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緣》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后，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復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復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又中歲以后，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于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yǎng)，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聊做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爾。

關于《再生緣》前十七卷作者陳端生之事跡，今所能考知者甚少，茲為行文便利故，不拘材料時代先后，節(jié)錄原文，并附以辨釋于后。

《再生緣》第二十卷第八十回末，有一節(jié)續(xù)者述前十七卷作者之事跡，最可注意，茲移寫于下。至有關續(xù)者諸問題，今暫置不論，俟后詳述之。其文云：

《再生緣》，接續(xù)前書《玉釧緣》。業(yè)已詞登十七卷，未曾了結這前緣。既讀（“讀”疑當作“續(xù)”）前緣緣未了，空題名目《再生緣》?？晒帜呈腺t閨秀，筆下遺留未了緣。后知薄命方成懺（“懺”疑當作“讖”），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我亦緣慳甘茹苦，悠悠卅載悟前緣。有子承歡萬事定（“定”疑當作“足”），心無掛礙洗塵緣。有感《再生緣》者作（“者作”疑當作“作者”），半途而廢了生前。偶然涉筆閑消遣，巧續(xù)人間未了緣。

寅恪按，所謂“《再生緣》，接續(xù)前書《玉釧緣》”者，即指《玉釧緣》第三十一卷中陳芳素答謝玉輝之言“持齋修個再生緣”及同書同卷末略云：

卻說謝玉輝非凡富貴，百年之后，夫妻各還仙位。唯有（鄭）如昭情緣未斷，到元朝年間，又臨凡世。更兼芳素癡心，宜主憐彼之苦修，亦斷與駙馬（指謝玉輝）為妾。謝玉輝在大元年間，又干一番事業(yè)，與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愛夫妻，才歸仙位。陳芳素兩世修真，也列仙班，皆后話不提。

及同書同卷結語所云“今朝玉釧良緣就，因思再做巧姻緣”等而言。故陳端生作《再生緣》，于其書第一卷第一回，開宗明義，闡述此意甚詳，無待贅論。所可注意者，即續(xù)者“可怪某氏賢閨秀，筆下遺留未了緣。后知薄命方成讖，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之語，蓋《再生緣》在當時先有流行最廣之十六卷本，續(xù)者必先見之，故有“可怪”之語。其后又得見第十七卷或十七卷本，故有“后知”之語，然續(xù)者續(xù)此書時，距十六卷本成時，約已逾五十年。距第十七卷成時，亦已四十余年（說詳下）。雖以續(xù)者與原作者有同里之親，通家之誼，猶不敢顯言其姓名，僅用“某氏賢閨秀”含混之語目之，其故抑大可深長思也。

陳端生于《再生緣》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際，哀怨纏綿，令人感動，殊足表現女性陰柔之美。其才華煥發(fā)，固非“福慧雙修”（見下引陳文述題陳長生《繪聲閣集》詩。此四字甚俗，頤道居士固應如是也。一笑），隨園弟子巡撫夫人之幼妹秋谷所能企及，即博學宏詞文章侍從太仆寺卿之老祖句山，亦當愧謝弗如也。茲特移錄其文稍詳，不僅供考證之便利，兼可見其詞語之優(yōu)美，富于情感，不可與一般彈詞七字唱之書等量齊觀者也。

《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坊間鉛印本刪去此節(jié)）云：

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盡嘗世上酸辛味，追憶閨中幼稚年。姊妹聯床聽夜雨，椿萱兮（“兮”疑當作“分”）韻課詩篇。隔墻紅杏飛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煙。年（“年”疑當作“午”）繡倦來猶整線，春茶試罷更添泉。地鄰東海潮來近，人在蓬山快欲仙?？罩袠情w千層現，島外帆檣數點懸。侍父宦游游且壯，蒙親垂愛愛偏拳。風前柳絮才難及，盤上椒花頌未便。管隙敢窺千古事，毫端戲寫《再生緣》。也知出岫云無意，猶像穿窗月可憐。寫幾回，離合悲歡奇際會，寫幾回，忠奸貴賤險波瀾。義夫節(jié)婦情何極，自然憔悴堂萱后（寅恪按，此句疑當刪去，而易以“孝子忠臣性自然”一句，蓋作者取《玉釧緣》卷首詩意，成此一句也，傳抄者漏寫“孝子忠臣性”五字。又見下文有“自從憔悴堂萱后”七字，遂重復誤寫歟？今見鄭氏鈔本此句作“死別生離志最堅”?？晒﹨⒖迹?，慈母解順（“順”疑當作“頤”）頻指教，癡兒說夢更纏綿。自從憔悴堂萱后，遂使蕓緗彩華（“華”疑當作“筆”）捐。剛是脫靴相驗看，未成射柳美因緣。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疑（“疑”疑當作“旋”）南首夏天。歸棹夷猶翻斷簡，深閨閑暇待重編。由來蚤覺禪機悟，可奈于歸俗累牽。幸賴翁姑憐弱質，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燈半（“半”疑當作“伴”）讀茶沸（“沸”疑當作“湯”。鄭氏抄本作“茶聲沸”更佳）廢，刻燭催詩笑語聯。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懸。亨衢順境殊樂安（“樂安”疑當作“安樂”），利鎖名韁卻掛牽。一曲京（“京”疑當作“哀”。鄭氏抄本作“驚”，亦可通）弦弦頓絕，半輪破鏡鏡難圓。失群征（寅恪按，“征”字下疑脫四字。如非脫漏，則“征”字必誤也。鄭氏鈔本作“失群征雁斜陽外”，是）羈旅愁人絕塞邊。從此心傷魂杳渺，年來腸斷意尤煎。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志自堅。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煙。送（“送”疑當作“遂”）如射柳聯姻后，好事多磨幾許年。豈是蚤為今日讖，因而題作《再生緣》。日中鏡影都成驗（寅恪按，此句疑用開元遺事宋璟事），曙后星孤信果然。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傳。髫年戲筆殊堪笑，反勝那，淪落文章不值錢。閨閣知音頻賞玩，庭幃尊長盡開顏。諄諄更囑全終始，必欲使，鳳友鸞交續(xù)舊弦?；矢ι偃A諧伉儷，明堂酈相畢姻緣。為他既作氤氳使，莫學天公故作難。造物不須相忌我，我正是，斷腸人恨不團圓。重翻舊稿增新稿，再理長篇續(xù)短篇。歲次甲辰春二月，蕓窗仍寫《再生緣》。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

同書同卷第六十八回末節(jié)（坊間鉛印本刪去此節(jié)）云：

八十張完成一卷，慢慢的，冰弦重撥待來春。知音愛我休催促，在下閑時定續(xù)成。白芍霏霏將送臘（鄭氏抄本“芍”作“雪”，詳見后附校補記），紅梅灼灼欲迎春。向陽為趁三年日（鄭氏抄本“年”作“竿”自可通），入夜頻挑一盞燈。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舊如心（“如”疑當作“時”）。其中或有差訛處，就煩那，閱者時加斧削痕。

據作者自言“羈旅愁人絕塞邊”及“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煙”，又續(xù)者言“后知薄命方成讖，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是陳端生之夫有謫戍邊塞，及夫得歸，而端生已死之事也。檢乾隆朝史乘及當時人詩文集，雖略有所考見，但仍不能詳知其人其事之本末。今所依據之最重要材料，實僅錢塘陳云伯文述之著述。文述為人，專摹擬其鄉(xiāng)先輩袁簡齋，頗喜攀援當時貴勢，終亦未獲致通顯。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列名于其女弟子籍中，所謂“春風桃李群芳譜”者是也（見文述撰《頤道堂詩選》卷二二《留別吳門詩》及此詩中文述自注）。然文述晚歲，竟以此為多羅貝勒奕繪側室西林太清春（顧春字子春，號太清，實漢軍旗籍也）所痛斥，遂成清代文學史中一重可笑之公案。今移錄太清所撰《天游閣集》第四卷中關涉此事者于后，非僅欲供談助，實以其中涉及續(xù)《再生緣》事，可資參證也。其文如下：

錢塘陳叟字云伯者，以仙人自居（寅恪按，云伯以碧城仙館自號，其為仙也，固不待論。又其妻龔氏字羽卿，長女字萼仙，次女字苕仙，亦可謂神仙眷屬矣。一笑），著有《碧城仙館詩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為吹噓。去秋曾托云林（寅恪按，云林者，錢塘許宗彥及德清梁德繩之女，適休寧孫承勛，與文述子裴之即芹兒之妻汪端，為姨表姊妹?？蓞㈥悏燮濉蹲蠛Ｎ募肪硪哗栺{部《許君墓志銘》及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五九阮元撰《梁恭人傳》。但阮元文中“休寧”作“海陽”，蓋用休寧舊名也。又《頤道堂詩選》卷一〇有二月初五日為芹兒娶婦及示芹兒并示新婦汪端詩，同書卷二三復有丁亥哭裴之詩，《西泠閨詠》卷一五《華藏室詠許因姜云姜》及同書卷一六《題子婦汪端〈自然好學齋詩〉》后兩七律序語等，皆可參證。至于汪端，則其事跡及著述，可考見者頗多，以與本文無關，故不備錄），以蓮花筏（箋？）一卷墨二錠見贈，余因鄙其為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并自和原韻一律（寅恪按，今所見春明新詠刊本，其中無文述偽作太清題詩及文述和詩，殆后來刪去之耶）。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

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鶩安知澡雪鴻。綺語永沉黑暗獄，庸夫空望上清宮。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笑，浮云不礙日光紅。

寅恪按，文述所為，雖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觀之，亦有微功足錄，可贖其罪者，蓋其人為陳兆侖族孫，又曾獲見端生妹長生。其所著《頤道堂集》《碧城仙館詩鈔》及《西泠閨詠》中俱述及端生事。今移錄其文于下：

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六（國學扶輪社刊《碧城仙館詩鈔》卷九）載：

《題從姊秋谷（長生）〈繪聲閣集〉》七律四首

濃香宮麝寫烏絲，題遍班姬鮑妹詩。一卷珠璣傳伯姊，六朝金粉定吾師。碧城醒我游仙夢，繡偈吟君禮佛詞。記取宣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畫簾遲。

湖山佳麗水云秋，面面遙山擁畫樓。紗幔傳經慈母訓，璇璣織錦女兄愁。龍沙夢遠迷青海（自注：長姊端生適范氏，婿以累謫戍。寅恪按，“累”《碧城仙館詩鈔》作“事”），鴛牒香銷冷玉鉤（自注：仲姊慶生早卒）。爭似令嫻才更好，金閨?；劬闺p修。

碧浪蘋香一水（“一水”《碧城仙館詩鈔》作“水一”）涯，韋郎門第最清華。傳來鸚鵡簾前語，繡出芙蓉鏡里花。梅笑遺編寒樹雪，蘩香詩境暮天霞（自注：兩姑皆有詩集。梅笑周太恭人集名，蘩香李太恭人集名）。更聞群從皆閨秀（自注：娣周星薇，長姑淑君，小姑渚蘋，皆能詩），詠絮何勞說謝家。

繪水由來說繪聲，玉臺詩格水同清。偶從寒夜燒燈讀，如聽幽泉隔竹鳴。江上微波秋瑟瑟，畫中遠浦月盈盈。仙郎縱有凌云筆（“筆”《碧城仙館詩鈔》作“賦”），作賦（“作賦”《碧城仙館詩鈔》作“起草”）還勞翠管評。

又《西泠閨詠》卷一五云：

《繪影閣詠家□□》

□□名□□，句山太仆女孫也，適范氏。婿諸生，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謫戍。因屏謝膏沐，撰《再生緣》南詞，托名女子酈明堂，男裝應試及第，為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為足成之，稱全璧焉?！澳匣ū眽艚骶欧N”，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澳匣ā敝^《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并傳?！短煊昊ā芬嗄显~也，相傳亦女子所作，與《再生緣》并稱，閨閣中咸喜觀之（寅恪按，蔣瑞藻《小說考證續(xù)編》卷一《再生緣》條引《閨媛叢談》，其文全出自《西泠閨詠》，又王韜《松隱漫錄》十七卷附《閨媛叢錄》一卷。寅恪未得見其書，不知是否即蔣氏所引者。并可參考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五南詞“再生緣”條）。

紅墻一抹水西流，別緒年年悵女牛。金鏡月昏鸞掩夜，玉關天遠雁橫秋?？鄬⑾聂《?，細寫南花北夢愁。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婿覓封侯。

上引陳氏兩書皆關涉端生及其夫范某之主要材料，兩者內容大抵相同，而《西泠閨詠》較為詳盡。今考定此等記載寫成年月，并推求其依據之來源，更參以《清實錄》《清會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蘋南遺草》、陸耀《切問齋集》等，推論端生之死及范某赦歸之年。固知所得結論，未能詳確，然即就此以論《再生緣》之書，亦可不致漫無根據，武斷妄言也?！段縻鲩|詠》卷一五《詠端生》詩之前，其第六題即為“繪聲閣詠家秋谷”者，其詩中既有“香車桂嶺青山暮”之句，其序中復載“歸葉琴柯中丞”之語。琴柯者，紹楏之字（可參《湖海詩傳》卷四〇、《兩浙軒續(xù)錄》卷一六、《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等書、《葉紹楏小傳》）。李桓《耆獻類征》卷一九六《疆臣類》卷四八載紹楏本末頗詳。紹楏于嘉慶二十二年由廣西布政使擢廣西巡撫，二十五年被議降級解職，其次年即道光元年病卒。然則《西泠閨詠》此節(jié)必成于嘉慶二十二年任巡撫以后，始得稱紹楏為“中丞”，“中丞”者，御史中丞之簡稱，清代巡撫兼帶右副都御史之銜名，故習俗以“中丞”稱巡撫。據此，則文述詠陳長生之詩，距其全書完成之時代，不能超過十年之久也（《西泠閨詠》作者自序所題年月為道光丁亥閏五月，即道光七年也）。以通常行文之例言，長生應列于其姊端生之后，今不爾者，殆文述詠長生詩既成后，始牽連詠及端生，遂致列姊于妹后耶？若果如是者，則文述詠端生之詩，其作成之時亦當與道光七年相距甚近也。此點關涉《再生緣》續(xù)者之問題，俟后更詳論之。至其稱楊芳燦為“楊蓉裳農部”，則芳燦因其仲弟授甘肅布政使，援引道府以上同祖以下兄弟同省回避之例（參《清會典事例》卷四七“吏部漢員銓選親族回避”等條），已由甘肅外職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其時至少在嘉慶三年以后（見《碑傳集》卷一〇八趙懷玉撰《楊君芳燦墓志銘》）。若更精密言之，則至少在嘉慶六年文述與芳燦在京師相識以后也（見下引芳燦《送云伯·序》）。文述詠端生之詩作成時代頗晚，又得一旁證矣。

關于文述題《繪聲閣集》詩四首，其第二首最關重要，置后辨釋。其余三首依次論證之。

第一首詩

第一首中最關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見陳長生年月，并文述見長生是否多次等問題。此等問題可取兩事即（一）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及第二次會試入京之年月，與（二）長生于此兩時間適在北京，有遇見文述之可能，參合推定之于下。

楊芳燦《芙蓉山館文鈔》卷二《送陳云伯之官皖江·序》略云：

嘉慶辛酉（六年）余與云伯相見于都下，于茲五閱寒暑矣。同人惜別，贈言盈篋。余與陳編修用光查孝廉揆俱為序引，時丙寅（嘉慶十一年）新正谷日也。

又《頤道堂文鈔》卷一《頤道堂詩·自序》略云：

嘉慶丙辰（元年）儀征阮伯元先生視學浙江。越二年戊午（嘉慶三年）從先生入都。明年（嘉慶四年己未）又從至浙。越二年（嘉慶六年辛酉）又以計偕入都，居京師者五年。

又《頤道堂詩選》卷一五略云：

余自辛酉（嘉慶六年）至乙丑（嘉慶十年）京師舊作多琴河李晨蘭女士加墨（寅恪按，今所見《碧城仙館詩鈔》十卷，后附有李元塏跋，所題年月為嘉慶乙丑秋七月，可與上引楊芳燦文參證）。重蒞琴河，女士下世已十五年矣。感賦。

（詩略）

寅恪按，文述第一次至京為嘉慶三年，出京為嘉慶四年。第二次至京為嘉慶六年，出京為嘉慶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謂“居京師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時間，雖遠不及第二次之長久，然鄙意文述之獲見長生實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論者，文述為人喜攀援貴勢，尤喜與閨閣名媛往還。長生為兆侖孫女，本與文述有同族之親，況以袁隨園女弟子之聲名，葉琴柯編修夫人之資格，茍長生此時適在京師，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謁之禮者，則轉于事理為不合矣。至于長生適在北京與否之問題，可以依據葉紹楏歷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獻類征》卷一九六《疆臣類》卷四八《葉紹楏傳》略云：

葉紹楏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年由舉人于四庫館議敘，授內閣中書。五十三年丁母憂。五十五年服闋，補原官。五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散館授編修。嘉慶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二月改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四月命巡視南城。五年轉掌江西監(jiān)察御史。六年五月充云南鄉(xiāng)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學政。九年差竣回京。十年命巡視天津漕務。十一年六月升工科給事中。

寅恪按，葉紹楏與陳長生從何時起同在京師，乃一復雜之問題，詳見下文第二首詩中考辨織素圖繪成之時間一節(jié)，今暫不置論。惟可斷言者，嘉慶三年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時，長生必已在京師，因紹楏已任職翰林院編修，長生自必隨其夫居都城也。文述第一次于嘉慶三年隨阮元入京，四年又隨元出京。文述往謁長生，當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時，而賦此四詩當更在謁見之后，謁見與賦詩并非同時。頗疑文述止一度晤見長生，其題《繪聲閣集》四律，實非以之為拜謁之贄，不過晤見之后，追寫前事，呈交長生夫婦閱覽者。觀詩中“記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畫簾遲”之語，可以推見也。又若文述得見長生不止一次者，則以碧城仙館主人性好招搖標榜之習慣推之，必有更多詩什，賦詠其事，而不僅此四律而已也?；蛘呶氖霎斎账鶠?，長生夫婦已有所聞知，遂厭惡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詩中所謂“碧城醒我游仙夢”者，碧城仙館文述自號也，其詩集即取以為名。“繡偈吟君禮佛詞”者，長生曾作禮佛詞六首，刊入《隨園女弟子詩選》（卷四）中，早已流行，文述蓋見之久矣，絕非長生以己所著詩集示之也。

