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司馬相如，字長卿，小名犬子，后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其生年，近人據(jù)《史記》本傳記載：司馬相如在景帝時為郎，后梁孝王入朝，即“因病免，客游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以下凡引《史記》本傳者，均不注明出處）。又參以漢制：男子年二十三而傅。景帝二年冬十二月改為二十而傅。由此論定司馬相如為郎之年為漢景帝元年（前156年），時二十三歲，如此上推其生年為漢文帝元年（前179年）。其卒年，據(jù)本傳稱：“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漢武帝封禪太山為元封元年（前110年），由此上推八年為元狩五年（前118年）。司馬相如生活的年代，正是漢王朝走向巔峰的時候。

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而以藺相如為榜樣，以為國家排憂解難為己任。其時文翁為蜀郡太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因大興教化，“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漢書·循吏傳》），并派遣蜀中青年十余人去長安學習儒家經(jīng)典，司馬相如亦在其中。因留在長安，并于景帝初年“以貲為郎”，任武騎常侍。這并不為司馬相如所喜歡，加之景帝并不愛好辭賦，對他也不看重，使他頗有不遇知音之感。景帝中元六年，司馬相如歸蜀，與卓文君相識，居成都。景帝七年（前150），梁孝王又一次來到長安，并帶來了鄒陽、枚乘、莊忌等一批文士，司馬相如與這些人情趣相投，為能與他們交往而感到高興，于是借口有病，辭去了武騎常侍的職務，去做梁孝王的門客?！傲盒⑼趿钆c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shù)歲，乃著《子虛》之賦?！?/p>

漢武帝即位后，在要求各地舉薦賢才的同時，也注意搜求文人學士。有一天，漢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以后，大為贊賞，并以自己不能與作者同時為遺憾。其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jiān)，恰好在武帝身邊，趁機對武帝說：“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睗h武帝聽了大吃一驚，馬上下令召見。司馬相如表示《子虛賦》“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上，漢武帝十分高興，任其為郎。

建元六年（前135年），東越（閩越）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告急，請求支援。漢武帝派大行令王恢率軍隊出豫章去打擊東越。戰(zhàn)事平息后，王恢派番陽令唐蒙去南越，通報有關(guān)情況，并借以顯示漢王朝的兵威。出于制伏南越的目的，唐蒙產(chǎn)生了開發(fā)西南夷的設想，于是他上書漢武帝說：“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余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武帝同意了這一想法，并任命唐蒙為郎中將，率領人馬，攜帶財貨寶物前去夜郎。又派司馬相如出使巴蜀，對那里的人民進行安撫?！队靼褪裣肪褪撬鍪拱褪駮r發(fā)布的政府文告。司馬相如出使的幫助，終使唐蒙打開了通向西南夷的道路。

司馬相如第二次出使巴蜀，到成都，“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qū)，蜀人以為寵”。卓王孫也改變了態(tài)度，“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也許這種顯赫的情狀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司馬相如從巴蜀回到長安后，有人告發(fā)他出使時曾受人財物，因而被免官。過了一年多，“復召為郎”。由于這件事，司馬相如似乎看到了仕途的險難，因而削弱了功名事業(yè)之心，常稱病閑居于家，很少與公卿大夫交往。但由于職務的關(guān)系，他還是要經(jīng)常陪從漢武帝巡幸各地。一次他陪從漢武帝去長楊宮（今陜西周至東南）田獵，因見漢武帝“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以為“非天子之所宜近”，于是上《諫獵疏》以諷諫。返回后，過宜春宮，作《哀秦二世賦》，其辭有云：“弭節(jié)容與兮，歷吊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碑斒轻槍ΜF(xiàn)實情況而發(fā)的感慨。

司馬相如晚年任孝文園令，這是管理文帝陵園的閑散職務（后人輯錄他的作品，題為《司馬文園集》本此）。但他對于朝廷大事仍很關(guān)心，他見漢武帝“好仙道”，因上《大人賦》欲以諷諫，但效果與其愿望相反，漢武帝讀完賦，反而“縹縹有陵云之志”（《漢書·揚雄傳》）。他的內(nèi)心也頗不平靜，《長門賦》也許就在這個時候?qū)懗桑\用《楚辭》“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以表達對自己遭際不幸的感嘆。后司馬相如因病免官，家居茂陵（今陜西興平東南，漢武帝死后葬此）。元狩五年（前118年），病卒于家。漢武帝遣使臣求其遺書，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边@“一卷書”就是司馬相如的絕筆之作《封禪文》。

