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離騷》是屈原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也是屈原文學才能的集中體現。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屈原及宋玉》：“《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極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sup>(1)的確，《離騷》作為中國的第一首長詩，無論對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對中國學術研究均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本書以《離騷》文本為研究對象，圍繞研究史上有爭議且有意義的九大專題（分段方法、結構模式、結構特點、時間意識、空間意識、名物的表現特點與形成機制、名物的表現手法與審美特征、“美人”形象、“靈均”形象）進行全面梳理和探索；同時，附錄“《離騷》精讀”，對《離騷》全篇進行新的注譯與賞析，并適當吸收前人的點評，以便從中窺探屈原驚世的文學才能和悲壯的政治志向。

一、本書的選題意義與研究方法

兩千余年來的中國文學史和學術史的演變與發(fā)展，已足以說明研究《離騷》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盡管如此，但仍有必要、有責任簡單說明本書選取九大專題來研究《離騷》文本的選題意義與研究方法。

（一）選題意義

第一，通過《離騷》文本研究，可以推進屈原和楚辭其他作品研究。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楚辭》：“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sup>(2)而要想獲得欣賞《楚辭》之能力，就必須首先對《離騷》有一番自己的見解。倘若不先讀懂《離騷》而想讀懂《楚辭》其他作品，那就如同舍舟而渡海，隔林而射獵，其結果可想而知。同時，從史料上看，有關屈原的文獻記載實在屈指可數。在《離騷》中，屈原真實地記錄了自我獨特的生活經歷，強烈地抒發(fā)了自我獨特的人生感受，鮮明地表現了自我獨特的人格精神。而要想真正做好《離騷》文本研究，就必然要深入研究屈原和楚辭其他作品。因此，《離騷》文本研究已成為歷代知識分子的自覺行為。

第二，通過《離騷》文本研究，可以界定《離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歷史上，它結束了一個舊的時代，又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sup>(3)的確，《離騷》不僅是南北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后世文學的拓荒者，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地位。在屈原之前，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像《離騷》這樣鴻篇巨制的詩歌。那么，《離騷》究竟取得哪些文學成就，為后人樹立了怎樣的書寫范式和人格模式？這些文學成就的取得，又具體受到哪些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有待于《離騷》文本研究。而要想真正做好《離騷》文本研究，就必然要仔細考察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因此，《離騷》文本研究成為文人志士的畢生追求。

第三，通過《離騷》文本研究，可以推動《離騷》學術史研究。屈復《楚辭新集注》：“《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sup>(4)正由于此，《離騷》雖經兩千余年的研究，但文本中至今仍有許多謎團無法得到詮釋和破解。周建忠《楚辭考論》：“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駁、糾正或補充前人的說法；而他們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時代人的反駁、糾正或補充，從而不斷推進研究的深入，尋找‘近真的屈原’?！?sup>(5)那么，兩千余年來，各個時代在探討《離騷》時都提出哪些觀點，取得哪些突破，爭論哪些問題，存在哪些缺陷？要想真正做好《離騷》文本研究，就必然要把握《離騷》學術史的進展，否則就不太可能解決舊疑，提出新見。因此，《離騷》文本研究，成為那些不畏困難、勇于攀登者的不悔選擇。

（二）研究方法

第一，采用文獻學研究法。本書以《離騷》為主體，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fā)，網羅和參考歷代學者有關《離騷》的各種論著，以爬梳《離騷》文本中的字句等詮釋，并深入探究屈原的創(chuàng)作意旨。同時，結合有關楚文化的出土文獻，來佐證、強化本書的論述依據。

第二，采用社會歷史研究法。本書從時代背景、文化思潮、社會環(huán)境，以及文學自身的演變進程等方面來入手，來探究屈原創(chuàng)作《離騷》的背景因素和內在意涵。

第三，采用傳記研究法。本書主要參考《史記》《漢書》，同時結合其他經史子集，試圖透過屈原的家世、經歷、人格、個性，來詮釋屈原在《離騷》中所表現出的創(chuàng)作心理和人格特質。

第四，采用文藝學研究法。本書既注重運用傳統文論，又適當吸收西方文論，來著重分析《離騷》的表現手法、章法結構、人物形象、審美特征、主題旨意等方面，從而對《離騷》文本進行細讀。

二、相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概覽

兩千余年來，《離騷》研究始終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和難點。正因為是“熱點”，故積累了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因為是“難點”，故引發(fā)了歷代學者的不斷探索。概括起來，前人的《離騷》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屈原生平、創(chuàng)作時地、題名意旨、錯簡整理、文體形態(tài)、歷史淵源、文學影響、名物系統、人物體系、結構體式、時空意識、章句大義、語言特色等方面。這篇前言不可能就這些成果逐一進行考察，倘若全面評述它們，那就足以寫出一部“《離騷》研究史”專著。鑒于此，本書只選擇相關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進行概述。

（一）段落劃分

黃恩彤《離騷分段約說》：“讀《離騷》當先分段落，得其大意?！?sup>(6)的確，惟有弄清《離騷》段落，才能避免讀它時僅見字句、名物，全然不見其前后脈絡次第，才能尋得其行文之用意，性情之所在。最早認識到分段重要性的蓋為朱熹，《楚辭集注·楚辭辯證》：“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于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sup>(7)與朱子同時代的一些學者已明確將《離騷》加以分段，如林應辰《龍岡楚辭說》分《離騷》為二十段，錢杲之《離騷集傳》分《離騷賦》為十四節(jié)。此后，《離騷》的分段研究油然而起，綿延不絕，至今仍是方興未艾，呈現出多種分段方法并存的局面。對于歷代學者重要專著中的有關《離騷》分段研究的成果，周建忠已從回避分段的原因、不同分段的歷史、分段矛盾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做了較為全面、深入、獨到的考察。⁽⁸⁾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學者發(fā)表了單篇論文，從不同角度來對《離騷》進行分段。從賦比興的手法來分段，如趙沛霖《屈原對傳統比興方法的發(fā)展》（《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劉士林《論〈離騷〉的結構——中國古代戲劇的一個活化石》（《藝術百家》1998年第3期）等。從回環(huán)復沓的特點來分段，如袁行霈《論屈原詩歌的藝術美》（《文學遺產》1981年第1期）、潘祖炎《論〈離騷〉的結構美》（《紹興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蔣國良《〈離騷〉情感結構透析》（《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等。從虛實的運用來分段，如戴志鈞《也談〈離騷〉的整體結構和求女、問卜、降神問題》（《中州學刊》1987年第3期）、易重廉《關于〈離騷〉整體結構的思考》（《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3期）、孫綠江《〈離騷〉結構新探——兼論“美人”的文化意義》（《社科縱橫》1996年第1期）、肖練武《宏旨與心路：〈離騷〉的結構藝術》（《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顧農《〈離騷〉的總體結構》（《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等。從情感的線索來分段，如陳湘鋒《也談〈離騷〉的結構藝術》（《鄂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戴偉華《試論〈離騷〉的創(chuàng)作契機與藝術構思》（《內蒙古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趙逵夫《〈離騷〉的結構、敘事與抒情》（《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劉中黎、梅桐生《〈離騷〉結構之新探》（《貴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等。從時空的變換來分段，如王錫三《王邦采“三段說”質疑——談〈離騷〉的構思》（《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趙逵夫《〈離騷〉中的龍馬同兩個世界的藝術構思》（《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傅正義《〈離騷〉三辨》（《探索》2000年第2期）、黃崇浩《〈離騷〉結構的深層解析》（《云夢學刊》2005年第6期）、胡玲《從時空角度看〈離騷〉的結構及其美學特色》（《陜西師范大學繼續(xù)教育學報》2007年第4期）、陳紹炎《〈離騷〉的結構和修辭》（《烏蒙論壇》2008年第6期）等。從角色的轉換來分段，如顧農《〈離騷〉新論》（《天津師大學報》1991年第5期）、溫虎林《〈離騷〉結構解讀》（《現代語文》2007年第3期）等。從祭祀的模式來分段，如湯炳正《從包山楚簡看〈離騷〉的藝術構思與意象表現》（《文學遺產》1994年第2期）、過常寶《“上下求索”：一個祭祀的模式》（《文學遺產》1996年第6期）等。

