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亦官亦商的家庭

我的家鄉(xiāng)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縣。如今常州已是江蘇的省轄市，地處滬寧鐵路中段，北臨長江，南瀕太湖，京杭大運河穿越而過，工商業(yè)十分發(fā)達?？墒?，在我出世時，它只是蘇常道的一個以梳篦業(yè)聞名的縣城。我的祖父在家居的篦箕巷內開了個篦箕作坊，我父親無意經商，一心要在科舉上博取功名，祖業(yè)由叔父繼承。

我父親吳師善，字雪鷗，曾考取拔貢。先娶妻楊氏，生大姐、大哥（早年夭折）、二哥。楊氏故去后娶我的母親王德芳為繼室。母親生下二姐、三姐、三哥和我。

我生于1906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時中國正處在積貧積弱的年代。1905年，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慘敗，繼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后，又簽訂了可恥的《馬關條約》。隨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由商品輸出發(fā)展到資本輸出，掌握了我國的經濟命脈。它們紛紛奪取“租界地”，劃分“勢力范圍”，蓄謀瓜分中國。我國逐漸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統(tǒng)治下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資產階級愛國運動漸次高漲。我的前半生便是在這個苦難而動蕩的時代中，艱辛而曲折地度過來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民國以后，我父親看到科舉之途已經不通，乃在縣里教書。1913年投奔山東督軍靳云鵬，從此踏上了仕宦之途。靳云鵬字翼青，山東濟寧州人，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畢業(yè)，是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顯赫一時的風云人物，曾先后兩次當過國務總理。靳云鵬和徐樹錚、曲同豐、傅良佐同被稱為段祺瑞的四大金剛。我父親在靳云鵬的督署里當個高級幕僚，頗受信任。

我五歲開始入武進縣的一個私塾讀書，后轉入縣立小學。七歲時我隨母親離開家鄉(xiāng)，到濟南父親的任所就近入南新街第一小學學習。畢業(yè)后曾在濟南大明湖旁的正誼中學肄習半年。1918年，靳云鵬到北京任錢能訓內閣的陸軍總長。我們和父親一起，舉家隨靳到京，住進靳府。直到后來，我父親當上北京勸業(yè)銀行總行的副行長，二哥和三哥也分別擔任勸業(yè)銀行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的副經理，家中經濟比較寬裕，我父親買下一所大宅院，我們才搬出靳府。

新宅院坐落在東四牌樓十二條東面的王駙馬胡同（現改稱南頌年胡同）三號，門口有兩棵大槐樹，枝葉繁茂，濃蔭蔽日。前后共有四進房屋，東西還有跨院。從大門直到內宅，全以廊相連，雨天可以照常通行。后來，父親為了慶祝自己的花甲壽辰，同時也為我結婚準備新居，在宅子的東院建了一幢西式洋房。此外，父親還在常州購置兩所市房，另在常州西郊夏溪鎮(zhèn)置有田產300畝。

全家的財務大權由二哥吳鏡予掌握。他精明強干，交游甚廣。三哥吳志清不大理家事，一心茹素信佛。他自北大經濟系畢業(yè)后，擔任了天津勸業(yè)銀行負責人，銀行倒閉后，到南京社會局任職，40歲時辭世。在眾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敬愛的是二姐吳婉。她在重男輕女的封建大家庭中，居然能擺脫枷鎖，從山東濟南女師畢業(yè)后，又先后考入北京女師大和男女同校的北京師范大學，攻讀歷史，取得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教書。她與天津慎昌洋行留美工程師吳慶衍結婚后，生有四個子女，懷第五胎時做人工流產，不幸為庸醫(yī)所誤，于1934年死于非命。為撫養(yǎng)子女，吳慶衍又娶我三姐吳瑛為繼室。

我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兒子，深得父母鐘愛。我出生那天，恰是舊歷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灶王爺上天言好事的日子。我父親認為這是個吉祥的日子，希望我讀書上進，光耀門庭。他曾想讓我婚后夫妻二人一齊去德國留學，并為我們準備了留學所需要的外幣。當時父母年事已高，而且由于“父母在不遠游”思想的影響，我懇請父親取消了這個計劃。然而，我沒想到我以后的生活竟與父親的希望相距如此之遙。1926年，父親病故，棺槨停厝在京郊柏林寺。后來我們夫婦同三哥、二嫂、二姐把父親的靈柩運回常州，安葬在夏溪田產的墳地里。

二　習文習武的中學

1918年，我奉父親之命入北京正志中學（我畢業(yè)前改名成達中學）求學，學名吳鼎。該校設在騾馬市大街廣東學堂的舊址。它原是段祺瑞的得意門生、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徐樹錚所創(chuàng)辦。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我國各地軍閥競相培植親信，擴充勢力。徐樹錚原意要把學生訓練成文武兼?zhèn)渲?，因而采取軍事教育的辦法，制定嚴格的校規(guī)。學生一律住校，星期日早出晚歸。上下課作息時均吹軍號，每天上軍事操練課一小時以上。我的體質在這時得到了一定的鍛煉。

