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濱江小鎮(zhèn)的“神童”

江蘇省泰興縣（今泰興市）黃橋鎮(zhèn)，位于淮河、長江之間的平原地區(qū)，境內(nèi)河網(wǎng)密集，交通便捷，在清朝末年，是一個“商販歸往，云集蟻附”的繁華集鎮(zhèn)。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87年4月13日），黃橋鎮(zhèn)米巷丁家大宅里，誕生了一個男嬰。這個孩子是當?shù)馗簧潭≌榈牡诙€兒子，父親按家族這一代“文”字輩排行，給孩子取名為“文江”。年輕的父母對這個新生兒寄予厚望，期望他將來能夠讀書中舉、光宗耀祖，但他們不會想到，這個嬰兒未來會成為著名的科學家。科學，在這個安靜的濱江小鎮(zhèn)上，此時還是一個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名詞。

一 黃橋丁家

丁文江的先祖原先居住在蘇州（一說浙江），于南宋時期或元朝初年遷入距離黃橋鎮(zhèn)東南六公里的“丁莊”，明朝萬歷年間又由丁莊遷入永豐鎮(zhèn)（今黃橋鎮(zhèn)）。到丁文江出生時，丁家在黃橋鎮(zhèn)已居住了三百多年，繁衍成人口眾多的大家族，是當時黃橋鎮(zhèn)的“四大家族”之一。與明清時期的很多大家族一樣，丁氏家族有著嚴格的家規(guī)，尤其重視子弟的教育。雖然家族成員世代以經(jīng)商為主，但也出過官員，丁文江的高祖父丁椿擔任過廬州衛(wèi)守備的職務，負責漕運公糧。丁椿的二弟丁桂是國子監(jiān)生員，當過浙江通判、臺州同知，為官廉正勤勉，據(jù)說曾得到林則徐的嘉許。

圖1 黃橋鎮(zhèn)丁文江故居一角

在宦游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之后，丁椿回到故鄉(xiāng)黃橋鎮(zhèn)開設(shè)米店，成為富甲一方的士紳。丁桂后來也回到故鄉(xiāng)，同樣做起了買賣糧食的生意。丁椿店號“丁萬昌”，丁桂店號“丁均昌”，他們的三弟丁楷的米店則號為“丁利昌”，加上一些其他丁氏族人陸續(xù)開設(shè)的米鋪，整個丁氏家族居住的巷子成為黃橋鎮(zhèn)上著名的糧食買賣一條街，因此被稱為“米巷”，巷名沿用至今。

丁椿做過漕運官，熟悉各地糧食差價，為人又精明能干，很快就從糧食交易中賺了一大筆錢。積累財富之后，他開始大量買入田地，據(jù)說有幾千畝之多。他還仿照當時軍機大臣潘世恩府第的格局，修建了一座大宅院，有大小房屋百余間，還有一座五百多平方米的內(nèi)花園。宅院外有一座占地五千多平方米的外花園，名為“東山別墅”，園東、園北環(huán)有小河，直通長江。這座大宅院，就是丁文江出生和他度過人生最初歲月的地方。

道光十一年（1831），丁椿與二弟丁桂、三弟丁楷一起出資，設(shè)立了“丁氏義莊”。一般的家族都會有祠堂，但設(shè)立“義莊”的卻很少，因為設(shè)立義莊有著相當高的條件。根據(jù)清廷的規(guī)定，設(shè)立義莊需要有足夠的田地、房屋、現(xiàn)金，并且財產(chǎn)必須超過百萬（銀圓）。據(jù)光緒年間《泰興縣志》記載，丁氏兄弟三人為設(shè)立義莊，曾兩次捐出田產(chǎn)和房屋，這些田產(chǎn)房屋的收益，除了用于丁氏家族的祭祀之外，其余都用在了設(shè)立家塾、接濟貧困族人等方面。自此，丁氏族人無力讀書者得以入學，年老貧困者有一定的贍養(yǎng)費和醫(yī)藥保障，無力殯葬者的棺木、喪葬費用也由義莊提供。百年之后的1934年秋，丁椿的玄孫、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聘請了一位金陵農(nóng)大的畢業(yè)生，將丁氏義莊作為改良糧食品種、發(fā)展禽畜業(yè)的實驗基地，還在義莊內(nèi)辦起農(nóng)民夜校、畜牧獸醫(yī)學習班等，使義莊不僅惠及丁氏家族，更令整個社會受益。