（二）結構特點

關于《離騷》的結構是否具有一定的行文法則，歷代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胡應麟認為“騷復雜無倫”，《詩藪》：“騷復雜無倫，賦整蔚有序?！?sup>(9)而兒島獻吉郎則認為《離騷》“是有文法的”，《毛詩楚辭考》：“《離騷》的文章，好像是沒有文法而實是有文法的。不僅是字有字法，句有句法，并且章有章法。篇有篇法。不僅篇章之間首尾相應。并且中腹之處有波瀾，有曲折，有起伏，有斷續(xù)?！?sup>(10)至今，已有很多學者參與此項研究。就學者專著而言，主要有劉勰《文心雕龍》、朱熹《楚辭集注》、王世貞《藝苑卮言》、胡應麟《詩藪》、汪瑗《楚辭集解》、陳第《屈宋古音義》、黃文煥《楚辭聽直》、錢澄之《莊屈合詁》、林云銘《楚辭燈》、朱冀《離騷辯》、賀貽孫《騷筏》、李光地《離騷經注》、董國英《楚辭貫》、魯筆《楚辭達》、劉熙載《藝概》、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朱駿聲《離騷補注》、兒島獻吉郎《毛詩楚辭考》、朱自清《經典常談》、劉永濟《屈賦音注詳解》、戴志鈞《論騷二集》、張來芳《離騷探賾》、潘嘯龍《屈原與楚辭研究》、李誠《楚辭論稿》、陳怡良《屈騷審美與修辭》等，這些專著均有論及《離騷》的結構特點。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學者發(fā)表單篇論文，作了具體的論述。黃求?！墩摗措x騷〉的結構藝術》（《屈原研究論集》，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認為，《離騷》有三大結構特點，即“運用往返復沓的跳躍性結構”“巧妙地安排了大量的、各種不同的對比”“前半部分以直接對黑暗顯示抒發(fā)憂憤慍嘆為主……后半部以對非現實世界的描繪為憂憤慨嘆的升華……”。戴志鈞《〈離騷〉藝術辯證法三題》（《學習與探索》1984年第2期）認為，《離騷》具有三大結構特點，即“善惡美丑　對立統一”“虛實相生　陰陽對轉”“真幻交織　亦神亦人”。溫洪隆《〈離騷〉的結構及其它》（《華中師院學報》1984年第5期）認為，《離騷》具有三大結構特點，即以“第一人稱的自述為主軸”“以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沖突為線索”“穿針引線，巧于過渡，前呼后應”，使全詩成為完整和諧的統一體。徐耀明《談〈離騷〉的三線式結構藝術》（《荊州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認為，《離騷》在藝術結構上，有三條主要線索——心理、音樂、文字形式，縱貫全詩。潘祖炎《論〈離騷〉的結構美》（《紹興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認為，《離騷》具有宏偉美、回旋往復美兩大結果特點。雷宜遜《試論〈離騷〉形象的扇心結構》（《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認為，《離騷》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強烈激情為半徑所構架的一個放射性的扇面形圓心結構。王錫三《談〈離騷〉的結構藝術》（《天津師大學報》1995年第4期）認為，《離騷》具有三大結構特點，即“神龍入?！∫粴獗P旋”“線索分明　法度森嚴”“重章疊句　往復回環(huán)”。劉如瑛《〈離騷〉構架的“主峰”探析》（《揚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認為，去國與戀國的矛盾沖突，是《離騷》構架的“主峰”。楊柏嶺《訴說與對話：論〈離騷〉藝術運思的獨特性》（《淮北煤師院學報》2001年第2期）認為，《離騷》有一個顯著的結構特點，即以“女媭之嬋媛兮”一節(jié)為中介，之前為顯在的訴說形式，之后為顯在的對話形式。吳淑玲《論莊騷結構的趨同及其藝術價值》（《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認為，《離騷》具有放射式、藤蘿式和平行式三大結構特點。譚思健、林素君《論〈離騷〉中“婚戀”比興的結構功能》（《學術交流》2003年第12期）認為，“婚戀”比興在《離騷》中幾乎構成了一條貫穿全詩的結構主線。