第三首詩

第三首盛夸長生夫家女子能詩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從葉氏《織云樓詩合刻》，抑從袁簡齋《隨園詩話補遺》卷三“吾鄉(xiāng)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至“陳夫人之妹淡宜（此語有誤，辨見論第二首詩節(jié)）亦工詩”等六條（《隨園詩話補遺》所以多謬誤者，蓋由簡齋身歿之后，補遺方始刊行也。簡齋歿于嘉慶二年。參《碑傳集》卷一〇九孫星衍撰《袁枚傳》）轉錄而來，雖難確定，但今以沈湘佩《名媛詩話》卷四“《織云樓合刻》為歸安葉氏姑婦姊妹之作”條考之（前南京國學圖書館總目所載，《織云樓詩合刻》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誤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蘩香詩草》一卷，皆云“嘉慶刻”。又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總目》卷六有《織云樓詩合刻》，其中亦止此兩集，但云“乾隆間刊”。豈此數集合刻先后陸續(xù)刊行耶？抑書目記錄有誤耶？寅恪未見合刻全書，故不得已而依沈書也），知葉令昭即蘋渚（文述詩作渚蘋）所作在附刻中，則可推定文述實已及見《織云樓詩合刻》，或更參以《隨園詩話補遺》，蓋文述此四首詩本為謁見長生之后追記前事而作，前論第一首詩已及之矣。既是追記之作，則可取關涉長生夫家閨秀之材料，雜糅而成，并非長生以其夫家閨秀之詩集出示文述，此又可斷言者也。至于“碧浪蘋香一水涯，韋郎門第最清華”者，可參戴璐《藤陰雜記》卷三所載“湖州碧浪湖建萬魁塔”條，此條即涉及葉紹楏。文述于《西泠閨詠》卷一三《湖上詠周映清李含章葉令儀陳長生周星微》詩“碧浪湖波浸晚霞”（文述此詩序中述葉氏《織云樓詩合刻》，僅及此五人，而不及令昭。《西泠閨詠·自序》題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時代頗晚。據此可知文述敘葉氏《閨秀詩集》，去取實不依據一種材料也）及同書卷一五《繪聲閣詠家秋谷》詩“畫舫蓮莊碧浪遙”之句亦皆指此而言也。又據光緒重修《歸安縣志》卷五《輿地略》卷五“水門碧浪湖”條及同書卷八《輿地略》卷八“古跡門白蘋洲”條，則碧浪湖白蘋洲之地為葉氏家園所在，文述所詠固甚切實，而葉令昭之字蘋渚及戴佩荃之字蘋南，皆與此語有關，非僅用古典矣。

第四首詩

第四首第七句“仙郎縱有凌云筆”，固通常贊美紹楏之泛語，然據上引《耆獻類征》卷一九六《葉紹楏傳》，知紹楏以翰林院編修于嘉慶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六年五月充云南鄉(xiāng)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學政。九年差竣回京。在此時間紹楏實為文學侍從司文典學之臣，故詩語頗為允切，可推見此四詩當是嘉慶三年至十年間之作?！敖衔⒉ㄇ锷敝洌春髞砦氖鲇凇段縻鲩|詠》卷一五《繪聲閣詠家秋谷》詩所謂“微波吟煞夕陽橋”者也。

總之，此等詩皆足征文述未嘗與長生有何密切往來，詳悉談話之事，要不過以族弟之資格，一往謁見而已。故文述所記長生姊端生事，當必從他處探訪得知，非出自長生口述，其記端生事及梁德繩續(xù)《再生緣》事，或過于簡略，或有錯誤，實無足異也。

第二首詩

第二首乃四首詩中最有價值，又最難確定者。茲先論其不甚重要及易解釋之句?！凹嗎鹘洿饶赣枴闭?，據端生長生之祖陳兆侖所著《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顯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孫玉敦，聘汪氏，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云南大理府知府加二級起巖公女。

又同集附兆侖侄玉繩所編《年譜》“乾隆十五年庚午”條下云：

次子之妻兄秀水汪孟弟仲亦中式。

寅恪按，汪起巖不知何名，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稿卷一一九《秩官志》載：

汪上堉，秀水人，貢生，乾隆十年任云南府知府。

疑是此人。蓋上堉頗有先后任云南省首府云南府及大理府知府之可能也。端生長生之文學，與其母有關，自不待論。即《再生緣》中孟麗君、蘇映雪、劉燕玉、皇甫少華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動于云南省之首府，當亦因作者之外祖曾任云南省首府知府，其母或侍父宦游，得將其地概況告之端生姊妹，否則《再生緣》中所述他處地理，錯誤甚多，而云南不爾者，豈復由于“慈母訓”所致耶？“鴛牒香銷冷玉鉤”句下文述自注云：

仲姊慶生早卒（前文已引，今重錄之，以便省覽）。

寅恪按，《紫竹山房文集》卷一八《先府君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略云：

孫玉萬娶吳氏，妾林氏。玉敦娶汪氏，妾施氏。曾孫女三，端，慶，長。

及同書同卷《先祖府君祖妣秦太夫人合葬墓志》云：

元孫女三，端，慶，長。

然則慶生乃端生之妹，長生之姊，似亦與端生長生同為玉敦嫡室汪氏所出。慶生早死，他種材料未見此事，唯文述此詩及之，此亦可注意者也。玉敦側室施氏有無子女，尚待詳考。至于《國朝杭郡詩輯續(xù)集》卷四三有《陳淡宜都中寄姊》七律一首，其小傳云：

淡宜，錢塘人，長生妹。

但其詩全同于葉佩蓀次女令嘉字淡宜答淑君姊之什（參《織云樓詩合刻》及潘衍桐《兩浙輶軒續(xù)錄》卷五二《閨秀類》）。長生為佩蓀長媳，淡宜為佩蓀次女，吳振棫見《隨園詩話補遺》第三卷有“陳夫人之妹淡宜”一語，因有不確之記載?！峨S園詩話》之誤或由于刊寫不慎，遂致輾轉認小姑為小妹，殊可笑也。辨釋第二首詩中易解者已竟，茲請次論其難確定者，即陳端生卒于何年及范某以何年遇赦獲歸。此兩事之時間相距至近，可以取其一事之年月，以推定其他一事之時代也。

此詩中最有價值記載為述及陳端生婿范某之案，但所述全同于《西泠閨詠》卷一五《繪影閣詠家□□》序中所言，而《西泠閨詠》轉較此為詳，是《西泠閨詠》之文亦較此為有價值也。此兩記載雖不能確定文述何年所寫，鄙意《西泠閨詠》之記載寫在端生已卒，范某已歸之后，時代較此首詩為晚，自無問題。至此首詩中文述自注涉及端生范某者，初視之，似在端生未卒之前。細思之，當亦在端生已卒，范某已歸之后。何以言之？范某一案，如下文所引材料，知為當日最嚴重事件。無論文述作詩不敢言及，即敢言及，亦為長生所不喜見者，而文述自不便牽涉及之也（織素圖乃陳長生、戴佩荃閨閣摯友間繪畫題詠之事，不可以出示外人者。戴璐《吳興詩話》不錄長生挽佩荃兩詩中涉及織素圖之一首，殆亦由詩語過于明顯故耶）。今此首詩八句中即有兩句涉及端生，可依此推論，作詩之時，端生已死，范某已歸。此案既無問題，詩語涉及，亦無妨礙。此點正與陳桂生請王昶為其祖詩文集作序之事，同一心理，同一環(huán)境。俟于下文詳辨證之也。

陳端生之卒年雖甚難確定，然有一旁證，得知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間猶生存無恙，可據下引材料，推測決定也。

戴佩荃《織素圖次韻》詩云：

貌出青娥迥軼塵，淡妝不逐畫眉新。分明錦字傳蘇蕙，絕勝崔徽傳里人。

軋軋聲頻倦下機，詎將遠夢到金微。西風聽徹塞砧急，霜葉檐前盡亂飛。

十三學得厭彈箏，頗耐西南漸有聲。女手摻摻勞永夜，七襄取次報章成。

又陳長生挽戴蘋南（佩荃）詩云：

桂花香滿月圓初，驚說乘風返碧虛。料得廣寒清凈地，修文正待女相如（此首亦見戴璐《吳興詩話》卷一二，但無第二首，殆有所隱諱而不錄耶）。

尺幅生綃點染新，十行錦字為傳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說與圖中織素人。

上引戴佩荃陳長生之詩，當載于《蘋南遺草》。寅恪未見原書，僅間接從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第二編第四章所引得知。

又戴佩荃之父戴璐所著《吳興詩話》卷一二略云：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余女佩荃字蘋南，幼慧學吟，長工書畫。適趙日照，隨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忽畫長亭分別，神貌如生，并系以詩。未幾歿，年僅二十三。余哭以詩，一夕成二十三章。最痛者云：“凄絕霜高夜向闌，無言嗚咽淚珠彈。豈期馬角無生日，望斷廬峰面面巒?！?/p>

吳超亭同年挽詩（寅恪按，超亭為吳興宗之字，此詩亦見阮元《兩浙軒錄》卷四〇《閨秀類》，蓋從《蘋南遺草錄》出也）云：“天女香隨花雨散，蘇姬才薄錦紋回。尊章泣月驚秋到，慈父牽情促夢來。”

內弟沖之（寅恪按，戴璐內室沈芬亦能詩，見《吳興詩話》卷一二）句云：“柳絮椒花未足推，愛伊才德一身賅。芳齡正好圖團聚，大藥何期莫挽回。秋月滿輪人遽去，西風卷幕客重來。征衣漸覺驚寒至，刀尺憑誰為剪裁?！?/p>

楊拙園知新題云：“仙游正值月團圓，扶病萱堂泣歲寒。隔歲九泉重見母，魂依膝下不愁單?！?/p>

《清國史列傳》卷二八《大臣傳次編》卷三《趙佑傳》（參光緒修《杭州府志》卷一二六《人物類·名臣·四》略云：

趙佑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五年舉人，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十三年充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五十四年六月充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旋授江西學政。子日熙，正三品蔭生，前任江蘇長洲縣知縣（光緒修《杭州府志》卷一一三《選舉》卷七有“趙日熙”條，但無趙日照之名。又阮元《兩浙輏軒錄》卷四〇《閨秀類·戴佩荃傳》亦有“仁和趙日照室”之語，當是采自《蘋南遺草》）。

李元度《先正事略》卷四二《文苑類·竇東皋先生（光鼐）傳附趙鹿泉先生（佑）傳》略云：

同時趙鹿泉先生名佑，字啟人，仁和人。后東皋先生（指竇光鼐）十年成進士，同以制舉業(yè)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錢儀吉《碑傳集》卷八五朱珪撰《湖南布政使葉君佩蓀墓志銘》略云：

葉佩蓀字丹穎，浙江歸安人。辛卯（乾隆三十六年）卓異引見，擢河東道。乙未（四十年）、戊戌（四十三年）再署按察使。己亥（四十四年）授山東按察使。辛丑（四十六年）授湖南布政使。壬寅（四十七年）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fā)，吏議當革職，奉旨降補知府（寅恪按，東撫謂山東巡撫國泰也。參《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五月”等條）。君入都，請校書萬冊自效。癸卯（四十八年）歲除，余自閩還，見君。明年（甲辰四十九年）九月八日卒。子紹楏，乾隆己亥（四十四年）舉人。

寅恪按，參合上引材料，可以解決三個問題：（一）戴佩荃逝世之年月；（二）戴佩荃之《織素圖次韻詩》作成時間；（三）織素圖中之織素人為何人。請依次論之于下：

（一）戴佩荃之夫趙日照之父趙佑者，當時最有名之八股文專家。佑之為人，似未必真能知賞善吟詠，工繪畫，從事于八股家所謂雜學之才女。其所著《清獻堂集》詩中有涉及佩荃及日照者，大抵為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作，其時蘋南已逝世二三歲矣。茲節(jié)錄其詩于下：

《清獻堂集》卷二《傷介婦戴示日照》詩云：

不堪老淚頻傷逝，怪見華年又悼亡（原注：照先娶于沈，戴繼之，皆知婦道。沈有出不育，戴無出）。弱甚每憐親藥里，病中還說理詩囊（原注：婦嘗請于姑，乞為余鈔詩稿，以其病未許）。聲塵幻忽渾難識，圭璧操持要有常。獨憾添丁消息晚，且看齋奠異時償。

又《示九弟俌并熙煦輩》詩云：

（詩略）

又《舟中還寄示諸弟示煦照》詩略云：

煦也逾壯尚初服，照連喪偶行更圖。

寅恪按，趙鹿泉止書佩荃之姓，而不著其名，蓋遵內諱不逾閫之古義，其為人為文之拘謹，可以概見，然而才女之名字遂坐是湮沒不彰矣。據戴璐《哭佩荃》詩序（寅恪未見《秋樹山房集》，僅從阮元《兩浙輶軒錄》卷四〇《閨秀類·戴佩荃傳》所引戴璐《哭女》詩序及其他間接材料得知），謂佩荃“書體尚豐碩，似非夭相，而不永其年”。寅恪未得見佩荃之書，不知其體勢如何，然蘋南為湖州人，其地與顏魯公趙子昂有關涉，又生值乾隆時代，清高宗書法摹擬右軍，而失之肥俗，一變明末清初董字渴筆瘦體之派，上行下效，相習成風，蘋南之書法當受此環(huán)境熏習者也。鹿泉殆以蘋南書法與當時翰苑臺閣之體，有所冥會，若出之男子之手，尚可作殿廷考試之白折小楷，以供射策決科之用，遂亦頗加贊賞歟？否則蘋南必不敢輕率請求抄寫此老學究之家翁所賦試帖體之詩句也。今史乘地志于鹿泉諸子，唯日熙一人略具事跡，而日照之名僅附見于《吳興詩話》及《兩浙輶軒錄·蘋南小傳》中。夫以妻傳，如“駔儈下材”之于易安居士者，可謂幸矣（寅恪頗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載，而以后人翻案之文字為無歷史常識。乾隆官本樓鑰《攻愧集》中凡涉及婦人之改嫁者，皆加竄易，為之隱諱。以此心理推之，則易安居士固可再醮于生前趙宋之日，而不許改嫁于死后金清之時，又何足怪哉。至顧太清之主易安年老無改嫁之事者，則又因奕繪嫡室之子于太清有所非議，固不得不借此以自表白，而好多事、不識時務之陳文述，反賦詩招搖，宜遭致其痛斥也）。日照元配沈氏，或者蘋南母沈芬之侄女，俟后更考。戴茀堂記錄挽其女蘋南之詩頗多，而不及鹿泉之作者，或以未曾得見，遂至漏書，或雖得見，而以親家翁之句為未工，因不載錄于其詩話耶？

據《趙佑傳》，乾隆五十四年佑以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授江西學政。佩荃隨佑赴江西任所，不久逝世，此即《吳興詩話》卷一二所謂“隨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未幾歿”者。陳長生挽詩第一首云：“桂花香滿月圓初，驚說乘風返碧虛?！眳浅ね煸娫疲骸白鹫缕麦@秋到?！鄙驔_之挽詩云：“秋月滿輪人遽去，西風卷幕客重來。”楊拙園挽詩云：“仙游正值月團圓?！笔桥遘鯕{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也。

（二）《隨園詩話·補遺》略云：

吾鄉(xiāng)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其前后兩夫人，兩女公子，一兒婦，皆詩壇飛將也。其長媳長生，吾鄉(xiāng)陳句山先生之女孫也。寄外云：“弱歲成名志已違，看花人又阻春闈（原注：兩上春官，以回避不得入試）?？v教裘敝黃金盡，敢道君來不下機?！薄邦l年心事托冰紈，絮語煩君仔細看。莫道閨中兒女小，燈前也解憶長安?！?/p>

寅恪按，陳長生寄外詩為何時何地所作，此點關涉考定長生與戴佩荃何時同在北京，而戴佩荃能作《織素圖次韻》詩之問題。據上引《葉佩蓀傳》，知葉紹楏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又據清代史乘，如《清實錄》《東華錄》等書，知自乾隆四十四年即紹楏鄉(xiāng)薦之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即紹楏成進士之年，其間共有六次會試，此六次會試，凡有舉人之資格者，皆可應試。紹楏之以回避，兩次不能入闈，究在何年？今依次逆數而考定之。紹楏于五十三年丁母憂，不知其母卒于何月，雖五十四年有閏五月，然以常情推測，恐五十五年春闈，紹楏仍在母憂中，自不能應會試。五十二年會試，紹楏可以應試，蓋雖應試，而不得中式也。據《紹楏傳》，知紹楏在乾隆五十年由舉人于四庫館議敘，授內閣中書。此時其父佩蓀已前卒，其母尚健在。以常情論，紹楏全家當在京師，而長生此時亦必在京，不必作寄外詩也（袁隨園編《續(xù)同人集》卷一三《閨秀類》載，陳長生金陵阻風侍太夫人游隨園作七律一首，此詩必作在乾隆五十三年紹楏母李含章逝世以前。同卷又載《寄懷隨園十絕句》第一首云：“先生高隱臥煙蘿，三徑盤桓七十過?！睋侗畟骷肪硪哗柶邔O星衍撰《袁君枚傳》，知簡齋卒于嘉慶二年，年八十二，然則乾隆五十年簡齋年七十歲。長生作《寄懷隨園十絕句》時，必在乾隆五十年以后。綜合推計之，當是乾隆四十九年九月葉佩蓀卒后，紹楏等扶柩回籍，安葬之后，再返北京，因途中阻風金陵，李陳姑婦二人，因得游隨園賦詩。至于長生作《寄懷隨園十絕句》時，則疑在其過金陵見簡齋之后，大約為隨夫葉紹楏供職京師之期間也。然耶？否耶？姑記于此，更俟詳考）。四十九年會試紹楏可以應試，因佩蓀此年春間，亦已在北京請于四庫館校書自效。佩蓀雖卒于四十九年九月，而會試之期在春季，故紹楏可以應試，但已應試而未中式耳。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兩次會試，紹楏皆可應試，此兩年其父佩蓀適任外官，不在京師。長生當隨侍其翁姑于外省任所，故長生寄外詩中所謂“看花人又阻春闈”，及“莫道閨中兒女小，燈前也解憶長安”等語，即指此兩次，紹楏雖在京，而以回避不能應試言。自四十七年后，佩蓀紹楏父子已同在京師，長生斷無他往之理。然則織素圖之繪成，必在四十七年以后，至五十四年秋間戴佩荃逝世以前。以佩荃卒年僅二十三歲之一點推測，雖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圖太早，大約此圖繪畫之時間，距佩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遠也。長生之父玉敦與戴佩荃之翁佑，同為杭州人，同舉乾隆十五年庚午鄉(xiāng)試，佑之八股文復為長生祖句山所稱賞（見《紫竹山房集》《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十五年庚午”條）。佩荃之父璐與長生之夫紹楏又同為湖州人，當此時兩家在京，往還必頗親密，觀戴璐《吳興詩話》卷一二述及長生夫婦，可以推見，否則佩荃無由作《織素圖次韻》詩也。

