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臣并非奸臣

兒時在鄉(xiāng)里，多聽民間故事。伍子胥過昭關、秦始皇焚書坑儒、孟姜女哭長城、桃園三結義、秦瓊賣馬等等，都耳熟能詳。其中也有“朱元璋炮打慶功樓”的故事，講的是朱元璋當皇帝后屠戮功臣。長大之后讀過一些書，才知道這些故事并非杜撰。我曾說過，大凡歷史悠久的國家，其國民都嗜史。民間傳說的中國歷史，比之今日一幫文人弄出的“戲說”，可信度要大得多。就說朱元璋炮打慶功樓一事，雖然于史無證，但這位皇帝在坐穩(wěn)龍椅之后，的確是尋找各種借口，幾欲將幫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權的開國功臣們鎮(zhèn)壓殆盡。他如此做，不能簡單用“狡兔死，走狗烹”六個字來概括。

對于朱元璋的這種做法，他的夫人馬皇后與太子朱標都表示過反對。朱元璋不為所動。傳說有一次，他撿起一枝棘條給太子，因滿是棘刺，太子無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條上的刺一一拔干凈，再遞給太子說：“現(xiàn)在你可以很穩(wěn)當?shù)啬米∷税?？”接著便講了一個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殺那些功臣，是為了讓你繼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搗蛋。

朱元璋從當上皇帝的那一天開始，就一直盤算如何鞏固政權，永享國祚。立國之初，百廢待興，但重中之重的仍是這個問題。他首先殺掉宰相胡惟庸，并因此永遠廢除中書省，并詔旨“自此有敢議設宰相者，殺無赦”。在朱元璋看來，宰相與皇帝只有一步之遙，最有可能覬覦皇帝寶座的，自然就是宰相了。廢除宰相后，朱元璋親自處理國政，用今天的公司管理結構來打比方，朱元璋是既當董事長，又當總經(jīng)理。他甚至連副總經(jīng)理都不設置，事必躬親，因此很累。實在忙不過來，他便從翰林院中找來幾個學士，湊起一個秘書班子，來幫助他做一些文件起草、典章搜尋的工作。到了永樂皇帝手上，這個沒有名分的秘書班子才有了一個名稱，叫內(nèi)閣。內(nèi)閣之臣由翰林院學士擔任，官階只有六品，辦公時是幾個人坐在一間朝房里，連椅子都不能坐，只能坐凳子。那時，六部的尚書是正二品，左右侍郎是三品，相當于今天的副部級。員外郎四品，相當于今天的司局級。六品閣臣則只相當于今天的處級干部。皇帝秘書只是個處級干部，就是放在今天，大家也會覺得級別太低。然而這就是朱元璋的馭人之法。

與閣臣情形相似的，還有六科給事中。明朝沿唐宋官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的一把手，稱為尚書，官階二品。其副職稱為左侍郎、右侍郎，統(tǒng)稱為堂上官。明朝建國之初，六部堂官與皇帝之間，還隔著一個宰相，自廢除宰相后，朱元璋親自理政，六部堂上官都直接向他匯報部務。盡管這樣，朱元璋仍害怕大權旁落，或者說擔心六部堂上官瞞上欺下，玩忽職守。因此，他又借鑒前朝的經(jīng)驗，創(chuàng)設與六部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對六部行稽核、糾察與彈劾之權。六科屬言官之列。每科的領導人，稱都給事中，官階六品，都給事中之下，設給事，官階七品或八品。所以說六科的干部，都屬于中下層官員，但他們的權力卻很大。終明一朝，因遭六科言官彈劾而被撤職的六部堂官不勝枚舉。這是朱元璋創(chuàng)造的一套小官管大官的統(tǒng)治方法。實踐檢驗，行之有效。從明代的官職設置來看，朱元璋的馭人之道是給實權的不給高位，給高位的不給實權，讓其互相牽制。

