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別克托夫小組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這些人初識于1846年9月，也就是《雙重人格》的慘敗之后?！拔液鸵蝗喝顺粤孙?，”他告訴米哈伊爾，“六個人……包括格里戈羅維奇和我，在別克托夫家聚會?！?sup>[1]這幾個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健康幾乎感到恐慌”^[2]，但是他的朋友們對他的心理支持重建了他的自信?！靶值埽彼麅蓚€月后寫道，“我獲得了重生，不僅僅在道德上，更在生理上。我從未感到過自己如此豐沛，如此清醒，性格如此鎮(zhèn)定，身體如此健康。這一切都歸功于我的好朋友們……與我生活在一起的朋友們；他們是有感受力和明辨力的人們，有著金子般的心和圣潔的靈魂。他們的陪伴醫(yī)治了我的病痛?！?sup>[3]新的環(huán)境為他在遭到別林斯基的拒絕的心理波動期，帶來了安全感。

圈子的中心是阿列克謝·尼·別克托夫（Aleksey N. Beketov），陀思妥耶夫斯基軍事工程學院的老同學；圈子里還有他的兩個兄弟，還是學生的尼古拉和安德烈。格里戈羅維奇稱別克托夫是“善良和正直的化身”，因其道德的杰出，周圍忠誠地團聚著一群人。他是那種“對一切不公正都憤憤不平，對一切崇高圣潔的行為都有所回應的”人，同時，他具有統(tǒng)治力的聲調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性。“不論同誰講，講什么……人們聽到的都是對壓迫和不公正的憤怒的、高尚的批判?！?sup>[4]

我們對別克托夫小團體的事知之甚少，兩位兄弟1847年初到喀山大學讀書，一切便走到了盡頭。1847年時喀山大學的學生尼·弗列羅夫斯基（N. Flerovsky）回憶說：“他們宣傳傅立葉的思想，這里的發(fā)生的事和彼得堡一樣，他想做的事是吸引其他人，形成小團體。”^[5]別克托夫兄弟顯然是傅立葉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聯(lián)合的益處”指的就是這個小組的空想社會主義傾向。晚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傾向于不去引起人們對這件事的注意，因為他與這個小組的關系會讓他所描寫的，自己在19世紀40年代的自我形象陷入質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并不是很天真，也并未急忙地接受偉大的知識分子鼓動家別林斯基社會主義、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洗禮，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是一位虔誠的道德宗教進步人士，他在別林斯基的攻擊下，堅定地保持了自己的信仰，聯(lián)合了其他具有同樣志向的人們。

通過別克托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當時還是學生的著名詩人，阿列克謝·普列謝耶夫。普列謝耶夫的名字當時已經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進步知識分子的各種年鑒上。這位迷人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心靈溫善的，充滿憂郁的幻想的貴胄之后，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親密的朋友。二人在19世紀40年代形影不離，他們甚至寫小說獻給對方，作為友誼的公開證據。普列謝耶夫作品中流露的氣質，常常能夠讓人想起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基督形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十分契合。在后來成為“幾代革命者的贊美詩”^[6]的作品中，他囑咐和自己一樣遭受過刑罰和折磨的負罪同志，用基督的胸懷去原諒“我們無情的劊子手”^[7]。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瓦列里安·邁科夫（Valerian Maikov）同樣緊密的友誼，也要歸功于別克托夫兄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兩歲的邁科夫有過一段流星劃過般短暫的文學生涯，起始于1845年初，終結于1847年夏，一次中風帶走了他年輕的生命。時間雖短，卻光彩奪目，他接替了別林斯基成為《祖國紀事》的首席批評家，將這部期刊轉變?yōu)閯e克托夫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機關，讓自己成了強有力的品位和思想的仲裁人的對手。邁科夫不僅常常拜訪別克托夫，而且還是圍繞在米哈伊爾·布塔舍維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Butashevich-Petrashevsky）身邊的小組的早期成員。這里的星期五聚會同樣吸引了普列謝耶夫，同時很快成了彼得堡進步知識界的凝聚之所。