二 早期教育

丁文江的父親丁臻，又名禎祺，字吉庵，是丁椿這一支的長房長孫。按照中國傳統(tǒng)，長房長孫在家族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吉庵先生雖然沒有科舉功名，但繼承了丁椿創(chuàng)下的偌大家業(yè)，也是丁氏義莊的主要管理者。丁文江出生時，丁臻既要打理自家生意，作為地方紳士和長房長孫，也要處理地方和族中的事務，非常繁忙，因此撫養(yǎng)和教育孩子的任務主要落在了丁文江的母親單夫人肩上。

單夫人出身書香之家，通文墨，思想開明，對子女的管教約束也很嚴格。據(jù)丁文江的大哥丁文濤回憶，母親對自己和弟弟雖然“愛護周至”，但并不溺愛，“起居動止，肅然一準以法：衣服有制，飲食有節(jié)，作息有定程。一錢之費，必使無妄耗”。雖然是富紳之家，僮仆成群，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單夫人一定不會假手仆人。即使要差仆人做事，她也會和顏悅色，絕不會頤指氣使。她不僅自己堅持這樣做，也要求孩子們這樣做。更為難得的是，單夫人不是一個一味地謹小慎微的家庭婦女，她經(jīng)常鼓勵孩子們樹立遠大志向，不能庸碌無為、目光短淺。丁文濤認為，弟弟文江在年少時就敢于“去家萬里”、游學異邦，后來在長途地質(zhì)旅行時不畏艱難困苦，凡事親力親為，乃至養(yǎng)成節(jié)儉、寬仁等良好品格，都是童年時期母親家庭教育奠定的基礎(chǔ)。

丁文江天資很好，記憶力強，悟性高。還在襁褓中時，母親就開始教他識字，外出時看到街邊的牌匾、楹聯(lián)，母親常常會指著上面的字教他辨認，有時去藥店，就讓他認藥名。據(jù)丁文濤回憶，到了五歲（虛齡）進入私塾讀書時，丁文江已經(jīng)認識很多字，以至很快就能“寓目成誦”了。母親在教他認字時，還會隨時加以解釋，所以當私塾里的老師給丁文江講授《千字文》等書時，他不僅能認識書上的字，還能理解其中的意義。

丁文江的父親自己沒有走科舉仕進這條路，但非常希望兒子們能好好讀書，考取功名。為此，他特地請來一位很有聲望的貢生，為他掌管家塾。通常家境富裕又重視子弟教育的鄉(xiāng)紳，會請秀才擔任塾師，而“貢生”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延請貢生做塾師，需要更高的費用。然而，丁文江對父親鄭重請來的這位貢生老師，卻不大佩服，他晚年曾撰文說：“教我書的先生是一位名貢生，但是他寫封普通信札，還不如現(xiàn)在的高中畢業(yè)生寫得流暢?！睂τ谒桔由睿∥慕灿X得枯燥無味，他的同時代人魯迅回憶起自己在私塾度過的時光，至少還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種種童年樂趣，而丁文江卻只有抱怨：“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有一部分向來是反對運動，反對娛樂的。所以我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一步不準出書房，終年沒有假期。”幾十年后，他還在為朋友之子的遺著所作的序中說：

他的遺著很可以代表目前優(yōu)秀青年的知識和志趣。七篇中文、五篇英文之中，一篇是他畢業(yè)的論文，是講物理的，此外六篇講航空，一篇講醫(yī)學史，一篇講新聞史，兩篇講外交，一篇小說。許多腐化的人動輒罵現(xiàn)代青年不如從前。請問三十年前，哪一位二十三四歲的青年有這種知識，能寫這種文章？就是他的死也足以代表時代的進步。三十年前二十三四歲的青年，還飽受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教訓，路且不會走，何況游水？喜歡運動，不怕冒險，現(xiàn)在的青年比三十年前高明何止十倍！所以我看了湯晉遺著，一面為朋友和社會可惜這一個優(yōu)秀的青年，一面覺得這是三十年 來青年進步的證據(jù)。