司馬相如不僅是漢武帝的文學近臣，而且還是漢武帝內(nèi)外經(jīng)營政策的執(zhí)行者。開發(fā)西南夷，溝通漢王朝與西南地方少數(shù)民族的關(guān)系，自漢武帝開始一直是漢朝的一項基本國策，到東漢還在執(zhí)行著。這在當時是出于維護、鞏固漢王朝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而今天我們在評述這一歷史事實時，應該把它同漢武帝對匈奴用兵一樣，要肯定其在歷史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司馬相如在開通西南夷的過程中，兩次出使巴蜀，并對其意義做了具體的闡述，表現(xiàn)了他的政治才干，也說明了他并非是一個沒有頭腦的風流才子。但司馬相如對漢武帝也不是一味歌頌，盲目服從的。從以上生平的敘述中，可以表明他并非趨炎附勢，貪圖利祿的小人。但由于他生活在漢代最繁榮的時期，又長期生活在宮廷的特殊環(huán)境中，缺乏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了解和對人民苦難生活的具體感受，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主要看到的是對封建大一統(tǒng)的頌揚，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善意諷諫，缺乏對人民愛憎情緒的反映，也沒有對社會生活矛盾斗爭的描寫，這是司馬相如的思想及其創(chuàng)作的重大缺陷。

二

司馬相如的賦，據(jù)《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二十九篇，現(xiàn)存題為司馬相如賦的有五篇：《史記》、《漢書》本傳載《子虛上林賦》（《文選》亦載，分為《子虛賦》、《上林賦》兩篇），《哀秦二世賦》、《大人賦》，《文選》載《長門賦》，《古文苑》載《美人賦》。另，其他古籍還引用有司馬相如的兩篇賦的一些文句和一篇名。司馬相如的散文均載《史記》、《漢書》本傳，包括《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上疏諫獵》、《封禪文》（以上四篇亦載《文選》）。據(jù)本傳所記，尚有《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等，今皆佚。司馬相如還是一位文字學家，著字書《凡將篇》，亦佚，從一些古籍保留的殘句看，這是一部以七字為句的教童蒙識字的書。

司馬相如文學家的聲譽與地位，是由他的《子虛上林賦》奠定的。關(guān)于這篇賦的分合、題名有不少的討論。主要的不同是：有人據(jù)本傳認為《史記》、《漢書》所錄的當題為《天子游獵賦》，而另有《子虛賦》；有人則認為《文選》所題為《上林賦》者，即《天子游獵賦》，等等。近人高步瀛在其所著《文選李注義疏》中對各家的說法做了中肯的批評，認為當以兩篇作一篇為是。他特別推重吳汝綸的說法，據(jù)其所引，吳汝綸認為：“《子虛》、《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藉此三人為辭’，則亦以為一篇矣。而前文《子虛賦》乃游梁時作，及見天子，乃為《天子游獵賦》。疑皆相如自為賦序，設此寓言，非實事也。楊得意為狗監(jiān)，及天子讀賦，恨不同時，皆假設之詞也。”另，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所著《史記會注考證》中說：“愚按《子虛》、《上林》，原是一時作。合則一，分則二。而‘楚使子虛使于齊’，‘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賦名之所由設也。相如使鄉(xiāng)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見耳。正是才子狡獪手段?！眳鞘稀{川氏的說法，雖亦屬推測，但有一定道理，其結(jié)論是可信的。我們可以認為司馬相如寫作這篇賦經(jīng)過了較長時間，也許在梁孝王客舍時已有一個初稿，以后又不斷加工修改，而到了受漢武帝召見時，才最后確定成我們今天讀到的這個樣子。