邁科夫熱烈地贊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反對別林斯基的口誅筆伐、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聲音。摯友在幾個月后的病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他失去了《窮人》之后彼得堡文學界里唯一一個完全支持他，能夠調和他創(chuàng)作的人，但是關于瓦列里安·邁科夫的回憶卻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邁科夫的家人結下了深厚的聯(lián)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們的家——這個文學藝術沙龍受到歡迎的?？停M管他的脾氣出了名的暴躁。他對瓦列里安的感情轉移到阿波羅身上，后者比瓦列里安略大，已經獲得了一定的詩人名聲，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都是他身邊最忠實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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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安·邁科夫對朋友的文學才華積極的辯護，同樣是超越別林斯基文化批評家地位的一種努力。對別林斯基批評中殘余的德國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思想深惡痛絕，邁科夫提議應該用心理學代替其重要基礎的地位。他說，藝術的基礎是他所說的“同情的法則”，人理解一切的方式都是通過同自身的比較，他將世界吸收，并將他的情感灌注于藝術，理解寄諸科學和哲學。^[8]心理學，這門研究人內心世界的學問，因此成了解讀宇宙奧秘的鑰匙。邁科夫同意傅立葉的觀點，人類心智這一重要領域，尚未得到足夠的探索。

邁科夫同比他稍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他這樣的批評思想的形成；同時，邁科夫寫出了同時代人中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感同身受的評論文章也絕非偶然?！肮昀砗屯铀纪滓蛩够鑼懏斍按嬖诘纳鐣彼麑懙?，“但是果戈理是杰出的社會詩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杰出的心理詩人。對前者而言，個體的意義在于代表一個特定的社會或特定的群體；對后者來說，社會本身的意義在于它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個體的性格養(yǎng)成的影響。……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驚人的藝術手段，描寫了俄國社會，但這僅僅是背景，并完全被心理意義的趣味所吞噬?！?sup>[9]

《窮人》發(fā)表后，社會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心智所折射出的一樣，但別林斯基卻反對這種內化。邁科夫卻對此表示歡迎，不僅因為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天賦之花，而且因為這是觀看現實本質的認識論方法?！啊峨p重人格》中，”邁科夫寫道，“他深深地穿透了人類的靈魂，他無畏無懼地進入了人類詭秘的情感、思想和行動，《雙重人格》所創(chuàng)造的印象只能同一個好奇的人穿透物質的化學構成相比?！彼^續(xù)說，“這樣一個化學的社會觀”可以走到深處，以至于“彌漫出一種神秘的光”，但事實上，那里一點神秘也沒有，對現實的描寫是盡可能“正面”的。^[10]邁科夫直截了當地反對批評的任何“藥方”的功能，聲稱“對現實的忠實對每一部藝術作品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任何一個有藝術才華的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不違背這一條件”。因此，以“現實”之名對藝術創(chuàng)作求全責備、橫加限制都是多余的。^[11]

邁科夫同別林斯基的爭論，事實上直擊了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tài)矛盾的核心——陣營之一是仍然緊抱著空想社會主義道德宗教觀的那些人，陣營之二是同別林斯基一樣，正在為自己的社會政治信念尋求新的“正面”基礎的人。邁科夫在《祖國紀事》上發(fā)表的文章，清楚地聲明了他自己的文學觀，并對別林斯基發(fā)起批判。邁科夫關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的一處論斷可以很好地說明這次論戰(zhàn)的社會文化意義（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同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別林斯基爭論過的問題）。邁科夫堅持自己的觀點，人絕不僅僅是自己生存條件的產物，他以耶穌基督為例：“基督是我們稱之為偉大人格的完美形象。他真正的信條是激進地反對古代世界的思想，獨立于成千上萬人都注定無法逃脫的現象，被稱為自由和合理，一言以蔽之，它們被抬高到歷史現象的法則的高度，人類直到今天……都沒能一半地獨立于此，沒有這些現象，人類就無法被理解。這樣的獨立，在無可比擬的更低的程度上，在那些真正偉大的人，那些真正對更小視野下的道德革命負責的人的思想中表現出?！?sup>[12]

我們認為，將基督視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革命家，視為比他渺小的、跟隨著他覺醒的人的高尚原型，自然就意味著高舉道德宗教社會主義的大旗，直面那些堅持其他標準的人。將基督視為革命者是19世紀40年代的標準，但是將基督視為人擺脫歷史決定論的自由的神跡，這樣一個想法在當時就顯得不那么傳統(tǒng)。毫無疑問，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對于基督的認識，深深受到邁科夫空想社會主義形象的影響，基督對他來說不僅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罪和死的救世主，更是道德自由可能性的神圣先驅。

邁科夫的文章還揭示出，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的問題，已經開始折磨那些拒絕向革新派的道德宗教基礎妥協(xié)的人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相信人性的道德力量，絕不是像理解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瘋狂的原始積累這么簡單的問題。邁科夫也不得不承認，向受剝削的下層人民宣傳道德是“愚蠢和卑鄙的”。然而，這不能讓他否認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的可能性，即使他同意，“只有英雄主義才能將道德價值同貧窮聯(lián)系在一起”^[13]。這樣的“英雄主義”當然存在，人的個性永遠不會讓自己完全屈服于物質條件。邁科夫的文章本身就預示了同樣的內在爭辯，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激烈的討論。20年后，當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完全脫離激進派時，這種別林斯基的傾向已經固化為教條，因為作為一個激進派，就再也無法承認自由意志的存在。