由貢生執(zhí)掌的家塾，所傳授的當然是千百年來不變的“圣人之言”。在這里，丁文江不可能像幾十年后的青年那樣學到物理、航空、醫(yī)學、新聞、外交等現(xiàn)代知識。雖然當時西風東漸，國內(nèi)的維新派已開始提倡“新學”，各地陸續(xù)開辦了同文館、船政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等，但八股取士的舊科舉制度尚未廢除，讀圣賢書、做八股文，仍然是私塾里的“正業(yè)”，科舉出身仍然是人們心目中的“正途”，除非家境困苦，一般家庭不會送孩子上新學堂。為了吸引學生上新學堂、培養(yǎng)出國家需要的掌握新知識新技能的人才，新式學堂大多不僅免除學費，還會提供生活補貼。與丁文江同齡、日后“科玄論戰(zhàn)”的另一著名主角張君勱，就是由于家道中落，12歲時奉母命入讀上海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這在當時是不得已的出路。

家境富裕的丁文江當然不會被送進這種新興學堂。15歲之前，丁文江都在家塾里讀“圣賢之書”，他用四年的時間完成了《四書》和《五經(jīng)》的學習，日常主要功課是做八股文和“試帖詩”，這都是當時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他不喜歡八股文，認為講究套路的八股文就像演戲一樣造作，但他也能把八股文寫得很好，乃至“偶一文成，師必稱善”。至于“試帖詩”，這是丁文江的拿手好戲，他在這方面極具天賦。據(jù)說，有一次老師出上聯(lián)“愿聞子志”，丁文江應聲答“還讀我書”。老師為此大為高興，認為這個學生資質(zhì)不凡，有“宿慧”。

在完成課業(yè)之余，丁文江喜歡讀詩，他喜歡那些有真情實感、灑脫自由的詩，不喜歡拘泥于格律、工整呆板的詩。丁文江的摯友傅斯年曾說，他非常厭惡“選學派”的詩，喜歡杜甫的詩，這與他的性格和為人是一致的。蘇軾的詩，丁文江也很欣賞，直到晚年他還能背出很多首。同樣喜愛蘇詩的傅斯年說：“蘇詩真是氣象萬千，沒有人像他這樣多方面?！倍∥慕f：“惟其如此，專就一格論詩是不當?shù)??！?/p>

在古文方面，丁文江“既不喜那些小品風趣，也不愛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韓退之，說韓文‘蠻不講理’；他很崇拜柳子厚”。他還喜歡顧炎武的《日知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據(jù)丁文濤說，丁文江之所以喜歡這些文章，是因為欽佩顧炎武等人的民族氣節(jié)。他對史書很感興趣，六七歲就開始讀《綱鑒易知錄》，后來又讀了《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課余時，他常常與最要好的朋友顧甸青一起談論歷朝歷代的政治、軍事情況，分析其中的因由，評判其利弊得失，有時也會評鑒各個朝代有名的人物。雖然只是兩個小小少年，卻頗有指點江山的氣概。

讀小說也是丁文江的業(yè)余愛好之一，他特別愛讀《三國演義》，并且小小年紀就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比如對于人人欽佩的關(guān)羽“關(guān)圣人”，他卻不以為然，更口出豪言：關(guān)云長就是個剛愎自用的匹夫，怎么能被尊成“圣人”呢？他敬佩的古代人物是唐代的陸贄和明末抗清名將史可法。就在距離他家鄉(xiāng)不遠的揚州城，清軍南下時，史可法曾經(jīng)在此堅守，最終殉難，這位民族英雄一直是丁文江的偶像。

11歲那年，丁文江作了一篇《漢高祖明太祖優(yōu)劣論》，洋洋灑灑數(shù)千字，老師稱贊不已，“神童”的名聲自此傳開。一些親朋好友便勸丁文江的父親送他去考秀才。丁文江當時實足年齡只有十歲，但清代江浙地區(qū)教育水平很高，幼童考中秀才的先例不少，甚至有九歲的小秀才，所以他的父親當時也動了心。然而，丁文江的母親單夫人卻堅決反對，她認為文江年齡太小，如果現(xiàn)在就考中秀才，難免驕傲，反而對他將來的發(fā)展不利。既然孩子的資質(zhì)好，就更得好好雕琢才能成大器，不能急于求成。父親覺得母親說得很有道理，就讓丁文江繼續(xù)在私塾坐了兩年的冷板凳。

