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范君三章》

1912年7月10日，魯迅的老同學老朋友范愛農（1883—1912）忽然落水而死；在北京的魯迅得知這一消息后，疑心他是自殺，十分悲痛，一口氣寫了三首五律，稍后發(fā)表于紹興《民興日報》（1912年8月21日），署名黃棘。詩云（括號中的字是見于《魯迅日記》所錄之初稿）：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遽（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xiāng)。狐貍方去穴，桃偶盡（已）登場。

故里彤（寒）云惡，炎天凜夜長。獨沉清洌（泠）水，能否洗（滌）愁腸？

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茗艼），微醉自沉淪。

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范愛農是著名革命家徐錫麟（1873—1907）的學生，也是光復會的成員；他早年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yǎng)成人，靠叔父的資助讀書，1905年冬畢業(yè)于紹興府中學堂后即隨徐老師東渡日本，進了一家私立的物理學校讀書。當時同行的還有王金發(fā)（1883—1915）、陳伯平（1885—1907）、馬宗漢（1884—1907）等人，魯迅作為已先期在日本留學的同鄉(xiāng)，專程去橫濱碼頭迎接他們。

范愛農就讀的物理學校是一間完全自費的私立學校，也“是一個不容易升級和畢業(yè)的學校，然而回到中國，資格卻不及別的有的學校，因為是私立的，又沒有大學、專門等字樣。就這一端，可以知道他的行為和中國的勢利的社會習慣不合?！?sup>[1]

王金發(fā)，名逸，字季高，紹興府嵊縣人。金發(fā)是他的小名，而最為人所知。王金發(fā)出身于一個具有反清傳統(tǒng)的世家，從小不喜讀書而精于騎射，二十歲中秀才以后就在家鄉(xiāng)組織“烏帶黨”，與竺紹康為首的平陽（洋）黨互相呼應，從事反清反帝的革命活動。1904年他參與創(chuàng)立“大同學社”，團結各會黨的力量，圖謀舉事；1905年加入光復會，同年冬隨徐錫麟赴日本留學，入大森體育學校，一年后以第一名畢業(yè)，回國任紹興大通師范學堂體操教員，秘密從事革命活動。大通師范學堂是徐錫麟等革命黨人創(chuàng)辦的，目的在于培養(yǎng)革命人才，為起義作準備；其學員多為會黨中人，其中嵊縣籍的居多，許多人是王金發(fā)、竺紹康的舊部。

1907年初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回到紹興主持大通學堂，成為紹興一帶的革命領袖，王金發(fā)則是她的主要助手，他們密切配合積極開展秘密的革命活動，同時與業(yè)已取得安徽候補道、巡警學堂堂長地位的徐錫麟互通聲氣，策劃東南大起義，時間定在陰歷五月二十六，后推遲到六月初十，在安慶、紹興兩地同時動手。

1907年7月6日（陰歷五月二十六），徐錫麟在安慶倉促起事，在巡警學堂畢業(yè)典禮上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與清官兵激戰(zhàn)數小時，失敗后就義，被恩銘的親兵殺害，剜心炒食凈盡。他的學生和追隨者陳伯平、馬宗漢也都為革命事業(yè)壯烈犧牲。正在嵊縣集結部隊的紹興光復軍分統(tǒng)王金發(fā)聞訊后趕到紹興，與秋瑾共商對策，他主張立刻動手，而秋瑾則堅持按計劃等到六月初十。清官方在安慶事件后已嚴密監(jiān)視大通學堂，正在調兵遣將準備收捕聚集在這里的革命黨人。王金發(fā)又苦勸秋瑾暫避風頭，而秋瑾卻反勸王金發(fā)速回嵊縣以圖后計。7月13日，秋瑾在大通學堂被捕，15日就義于紹興軒亭口。

與此同時清官方四處搜捕王金發(fā)、竺紹康等會黨領袖，王金發(fā)的妻子沈氏被逮（后以裝瘋獲釋），他本人化名“夏孑黎”遁入浙東山區(qū)，當了多年的“強盜”。魯迅后來說王金發(fā)是“綠林大學出身”，就是指他這一段經歷而言。

徐錫麟、秋瑾死難以后，范愛農上了清官方的黑名單，罪名是“通敵謀亂”。如果他留在日本是不要緊的，而他偏于此時因祖母病故、叔父停止資助、學費無著而回到了紹興，很快被捕，好不容易才由他在紹興府中學堂讀書時的老師胡鐘生（字道南）保釋出來，此后一度在紹興府中學堂教書，然后又回到鄉(xiāng)下去教幾個小學生糊口。大約因為心情郁悶吧，他喝酒喝得很厲害。

那時許多人相信一種傳言，說秋瑾的被捕與胡鐘生的告密有關，王金發(fā)更是痛恨胡鐘生，在1910年中秋節(jié)那天以奇計暗殺了他。曾經得到過胡鐘生救助的范愛農與王金發(fā)不免產生了某種隔閡。魯迅回國后同他們都有些聯系，他晚年對增田涉說過，“在反清革命運動鼎盛的時候，我跟革命的強盜頗有些往來”^[2]，“強盜”即指王金發(fā)；他同范愛農的交往就更多些，范愛農每次進城，都到魯迅這里來喝酒聊天，“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3]。

