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五十年代的塵埃

唐德剛

這兒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寫的幾篇雜文。寫的時候就興之所至地寫了；原無意要把它們保存下來。但是它們卻也在無意之間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積存的塵埃下面。

記得就在那個年代的開端，美國的國務(wù)卿艾奇遜曾說過一句舉世皆知的話：“等到塵埃落定再說！”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在五十年代飄揚的塵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結(jié)成像一層薄薄的絲綿。我拍拍它，它不動；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飛。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兩個指甲輕輕地把它撿起，就在這片撿起的絲綿的下面，我發(fā)現(xiàn)了這幾片已在那兒躺了二十來年的“流沙墜簡”！

其他沒有給這片絲綿覆蓋過的斷簡殘篇，顯然早已隨五十年代的塵埃飄散了；飄散得像春夢、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問我：“自己寫的東西，為什么不保存下來？”

“為什么要保存下來呢？”我一直“保存”了下來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識，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這個七十年代的問題。保存下來想做個作家、文人？還是想為子孫留點“祖訓(xùn)”呢？

落筆時不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連一個人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這一些更重要的問題也沒有想過。寫了就是寫了。最多只可說是一個流浪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他自己祖國的語言文字難免有一些留戀的溫情而已。偶逢歲暮周末，孤燈默坐，拿起筆來，東寫寫、西寫寫，也可聊遣長夜，甚或享受點他人所不能體會的孤獨的樂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適之先生一樣，少小聰慧，立志為學(xué)。他們都是用功的學(xué)者，“不寫不用氣力的文章”。用了氣力，自然就有職業(yè)感；有職業(yè)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筆者和他二人正相反。這些雜文就沒有一篇是用過“氣力”寫的。沒有用過“氣力”的東西，反要一個經(jīng)常無處存身的異國流浪漢用“氣力”去保存，就有點犯不著了。所以這些五十年代的斷簡殘篇，如果沒有被埋沒在塵埃之下，它們也就隨塵埃一道飄散了。因而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塵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遺之作。它們?nèi)缬薪z毫值得劉紹唐先生一再來函建議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為作序的話，那就是它們是曾經(jīng)在五十年代空氣中飄蕩過的野馬也、塵埃也。有一點點時代的氣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識分子，如何打發(fā)這段日子？賢明的讀者們或許可以在這本小冊子里找到點蛛絲馬跡。林姑娘說得好：“嫁與東風(fēng)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痹谀且欢坞S東風(fēng)作嫁的日子里，那兒有嘆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絲微阿Q的歡娛。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假想罷！

這幾篇小文，雖然各立門戶，互不侵犯，但是它們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這雖是筆者的黔驢之技，變不出新花樣，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響——真切一點，毋寧說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個8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熱得像一座火爐?？墒桥笥押臀叶疾挥X太熱。固然是我二人都還年輕，不太怕熱；也可能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遙遠的烽火還沒有燒到我們的眉毛上來。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心境情懷，永遠像是一泓秋水，純凈清涼。

“大家都在看馮玉祥的旅美游記，”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噴了兩口煙，慢慢地向我說，“馮玉祥說美國連馬桶都比中國造得好——中國馬桶顧前不顧后。”

朋友說著自己也笑起來。在他那微微移動的眼鏡里，我看到那藍天白云下秀麗的鐘山，和那蒼松微露、莊嚴古樸的臺城。這些景物在兩片有金邊的玻璃上反映出來，更顯得江山如畫。

風(fēng)吹到我們臉上是熱乎乎的。但是熱氣之中卻帶來一陣陣玄武湖上的荷香。離開祖國，走遍世界，才體會到那是我祖國特有的芬芳；離開了，也就永遠失去了。

“你也從不同的角度寫一點嘛?！迸笥延志従彽乩^續(xù)他對我的勸告，“我們的讀者雖沒有那么多，也還是有不少人看的?！?/p>

“不是怕沒人看，”我聽他說了許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寫得太淺薄，怕惹人笑話?！蔽也⑶蚁蚺笥呀忉?，美國簡直是座“大觀園”，而我呢，實在是剛從鄉(xiāng)下出來的劉姥姥的外孫子板兒。要板兒來寫一篇《大觀園游記》，不要讓姑娘們、奶奶們看了笑話嗎？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說，“作者是板兒，讀者還不是板兒？報屁股編輯更是板兒……你就板兒寫給板兒看，不是很好嗎？”

“板兒寫給板兒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幾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藝哲學(xué)打動了。

“少寫些軍國大事，”朋友遞給我一支煙，又替我點了火，繼續(xù)叮嚀著說，“寫點所見所聞的小故事，不過寫得有趣一點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幾歲；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寫得好，還有一塊“園地”……他一直是我們小鬼隊里的大王。他的話一直都是我們所最信服的。

