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1年初春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一位老師的來電，說是受中國科協(xié)委托，正在做一個采集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的課題，要采集資深院士張煦教授的學術成長資料，要為他作傳記，想來采訪我。

放下話筒，我的思緒一下子飛到60年前的情景。60年前，我有幸成為張先生的學生，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又成為先生的助手。1956年，我跟先生一起赴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又在成都一起工作長達22年，直到先生1978年調回母校交通大學。這么多年的師徒相伴，目睹先生的為學與為人，先生所經歷的坎坷以及一直不放棄，為我國通信事業(yè)所做的諸多貢獻，令我十分欽佩，也感慨良多，難以忘懷。

1952年初，我是交通大學電機系電訊專業(yè)的三年級學生。在三年級的時候，國家通知要我們提前畢業(yè)。因此，我們三年級就開始上專業(yè)課，其中“長途電話”這門課就由張煦先生上，我就正式成為張先生的學生。

當時我們班上有兩個學習委員，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我還是張先生這門課的課代表，跟先生的接觸自然要比其他同學多一些。課代表的作用是在教師與學生間傳遞信息，把同學們的反映向老師匯報，同時將老師的要求傳達給同學們。那時候張先生住在校外比較遠，每天中午就在學校，也不休息，我就趁中午去找他。那時張先生還不到四十歲，屬中青年教師，對學生很親切，同學們都不怕他。我的家鄉(xiāng)跟先生的家鄉(xiāng)隔著太湖相望，算是老鄉(xiāng)，因此比較談得來。

回想起來我很幸運。1952年，我提前畢業(yè)留校了，先是在電工教研室跟張鐘俊先生做“電工數學”的助教一學期，第二學期轉到電訊系，分配給張煦先生當助教。20世紀50年代初的交通大學電機系，最有名的教師，除了年長的鐘兆琳、朱物華等老教授，中青年教授可能就算張煦和張鐘俊兩位先生了，我能給他們兩位當助教真是很幸運。這兩位先生以前是交通大學的同學，是同窗好友，又一起出國留學。張煦是哈佛大學畢業(yè)的科學博士，張鐘俊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yè)的電機工程博士。他們的講課，各自有特色，同學都很喜歡。張煦先生講課中帶有比較濃重的無錫口音，但聲音洪亮，很平緩，很清晰。他講課很有耐心，基礎概念講得很深透，講究邏輯和系統(tǒng)性，又注重實驗和應用。板書也很整潔，他甚至經常在上課之前好久就要到教室來，先把每節(jié)課要寫的板書在黑板上寫好。他說這是以免上課寫板書耽誤時間，其教學認真的程度很令人欽佩。我們那幾屆的同學，一提到張煦先生，都很懷念，很敬佩。

我給張煦先生當助教，主要任務有三個：第一，張先生上課要用到很多電路圖，要先在大紙上畫好，上課時掛上去。我就幫他畫圖，他上課用的所有掛圖都是我畫的。第二，就是組織小組討論會（seminar）。先生講完課之后，由我來組織同學討論和講解輔導。第三，帶學生實驗和實習。先生雖然已經是教授了，仍然親自指導學生實驗和實習。每個實驗一般由他先帶一次，我去當助手，之后的幾次就由我來帶。實習也是由他先規(guī)劃聯(lián)系好，我?guī)W生出去實習。每天實習結束，晚上我要打電話給他匯報，他提出意見，非常認真。

1954年底，我被派到天津大學進修，聽蘇聯(lián)專家捷吉列夫教授的課，但仍然跟先生保持密切聯(lián)系。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把聽課的筆記進行整理，加上印發(fā)的俄文講義寄給先生。他后來根據蘇聯(lián)的講義，翻譯整理成為教材出版。第二年，天津大學電信系搬到北京，組建北京郵電學院，我也就到北京了。直到1956年8月，我進修剛剛結束，接到通知，要我們電訊系搬遷成都。我才回上海幾天，就跟隨大部隊一起到成都來了。

到成都之后，我跟張先生一起在有線系長途電話教研室，我繼續(xù)當他的助手，但也要準備獨立開課。當時長途電話通信正在從頻分制發(fā)展到時分制，我在做這方面的準備。那時張先生是系副主任，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平時有些事務，就由我來幫他料理，包括暑假他回上海，我就幫他代領工資。當時學校剛開辦，條件艱苦，但是教師們都很認真，張先生還是保持交通大學的教學風格，要求一貫的嚴謹。

第二年暑假，我?guī)W生到上海電信局實習，結束之后回成都就發(fā)現形勢很緊張。學校要組織批判，要“反右”，說某某人在年初的發(fā)言不對，要批判。張先生被卷入批判之列，我們因為過去有的會沒有參加，都不知道原因，不知該怎么辦。當時我們覺得他較多是說老教師要多發(fā)揮作用等，但是上面說要批判，我只好不發(fā)言，后來就被批評說我“反右”不積極。

張先生剛來成都的時候是正教授，住四室一廳的大房子。被劃為“右派”后，搬到別人住的一套房子里面的一小間，面積不足8平方米，我去看的時候感覺很心酸。先生不會做飯，又一個人在成都，每天拿個飯盒到食堂打飯吃，生活很單調，也很孤單。但是，先生一直在認真做事。當時電子管正在更換成晶體管，他就開始鉆研晶體管，后來出版了《晶體管載波電話原理》，這本書發(fā)揮了很大作用。再到后來，搞數據通信、光纖通信，他都起帶頭作用。尤其他翻譯的《數據通信原理》，在國內算是比較早的。當時學校里遇到什么要翻譯的資料，很多都得找他。后來我們科研上遇到什么問題，就請他給大家講解，請他講原理。他總是站在科技的前沿，及時給大家指導。另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先生還多次到全國各地的電信企業(yè)講課，除了四川，還有上海、南京、杭州、鄭州、石家莊等地，推廣晶體管載波機、數據通信技術。在近20年的時間里，他總是四處奔波，足跡遍及祖國大江南北，非常辛勞，但很有收獲。國內許多重要電信企業(yè)的技術人員都聽過他的講課，都尊他為老師。

“文革”結束后，先生終于調回上海，大家都為他慶幸。因為他一個人在成都，年紀大了總不是個辦法，大家都想幫他。先生的勤奮是出了名的，出版的書特別多，我每次去看他，都看到他在寫書，不停地寫作。但是在成都這些年，他生活上確實太困難。他原來在上海的家，山陰路的房子是很好的，樓上樓下獨立的單元，后來“文革”時被別人占領，只剩下一間，生活上很窘迫。但先生默默地忍受這一切，在事業(yè)上不但沒有荒疏，還永不停步，在我國通信技術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起了帶頭作用。先生在壯年時期被耽誤了，但他一直奮斗到老年，六十幾歲調回上海交大，把原來基礎比較薄弱的電信專業(yè)，建成為國內知名的電子工程系。在他年逾七旬之際，又創(chuàng)立光纖技術研究所，建成國家重點實驗室，非常不容易。

回想起來，我從大學時期就開始跟隨先生，學到很多治學和工作的經驗，也體會到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先生在近60年的時間里，為我國通信科技所做的貢獻，實在無法簡單評價；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是令人痛心；他晚年得到的應有評價和待遇終于使我們可以感到欣慰。看完母?？茖W史系王延鋒博士等所寫的這本先生的傳記初稿，感慨很多。先生那幾近傳奇的一生經歷終于可為更多的后人所知，先生立志報效祖國科學事業(yè)的愛國熱忱也理應成為后輩的楷模。

如是之故，應王延鋒博士之邀，欣然為之作序。

中國工程院院士 李樂民

2012年3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