（三）時間意識

真正讓“時間”成為一種自覺的詩學意識的，當歸功于屈原。陳世驤《論時：屈賦發(fā)微》：“一直到屈原詩篇的出現，加上較早的莊子作為其輔助，‘時’字才到達了意指現代所謂的時間的階段，作為一完全發(fā)展的一般性的時間概念?！?sup>(11)至今，已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來探討《離騷》的時間意識。就學者專著而言，如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邱仰文《楚辭韻解》、朱冀《離騷辯》、姜亮夫《楚辭通故》、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宏觀互滲的研究》、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張紅運《時空詩學》、魯瑞菁《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許又方《時間的影跡——〈離騷〉晬論》、周建忠《楚辭考論》等。其中，許又方《時間的影跡——〈離騷〉晬論》是一部從時間的層面來研究《離騷》的專著，無論是在廣度還是在深度，此書均取得較大的突破。全書分七章，其目錄依次為：第一章，《〈離騷〉作者與敘述者的差異所引起的閱讀問題》；第二章，《〈離騷〉中關于時間的字詞析論》；第三章，《論〈離騷〉中的時間意識》；第四章，《論〈離騷〉中的時空焦慮》；第五章，《不死的欲念：略論“夕餐秋菊之落英”》；第六章，《永恒與失落：從神話分析論〈離騷〉“求女”的深層義涵》；第七章，《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結：論屈原作品中的路》。許氏在論析《離騷》中關于時間字詞的基礎上，從“時間的發(fā)現：向死存在”“沈淪與超越”“變易與永恒”三個方面來論述《離騷》的時間意識，從“系譜：神圣與世俗的對立”“獨白與疏離”“追尋、回歸與落后”三個方面來論述《離騷》的時空焦慮。但由于許氏過于偏重時間本身的分析，而拋棄乃至否認屈原在其中所寄托的政治意涵，故似乎有所偏失！而魯瑞菁在《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中專辟一章來論析《離騷》飛天遠游的時間問題，認為《離騷》除了首八句開場白及結尾亂辭外，可分為上下兩章，上章是屈原對個人自然、世俗、客觀之生命歷程時間的長河敘述，下章是屈原對心靈、神話、主觀之生命體驗時間的永恒向往。⁽¹²⁾應該說，魯氏對于下章的時間分析很富有創(chuàng)見，但其所謂上章其實也同樣含有屈原對時間的內在生命體驗，故魯氏據此將《離騷》截然分開上下兩章進行論述似乎有所不妥。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學者發(fā)表了單篇論文，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題研究。從神話思維的角度來論述的，如于雪棠《〈離騷〉映示的時間意識及其對神話思維的承襲與超越》（《通化師院學報》1995年第3期）等。從生命意識的角度來探討，如韋思《〈離騷〉的時間生命意識和意象型結構系統》（《懷化師專學報》1992年第4期）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如胡鴻延《時間觀念與心理效應的脈動——〈離騷〉的緊迫感》（《貴州教育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楊慧芳《從時空之維看屈原主體性精神之張揚》（《北京大學學報》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006年）等。從表現特征的角度來探討，如朱立新《〈楚辭〉時空意識探微》（《蘇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等。從詞性的角度來探討，如陳明富、張明麗《〈楚辭〉的時間、程度、范圍副詞》（《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等。從意象的角度來探討，如周建忠《〈楚辭〉黃昏意象發(fā)微》（《云夢學刊》1995年第2期）、楊義《〈離騷〉的心靈史詩形態(tài)》（《文學遺產》1997年第6期）、陳冠梅《論楚辭的夜、時間、命運意象》（《船山學刊》2007年第1期）等。從美學的角度來探討，如胡玲《從時空角度看〈離騷〉的結果及其美學特色》（《陜西師范大學繼續(xù)教育學報》2007年第4期）等。從主題學的角度來探討，如徐紅梅《〈離騷〉中的惜時主題探析》（《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等。

（四）空間意識

在《離騷》中，屈原除了流露出強烈的時間意識外，還表現出獨特的空間意識。然而，學術界至今還沒有系統論述《離騷》的空間意識。就學者專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汪瑗《楚辭集解》、李陳玉《楚詞箋注》、錢澄之《莊屈合詁》、張德純《離騷節(jié)解》、方苞《離騷正義》、林云銘《楚辭燈》、朱冀《離騷辯》、王邦采《離騷匯訂》、李光地《離騷經注》、屈復《楚辭新集注》、陳本禮《屈辭精義》、龔景瀚《離騷箋》、朱駿聲《離騷補注》、王闿運《楚詞釋》、傅熊湘《離騷章義》、游國恩《楚辭論文集》、馬茂元《楚辭選》、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宏觀互滲的研究》、蕭兵《楚辭新探》、張崇琛《楚辭文化探微》、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郭建勛《辭賦文體研究》等。

除了專著外，還有少部分學者發(fā)表單篇論文。從空間的取向來論述，如廖化津《屈原打算投奔西周君的動向——〈離騷〉九州求女的生活本事》（《求索》1992年第1期）、廖化津《屈原南行考——〈屈原列傳〉前段的一個大空白》（《湖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第1期）等。從意象的角度來論述，如周禾《〈九章〉意象探微——兼論〈九章〉與〈離騷〉之關系》（《江漢論壇》1990年第9期）等。從表現特征的角度來論述，如朱立新《〈楚辭〉時空意識探微》（《蘇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等。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論述，如李炳?！冻o所反映的東夷空間觀念》（《東北師大學報》1992年第6期）、張崇琛《昆侖文化與楚辭》（《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等。從神話學的角度來論述，如栗凰《論屈賦與昆侖神話的關系》（《青海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張樹國、梁愛東《論屈原昆侖之游的悲劇意義》（《職大學報》2003年第1期）、姚宇亮《〈離騷〉之“昆侖”新論》（《中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宋小克《屈原對昆侖神境的構建》（《云夢學刊》2010年第1期）等。

（五）名物探究

《離騷》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名物，而這些名物既真實地再現了楚人的生活習俗，又巧妙地傳達出屈原的精神面貌。因此，要想全面把握《離騷》，就自然離不開對其名物進行研究。反之，若不探究其名物，那就如同舍舟而渡海，隔林而射獵，其結果可想而知。事實上，名物研究始終是《離騷》研究的一條重要線索，從未斷絕。

清代以前，《離騷》的名物研究大都以自然名物為研究重點，而相對忽略了人工名物的考證。有些書的書名甚至直接冠以“草木”二字，而僅局限于草、木兩項名物的考察。最早以“草木”命名的是劉杳《楚辭草木疏》。盡管劉氏此書早已亡佚，但它卻開啟后代考辨《離騷》“草木”之風。至宋代，《離騷》的“草木”研究興然而起，一時間出現吳仁杰《離騷草木疏》、林至《楚辭草木疏》、謝翱《楚辭芳草譜》等多部專著。其中，除林至《楚辭草木疏》亡佚外，其余兩部均流傳于世。至于比吳氏稍后的謝翱《楚辭芳草譜》，姜亮夫已對它做了較為客觀的評價，《楚辭書目五種》：“略如吳仁杰《草木疏》方式。而為文極簡。大要以當時通名以訂之，偶引故說但極少。即《楚辭》本文，亦少見引。且有但申其用為喻義而無所考訂辨說者。列楚芳亦有未盡，恐為謝氏未竟之業(yè)云?！?sup>(13)而吳仁杰《離騷草木疏》是現存最早的關于《楚辭》植物研究的專著，《四庫全書總目》：“以其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實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愿之翼《爾雅》，可以方軌并駕，爭騖后先，故博物者恒資焉。跡其賅洽，固亦考證之林也。”⁽¹⁴⁾正是由于吳氏富有開拓性的貢獻，直接引發(fā)了后人對其著作加以補正和考辨，如明代屠本畯《離騷草木疏補》、清代祝德麟《吳仁杰〈離騷草木疏〉辨證》等?？傮w而言，清代以前的《離騷》名物研究，憑借翔實的資料和縝密的考證，基本廓清了《離騷》中大部分名物的性質和形狀，使它們呈現出真實原貌；然而，其不足在于將一些名物隨意比附道德，不僅曲解了名物，而且也誤解了詩意。