1911年紹興光復后，一派新的氣象：王金發(fā)為紹興府都督，魯迅出任紹興師范監(jiān)督（校長），他請范愛農來當監(jiān)學（教務主任），大家關系都很好。魯迅說，這時范愛農“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功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4]。周建人回憶其時的范愛農道：“他的裝飾是穿著布底布面的鞋子，頭上戴氈帽，而且戴作賣魚人所戴的樣子的。身上穿著學生時代穿的洋服。他跑到王金發(fā)那里去時，他常常要用手摸摸王金發(fā)的光頭，用鈍滯的聲音叫聲‘啊，金發(fā)大哥！’有時候，王有點窘，因為這時候已是軍政分府的都督了，不是像從前的隨便可以開玩笑的時候了?！?sup>[5]范愛農的質樸坦率不通世故可見一斑，他和學生時代還差不多；而王金發(fā)已經很不同了，現已身居高位，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漸有官氣，甚至產生了腐敗的苗頭。

為了發(fā)揚民主，加強輿論監(jiān)督，紹興一批知識分子辦起了《越鐸日報》，魯迅參與其事，還為報紙寫了發(fā)刊詞。開始時王金發(fā)還能“顧大局，聽輿論”^[6]，支持辦這份報，而該報對軍政府的批評也是善意的；可是情況很快發(fā)生了變化，以孫德卿、徐叔蓀為首的曾參加反清斗爭的鄉(xiāng)紳公開惡意地批評以王金發(fā)為首的軍政府，并為殺害秋瑾的謀主章介眉辯護，不久他們奪取了《越鐸日報》的領導權，竟公然攻擊辛亥革命，大罵孫中山，性質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孫德卿、徐叔蓀一派還散布謠言說，王金發(fā)要派人來打死魯迅，意在挑撥離間，既破壞軍政府的形象，也打壓魯迅。魯迅不為所動，他對王金發(fā)雖然很有些失望，但尚未失去基本的信任。范愛農的態(tài)度也大抵是如此。

魯迅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后，傅勵臣（1866—1918）接任紹興師范學堂校長；范愛農仍為監(jiān)學，同時為新辦的《民興日報》幫忙看稿并撰寫社論——這家報紙是不贊成孫德卿、徐叔蓀一派的青年知識分子所辦，與變質后的《越鐸日報》壁壘分明。

不久范愛農被擠出了紹興師范學堂。其詳細內幕不甚清楚，據范愛農本人1912年5月9日致魯迅信中的介紹，起因似乎是一件小小的糾紛，而終于鬧得不可收拾。前紹興師范學堂職員、現“中華自由黨”紹興分部骨干何幾仲（？—1937）依附孫德卿、徐叔蓀，一味投機弄權，肆意打擊范愛農，借機操縱師范學堂一部分二年級學生將他逐出了校門，同時在《越鐸日報》公布其事。

范愛農失業(yè)后仍然與《民興日報》保持密切聯系。1912年7月10日他應《民興日報》負責人馬可興的邀請，一道坐船去小皋埠看戲，途中落水而死。

范愛農的死頗有些蹊蹺。范愛農的舅舅汪梅峰歸咎于馬可興，他在《吊范愛農誄文》中寫道：“……馬君買舟既就，另有別友六人，專候愛農，以致情不可卻，遂登舟偕往，晚后竟遭此厄。冤耶？否耶？所最難堪者，謂其尸骸撩上彼岸，有遍身黑色之象，若非服毒身亡，安有如此情形？……當其時，無人為愛農伸雪此冤，遂成千古疑案矣。然其遍身黑色之情，未經報驗，暗昧入棺，為馬可星（興）及同舟諸君幸逃法網，此真可惜而可恨也！”^[7]但是從馬可興與范愛農一向的友誼以及船上的實際情形來看，他并沒有投毒害死范愛農的可能，同舟的《民興日報》同人也沒有這樣的可能，所以魯迅估計他是自殺。照常情來推測，大約是范愛農自知是游泳的好手，所以不取單純的投河自殺法，而是先喝毒酒（他上船時帶了一壇老酒），然后投河，這樣可減少痛苦、達成必死而不會牽連別人。

馬可興后來回憶說：“船開到瓦窯頭附近。鑼鼓聲就聽到了。大家叫撐船的撐得快些，撐到可以吃點心。范愛農吃得醉醺醺的，從官艙里伸出頭來，說‘撐船的，我給你來搖櫓?！恢趺匆粊?，就落水了。”^[8]據了解，范愛農本不會搖櫓^[9]，他走出船艙當是尋找自殺的借口，而“不知怎么一來”應是毒藥發(fā)生作用之際他決絕地跳下了河。

范愛農1912年3月27日致魯迅的信中有云：“聽說南京一切措施與紹、杭魯衛(wèi)，故此世界，實何生為，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逐波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他悲觀厭世的傾向太嚴重了。到1912年7月，以王金發(fā)為首的軍政分府已瀕于瓦解，紹興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大約覺得再活下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書生氣十足的范愛農是辛亥革命失敗后第一批殉難者之一。

