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又名豈明、啟明、知堂。《新青年》團體主要成員，文學研究會發(fā)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中，曾為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做出過貢獻。后墮落為漢奸。

周作人幼時生活，與其胞兄魯迅相同，學歷也差不多。十七歲時在魯迅之后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畢業(yè)后通過出國留學生考試，于1906年隨魯迅之后赴日本留學，入政法大學預(yù)科，后改進立教大學。

在日本留學期間，除學日文外，還兼學希臘文，1909年他和魯迅合譯《域外小說集》，分兩集在國內(nèi)發(fā)行，但因采用文言文翻譯，且譯文呆板，十年僅銷二十本，沒有多大反響。

三年之后，與日本女子羽太信子成婚。于1911年回國，先擔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半年后至紹興中學教書四年。1917年與兄魯迅到北京，初任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纂，半年之后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其時，被文科學長陳獨秀邀為《新青年》編輯成員，積極投入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

教學之余，周作人繼續(xù)譯介外國文學作品，陸續(xù)在《新青年》發(fā)表，給沉郁的文壇吹進一股清新之風。1918年他編著的《歐洲文學史》，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使新文學作者開闊眼界，汲取藝術(shù)營養(yǎng)，推動了新文學運動。

周作人還先后撰寫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還出版新詩集《雪朝》等，成為繼胡適之后，白話詩的開拓者之一。他的詩意境新穎，清新活潑，表達作者對人生問題的沉思，當屬那時無韻詩歌的范例。

周作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自成一格，文筆富有獨特風采，有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有些散文針砭時弊，諷喻現(xiàn)實。如《碰傷》用反語嘲諷封建軍閥鎮(zhèn)壓愛國學生運動的丑行，于幽默中，顯示作者的愛憎。但他更多散文是描寫日常生活瑣事或回憶往事，如《苦雨》《喝茶》等，其文筆舒徐自如，個性自然流露。與其兄魯迅的深邃、冷雋而又熾熱的散文不同，周作人的散文，有溫暾而灑脫的閑適，又有略帶苦味兒的幽默睿智和諧趣，郁達夫評價道：“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散漫支離，過于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是湛然和諧?！敝茏魅说纳⑽囊恢庇绊懼膲妥骷摇?/p>

當“五四”高潮過去之后，周作人的思想漸漸變得消極彷徨，后來躲進自己的“苦雨齋”，遠離了社會現(xiàn)實。到1927年魯迅遷至上海后，周作人便與進步的文學陣營脫離了關(guān)系，“站在歧路的中間”，進而走上一條歧路。他的作品戰(zhàn)斗氣息日益淡薄，變得消極頹唐。

在抗日愛國運動風起云涌之時，進步文化陣營曾爭取他南下，回到愛國陣線中來，胡適也寄詩規(guī)勸。周作人卻無片言只語的回音。日寇侵占北京后，周作人從“苦雨齋”走出，投靠了侵略者，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可恥的記錄。

新中國成立后，周作人無顏見江東父老，過起隱居的生活。沾其兄魯迅之光，靠寫回憶哥哥魯迅的文章(后結(jié)集《知堂回憶錄》)茍活。對漢奸往事，回避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且作過多自我辯解，很難得到人們的諒解。在非理性的“文革”中，在無人向他告別的寂寞與苦痛中，悲慘而死。

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劇色彩表現(xiàn)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道路的復(fù)雜性、曲折性與深刻性。

(一)

魯迅的母親曾對許欽文的四妹許羨蘇說過，在魯迅和周作人小時候，一位高僧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語出《詩經(jīng)·小雅·大東》。我國古代把早晨出現(xiàn)在東方天空之星叫啟明，將黃昏出現(xiàn)在西天的星稱長庚。實際上是同一顆星即金星。但不懂天文的周老太卻說兩星一早一晚升于天空，永不相見。以此暗喻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命中注定。這或是宿命。

命中注定，難以采信，但來得突然，始料不及，卻是事實。

1923年7月18日，魯迅接到周作人的一封信，不長，故全文抄錄如下：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魯迅見信，曾“邀欲問之，不至”(《魯迅日記》七月十九日)。于是26日，“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決心搬出共住的八道灣。六天后，大雨剛停的午后，“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逃出難堪的沉默。

誰料，十個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下午，魯迅“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兩廂，啟孟及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后取書、器而出”(《魯迅日記》)。

魯迅日記記載簡約，據(jù)知情者說，周作人在罵詈激動之時，還拿起獅型銅煙爐，照魯迅頭上砸去，多虧在場人接住，魯迅方逃一劫……

兄弟失和，以致“罵詈毆打”，令與兄弟二人熟悉的人，實在難以置信。

如果我們查閱兄弟二人的日記，絲毫看不出失和的細微征兆。就在7月18日周作人寫絕交信前，兄弟間仍親密無間。

5月10日，周氏三兄弟邀孫伏園，小治肴酒共飲。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酬客，澤村、徐耀辰、張鳳舉、馬幼漁等在座，魯迅作陪。

6月3日，以魯迅、周作人談話為依據(jù)的《“面子”和“門錢”》一文，兄弟二人署名“兩周氏談”，發(fā)表在《北京周報》六十七期。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往東安市場，又到東交民巷書店，以六元八角買回云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再至山本照相館照相。

直至7月14日，才在魯迅的日記中透露出端倪，“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周作人后來說，7月17日，日記有約十個字涉及與兄矛盾的內(nèi)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憶錄》)。

周作人與魯迅的失和真相，魯迅至死未吐一字，周作人也一言不發(fā)。只有魯迅夫人朱安和后來的夫人許廣平說了一些情況，多糾纏于家庭間瑣事。魯迅三弟因離京去上海，未能目擊現(xiàn)場，事后魯迅、周作人也未對他談及此事。他認為大哥二哥失和，非因政見分歧，而是源于家庭糾紛。

當事者皆守口如瓶且已殂謝，外人多是揣測，真相難以清楚，只能繼續(xù)存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