清代以后，尤其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徹底擺脫了傳統“經學”思想的束縛，而《離騷》的名物研究也就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名物考辨，而是綜合運用生物學、文藝學、民俗學、歷史學、文獻學、邏輯學、醫(yī)藥學等不同學科知識，呈現出跨學科、多維度、多元化的學術面貌，從而大大推動了《離騷》名物研究的進程。首先，表現在名物研究的范圍上。在植物考證方面，學者對《離騷》中植物的形狀和性質進行詳細的描述，包括現實生活中的植物和神話傳說中的植物，有的學者甚至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將它們與現代的植物一一對應起來，如范三畏《釋〈離騷〉的“宿莽”》（《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4期）、紀曉建《〈楚辭〉與〈山海經〉山水樹木神話之互證》（《理論月刊》2006年第11期）、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等。在動物考證上，學者運用動物學知識，對動物的種類、形態(tài)、習性、功用等方面進行詳細的解釋，如龔維英《〈離騷〉“龍馬”縱橫考》（《衡陽師專學報》1989年第1期）、柯倫《〈離騷〉鴆、鳩新說》（《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1期）、曹海東《〈離騷〉“鷙鳥”釋義之我見》（《高等函授學報》2002年第1期）、周秉高《楚辭動物考》（《職大學報》2005年第1期）、熊焰《“鷙鳥”不是“鷙”與“鳥”》（《語文建設》2005年第2期）、彭春艷《〈離騷〉中“鴆”新解》（《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等。在人工名物考辨上，大都選擇《離騷》中的某種或某類名物加以解說，如李新魁《屈原〈離騷〉“玉轪”解》（《中山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周秉高《楚辭若干器物考辨》（《職大學報》2004年第1期）、周秉高《楚辭服飾研究》（《職大學報》2008年第1期）等。其次，表現在名物研究的方法上。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解讀名物，如王曉秦《屈騷、巫神與宗教迷狂》（《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顏翔林《〈離騷〉“鳥媒”民俗解》（《文史雜志》1991年第1期）、石麗君《屈賦中的原始審美意識》（《山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范正聲《巫術與象征——談屈賦中的鳥獸草木意象》（《泰安師專學報》1995第3期）、柯倫《論屈賦香草的象征體系與巫術意識》（《湖北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周建忠《“蘭”意象發(fā)微——兼釋〈楚辭〉用蘭意象》（《東南文化》1999年第1期）、曹勝高《論〈離騷〉的植物崇拜觀念》（《青海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何煒《香草：一種意指解讀》（《福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俞香順《荷花〈楚辭〉原型意義探討》（《云夢學刊》2003年第6期）、張秋麗《屈賦植物文化研究》（延邊大學2008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周葦鳳《屈原以“鷙鳥”自比的文化分析》（《寧夏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魯瑞菁《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熊良智《楚辭文化研究》等。從文藝學的角度來詮釋名物，如周建忠《“椒蘭”辨——兼論〈離騷〉之香草》（《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黎遠方《試論屈原賦中的鳥》（《河池師專學報》1987年第4期）、劉喜軍《〈離騷〉香花香草與“美政”——屈原思想正義》（《貴州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張崇琛《博大、和諧、深邃、持久——〈離騷〉象征探微》（《固原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王增斌《從“香草美人”透視屈原的人格魅力》（《理論導刊》2006年第1期）、馬鈺瀅《〈離騷〉“香草”意象的體系探微》（《時代人物》2008年第10期）、汪冬梅《比德于“香草美人”——試論屈原楚辭的審美意象》（《安康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安晶《從“香草美人”管窺屈原的美政理想》（《太原城市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10期）、黃震云《楚辭通論》等。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辨名物，如張中一《〈離騷〉與〈九歌〉草木玉瑱疏證》（《吉安師專學報》1997年第5期）、周建忠《蘭花栽種歷史考述兼釋〈楚辭〉之“蘭”》（《云夢學刊》1998年第3期）、譚介甫《屈賦新編》等。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辨析名物，當推姜亮夫為首，他在《楚辭通故》第三輯中專辟“文物部第七”“博物部第八”兩部分內容，來對《楚辭》中的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逐個進行考辨，引證極為繁富和細密。從邏輯學的角度來分析名物，如陳藝鳴《〈離騷〉的可能世界——“美人香草”的模態(tài)邏輯分析》（《泰安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等。從醫(yī)藥學的角度來考察名物，如劉克清《屈原詩作中的中草藥概析》（《岳陽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等?？傮w而言，清代以后的《離騷》名物研究，在研究范圍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突破，深入分析了《離騷》名物的創(chuàng)作心理、文化背景、人格精神及藝術特征，從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六）“美人”形象