三 科場失意，安知非福

19世紀的最后十年，國家內(nèi)憂外患加劇，清政府風雨飄搖，各處暗流涌動。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多年遭外國欺凌，漸漸使得普通知識分子也意識到，當今世界的文明，在于科學與民主，孔孟之學在現(xiàn)代世界已腐朽不堪。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政治、哲學、文學書籍被大量譯介過來，新知識像一股清新的風，使生活在古老帝國的年輕人感到新奇和振奮，同時也愈發(fā)感受到陳腐舊學的無用、可笑和令人窒息。在維新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備受詬病的八股文乃至整個科舉考試都快要走到盡頭。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發(fā)起了“變法”運動，雖然不過百日即遭到守舊派的鎮(zhèn)壓，但維新思想的傳播卻勢不可擋，日漸深入人心。據(jù)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說：

戊戌政變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剛好才到了11歲的年齡，那時他還在黃橋家鄉(xiāng)我們家里的私塾讀書，然而已經(jīng)受了這個變政運動的很大影響。他在私塾里，早是一個很出色的學生，在戊戌政變失敗以后，他就和他的幾位同學互相約定：從此發(fā)奮努力，以圖救國；不再學八股制藝，要從事實學；不再臨帖寫字，以免虛耗光陰。那時他們的所謂“實學”，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實事求是，不尚虛偽，于是乃從攻讀正史著手。當時的同學，除了練秋大哥以外，還有顧甸青表叔和一位本家叔祖繡春。其中真能力行不衰的，只有二哥和甸青。

丁文江被新時代的空氣所感奮，本來就個性獨立、思想自由的他，不愿再浪費時間學習假大空的八股文。但沒有合適的引導者，丁文江此時只能與一二知己摸索，這些銳意求知的鄉(xiāng)下少年，見識畢竟有限，對于近代數(shù)學、物理、化學知識一無所知，他們?nèi)耘c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一樣，以為認真讀史、考證歷史就是“實學”。

時代風氣已經(jīng)轉(zhuǎn)變，即使是朝廷里的守舊派也不得不承認八股文和試帖詩是無用的了，但實行了千年的科舉制度本身還是難以立即廢除，丁文江也沒叛逆到不去參加科舉考試的程度，一轉(zhuǎn)眼，他已13歲，老師和父親認為他完全可以去考秀才了。考中秀才，就可以繼續(xù)考舉人、考進士，踏入仕途，光耀門楣。即使將來屢試不中，有了秀才的身份，也可以當個教書先生。做官或者教書，這是舊時讀書人幾乎僅有的兩條出路，13歲的丁文江，也按部就班地沿著這條千年來讀書人的“天梯”向上努力。

按理說，有“神童”之譽的丁文江，考秀才應當如探囊取物，但考場的事就是這么難以預測，這一次，他竟然落榜了。對于成績一向優(yōu)異的丁文江來說，落榜很令人意外，以至于他去世后，相處幾十年的同事、摯友翁文瀚為他寫傳記時，理所當然地推想他必然“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院試”。胡適也曾推測，以丁文江之才，大概不會考不中。但事實是，丁文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科舉考試，以失敗告終。

沒有考中秀才，對于神童丁文江當然是個打擊，但這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師友親朋都認為，這只是他第一次下科場，他才13歲，有的是時間和機會再去爭取功名。然而，從小就極有主見的丁文江卻不這樣想，盡管只有13歲，他已經(jīng)開始設(shè)想人生的別種可能性。

丁文江參加院試的那一年，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此前，決意變法的光緒帝改革教育制度，先是設(shè)立了“京師大學堂”，又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發(fā)布上諭，命令各省將書院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高等學”（大學）、“中等學”（中學）以及小學。盡管有戊戌政變的波折，科舉制度直到1905年才被正式廢除，但在此之前，敏銳的新時代有志青年，思想變化一日千里，科舉之路對他們而言，已不再是唯一選擇。