邁科夫思想的另一面，也啟發(f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邁科夫借用傅立葉的術語寫道，人“天生擁有美德，也就是構建自己的生命力需求和能力……一切罪惡事物的源泉……是他的能力和外在氛圍之間的沖突，這在他們之間構成了一種不和諧”^[14]。人的本質是善的，惡僅僅是未能讓人適當地滿足自己的需求和能力而導致的后果。然而，邁科夫用傅立葉的人性觀去顛覆“民族性”，具有積極的意義。人的民族特征，邁科夫認為，只是人向著某一個方向，在外在物條件的影響下（氣候、地理、種族、歷史），將自己的心智自我物化的一種方式。但是普世的人類理想是“人所有需求和相對應的能力的和諧發(fā)展”^[15]。根據這種理想，人的一切民族特征，甚至是原本被認為是美德的部分，其實都是缺點和罪惡——它們都是單面的、不平衡的，充分歪曲了人類的本質。這樣一種對民族性直接的否定，毫無疑問，是當時西方進步空想社會主義影響的，不一般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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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林斯基善于論辯，在被激怒后全力以赴。他在1846年冬天，用《1846年俄國文學幻想》回應了邁科夫的攻擊，其中包括讓批評家自己一手提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文學生涯擱淺的文章，以及對他的公開否定。人們猜測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邁科夫人盡皆知的親密關系可能影響了別林斯基的判斷。不僅僅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了別林斯基的批評，所有同邁科夫交好的人，或者稱贊過邁科夫的人都遭到了別林斯基的恐怖攻擊?？蓱z的、毫無攻擊性的普列謝耶夫就在雙方交火中被誤傷，被輕蔑地指為不值一提的文學人物。盡管他不是一個一流詩人，但他的人道主題在其他的語境下總還能得到一定同情。

別林斯基對邁科夫的回復是利特雷和黑格爾的鮮見又矛盾的組合，完全沒有抓住邁科夫進步西方主義的道德宗教基礎。新奇的地方是別林斯基對民族性激動的捍衛(wèi)，以反對邁科夫對民族性的否定。在此之前，別林斯基正在領導一場對斯拉夫派俄羅斯民族美德的攻擊，認為這不過是倒退回沒有教養(yǎng)的農奴制而已。但是現在，為了故意同邁科夫對立，別林斯基聲稱：“在［民族性］這一問題上，我傾向于站在斯拉夫派一邊，而不是停留在人道普世主義者一邊?！?sup>[16]別林斯基這種墻頭草的表現，刺激了“向后看”的斯拉夫派和進步的西方派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融合。這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萌芽，催生了在此之后，統(tǒng)治俄國文化19世紀后幾十年的，各種形式的俄國民粹主義。

其實，別林斯基這里關于民族性的論斷，后來幾乎逐字逐句地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記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別林斯基一樣反對斯拉夫派，拒絕贊揚俄羅斯的過去，或者夢想重建阿卡迪亞，重建彼得大帝前的俄羅斯，但是他也像別林斯基一樣全心全意第認同斯拉夫派對“俄羅斯歐亞主義”的批評。別林斯基認為，這種自動的、妄自菲薄的，對歐洲文明的模仿已經造成了“雙重的俄羅斯文化，結果就是缺乏統(tǒng)一的道德價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會視自己為這種俄國文化中“缺乏統(tǒng)一道德價值”的記錄者嗎？另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對陀氏來說，藥方不是拒絕歐洲、重返過去（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是認識到“俄國已經完全度過了改革的時代，改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是俄羅斯應該自主地發(fā)展自己的時候了”^[17]。別林斯基在這里提到的改革是彼得大帝的改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模一樣地用這一論斷評價了亞歷山大二世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改革。