真正讓“美人”形象成為后代文人抒情言志的一個典型范式，毫無疑問，是從屈原開啟的，其中又以《離騷》最具代表性?？v觀楚辭學史，歷代學者都企圖通過“美人”這道大門來打開《離騷》的迷宮，透過“美人”這扇窗戶來窺探屈原的心靈。就專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辭章句》、李善等《六臣注文選》、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錢杲之《離騷集傳》、黃文煥《楚辭聽直》、李陳玉《楚詞箋注》、王夫之《楚辭通釋》、錢澄之《莊屈合詁》、徐文靖《管城碩記》、張德純《離騷節(jié)解》、林云銘《楚辭燈》、朱冀《離騷辯》、王邦采《離騷匯訂》、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李光地《離騷經注》、戴震《屈原賦注初稿》、戴震《屈原賦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劉夢鵬《屈子章句》、馬其昶《屈賦微》、衛(wèi)瑜章《離騷集釋》、陳適《離騷研究》、蔣天樞《楚辭校釋》、蘇雪林《楚騷新詁》、游國恩《楚辭論文集》、金開誠《楚辭選注》、金開誠《屈原辭研究》、顏翔林《楚辭美論》、黃震云《楚辭通論》、康正果《風騷與艷情》、朱碧蓮《楚辭論稿》、趙沛霖《屈賦研究論衡》、潘嘯龍《屈原與楚文化》、潘嘯龍《屈原與楚辭研究》、趙逵夫《屈騷探幽》、周建忠《楚辭考論》、魯瑞菁《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吳旻旻《香草美人文學傳統》等。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學者發(fā)表了單篇論文，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題研究。從美學的角度來分析，如王叔新《試論〈離騷〉“美人”、“美政”的美學意義》（《臺州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謝北方、黃建榮《〈楚辭〉“美人”的生態(tài)審美》（《山花》2009年第2期）、汪冬梅《比德于“香草美人”——試論屈原楚辭中的審美意象》等。從文化學的角度來分析，如趙沛霖《〈離騷〉求女的寓意及其觀念基礎》（《河北學刊》1991年第1期）、梅瓊林《〈離騷〉求女之構思與“巫歌”原型性戀的關系試探》（《中州學刊》1991年第3期）、梅瓊林《〈離騷〉與巫風“性文化”》（《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梅瓊林《〈離騷〉：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6期）、高揚《〈離騷〉求女真義闡解及其原型尋擇》（《湖北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楊成孚《〈離騷〉“求女”解新論》（《南開學報》1995年第5期）、羅義群《〈離騷〉“性”意蘊借以——屈賦與苗族文化比較研究之四》（《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6期）、孫綠江《〈離騷〉結構新探——兼論“美人”的文化意義》（《社科縱橫》1996年第1期）、梅桐生、劉中黎《〈論〈離騷〉“求女”情節(jié)的深層文化心理》（《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第2期）、周甲辰《〈離騷〉“求女”的文化闡釋》（《安康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郭令原《宓妃考索——兼論〈離騷〉中“求女”的比興意義》（《湖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魏紅翎《關于〈離騷〉“求女”解的思考》（《成都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高勇《屈原作品中“女神”意象的解讀》（《人文雜志》2010年第2期）等。從文藝學的角度來分析，如夏太生《論〈離騷〉人物性別的寓意問題——兼評游國恩先生的“楚辭女性中心說”》（《求是學刊》1987年第3期）、顧農《〈離騷〉新論》（《天津師大學報》1991年第5期）、黃靈庚《〈離騷〉“求女”新探》（《求索》1983年第3期）、廖承良《〈離騷〉“求女”說》（《求索》1992年第1期）、王文龍《〈離騷〉“求女”試解》（《鹽城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4期）、李金善《〈離騷〉求女喻意何在》（《河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王錫榮《〈離騷〉“求女”喻指發(fā)微——兼與“求君”說商榷》（《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1期）、許富宏《從〈抽思〉〈思美人〉看〈離騷〉求女的喻義》（《云夢學刊》1996年第3期）、胡大雷《從屈原的人生痛苦論〈離騷〉“求女”指寓》（《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芮寧生《〈離騷〉求女失敗意象辨析》（《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4期）、鄧國光《香草·美人·瓊佩》（《文學遺產》2003年第4期）、韓國良《〈離騷〉“求女”指意探微》（《西藏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等。從接受學的角度來分析，如徐習文《勞苦倦極思美人——試論〈離騷〉中“求女”的意義》（《滁州師專學報》2002年第4期）等。從邏輯學的角度來分析名物，如陳藝鳴《〈離騷〉的可能世界——“美人香草”的模態(tài)邏輯分析》（《泰安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吳惠敏《〈離騷〉“求女”喻“求君”說證微》（《安徽農業(yè)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白崇《〈離騷〉“求女”喻意之我見——兼論屈原在求女中的矛盾心態(tài)》（《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3期）等。從學術史的角度來分析，如潘嘯龍《〈離騷〉“求女”辨》（《學術論壇》1982年第6期）、田宗文《〈離騷〉“求女”喻意之我見》（《九江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梁文勤《〈離騷〉“求女”辨》（《泰安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李偉實《〈離騷〉中求女之謎破解》（《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0年第1期）、鮑紅《〈離騷〉“求女”喻意五說得失辨》（《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周建忠《〈離騷〉“求女”研究評議》（《東南文化》2001年第11期）、左川鳳《〈離騷〉“求女”喻意研究綜述》（《學語文》2002年第6期）、景圣琪《〈離騷〉三次“求女”考》（《作家雜志》2008年第2期）、李霽《屈原〈離騷〉三次“求女”補證》（《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等。從歷史學的角度來分析，如廖化津《屈原參與爭立新王的失敗紀錄——〈離騷〉上下求索、三次求女的生活本事》（《江漢論壇》1988年第9期）、洪關流《“求女”新探》（《麗水師專學報》1989年第2期）、羅漫《〈離騷〉“求女”與懷王喪后——靈均“求小君”新說》（《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3期）、劉士林《〈離騷〉“求女”意象勾沉》（《江漢論壇》1997年第9期）等。

（七）“靈均”形象

屈原在《離騷》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代表自我覺醒的“靈均”形象，從而為后人直接開啟了一個嶄新的表現自我、反省自我的書寫模式。大體而言，古代學者主要集中靈均是否忠君愛國方面探討，現當代學者則視野大大拓寬，討論的范圍涉及到靈均的性別、性格、人格、思想、情感、原型等方面。就學者專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汪瑗《楚辭集解》、黃文煥《楚辭聽直》、李陳玉《楚詞箋注》、王夫之《楚辭通釋》、錢澄之《莊屈合詁》、張德純《離騷節(jié)解》、林云銘《楚辭燈》、朱冀《離騷辯》、王邦采《離騷匯訂》、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李光地《離騷經注》、戴震《屈原賦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梁啟超《屈原研究》、游國恩《楚辭論文集》、郭沫若《屈原研究》、支偉成《楚辭之研究》、逯欽立《屈原離騷簡論》、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魏炯若《離騷發(fā)微》、詹安泰《離騷箋疏》、戴志鈞《論騷二集》、曹大中《屈原的思想與文學藝術》、郭杰《屈原新論》、劉毓慶《澤畔悲吟——屈原：歷史峽谷中的永恒回響》、翟振業(yè)《離騷自我新論》、顏翔林《楚辭美論》、朱碧蓮《楚辭論稿》、江立中《離騷探驪》、楊義《楚辭詩學》、趙逵夫《屈騷探幽》、周建忠《楚辭考論》、董運庭《楚辭與屈原辭再考辨》等。其中，翟振業(yè)《離騷自我新論》是一部從不同角度來綜合研究《離騷》自我形象的專著，頗值得注意。翟氏認為，《離騷》“自我”應該是詩人塑造的一個藝術典型，不能把“自我”與詩人畫上一個等號，更不能把《離騷》當作是詩人屈原的自述；《離騷》“自我”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已溶化進了楚國人民的血液，是放大了的“我”。正文收入論文十四篇，即《論〈離騷〉自我形象的太陽神性——〈離騷〉是一曲以太陽為題材的悲歌》、《論〈離騷〉自我與夢的關系——兼論〈離騷〉夢的成因及夢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比較》、《從藝術典型看〈離騷〉自我形象》、《論〈離騷〉自我的個性——從個性特征看〈離騷〉自我》、《論〈離騷〉自我的憂患意識》、《論〈離騷〉自我的孤獨感——兼論孤獨感與人類文化思想》、《論〈離騷〉自我形象的思維方式》、《論〈離騷〉自我形象產生的文化母體》、《論〈離騷〉自我形象的民族性與時代性》、《論〈離騷〉自我的審美觀》、《論〈離騷〉自我的義利觀——兼論孔孟義利思想對〈離騷〉自我的影響》、《論〈離騷〉自我的思想體系》、《〈離騷〉自我形象的構思藝術發(fā)微》、《論〈離騷〉自我的異常心理》。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學者發(fā)表單篇論文，從不同角度來解讀。從性別特征來解讀，如廖化津《〈離騷〉新說——談〈離騷〉中的主人公形象》（《船山學刊》1987年增刊第1期）、夏太生《論〈離騷〉人物性別的寓意問題——兼評游國恩先生的“楚辭女性中心說”》（《求是學刊》1987年第3期）等。從內在意涵來解讀，如李金錫《論〈離騷〉中的光輝形象》（《鞍山師專學報》1984年第1期）、郭杰《論〈離騷〉的自我形象》（《北方論叢》1986年第6期）、星舟《屈原大悲劇——屈原精神形象結構分析》（《湖北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褚斌杰《〈離騷〉“正則”、“靈均”解》（《文史知識》1991年第2期）、梅瓊林《原型與象征：論屈辭抒情形象的歷史性誤讀》（《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馬衍《略論〈離騷〉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王悅《〈離騷〉人物形象及其蘊涵思想探析》（《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等。從塑造方法來解讀，如江林昌《淺論〈離騷〉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等。從審美特征來解讀，如曹海東《〈離騷〉在時、空與我的關系中展現的詩人“自我”形象》（《華中師院學報》1984年第5期）、張懷榮《論〈離騷〉的形象美》（《西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杜宏榮《論〈離騷〉中的自我形象》（《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等。