就在丁文江考秀才失利前兩年，上海新開辦了一所“南洋公學”，它的創(chuàng)辦者是洋務派大臣盛宣懷。這所“公學”不同于此前洋務派辦的各種地位較低的“技藝教育”學校，而是著眼于提高“實業(yè)教育”的地位，仿效西方大學學制，旨在培養(yǎng)高等實用人才。實業(yè)教育的蓬勃興起及地位提高，主要是受鴉片戰(zhàn)爭以來屢次遭受外侮的刺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使朝野上下痛感于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力的顯著提升?！熬葧r之材”的嚴重缺乏，使得大力發(fā)展專門化、職業(yè)化教育成為急需。老大帝國雖極不甘心，卻不得不承認：要想增強國力，避免落后挨打，從根本上來說，必須學習西方、改革教育方式，使中國的教育能跟得上新的世界形勢。

于是，19世紀末，培養(yǎng)高、中、低各層次的實用人才的各種實業(yè)學堂，在國內(nèi)一些“領(lǐng)風氣之先”的地區(qū)陸續(xù)開辦起來。華洋雜處、受西方影響最深的上海一馬當先，光緒二十二年（1896），洋務派大臣盛宣懷仿照近代西方大學學制，在上海籌備創(chuàng)立南洋公學。南洋公學設(shè)立師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制”，是我國近代師范教育和小、中、大學三級學制最早的試點。1897年，南洋公學開始公開招收師范生，并且在招生廣告中說：公學不僅不收學費，學習優(yōu)秀的學生還可以獲得獎賞，特別重要的是，公學畢業(yè)生在地位和待遇上優(yōu)于科舉出身的進士。其中，特別優(yōu)秀的學生還將由學校出資送到國外留學。

這些優(yōu)厚的條件，對大批有志于新學的青年學子產(chǎn)生了強大的吸引力，第一年就有上千人前來應考。經(jīng)過多輪考試，校方從中選取了三十名學生進入師范院。第二年，“中院”（中學）開始招生。1901年，不打算再參加科舉考試的丁文江，籌劃去考南洋公學，這一選擇在當時頗為新銳，即使十年后也還是一條對于青年人而言不錯的出路：如1902年院考失利的葉楚傖，1903年考入南洋公學；1910年，未來的物理學家兼喜劇作家、比丁文江小七歲的黃橋人丁燮林，也考入南洋公學，畢業(yè)后被學校出資送去英國伯明翰大學留學。

與以往畢業(yè)生地位低下的“方言館”和各種傳授技藝的“船政學堂”“路礦學堂”不同，南洋公學聲稱，其畢業(yè)生的地位高于科舉出身的進士，這讓思想略為保守的丁文江父親也能接受，于是，丁文江報考南洋公學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當時，報考南洋公學需要本地官員的推薦。恰在此時，泰興縣來了一位新縣令，這位名叫龍璋的中年縣令，改變了丁文江一生的軌跡。

龍璋，字研仙，生于1854年，湖南攸縣人。攸縣龍家是湘中赫赫有名的名門望族，龍璋的祖父曾任國子監(jiān)學正、候選教諭，父親龍汝霖和二叔龍溥霖都是舉人出身，學養(yǎng)深厚。三叔龍湛霖更是做過翰林院編修、內(nèi)閣學士、刑部右侍郎、江蘇學政，還當過光緒帝的侍講官，貴為“帝師”。龍家與左宗棠家族、譚嗣同家族有姻親關(guān)系，龍璋的父親和叔父們都傾向于變法維新，龍湛霖在江蘇學政任上時，曾“引入格致新法”，敦促各學堂培育“通西法”的人才。辭官回到湖南后，龍湛霖大力興學，有學者認為，近代湖南得以領(lǐng)全國革命風氣之先，其中就有龍湛霖“孕育后生，開全省風氣”的功勞。

