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外魯迅研究者之路（代序）

寇志明

郭沫若為1961年版《魯迅詩稿》作序，第一句是：“魯迅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币话銇碇v，我不大認同郭沫若對魯迅的看法，但愈讀魯迅的詩歌，就愈欣賞這句話。其實，我讀魯迅的其他作品，也一樣覺得“每臻絕唱”。

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與世隔絕的小鎮(zhèn)讀中學的時候，因為偶爾翻了一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書后面的參考書目，才知道魯迅的名字，而且覺得《阿Q正傳》這個篇名很新奇：怎么會叫“阿Q”呢？不久我有幸從舊金山中國圖書期刊書店郵購到魯迅的英文短篇小說和雜文集。我閱讀的是楊憲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的譯文，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高中畢業(yè)，我在匹茲堡大學修中文暑期班，很巧我的第一位漢語老師是臺益堅先生——原來是魯迅的學生臺靜農(nóng)的長子！有一天我提了魯迅的名字，他很驚訝，并說他父親認識魯迅，他很小的時候，魯迅到過他們家。有一次魯迅不小心，把手中的熱茶倒在他身上。我說：“我不相信！”沒想到，他居然解開襯衫，說：“我還有一個疤。”我就連忙說：“不！老師不用脫！”因為當時美國俚語里講“我不相信”，意思只不過是“可不是嗎！”是用來加強“太巧”的語氣。

另外，我記得我曾經(jīng)請教過他關于《狂人日記》里“吃人”的象征意義。我當時以為指的是帝國主義要瓜分中國。臺先生笑了，說：“不是。那是指中國社會里一些人?！钡上麤]有多說。我估計是由于當時中美還處于冷戰(zhàn)狀態(tài)，他覺得這個題目不大好在漢語課里講。

后來，我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修中國語文及文化，在夏志清教授（1921—2013）的指導下讀中國新、舊文學。雖然他的《現(xiàn)代中國小說史》有一章論述魯迅，但在課堂上他極少講魯迅，只說“魯迅是一個dilettante（有文化的大閑人），天天到一家日本書店度過午后時光”。后來我自己看書才知道魯迅到內(nèi)山書店拿信、會客，跟他的工作和身份有關。

哥大畢業(yè)后我到臺灣去深造兩年。當時是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戒嚴”時期，魯迅以及大多數(shù)五四時代作家的著作［除了徐志摩（1897—1931）與朱自清（1898—1948）以外］被禁止閱讀。不過我從香港帶回“姜添”編的那本薄薄的《魯迅詩注析》（即江天的“紅衛(wèi)兵”內(nèi)部發(fā)行的《魯迅詩新解》，香港編輯刪除了關于階級斗爭等內(nèi)容）。這本書注釋不多，但多強調(diào)革命和階級斗爭。我一首一首地慢慢讀下去，對魯迅的詩感到興趣，也受到挑戰(zhàn)。但這本書留給我的問題多于答案。

第二年我有幸拿到了美國國會所辦的東西文化中心的獎學金，到了夏威夷大學，在羅錦堂老師指導下修中國文學碩士課程。我把魯迅的舊體詩研究作為論文題目，不過我當時也對受過魯迅影響的臺灣鄉(xiāng)土作家陳映真（1937—）的作品感興趣。我后來到加州伯克利大學讀完博士課程，在北京大學跟《野草》研究專家孫玉石進修，再以后，回到伯克利，在白之（Cyril Birch）教授指導下寫了一本關于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王闿運（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陳三立（1852—1937）、陳衍（1856—1937）以及鄭孝胥（1860—1938）的博士論文。這個題目跟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很不一樣，因為這幾位詩人的思想與詩作和魯迅迥然不同。不過，他們之間也有共同點，即如何用舊體詩這個“古典形式”來表達現(xiàn)代意識。

博士畢業(yè)以后，我對原來的魯迅詩無韻譯文做了幾次修改，出版了《詩人魯迅：關于其舊體詩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一書，包含題解、直譯、押韻譯文以及詳注等部分。很遺憾我當時沒有親自向在臺灣軍政體制下生活了幾十年的臺靜農(nóng)先生請教過。因為臺教授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大陸坐過監(jiān)獄，加之魯迅的朋友、擔任過中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許壽裳在1948年被暗殺了，我聽說臺先生不敢講關于魯迅的事情，我也擔心給他帶來麻煩。但過了些年，臺灣快要解嚴的時候，我通過老師羅錦堂，請臺先生為我的書《詩人魯迅》（The Lyrical Lu Xun）題寫了書名。