近年來，出現五篇以《離騷》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學位論文，即劉志宏《〈離騷〉“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3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胡棋智《〈離騷〉研究》（貴州大學2006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黃祥福《王逸〈楚辭章句〉對〈離騷〉的闡釋方式》（重慶師范大學2009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曾瑾《〈離騷〉文學經典性問題研究——以中國古代知識階層接受解讀為視角的一種考察》（江西師范大學2009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王玉菡《從哲學闡釋學看〈離騷〉英譯的譯者主體性》（外交學院2009屆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yè)，碩士學位論文）。前兩篇屬于《離騷》文本研究，而后三篇屬于《離騷》學術史研究。其中，劉志宏《〈離騷〉“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從“香草”“美人”兩個角度，來探討《離騷》的抒情模式。全篇共分四章，即“研究史綜述”“文本研究”“發(fā)生研究”“影響研究”。而胡棋智《〈離騷〉研究》則從結構形式、思想意蘊兩個方面，來研究《離騷》。全篇共分兩章，即“《離騷》的形式層：獨特的對稱性”“《離騷》的思想意蘊層：荒誕中的悲壯”。

綜上所述，前人已從不同角度來對《離騷》進行闡釋，發(fā)表了許多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觀點。而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離騷》的研究資料，同時也拓寬了《離騷》的研究視野，從而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離騷》奠定了必要的基礎。馬茂元《楚辭研究集成·總序》：“歷史是割不斷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有它的繼承性、連續(xù)性。前人步武的終極，應該是后繼者發(fā)軔的起點?！?sup>(15)而面對如此欣欣向榮、蔚為大觀的《離騷》研究，“如果不去檢索，繼承發(fā)展，也許一生的努力只能在前人的成果里兜圈子”⁽¹⁶⁾。本書在構思和撰寫過程中，就直接或間接受到這些研究成果的啟發(fā)和幫助。然而，仔細觀察這些研究成果，它們大都專注于《離騷》的?？?、輯佚、注釋，以及各種專題研究，有時論述雖深入但失于偏頗，有時論述雖全面但失于膚淺。目前，還沒有一部專著或論文能夠在探究《離騷》字句本義的基礎上，對《離騷》進行嚴密、深入、系統地研究。因此，《離騷》文本研究不僅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而且還有等待開掘的空間。

三、本書的主要內容與創(chuàng)新之處

本書在前人已涉及較多的課題上，力求在研究視角、研究材料上有所創(chuàng)新，從而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同時，本書努力挖掘前人尚未涉及或涉及較少的領域，從而起到拋磚引玉的功效。除了前言、結語、附錄外，本書共設九章，來對《離騷》文本進行研究。

（一）主要內容

第一章，論《離騷》的分段方法。在《離騷》的結構探索中，分段研究始終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前人的成果做了富有創(chuàng)見性、開拓性的總結，但仍不夠全面，不夠深入。毛慶從敘事、情志、方法三條線，梳理出明清時期的不同分法。潘嘯龍則從文章學、楚辭學、民俗學、審美形態(tài)學四個方面，對近五十年來的《離騷》結構研究加以歸納和評判。本書擬重新審視有關《離騷》研究的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分段方法，并指出它們的利弊得失。本書認為，歷代學者對《離騷》進行分段，主要有音韻的形式、賦比興的手法、卒章顯志的體制、回環(huán)復沓的特點、虛實的運用、構篇的類型、時空的變換、角色的轉換、祭祀的模式九種方法。當然，這些分段方法并不是機械的、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印證的。事實上，不僅同一學者有時會采取不同的分段方法，而且不同的學者有時也會在分段方法上表現出趨同性和連續(xù)性。

第二章，論《離騷》的結構模式。自宋以來，學術界對《離騷》的結構層次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打過不少的“官司”，但至今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乎已成為一個千古難解之謎。究其主要原因是，學者們未能先深入探析和準確把握《離騷》的結構模式。本書認為，《離騷》的結構模式并非單一，而是按照特定的文學慣例與代碼，組合成各自不同而又相互依存的書寫模式，即《離騷》有“序亂”“對話”“行動”“回抱”四種結構模式。根據這四種結構模式，本書又將《離騷》分為五大部分：自“帝高陽”至“道夫先路”為“序”，自“昔三后”至“余心可懲”為第一段，自“女媭”至“與此終古”為第二段，自“索藑茅”至“顧而不行”為第三段，自“亂曰”至末尾為“亂”。全篇圍繞“不吾知”的主題，進行了兩次“對話”，兩次“行動”。第一次是人世間的對話，第二次是神巫間的對話。每次“對話”都是在兩個對立性的人物間進行，但又安排一個不置可否的旁聽者；他們的對話并不是面對面的言語層次上的直接對話，而是在于傳話式的精神層次上的間接對話；同時，每次對話后均穿插屈原的自念之詞，以抒發(fā)其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深情。同時，每次“對話”后各采取一次“行動”，兩次“行動”目的皆為“求女”。第一次為在楚求女行動，第二次是去楚求女行動。如果說“對話”是屈原身陷精神困境的真實寫照，那么“行動”則是他擺脫現實困境的真實記錄。如果說“對話”是屈原宣泄情感的途徑，那么“行動”則是他實現理想的嘗試?！扒笈币簿褪恰扒笾簟保唧w而言，就包括“上求賢君”和“下求賢臣”兩方面的內容?？梢哉f，這四種不同的結構模式一方面是屈原自覺借鑒和吸收巫歌形式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他為了表達情感的需要而精心構思的結果。