受父輩影響，龍璋很早就有“革舊圖新”的意愿，支持洋務運動，贊成光緒帝的變法主張。1879年，龍璋父親的朋友、曾協(xié)助曾國藩創(chuàng)建湘軍的晚清名臣郭嵩燾從國外回到湖南故里，他是中國首位駐外使節(jié)，對西方了解之深，在當時的中國罕有人及。郭嵩燾認為，只學習西方的技術(shù)即僅僅“師夷長技”，無法起到富國強兵的根本目的，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發(fā)展實業(yè)，中國才有出路。對西方的贊揚與肯定，使郭嵩燾被很多人罵為“漢奸”“貳臣”，他在重重壓力下不得不稱病辭官回到湖南。郁郁之中，他見到了故人之子龍璋，沒想到，兩人縱談天下事，十分投緣。郭嵩燾全面學習西方的主張正與龍璋不謀而合，這讓郭嵩燾非常欣慰，引他為“英年知己”。郭嵩燾將自己在國外的見聞一一相告，進一步增廣了龍璋的眼界和見識。

雖然家學深厚，并且23歲就中了舉人，但此后龍璋多次會試落第，沒有考中進士。按照清代官吏制度，舉人也可以“選官”，于是，從31歲起，龍璋先后任江蘇沭陽、如皋、上元、泰興、江寧等地知縣。光緒二十六年（1900），龍璋被任命為泰興縣令，作為一名有抱負、有責任感的父母官，龍璋在泰興一方面興修水利、扶持農(nóng)桑，一方面不遺余力發(fā)展新式教育。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將泰興襟江書院改為“縣學堂”，第二年又改名為“泰興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不僅擴建校舍、增添書籍儀器、延請教師，對教育內(nèi)容也作了重大改革：設(shè)修身、讀經(jīng)、講經(jīng)、國文、算術(shù)、中國歷史、地理、格致、體操、圖畫等十門必修課，手工、農(nóng)業(yè)、商業(yè)、樂歌、英文等五門選修課。后來，龍璋又陸續(xù)在泰興興建了好幾所新式小學，使泰興縣教育面貌為之一新。

和很多洋務派、維新派有識之士一樣，龍璋認為振興國家的關(guān)鍵在于人才。他到泰興上任后，恰逢丁文江打算報考南洋公學，需要地方官推薦，而龍璋上任伊始就曾聽說過丁文江是當?shù)赜忻纳裢?，于是，上演了一出“縣太爺召見神童”的傳統(tǒng)劇。據(jù)親友回憶，15歲的丁文江在父親的陪同下來到泰興縣衙，一番交談之后，龍縣令覺得這位少年果然對答流利、才思敏捷。他決定進一步考察丁文江，出上聯(lián)“隔水問樵夫”，丁文江大方應對“落日照漁家”。接著，龍璋給丁文江出了一道不同尋常的策論題——“漢武帝通西南夷論”。“西南夷”即四川、云南、貴州一帶的少數(shù)民族，丁文江自出生以來，去過的最遠的地方距離黃橋不過百里，對于萬里之外的西南，他所有的認識都來源于書本。好在他喜歡讀《史記》，《史記》中的《西南夷列傳》是他所熟知的。據(jù)說，丁文江“下筆迅速，議論毫暢”，龍璋閱后非常驚喜，認為眼前少年小小年紀就能寫出這樣條理清晰、分析透徹的文章，實是“國器”。他當場將丁文江收為弟子，從此悉心教導。

雖然《漢武帝通西南夷論》一文得到了龍璋先生的褒獎，但丁文江知道，自己對“西南夷”其實沒有切身觀察和真實的了解。多年后丁文江曾作詩自嘲：“十五初來從吾師，為學試論西南夷。平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辈贿^，“西南”從此在丁文江的心中埋下了一顆好奇的種子，那片遙遠、陌生而神秘的土地似乎對他產(chǎn)生了無聲的召喚。多年后，留學歸國的丁文江特地繞道西南，多走了幾個月異常艱難的路，由西向東回到故鄉(xiāng)，就是為了親眼看一看西南的風土人情，親自走一走“滇黔路”。再后來，因為工作需要，他又多次親自探勘西南各省，翁文灝在其所著的《丁文江先生傳》中曾指出：丁文江平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地質(zhì)工作，“均系集中于滇黔及鄰近諸省”。龍璋先生讓丁文江作“西南夷”策論時大概沒有想到，自己隨口出的這道題，給中國造就了一個“西南通”。