（三）織素圖者即取《孔雀東南飛》樂府詩“十三能織素”之句，及《晉書》卷九六《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傳》“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之意，繪畫而成。觀戴佩荃《織素圖次韻》詩“分明錦字傳蘇蕙”“詎將遠蘿到金微”“十三學得厭彈箏”等語，可以為證。然則此圖中之織素人必為女性，而其夫又以罪謫邊，自不待言矣。與此圖中女性相關涉，得直指為即是圖中織素人者，止有三可能之人。第一可能者為陳長生，然長生之夫為葉紹楏。紹楏一生事跡，今可考知者，頗為詳盡。紹楏既無戍邊之事，則長生非圖中之織素人可知。第二可能者，為戴佩荃。趙佑之子可考見者有日熙、日煦、日照三人。佩荃之夫日照，其事跡雖不詳，然據上引趙佑《清獻堂集》卷二《舟中還寄示諸弟示煦照》詩，知乾隆五十八年鹿泉作此詩時，日照并未遠去，則其人實無戍邊之事。吳超亭挽佩荃詩云“蘇姬才薄錦文回”，及沈沖之挽佩荃詩云“芳齡正好圖團聚”等語，雖似日照亦有陳端生婿范某戍邊之嫌疑者，然沈沖之挽詩又云“西風卷幕客重來”，則日照既能重來，必無遠謫之事，大約佩荃卒時，日照不在側耳。至陳長生挽佩荃詩云：“尺幅生綃點染新，十行錦字為傳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說與圖中織素人。”詩中“十行錦字”即錦上之回文，“清吟”即佩荃《織素圖次韻》七絕三首。今佩荃雖還歸天上，而“清吟”猶留在“人間”，故長生可說與同在人間之織素人，即告以佩荃逝世之消息。一死一生，取與對比，暗用李義山《重過圣女祠》詩“上清淪謫得歸遲”之句，寓意尤為沉痛也。由是言之，織素圖中之織素人，必非戴佩荃，又可知矣。第三可能者，以普通消除遞減之方法推之，則舍陳端生莫屬。若是端生，則佩荃長生諸詩中所用古典皆能適合，自不必贅論，而佩荃“淡妝不逐畫眉新”之句與《西泠閨詠》卷一五《繪影閣詠家□□》詩序中“屏謝膏沐”之今典更相符會也。所可注意者，即佩荃詩中“西南漸有聲”之語。依通常解釋，溫飛卿《池塘七夕》詩云：“月出西南露氣秋?！保ㄒ姟恫耪{集》卷二）及《七夕》詩云：青鎖西南月似鉤?！保ㄒ娫嬷t、顧予咸、顧嗣立等《溫飛卿詩集》注四）蘋南詩中“西南”二字出處當是從溫詩來，與下“永夜”句固相適應，而“七襄”句更暗寓七夕離別之意（飛卿七夕詩云：“人間離別水東流”），尤為巧妙也。然寅恪于此尚不滿足，姑作一大膽而荒謬之假設，讀者姑妄聽之可乎？陳端生于《再生緣》第一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云：“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傳?！庇衷疲骸皻q次甲辰春二月，蕓窗仍寫《再生緣》?！笨嫉拦馐迥晷蕖对颇贤ㄖ尽肪硪欢枴吨裙僦尽范欢豆僦祁}名》十二《國朝文職官姓氏》三《臨安府同知欄》載：

陳至（寅恪按，“至”當為“玉”之形誤也）敦，錢塘人，舉人，四十九年任。

龔云鶴，營山人，貢生，五十三年任。

則端生之父玉敦，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年間，曾任職云南?！峨S園詩話補遺》卷三載陳長生“聞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還山已是杖鄉(xiāng)人?！奔从穸亟馊螝w杭州時所作，大約在乾隆五十二三年，長生寓京師時也。頗疑端生亦曾隨父往云南，佩荃詩所謂“西南漸有聲”者，即指是言，而佩荃題詩之時間，亦當在玉敦任職云南之時，復可推知矣。然則端生所謂“浙江一省遍相傳”者，意謂十六卷本之《再生緣》，浙江省已遍傳，而云南則尚未之知也。寅恪更進一步懷疑佩荃詩所謂“七襄取次報章成”者，即指端生在云南所續(xù)之第十七卷《再生緣》而言。蓋《再生緣》前十六卷“浙江一省遍相傳”，則佩荃必早已見及。佩荃與長生交親往還，當又在長生處獲見端生續(xù)寫第十七卷，故詩中遂及之耶？其所謂“女手摻摻勞永夜”者，疑指端生自述其撰前十六卷時，“向陽為趁三年日，入夜頻挑一盞燈”（見《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八回末節(jié)）。寫作甚勤，入夜不息。此佩荃讀第十七卷末節(jié)，已可知之，或又從長生處得悉其姊往日撰著之勤，因并有“勞永夜”之語歟？至于端生續(xù)寫《再生緣》第十七卷在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此年端生居浙江抑寓云南，雖不能確言，鄙意此年端生似已隨父玉敦赴云南，其所謂“白芍送臘”“紅梅迎春”等句，若“白芍”取譬“白雪”，與“紅梅”為切當之對句，則亦不過詞人形容節(jié)物慣用之語，未必與當地真實氣候相符合（可參下文論《再生緣》開始寫作年月節(jié)中“歲暮”之語）。但寅恪曾游云南，見舊歷臘盡春回之際，百花齊放，頗呈奇觀。或者，端生之語實與云南之節(jié)物相符應，亦未可知也。茲姑著此妄說，更待他日詳考。

假定陳端生于戴佩荃作《織素圖次韻詩》時尚生存者，則至何年始不在人間耶？此答案可以陳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侖之詩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侖之孫玉萬之子桂生請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兩點推求之，雖不能中，亦不甚相遠也。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有陳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詩文集·序》一篇，其文雖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橋草堂詩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識君于吳企晉璜川書屋，文酒之會最密。嗚乎！自與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諸君少長不一，皆莫有在者?！眲t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當為乾隆末年，或嘉慶初年，即作《春橋草堂詩集·序》之年?！蹲现裆椒考ば颉放帕邢噙B，當是同時或相距至近之時間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載《紫竹山房集》之序文，與陳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載蘭泉之序文，互相比較，發(fā)現頗有不同及刪削之處。茲節(jié)錄陳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關重要者，讀者若察兩本序文之同異，即知其中必有待發(fā)之覆也。

《紫竹山房詩文集》載王昶序略云：

錢塘陳君桂生挾其祖句山先生“詩十二卷，文二十卷”（春融堂本作“詩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門而請曰，愿有序也。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始獲識先生于朝，繼以詩文相質，先生謂可與言者，時時引進之，是以辱有牙曠之知。丙申春余歸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歿矣（寅恪按，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句山歿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二十四日，實止六年也）。求其集不可得，為之悵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于杭州，竊念先生籍錢塘，西湖事跡載于詩文必富，從其家求之，閟不肯出（“閟不肯出”春融堂作“卒不可得”。又王昶《湖海詩傳》卷六《陳兆侖詩選附蒲褐山房詩話》云：“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因索先生遺詩，而令子同知玉敦深閟不肯出。及其孫桂生來京師，始以全集見示，并乞序言。”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也）。又三年（寅恪按，王蘭泉以乾隆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見下引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余以布政使滇，適先生子玉敦為滇郡佐。叩所藏，則其閟益甚（《春融堂集》本刪去“又三年”至“其閟益甚”二十七字）。蓋十余年來殊以為憾。今陳君述祖德，采遺文，輯而錄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備見于世。

寅恪按，《湖海詩傳》及《湖海文傳》之編選人王蘭泉，其人為乾隆朝詞宗，本與陳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曠之知”一語殆非夸言。蘭泉修《西湖志》于杭州，玉敦為其地主（此韓君平所謂“吳郡陸機為地主，錢塘蘇小是鄉(xiāng)親”之“地主”也）。及官云南布政，玉敦又為其屬吏。蘭泉之索觀句山詩文，自是應有之事。以常情論，玉敦必非于蘭泉個人有所嫌惡，而深閟固拒，一至于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難言之隱。蘭泉當時或不盡能了解其故，遂于序中猶言及之，蓋尚未釋然于懷也。玉敦既不肯以其父之詩文示蘭泉，十余年后，桂生何忽轉以其祖全集請序于蘭泉？此中必有重大變遷。鄙意此十余年間，句山集中所當避忌隱諱之事，已不復存在，故可刊布流行。又請序于蘭泉者，即借以解釋前此玉敦深閉固拒之舊嫌也。陳文述《西泠閨詠·詠端生》詩序中言，“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與范某遇赦之時相距不遠。范某既遇赦，則句山集中詩文僅牽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觀《春融堂集》所載紫竹山房序文，知蘭泉當日所見之稿本，其詩文卷數多于刊本，則桂生所刪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刪削者，當與端生婿范某之名有關也。范某之案在當時必甚嚴重，以致家屬親友皆隱諱不敢言及，若恐為所牽累，端生事跡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于此也。

陳端生之卒與范某之赦，兩事時間距離甚近，故可依蘭泉作序之年，推測范某遇赦之期，又據范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測端生逝世之年也。蘭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余年來殊以為憾”?！镀押稚椒吭娫挕酚种^“桂生來京師，始以全集見示，并乞序言”。則從蘭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之時算起，歷十余年，蘭泉與桂生兩人同在京師，即此序作成之時，亦即范某赦免之后，其時上距端生逝世之年，當不甚久，此可依次遞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五十四年”條下略云：

二月二十四日得旨授刑部右侍郎。初五日起程，二十八日抵京。

“五十八年”條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十二月初二日，赴宮門，召見，上允之，遂以原品休致。

“五十九年”條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赴通州下船。七月二十三日抵家。

“六十年”條下略云：

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

“嘉慶元年”條下略云：

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歸家。

“四年”條下略云：

正月太上皇帝升遐。入都。二月二十九日至京。四月二十日。七月抵家。

“十一年”條下略云：

時初七日丑時也。

《碑傳集》卷三七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略云：

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三十八年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冬大兵復進，小金川平，復從討大金川。四十一年三路兵合，索諾木等率眾投罪，于是兩金川地悉平。凱旋之日賜宴紫光閣，升鴻臚寺卿。四十五年秋丁母憂，服除，補直隸按察使。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嘉慶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夏歸清浦。十一年年八十有三，初七日卒。

《耆獻類征》卷一九七《陳桂生傳》略云：

陳桂生浙江錢塘人。由優(yōu)貢生考取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嘉慶元年三月揀發(fā)湖北。

四年題署大冶縣知縣。六年六月實授，九月升安陸府同知。八年升安陸府知府，九年丁母憂。十三年五月補荊州知府，十二月升荊宜施道。

據上所引，自陳玉敦于乾隆五十三年由云南返杭州后，王蘭泉共有三時期在北京。第一次為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此期間自五十八年四月出京回籍修墓，至十二月回京，此短時期可以不計）。第二次為嘉慶元年（蘭泉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距除夕止數日，故此年可不計）。第三次為嘉慶四年。

第三次桂生正在湖北任職知縣，甚少機會至北京請?zhí)m泉作序也。

第一次若從蘭泉乾隆四十七年在杭州修《西湖志》算起，至乾隆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已十一、十二、十三年。蘭泉序中“十余年”之語，自是可通。又桂生既“由優(yōu)貢生考取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嘉慶元年三月揀發(fā)湖北”。光緒修《清會典事例》所載乾隆間制定優(yōu)監(jiān)事宜，未甚詳備。今取同書中同治間制定優(yōu)貢事宜，并參以乾隆間制定拔貢事宜及官學規(guī)章等，綜合推計，以考定桂生到京之年月。

《清會典事例》卷三八五《禮部學校優(yōu)貢優(yōu)監(jiān)事宜》略云：

二十三年議準。嗣后保題之優(yōu)生到部時，俟有四五名，本部奏請欽派大臣考試，分別等第進呈。其文理明通者，照例札監(jiān)肄業(yè)。

同治二年覆準。優(yōu)貢一途，因無錄用之條，多未來京報考。嗣后量為變通，由各該學政核實選舉，會同督撫保題，赴部驗到，定期奏考。由閱卷大臣酌量多寡，比較錄取。其先后名次仍歸并定擬，由禮部帶領引見?？剂幸欢日?，以知縣教職二項錄用。

同書卷三八四“禮部學校拔貢事宜乾隆元年”條略云：

覆準。各學政選拔貢生，務秉公考核?？剂幸坏榷日?，九卿會同揀選，由部引見，其中果有卓越之才，自仰邀簡用。其三等者，停其簡選，照例札監(jiān)肄業(yè)。凡宗學義學教習即于此中考取。三年期滿，以知縣銓用。

同書卷三九四“禮部學校八旗官學乾隆八年”條略云：

奏準。官學漢教習，每人給印冊二本，該教習將三年內所教學生若干名，并學業(yè)功課詳細填注。俟期滿時，一冊交新教習收存，照例填注。一冊送監(jiān)臣查核。如實心訓課，著有成效者，列一等。其訓課勤謹，稍獲成功者，列二等。出具考語繕單引見。一等者可否用為知縣。二等或用知縣，或用教職。恭候欽定，仍歸原班銓選。

寅恪按，桂生至遲在乾隆五十七年末，必已到北京，自有于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請?zhí)m泉作序之可能。然桂生此時既未決定往湖北，似不必請?zhí)m泉作序，借以求其介紹于湖北疆吏如畢沅輩也。

抑更有可論者，吾人今日觀此等禮部規(guī)定之具文，茍證以當時八旗官學之實況，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飾，多設科條，自矜整飭，不過供干祿求榮者之利用耳，良可嘆也。

第二次為嘉慶元年，此年距乾隆四十七年蘭泉在杭修《西湖志》時已及十五年，與蘭泉“十余年”之語符合，固不待言。其最可注意者，即桂生于嘉慶元年三月以知縣揀發(fā)湖北一事。通常之例，揀發(fā)之省份，雖出自上命，實則亦可由己身志愿，預為選定。故桂生表面上，以嘉慶元年三月揀發(fā)湖北。實際上，在此數月以前，早已預為往湖北之計矣。但桂生以一候補知縣之資格，分發(fā)湖北，若無高級長官之知賞，恐將久滯宦途。依昔日社會情形，往往請托當時顯要之與疆吏有舊者，為之介紹推見，桂生出身不過一優(yōu)貢生耳。雖出自名家，亦工書法（光緒間修《杭州府志》卷一二六《人物名臣·四》胡琨撰《陳桂生傳》云：“學二王書，晚益工，政聲多為書名所掩云”），然其時句山逝世既久，其祖平日交誼篤摯者多已零落。就當日湖北一省之長官中，其能與桂生之升沉榮辱發(fā)生關系者，為湖廣總督及湖北巡撫等人而已。茲檢嘉慶元年前后任湖北巡撫及湖廣總督之汪新畢沅傳碑等，節(jié)錄之于下：

《耆獻類征初編》卷一八四《疆臣類·三六》載清國史館《汪新傳》略云：

汪新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授編修。三十三年升禮科給事中。三十四年轉戶科掌印給事中。三十五年充江南鄉(xiāng)試副考官。五十六年十一月調湖北布政使。六十年五月擢安徽巡撫，時楚省賊匪滋事，經惠齡以留辦軍需奏請。嘉慶元年六月諭曰，汪新在湖北督理軍需，已為熟諳，著即調補湖北巡撫。三年四月卒于軍營。

同書同卷張云璈撰《汪公墓志銘》云：

公姓汪氏，諱新，字又新，號芍陂。

《紫竹山房文集》卷九《女史方芷齋詩集序》略云：

老友方君滌齋（寅恪按，滌齋名宜照，錢塘人），予未弱冠時同研席。有女曰芳佩，字芷齋，好學工詩。滌齋偕嫂夫人率女隨其夫汪編修又新任抵京。芷齋見過，致拜床下。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二《畢公沅神道碑》（參《碑傳集》卷七三）略云：

公名沅，字纕蘅，一字秋帆。曾祖諱祖泰，由休寧遷太倉，嗣太倉分縣鎮(zhèn)洋，遂為縣人。乾隆十八年順天鄉(xiāng)試中式。又二年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二十五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三十六年奉旨授陜西按察使。三十八年十二月授陜西巡撫。三十九年十二月丁張?zhí)蛉藨n回籍。明年十月陜西巡撫員缺，奉旨著前往署理。五十年正月進京陛見，調河南巡撫，奉旨授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五十九年降補山東巡撫。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廣總督，即赴新任，二月奉旨令駐荊常適中之地。嘉慶元年湖北賊起，詭稱白蓮教，公赴枝江，調兵搜剿。明年公遵旨留駐辰州，七月初三日卒于官舍，年六十有八。夫昶與公鄉(xiāng)試同年，同直軍機處，又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為詳，庸敢掇其關于軍國之大者，勒諸貞石，以示后世。

寅恪按，桂生家本與汪新家交好，其祖兆侖與新之夫人家交誼尤篤。兆侖于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間嘗借寓汪氏在京住宅，桂生當亦隨其父祖居此（詳見下文論端生撰《再生緣》節(jié)中）。故桂生宦游湖北，汪新必不至略不照拂。然汪新已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受命巡撫安徽，雖經惠齡奏請留辦軍需，未曾離省，然直至嘉慶元年六月，方始正式改授湖北巡撫。當桂生在乾隆六十年末或嘉慶元年春初，預備以知縣揀發(fā)湖北之時，汪新之去留尚不能預料。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雖可依恃，而不甚確定者也。故此時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撫外，則最有關系者，莫過于湖廣總督矣。當日任湖廣總督者為畢沅。秋帆乃乾隆朝宏獎風流之封疆大吏，亦嘗與陳句山有一日之雅（見《紫竹山房詩集》卷一二《送畢秋帆殿撰沅赴鞏秦階三路觀察任》詩），然句山與秋帆之關系，遠不及其與芷齋芍陂之密切，而桂生與秋帆又年位懸隔，當無深厚之交誼。職此之故，桂生當日在京求一與秋帆關系密切之人為之介紹者，實舍蘭泉莫屬。觀蘭泉所撰秋帆碑文中，蘭泉自述其與秋帆之關系，明顯如此。蓋兩人同隸江蘇，同年鄉(xiāng)舉，同任軍機處章京，又同任陜西外職，歷年頗久，平時交好，最為親密（文酒之會如《湖海詩傳》卷二二《畢沅詩選》載《集聽雨篷小飲》詩，可見一例）。秋帆身后，其子孫以隧道之文屬之蘭泉者，非無因也。由是言之，桂生之請?zhí)m泉序其祖之詩文集，表面視之，雖頗平常，然察其內容，恐不甚簡單。后來汪畢雖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守宰，致位通顯，則此一序甚有關系。通習古今世變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為嘆息者也。然則蘭泉于嘉慶元年二月即出都，其在京時間雖似短促，此時桂生既定計往湖北，實有請?zhí)m泉作序之必要。故鄙意嘉慶元年為蘭泉作序最可能之年，而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歸，從可知矣。

桂生請?zhí)m泉作序之年，當以嘉慶元年為最可能，已如上所論。但范某赦歸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則似距嘉慶元年較前，而與乾隆五十五年甚近。何以言之？范某非遇赦不能歸。依下文所引《清高宗實錄》，范某乃以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科場案獲罪遣戍，自此年以后至嘉慶元年，清室共有高宗八旬萬壽及內禪授受兩大慶典，范某皆可援此等慶典邀赦得歸。據《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三四六略云：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午朔以八旬萬壽，頒詔天下。詔曰，各省現犯軍流以下人犯，俱著減等發(fā)落。其在配軍流人犯，已過十年，安分守法，別無過犯者，著各省督撫，分別咨部查照向例核議，奏請省釋。

則范某若以犯罪之年算起，亦可云已過十年。若以到遣所之地算起，則似尚有問題。然依通常之例揣測，當可從寬援引此恩詔赦歸也。但據詔文，仍須咨部核議及奏請省釋等手續(xù)觀之，則范某因公文往復、程途遙遠及經費籌措等問題，其歸家，早則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遲則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據陳文述云：“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碧仁狗赌彻税搜f壽慶典赦歸，則端生之死當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

若范某不能援引乾隆五十五年八旬萬壽慶典赦歸，則必可援引嘉慶元年內禪授受慶典赦歸。何以言之？據《清實錄·仁宗實錄》卷一所載《嘉慶元年正月戊申朔太上皇傳位慶典恩赦詔書》略云：

各省軍流人犯，查明到配三年，實在安靜守法，及年逾七十者，釋放回籍。

則此次赦罪之規(guī)定，較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萬壽慶典赦罪之規(guī)定，大為寬簡。范某即使不能于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援八旬萬壽慶典恩赦獲歸，則必可于嘉慶元年邀授受慶典恩赦獲歸，此所以決定端生之年壽，不能超過嘉慶元年之理由也。據其祖句山《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婦行略》略云：

庚午（十五年）秋玉萬與次兒玉敦忝與鄉(xiāng)薦。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長孫女端兒生，次子婦出也。