當時王金發(fā)受到來自大總統(tǒng)袁世凱方面的巨大壓力，準備解散紹興軍政分府。在范愛農死后的二十天——1912年8月1日，他悄然離開紹興，到上海去當寓公。后來他支持孫中山發(fā)動的“二次革命”，任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失敗后亡命日本，回國后于1915年6月2日被袁世凱的走狗、督理浙江軍務的朱瑞槍決。

1912年7月19日，在北京的魯迅收到周作人發(fā)自紹興的信，得知范愛農的死訊，十分悲痛，在日記中寫道：“悲夫悲夫，君子無終，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輩為群大蠹?！?月22日，他寫了《哀范君三章》，次日又加一附記曰：“我于愛農之死，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昨忽成詩三章，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入，真是奇絕妙絕，辟歷（霹靂）一聲，速死豸之大狼狽矣。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于言乎?！濒斞刚J為，范愛農雖然很可能是自殺，而其實是死于當時的形勢，死于何幾仲之流的壓迫，所以他的詩中有“白眼看雞蟲”之句，“雞蟲”指小人，又與“幾仲”諧音。

魯迅哭范愛農詩的重點自然是痛惜這位老朋友的不幸離世。自殺需要很大的勇氣，也一定自有其理由，別人無權批評；但魯迅很不贊成自殺。詩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魯迅對當前形勢的估計和概括，“狐貍”一聯將辛亥革命迅速取得勝利又迅速走向失敗說得極為簡明透辟。中國歷史常有這樣的事情，令人想起他后來的警句“城頭變幻大王旗”?！笆牢肚镙笨?，人間直道窮”一聯道出了魯迅對世事的體悟；不久之后魯迅忙于抄古碑、讀佛經，無非是要借此打破沉寂和痛苦，對抗極苦的“世味”。明知極苦而偏要同它對壘，這樣的心態(tài)幾乎貫串了魯迅的一生。

三首詩沉郁頓挫，令人想起杜甫。后來有評論家說魯迅的小說具有杜甫的詩情，頗具灼見，而這首先是因為他就是一位杜甫型的詩人。

1934年楊霽云為魯迅編《集外集》，要收錄舊體詩，魯迅為他抄錄了若干舊作，楊霽云從《朝花夕拾·范愛農》中輯出魯迅哭范愛農的詩，可惜很不全，只有一首中的六句?！斗稅坜r》文中說，在得知范君的噩耗后，“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后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fā)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虚g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云散盡，余亦等輕塵?！?/p>

回憶文章中的用字與當年的發(fā)表本略有異同，這倒關系不大，大問題是少了兩句，構不成一首完整的詩了，于是魯迅補寫了兩句：

幽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

又加上一個《哭范愛農》的題目，印入《集外集》。群眾圖書公司初版本將“幽谷”誤作“出谷”，后來改正了過來。

“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是朋友新死時激動的語氣，脫口而出，無限哀傷。“緒言”指先導之言、富有啟發(fā)性的言論（《莊子·漁父》：“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陸德明《釋文》：“緒言，先言也?！保?；范愛農生前喜歡高談闊論，常常說些“愚不可及的瘋話”，冷峭幽默，多有牢騷，給魯迅等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是再也聽不到這樣的“緒言”了。

“幽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則是事后冷靜的總結。《詩經·小雅·伐木》里有兩句著名的詩：“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意謂地位升遷或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幽谷”自是指惡劣的處境。范愛農長期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擠，生活無著，寄食于熟人家中也不能長久——據他的女兒范蓮珠說，父親失業(yè)以后挈婦將雛，到處流浪，“岳父沈堯成是個窮教師，幫不了他的忙，于是，范愛農多次赴杭州找老同學沈鈞業(yè)覓事做，其時沈任浙江軍政府教育司司長，也沒有幫他的忙”^[10]。范愛農曾在沈鈞業(yè)家寄食過若干時日，稍后只得潦倒回鄉(xiāng)，在《民興日報》幫忙看稿——如今落水而死，更是葬身于黑暗的深處，所以說是“無窮夜”?！靶聦m”則指竊取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以及各地的一批投機分子，現在他們都很得意，滿面春風。范愛農正是死于這樣的時代。

“把酒論天下”這一首用“真”字韻，而“從茲絕緒言”的“言”屬于“元”字韻，魯迅當時情緒激動，不管這些了。改本的韻腳（“春”）回到“真”字韻，合于規(guī)范?！坝墓葻o窮夜，新宮自在春”一聯歷來不大受人注意，其實也是難得的警句。

[1]周建人《魯迅任紹興師范校長的一年》，《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21頁。

[2]增田涉《魯迅傳》，《魯迅研究資料》第二輯，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頁。

[3]《朝花夕拾·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

[4]《朝花夕拾·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

[5]《魯迅任紹興師范校長的一年》，《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頁。

[6]《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魯迅全集》第3卷。

[7]轉引自《紹興師專學報》1982年第1期。

[8]轉引自《紹興魯迅紀念館館刊》第1期，1962年12月。

[9]參見張能耿《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頁

[10]轉引自《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