四 明師助立鴻鵠志

龍璋將丁文江收為弟子后，在繁忙的公務之余，親自指導他讀書。龍先生特別要求他學習“新學”，讓丁文江大大開闊了眼界，思想也隨之發(fā)生了很大的轉(zhuǎn)變。在明師的指點下，他已不再僅僅將史學當作“實學”，而對中國傳統(tǒng)教育之外的學科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龍璋還認為丁文江不必去考南洋公學，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維新人士，認為以丁文江的天資和家庭的財力，與其在國內(nèi)實業(yè)學堂學習，不如直接去國外留學。

作為維新派，龍璋贊成在國內(nèi)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實業(yè)教育，但龍璋認為，剛剛興起的國內(nèi)各類實業(yè)學堂，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與國外的教育水平相去甚遠。讀國內(nèi)學堂與出國留學的差異，洋務派名臣張之洞在《勸學》篇說得很明白：“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在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朝廷重臣的建議下，1901年元月，清廷下旨實行“新政”，“新政”內(nèi)容之一就是采取各項激勵措施，向國外大規(guī)模派遣留學生。此后，各省陸續(xù)開始派遣“官費生”。龍璋的故鄉(xiāng)湖南，于1902年首次派遣了一批留日“官費生”，其中就有龍璋的表弟胡元倓。

當然，讀國外學校比讀國內(nèi)學堂花費要大得多，如非公派出洋，非豪富之家不能承擔。龍璋對丁文江和丁家的情況都比較了解，他認為，丁文江家境中等，遠赴歐美可能較為吃力，但如果去日本留學，則所需路費、學費、食宿費用等比在國內(nèi)讀學堂高不了太多，丁家完全可以負擔得起。況且，比起英美等國，日本與中國語言文化差異較小，中國留學生通常很快就能適應在日本的生活。

然而，出國留學，這在1902年的“濱江偏邑”黃橋還是一件聞所未聞的大事。事實上，放眼全國，當時愿意遠涉重洋自費留學的人都是不多的。自明朝海禁以來，中國閉關(guān)數(shù)百年，與國外交往甚少。19世紀，西方雖以武力強行打開中國大門，到處設(shè)立通商口岸，但普通中國民眾，仍視外國人為“洋鬼子”，視中國之外為番邦蠻夷。沿海各地的貧苦人民，迫于生計或受誘騙，多有赴海外做苦工者，也有商人為了豐厚的利潤，不惜冒風險去“南洋”“東洋”“西洋”經(jīng)商，但讀書人，尤其是家境富裕的讀書人，鮮有考慮“去父母之邦”、犯險涉洋。因此，19世紀末，清政府剛開始派遣人員出國留學時，應征者寥寥無幾，且主要來自沿海福建、廣東兩省，很多省連一個留學生都派不出去。到了19、20世紀之交，愿意考“官費”出國讀書的人多了起來，但自費留學的大多出于高官巨富之家，像丁文江這樣的“偏邑”小康之家，很少有送子弟出國讀書的。

自費留學之所以罕見，所需費用高昂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們眼界普遍不夠開闊。以當時的交通水平，從泰興到不遠處的蘇州、上海，路上都要花幾天時間，算得上出遠門，一輩子沒出過泰興縣境的人比比皆是。況且，此時丁文江的母親單夫人去世剛滿一年，按照儒家禮法，母親去世，兒子應守孝三年，親戚們紛紛議論：哪有母親去世剛一年，兒子就要出遠門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以神童丁文江的才華，讀書中舉不是難事，何必花那么多錢、去那么遠的地方搏一個未知的前程呢？

丁文江的父親丁臻也覺得，兒子年紀還小，作為富家少爺，自幼衣食住行處處有人伺候，出門時不是乘船就是坐轎，乃至“從未步行到三里以上”，現(xiàn)在突然要去另一個國家，生活能否自理？飲食風俗是否習慣？另一方面，他雖然信任龍縣令，但長久以來的正統(tǒng)教育使他對新學遠沒有兒子那么熱衷，心里不能不嘀咕：孔孟之道才是正道，科舉才是“正途”，兒子是不是去蘇州跟隨中過進士的表姑父曹叔彥讀書應舉更好呢？當時科舉制度還沒有廢除，雖然丁臻不阻攔丁文江報考南洋公學，也不排斥他學“新學”，但他從未完全放棄讓兒子讀書中舉的舊夢。

