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梳理整個事件的經過，問題已明了。

概言之，經過兩年多的現實工作，舒蕪為黨所信任，自己也珍視這種信任。老干部天下為公的一言一行影響著他，使他不斷拋棄舊我，加上胡風的肯定，更堅定了“這是自己的國家，不可再鬧個人主義”的想法。

在這種蓬勃的革命環(huán)境中，反觀自己的《論主觀》，的確與國家百姓民族之利不符，是妨礙革命的，于是，舒蕪決定向錯誤告別。這種檢討沒有功利性，完全出于“個人事小、國家事大”的心態(tài)；出于“既受上級器重，更應嚴格要求自己”的心態(tài)。

可以說，舒蕪從信仰個人主義轉變到信仰集體主義，有清晰的、出以公心的思想軌跡可查，而非懷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動機。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后事發(fā)展哪怕再惡劣，也可能和舒蕪關系不大。問題是，這時，頭腦高度革命化的舒蕪認為，自己改正錯誤還不夠，還希望朋友們也改，一同輕裝前進。

他說：“我自以為還要幫助別人，特別是幫助幾個朋友進行思想改造?！?/p>

這就惹了大禍，最為當年的朋友們不能原諒，也為世人所攻擊：“你檢討就檢討吧，為什么拉上別人？”

可是，這又為舒蕪不解：都擁護革命，不符合革命利益的，為什么不能改呢？不是要言行一致嗎？何況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了革命，什么個人利益不能放棄呢？

另一個為世人詬病的是，中國自古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傳統，造就了多少民間佳話，世人指責他“叛賣”，即從此而來。

然而，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又是另一種道德，更基于理性判斷，遵循這種道德，中國現代史上，誕生了兩篇著名的《謝本師》，多少左翼青年深受影響。新中國成立初的革命環(huán)境，使“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理念更強大，舒蕪的思想轉變里，一定深埋這一因素。

另外，個人是時代與民族的產物，中國文化里，家、國相連，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知識分子更有憂國憂民的傳統；“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鄙钊胫袊R分子的思維基因，大多離不開這一民族特點。這些儒家文化，也會深深影響舒蕪，事事以“是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來規(guī)范行為，就是舒蕪對這種傳統的認同。

關心越切，卷入越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事情就這樣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