俄羅斯的民族性再也不是被貶低的對象，相反，斯拉夫派相信，它是俄羅斯未來的基石。但是，這就讓定義這一基石的任務更為棘手。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同歐洲的區(qū)別在于，它自己的歷史是基督教和平與和諧的歷史，而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階級斗爭和民族矛盾的歷史。但是別林斯基蔑視這種認為俄羅斯的民族性應該以愛與謙卑為原則的思想。相反，“多樣性”是俄羅斯性格的關鍵，它的流動形態(tài)以及在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時不可預知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乍看上去像是弱點，但對于一個深受謝林、黑格爾和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彌賽亞思想熏陶的人來說，從消極中發(fā)現積極元素，完全是小兒科。俄國民眾心智的鍛造能力“被歸因于自然的天賦”，同時還被認為是未來力量的源泉。這可能意味著“俄羅斯民族注定會用表達最豐富、最多面的本質表達自己的民族性”^[18]。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黑格爾主義階段的別林斯基所寫的關于民族主義的文章中，就了解到了這些思想。自從19世紀20年代，俄國就被賦予了世界歷史的使命，將相互斗爭的歐洲各國文化綜合，就已經廣為人知。但是，這樣的思想在別林斯基在19世紀40年代攻擊邁科夫的“普世主義”時，重新煥發(fā)了活力。他將“民族性”的概念從邁科夫所賦予的消極和有限的所指意義中解放，巧妙地將其轉變?yōu)橐环N用來拯救斯拉夫派愛國情緒的普世主義，并讓他們同進步的西方主義妥協(xié)。這種將俄國視為泛人類世界文化的未來的締造者的俄國觀，我們同樣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的雄辯的創(chuàng)作中發(fā)現，而且，這將會被同樣的論據所支持——俄羅斯人學習外國語言和接受外國文化的能力，以及俄羅斯文學作為世界新文化先驅的意義。當然，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強加給俄國基督教的標簽：神圣道德自由和超越自然法則的人類自由的勝利。從這個觀點看，他后西伯利亞時代的所謂“斯拉夫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別林斯基和瓦列里安·邁科夫思想的一種混合。

這樣一種傳承性，可以幫助我們重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力圖混淆的歷史圖景。我們只要看看別林斯基文章的主旨就可以了。“今天的歐洲陷入了巨大的新矛盾之中……但是……將它們看作我們自己的，同樣頗有意義……我們自己，在我們身上，在我們周圍，就是我們應該尋找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地方?！?sup>[19]這些話反映了別林斯基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失望情緒，但是即使那些仍然抱殘守缺地堅持空想社會主義信條的人，現在也開始根據俄國社會現實問題，重新解讀和應用這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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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很難度過的一個時段。同別林斯基的最終決裂就發(fā)生在年初到初春之間。他所稱的“文學刊物上名聲的崩塌”近在咫尺，他告訴米哈伊爾，他現在的積蓄少得可憐，“如果沒有善良的人幫助，我就已經入土了”^[20]。只有瓦列里安·邁科夫給了他一些安慰，但是年輕的邁科夫沒有別林斯基一樣的權威，他的褒獎并不能中和老批評家的責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7年初春搬到新的住處，獨自生活，沒有人陪伴。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組織和他具有同樣信仰的好朋友，一同晚餐，普列謝耶夫、邁科夫兄弟、揚諾夫斯基，小作家雅科夫·布特科夫；后來，教師和批評家亞歷山大·米留可夫（Alexander Milyukov）也加入了，這個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憶很有價值。晚餐設在法蘭西飯店（H?tel de France），就坐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時生活的林蔭大道，以其美味佳肴而聞名。據揚諾夫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享受那一段安排社交活動的生活。他知道保持內心與外在平衡的意義，害怕“敏感與幻想”，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他的獨居生活，從這一時期，他開始參與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第一次會面，后者的古怪性格已經使其名字成了彼得堡的口頭禪。1847年，米哈伊爾·布塔舍維奇—彼得拉舍夫斯基26歲，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他在俄羅斯最頂級的皇村亞歷山大學校受教育，他那里就贏得了叛逆和蔑視權威的名聲。他險些無法畢業(yè)，最終在外交部獲得了一個翻譯的職位，在彼得堡大學繼續(xù)學習法律。但是他同樣修習了由維·斯·波羅申^[21]講授的政治經濟學，其中包括很多新的社會主義體制。這種社會主義的傾向深深影響了他和他身邊的很多人，瓦列里安·邁科夫也坐在課堂里。傅立葉主義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他將自己的一聲都致力于宣傳這種新信仰。

