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宋古文，世所熟聞，歷來研究，亦有可觀，本書自前人較少注意之角度，探索部分重要相關問題，提供研究者斟酌參考。其中雖不乏新意，但以學力所限，自知有待日后修訂補正之處恐不在少，未敢稱為定論，故名之曰“唐宋古文新探”。

全書收文七篇，皆近年教學之余研究所得之代表。第一篇探討唐代古文家與佛教之關系，旨在藉以深入了解唐代古文運動之儒學性到底如何，并企圖指出運用非文學性資料、從非文學性角度觀察文學問題之重要性。由于時間所限，探討之對象猶欠全面，柳宗元以外，如劉禹錫、白居易，乃至晚唐諸家，自須于今后繼續(xù)研究；而宋代古文家與佛教關系之探討，厥為接續(xù)所當從事之工作，自不待言。

第二篇韓愈古文作法探析、第五篇歐陽修古文作法探析，則屬同性質問題之論述。筆者所以撰此二文，實有感于元、明以來談古文作法者雖繁，而皆不免瑣碎抽象；而洎民國以來，又因新文學運動崛起，古文之學為世所輕，學子習文遂迷津渡，故斯文之作，務求具體，俾有助于讀者了解韓、歐二家究竟如何作文？又如何借此塑成其獨特風貌？筆者相信，經由文中所述，讀者當于韓、歐古文能有更深入之體會與更具體之掌握；從而亦能見其彼此間之傳承關系與互異樣貌。唯筆者必須強調，此種探討雖屬必要，但非充分，蓋作品內在之菁華、作品整體之美感，絕不能僅賴作法之分析得之；文學作品之表現(xiàn)，畢竟有其不可概念化者；而文學作品之藝術，亦終究須賴吾人親自涵泳咀嚼也。

第三篇范仲淹的文學觀及其時代意義、第六篇司馬光的文學觀及其相關問題，亦屬同性質問題之探討。蓋宋代古文之發(fā)展（文學整體亦然），頗受二種觀念之影響——一即重文、一即重道。二者由分立而相容而終至完全對立、相互排斥，其間所牽涉之人物、所產生之變化，相當曲折復雜，未可一言而盡——而此正為研究宋代古文必須徹底了解之重要問題。二篇所論，系屬整個大問題中之關鍵探索?！胺丁蔽闹赋觯吨傺椭膶W觀乃柳開、楊億（重道、重文）二者之修正與融合，與田錫、王禹偁一路，其后為歐陽修繼承、發(fā)揚，北宋古文即依此兼重道、文之修正道路，漸漸演進成功?！八尽蔽膭t指出司馬光之文學觀全然重道反文，較邵雍、周敦頤為更激烈，而切近于二程，乃北宋道學派文學觀發(fā)展過程中之樞紐，亦整個宋代重道觀之首度極致化表現(xiàn)。二文所具有之意義，固不僅重新厘定范仲淹、司馬光二人在宋代古文發(fā)展過程中之地位，尤要者乃指出——一如前文已陳——重文、重道二種觀念之相互交涉及其對宋代古文可能發(fā)展之影響，確為吾人應予繼續(xù)全面深入探討之課題。

第四篇歐陽修古文理論的核心——試論“簡而有法”，則仔細分析歐陽修所謂“簡而有法”的確切意涵，進而探究其在歐陽古文觀念中的地位、其與歐陽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以及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與散文史上的意義等重要問題。文中有待繼續(xù)思考并進一步補充論證之疑點雖仍不免，但筆者自信拈出“簡而有法”以作為研究歐陽古文之鑰，并藉以觀察元、明以后古文之理論與創(chuàng)作，應為一正確途徑。

第七篇唐宋古文運動中的文統(tǒng)觀，則綜理唐宋古文各家文統(tǒng)觀之內涵及其增減分合情況。筆者企圖借此更清晰地掌握唐宋二代古文運動之變化并了解二者間之若干關系。該文寫作時間較本書他篇為早，昔年撰寫博士論文時亦曾觸及同樣問題，唯彼此詳略相去甚遠，其所論述又可與本書他篇相互參證發(fā)明，故特予收錄，權置本書之末。

綜合而言，本書各篇所論，或為前人未嘗注意者（如“范仲淹”、“司馬光”、“簡而有法”諸篇）；或雖注意而猶欠全面、猶欠系統(tǒng)者（如其余四篇），故于學術研究當有參考價值。全書論宋者較多、論唐者較少，非輕重有別，乃研究步驟之先后爾。筆者在此愿意陳明的是，撰作各篇當時，個人絕無故作新論之意，只是認為從事學術研究，應努力發(fā)掘新問題、尋求新角度、提出新觀點；蓋唯有如此，學術之生機始能蓬勃，研究之成果始能進步，而個人之心血始有意義。筆者亦堅認，學術研究最重要者并不僅在能夠解決問題，更在能夠提出具有不斷發(fā)展性之研究課題。本書各篇之作，皆本此理念而為，學者先進幸垂詧焉。

唐宋古文時至今日似已無人重視矣！即在學術研究領域，亦乏學者青睞。然誠如眾所周知，中國散文之成就實為中國文學各文類中最可睥睨于世者，而散文教育又一向為中國學子語文教育最基本、最重要之一環(huán)，故如何將中國散文之研究科學化、系統(tǒng)化，確為一重要課題；又如何透過科學化與系統(tǒng)化之散文研究，將古典與現(xiàn)代結合，讓學術發(fā)揮其實用價值，斯為更長遠之重要工作。筆者十年來投身唐宋古文研究，不過為此一理念做初步踐履而已；而所以不揣疏陋，將本書付梓問世，蓋亦不僅企求學者先進之有所教，亦期同道之有以來也。是為序。

何寄澎　謹識

一九九零年五月于臺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