第三章，論《離騷》的結構特點。長期以來，一直有人認為《離騷》的結構雜亂無章，反復無常，殊乏镕裁。然而，《離騷》的結構特點雖不能以一般文章規(guī)矩準之，但若反復尋繹，多所參證，便知屈原當日如何精心構思，看似行文無法，實則自有周密法度之存在，自有清晰脈絡之潛伏。本書認為，《離騷》在結構上具有承轉得體、復沓有致、虛實相濟三大特點，顯示出高超的藝術技巧。首先，在承轉方面，主要表現為關聯法、補筆法、過渡法三種承接方法，表現為部分否定、全部否定兩種轉折形式。其次，在復沓方面，主要有語詞復沓、句式復沓、情節(jié)復沓三種復沓類型，起到窮盡物貌、調整節(jié)奏、深化主旨的功效。最后，在虛實方面，大致可分為前實后虛、前虛后實兩種形式。所謂前實后虛，是指前面部分為實寫，后面部分為虛寫，其特點是前重后輕。如第一大段。而所謂前虛后實，是指前面部分為虛寫，后面部分為實寫，其特點是前重后輕。這種虛實法在第二大段、第三大段中各出現兩次，共計四次，每運用一次就構成一個章節(jié)。

第四章，《離騷》的時間意識。在《離騷》中，屈原對時間就表現出異樣的敏感和獨特的體驗。盡管已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來探討《離騷》的時間意識，但總體上看，對于《離騷》的時間意識究竟是運用怎樣的表達方式，以及流露什么樣的表現內涵，缺乏系統、嚴密的論證。本書認為，在《離騷》中，帶有時間性的詞語十分豐富，但它們都錯落有致地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屈原事先對時間有一個鮮明的意識，有一個總體的把握，這樣的一種安排就是不可能的。歸納起來，《離騷》時間意識的表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時間名詞、時間副詞以示表層時間，另一種是通過自然物象的變化、活動空間的轉換以示潛層時間。當屈原發(fā)現理想與現實發(fā)生沖突時，他就情不自禁地既懷想起過去，又想象著未來，兩者都具有對現在進行否定和改造的傾向。概括起來，《離騷》時間意識的表現內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回憶過去來表現“時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種是通過想象未來來表現“時不我與”的憂患感。為了擺脫“時不我遇”的困境，屈原采取了向古人（重華）陳詞、與古人（彭咸）為伴的兩種對抗方式。同時，為了擺脫“時不我與”的困境，屈原采取了延長自身壽命、干預時間流逝兩種對抗方式。正是在對時間的對抗中，屈原展現出自己飽經滄桑的人生經歷，表達了自己飽含血淚的生命情緒。

第五章，論《離騷》的空間意識。在《離騷》中，屈原運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空間意象，但已不再簡單地描繪物理的、實體的空間，而是游心太玄，俯仰自得，大膽地虛擬出心理的、抽象的空間，從而表現出獨特的空間意識。對此，一些學者已有所認識，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往往只注重考察虛擬的昆侖空間，而相對忽視分析現實的楚國空間，且未能深入探索屈原空間取向的緣由。本書認為，在《離騷》中，屈原構筑出兩種不同的空間：故土與樂土。如果說故土是世俗的空間，那么樂土就是神話的空間。如果說“故土”是屈原生活的現實世界，那么“樂土”就是屈原神游的精神家園。兩種空間的并立共存，充分顯示了屈原在政治道路、情感意向上的矛盾沖突和進退抉擇?？梢哉f，《離騷》中的“門”是隔斷故土與樂土兩個空間的節(jié)點，而“路”則是溝通故土與樂土兩個空間的橋梁。在神話思維的作用下，屈原將自己的特定情感通過空間方位的特殊取向表現出來。屈原在《離騷》中就對南方和西方表現出極其熱烈而深厚的感情，其中以西方尤為突出。而屈原的這種空間取向根源來自《易經》，因為《易經》所謂前往西、南方向有利于“得朋”的說法，正與屈原前往南方、西方尋求知音的美好期待相符合。如果說南方的取向反映屈原企圖在故土尋求知音，那么西方的取向則代表他意欲在樂土尋求知音。

第六章，論《離騷》名物的表現特點與形成機制。由于古今變化、地域不同、方言差異、文字異寫、今昔異名等諸種原因，造成《離騷》中許多名物的本來面目與真實意涵已無法被人準確認知。因此，歷代學者都很重視《離騷》的名物研究。但從總體上看，前輩學者大都局限于研究自然名物，尤其是香草，而相對忽視研究人工名物，即使部分學者對人工名物有所研究，但也多為考辨單個名物，而未能從整體上把握《離騷》名物的表現特點與形成機制。本書認為，屈原在結撰《離騷》中的名物時，不是呆板地、隨意地羅列和堆砌，而是靈活地、精心地選擇和編排，從而使其呈現出多樣性、地域性、神異性、對立性、實用性五大表現特點。從多樣性來看，合計75種名物，其中植物類名物32種，動物類名物13種，冠服類名物8種，車駕類名物8種，飲食類名物6種，木工類名物8種。從地域性來看，黃伯思所謂“名楚物”的觀點實有道理，而周秉高所謂“長佩”即“長劍”的看法也為確解。從神異性來看，龍和馬當屬不同的動物，前者是屈原從神話傳說中拿來的可在天空飛騰的具有神異本領的動物，而后者則是屈原從現實生活中借來的只在陸地上行走的具有實際用途的動物。從對立性來看，香物計有江離、芷、蘭、木蘭、宿莽、椒、菌桂、蕙、茝、荃、留夷、揭車、杜衡、菊、薜荔、胡、繩、芰、荷、茹、藑茅、筳篿22種，臭物計有、菉、葹、茅、艾、蕭、榝7種；善物計有馬（騏驥）、鷙鳥、玉虬、鹥、鸞鳥、鳳凰、飛龍、蛟龍、象9種，惡物計有封狐、鴆、鳩、鵜4種。從實用性來看，藑茅和筳篿屬于兩種不同的卜筮工具，而“說操筑于傅巖”中的“筑”為名詞“筑杵”而非動詞“搗”，是工匠使用的一種工具。這些表現特點的形成，主要是由自然環(huán)境、楚地民俗、人格象征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七章，論《離騷》名物的表現手法與審美特征。對于《離騷》名物的表現手法，傳統學者大多運用賦、比、興概念來分析，而現當代一些學者則不再簡單沿用傳統的比、興的說法，大膽借鑒西方理論的“象征”概念。本書認為，研究《離騷》名物的表現手法，自然不應拋棄《詩經》賦、比、興的傳統說法，因為《離騷》明顯受到《詩經》賦、比、興的影響。然而，《離騷》名物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不只是對《詩經》的簡單繼承，而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主要有純賦法、純比法、純興法、賦中兼比法四種表現手法。從純賦法來看，《離騷》主要有運用單一名物的純賦法、運用同類名物的純賦法兩類。從純比法來看，《離騷》主要有運用單一名物的純比法、運用同類名物的純比法、運用異類名物的純比法三類。從純興法來看，《離騷》僅有一處，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從賦中兼比法來看，《離騷》主要有實有其事的賦中兼比法、虛無其事的賦中兼比法兩類。通過這些表現手法的具體考察，本書還糾正、補充了前人的觀點?？梢哉f，《離騷》名物之所以能永放光彩，就在于屈原成功地運用了各種表現手法，而使其名物呈現出綺麗美、動態(tài)美、深婉美、悲凄美四種審美特征。

