；另有英美兩國參與處理非殖民化事務的負責官員，如海利（Hailey）、威爾斯（wells）、揚（Young）等人的有關著作。

第三，尚未出版的官方檔案文件和私人文件集。本書所引未出版的英國官方檔案文件均收藏于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主要來自以下各個政府部門：內閣（CAB）、殖民部（CO）、外交部（FO）、首相府（PREM）、自治領部（DO）、聯(lián)邦關系部（CRO）、國防部（DEFE）、財政部（T）等。所引用的未出版私人文件集主要有：丘吉爾文件集、艾登文件集、鮑爾溫（Baldwin）文件集、艾德禮文件集、貝爾福（Balfour）文件集、哈利法克斯（Halifax）文件集、倫諾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文件集、勞埃德（S.Lloyd）文件集、斯溫頓（Swinton）文件集、巴特勒（Butler）文件集（英國方面），史汀生（Stimson）文件集、史迪威（Stilwell）文件集、陶西格（Taussig）文件集、霍恩貝克（Hornbeck）文件集（美國方面）。本書作者通過查閱藏于哈佛大學拉蒙特圖書館（Lamont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和格林內爾學院博林圖書館（Burling Library，Grinnell College）的縮微膠卷和縮微膠片獲得所需官方檔案文件和私人文件集。此外，本書所引用史料還包括解密的美國國務院的有關秘密文件。

最后，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南京大學歷史系王覺非教授的精心指導，楊豫教授提供了建設性意見，特表示感謝。另外，美國格林內爾學院和哈佛大學為本人進行研究和收集資料提供了便利和條件，兩校的史密斯（Don A.Smith）教授和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也為本書的撰寫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校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的負責和工作人員也在本書資料收集方面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東方出版中心及歐陽敏編輯為本書的出版提供大力支持和協(xié)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1)　Moritz J.Bonn, Crumbling of Empire II, p.101, in J.A.Simpson and E.S.C.Weiner,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43.

(2)　參見：《共產(chǎn)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12頁。

(3)　張順洪等：《大英帝國的瓦解——英國的非殖民化與香港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頁。

(4)　Tony Smith,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lateindustrializing world since 1815 （Cambridge U.P.1981）, p.96.

(5)　列寧：《論民族自治權》，《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512頁。

(6)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頁。

(7)　同上，第427頁。

(8)　恩格斯：《關于各愛爾蘭支部和不列顛聯(lián)合會委員會的相互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56頁。

(9)　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9頁。

(10)　斯大林：《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8頁。

(11)　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12)　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同上書，第1161頁。

(13)　A.Bergsen and R.Schoenberg, “The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1415-1970, in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ed.A.Bergesen, New York 1980, pp.231-277；T.Boswell,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Colonization, 1640-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pp.189-196.

(14)　I.Wallerstein, “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 （1983）：pp.100-108.

(15)　C.Chase-Dunn and R.Robinson, “Toward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ystem”,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79)：p.464.

(16)　S.D.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1976)：pp.317-343.

(17)　C.Chase-Dunn and R.Robinson, “Toward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ystem”,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79)：p.464.

(18)　W.R.Thompson and G.Zuk, “World Power and the Strategic Trap of Territorial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1986)：pp.249-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