是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下推至蘭泉作序第一可能之年，即乾隆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則端生之壽不能超過四十四歲。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萬壽慶典赦歸，則端生之壽當為四十歲或四十一歲，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若自乾隆十六年即端生生年下推至蘭泉作序第二可能之年，即嘉慶元年，則端生之壽，不能超過四十六歲。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應遲至此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為最合事理也。又據上引陳長生挽戴佩荃詩“說與圖中織素人”句，知乾隆五十四年秋間佩荃逝世時，端生猶在人間，其年為三十九歲，則端生年壽不能少于四十歲。又如上述，端生之逝世，必在嘉慶元年以前，即四十六歲以前。則端生之年壽，無論如何，至少為四十歲，至多不能超過四十五歲，總以四十歲或四十一歲為最可能也。自昔才人多為短命，端生雖不至上壽，然猶及中年，未可謂甚不幸也。

桂生請?zhí)m泉作其祖詩文集序時，端生已死，范某已歸，自不待論。至玉敦是否健存，今雖不能確知，但據《紫竹山房詩文集》卷首所載之顧光撰《陳兆侖墓志銘》，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侖葬時，玉萬已卒，玉敦猶存。又據同集首所載之郭麐撰《兆侖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時距兆侖之葬為二十三年），止言兆侖孫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則此時玉敦必先卒無疑矣。假使桂生請?zhí)m泉作序時，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詩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論及桂生當日請?zhí)m泉作其祖集序時，其持示蘭泉之稿本，卷數較刊本為多。桂生所以刪削之故，雖不敢確言，但必因端生婿范某之關系無疑。桂生既大加刪削，則此集之刊布，縱使玉敦尚在，亦可不反對。或者桂生請作序時，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刪削者，豈由長生及其他親友尚有不滿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載序文亦不同于蘭泉當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語病，致招陳氏親友之非議，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長生寄外詩云：“縱教裘敝黃金盡，敢道君來不下機?！弊悦蛔魈K秦之婦。觀其于織素圖感傷惓戀，不忘懷端生者如此，可謂非以勢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嗚呼！常人在憂患顛沛之中，往往四海無依，六親不認，而繪影閣主人于茫茫天壤間，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歟？

文述于《西泠閨詠》卷一五《繪影閣詠家□□》詩序中言端生婿范某乃諸生，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謫戍。又于《頤道堂詩外集》卷六（《碧城仙館詩鈔》卷九）題《繪聲閣詩稿》四律第二首詩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適范氏，婿以累謫戍”。則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鄉(xiāng)試科場案中求之，因范某為諸生，不能關涉會試也。乾隆紀元凡六十年，舉行鄉(xiāng)試次數頗多，其與此案有關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決定此后前兩時限者，實有特殊人事之關系。觀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時，陳玉敦不肯以其父之詩文集示蘭泉，即知范某之案必已發(fā)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時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云“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懸”及“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志自堅”。則是端生結婚后一年即產一女，隔數年，又產一兒。其間或雖產兒而不育，要之，必有數年之間隔，否則不得用“早”字也。關于此點又須推測端生適范某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緣》第十七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東登州府同知任內也。又言“辛丑旋南首夏天”，據《紫竹山房詩文集》所附年譜，其祖兆侖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而其父玉敦丁父憂，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因此南歸原籍杭州也。端生為在室未嫁之女，依當時禮律，應服母喪三年，實即二十七個月，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又端生應服祖父服期年，故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末除祖父服。但其父玉敦之除父喪，以乾隆三十八年有閏三月之故，應在三十八年閏三月末也。依當日社會情況言，錢塘陳氏既為士大夫禮教之家庭，除其婿范氏一方面有何問題，今難考知，可不計外，則端生結婚之期縱可勉從權變，或得在除其母汪氏服，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之后，然總以其父玉敦除端生祖兆侖之服，即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末之后，方合禮法也。又據《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婦吳氏行》略云：

庚午（即乾隆十五年）秋玉萬與次兒玉敦忝與鄉(xiāng)薦。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長孫女端兒生，次子婦出也。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時，年已二十二歲，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末，除其父兆侖服時，端生年已二十三歲矣。當時女子通?；榧拗?，大抵不逾二十歲，端生婚期實已嫌晚，而非更別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適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間，至遲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當日社會風俗推論，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喪后，端生始適人，于禮法及情勢為最妥便。職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時間為端生適范某之年月，雖不能中亦不遠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結婚，三十九年產一女，此后數年間復產一兒，則范某之案不能發(fā)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時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己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鄉(xiāng)試，而四十五年恩科順天鄉(xiāng)試適發(fā)生科場舞弊之案。此案《清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記載（其第一次可參《清會典事例》卷三四一《禮部》五二《貢舉整肅場規(guī)一乾隆四十五年諭》），其文頗繁，茲僅節(jié)錄其最有關者，并附論釋于下。憶二十余年前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編輯明清史料，見乾隆朝三法司檔案甚多。當時未能詳檢，不知其中是否有與此案有關之文件。今此項檔案盧溝橋事變后已不在原處，暫不能查閱。又故宮博物院清軍機處奏鈔上諭檔中復有關于此案之文件，據司其事者云：“此項材料南運未返?！眲t其與《清高宗實錄》詳略同異如何，亦無從比較也。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一一三略云：

甲申又諭曰：刑部審訊鄉(xiāng)場傳遞文字之謄錄陳七等一案，將陳七擬絞監(jiān)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鶴發(fā)往烏魯木齊，不能禁約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案科場傳遞積弊聞之已久，但總未經發(fā)覺，姑未深究。今陳七等既經拿獲，若不力為整頓，使之懲儆，則舞弊營私，將何底止。此案陳七一犯，包攬得贓，藐法無忌，實為罪魁，問擬絞候，自屬法無可貸。恒泰春泰著削去旗籍，與范菼陶云鶴一并發(fā)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著革職，以為科場舞弊玩法者戒。

同書《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四略云：

丁亥諭：鄉(xiāng)試為掄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竇。本年順天鄉(xiāng)試，經搜檢王大臣奏，拿獲懷挾傳遞及頂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從重辦理，用昭炯戒。順天科場，特派王大臣等，于磚門龍門逐次嚴查，尚有此等弊竇。何況外省稽察搜查，斷不能如京師之嚴密。該巡撫等職任監(jiān)臨，摘弊防奸，是其專責。乃歷年披閱各該撫奏折，惟今年富綱（寅恪按，《清史稿》卷二〇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撫表》載乾隆四十五年富綱任福建巡撫）奏稱，先于場前訪查積習，出示禁諭，并增筑夾墻，另開更道，于抬運人夫，逐加搜檢，印用號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語。辦理較屬認真，此外則均以三場無弊一奏塞責，并未見有查出懷挾傳遞頂冒之事。豈作奸犯科者，惟順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絕風清如此乎？實因各撫臣模棱市譽，不肯認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撫，凡遇大比之期，必須實力稽察，慎密防閑，如有前項弊端，即當立時查獲，嚴加究治，從重核辦，務令闈中積弊肅清，士子懷刑自愛，庶足以甄別人材，振興士習。將此通諭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著為例。

寅恪按，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難確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鄉(xiāng)試科場中，惟此次發(fā)生作弊之案。據高宗諭中“歷年披閱各該撫奏折”之語，則是至少此年以前數年，未有作弊案發(fā)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陳七口供牽累，既與陳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為發(fā)往伊犁，亦與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發(fā)見明確之反證，不得不暫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綜觀高宗屢次御旨，知其意在嚴懲窮究，廣肆株連，并通諭全國，凡遇科試之期，負監(jiān)臨之責者，須引此旨覆奏，永為定例。則此案性質嚴重，一至于是。當日陳氏親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牽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無因也。

復次，清代江浙士人因長洲韓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為名。“菼”既是單名，“范”亦非僻姓，則乾隆之時，江浙地域同稱“范菼”者，當不止一人。今翻檢當時史料，發(fā)現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陳兆侖交友范璨之子（見《紫竹山房詩集》卷三《書榜自注》，同書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燦前輩》即送歸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卷八《湖北鄉(xiāng)試錄序》又《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六年辛酉”條。寅恪按，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見諸種材料，往往不同。其名當以作“璨”為是，蓋《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二“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條及同書卷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條，《清史稿》卷一〇《高宗本紀》“同年月日”條，《清朝進士題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條，清國史館《范璨傳》《陸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卷二〇八《疆臣年表》作“燦”，與本書《高宗紀》自相違反，殆吳廷燮撰表時未詳察耳?！蹲现裆椒吭娢募芳八侥曜V引范氏之名共有三處，僅文集八作“璨”，余二處均作“燦”。至范氏之字，諸材料均作“電文”，而《紫竹山房詩文集》及所附年譜則俱作“奠文”，不似誤寫，未知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燦”，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論）。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點亦多，茲略引史料稍辨釋如下：

陸燿《切問齋集》卷一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參王昶《湖海文傳》卷五〇《陸燿文選》及《碑傳集》卷三二陸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圣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游香山，制九老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巖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木瀆之阡。公諱璨，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巖者，以上賜“松巖樂志”額，因以為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jiān)簿公純佑之后，公登康熙癸巳鄉(xiāng)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巡撫湖北安徽。入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請，遂得蒙恩卜葬，并許歸田。居平益以盛滿為戒，潔清之操，晚節(jié)彌勵，菜羹蔬食，不異貧寒。公既貴顯，讓宅于從父兄弟，而自卜居于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薰，國子監(jiān)生，菼，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墀、城、塏，皆國子監(jiān)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予于公為鄉(xiāng)后學，墀又姻也（寅恪按，爾雅釋親云“婿之父為姻”，然則燿之女適墀之子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敘其世次歷官行誼，而系以銘。

李桓《耆獻類征初編》卷七六《卿二類·三六》載清國史館《范璨傳》略云：

范璨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年遷湖北巡撫。八年三月調安徽巡撫。九年六月召還京，九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五月遷工部左侍郎。十一年請假回籍，尋以年老休致。三十二年卒（寅恪按，璨實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李桓《耆獻類征》此卷出自清國史館列傳原本，蓋官書所記，乃從賜祭葬之年耳），尋賜祭葬。

范來庚《南潯鎮(zhèn)志》卷二《建置志居第門》載：

九老第（原注：在東柵大街，范司空璨致仕所居，欽賜“香山九老”，故名）。樂志第（原注：在東柵皇御河，少司空松巖公子貢生范菼所居，御書“松巖樂志”匾，故名。寅恪按，此語大可注意，似范璨卒后其子菼猶居此第也?？蓞⑾挛恼摲度I先其父卒節(jié)）。

光緒七年修《烏程縣志》卷二三《寓賢》略云：

范璨字電文，號約軒，晚號松巖。榜姓姚（寅恪按，清朝進士題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載：“二甲三十五名姚璨，浙江秀水縣”）。世家吳江之麻源九曲里，秀水籍。既貴顯，讓宅于從父兄弟，而移家烏程之南潯，其居在東柵大街者，曰九老第，復構樂志堂于皇御河西，恭奉御書“松巖樂志”匾額。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七，賜祭葬。著有《樂志堂集》《露清篇》（《蘇州府志》《南潯志》《切問齋集范公神道碑》）。

寅恪按，陳兆侖與范璨既同朝雅故，復同鄉(xiāng)里，門戶匹對。范氏為秀水人，與端生外祖汪上堉同縣，其家又寓烏程之南潯鎮(zhèn)，與端生妹長生夫家葉氏同居湖洲。據端生《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更忻夫婿是儒冠”之語，復與貢生之資格相符及鄉(xiāng)試科場有關，則范菼即陳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適人，如上文所推論，當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時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點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一案，范菼始獲罪遣戍，時間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點二也。說者或謂陸燿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語，蓋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端生自言“幸賴翁姑憐弱質”，則端生適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時端生尚在閨中，斯豈可通耶？若欲勉強認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則必須有兩項假設。（一）陸燿“子二人，儀薰、菼，皆先公卒”之語，乃是諱改?？缄懤煞蜃溆谇∥迨炅露眨ㄒ姟侗畟骷肪砥呷T浩撰《陸君墓志銘》）。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時限。又考郎夫以母陳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歸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憂。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東辦理運河堤務（見《耆獻類征》卷一八三清國史館《陸燿傳》）。揆以通常情事，陸氏撰此碑文當在以母疾乞歸居家時（陸氏此時實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蘇吳江，見馮浩撰《陸君墓志銘》。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詩集》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燦前輩即送歸禾中”二首。其所謂“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發(fā)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陸氏之丁母憂，其間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孫墀之請，作此碑文。若陸氏自丁母憂至往山東時，雖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喪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請，撰此碑文。又今陸氏所撰《切問齋集》，雖不編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錢之青墓碣”。此碣文乃燿任湖南巡撫時所作（《耆獻類征》卷一八三清國史館《陸燿本傳》略云：“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撫。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則此碑文作成之時，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發(fā)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則碑文之諱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當在已有墓志銘之后。今檢清代載籍，關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見陸燿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發(fā)見有墓志銘。豈范松巖實曾有墓志銘，乃其太親翁陳句山所撰，后為陳桂生所刪削，遂致不傳耶？姑記此疑，更俟詳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長子，自有出繼之可能。如陳兆侖以其次子玉敦出繼其弟兆嵋之事，即可為證（見《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爾，則端生書中所謂之“翁”，乃菼出繼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歟？否歟？非所敢確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陸燿，其與陳端生父玉敦之關系，亦有可述者。燿與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燿又于“三十五年八月選云南大理府知府，以親老改補近省，十二月調山東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調濟南府知府”（見《耆獻類征》卷一八三清國史館《陸燿傳》及《紫竹山房集》附載《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十九年甲戌”條）。則燿亦與玉敦同時同官山東登州。但史文簡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調濟南耳。若燿果一蒞登州者，則玉敦雖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憂，然端生實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辛卯旋南首夏天”）。則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者，或尚可與端生相見。燿本為吳江人，吳江乃范璨原籍，即上引燿撰碑文中所謂“予于公為鄉(xiāng)后學”者。燿于范墀為姻親，雖不知始于何時，但陸范兩家當早有交誼，而燿又與陳氏友好，豈端生與范菼之婚姻，即由陸氏所介紹耶？此乃大膽之妄測，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論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在六七十歲間生子菼，則端生與菼結婚時，菼年當為三十余，而端生如上所論，已二十三歲。以當日社會婚嫁年齡常情推之，菼當是繼娶無疑。璨有孫三人，孫女二人，不知其中孰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偠灾?，未見陳范兩氏家譜以前，端生夫婿問題實一懸案，不能滿意解決也（寅恪初疑陳端生之夫范某為乾隆時因收藏《顧亭林集》獲罪，議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鳳。后又疑為乾隆間才女陳云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討，終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嘆，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科場一案，其中獲罪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論者。此案主犯陳七必有真實之名，當時諭旨及刑部奏疏僅稱“陳七”者，蓋承辦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牽連，故遂隱去其真名，而徑以排行之稱謂著之公牘耳。陳七之名今既無可考，茲可不論。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諭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議發(fā)往烏魯木齊為發(fā)往伊犁，則此二人當是與烏魯木齊有關之旗人無疑。勒善以不能禁約恒泰、春泰二人革職，則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長。據此諸端推論，今于清代史料中，發(fā)現一勒福，頗合上列條件。然仍有疑義，尚待詳考。茲姑引史料，略辨釋之于下：

《耆獻類征初篇》卷三二二《將帥類·六二》載清國史館《勒福傳》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鑲藍旗人，吐魯番駐防。由委前鋒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葉爾羌戍守一次。十五年二次俸滿，經烏魯木齊都統(tǒng)長清保薦，由兵部帶領引見，得旨：“勒善著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驍騎校。

寅恪按，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原名，今不能詳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無可疑。其人既屬吐魯番駐防，又經烏魯木齊都統(tǒng)長清保薦，似恒泰、春泰之由發(fā)往烏魯木齊改為發(fā)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雖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科場案中之勒善，尚難斷定。因傳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則此時其年齡必已老邁，可以決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間距離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科場案之時，其人之年齡至多亦當為二十歲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過數歲?？v此二子俱為“小時了了”之神童，然順天鄉(xiāng)試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齡絕不能入闈應試。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為祥泰。以“泰”字為名，明是與恒泰、春泰為兄弟排行，否則天下恐無如此巧合之事也。頗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侄，而非其子。諭旨中所謂不能“禁約子弟”者，乃泛指家長而言，非謂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鶴今無可考，惟有陶淑者，據《清朝進士題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縣籍，雖名列等次頗高，然未入翰林館選（參光緒修《江西通志》卷三二及卷三四《選舉表》及光緒補道光修《建昌府志》卷七之四《選舉表》，并《南城縣志》卷七之二），以州縣外職終老。此陶淑之仕宦年代甚合陶云鶴父之條件，但今所見史料殊為簡略，不易決定此陶淑果是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科場案中有關之人與否也。詳檢清代史傳，陶姓淑名者，固不止一人。然時代相當，其他條件亦符合而又不為女性者，實止有江西南城陶淑一人。茲節(jié)錄地方志之文，略辨釋之于下。

《南城縣志》卷八之二《宦業(yè)·陶淑傳》（光緒補道光修《建昌府志》卷八《人物宦業(yè)·下》，又可參《畿輔通志》卷一九二《宦績·十》略云：

陶淑字作人，號秋山，南城人。乾隆癸酉中式北闈鄉(xiāng)試，丁丑成進士。選授盧龍令，遷臨榆，調衡水，升保安知州。以事詿誤，補棗強令。內艱服闋，補陜西麟游令，前后服官四十余年。性耽吟詠，公暇與僚屬相倡和，不以宦游偃蹇介意也。著有《秋山詩集》（參光緒修《江西通志》卷一一一《藝文略集部五別集》。又《南城縣志》卷九之六《藝文》中載陶淑姑山吟七古一首）。

寅恪按，《陶淑傳》中言其任保安州知州時“以事詿誤”，而不明言其為何事。但據乾隆修《衡水縣志》首載《陶淑序》（此序所署年時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季秋）云：

淑既受命衡水之五年，乃克纂輯縣志，勒成一書。

道光修《保安州志》卷五《職官表知州》載：

陶淑（字秋山，江西南城，進士，重修州城，乾隆三十九年任）。

范清漋（監(jiān)生，署）。

李能聰（廣東四會縣，貢生，乾隆四十五年任）。

嘉慶修《棗強縣志》卷五《職官表·知縣》乾隆四十九年任者凡四人：

范安仁（署任，四川成都人，拔貢）。

陶淑（江西南城人，丁丑進士）。

黃應?。ㄊ鹑危蠈庎l(xiāng)人，副榜）。

蒯祖炳（江蘇吳江人，監(jiān)生）。

可知陶淑任保安州知州“以事詿誤”，當在乾隆四十五年。既在四十五年，則是陶云鶴之父，又可確定矣?？偠灾丝茍霭赴l(fā)往伊犁罪犯四人中，恒泰、春泰本是駐防烏魯木齊之蒙古族，當不工于代古圣立言之八股文及頌今圣作結之試帖詩（如戚本《石頭記》第十八回“慶元宵賈元春歸省，助情人林黛玉傳詩”中林黛玉代倩作弊，為其情人賈寶玉所作“杏簾在望”五律詩，其結語云“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及第五十回“蘆雪庵爭聯即景詩，暖香塢雅制春燈謎”中李紋、李綺所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詩，其結語云“欲志今朝樂，憑詩祝舜堯”等即是其例。又悼紅軒主人極力摹寫瀟湘妃子，高逸邁俗，鄙視科舉，而一時失檢，使之賦此腐句，頌圣終篇。若取與燕北閑人《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聆蘭言一心攻舊業(yè)”中渴慕金花瓊林宴及誥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觀，不禁為林妹妹放聲一哭也）。陶云鶴既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進士陶淑之子，若范菼之父又為樂志堂主人，則云鶴及菼二人俱屬科舉出身之家庭，代倩作弊，頗為可能。所可注意者，勒善、陶淑以恒泰、春泰、陶云鶴之故，牽連獲罪，而范菼之父未聞累及，其人必已早死無疑。即使范菼雖已出繼，而此時其繼父當亦亡故。然則范菼為范璨之子，雖未得確據，但就菼父不被累及一端言之，亦可旁證此案中之范菼，即是烏程縣南潯鎮(zhèn)樂志堂之少主人也。