第八章，論《離騷》的“美人”形象。《離騷》中的“美人”是屈原重點書寫的對象，也是屈原愛慕和尋求的對象。在她的身上，屈原賦予了自己特有的政治寓意。但對“美人”形象的理解，學術界至今仍是異說蜂起，莫衷一是，讓人如入云里霧里。本書認為，《離騷》中的“美人”不是指自我，也不是兼指自我和他者，而是獨指他者。在《離騷》中，屈原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提升自我，便有意識地塑造一個貫穿全篇始終的他者——“美人”形象，并將自我放在與他者的矛盾中進行書寫。乍看起來，“美人”似乎沒有什么明顯的性別特征。但從全篇的“求女”章節(jié)可知，“美人”當為美麗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身上，屈原賦予了自己特有的政治寓意。屈原所求的美女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分為上女和下女，前者代表國君，后者代表賢臣。屈原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書寫宓妃、佚女、二姚三個女子，是因為她們各自代表著楚國的三類不同人物，即宓妃喻指隱逸之士、佚女喻指仕于他國之士、二姚喻指待用之士。而屈原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出《離騷》“美人”形象，主要是因為他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南方的巫術文化，一是北方的中原文化?？梢哉f，真正讓“美人”形象成為后代文人抒情言志的一個典型范式，是從屈原開啟的。

第九章，論《離騷》的“靈均”形象。在《離騷》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極具個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靈均”形象，他以“第一人稱”——自我的口吻和身份出現，真實地記錄了自我獨特的生活經歷，強烈地抒發(fā)了自我獨特的人生感受，鮮明地表現了自我獨特的人格精神。對此，前人已從不同角度來加以闡發(fā)，但幾乎都沒有從“靈均”形象的塑造背景出發(fā)來探究屈原的內心世界。本書認為，“靈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體現在國家危機、社會思潮、政治困境、身體焦慮四個方面?！办`均”形象，不僅僅是一個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還是一個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他之所以要“哭己不幸”，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擁有如此美好的才能和品德，卻偏偏遇到昏庸的楚王和讒佞的黨人，而使自己陷入“不吾知”的政治困境。他之所以要“歌己不屈”，是因為他深感惟有反抗不幸，生命之花才能常青不凋，生命之光才能常亮不熄。于是，他打算采取隱逸、求女、自沉三種反抗方式，以堅守自己的美好人格。隱逸乃屈原反抗不幸的一種無奈的選擇，但他又不忍心就此放棄理想而汩沒于滔滔之人世。于是，他決定采取求女行動，以求得理解、支持自己美政理想的知音，他們要么是明君，要么是賢臣，來擺脫自己孤獨不幸的命運。這是反抗不幸的最佳途徑。但最終他既沒有在楚國求得知音，又不愿去他國尋求知音。在一切可能成為不可能之后，屈原覺得與其被侮辱、被損害地活著，不如持守道義、堅守理想地死去，來為自己的不幸命運做最后的反抗。只有當這兩種形象共同存在時，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說前者形象引發(fā)了后世文人對屈原的不幸遭遇產生共鳴與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對屈原的不屈精神產生崇拜和追求。

（二）創(chuàng)新之處

第一，新領域的拓展。近年來，楚辭論著較側重于作品背景、文化、影響、傳播等外部研究，而對于文本內部本身研究卻有所忽視，本書則選擇屈原代表性的作品《離騷》文本內部作為研究對象，拓展了《離騷》的研究領域，故此選題頗有價值。

第二，新材料的收集。本書綜合運用文獻學、情報學和現代信息檢索技術全方位搜集相關文獻資料，對《離騷》研究現狀有著充分了解，故能對比分析，歸類抽繹，既借鑒，又正訛，體現出較強的整合能力。

第三，新體系的構建。本書通過多層面的學術探索，圍繞《離騷》研究史上有爭議而又有意義的九個難點，即分段方法、結構模式、結構特點、時間意識、空間意識、名物的表現特點與形成機制、名物的表現手法與審美特征、“美人”形象、“靈均”形象，進行全面的梳理、綜合的分析和深入的探究，言之有據，探之有理，繼承中每有創(chuàng)新，突破傳統《離騷》研究的既有模式，從而建構出《離騷》研究的新體系。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頁。

(2)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3頁。

(3)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楚辭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頁。

(4)［清］屈復：《楚辭新集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0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頁。

(5)周建忠：《楚辭考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34頁。

(6)［清］黃恩彤：《離騷分段約說》，《楚辭文獻叢刊》，第67冊，黃靈庚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7)［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頁。

(8)周建忠：《〈楚辭〉層次結構研究——以〈離騷〉為例》，《云夢學刊》2005年第2期，第28—37頁。

(9)［明］胡應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頁。

(10)（日）兒島獻吉郎：《毛詩楚辭考》，隋樹森譯述，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90頁。

(11)陳世驤：《論時：屈賦發(fā)微》，《中國古典文學比較研究》，葉維廉主編，黎明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02頁。

(12)魯瑞菁：《楚辭文心論》，里仁書局2002年版，第307—341頁。

(13)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50頁。

(14)［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68頁。

(15)馬茂元：《楚辭研究集成·總序》，《楚辭注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

(16)周建忠：《楚辭與楚辭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