朱元璋認為，歷代滅國之禍，概括起來，不外乎來自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zhèn)、夷狄六個方面。他曾對侍臣講：“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zhèn)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唯賢是用，茍于政典，裁之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閽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zhèn)之設，本以衛(wèi)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diào)，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御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shù)事，嘗欲著書，使后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朱元璋雖然是農(nóng)民出身，后來還當過和尚，但把他放在中國歷代皇帝系列中考量，這個半文盲也絕對是一個有作為、有思想的開國之君。他認為治國要理好的六個問題，可謂抓住了要害。其制禍之道也行之有效。

立國之初，由于朱元璋嚴于約束，女寵、宦官、外戚、藩鎮(zhèn)等，都還形成不了勢力。唯一有可能對朱元璋構成威脅的，就只能是權臣和夷狄了。對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撫，恩威并施，處理得雖不是恰到好處，但也沒有大的過失。因此，在他統(tǒng)治時期，邊患始終沒有對他的政權構成主要威脅。剩下的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權臣了。前面已經(jīng)講過，朱元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為了鏟除權臣。他提防權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維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兩方面都合道，實際上是要做大臣的對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讓六科給事中監(jiān)察六部，他親自管束六科。明朝的言官除六科給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員等，有的稱言官，有的稱憲臣。這部分官員的數(shù)目很大，大約占朝廷命官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用這么多的官員來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謂煞費苦心。最后是“謹威福之下移”的問題。在他看來，權臣的突出表現(xiàn)，就是威福自專，與皇上分享權力，這是皇帝們最忌諱的事。權臣嚴嵩倒臺后，他的繼任者徐階給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綱領中就有一條“還威福于皇上”。徐階是松江人，狀元出身，是張居正的政治導師。為人有正義感，但比較謹慎，也比較滑頭。他如此說是讓嘉靖皇帝放心，他永遠只是皇上的臣仆，絕不會僭越。

永樂皇帝雖然確立了內(nèi)閣制度，但當時的閣臣都是直接對朱棣負責，尚無首輔之設。設置首輔是在孝宗時代，三楊之后。此后的內(nèi)閣，便有點像朱元璋執(zhí)政初年的中書省了。首輔也相當于宰相，但首輔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權力，則要看所服務的皇帝是英主還是庸君。譬如說張居正在隆慶六年（1572）當上首輔后，輔佐十歲登基的萬歷皇帝推行“萬歷新政”，其中有一個考成法，是整飭吏治的重要舉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監(jiān)督全國各省官員，六科監(jiān)督六部，而內(nèi)閣則負責都察院與六科的考核，這樣一來，等于說所有的言官都不再直接對皇上負責，而是改在內(nèi)閣的掌控之下。萬歷新政的順利實施，應該說得益于這個舉措。但這是分享了皇上的權力，用朱元璋的觀點看，張居正是十足的權臣。

不管怎么說，內(nèi)閣后來演變成中書省，絕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在他統(tǒng)治期間，他始終對權臣保持著充分的警惕。胡惟庸、李善長、藍玉、宋濂等等，多少權臣都被他誅滅或者罷黜。就連徐達、劉基這樣謹慎的人，也因時時遭到他的猜忌而始終驚悚不已。甚至有人猜疑，兩人的死，也是因為朱元璋的陷害。

當然，聰明的朱元璋也看到，要想從根本上鏟除權臣，除了制訂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監(jiān)控方法之外，當皇帝的人，自己也必須常存憂患之心。他曾對皇太子朱標說：“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chuàng)業(yè)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國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難，故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茍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喟哉！”

朱元璋把好皇帝分為三種：創(chuàng)業(yè)之君，中興之主，守成賢君。他認為只有這三種皇帝能夠心存敬畏，旦夕憂患。他希望他的后代都能成為中興之主或守成賢君。在這一點上，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做法欠妥，或者荒謬。譬如說，他誅滅“權臣”，為的是讓太子朱標在他駕崩后繼任，不至出現(xiàn)讓人篡位的危機。他這么做，是違反了物競天擇的自然規(guī)律。事實上，后來篡奪建文帝皇位的，并不是什么權臣，而是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建文帝是朱元璋的長孫，太子朱標沒有等到接任就已病死，朱元璋于是把皇位傳給長孫。朱棣篡奪了侄兒的帝位。