茲論陳端生生卒年月及其婿范某事跡之可考者已竟，請論端生撰《再生緣》之年月及地點如下。

《再生緣》第一卷第一回云：

閨幃無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轉未眠。燈影斜搖書案側，雨聲頻滴曲欄邊。閑拈新思難成句，略撿微詞可作篇。今夜安閑權自適，聊將彩筆寫良緣。

寅恪按，以上為端生自述其初撰《再生緣》之年月也。然未明言是何年，又止言“秋夜初寒”，亦不注明何月。據此書第九卷第三十三回云：

五月之中一卷收，因多他事便遲留。停毫一月工夫廢，又值隨親作遠游。家父近將司馬任，束裝迢遞下登州。

是從端生父玉敦赴山東登州府同知任期，逆數至前一年，即《再生緣》開始寫作之年也。據端生祖兆侖《紫竹山房詩文集》附陳玉繩所撰《句山先生年譜》云：

三十四年八月，先生次子玉敦以中書改官山東登州府同知。

然則乾隆三十四年前一年即三十三年，乃《再生緣》開始寫作之年也。

開始寫作之年既定，開始寫作之月為何月乎？據《再生緣》第二卷第五回首節(jié)略云：

仲冬天氣已嚴寒，獵獵西風萬木殘。短晝不堪勤繡作，仍為相續(xù)《再生緣》。

是第二卷開始寫于乾隆三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但第一卷第四回末節(jié)云：

書中雖是清和月，世上須知歲暮天。臨窗愛趁朝陽暖，握管愁當夜氣寒。

所謂“歲暮”者，實指冬季或即孟冬十月，否則第二卷明言開始寫作于仲冬十一月，“晝短”即包含冬至之月，其前一卷絕無寫于“歲暮”十二月之理也。故“歲暮”二字，不可拘泥誤會。既是孟冬十月寫成第一卷，則第一卷首節(jié)所謂“秋夜初寒”者，殆指季秋九月而言。據《句山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條下略云：

先生以先世兆域未卜，九月命長子（玉萬）隨侍周夫人率眷屬南還。次子（玉敦）官中書，六年俸滿，奉旨記名外用，留京供職。

可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間，端生之祖母周氏及伯父或伯父之妾林氏等（玉萬有妾林氏，即安生春生桂生之母。見《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婦吳氏行略》及卷一八《先府君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皆已回杭州。京寓中人少事簡，而端生以長孫女之資格，平日所應擔負之家務亦因之稍減，可以從事著作。其自謂“閨幃無事”乃是實情，故可推定《再生緣》開始寫作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也。

開始寫作年月既定，開始寫作地點為何處乎？復據《句山先生年譜》“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條下略云：

正月二十二日出京。

又“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條下略云：

五月假滿赴闕，時長子（玉萬）亦謁選，隨侍入京。是月（八月）長子（玉萬）選授山東濟陽縣知縣。先生初至京，借寓汪芍坡給諫（新）宅。九月杪移歸外廊營舊宅。

可知陳兆侖全家本居北京外廊營舊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端生伯父隨侍端生祖母率眷屬先回杭州。三十四年正月，端生祖父又返原籍。同年秋間，端生父玉敦一房赴任登州。至三十五年五月兆侖率玉萬等返京之后，不徑回外廊營舊宅，而借寓汪芍坡（新）宅者，當由此時汪氏以戶科給事中充江南鄉(xiāng)試副考官，故兆侖等得于是年夏秋時間借寓汪宅。至于陳汪兩家之關系，則汪芍坡與兆侖同是杭州人，其夫人方芷齋（芳佩）之父滌山（宜照）又為兆侖丱角舊友，觀《紫竹山房詩集》卷一〇方滌山為婿汪編修（新）迎至邸寓七律，可以推見也。然則兆侖于乾隆三十五年九月遷回外廊營舊宅，其子玉萬、玉敦兩房皆已往山東（寅恪以為玉萬、玉敦本為同胞兄弟，雖據《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玉敦曾出繼其胞叔兆嵋，仍是同祖兄弟。但此次兄弟二人，同官山東，據《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條，后又同官江南，其所以不回避同省者，蓋由同知及知縣之官秩皆在道府以下，與前引楊芳燦事例不同也），不復寓外廊營矣。但外廊營舊宅實是《再生緣》發(fā)祥之所，故為最有價值之地，蓋端生撰《再生緣》自第一卷至第八卷即自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皆在北京外廊營舊宅。此宅是否即王蘭泉《紫竹山房詩文集·序》中所指之宅，今雖不能確知，但序文中“入其家，衡門兩版，凝塵滿席”之語，恐能適用于兆侖在京所居之諸宅（兆侖在京所居之宅今可考知者，尚有粉房琉璃街、賈家胡同、鐵老鸛廟巷、棉花胡同、虎坊橋等地。可參光緒修《順天府志京師志》卷一四《坊巷·下》），其皆非宏麗，可以推知也。端生于《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云“追憶閨中幼稚年”及“隔墻紅杏飛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煙”，雖似指登州同知官舍而言，然“紅杏高槐”乃北方所常見，本非限于一地，若視作描繪外廊營舊宅之語，則于久客長安，習知城南坊宅情況之人，更覺端生此言，親切有味，亦不必過泥至認為止可適用于牟子舊邦（《再生緣》第十四卷第五十六回末節(jié)云：“錦綺裝成牟子國”）景物之描寫也?！对偕墶返诰啪碇恋谑?，寫端生自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中秋起至三十五年三月春暮止，在登州同知官舍內所寫。此八卷約經七月之久寫成，雖端生自云“前幾本，雖然筆墨功夫久，這一番，越發(fā)蕓緗日月遙”（見《再生緣》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節(jié)），其實依端生撰寫第八卷以前之平均速度計之，并非遲緩。此不過詞人才女感慨偽謙之語，讀者不宜拘執(zhí)也?；蛘叨松藭r早已見及其母汪氏之病漸已增劇，又己身不久亦將于歸，人事無常，俗累益重，所以日夜寫作，猶恐遲緩，其于《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所謂“由來蚤覺禪機悟”者，殆亦暗示此意耶？此一段時期為端生一生最愉快之歲月?！对偕墶返谑呔硎坠?jié)所言“地鄰東海潮來近，人在蓬山快欲仙”（“蓬山”蓋兼指登州府蓬萊縣。古典今事合為一詞，端生才華于此可見一斑也），即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續(xù)寫《再生緣》時，追憶此時期生活之語也。茲不詳述此時期每卷寫作之年月，僅移錄其第九卷開始寫作時及第十六卷完成時之記載，略加詮釋于下。

《再生緣》第九卷第三十三回首節(jié)略云：

家父近將司馬任，束裝迢遞下登州。行船人雜仍無續(xù)，起岸匆匆出德州。陸道艱難身轉乏，官程跋涉筆何搜。連朝耽擱出東省，到任之時已仲秋。今日清閑官舍住，新詞九集再重修。這正是，光陰如駿馬加鞭，人事似落花流水。

轉眼中秋月已殘，金風爭似朔風寒。欲著幽情無著處，從容還續(xù)《再生緣》。

又同書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節(jié)略云：

起頭時，芳草綠生才雨好，收尾時，杏花紅墜已春消。良可嘆，實堪夸（寅恪按，“夸”疑當作“嘲”）。流水光陰暮復朝。別緒閑情收拾去，我且得（寅恪按，坊間鉛印本“得”作“待”，似更佳），詞登十七潤新毫。

寅恪按，端生雖是曹雪芹同時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寫成《再生緣》第十六卷時，必未得見《石頭記》，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墜春消、光陰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卻適與《紅樓夢》中林黛玉之感傷不期冥會（戚本《石頭記》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之末節(jié)）。不過悼紅僅間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則直接親歷之語，斯為殊異之點，故《再生緣》傷春之詞尤可玩味也。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亦關涉牡丹紅杏者，故附錄于此。詩之詞句重復鉤連，固是摹擬繪影閣體。然意淺語拙，自知必為才女之鬼所鄙笑也。

《甲午嶺南春暮憶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紅杏卷子有作》：

回首燕都掌故花，花開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無歸意，爭奈歸期抵死賒（改宋人詞語）。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

復次，端生于乾隆三十四年秋，隨父玉敦由北京赴山東登州同知任所，其初一段行程為舟行，蓋取道運河也。其自言“行船人雜仍無續(xù)”，則于第十七卷首節(jié)所言“歸棹夷猶翻斷簡”者，情形殆不同矣。端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夏間返杭，自是舟行，大約亦由德州乘船，其登州德州一段路程，仍是乘車陸行，與前此自北京赴登州時，由德州登岸乘車者不異。所謂“陸道艱難身轉乏”者，則昔時深閨弱質（《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有“幸賴翁姑憐弱質”之句），騾車陸行之苦況，有非今日交通便利之時代所能了解者矣。又《再生緣》第十七卷首節(jié)云“自從憔悴堂萱后，遂使蕓緗彩筆捐”及“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南旋首夏天”，則端生之母汪氏自乾隆三十五年暮春以后即病劇，端生因此不能從事寫作，至是年七月其母汪氏病逝，更不能繼續(xù)撰著。直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仲春方始續(xù)寫第十七卷，此端生所謂“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者，即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后一年壬辰算起，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止，實為十二年。端生所以從壬辰年算起者，因在辛卯年自登州返杭州途中，于《再生緣》十六卷稿本，猶略有所修改?！对偕墶返谑呔硎坠?jié)謂“歸棹夷猶翻斷簡，深閨閑暇待重編。由來蚤覺禪機悟，可奈于歸俗累牽”，即指此而言。蓋端生以母病劇輟寫，返杭州途中稍加修改，及到杭州后，即為俗事牽累擱置此稿，直至經過十二年之久，方始續(xù)寫也。嗚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輟寫《再生緣》時，年僅二十歲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當日亦自謂可以完成此書，絕無疑義。豈知竟為人事俗累所牽，遂不得不中輟。雖后來勉強續(xù)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遺憾無窮。至若“禪機蚤悟”，俗累終牽，以致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此十二年后所續(xù)寫者，即今《再生緣》第十七卷，卷中首節(jié)及末節(jié)端生自述其撰著年月及續(xù)寫經過頗詳，上文已移錄之矣。

《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云“歲次甲辰春二月，蕓窗仍寫《再生緣》”，及第六十八回末節(jié)云“八十張完成一卷，慢慢地，冰弦重撥待來春”，則端生自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至十二月，將近一年之時間，僅成此一卷，與前此寫作此書之速度不大相侔，斯蓋其心身及環(huán)境之變遷所致。否則以端生之才華，絕不至如《平山冷燕》第六回中宋山人之被才女冷絳雪笑為“一枝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箋百丈長”者也?！对偕墶返谑呔淼诹嘶啬┕?jié)云“向陽為趁三年日，入夜頻挑一盞燈”者（此句法與第一卷第四回末節(jié)之“臨窗愛趁朝陽暖，握管愁當夜氣寒”正同，而意境則大異也），端生自謂前此寫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訖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晝夜不輟。今則“殊非是，拈毫弄墨舊時心”，其綢繆恩紀、感傷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豈今日通常讀《再生緣》之人所能盡喻者哉？今觀第十七卷之文字，其風趣不減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涼感慨，反似過之。則非“江淹才盡”，乃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庾信《哀江南賦》云：“天道周星，物極不反?！鄙w子山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當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庇衷疲骸皻q次甲辰春二月，蕓窗重寫《再生緣》?！弊浴对偕墶肥韺懲?，至第十七卷續(xù)寫，其間已歷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十七卷之首，開宗明義即云：“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惫诺浣袂楹蠟橐徽Z，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會，即此可見。寅恪讀《再生緣》，自謂頗能識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虛詞贊美也。至其所以未續(xù)完此書者，今日不易確言。據陳文述《西泠閨詠》卷一五《繪影閣詠家□□》詩序云：“婿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陳氏所言此書之不完成，在端生自身之不愿意，其說亦似有理。因端生于第十七卷首節(jié)述其續(xù)寫此書，由于親友之囑勸，必使完成“射柳姻緣”。其結語云：“造物不須相忌我，我正是，斷腸人恨不團圓?！眲t其悲恨之情可以想見，殆有婿不歸，不忍續(xù)，亦不能強續(xù)之勢也。若不然者，此書不續(xù)成之故，在端生之早死，或未死前久已病困，遂不能寫成，抑或第十七卷后，雖有續(xù)寫之稿，但已散佚不全，今日皆不能考知。依上文所論，端生之卒年，當在戴佩荃之死（即在乾隆四十三年秋季），與陳桂生請王昶作《紫竹山房集》序（即在嘉慶元年），前后兩時限之間。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萬壽慶典恩赦獲歸，則端生續(xù)完《再生緣》第十七卷時已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冬季，至此慶典時，止有五六年之久，假使端生無續(xù)寫第十八卷之事，或由于病困，亦未可知。若范某援嘉慶元年內禪授受慶典恩赦獲歸，則自乾隆四十九年至此慶典時，已有十一年之久，時間頗長，更無一卷之再續(xù)，當非由于病困，可以推知也。倘使端生實已寫第十七卷以下之稿，而后來散佚不傳者，則其散佚當在云南（假定上文論端生曾隨父往云南之說不誤），但乾隆四十三年端生必已隨父由云南歸浙江。今知第十七卷之稿既能流傳于浙江，第十七卷以下諸卷之稿轉又散佚，似亦不近情理。綜合諸點推論，陳文述婿不歸，不愿續(xù)成之說，似甚有根據，不可因此叟平日好作狡獪，遂謂其說亦出虛構也。茲論陳端生寫作《再生緣》之經過既竟，請略論《再生緣》之思想、結構、文詞三點于下：

（一）思想。今人所以不喜讀此書之原因頗多，其最主要者，則以此書思想陳腐，如女扮男裝、中狀元、做宰相等俗濫可厭之情事。然此類情事之描寫，固為昔日小說彈詞之通病，其可厭自不待言，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讀此等書者，亦由此故也。年來讀史，于知人論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緣》之書，與陳端生個人身世之可考見者相參會，鉤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隱，玩味《再生緣》文詞之優(yōu)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緣》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陳端生亦當日無數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夫當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為宰相，社會上最高地位為狀元，此兩事通常皆由科舉之途徑得之，而科舉則為男性所專占之權利。當日女子無論其才學如何卓越，均無與男性競爭之機會，即應試中第，做官當國之可能。此固為具有才學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在端生個人，尤別有更不平之理由也。當清代乾隆之時，特崇獎文學，以籠絡漢族，粉飾太平，乾隆初年博學鴻詞科之考試，即是一例（此科之發(fā)起雖在雍正時，而高宗即位后，繼續(xù)于乾隆元年二月諭，給發(fā)先期到京應試者膏火銀兩。又于臨試之期，以天氣漸寒，著在保和殿內考試。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其借文詞科試，以籠絡漢人之用心，亦可窺見矣）。此科試題較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特難，其得中式者，不過十五人。當時以文章知名之士，如袁簡齋之流，雖預試，而未獲選，其難可以推見也。端生之祖句山，即由此華選，望重當世。端生在幼年之時，本已敏慧，工于吟詠，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會之熏習及反應。其父玉敦、伯父玉萬輩之才學似非卓越（寅恪未能多見玉敦作品，自不敢確言。然丁申丁丙《杭郡詩輯三輯》卷一〇載有玉敦《挽天都汪復齋先生》五古一首。觀其詩，仍是紫竹山房之派，與繪影、繪聲姊妹之作才華綿麗者，固區(qū)以別矣）。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當時年尚幼稚（《耆獻類征》卷一九七《疆臣》四九《陳桂生傳》止載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而不言其壽至何歲。但據《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婦吳氏行略》所述，玉萬納妾林氏即桂生母事，推計之，則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再生緣》時，桂生之年齡至多不過十歲上下耳），亦未有所表見，故當日端生心目中，頗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長生。然則陳氏一門之內，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處此兩兩相形之環(huán)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職此之故，端生有意無意之中造成一驕傲自尊之觀念。此觀念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嘗不自覺，然固不屑顧及者也。如《再生緣》第三卷第九回云：

已廢女工徒歲月，因隨母性學癡愚。蕓窗紙筆知多貴，秘室詞章得久遺。不愿付刊經俗眼，惟憐（寅恪按，坊間鉛印本“憐”作“將”，似更佳）存稿見閨儀（此節(jié)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下冊第七章第四節(jié)已論及）。

可見端生當戲寫《再生緣》時，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議論，故端生著此一節(jié)，以示其不屑顧及之意。“因隨母性學癡愚”之語，殆亦暗示不滿其母汪氏未能脫除流俗之見也。

《再生緣》一書之主角為孟麗君，故孟麗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覺中極力描繪，遂成為己身之對鏡寫真也。

觀《再生緣》第十卷第三十九回《述皇甫少華迎娶劉燕玉》一節(jié)云：

皇甫家忠孝王的府第造于外廊營內，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卻在爛面胡同。這邊迎親的花轎轉來，正從米市胡同孟家龍圖相國的衙門前經過。

及同書第十一卷第四十一回中，述劉燕玉至孟麗君之父母孟士元韓氏家，拜認為孟韓之繼女時，士元送燕玉至廳院前，其言曰：

！人夫們，轎子抬穩(wěn)呵！

連日晴明雪水流，泥濘一路是車溝。小心仔細休輕忽，外廊營，進口艱難我卻愁。

然則皇甫少華家在外廊營，即是孟麗君終身歸宿之夫家在外廊營。據上引《陳句山年譜》“乾隆三十五年”條，知陳兆侖亦寓外廊營。端生乾隆三十三年秋間初寫《再生緣》時，即在外廊營宅也。端生無意中漏出此點，其以孟麗君自比，更可確定證明矣。至端生所以不將孟麗君之家，而將皇甫少華之家置于外廊營者，非僅表示其終身歸宿之微旨，亦故作狡獪，為此顛倒陰陽之戲筆耳。又觀第十七卷第六十七回中孟麗君違抗皇帝御旨，不肯代為脫袍；第十四卷第五十四回中孟麗君在皇帝之前，面斥孟士元及韓氏，以致其父母招受責辱；第十五卷第五十七回中孟麗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麗君前屈膝請行，又親為麗君挽轎；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麗君跪拜；第六卷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及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中皇甫少華（即孟麗君之夫）向麗君跪拜諸，（寅恪按，端生之祖兆侖于雍正十三年乙卯考取內閣中書一等一名，又于乾隆元年丙辰考取博學鴻詞科。至乾隆十七年壬申，副兵部侍郎觀保典順天武鄉(xiāng)試。此科解元顧麟即于是年中式會元狀元，為武三元?？蓞ⅰ蹲现裆椒课募肪戆恕俄樚煳溧l(xiāng)試錄后序》、卷一九《順天武鄉(xiāng)試策問》，及《陳句山先生年譜》有關諸年等條?！对偕墶分惺雒消惥形臓钤?，任兵部尚書，考取皇甫少華為武狀元。豈端生平日習聞其祖門下武三元之美談，遂不覺取此材料，入所撰書，以相影射歟），則知端生心中于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后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故續(xù)《再生緣》之梁德繩于第二十卷第八十回中，假皇甫敬之口斥孟麗君，謂其“習成驕傲凌夫子，目無姑舅亂胡行”，作筆生花之邱心如于其書第一卷第一回中，論孟麗君之失，謂其“竟將那，劬勞天性一時捐。閱當金殿辭朝際，辱父欺君太覺偏”，可為例證也。噫！中國當日智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專議中饋酒食之家主婆，第二類為忙于往來酬酢之交際花，至于第三類，則為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至于神靈怪誕之說，地理歷史之誤，本為吾國小說通病，《再生緣》一書，亦不能免。然自通識者觀之，此等瑕疵，或為文人狡獪之寓言，固不可泥執(zhí)；或屬學究考據之專業(yè)，更不必以此苛責閨中髫齡戲筆之小女子也。