《子虛上林賦》按《文選》的分類，歸于“田獵”賦中，是在賦中集中描寫田獵活動的第一篇。狩獵是原始初民最重要的生產(chǎn)手段，進入階級社會后，統(tǒng)治者則把它看成是平時練兵習武以及借此游樂的一項活動。先秦的文獻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和論述，而作為文學上的反映，則有《詩經(jīng)·七月》描寫了農(nóng)奴的秋冬之時的田獵活動，《叔于田》、《大叔于田》、《車攻》等則具體描寫了田獵的場面，贊美了田獵中武士的勇猛和技藝的純熟。但《詩經(jīng)》中這類作品大都是抒情詩，以抒寫主觀感受為主。以后在《楚辭·招魂》和枚乘的《七發(fā)》中都把田獵作為客觀事物來加以描寫，但作品并非主要描寫田獵。而在《子虛上林賦》中，司馬相如把田獵作為主要描寫對象，展開了全面而具體的描寫，并通過對客觀事實的具體描寫，形象地表現(xiàn)了作品的主題?！蹲犹撋狭仲x》是歌頌的作品，作者所描寫的是帝王貴族的生活，竭力宣揚的是漢天子的豪華和富有，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過這些描寫，我們可以感受到封建統(tǒng)一的漢帝國在上升時期所具有的氣象和面貌，其視野之恢弘、胸襟之開闊，是以前文學作品中所沒有的。《子虛上林賦》還是一篇諷喻性的作品，作者通過對作品中三個人物一浪高過一浪的描寫以及最后子虛、烏有先生俯首受教、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表達了對諸侯的奢侈和僭越禮法行為的不滿，以及維護中央王朝統(tǒng)一的政治態(tài)度，這與漢初政論家賈山、賈誼、晁錯等人政論文所表達的認識是一致的。至于賦末作者通過天子之口所發(fā)表的抑制奢侈、崇尚節(jié)儉的議論，其社會效果也許是十分微弱的。而就作品發(fā)展來說，在賦末產(chǎn)生這樣的議論，是自然的，它符合儒家的“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毛詩序》）的批評方式，聯(lián)系司馬相如的全部作品，從主觀動機上來說，他還是希望通過這種委婉的方式達到其諷諫的目的的。

司馬相如另一篇影響較大的賦是《長門賦》。關(guān)于這篇賦，歷來有人認為是后人托名之作?！赌淆R書·文學傳》載陸厥與沈約書中有“《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的話，于是有人認為陸厥從文章風格的對比上否定了《長門賦》是司馬相如的創(chuàng)作。但細讀原文，陸厥實無此意，恰恰相反，他是在論證《長門賦》確為司馬相如所作。因為緊接上面所引的那一句的后面，是“《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這兩個對句的用意相同，是說一個作家可以寫出風格不同的作品，所以接下去他明確地指出：“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憋@然是在論證由于時間、地點的不同，作家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也會變化。由此，我們可以論定，陸厥所說“非一家之賦”，非“不是一個作家的作品”之謂，乃“不是一種風格的作品”之謂也。又《文選》于該賦前有一段序文，大意是：“孝武皇帝陳皇后”因妒失寵，別住長門宮，因奉黃金百斤，請司馬相如寫作此賦，“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序文所敘事實與歷史記載不完全符合，這是后人以為《長門賦》是托名之作的另一個原因。有人還引用顧炎武的論說以為佐證，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九“假設之辭”條目下說：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偕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陳皇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顧炎武論述的重點是在說明古人寫賦，多假設之辭，不必盡與事實相符，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事，即是一例。顧炎武論述的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可否虛構(gòu)的問題，而且把《子虛上林賦》與《長門賦》乃至東漢馬融的《長笛賦》聯(lián)系起來加以論證，并未涉及《長門賦》的作者問題。他在“原注”（據(jù)《日知錄》體例，當是作者自注）中，因賦序所稱孝武皇帝乃劉徹死后的謚號，而司馬相如死于漢武帝前，不能預知劉徹的謚號，因此懷疑《長門賦》為托名之作。但從序文的語言上看，與后來班固的《兩都賦序》不同，不是司馬相如自作，而是后人解釋司馬相如寫作這篇賦的起因所寫的一段話?！瓣惢屎髲偷糜H幸”云云，不過是序文作者為了張大這篇賦的作用，有意編造出來的，不是史筆，可以小說家言視之，正如顧炎武所說的“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因此，顧氏所論及的是序文的作者，不能由此導出《長門賦》也是后人托名之作的結(jié)論。在沒有確鑿證據(jù)的時候，還是應該相信《文選》，確認司馬相如對《長門賦》的著作權(quán)。