雖然這些年來我的研究方向發(fā)生過多次變化，但是我對魯迅作品的興趣從未衰退，我一直熱衷于探索他作品中未翻譯成英文或者研究得比較少的部分，我因此從魯迅的舊體詩走向他的早期文言論文。這些文章同他的舊體詩一樣雖然是用古文寫的，但在內(nèi)容上卻有明顯的現(xiàn)代性傾向。我當初的另一個想法是魯迅用舊體詩寫作可能會更容易把他的個人情懷通過舊形式和在中國文化中受尊敬的古語文、典故等表達出來。在魯迅的舊體詩中，我們看到一個無畏地批判軍閥和后來的國民黨白色恐怖政權的批評家，但同時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一位關心學生的好老師，愛孩子的家長，愛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義者，愛國學者和一位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胸襟博大的詩人；他懷有悲憫和失落的強烈情感，但從未對中國未來喪失希望。

非常感激黃喬生先生以及出版社提供這個機會讓中國國內(nèi)讀者看到我的譯文。這些譯文最初是我的英文專著《詩人魯迅：關于其舊體詩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6年）的一部分。可惜該書一直沒有在中國發(fā)行過。

關于我翻譯與闡釋魯迅舊體詩的方法，讀者可以參考我在美國《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學報上發(fā)表的幾篇評論文章。其中有一些現(xiàn)在也可以在我的個人網(wǎng)站jonvonkowallis.com上看到。第一篇是《魯迅的詩》（Poems of Lu Hsun，第3卷，183—188頁）。第二篇是《魯迅的舊體詩》（Lu Xun's Classical Poetry，第13卷，101—118頁）；第三篇是《解讀魯迅》（Interpreting Lu Xun，第18卷，153—164頁）。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譯為中文，發(fā)表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編的《魯迅研究月刊》上。其中有一篇《魯迅舊體詩注釋與英譯略述》（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72—82頁），譯自英文《中國文學》上的《魯迅的舊體詩》一文，由黃喬生譯為中文，還有發(fā)表在《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37—48頁）上的《魯迅：“釋”與“譯”》，則是《中國文學》上的《解讀魯迅》（Interpreting Lu Xun）的中譯，評論的是顧彬（Wolfgang Kubin）的德文翻譯。這些文章反映我關于魯迅詩歌翻譯的思考，也涉及20世紀40年代以來魯迅舊體詩詮釋中存在的若干問題。另外，我還用中文寫了一篇關于我在海外研究魯迅的心得體會的文章，發(fā)表在《上海魯迅研究》（2007年春，66—81頁）。

最近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學報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中國文學研究前沿》）。我為他們編一本關于魯迅與章太炎（1868—1936）的特號（即2013年9月，第7卷，3號，422—440頁），收錄了我的一篇討論《摩羅詩力說》英文翻譯問題的文章。關于英語世界魯迅研究動態(tài)我有兩篇文章：一篇是用中文發(fā)表的《魯迅研究在英語世界：過去，當前，未來》，收入《魯迅社會影響調(diào)查報告》一書（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257—276頁）——可惜中文編輯把文中所有的英文書名都刪掉了，因而減少了這篇文字的參考價值。另外一篇是我最近用英文寫的《我們心目中的魯迅：后社會主義時期西方對魯迅的重新評價》（Lu Xun on Our Minds：The Post-Socialist Reappraisal），發(fā)表于美國《亞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73卷，第3號（2014年8月，1—7頁）。在那篇文章里我討論了最近幾年在西方（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突然興起的“魯迅熱”，介紹了2009年以來出版的六本新書：周珊（Eva Shan Chou）著《記憶、暴力、辮子：魯迅對中國的解讀》（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密歇根，安阿伯：亞洲研究協(xié)會2012年）；格洛麗婭·戴維斯（Gloria Davies）著《魯迅的革命：在一個充滿暴力時代寫作》（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麻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13年）；鄭愛玲（Eileen Cheng）著《文學遺產(chǎn)：死亡、心靈創(chuàng)傷，以及魯迅如何拒絕哀痛》（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13年）；尼古拉斯·卡拉蒂斯（Nicholas Kaldis）著《中文散文詩：關于魯迅〈野草〉的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A Study of Lu Xun's WildGrass：Yecao），紐約州：卡恩布里亞出版社，2014年）；安德魯·瓊斯（Andrew Jones）著《為促進成長的童話：進化論式的思想與現(xiàn)代中國文化》（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朱麗婭·洛威爾（Julia Lovell）翻譯的《〈阿Q正傳〉和其他中國故事》（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倫敦：企鵝出版社，2009年）。

目前我正在研究魯迅早期思想。這個研究項目包括他早期文言論文《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以及《擬播布美術意見書》的英譯和注釋。我認為魯迅的早期文言論文形成了他整個文學生涯的藍圖。另外我正在編一本英文魯迅傳略和魯迅學術研究著作書目。在此我想感謝蔣經(jīng)國基金會、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學院、中國漢辦以及澳大利亞學術研究委員會的支持。