圖8 1840年的米·弗·布塔舍維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19世紀40年代的某一天彼得拉舍夫斯基邀請自己最親密的好友商談，這些人最后成了“小組”的核心。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藏書家和愛讀書的人，收藏了大量關于當時歷史、經濟和社會政治的禁書。其實，藏書就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吸引人的地方，他本人也渴望別人能來這里看書。到了1845年，小組再也不局限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老校友，他本人已經成為彼得堡社會生活中小有名氣的人物。彼得拉舍夫斯基此前已經拋棄了一切傅立葉空想的宇宙觀和自然史論，同樣還反對傅立葉及其后人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對宗教的虔誠。傅立葉主義中唯一讓他認可的，是“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22]。他相信，在這樣的烏托邦中，傅立葉的人性理論可以應用到工作組織中去，人類勞動將從一種限制變?yōu)槿丝鞓返淖晕覍崿F形式。其實，他非常認可傅立葉烏托邦的可行性，并在1847年試圖在他自己的小莊園里實施。將支持他提議的農民登記在冊（至少他自己是這么認為的），他為他們建立了一個完全平等的人民公社。偉大的日子到來了，40戶農民離開他們糟糕的茅舍（izbas），來到了新家，但第二天清晨，這些理想的、舒適而充滿人情味的居所，就被付之一炬。

彼得拉舍夫斯基并沒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確信，社會進步之前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啟蒙運動，因此，他開始積極地投身于宣傳啟蒙思想，不僅限于他的公開“星期五”，更積極地游走于各種組織和俱樂部（比如商賈們的舞蹈班），盡可能多結交人，去激發(fā)他們的不滿情緒。

盡管彼得拉舍夫斯基交游甚廣，卻知己寥寥。他同小組成員一直客客氣氣，他的性格還是引起了摩擦，因為他總是自詡是知識界的破壞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秘密調查組織逮捕以后，否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有過任何交往，但是說“當然，我很尊敬他，他是個高尚的人”^[23]。多數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訪客都無法不對他怪誕無常的性格抱有矛盾的情緒。坊間流傳著無數他同官僚們爭論的軼事，他常常通過聲稱官員們不過是服從了俄國法律條款的字句來激怒他們。其中大多數的故事，不過是源自他個人的外形而已。有人說，他扮成女人去教堂，有人說他被命令剪掉頭發(fā)，但他奢華的辦公室里居然放著假發(fā)！這些故事真假莫辨。但是顯然，他們都來自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勇敢反對流俗的性格和他暗地里偷偷模仿俄國普通生活規(guī)則的矛盾。結果就是，他獲得了小丑的名聲，沒人把他當作有責任感和理性的人。小組的多數成員很難毫無保留地接受他。

1847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經常性地拜訪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時候，后者的古怪性格已經遠近聞名了。他像參加平常的社會集會一樣，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之夜，毫無秘密或者陰謀可言，至多是為了維持同別林斯基小組和別克托夫小組的關系。畢竟，在這里，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探討近來在文學刊物上熱議的話題。他們以為，只要是關起門來說話，就不用害怕政府。一位年輕而有活力的彼得堡人在1848年初的一封信中，列舉出了彼得堡這座城市的幾大吸引人的地方：“尼爾森的布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宣傳鼓動，普列謝耶夫的公開演講和小品。”^[24]這些事對他來說都是同等的、可以接受的公開意見表達。我們很快就會發(fā)現，這個想法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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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48年晚春時節(jié)開始，隨著小組成員一周比一周多，集會慢慢變成了小型辯論俱樂部，好像有一座手持的自由雕像在引導和調整談話的走向。后來成為俄羅斯社會衛(wèi)生事業(yè)先驅的德·德·阿赫沙魯莫夫（D.D. Akhsharumov）寫道：“這是關于時下要事、政府決策、當代文學的百家爭鳴的萬花筒，大家都各抒己見、據理力爭……因為……這些談話都觸及最基本的社會政治問題，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夜讓我們感到非常有趣，全彼得堡，只有他們這里是這樣的。聚會常常延續(xù)到深夜兩三點鐘，以簡單的晚餐結束。”^[2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初的一年半里，并不熱衷于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揚諾夫斯基說，他輕蔑地談論這個集會，去參加不過是為了免費的茶點和“玩弄自由主義的渴望而已，你看，我們這些俗人是不喜歡玩這種游戲的”^[26]。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幾乎完全取代了別林斯基和別克托夫的小組。這些都以友誼和共同理想為紐帶。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然會反感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激進左翼黑格爾主義無神論，就像他討厭別林斯基一樣，甚至遠遠超出。別林斯基的怪誕脾氣至少是出于對宗教信仰困境的真誠關切，和他內心的溫暖以及善良，無疑還由于他批評家的天賦。彼得拉舍夫斯基完全是以冷眼敵視或者帶著惡毒仇恨的反諷的態(tài)度在面對宗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我們下文會寫到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y Speshnev），告訴陀思妥耶夫斯塔婭，“彼得拉舍夫斯基［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讓人激憤的印象，他是個無神論者，并嘲笑信仰”^[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