學校聘請的教師質量較高，大多數學有專長，特別是語文教師。以首次翻譯外文小說見稱于世的林紓（琴南），桐城派名儒姚永樸、姚永概兩兄弟，當時都是我們的老師。他們教學認真，文采飛揚，使我獲益匪淺。教數學的王則先老師教法得當，很受同學們的尊敬。教我們德文的李彥士老師是德國留學生，可惜教學效果不佳。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音樂老師高書庭，他教唱的《馬賽曲》我至今記憶深刻：

咄嗟其起兮吾我青年，時其至兮，來日光天。

苛政猛虎兮猶自肆貪焰，殘民以逞，赤幟高擎。

殘民以逞，赤幟高擎。

惡聲四起兮，爾其聞旃？王卒怒吼兮，屠人如營。

爾子為虜兮妻為奸，爾項為扼兮爾背為鉗。

趨集爾群體團，趨厲爾甲刃環(huán)。

前，前，速前！濺彼民賊之穢血，以糞我田！

就是在這一時期，我萌生了愛國反帝思想。我的中學教育中有愛國主義的成分，我們的畢業(yè)歌中唱道：

“亂世如麻，亂世如麻，此事非閑耍。丈夫報國心，對枕頭，寧安寢。用我祖遺錢，賣我北莊田，趁一帆風留學歐西善。潛艇飛機一一加研練，海陸空一一咸能戰(zhàn)，內治外交一一叫人羨，才是中華好青年。珍重少年莫把韶華賤?！?/p>

它鼓勵青年人奮起，學習歐美，富國強兵。

對我政治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學的幾位思想進步的同學。當時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每星期都舉行定期的小聚會。大家志趣相同，共同探討一些國家大事。在這些人中，有幾位是共產黨人，如胡曲園、胡的愛人陳珪如、李述禮等。我后來一直同情共產黨，并曾加入共產黨組織，都是與他們這時的影響分不開的。

三　家長做主的婚姻

我結婚較早，中學尚未畢業(yè)就訂了婚。女方是靳云鵬的親戚。舊社會的男婚女嫁，往往秉承于父母之命，撮合于媒妁之言，尤其重視門當戶對。靳云鵬的四妹夫高煥章，當過山東省警務處長和濟南市警察局長。高氏夫婦生有一子一女。子高福民是我正志中學的同學，青年時因病輟學，中年即患肺癆早故。女名高靜宜，幼年常隨母親到靳家。我父親是靳云鵬幕僚中的紅人，因此與高煥章很熟悉。兩人在杯酒言歡之際，便把我和靜宜的終身大事定了下來。三哥受父母之命，到濟南高家下聘，辦好訂婚手續(xù)。

當時我正在中學讀書，事前一無所知。初聞此事，感到很突然，但我當時受舊思想的影響較深，認為婚姻自應由父母做主，只是覺得過早訂婚，有礙專心讀書而已。

1922年冬，在我父親60歲壽辰時，他決定為我完婚，了卻一樁心事。這時高靜宜的母親病故，她父親感到失去慈母的愛女如能早日出嫁，也算是如愿以償。所以雙方很快就談妥了。1922年末，我從上海同濟大學返回北京，與靜宜結婚。那日懸燈結彩，大開盛宴，賀客盈門，喜氣洋洋。我岳父為嫁女所辦的妝奩衣物，連同現金共耗資兩萬元以上?；槎Y采用中西合璧方式，有主婚人、訂婚人、介紹人及男女儐相。男儐相是我中學的同學董鴻詔、陳同。女儐相是我的二姐、三姐。

靜宜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受過“五四”運動新思想的洗禮。婚后她對我談過這樣一件事：

“五四”運動的浪潮波及濟南時，靜宜正在濟南七年制的競進女子學校讀書。競進女校的學生們在校學生會的領導下也積極參加了運動，舉行講演會，抵制日貨，實行義賣。靜宜當時不過15歲。某次在濟南第一女子師范召開的講演會上，一位叫張惠貞的同學慷慨陳詞，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激憤之至，她竟操起剪刀劃破自己的手指，寫下“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的血書。會場氣氛一下達到沸點，四處是哭泣之聲。靜宜也激動萬分，回家后向母親訴說了開會情況，禁不住喊出了“打倒賣國賊曹汝霖”。這使她父親十分緊張，他怕靜宜在學校鬧出事來，從此再不許她去競進讀書了，還請了一名秀才教她和她的嫂子及叔伯姐姐在家讀古書?？墒沁@并沒能把靜宜的思想封鎖在閨閣之中，她仍然不斷地閱讀進步書刊，不斷地豐富自己。

我們結婚之后，她給了我不少幫助。我從青年到現在如果說還為國為民做了一點工作的話，沒有一件事不是在靜宜的幫助下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