《長門賦》與《子虛上林賦》不同，在表現(xiàn)手法、藝術(shù)風格上與《楚辭》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馬相如寫作這篇賦的起因，并不單純是對于后宮婦女的同情。我們聯(lián)系到屈原《離騷》中上叩天閽、下求佚女，以及“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等比興手法的運用，還有司馬相如以后張衡《四愁詩》、《同聲歌》、陶淵明《閑情賦》的出現(xiàn)，司馬相如寫作《長門賦》未嘗不是以后宮女子的悲慘遭遇來寄托個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神話傳說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們?nèi)菀装l(fā)現(xiàn)其中的寄托，而司馬相如轉(zhuǎn)而寫人間男女的情愛，采用的是寫實的手法，人們?nèi)菀讖钠涿鑼懙纳畛霭l(fā)對作品進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馬相如的這種寫法，實際上開創(chuàng)了古代詩歌中以男女之艷情寫個人情志的一體，對后世文學的影響同樣是不可低估的。司馬相如的《哀秦二世賦》，吊古傷今；《大人賦》，仙侶神游，對后世同類題材的詩文創(chuàng)作，也都有一定的影響。

司馬相如的散文亦多鋪張渲染，喜用排偶句式，在文法和語言風格上與他的賦有一致之處，其中《難蜀父老》，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表達了其政治見解，與東方朔《答客難》的寫法和用意相同，同為賦中設論一體的開山之作，以后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張衡的《應間》，遠及唐代韓愈的《進學解》，都是受到它們的啟發(fā)而寫成的。

漢賦的主體是以描寫田獵、宮苑、京都為主要內(nèi)容的漢大賦。這種賦的形體，經(jīng)過枚乘的《七發(fā)》，到了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已經(jīng)定型，以后作者凡是寫作這種賦都以此為典范而刻意仿效，再無重大發(fā)展。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中所體現(xiàn)的藝術(shù)構(gòu)思，運用的寫作手法，今天看來都不免顯得幼稚，加上形式的單調(diào)且缺少變化，以及使用的詞藻許多都已經(jīng)失去了活力，而使文章顯得刻板艱澀，現(xiàn)代的讀者已無法從中體會到閱讀其他文學作品時所有的那種愉悅的感受。但從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中去認識，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承前啟后，有著多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使他成為漢賦作家中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司馬相如的其他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了他是一個各體兼長的作家，有多方面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才能?！拔恼挛鳚h兩司馬”（《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贊》），班固從文章創(chuàng)作方面把司馬遷、司馬相如二人并列，這成為后世相當一部分人的共同認識。直到“五四”以后，魯迅先生的《漢文學史綱要》中還把二人放在一個專節(jié)里加以評述，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在“雄于文”，“不欲迎雄主之意”方面，二人又有相似之處。但近幾十年來，研究者對司馬相如評價不高，貶多于褒，這是不全面的。應該承認二人的文學成就是有差異的，但他們都各自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在各自的領域中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為推動文藝和社會的前進，他們有著相同的努力和貢獻，二人對后世文學的影響都不僅局限于各自擅長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因此，把“兩司馬”看成同一時代的兩個文學巨子，是可以的，這有助于我們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文學做全面考察并做出準確的評價。

三

司馬相如的作品，《史記》、《漢書》、《文選》等書所載，文字頗多不同。本書除個別地方外，不列異文、不做?？?，均依一書的文字為準。凡《文選》所載者，則依《文選》（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刻本），它們是《子虛賦》、《上林賦》、《長門賦》、《上疏諫獵》、《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和《封禪文》?！栋囟蕾x》、《大人賦》依《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美人賦》依《古文苑》（《四部叢刊》本）。在注釋和譯文中，對于前人和現(xiàn)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多有汲取，限于體例，未能一一指出，在此一并說明。

費振剛（北京大學中文系）

仇仲謙（珠江學院藝術(shù)與人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