（二）結構。綜觀吾國之文學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詩，其間結構組織，出于名家之手者，則甚精密，且有系統(tǒng)。然若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詩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過取多數無系統(tǒng)或各自獨立之單篇詩文，匯為一書耳。其中固有例外之作，如劉彥和之《文心雕龍》，其書或受佛教論藏之影響，以軼出本文范圍，故不置論。又如白樂天之《新樂府》，則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中言之已詳，亦不贅論。至于吾國小說，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說之精密。在歐洲小說未經翻譯為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之小說，如《水滸傳》《石頭記》與《儒林外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寅恪讀此類書甚少，但知有《兒女英雄傳》一種，殊為例外。其書乃反《紅樓夢》之作，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然其結構精密，頗有系統(tǒng)，轉勝于曹書，在歐西小說未輸入吾國以前，為罕見之著述也。哈葛德者，其文學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說傳入中國后，當時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廬深賞其文，至比之史遷。能讀英文者，頗怪其擬于不倫。實則琴南深受古文義法之熏習，甚知結構之必要，而吾國長篇小說，則此缺點最為顯著，歷來文學名家輕視小說，亦由于是（桐城派名家吳摯甫序嚴譯《天演論》，謂文有三害，小說乃其一。文選派名家王壬秋鄙韓退之、侯朝宗之文，謂其同于小說）。一旦忽見哈氏小說，結構精密，遂驚嘆不已，不覺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馬子長相比也。今觀《再生緣》為續(xù)《玉釧緣》之書，而《玉釧緣》之文冗長支蔓殊無系統(tǒng)結構，與《再生緣》之結構精密，系統(tǒng)分明者，實有天淵之別。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總之，不支蔓有系統(tǒng)，在吾國作品中，如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顧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齊。若是長篇巨制，文字逾數十百萬言，如彈詞之體者，求一敘述有重點中心，結構無夾雜駢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緣》為彈詞中第一部書也。端生之書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國文學史中，亦不多見。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故特標出之如此。韓退之云：“發(fā)潛德之幽光?！币≈荽宋?，猶退之之意也。

（三）文詞?！蹲现裆椒课募肪砥摺恫排f略》云：

世之論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獨謂不然。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來薄福之女，奚啻千萬億，而知名者，代不過數人，則正以其才之不可沒故也。又況才福亦常不相妨。嫻文事，而享富貴以沒世者，亦復不少，何謂不可以才名也。誠能于婦職余閑，瀏覽墳素，諷習篇章，因以多識故典，大啟性靈，則于治家相夫課子，皆非無助。以視村姑野媼惑溺于盲子彈詞，乞兒說謊，為之啼笑者，譬如一龍一豬，豈可以同日語哉？又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由此思之，則女教莫詩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

寅恪按，句山此文殊可注意，吾國昔時社會惑于“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謬說，雖士大夫之家，亦不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觀端生、長生姊妹，俱以才華文學著聞當世，則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謂“嫻文事，享富貴”者，長生庶幾近之。至若端生，則竟不幸如世論所謂“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悲夫！句山雖主以詩教女子，然深鄙彈詞之體。此老迂腐之見囿于時代，可不深論。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際，暗中偷撰《再生緣》彈詞。逮句山反京時，端生已挾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沒，遂終身不獲見此奇書矣。即使此老三數年后，猶復健在，孫女輩日侍其側者，而端生亦必不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媼所惑溺之彈詞之事也。不意人事終變，“天道能還”（《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節(jié)云：“問天天道可能還”），《紫竹山房詩文集》若存若亡，僅束置圖書館之高閣，博雅之目錄學者，或略知其名，而《再生緣》一書，百余年來吟誦于閨幃繡闥之間，演唱于書攤舞臺之上。近歲以來雖稍衰歇，不如前此之流行，然若一取較其祖之詩文，顯著隱晦，實有天淵之別，斯豈句山當日作才女說痛斥彈詞之時所能料及者哉！今寅恪殊不自量，奮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緣》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為然耶？抑不以為然耶？《再生緣》之文，質言之，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關于天竺希臘及西洋之長篇史詩，與吾國文學比較之問題，以非本文范圍，茲不置論。僅略論吾國詩中之排律，以供讀《再生緣》者之參考。

《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略云：

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姚鼐《今體詩鈔》序目略云：

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線，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余憾。余往昔見蒙叟箋，于其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頗多謬說，故詳為全釋之。

同書五言卷六“杜子美下注”略云：

杜公長律有千門萬戶開闔陰陽之意。元微之論李杜優(yōu)劣，專主此體。見雖少偏，然不為無識。自來學杜公者，他體猶能近似，長律則愈邈矣。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珷玞?！庇虚L律如此，而目為珷玞，此成何論耶？杜公長律旁見側出，無所不包，而首尾一線，尋其脈絡，轉得清明。他人指成褊隘，而意緒或反不逮其整晰。

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論精矣，茲不必再加引申，以論杜詩。然觀吾國佛經翻譯，其偈頌在六朝時，大抵用五言之體，唐以后則多改用七言。蓋吾國語言文字逐漸由短簡而趨于長煩，宗教宣傳，自以符合當時情狀為便，此不待詳論者也。職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別作《新樂府》。《秦中吟》之體乃五言古詩，而《新樂府》則改用七言，且間以三言，蘄求適應于當時民間歌詠，其用心可以推見也（可參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彈詞之文體即是七言排律，而間以三言之長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論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論彈詞之文。又白香山之樂府及后來摹擬香山，如吳梅村諸人之七言長篇，亦可適用微之惜抱之說也。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語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臘及西洋史詩之名，而不知吾國亦有此體。外國史詩中宗教哲學之思想，其精深博大，雖遠勝于吾國彈詞之所言，然止就文體立論，實未有差異。彈詞之書，其文詞之卑劣者，固不足論。若其佳者，如《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少同一文體。寅恪四十年前常讀希臘梵文諸史詩原文，頗怪其文體與彈詞不異。然當時尚不免拘于俗見，復未能取《再生緣》之書，以供參證，故噤不敢發(fā)。荏苒數十年，遲至暮齒，始為之一吐，亦不顧當世及后來通人之訕笑也。

抑更有可論者，中國之文學與其他世界諸國之文學，不同之處甚多，其最特異之點，則為駢詞儷語與音韻平仄之配合。就吾國數千年文學史言之，駢儷之文以六朝及趙宋一代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論，然有一點可以確言，即對偶之文，往往隔為兩截，中間思想脈絡不能貫通。若為長篇，或非長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復雜者，其缺點最易顯著，駢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國昔日善屬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駢儷之文。但此種理想能具體實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靈活，不為對偶韻律所束縛。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于數千年之間矣。若就六朝長篇駢儷之文言之，當以庾子山《哀江南賦》為第一。若就趙宋四六之文言之，當以汪彥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浮溪集》卷一三）為第一。此文篇幅雖不甚長，但內容包含事理既多，而文氣仍極通貫。又此文之發(fā)言者，乃先朝被廢之皇后。以失去政權資格之人，而欲建立繼承大統(tǒng)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但當日女真入汴，既悉數俘虜趙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舍此僅遺之廢后外，別無他人，可借以發(fā)言，建立繼統(tǒng)之君，維系人心，抵御外侮。情事如此，措詞極難，而彥章文中“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兩句即足以盡情達旨。至于“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古典今事比擬適切，固是佳句。然亦以語意較顯，所以特為當時及后世所傳誦。職是之故，此文可認為宋四六體中之冠也。庾汪兩文之詞藻固甚優(yōu)美，其不可及之處，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而其所以能運用此情感，融化貫通無所阻滯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靈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非通常工于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于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今觀陳端生《再生緣》第十七卷中自序之文（上文已引），與《再生緣》續(xù)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兩者之高下優(yōu)劣立見。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為楚生之記誦廣博，雖或勝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于楚生。撰述長篇之排律駢體，內容繁復，如彈詞之體者，茍無靈活自由之思想，以運用貫通于其間，則千言萬語，盡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不獨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輩，亦莫不如是。《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

端生《再生緣》之文如此，則平日之詩文亦非凡俗，可以推見。惜其所著《繪影閣集》，無一字遺傳。袁簡齋在乾隆時，為最喜標榜閨閣詩詞之人，而其所編著之《隨園詩話》《隨園女弟子詩》及《同人集》等書，雖載陳句山、陳長生之詩，而絕不及端生一字，豈出于長生之不愿，抑或簡齋之不敢，今不能確言。頗疑《再生緣》中，其對句之佳者，如第十七卷首節(jié)中“隔墻紅杏飛睛雪，映榻高槐覆晚煙”“午繡倦來還整線，春茶試罷更添泉”之類，即取《繪影閣集》中早年詩句足成。若此推論不誤，則是《繪影閣集》尚存一二于天壤間，亦可謂不幸中之幸也。至于繪影閣之取名，自與“繪影繪聲”之成語有關，而長生之集名繪聲閣，即從其姊之集名而來，固不待論。然“繪影”一詞，或與其撰著彈詞小說，描寫人物，“惟妙惟肖”之意有關。又或端生自身亦工繪畫，觀其于《再生緣》第三卷第十回中，描寫孟麗君自畫其像一節(jié)，生動詳盡，乃所以反映己身者耶（可參《再生緣》第十六卷第六十三回太后命孟麗君畫送子觀音一節(jié)）？前引長生寄外詩云“年來心事托冰紈”，又有織素圖及桂馨圖（可參吳昌綬《松鄰遺集》卷六《題桂馨圖后》及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五《陳長生詩選附詩話》）等之記載流傳，則長生之工畫，由于葉紹楏之漸染，或受其姊之影響，俱不可知，姑記于此，更俟詳考。論陳端生事跡之可考見者及其撰著《再生緣》本末，并略論其思想結構文詞既竟，茲請論《再生緣》績撰者梁德繩之事跡及其所撰之續(xù)本于下：

梁德繩為梁詩正之孫女，梁敦書之女，許宗彥之室。其生平事跡詳見阮元所著《梁恭人傳》（見《古春軒詩鈔》卷首及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卷五九《烈女》卷一）其所著《古春軒詩鈔》上下兩卷及卷后所附詞亦皆流傳（參徐乃昌《小檀樂室匯刻閨秀詞》第一集第七種梁德繩《古春軒詞》，又潘衍桐《兩浙輏軒續(xù)錄》卷五三并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六所選梁德繩詩）。今此文關于德繩之事跡及著述均不多所旁涉，止專論其續(xù)撰《再生緣》一事。但德繩之性格及其家庭環(huán)境、夫婦關系等與端生頗異，此文遂亦不得不于此三事略加討論，以其有關《再生緣》原本及續(xù)本之特點故也。

今《再生緣》共二十卷，其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為續(xù)前十七卷之作，此續(xù)者于第十八卷首即已自言之矣。但續(xù)者為何人及何時所續(xù)，則有考論之必要。陳文述《西泠閨詠》卷一五（前文已引，但因論辨之便利，節(jié)錄之于此）略云：

□□撰《再生緣》南詞，托名女子酈明堂，男裝應試及第，為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為足成之，稱完璧焉。

據陳氏所言，《再生緣》中酈明堂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乃端生所以寄其“別鳳離鸞之感”者。殊不知端生撰成《再生緣》第十六卷時，尚未適范氏。今觀此卷所述孟麗君、皇甫少華亦已“同朝而不合并”，則端生必無預知其夫婿有戍邊之事，何從在十年之前即寄其后日“別鳳離鸞之感”耶？此大不可通者也。又據續(xù)《再生緣》者，于第二十卷末節(jié)（前文已詳引，茲節(jié)錄之）略云：

我亦緣慳甘茹苦，悠悠卅載悟前緣。有感《再生緣》作者，半途而廢了生前。偶然涉筆閑消遣，巧續(xù)人間未了緣。

則是續(xù)者明言在其夫已死之后，有感于陳端生“別鳳離鸞”之遭遇，而續(xù)《再生緣》也。文述既言續(xù)《再生緣》者，為許周生與梁楚生夫婦二人，則楚生何得于周生未死之前，預有此感？周生豈亦于其未死之前，早為其妻作寄感之預備，而相與共續(xù)此書耶？此又大不可通者也。然則文述之言全不可信乎？是又不然。蓋文述之言，乃依據其媳汪端傳述而來，端為楚生姊之女，又少養(yǎng)于楚生家（《古春軒詩鈔》上有五古一篇，題為“小韞甥女于歸吳門，以其愛詩，為吟五百八十字送之，即書明湖飲餞圖后”，可以參證。此詩疑是嘉慶十七年楚生寓杭州時所作），所傳必非虛妄，不過文述自身實未嘗詳察《再生緣》全書內容，故有上述兩種錯誤，即：（一）誤以為端生作書之緣起，實由于其婿范某之遣戍；（二）周生、楚生夫婦共續(xù)此書。至于此書之原作者為端生，續(xù)之者為楚生，則殊不誤。不但不誤，吾人今日得知《再生緣》之原作者及續(xù)作者姓名，舍文述一人之著述外，尚未見其他記載一及斯事。觀于此點，文述實有大功，不可湮沒者也。

楚生續(xù)《再生緣》之年代，及此書之初刻在何年，兩點頗成問題。茲略論之于下。

今刻本《再生緣》首載有序文略云：

《再生緣》傳鈔數十載，尚無鐫本。因惜作者苦思，刪繁撮要。

道光元年季秋上浣日書。

香葉閣主人稿。

寅恪按，香葉閣主人乃侯芝之別號（參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第七章第五節(jié)），其事跡及著述茲不詳考，惟此序實有兩點可疑。（一）依序所言，則今刻本已經侯芝所刪節(jié)。但今所見《再生緣》之刻本，其中脫誤顛倒之處頗多，當是由于抄寫不慎所致。若侯香葉果有刪削之事，恐不至前后文句不相連貫一至于此，然則依據今本實不能確證此書曾經刪削一過也。（二）此序中所言之《再生緣》，雖未明言為十七卷，抑或二十卷，但依其文氣言之，則似為二十卷本之全書。否則序中必論及此點，斯可以默證推知者。若果為二十卷本之全書，則序文所署之年月為不可通。據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許君（宗彥）墓志銘》略云：

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子時，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謚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

梁德繩《古春軒詩鈔》卷首載阮元撰《梁恭人傳》（參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五九）略云：

恭人姓梁氏，名德繩，號楚生，兵部車駕司主事德清周生許君宗彥配也。駕部年十九，與予同舉丙午科鄉(xiāng)試。己未科會試，駕部甫成進士。既分部視事，甫三月，以親老乞歸，不復仕。家事悉弗問，皆恭人主之。以故駕部益得覃研經史疑義，兼精于天文算法。杜門卻掃，優(yōu)游林泉者，凡二十載。歲戊寅（嘉慶二十三年）駕部又不祿。延縠旋寓書于予，乞為傳。恭人生于乾隆辛卯年（三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卯時，卒于道光丁未年（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子時，年七十有七，距駕部下世已三十載矣。女三，長殤，次適海陽孫氏，三即余五（寅恪按，許宗彥《鑒止水齋集》卷首載阮元撰《浙儒許君積卿傳》云：“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眲t“五”字疑是“之”字之誤）子婦。

然則嘉慶二十三年周生死時，其年為五十一，而此年楚生為四十八歲也。

據《再生緣》第二十卷第七十七回首節(jié)中，楚生自述其續(xù)此書之動機云：

嗟我年近將花甲，二十年來未抱孫。借此解頤圖吉兆，虛文紙上亦歡欣。

是楚生續(xù)此書時，其年將近六十歲，以如是年老婦人望孫之俗見，而續(xù)《再生緣》，宜其所續(xù)者，不能比美于端生之原書也。若道光元年香葉閣主人作序時，則楚生僅五十一歲，斷不可言“年近將花甲”。故香葉閣主人序中“道光元年”之“元”字如非“九”字之訛，則必是書賈偽托。今未見《再生緣》最初最佳之本，不敢確言。陳文述《西泠閨詠》自序題“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此年楚生五十七，“年近將花甲”之語似尚可通。至于楚生于《再生緣》第二十卷第八十回末節(jié)，感傷陳端生之遭遇，因自述其與周生之關系云：

我亦緣慳甘茹苦，悠悠卅載悟前緣。

蓋謂己身與周生有三十年夫婦姻緣之分。據上引《玉釧緣》第三十一卷末載“謝玉輝在大元年間，又干一番事業(yè)，與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愛夫妻，才歸仙位”，楚生殆有感于“三十年”夫妻之語，深惜端生無“三十年”之緣，己身雖有“三十年”之緣，而周生又未能如謝玉輝之“干了一番事業(yè)”，所以表示其感傷之意也。至阮伯元作《楚生傳》，謂楚生之卒距其夫之卒為三十年，即寡居三十年之意，與楚生“悠悠卅載悟前緣”之語無涉。否則楚生續(xù)《再生緣》時，其年必已七十余歲，而文述不得在道光七年，即楚生五十七歲時，預知楚生之續(xù)《再生緣》也。“卅載悟前緣”之語，易滋誤解，因并附辨之如此。

楚生嘗于《再生緣》第二十卷第八十回內，借皇甫敬之言斥孟麗君之驕傲，即所以暗示不以陳端生為然之意，前文已論之矣。今再節(jié)錄此回中皇甫敬批評蘇映雪及劉燕玉之語，以見楚生之性格及其理想如下。

皇甫敬評蘇映雪云：

太王爺（指皇甫敬）又云梁氏東宮媳，他是天真爛漫人。毫無半點來裝飾，賢良溫厚性和平。

此蓋楚生心中以蘇映雪自比，楚生為人諒亦“賢良溫厚性和平”，與端生之性格驕傲激烈者，適成對比也。此點恐非盡由于天生之性質所致，當亦因所處家庭環(huán)境不同使然。德清梁氏為當時浙江最有名之家族，《儒林外史》所言之婁公子家，或即指梁氏。楚生家及周生家，與端生家，雖皆以文學科第顯著，但梁許兩家經濟狀況，則與陳句山家之清貧者不同。觀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陳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詩文集序》中：

