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
概況

漢高起于田間而有天下，政法雖不如秦之尚苛，而君權集中則一。其專挫任俠，刻薄寡恩，尤有影響于人民思想之束縛。然當時人民，以久承春秋戰(zhàn)國長期之紛亂，秦代土木戰(zhàn)伐之勞役，物力蕩盡，生計困罷，皆呈厭世之傾向，黃老之學，于是風行一時。凡此清凈高尚之思想，實足助畫學之昌明。故漢初繪畫，得不以專制故而退步，且已非若秦代之暗澹矣。文景以還，國富民殷，國中文藝之士，皆有余暇研習所好，畫學亦得以發(fā)達。在上者又多效法古制古儀，往往以畫點綴政教，文帝三年，于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即其一例也。至武帝時，設太學，置博士，欲以儒術為政教之標準，雖罷斥百家，反對藝術，而對于繪畫，則反與以尊重。嘗創(chuàng)置秘閣，搜集天下之法書名畫，其職任親近以供奉百物者，如黃門之署，亦有畫士以備應詔。帝又好大喜功，以兵力經(jīng)營四遠，征匈奴，通西域，雖遠如波斯方面之文明，亦漸播及中土。當時圖畫之作品，受域外藝術之接觸，作法上雖無甚變動，而取材上則頗見新異。如天馬蒲桃竟之鏤紋，即取材大宛所獻之天馬蒲桃也。其后諸帝，亦多重視繪畫，畫家輩出，或供奉帝室，黼黻典章；或隱身工匠，粉飾金石，大而宮殿之類，小而竟鑒之屬，無不飾畫如制。關于天文兵家之類，亦皆有圖，可謂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王充《論衡》謂宣帝之時，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云。自是以后，凡有紀功頌德以及其他關于紀念之事，往往借畫以達其用。始于王家，次及士夫，乃至庶民，亦多效法之，此則尤有影響于政教者也。至于貴族私室畫，亦出乎禮教之外者，《景十三王傳》：“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室，為男女臝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種繪畫，前未之見，實為后世春畫之濫觴。元帝好色，宮人既多，常令畫工圖之，欲有幸者，輒按圖召之。故其宮庭中，置尚方畫工，從事圖畫，是蓋繼武帝黃門附設畫工之制，而更專其官者，實為后世設立畫院之濫觴。當時以畫名家者，頗不乏人，如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皆其尤著者也。降及哀平，政治混亂，新莽篡立，則又兵戈相尋，繪畫之事，無可紀述。

光武中興，以兵力削平群雄，功以武立，而于文藝，亦極注重，而尤崇獎節(jié)義，宮中常列古代圣帝賢后等像，以為觀瞻。光武嘗與馬后觀覽宮中畫室，帝指娥皇女英圖而戲謂后曰：恨不得如此之妃。進而見陶唐像，后指堯謂帝曰：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顧而笑。至明帝繼立，又尚儒術，對于圖畫即以尚儒術崇節(jié)義為提倡之標準，創(chuàng)鴻都學以積奇藝。別開畫室，詔班固賈逵等博洽之士，選諸經(jīng)史故事，命尚方畫工畫之。其于繪畫之提倡，厥功甚偉；亦即禮教作用的繪畫極盛之時期也。且襲中興余威，一變先帝柔遠政策，用兵西域，犁庭掃穴，繼武帝之后，再振國威于域外。其在藝術上，最有影響者，即為佛教畫之傳入。按《拾遺記》：“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發(fā)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余步?！庇种^騫霄國人烈裔，于秦始皇元年獻畫，是我國繪畫受域外藝術之影響，殆始于周季，然其說過奇，而韓房之名，未見于我國談畫之書，似不足信。至烈裔之來秦，雖較為可據(jù)，但究與我國繪畫有如何之影響，亦殊無可考。故我國繪畫之受域外藝術之影響，實以漢之始有佛教畫為最顯著。蓋漢自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以來，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達印度，與佛教之國相交通。魏收謂武帝嘗得休屠王金人，置之甘泉宮，焚香禮拜云。至明帝嘗夢金人以為佛，遣蔡愔等求佛經(jīng)于天竺，偕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攜經(jīng)及釋迦立像，東還洛陽，明帝命畫工圖佛置清涼臺及顯節(jié)陵上。略見《魏書·釋老志》而天竺僧之隨中國使者同來如攝摩騰等，亦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于保福院。于是我國繪畫，乃有所謂佛畫矣。蔡愔等之使天竺也，實僅至月氏。時月氏為佛教盛行之地，即將白氍之畫佛雕像經(jīng)典赍歸于洛陽城西雍關外，起立佛寺，即所謂白馬寺者。于其中壁作千乘萬騎群象繞塔圖。梁任公著佛教之初輸入，以其時西域與中國交通斷絕，似無遣使求法之可能，遂根本否認之。于是對于因求法所有之事跡，皆存疑以為不足信。然從其畫跡而論，則似非出于附會者。蓋明帝所夢者為金人，而南印度案達羅派之雕涂確用金色，至所畫千乘萬騎群象繞塔之圖，則明屬西印南印之圖案也。且漢人對于域外交通，特具狂熱，如班超、張騫之出使，皆由堅苦中成功，況有宗教關系者乎。當時陸路交通即或斷絕，而中印海道交通，則自武帝以來固無所阻，佛教傳入，不由陸而由海，或亦可能。時楚王英極信佛，楚在東南，其佛教之布行，或即不受西域交通斷絕的影響之一證。佛教之輸入，必與佛教之宣傳品佛畫以俱來，故佛教之傳入在漢，而中國繪畫之受佛畫之影響亦自漢始。惟案漢代著名之畫家，無有以能作佛畫稱者，是殆佛畫初入，尚不為中土畫士所習；即有習之，亦不甚為當時一般社會所注意所樂道也。抑漢人多崇尚黃老，而視佛與黃老為一流，凡言黃老，往往兼及浮圖，《后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jié)更喜老子，學為浮圖，齋戒祭祀，襄楷上桓帝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又《后漢書·西域傳》：“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數(shù)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稱盛?！笔墙砸暦鸬罏橐涣髦C。當時所謂佛教畫，或受佛道混合之影響，在制作上不能特現(xiàn)其色相，亦未可知也。明章而后，王室之提倡不衰，域外文明，又隨時輸入，畫風漸有革新之趨勢。畫家之享名者亦漸多。桓帝之世，則有劉裦；靈帝之世，則有蔡邕，稱宗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