2007年8月我接受了強小路（音譯）先生的電子郵件采訪。他是一位年輕中國留學生，當時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翻譯研究專業(yè)攻讀碩士學位。他的碩士論文比較了我和詹納爾（W.J.F．Jen-ner）教授翻譯的魯迅舊體詩，后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題為《魯迅詩集》Lu Xun Selected Poems（1982）。以下是采訪內(nèi)容：

1．問：你翻譯詩歌受了什么影響？你最喜歡讀什么類型的詩歌？

答：這是兩個獨立的問題。我在研究生期間一度花費了一些時間研究附有各類評注的《楚辭》，并把原文與大衛(wèi)·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林文慶（Lim Boon Keng）相當“直”的英譯本相比較。隨后我讀了楊憲益夫婦的富有韻律的翻譯。雖然我以前曾反對那種過度修飾的翻譯方式，但我這才意識到它對傳情達意非常有幫助，并能將它融入一種像中古時代英國詩歌一樣的形式。我認為它教給了我關于翻譯的重要一課：It is not just bring-ing over the meaning that is important，it is recreating a certain feeling engendered by the original poem（翻譯不僅僅是為了表達意義，更要通過重新創(chuàng)造把原詩中特定的情感表達出來）。

我喜歡托馬斯·斯特恩·艾略特（T.S．Eliot）、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作品，還有許多“垮掉的一代”詩人——勞倫斯·弗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肯尼斯·雷克思羅斯（Ken-neth Rexroth）等。同樣也喜歡讀現(xiàn)代民謠的歌詞，如鮑勃·迪倫（Bob Dylan）、伍迪·古德雷（Woody Guthrie）、皮特·西格（Pete Seeger），約翰·列儂（John Lennon）、保羅·西蒙（Paul Si-mon）、蘭迪·紐曼（Randy Newman）等音樂家的歌詞也是現(xiàn)代英語詩歌。我也欣賞早期大師的作品——《貝奧武夫》（Beowulf）、喬叟（Chaucer）、莎士比亞（Shakespeare）、拜倫（Byron）、雪萊（Shelly）、濟慈（Keats）、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等。愛倫·坡的《安娜貝爾·李》（Annabel Lee），凝重而富有音樂性和想象力。我也喜歡中國詩人如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隱、李賀、蘇東坡等。

在我的第二本專著《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舊派”詩人》The Subtle Revolu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叢書60號，2006年）中，我對王闿運、樊增祥、易順鼎、陳三立、陳衍和鄭孝胥的詩歌做了論述、翻譯、分析。我選擇這些詩人的動機之一是因為我想了解魯迅（也就是五四時代作家、詩人）的前輩的作品是怎樣的，特別是詩體上保守的而無意于形式創(chuàng)新的詩人（因為詩人黃遵憲積極參與梁啟超主張的“詩界革命”，所以我把他當例外，沒有對他進行研究。而且北美兩三位學者已經(jīng)出版過關于黃遵憲的學術專著）。在我那本《微妙的革命》中，我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他們這些被陳炳坤稱為“舊派”詩人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蘊含現(xiàn)代性或現(xiàn)代意識。李歐梵早就提出，魯迅的舊體詩中清晰地存在著現(xiàn)代意識。但別人呢？這就是我在《微妙的革命》中的出發(fā)點。魯迅就更毫無疑問不是在造“假古董”（這是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對王闿運的錯誤批判）。不過話說遠了——這是另一本書的主題。

2．問：你翻譯魯迅舊體詩的方法是什么？

答：我想用英文嘗試喚起跟原文所能引起的同樣的情感。換句話說，我致力于將原詩的境界融于另一種文化和習俗，同時試圖保存原初的畫面（即其意象images）、感覺以及韻律，這些在中國舊體詩中都很重要。

3．問：對于《詩人魯迅》書中的譯詩，你的目標讀者是誰？

答：西方世界中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在這里我指的是：對中國文學和現(xiàn)代思想史感興趣的專家和學者、研究生和大學生；想深入了解魯迅的一般英文讀者；懂得英語并想進行比較翻譯的中國讀者以及最近興起并蓬勃發(fā)展的群體——翻譯理論的學生。