入其家，衡門兩版，凝塵滿席，不知為列卿之尊，與京兆之雄駿也。

之語，即可推知端生未嫁時家庭之清貧。即適范某之后，假定范某即范璨之子范菼，則據陸燿撰《范公璨神道碑》云，“潔清之操，晚節(jié)彌勵，菜羹蔬食，不異貧寒”（見上引陸燿《切問齋集》卷一〇），似其夫家經濟當亦不寬裕。否則其夫不致以圖利嫌疑之故，坐科場代倩作弊獲罪也。又楚生父之昆弟輩如同書，己身昆弟輩如玉繩，皆以學問藝術知名當世。周生亦年十九已中式鄉(xiāng)試，且為貴公子（周生父祖京仕至廣東布政使，見《鑒止水齋集》卷首所附蔡之定撰《許君周生家傳》），而兼名士。其親家復是清代第一達官而兼名儒之阮蕓臺。故端生、楚生兩人，雖俱出自浙江名門，又有通家之誼（可參《紫竹山房詩文集》卷首所附《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下，梁侍講同書來朝慶節(jié)”條及《詩集》卷一二《述夢紀事詩》“埋石得周梁，自志求其書”句下自注云“少司馬周煌，侍講梁同書”，又梁玉繩《清白士集》卷二六《送陳句山太仆還朝及挽陳太仆詩》等），而家庭環(huán)境頗不相同。兩人性格之驕激謙和，實受環(huán)境影響，無可致疑也。

皇甫敬評劉燕玉云：

回頭連喚西宮媳，莫須憂慮不懷姙。你為人，玲瓏幸喜多忠厚，略有三分徒（寅恪按，“徒”疑當作“妒”）忌心。這點小疵磨琢去，何愁日后少收成。

可知楚生心中以為不妒忌，始能生子，此亦所以自比并兼以屬望于其子婦者也。據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許君（宗彥）墓志銘》略云：

夫人梁氏，生子延敬、延縠。簉吳氏，先卒，生子兆奎、延宷、延澤。陳氏，生子延凱。女三，梁夫人出者二。長適原任監(jiān)察御史孫球子承勛，次適現任兩廣總督阮元子福。簉崔氏生女一，字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子琮。

是周生至少有三妾，且均生子女，楚生亦生子女數人也。周生之妾既有多人，似足證楚生之不妒。楚生己身又生數子，此事在楚生心中，乃其不妒之善果，遂借續(xù)《再生緣》之書，以寓其責望子婦之意，并一發(fā)其“二十年來未抱孫”之牢騷也。雖然，今觀《古春軒詞》蒼梧謠序云：

周生意有所惑，作此戲之。

則楚生于此猶未能忘懷。不妒之古訓，固為習聞詩禮之教如楚生者，深所服膺，平日以此自負，且以教人。但臨事觸發(fā)，不覺流露，可見其為勉強抑制，非出自然，又何必以此責難于劉燕玉比之子婦耶？

夫為男子者，可畜多妾，而婦人則不應妒忌，此男尊女卑，吾國傳統(tǒng)夫為妻綱之教條也。楚生乃此教條下之信徒，既行之于身，復出之于口，更筆之于書矣。至若端生，其作《再生緣》時，雖尚未適人，但關于夫為妻綱之說，既力加排斥，上文已略論及，茲不復贅。所可笑者，楚生以蘇映雪性情柔順，為最合理想之婦女。孟麗君適與相反，固所不取。殊不知在端生書中，孟麗君初期本為蘇映雪即梁素華之夫，蓋取梁鴻、孟光夫婦之姓，反轉互易，而梁素華及皇甫少華兩人名中“素”“少”二字音又相近。此雖為才女顛倒陰陽之戲筆，然可見其不服膺男尊女卑、夫為妻綱之古訓，楚生乃嘖嘖稱賞蘇映雪不置，恐端生地下有靈，亦當不覺失笑也。又觀楚生與周生往來酬唱之作，誠可以比美梁孟矣。但一檢周生《鑒止水齋集》卷二所載答內詩，后附楚生寄外詩，楚生之詩，文句煩多，情感深摯，而周生答以寥寥五十四字之短篇云：

遠離且莫悲，遠歸亦勿喜。暫離復見偶然爾，世事紛紛那免此。勸君勿墮迷云里，不見天關與織女。隔以銀河一萬八千里，脈脈相看不得語。

又同書同卷所載《望夫岡》七古結語云：

誰能無事輕離別，倦倚孤篷亦懶看。

則周生與楚生之情感，已可推見。然于服膺男尊女卑、夫為妻綱之說者，固亦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矣。

至于端生之婿范某，假定即是范璨之子，雖為貴公子，然家境清寒，亦等于一窮書生，與許周生不同，當無廣畜姬妾之能力，端生一生中諒亦無楚生此種環(huán)境及不快之情感。假使范某而為周生所為者，則端生亦將表現其本來面目，如孟麗君也。觀《再生緣》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云：

忠孝王（指皇甫少華）背靠床欄笑幾聲。

咳！果然如此，也是孟府的家風了。

岳母大人手段兇，自然他，所生之女亦相同。麗君若是同其母，少華也，只好低頭效岳翁。懼內名兒逃不去，能得個，重偕伉儷靠天公。

可為例證。然則端生之意，不僅欲己身如孟麗君，亦欲其母汪氏如韓氏。竟使陳句山之家風，復如孟府之以懼內著聞。此為端生大膽之筆，而楚生掩耳所不敢聞者。合兩種性格絕殊之女作家，完成一書，取相比較，既可觀，抑可笑矣。

依據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證陳端生之事跡及著作，并略論梁德繩之有關于《再生緣》諸點既竟，請述寅恪讀此書之別感如下。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稱承平之世。然陳端生以絕代才華之女子，竟憔悴憂傷而死，身名湮沒，百余年后，其事跡幾不可考見。江都汪中者，有清中葉極負盛名之文士，而又與端生生值同時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馬守真文，以寓自傷之意，謂“榮期二樂，幸而為男”（見《述學別錄》）。今觀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當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則為端生于《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中，“豈是蚤為今日讖”一語。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變起，寅恪時寓燕郊清華園，曾和陶然亭壁間清光緒時女子所題《詠丁香花》絕句云：

故國遙山入夢青，江關客感到江亭（沈乙廠先生《海日樓集·陶然亭》詩云：“江亭不關江，偏感江關客”）。不須更寫丁香句，轉怕流鸞隔世聽。

鐘阜徒聞蔣骨青（蔣子文“骨青”事出干寶《搜神記》。今通行本干書“青”字多誤寫，不足據也），也無人對泣新亭。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里聽。

詩成數年后，果有盧溝橋之變。流轉西南，致喪兩目，此數年間，亦頗作詩，以志一時之感觸。

茲錄三首于下：

蒙自南湖作

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頭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酲。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寅恪按，十六年前作此詩，句中竟有端生之名，“豈是蚤為今日讖”耶？噫）。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昆明翠湖書所見

照影橋邊駐小車，新妝依約想京華。短圍貂褶稱腰細，密卷螺云映額斜。赤縣塵昏人換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殘劫灰飛盡，聊與胡僧話落花。

詠成都華西壩

淺草方場廣陌通，小渠高柳思無窮。雷車乍過浮香霧，電笑微聞送遠風。酒醉不妨胡舞亂，花羞翻訝漢妝紅。誰知萬國同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

自是求醫(yī)萬里，乞食多門。務觀趙莊之語，竟“蚤為今日讖”矣。求醫(yī)英倫時作二詩，錄之于下：

乙酉冬夜臥病英倫醫(yī)院，聽人讀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說名“天橋”者，中述光緒戊戌李提摩太上書事。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華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游，甚善?！惫试娭屑爸?，非敢以烏衣故事自況也。

沉沉夜漏絕塵嘩，聽讀佉盧百感加。故國華胥猶記夢，舊時王謝早無家。文章瀛海娛衰病，消息神州競鼓笳。萬里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

丙戌春以治目疾無效，將離倫敦返國暫居江寧，感賦。

金粉南朝是舊游，徐妃半面足風流。蒼天已死三千歲，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國欲枯雙目淚，浮家虛說五湖舟。英倫燈火高樓夜，傷別傷春更白頭。

又所至感者，則衰病流離，撰文授學，身雖同于趙莊負鼓之盲翁，事則等于廣州彈弦之瞽女。榮啟期之樂未解其何樂，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偶聽讀《再生緣》，深感陳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賦兩詩，附于篇末，后之覽者倘亦有感于斯歟？

癸巳秋夜，聽讀清乾隆時錢唐才女陳端生所著《再生緣》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中“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傳。髫年戲筆殊堪笑，反勝那，淪落文章不值錢”之語，及陳文述《西泠閨詠》第十五卷《繪影閣詠家□□》詩“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句，感賦二律。

地變天荒總未知，獨聽鳳紙寫相思。高樓秋夜燈前淚，異代春閨夢里詞。絕世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歸遲。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

一卷悲吟墨尚新，當時恩怨久成塵。上清自昔傷淪謫，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聲名終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再生緣》間敘爭戰(zhàn)事）。論詩我亦彈詞體（寅恪昔年撰王觀堂先生挽詞，述清代光宣以來事，論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悵望千秋淚濕巾。

論《再生緣》校補記

寅恪初疑陳云貞即陳端生，后來知其不然者，雖無積極之確據，但具強有力之反證。因陳文述嘉慶初年在北京題贈陳長生四律，其于端生、慶生、長生姊妹三人之身世遭遇，皆能詳悉言之，真所謂“如數家珍”。至道光時作《西泠閨詠》詠陳端生詩，雖詩序中謂“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今據長生《繪聲閣續(xù)稿》“哭春田大姊”七律二首之二“可堪寶鏡重圓日，已是瑤釵欲折時”一聯，則云伯所言，由于傳聞稍誤，自應訂正。但此點所關甚小，不足為意。唯云伯止言范菼“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謫戍”，而絕口不提及云貞寄外之書及詩以作材料，可知其始終不承認云貞與端生為一人也。

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時同族之人，既堅決不認云貞、端生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況焦循“云貞行”謂其夫乃一“郎本武健兒”及“一發(fā)斃雙狼”之武人，與端生《再生緣》中自述其夫之語，如“更欣夫婿是儒冠。挑燈伴讀茶聲沸，刻燭催詩笑語聯”者，全無相似之處。至于里堂之“云貞行”及云伯之“云貞曲”中俱有“郎戍伊犁城，妾住仙游縣”之句，蓋由二人同用一材料，自然符會，不必出于抄襲。茲舉最近之例言之?？谷諔?zhàn)爭之際，陳垣先生留居京師，主講輔仁大學。寅恪則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聯合大學。各撰論文，考楊妃入道年月。是時烽火連天，互不通問，然其結論則不謀而合，實以同用一材料，應有同一之結論，吾兩人俱無抄襲之嫌疑也。若夫云貞寄外書及詩，頗與《再生緣》類似，論者遂取此為“合二而一”之證。殊不知同一時代之作品，受環(huán)境影響，其格調本易相近。且《再生緣》一書，當日已甚流行，好事之人故作狡獪，偽造新骨董，自極可能。至蓮姐之詩，尤為偽中之偽。蓋無聊文士，更欲使紅娘、春香、襲人、晴雯之流，變作鄭康成之詩婢，錢受之之柳如是，許公實之王修微，茅止生之楊宛叔，薛文起之香菱，以達其最高享受之理想。此真所謂游戲文章，斷不可視為史鑒實錄也。

又沈敦三垚《落帆樓文集》卷九《外集·三·簡札摭存》中“與許海樵旦復”三十二通之十三云：

今春將甲午年積負一清，私心竊自喜，以為今后可歸見江東故人。不意山妻復有納妾之舉，致再積百余金之債。此事孟浪已極，接信之后，不勝大駭。垚之親戚目不睹史策，不知人情物理，以蕩子不歸擬垚，既視垚太淺，欲以區(qū)區(qū)村婢縻垚，而不知縻之適所以緩之。

同書卷首附汪剛木曰楨“沈子惇著述總錄”略云：

沈垚字敦三，號子惇。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府學廩生，道光甲午優(yōu)貢生。子惇生于嘉慶戊午，卒于道光庚子，四十三歲。

寅恪按，子惇為嘉道間人。其妻金氏，以夫久不歸家，特買一婢，預作將來之妾侍。吾人今日觀之，雖覺可憐可笑。但就此一端，足見當時浙江不得志文人，家庭風氣之一斑。《妝樓摘艷》編選者會稽錢三錫，亦是子惇及其妻金氏之同時人。偽作之云貞寄外書及連姐寄外詩，皆受當時此社會階層之習俗影響所致，殊不足怪也。

今檢沈畏齋樹德《慈壽堂文鈔》卷五《范太學傳》略云：

君姓范氏，諱菼，字惇哉。國學生，秀水少司空仲子也。少穎悟，能屬文，出語杰特。司空公奇愛之。君天性孝友，伯兄，君痛伯無子，以長子嗣之。乾隆癸亥春，公開府河北，招余。余乃得與君交。君于詩文，每刻苦不作猶人語。越來春（指九年甲子）將赴秋闈，乃偕余治舉子業(yè)。秋試，同赴武林。明春（指十年乙丑）余幸計偕入都，君奉太夫人后至。公入補府憲，仍館余于邸。及君至，而余應桐城相國（張廷玉）招以去。洎公遷工部，余出賀公。是時君方得脾疾。余在園得訃，不禁悲哭失聲。君生于康熙辛卯年（五十年）某月日，卒于乾隆乙丑年（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歲。配趙氏，子男三，培、階、臺，培嗣伯氏。

光緒修《歸安縣志》卷三二《選舉門·貢生欄》“乾隆六年辛酉”條載：

沈樹德，拔貢，字申培，是科副榜，甲子舉人。

寅恪按，取沈氏此傳，與陸燿撰《范璨神道碑》相比較，令人如墜五里霧中，疑竇百端。茲先舉其可疑之點，后作假定之解釋。陸氏為范璨之姻親，又為同里后學。沈氏亦范璨同里，又曾為其幕客，與菼交好。兩氏之文，何以互異如是？此可疑者一也。陸氏文云：“孫三人，墀、城、塏，墀又姻也?！鄙蚴衔脑疲骸白幽腥?，培、階、臺，培嗣伯氏。”璨孫三人，雖兩文皆從土旁，但何以盡不相同？其改名之由，究因何故？即令前后有所改易，亦不致三人全改。且“培”與“城”，“階”與“墀”，“臺”與“塏”，意義近似，實無更改之必要。又陸文“墀”為長，沈文“培”為長。嗣伯氏。“墀”與“階”同義，應作“階”為長。夫長子通例不出繼，何以長子出繼儀薰。且墀既為陸燿之婿，又為請陸氏作其祖神道碑之人，故陸文所列三人次序，必無差誤。沈文列培為三人之首，此可疑者二也。陸文云：“子二人，儀薰，國子監(jiān)生。菼，貢生?！倍蛭念}作“范太學”。陸文既稱菼為貢生，則菼死時之資格為優(yōu)貢或拔貢無疑。國子監(jiān)生又無追贈貢生之理。沈氏為菼作傳，不稱“文學”而稱“太學”，此可疑者三也。茲試作解釋如下：

（一）以通常事理言之，陸、沈兩文作成之先后，雖頗難考知，但欲解脫范璨與科場案之范菼有關，則同一用心。既欲解脫與科場案之關系，止言菼先璨死，尚嫌不足，故必須別有一人為菼作一詳悉之傳，以證明其非犯罪之范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數，自不可信。端生適范菼時，年二十三，菼年當已四十余矣，故寅恪疑端生為繼室。沈文言“配趙氏”，當為菼之元配，培、階當為趙氏所出。臺即端生子蓉洲歟？《再生緣》中端生自言“強撫雙兒志自堅”，恐是指趙氏之次子及己身之子言，而趙氏所生，出繼伯氏之子及己身之女不計在內也。至沈文謂菼卒于乾隆十年者，恐因欲洗刷菼曾居樂志堂之痕跡，遂改其卒年為乾隆十年，即樂志堂尚未建筑之時。蓋其后有關樂志堂之記載，如范來庚《南潯志》“樂志堂”條及下引董襄于嘉慶七年所作之詩等，可免與惇哉有所關涉也。

（二）菼子三人改名之由，雖不能確言，恐因科舉制度，改名可免發(fā)生枝節(jié)問題耶？其以長子出繼伯氏，或者亦與科舉有關，并可借此為陸燿開脫與菼之關系也。至三人名次之異，當為沈氏誤記耳。

（三）據乾隆四十五年刑部提本陳七供詞中，菼為“宛平縣監(jiān)生”，故沈文據此稱之為“太學”。頗疑端生之夫范菼，在浙江已取得貢生資格，故陸文稱之為貢生。但因應順天鄉(xiāng)試，遂入宛平縣籍，納粟為國子監(jiān)生。陸、沈二氏撰文互有差異，遂遣此漏隙也。

又沈文盛稱范菼之穎悟，擅長詩文。此與端生述其夫“刻燭催詩笑語聯”之言符合，益可證下論陳七供詞中范菼倩人作詩文之說為誣枉矣。

復次，周慶云纂《南潯志》卷九《宅第門》一“樂志堂”條，后附董襄“人日集范野蘋樂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韻”（題下自注“壬戌”），其“酒壘分兄弟”句下原注云：

座上惟范氏昆仲及余兄弟三人。

同書卷二七《選舉門·舉人》欄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董一經，字寶傳，號韋莊，一號韋齋，嵊縣訓導。

嘉慶六年辛酉，董應椿，一經子，字冠英，號云帆。

嘉慶十二年丁卯，董襄，一經子，應椿弟，宛平籍，順天中式，字念喬，號苕庵。

同書卷二五《列女門·二》“張氏”條云：

舉人董襄妾，道光癸未襄卒。

寅恪按，“樂志堂”條最可注意者，為詩題下自注之“壬戌”二字。檢乾隆七年歲次壬戌，嘉慶七年亦歲次壬戌。董詩題下之壬戌，必非乾隆七年，而是嘉慶七年，蓋乾隆七年尚無樂志堂故也。既是嘉慶七年，則此樂志堂主人野蘋，果為何人？但其人既姓范，“野蘋”之稱，自是出于《詩經·小雅·鹿鳴》篇“食野之蘋”句?！耙疤O”二字，與其人本名之關系，頗難揣測?；蚴欠惰仓畬O，即陸燿之婿范墀。但墀為長孫，必無“澹人”之親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則“城”“塏”二字，不能與“野蘋”相關聯，則其人舍范菼莫屬。嘉慶七年壬戌，菼當尚在人間也。

又據《毛詩正義》卷三之二《碩人》篇“葭菼揭揭”句略云：

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大車傳曰，菼，鵻也，蘆之初生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草也。陸機（璣）云，薍就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

同書卷四之一《大車》篇“毳衣如菼”句云：

郭璞曰，菼草色如鵻，在青白之間。

同書卷八之一《七月》篇“八月萑葦”句云：

二草，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為萑，葭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

同書卷九之二《鹿鳴》篇“食野之蘋”句云：

箋：蘋，蔌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曰，今蔌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蘋，蓱，其大者為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寅恪按，讀者茍取通行本百二十回《石頭記》第九回“訓劣子李貴承申飭”所載隨寶玉上學之李貴答賈政云，“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么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之語相參閱，當亦與榮國府清客相公及賈政同為之噴飯也）。

吳其?！吨参锩麑崍D考》卷一二《隰草類》“牛尾蒿”條略曰：

詩經“取蕭祭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按爾雅蕭荻，郭注即蒿。李時珍《本草綱目》以陸疏蘋為牛尾蒿，與今本不同。