多年后，胡適在為丁文江寫傳記時曾感慨，在黃橋那樣的小地方做一個絕頂聰明的神童，是“最危險的事”。王安石筆下的神童仲永，正是因為周圍的人目光短淺，成長環(huán)境不佳，以至于成年后“泯然眾人”。如果不是恰好遇到見識非凡的龍璋縣令，很難說丁文江會不會成為第二個仲永。直到成年后，從英國留學歸來，丁文江重新見到的故鄉(xiāng)仍是“風氣閉塞”。據(jù)他的四弟丁文淵回憶，丁文江在北京工作時“不愿意我在暑假時候回到老家泰興黃橋去度假。他說，我們家鄉(xiāng)的習氣太壞，不適宜于一個青年，所以要我到北京他那里去”。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龍璋先生的力勸，丁文江是不可能那么早出國留學的。

然而，與泯然眾人的仲永相比，丁文江非常幸運。他不僅生長在富裕之家，有能力從小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在人生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上遇到了有“滿清名縣令”之稱的龍璋。龍璋既是文江的恩師，又是泰興縣的父母官，出身名門且交游廣闊，是丁家上上下下都很敬重的人。他出面曉以利害，終于說服了丁文江的父親，同意丁文江隨同龍先生表弟胡元倓去日本留學。

胡元倓字子靖，長丁文江15歲，生于湖南湘潭書香之家，光緒二十二年（1896）入選“拔貢”（貢生的一種），1902年被選為湖南省首批官費留學日本的十二人之一（實際成行有十一人）。他立志從事教育事業(yè)，東渡日本后，就讀于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科。這一時期，胡子靖了解到日本人福澤諭吉創(chuàng)辦“慶應義塾”對明治維新的深遠影響，觸動很大。回國后，他立即聯(lián)合龍湛霖、龍璋叔侄，在湖南長沙創(chuàng)辦了明德學堂。明德學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學，蔣廷黻、任弼時等近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在此就讀。胡子靖誓言“磨血辦教育”，后來成為與張伯苓齊名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能夠得到這位未來的教育名家陪伴一同出國，又是少年丁文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龍璋說服丁家父子后不久，胡子靖從湖南來到泰興，龍璋將丁文江鄭重托付給表弟。胡子靖帶著丁文江，先去上海，從上海登船去日本東京。當時富家子弟出國留學，多有挑夫挑著滿箱的銀圓跟隨，去日本雖然花費沒有去歐美那么多，但也是一筆巨款。丁文濤回憶，為了送丁文江出國留學，父親“舉債以成其行”——向黃橋鎮(zhèn)仁源生藥店（與丁家有生意往來）借了500大洋。借錢不是因為丁家財力不足，實際上，丁文江在留學日本期間，家中的經(jīng)濟供給還是不成問題的，直到他自作主張轉(zhuǎn)到英國留學之后，家里給他的經(jīng)濟支持才發(fā)生了困難。據(jù)熟知丁家情況的人分析，之所以要在丁文江赴日本留學前借債，可能是經(jīng)商的丁家一時之間拿不出太多的現(xiàn)款，因此需要跟同行拆解，“臨時互通有無而已”。

只比丁文江大一歲的長兄文濤，也是對新思想和新世界抱有向往的青年，他不僅贊同弟弟出國留學，自己也想出國讀書。然而，母親去世未久，三弟、四弟尚年幼，需要照顧。從經(jīng)濟情況來看，長子和次子同時出國留學，對丁家來說也是沉重負擔。何況，身為長房長孫，按照中國傳統(tǒng)，丁文濤有更多的家族責任。對于丁文濤不能與丁文江一起出國留學，同族的丁廷楣后來曾表示惋惜，他在口述實錄中說，丁文濤風采不俗，“因系長子，未能外出求學，甚為可惜”。丁文江當時對哥哥說：“不有居者，誰侍庭闈？不有行者，誰圖國事？家與國，爾我當分任之。”少年心事當拏云，丁文江決心去陌生的日本留學，像那個時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樣，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甚至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求新知、認識廣闊世界的渴望，而主要是為了拯救不斷遭受列強欺凌、災難深重的祖國。抱著這樣的志向，他與胡子靖先生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東京的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