對待皇室內(nèi)部的權力爭斗，歷代史家都抱著“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原則，對成功者予以褒獎。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成祖朱棣。這兩人都不是按正常途徑登上皇帝位的，但都屬于有作為的皇帝。他們不屬于權臣，但屬于權君。

終明一朝，朱元璋所擔心的權臣奪威福自專的問題，都沒有出現(xiàn)。倒是沒有引起朱元璋足夠重視的一個問題——庸君的問題始終存在。

明朝的十七個皇帝，有作為的大概就是朱元璋與朱棣兩人（但這兩人都以殘暴著稱）。不作為、亂作為的皇帝倒是屢見不鮮。最突出的典型，以武宗、神宗、熹宗三人為最。

出現(xiàn)這么多的庸君，其原因有三：一是皇位的世襲制，即太子繼承皇位。太子登基之前，稱為東宮。盡管歷朝歷代都非常注重東宮的教育，但所有的書本都無助于培養(yǎng)他們的雄才大略與憂患意識。這如同告誡一個每天吃魚翅燕窩的人要牢記饑餓一樣。饑餓對于他來講，只是一個概念而非實際的感覺。第二個原因是佞臣太多，這些人為了達到升官發(fā)財?shù)哪康?，千方百計逗皇上開心，因此幸門大開。第三個問題是文化的問題，儒家文化是中國讀書人的根本，對皇上講忠，對父母講孝。讀書人有了這種思想，根本不敢反對皇帝。就說有名的清官海瑞吧，因上疏反對嘉靖皇帝迷戀齋醮不理政事而被打入詔獄。有一天，監(jiān)獄長聽說嘉靖皇帝駕崩，心想老皇上一死，海瑞就可出獄升官了，于是拿來好酒好菜請他吃，意在巴結他。海瑞以為要殺頭了，牢頭給他送“絕命飯”吃，也就欣然開懷暢飲。吃得酒酣耳熱之時，他才知道是皇上死了，頓時兩眼一翻，昏厥過去。醒過來后，他把吃下的酒肉翻腸倒胃吐個精光。他雖然罵過皇帝，但仍然覺得皇帝神圣，是不可褻瀆的。海瑞一生對貪官恨之入骨，但對皇上的貪墨卻三緘其口。中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從來都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就導致了庸君、昏君的誤國、誤民。

最后，還是想說一說權臣的問題：

朱元璋對權臣的定位是威福自專。威指權力，福指享受，為人臣者，其權力與享受絕不能超過皇上?；噬峡梢噪S便殺一個人，也可以隨便提拔一個人。大臣就不行。生殺予奪大權，只能握在皇上一個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權臣。

在明代，被戴上權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長都是權臣。嘉靖朝當過二十年首輔的嚴嵩倒臺后，也被封以權臣。張居正死后遭到萬歷皇帝清算，再次被稱為權臣。把這幾個權臣放在一起研究，就會發(fā)覺他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了。嚴嵩弄權，是為了賣官鬻爵，積斂錢財。即便這樣，他也從不敢威福自專，而是挖空心思討好皇上。張居正柄政時，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擔任內(nèi)閣首輔的十年，他掌握了實際的權力，這也是因為皇帝太小，無法作為。張居正領導萬歷新政，在吏治、邊防、賦稅諸方面實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興之象。對這樣的人，若以權臣來罪他，則是千古冤案。若用權臣來褒他，仍覺言過其實。事實上，萬歷皇帝雖然只是十歲的孩子，在張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這孩子的表揚，他仍然熱淚盈眶。這樣的記載，在萬歷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數(shù)。

后世的一些史評家，常常用權臣的概念來品判古代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貶，竊以為大謬。像朱元璋這樣討厭權臣的皇帝，我們可以理解。他之討厭，是害怕大權旁落，但喜好權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今天的人喜歡講一句話：“權為民所用”，若能如此，則權臣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