同書卷一四同類“蘆”條云：

《夢溪筆談》以為蘆葦是一物。藥中宜用蘆，無用荻理。然今江南之荻，通呼為蘆，俗方殆無別也。

此條下附毛晉《詩疏廣要》云：

雩婁農曰，強脆而心實者為荻，柔纖而中虛者為葦。澤國婦孺，了如菽麥。

則范菼所以不用其原來“惇哉”之字，而改稱“野蘋”者，蓋以“蘋”與“菼”有類似之處，遂取此稱，借資掩飾歟？但斯乃昔人取義于經典訓詁而改易其稱謂。吾人今日自不必就植物分類之科學之討論此問題也。至董氏所言其兄“澹人”，或是《烏程縣志》《范璨傳》所謂“既貴顯，讓宅于從父兄弟”之兄弟所出者。今俱難考知，姑附記于此，以供談助。

今得見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重刊《織云樓合刻》中陳長生《繪聲閣續(xù)集》有“喜蓉洲甥至京，有懷亡姊感賦”一題（此集流傳甚少，陳文述當亦未得見，否則其詠繪影閣詩，自不致有“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之誤也），則端生之子字“蓉洲”無疑。據《西泠閨詠·繪聲閣詠家秋谷》七律中“香車桂嶺青山暮，畫舫蓬莊碧浪遙”一聯，“桂嶺”自指桂林，“蓮莊”與“畫舫”“碧浪”連文，則是指湖州府歸安縣之蓮花莊。考乾隆修《湖州府志》卷八《古跡門》“歸安縣蓮花莊”條云：

蓮花莊在府治東南，縣學南。縣志：元趙子昂別業(yè)。四面陂水環(huán)繞，水中多蓮，絕為幽勝。

此條下引明釋宗泐詩云：

洲渚綠縈回，芙蓉面面開。

及朱長春詩云：

城傍秋水古橫塘，四面蓮花學士莊。

寅恪按，趙松雪之蓮花莊建筑于陂水環(huán)繞之地，其地必是高出陂水，即所謂洲渚者（“蓮花”與“芙蓉”同義。古之所謂芙蓉，即荷花。鄭善果所謂“六郎面似蓮花”與白香山《長恨歌》“芙蓉如面”等語，皆可為證，而非《石頭記》“芙蓉女兒誄”之木芙蓉也）。然則“蓉洲”之稱，殆由于此，所以表示仰慕鄉(xiāng)里先賢之意也。

據上文所論，知塏為菼之少子?！皦N”字之訓，依《左傳·昭公三年》“初，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條“請更諸爽塏者”句，杜預注云：

爽，明。塏，燥。

孔穎達正義云：

塏，高地，故為燥。

由是言之，趙松雪之蓮花莊，建筑于陂水中，高出于陂水之洲渚上。端生之子既字蓉洲，與其名為塏，實相關聯。若鄙說不誤，益可證科場案中之范菼，即范璨之子也。茲更有可言者，范璨之年齡雖高于陳兆侖，但陳氏稱范氏為“前輩”，乃就登科先后次第而言，非世俗口語所謂“前輩”“晚輩”之義。若真為世俗口語之“前輩”，則在近代文言應稱為“父執(zhí)行”，或“某丈”。試舉最近人稱謂之一例，如文廷式《云起軒詞》中稱李盛鐸為“前輩”，因李氏為光緒十五年己丑科第一甲第二名進士，而文氏為光緒十六年庚寅科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可證“前輩”之稱乃登科次第，非年齡高下也。憶昔清宣統(tǒng)間，王闿運以舉人賜翰林院檢討，同時名醫(yī)徐景明博士亦賜牙科進士。湘綺戲作七律解嘲，其一聯云：

已無齒錄稱前輩，賴有牙科步后塵。

蓋清室已于光緒季年停止科舉，更無同年錄之刊刻，故湘綺有“已無齒錄”之言也。

又端生雖屢次由湖州歸寧其父于杭州，但其臨逝之前，得聞范菼將由伊犁赦還，必與其子蓉洲在湖州家中坐待，自不留滯杭州，以俟其夫之至。蓋范菼既有房宅在南潯，歸后當有祭掃父墓之事。且范菼赦回時，玉敦已死，菼絕不先返杭州與端生會見無疑。至于玉敦妾施氏可能成為繼室一點，則既無文獻可征，且“扶正”之事，雖偶有之，然以紫竹山房理法謹嚴之家庭，應遵奉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之條文可知也（見《谷梁傳·僖公九年》及《孟子·告子章·下》）。

《繪聲閣續(xù)稿》“哭春田大姊”二首之一“捧到鄉(xiāng)書意轉驚”句與同書“喜蓉洲甥至京，有懷亡姊感賦”詩“話到鄉(xiāng)關倍黯然”句之“鄉(xiāng)”及“鄉(xiāng)關”，究何確指？今據《繪聲閣初稿》“寄懷春田家姊”七律云：

白蓮橋畔西風冷，紅蓼灘前夕照多。

《慈壽堂文鈔》卷四《竹墩村記》略云：

去郡城定勝門三十里弱，有村曰竹墩者，吾沈氏家焉。記水道曰白蓮池，南港東流之所蓄也。記橋曰雙小橋，一在白蓮池西，一在白蓮池東，皆木。

光緒修《歸安縣志》卷八《古跡門》“紅蓼汀”條引《康熙縣志》云：

在白蘋洲對岸。宋汪藻有調小重山詞詠紅蓼汀。

等材料，可知端生夫家范氏與長生夫家葉氏，同在湖州。夫浙江一省，同時竟有兩范菼，豈不與舊戲劇中五花洞碧波仙子等，同一神話歟？然則此一奇案，恐包龍圖再生，亦難解決矣。鄙意就吾國昔日士大夫階級之婚姻條件言之，端生與秋塘兩家，既非孔李交游之舊，林薛姑姨之親；又無彩樓拋球之緣，元夕觀燈之遇。今論者竟為之強牽紅絲，使成嘉耦，以效法喬太守之亂點鴛鴦譜，豈不異哉！豈不異哉！

關于范菼科場獲罪一案，尚有可疑者。觀乾隆四十五年東閣大學士兼刑部事務英廉等所上刑部題本略云：

嗣陳七復見孫三、王五，各給銀七兩五錢，言定在場內傳遞文字。陳七又恐孫三、王五與范菼等素未熟識，恐場中傳遞錯誤，當令范菼等于衣襟上各掛小紅包為記，令孫三、王五暗中認識，記明伊等所坐號舍，以便傳遞。入場后，華振聲所作各卷，系王五潛往接收，轉交孫三懷藏，于初九日夜四更時，正在找尋范葵等號口交遞，當被查獲。查陳七因身充謄錄，冀圖重謝，輒包攬多人，雇替作文，轉輾說合，接受過付共銀一百二十余兩。復敢有心將雇倩在場三人，隱匿不吐，欲令出場逸逃，實屬目無法紀。陳七應情實。

又觀雍正修《大清會典》卷七二《禮部》一六《貢舉》一《科舉通例》云：

諸士領卷尋號時，有在號外停立者，登時扶送監(jiān)臨詰問。坐定出題，簾外員役不許私入號房，傳送茶湯。

然則范菼似一不善作四書義及試帖詩之人，與上引陳端生于《再生緣》中自述其夫之語，殊為不合。鄙意陳七狡猾多謀，既“敢有心將雇倩在場三人，隱匿不吐，欲令出場逸逃”，或者孫三、王五被查獲時，適在范菼號口，因隨意誣指其“雇替作文”（寅恪前以為菼因代人作文得罪，今見陳七口供，自應更正），借以搪塞拷問者之刑逼，并為另一雇替之人開脫。果爾，范菼乃替死鬼，即陳文述所謂“為人牽累”者歟？

復次，陳七在此案中為主犯，僅以行第稱，而不直書其名。蓋此人真名若暴露，則與當朝顯要、主事及考官等牽連，故特為隱諱（此點可參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一〇《簡札摭存》下《與吳半峰汝雯》所云：“北闈中式者，多半是關節(jié)。十八名以鈔襲成文被革，其實取中亦是關節(jié)。主司本屬房老改，不改，而后被御史糾也。此時風氣，無勢力者，竟可不必應試。本年順天科場之弊，發(fā)覺者特百分之一二，且其尤小小者耳。以有宰相子不入場而中式之事，故發(fā)覺者概從輕比。蒙蔽二字，至斯為極，無勢力者，尚求進取耶？”沈氏作此書時，為道光二十年庚子，距乾隆四十五年科場案，適為甲子一周，可見順天鄉(xiāng)試積弊并未稍減。及至咸豐八年戊午順天鄉(xiāng)試，嚴懲主事官柏葰等之后，其弊始革矣），即此一端，亦可以推知此案口供，必非完全真實也。至范菼善作詩，而不善作八股文之說，則殊不然。檢嘉慶修《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五《禮部門》“乾隆二十二年”條云：

本年欽奉諭旨，會試二場表文，改用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剔厘科場舊習，務收實效。至將來各省士子，甫登賢書，即應會試。中式后，例應朝考。若非預先于鄉(xiāng)試時，一體用詩，垂為定制，恐諸士子會試中式后，仍未能遽合程式。應自乾隆己卯科鄉(xiāng)試為始，于第二場經文之外，加試五言八韻唐律一首。

同書同卷“乾隆四十七年”條云：

又議定二場排律一首，移置頭場試藝后。其性理論一道，移置二場經文后。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八股文與試帖詩同一重要，故應試之舉子，無不殫竭心力，專攻此二體之詩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頭記》，為乾隆嘉慶間人所糅合而成者。書中試帖體之詩頗多，蓋由于此。總之，即使范菼善于作詩，而不精通舉子業(yè)，如沈氏“范太學傳”所言者，亦恐不至于冒大危險，倩人代作也。

茲有可附論者，乾隆四十七年，議定將二場排律詩移置頭場試藝后，故《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于第三十五回“安公子占桂苑先聲”中，述安龍媒以備卷得代，錯用官韻之馬簣山中式第六名舉人。此事實暗指同治三年甲子順天鄉(xiāng)試，而非雍正年間科場規(guī)則也。

復次，今得見《繪聲閣初稿》“與序堂弟泛舟西湖”“將歸吳興，呈春田家姊并留贈汪嗣徽夫人”“寄懷春田家姊”及《繪聲閣續(xù)稿》“哭春田大姊”等題，始知范菼實以嘉慶元年授受大典恩赦獲歸。前所論范菼獲歸之年有二，而以乾隆五十五年獲歸為較可能。既得此新證，自應更正。

至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刑部題本所云：

陳七又因曾與鑲黃旗滿洲筆帖式恒泰、春泰弟兄抄寫書籍，彼此熟識。

又略云：

不能禁約子弟之翰林院侍講勒善革職。

等語，似此勒善與《耆獻類征初編》卷三三二《將帥門》所載清國史館本傳初名勒善之勒福，非為一人。但此傳乾隆五十八年以前之事跡，全不記載。又于道光十五年引見時，更名勒福，并中華書局印《清史列傳》中，不見《勒福傳》諸端，恐有所避忌，不能無疑。姑識于此，以待更考。

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四二郎署四儲大文撰《汪森墓志銘附錢載撰〈汪孟墓志銘〉》略云：

考上堉，歷官大理府知府。妣祝氏。大理四子，君其長也，雍正乙卯為娶婦。蓋大理惟及為冢子娶婦，其諸子女皆君于父沒后為弟昏，而嫁其妹者也。乾隆元年丙辰君午十六，侍母從父官盛京，入官京師。辛酉母沒，君扶柩攜弟歸里，卜壤葬母于海鹽山茶花漾之原。乙丑大理出守，遣家歸。丙寅大理卒于官，君奔迎柩歸，合葬于新阡。

寅恪按，汪上堉雖其本缺為云南省大理府知府，然亦有調署云南省首府云南府之可能。如乾隆三十五年陸燿原任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調山東省首府濟南府知府，即是其例。依此言之，《云南省志·職官門·云南府知府》欄，列汪上堉之名，并非偽傳，亦未可知也。

又端生之母汪氏，是否嫡出，抑或庶出，未能考知。假使為庶出，則汪氏有隨其生母侍其父汪上堉往云南之可能，如《兒女英雄傳》第二回“沭皇恩特受河工令”略云：

老爺開口先向著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到了明秋，我再打發(fā)人來接家眷不遲。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xiāng)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碧f：“老爺才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顆印是個要緊的。衙門里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里，但是玉格此番鄉(xiāng)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么法兒呢？”公子便說道：“請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里?！崩蠣斆鳑Q料著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便向太太道：“譬如咱們早在外任，如今從外打發(fā)他進京鄉(xiāng)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著他不成？”太太聽了，便向老爺說道：“老爺主見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guī)了罷。”

寅恪按，清國子監(jiān)題名碑乾隆十三年戊辰科會試，則其前一年，即乾隆十二年丁卯有鄉(xiāng)試。汪上堉不令其子孟于乾隆十年，隨己身同赴云南，而遣家歸秀水，蓋欲孟留居故里，預備應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鄉(xiāng)試，此點與安老爺不令安公子隨己身赴淮安，而令其留京應順天鄉(xiāng)試者相同。又安老爺此時不過一候補河工令，尚未得實缺，或署事。但安太太必欲分出個內外，以保管官印。據《國朝耆獻類征》卷二三二沈大成代撰《汪上堉墓志銘》略云：

配祝氏，封宜人，前卒。子孟鋗、仲鈖、季鏗。其簉所生則彝銘也。

《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顯考皋亭府君行述》略云：

府君終于乾隆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寅時。孫六人。長玉萬，聘吳氏，云州知州，現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次玉敦，聘汪氏，現任刑部河南司郎中起巖公次女。

同書同卷《顯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先慈終于乾隆戊辰年（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巳時。孫男六人。玉萬太學生，娶吳氏，原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玉敦錢塘學附生，聘汪氏，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云南大理府知府起巖公女。

同書同卷《冢婦吳氏行略》略云：

庚午秋，玉萬暨次兒玉敦，忝與鄉(xiāng)薦。明年正月長孫女端兒生。次子婦出也。

則是端生母汪氏，乃上堉次女。嫡配或簉室所生，固難決定，但例以安老爺以候補河工令之資格往淮安，安太太因安老爺無側室，故須親身隨往，以分內外。何況上堉乃實缺知府，當時由北京赴云南，較由北京赴淮安，交通更困難。上堉嫡配祝氏，雖已前卒，往大理前，又遣孟歸里，似仍須攜帶少數眷屬同行。茍欲攜眷屬同行，則此眷屬必是彝銘之母。端生之母汪氏，既是上堉次女，頗有為彝銘同母姊之可能。依上引材料綜合推計，端生之母汪氏，果隨父母往云南，其時年齡當在十歲以上。以十歲以上之女子，自然熟悉滇省之地理風俗狀況，故后來可以轉告《再生緣》之作者。所可笑者，沈大成代撰之《汪上堉墓志銘》，絕不提及上堉有二女。若非陳句山尚有男女平等之觀念，其著作關于婦女方面，亦詳載記，否則此一代才女之母，竟成《西游記》第一回“靈根育孕源流出”由石卵迸裂而出之孫悟空矣。呵呵！

或有執(zhí)《石頭記》述賈政放學差及任江西糧道，王夫人、趙姨娘、周姨娘皆不隨往以相難。鄙意《石頭記》中，不合事理者頗多，如晴雯所補之孔雀毛裘，乃謂出自俄羅斯國之類。若更證以才女戴蘋南隨其翁趙老學究赴江西學政之任，旋沒于任所一事，尤為實例實據。足見《兒女英雄傳》所言，非憑虛臆造者也。

戴蘋南《織素圖次韻》三首之一“絕勝崔徽傳里人”句中之“崔徽”，宋元人詩詞用此典者頗多，茲舉數例于下，以見一斑。

《蘇文忠公詩合注》卷一五《和趙郎中見戲》二首之一“空唱崔徽上白樓”句下王注云：

堯卿（夔）曰，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后數月，東川幕白知退（行簡）將自河中歸，徽乃托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謂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遂疾，發(fā)狂。元稹為作崔徽歌以敘其事。

又施武子宿注云：

張君房《麗情集》元微之崔徽傳云，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見動情，不能忍。敬中使回，徽以不能從為恨，久之成疾，寫真以寄裴。世有伊州曲，蓋采其歌成之也。

同書卷二八《章質夫寄惠崔徽真》題下施注云：

元微之作崔徽歌，世有伊州曲，蓋采其歌成之也。

楊廉夫《維楨鐵厓三種》之一《鐵厓逸編注》卷八《續(xù)斂集》二十首之七《照畫》云：

畫得崔徽卷里人，菱花秋水脫真真。只今顏色渾非舊，燒藥幧頭過一春。

史邦卿達祖《梅溪詞》卷三《姝媚》云：

記取崔徽模樣，歸來暗寫。

許（彥周）顗《彥周詩話》云：

詩人寫人物，態(tài)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為娼婦。

寅恪按，鐵厓“畫得崔徽卷里人”句，出自“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之語，戴蘋南“絕勝崔徽傳里人”句，亦與鐵厓同用一典。故句中之“傳”字，似當作“卷”，而非用蘇詩施注所引之《麗情集》“崔徽傳”之“傳”，不過蘋南更承用鐵厓此句耳。蓋蘋南學問實由其父璐處得來，至若其八股名家之阿翁趙佑，必不許子婦閱讀此類雜書也。

又唐人小說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傳，一人以歌行詠其事。如陳鴻作《長恨歌傳》，白居易作《長恨歌》，元稹作《鶯鶯傳》，李紳作《鶯鶯歌》，白行簡作《李娃傳》，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簡作《崔徽傳》，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說體例之原則也（可參拙著《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其言元微之作《崔徽傳》者，當是行文偶誤，不足為據。至若韓愈作“石鼎聯句”（見《全唐詩》第十一函聯句卷四韓愈），則以散文與歌詩不能分割，故一人兼為之。此乃變例，不可執(zhí)以概全部唐人小說之體裁也。

茲別有可注意者，許彥周謂元微之“髻鬟峨峨高一尺”句，乃寫當時婦女頭發(fā)之形態(tài)，可供研究唐代社會史者之參考。然則當日所謂時髦婦女之發(fā)型，有類今日所謂原子爆炸式，或無常式耶？寅恪曾游歷海外東西洋諸國，所見當時所詫為奇異者，數十年后，亦已認為通常，不足為怪矣。斯則關于風氣之轉變，特舉以告讀司馬彪續(xù)《漢書·五行志》述“服妖”諸條之君子。

又三益堂《再生緣》原本刻于道光元年，是“元”字非“九”字之誤，應據以改正。但“花甲”即六十歲，五十一歲可言“開六秩”，而梁德繩以“近花甲”為言，未免有語病。若易“嗟我年將近花甲”為“嗟我今年開六秩”，則更妥適，不至令人疑惑耳（此點可參《白氏文集》卷三七《喜老自嘲》詩末二句“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原注“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秩”之語）。

又陳文述《西泠閨詠》卷一五《繪影閣詠家□□》詩“苦將夏簟冬釭怨”句，乃用《文選》卷一六江文通《別賦》中“夏簞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之典，與此詩第二句“別緒年年悵女?！毕鄳?。今刻本“釭”誤作“缸”，不可從。

《論〈再生緣〉》校補記后序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fā)見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茲輯為一編，附載簡末，亦可別行。至于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點佛弟之額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腳條，長則更臭。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一九六四年歲次甲辰十一月十八日

文盲叟陳寅恪識于廣州金明館

（原載一九七八年七月、十月《中華文史論叢》第七、第八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