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序》考

關于《詩序》的作者與寫作時代約有二十種不同說法⁽¹⁾，被《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部《詩》類《詩序》二卷提要稱為“說經(jīng)之家第一爭詬之端”，至今尚無定論。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說他于1922年提出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并將此假設付諸古史與古代傳說的科研實踐。胡適于1924年發(fā)表了《古史討論的讀后感》，對顧氏這一假設作了充分的肯定，稱之為“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²⁾。我們認為《詩序》也是“層累地造成的”，也應當“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研究它。

一、周太師與《詩序》

我們覺得應當對《詩序》加以分析，區(qū)別對待。就《毛詩序》而言，以《關雎》為例，可以分為五個部分，一是篇題，如《關雎》；二是章句數(shù)，如“五章，章四句”；三是序，即序中開頭的那句話，如“后妃之德也”。四是對序加以解釋的話，如“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五是大序，也就是《關雎》序中從“風，風也”到序末的那段文字。我們認為在討論《詩序》作者與寫作時代時，對這五個部分要分別對待。

在上述五個部分中，篇題、章句數(shù)、大序相對獨立，容易區(qū)別，需要說明的是將每首詩的序分成“序”和“對序加以解釋的話”（也即“續(xù)申之詞”）兩個部分，而殘存的三家詩序可以說明這一點。朱彝尊指出：“《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此韓詩之序也。”⁽³⁾魯詩也有序，蔡邕《獨斷》卷上羅列了一批《詩經(jīng)·商頌》之《詩序》，今錄四則為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毒S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

朱彝尊指出“蔡邕書石經(jīng)悉本魯詩”⁽⁴⁾，則蔡邕《獨斷》所錄當為魯詩序。

齊詩早佚，《齊詩序》引者甚少，魏源嘗云：“《齊詩》最殘缺，而張楫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賢者不遇明王也?！淅嗯c《毛詩》首序正同。是即齊詩序也?！?sup>(5)

現(xiàn)存《詩》三家序的共同特點是都只有一句話，可見原序的體例只有一句話?！睹娦颉泛竺娴睦m(xù)申之詞顯然是后人加上去的?！端膸烊珪偰俊芬操澇蓪⒚渴自姷摹睹娦颉贩殖蓛刹糠?，其于《詩序》二卷提要云：“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jīng)師所傳，以下續(xù)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sup>(6)

我們認為每首詩的篇題、章句數(shù)，以及原序，應當說基本上是由周代歷任太師寫的，各諸侯國的太師在采集整理詩的過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詩》類序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敝艽牟稍娭倬褪翘珟?，《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薄稘h書·食貨志》亦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循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p>

篇題實際上是在采詩、獻詩、整理詩、演出詩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因為所收集到的詩歌很多，為了將所收集到的詩歌彼此加以區(qū)分，不得不在每首詩歌中找一兩個字，或三四個字，或一句詩作為題目，宋人戴埴指出：

《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豐》、《蕩》、《繇》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于詩亦無取。⁽⁷⁾

可見為《詩》取篇名隨意性較大，不需要多少學問，太師們當然都是勝任愉快的。為詩篇確定題目的主要任務是為了將每首詩彼此區(qū)分開來，便于指稱，所以《詩》三百篇的題目都互不相同。

太師們還有個任務就是對收集上來的詩歌進行挑選，再“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除對詩歌進行音樂加工外，還要根據(jù)演唱的需要對歌詞進行加工，有些詩歌由一段變成了兩段、三段，甚至四段，所以為歌詞分章句，以免錯亂，也是太師們的分內(nèi)工作。

再就是為詩篇寫序。既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自然要弄清楚每篇詩說些什么，所以太師們還要為每首詩寫一個簡短的內(nèi)容提要。如《魏風·伐檀》：“刺貪也?！薄洞T鼠》：“刺重斂也?！?sup>(8)由于篇題旨在給每首詩一個指稱符號，過于簡單，往往與詩的內(nèi)容無關，所以為每首詩寫一個反映內(nèi)容的提要是必要的。正如葉夢得所說：“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遒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頌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⁹⁾

說《詩序》是周太師寫的，還因為其內(nèi)容代表了周朝的觀點。宋人葉適就指出了這一點：

周以詩為教，置學立師。比輯義類，必本朝廷。況頌者乃其宗廟之樂乎？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于學官，其所去取，亦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蕑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¹⁰⁾

每首詩歌的性質(zhì)與功能是不同的，有的是在廟堂演出的，有的是在宮廷演出的，有的為了讓人娛樂而演出的。所以太師們還要將所有的詩歌分成風、雅、頌幾大類。

太師還承擔著演出的教學與組織工作，如《周禮》卷二十三《大師》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sup>(11)太師們組織樂工在各種場合演出的詩歌經(jīng)過整理，自然都保存在太師那兒，這也就是孔子的七世祖要到周太師那兒?？薄渡添灐返脑颉Ｓ行┲T侯國的太師也需要演出這些詩歌，所以他們那兒也保存了這些詩歌及其演出方法，這也就是季札能夠觀賞魯國的太師讓樂工們比較完整地演奏風、雅、頌詩的樂曲的原因。

而且培養(yǎng)統(tǒng)治階級接班人的工作歷來都是由樂官承擔的。如《尚書·虞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敝艽匀灰惨粯?，《周禮·春官·宗伯下》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¹²⁾《禮記·王制》說得更明白：

命鄉(xiāng)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xiāng)。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¹³⁾