4．問：你認為你翻譯魯迅詩歌的最突出特點是什么？

答：努力再現(xiàn)原作的情感和神韻，注重形式和韻律。

5．問：你認為在你的詩歌翻譯中運用文學手法（如押韻或韻律）有什么重要性？

答：其中一部分重要性與中國讀者和舊體詩作者要求韻律和音調(diào)組合（英語可稱為詩歌“音樂”the“music”of the poetry）有關。這種優(yōu)先次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決定的。但是它對英文讀者群也同樣重要——一般讀者群更希望一首詩“聽起來像一首詩”，而不是讀起來像散文。但這觸發(fā)出的問題是不能夠滿足更多的專業(yè)讀者。學者不需要韻律，因為他們想更加精確地了解外文詩歌的內(nèi)容（盡管由于語言和文字的差異我們不可能達到“精確”的翻譯，即道出原詩所蘊含的每一種深意）。出于這個原因，我在中國漢字和拼音下面提供了“直譯”，緊接著提供一個形象性（即文學性）的“順譯”與大量的注解。我寫作《詩人魯迅》是為了讓讀者更加“接近”魯迅的舊體詩——詞句解釋和意義注解旨在幫助學生讀懂原文。大衛(wèi)·霍克斯（David Hawkes）在他的《杜甫入門》（A Little Primer of Tu Fu）中也曾嘗試這樣做，但是他并沒有提供形象性的翻譯；相反，他只是把英語譯文寫成一段散文：沒有格律，沒有押韻，連詩行都不分——我知道個中原委——但這令很多讀者感到失望。

6．問：你認為強調(diào)韻律會歪曲文意，弱化讀者理解嗎？

答：不一定。這部分取決于詩歌本身，部分取決于翻譯者的技巧。我發(fā)現(xiàn)對這個方法缺乏耐心的人，大部分自詡為美國當代詩人或英美文學專家，而不是普通讀者。他們始終拒絕讓韻律再進入現(xiàn)代英語詩歌。這來自對現(xiàn)代詩歌美學的一個重新定義。美國內(nèi)戰(zhàn)（中國叫南北戰(zhàn)爭）期間，很多美國詩人放棄了押韻，因為覺得不自然，太矯揉造作（在英語里押韻的字比較少，所以他們認為知道詩中第一句，韻律是可預見的，也就是說詩中第二句會是什么馬上可以猜到的，因而不夠現(xiàn)代）。但是，既然我研究中國文學，而不是研究當代美國詩人，我想我可以承擔一些美學的風險。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喬納森·查維斯（Jonathan Chaves）也贊同這個立場。我的一個美國詩人朋友查爾斯·貝爾賓（Charles Belbin，現(xiàn)在舊金山城市學院教授英文）曾經(jīng)說，他認為我通過長期留學、工作在中國而受到過度影響，已經(jīng)明白了怎樣在中國詩歌的翻譯中尊重中國式思維。查爾斯的意思是，如果你將中國詩歌譯為英文，你需要給英語世界的讀者他們期望看到的而不是中國讀者期望看到的東西。但是我認為魯迅大部分舊體詩是在20世紀30年代（他一生最后五六年）中寫作的，這是一個我們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他是在用白話寫作新體詩以及散文詩《野草》之后才回歸舊體詩的。新體詩在聞一多、朱湘、徐志摩、朱自清等的詩歌中已經(jīng)取得長足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選擇舊體詩在形式上是仿古的，他這樣做出于各種原因。因此我認為這種現(xiàn)代詩歌的古風應該至少暗示于目標語言（英文）中，那么韻律的使用是合理的。這不同于杜甫和白居易的翻譯，因為他們是以他們自己的時代風格寫作，所以翻譯成英文，用韻律并非必要。事實上，白居易致力于使用俗白、質(zhì)樸的語言，使得市井上缺乏教育的商販能理解他口頭朗誦的詩歌。而魯迅的風格則不同，他除了使用古代語言、音調(diào)和韻律之外，經(jīng)常采用象征和高度暗喻的語言。因此，我翻譯魯迅的舊體詩使用英語韻律，而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翻譯中卻不必如此。在《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舊體”詩人》中，我翻譯的晚清和民國初期的詩歌就沒有運用韻律，因為這些詩人在那個時代還不能算刻意仿古。

7．問：你在翻譯《無題》（“慣于長夜”）和《悼楊銓》時使用的韻律標準是什么？

答：楊憲益曾經(jīng)評論過我的翻譯：“如果恭維你一句，就是‘自成風格’?！彪S后他用英語說：“假如我想稱贊你，可以說你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風格。你不模仿其他人的詩句，或者落入‘英雄雙韻體’（heroic couplets）的模式，那是其他翻譯者常做的事?！?/p>

最后我做一個總結：當初我開始研究魯迅舊體詩的時候，這在西方學術界是一個十分冷門的題目，但最近十幾年以來中西學界對魯迅舊體詩的興趣越來越大。這對我來說是一種鼓勵。在英語世界里，我將自己的熱情獻給了魯迅的詩歌以及早期文言論文的翻譯。正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寫的那句：“地火在地下運行?！蔽蚁Ｍ咀g也能或多或少為“地火”的燃燒添加燃料——魯迅也曾預測這地火會噴發(fā)的。

從我在美國開始閱讀魯迅到現(xiàn)在，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過很多變化。在這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走向了世界，魯迅的著作不但在中國的“精神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就連國外，知道魯迅著作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魯迅在《故鄉(xiāng)》中告訴我們：“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p>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