“寫點所見所聞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動筆，我都想到朋友這句指示?！安贿^寫得有趣一點就是了?！?/p>

在美國我后來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隊里的大王周策縱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寫得有趣一點”的文章秘訣，在文言文里原來叫做“藝增”！

玄武湖上的熱風(fēng)，吹在身上很舒服。我們感到輕松、安適。朋友付了賬，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說兩三年后“回國”時，他再替我“洗塵”，并把我的“通訊”印成“小冊子”。

夕陽在臺城背后漸漸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著個舊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兒當(dāng)“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當(dāng)“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張鐵床就被我鵲巢鳩占了。他出巡歸來便去尋找另一張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歸來，發(fā)現(xiàn)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張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總歸要不斷出巡的，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同志間互相幫忙。哪個人沒有一兩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們巡官同志們?nèi)セゴ颉坝螕簟?，我也就“正?guī)”地占用了表弟的鐵床，睡得心安理得。

“開船”的日期終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請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樂”——這在1948年的上海，真是動輒幾十萬幾十萬的美式享受！

一輛三輪車把我們帶到共和祥碼頭。我剛自車上踏下，一位“紅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搶了過去。我謝謝他說，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兩眼向我一瞪說：“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來頭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學(xué)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黃浦江，豈不功虧一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講理了。他提著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鐘，我二人便從一條木梯上，進入了一艘美國大洋船。

一上船，我這位紅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他開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經(jīng)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長”……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給我的官銜，目的是要我給點“小費”?！靶≠M”給過了，他還是不去。原來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鈔票”都悉數(shù)搜出來給他做“小費”。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費”有這樣要法的呢？！

“官長啦！”紅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說，“儂這些鈔票，船一開就成一堆廢紙。為啥不做點好事，‘賞’給我呢？”他又說他有老母在鄉(xiāng)間“要飯”，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勸我多做點“善事”，上帝會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現(xiàn)得實在可憐見的，說的話也有實情至理?？丛谒夏锖屠掀欧稚希依p他不過，只好把心一橫，也就把我所有的“廢紙”都“賞”給他了。后來估計一下，總數(shù)該在十萬元上下——這也是我一輩子最慷慨的一次！

紅帽子歡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國”的洋船上，扶著欄桿，居高臨下地注視著他?？此换氐健爸袊贝a頭之上，立刻橫眉豎眼，又在搶奪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陽之下的祖國，逐漸模糊。終于在暮云深處消失了。船長在喇叭里告訴我們，現(xiàn)在我們已出了揚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國船。按國際公法，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就身在美國了。

擴音器里的報告員，也很禮貌地招呼我們進餐廳用膳。當(dāng)我還擠在長龍的尾巴之端時，一位新認識的“留美同學(xué)”就驚奇地告訴我說，吃晚餐時，“可口可樂可以隨便喝！”“可以隨便喝？！”我把兩眼一瞪，我二人乃撿了個臨窗座位坐下，“開懷暢飲”，把“可口可樂”喝個飽。

吃了兩塊美國肉餅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塊奶油蛋糕，又各啃一個又胖又紅的蘋果。在祖國癡生了二十來年，還未啃過這樣又紅又胖的蘋果！

這是我的第一頓的美國晚餐——“可口可樂可以隨便喝”的晚餐。

餐后稍息，又去洗了個極其痛快的美國熱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買的睡衣，在搖擺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聽著船舷之外有節(jié)奏的水聲……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著一條木梯、在兩國之間跑上跑下的“紅帽子”……我和他們之間的生活已經(jīng)有顯然的中美之別了?！皠e”得像一頭洋狗和一條祖國江南稻田里的水牛。這兩個不同的動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間實際的距離，不過是上海共和祥碼頭上的一條木梯罷了。

遵照朋友的囑咐，我取出了練習(xí)簿，便把我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的小故事”記錄下來，再加個題目叫《一條梯子的距離》。船抵橫濱后，我這第一篇“旅美通訊”，便從東京帝都飯店的郵箱，飛向日沒處朋友的編輯臺上去了。它后來是否在祖國讀者眼前露過面，到現(xiàn)在我還不知道，只是我的練習(xí)簿多得是，“所見所聞的小故事”也多得是。興致好，日記也天天記。記過了，加個題目，撕下來，投入郵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1950年的除夕，鴨綠江畔炮聲正濃，我在紐約忽然收到一份刻著“無法投遞”的“退稿”。那原是我1949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訊”的最后一篇。它顯然曾飛入國門——有京滬兩地郵戳為憑——但是在祖國它顯然是無枝可棲，所以又飛回美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