鄭玄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痹诙Y、樂、《詩》、《書》四教中，至少前三教與音樂密切相關，所以讓樂官負責國子們的教學工作，自然是非常恰當?shù)摹?/p>

既然要教學生，當然得有教材，所以經(jīng)過太師們整理過的《詩》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的教材。所以《詩》的最初整理工作，包括為每首詩確定篇名；“比其音律”，確定篇章數(shù)；為每首詩寫一句簡單的內(nèi)容提要；對所采集到的詩進行篩選，并進行了分類編排，所以經(jīng)過太師們整理過的《詩》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的教材。

二、魯太師與《詩》三百篇

魯國的太師，特別是師摯也為《詩》三百篇的整理編輯做出了突出貢獻。首先，魯國較為完整地保存著《詩》三百篇及其演奏方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了吳公子季札應聘拜訪魯國，見到了魯之宗卿叔孫穆子：

請觀于周樂。使公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使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wèi)》。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wèi)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wèi)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睘橹琛夺佟?。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睘橹琛短啤?。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睘橹琛洞笱拧?，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jié)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sup>(14)

如果將魯樂工所歌唱的《豳》風移至風詩的最后，再將《秦》風移至《唐》風的后面，其順序就同現(xiàn)在通行的《詩經(jīng)》一模一樣。季札觀周樂的時間是公元前544年，孔子已經(jīng)七歲，這表明他能見到《詩經(jīng)》的定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季札到魯國請觀周樂，表明其他諸侯國不一定能完整地保存與演奏周樂。

其次，《隋書·經(jīng)籍志·經(jīng)部·詩》類小序曾明確指出師摯編次過《詩》：

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代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跡，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并興。其后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編而錄之?？鬃觿h《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詩經(jīng)》中有《魯頌》四篇，與《周頌》、《商頌》并列，《商頌》還可以說是前朝遺留下來的，至于《魯頌》若非魯國的太師所編，其他還有誰來做這件事呢？

孔子也表揚過師摯，如《論語·泰伯》云：“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¹⁵⁾這說明孔子親自欣賞過師摯組織樂工演奏《詩》三百篇，否則他要為《詩》三百篇做正樂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擔任過魯國的高官，所以他從魯國的太師那里獲得《詩》三百篇當也不是什么難事。上面那段引文也明確指出孔子編輯《詩》三百篇時，“下取魯”，充分利用了魯國太師們所編次的《詩》。

三、孔子與《詩》三百篇

在新的形勢下，《詩》的教學目的、內(nèi)容與方式都起了很大變化。由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的斗爭加劇，諸侯國之間的斗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而傳統(tǒng)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已經(jīng)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于是以孔子為代表的私家教育事業(yè)獲得了蓬勃的發(fā)展，因為他們注意培養(yǎng)一些適應各國需要的實用型人才。當時可以說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諸子騰躍的局面，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與杰出代表是歷來為人們所公認的，如《墨子·公孟》篇說：“今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莊子·天運》篇也稱：“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弊鳛閭魇诙Y樂詩書的代表人物，需要有較為穩(wěn)定的教材，他對《詩》三百篇的編輯整理作出了貢獻，應當在情理之中。

首先，孔子家族為整理《詩》作出過貢獻?！秶Z·魯語下》記載了魯大夫閔馬父對景伯說的一段話：“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薄睹娦颉吩疲骸啊赌恰罚氤蓽?。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笨追f達《毛詩正義》云：

《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于周之太師校定真?zhèn)危菑奶珟煻弥?。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¹⁶⁾

孔穎達還引用《世本》對孔子家世的記述，指出：“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¹⁷⁾如果將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說成是在宋戴公時，而宋戴公是在公元前799—公元前766年當政?？鬃映錾诠?51年，與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約二百五十年，未免過長?！妒酚洝に挝⒆邮兰摇吩疲骸跋骞畷r，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彼蜗骞斦臅r間是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鬃优c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約一百年，因為古人結婚早，在時間上還是比較符合的。但是說《商頌》就是正考甫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從商朝滅亡到宋襄公當權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四百年，再來寫歌頌商朝祖先的詩獻給周太師，再由周太師整理后，交給諸侯國的太師讓學生學習，似不合常情。如果說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如前所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而正考甫作為商之遺民的后裔，自然對前朝的禮樂制度也很感興趣?？梢姶藭r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詩的篇名，并分類編排了順序，而從事這項工作最有權威的人是周太師，所以正考甫校商頌十二篇要到周太師那里尋找依據(jù)。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在通行的以《那》為首的《商頌》只剩下了五篇，可見當時周太師所整理的詩與現(xiàn)在通行的詩三百篇的面貌是不盡相同的。

說孔子為《詩》三百篇做了定本成型的工作，大致與事實相差不遠，《史記·孔子世家》指出：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nèi)纾壢?，繹如也，以成。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勝，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被王道，成六藝?！?/p>

照司馬遷的這段話，現(xiàn)在通行的《詩經(jīng)》應當是孔子編輯整理的，詩三百篇是他刪定的，并且將這些詩分成了風、小雅、大雅、頌四個部分，而且還為屬于各部分的詩編排了先后順序。

司馬遷說孔子將《詩》三千馀篇刪成三百五篇，確實不能成立。但是要說現(xiàn)行的《詩》三百零五篇是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最后確定的則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為季札在魯國觀樂的順序與現(xiàn)在流行的三百篇順序畢竟有所不同，而魯國太師師摯所編次的《詩》，如果不是孔子加以整理，用作教材，則也很難作為定本在社會上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