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應該具有文學的素養(yǎng)

葉嘉瑩

我很早就有這樣一個想法，覺得學科學的人，應該也跟文學結合起來。因為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可以得到證明：最好的天才，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像牛頓、瓦特，他們都是既有很銳敏的直覺感受，而且也具有很豐富的聯(lián)想能力。

在中國歷史上，東漢的張衡，他曾經創(chuàng)制了渾天儀和地動儀，是關于天文學和預測地震的兩種很重要的科學上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而同時，他在文學上也留下了不朽的、偉大的成就。他在東漢時代，是五言詩的一個非常好的作者。他的《同聲歌》在早期的五言詩的作品之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首詩。他不僅在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對七言詩的創(chuàng)立也有很大影響。從他有名的《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把《楚辭》里有“兮”字的體式，跟沒有“兮”字的七言的句子結合起來了。他是從《楚辭》的有“兮”字的七言形式過渡到沒有“兮”字的單純的七言詩的一個重要作者。不但如此，張衡還寫有那長篇偉制的《兩京賦》，以及短小的抒情賦，可以說沒有一種體裁是他寫不好的。他是同時在科學上、文學上都有成就的一個人。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

還不只是從中國和外國古代的科學家及藝術家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明。我在臺灣教過很多年書，歷代文選、詩選、詞選、曲選，還有各種詩人的專書，我除了教這些課以外，我還教過一門課——大學國文。那時的臺灣，他們在高考時也是舉行全臺灣的聯(lián)合招生考試，按成績來錄取的。那時候臺灣大學在臺灣省里是成績最好的一個學校，大家總是把第一志愿填上臺灣大學。到了臺灣大學以后，無論是文科、理科、工科、商科……所有的科系，必修大一國文。而在聯(lián)考招生時，學生的程度不整齊，有的高，有的低，要是把程度不一的學生放在一個課堂來教，老師就很傷腦筋。講快了，程度低的同學跟不上；講慢了，程度高的同學感到很無聊。所以，他們把各學科學生的大一國文、英文，按照入學考試的成績來分班。他們把國文成績最好的一班讓我來教。

而我發(fā)現(xiàn)了什么？我發(fā)現(xiàn)那些國文最好的學生，大部分不是文學院的學生，而是理學院的學生。因為我同時也教中文系的課程，所以二者一相比較，我就發(fā)現(xiàn)許多頗有文學天才的學生都去讀理學院了。因為他們覺得，比較起來，學中文沒有什么實用價值，所以他們雖然也很有文學的興趣，但是當他們填報大學志愿的時候，他們都填報了理學院的志愿。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我認為他們學理科是好的，他們可以作出更大、更多的科學方面的貢獻，但是我同時也就遺憾他們有那么好的文學天才，竟跟文學疏遠了、脫節(jié)了，把他們那么好的天才，白白地浪費了。我認為這是天下最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是從一二十年以前，就有了這個念頭，我覺得理學院的同學們，他們學理科，這是好的，是應該鼓勵的，可是同時，他們如果有文學的興趣，我們也應該幫助他們發(fā)展這方面的興趣，使他們成為文理兼長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這樣的人，我相信：文學，他們可以有成就，而理學也可以從直覺的銳敏的感受和豐富的聯(lián)想，能夠有更好的科學上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

我學習的是古典文學，而我這幾十年沉浸在古典文學之中，我也研讀，我也寫作，我也教書，我就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最美好的一面，是保存在我們的古典文學之中的。屈原、陶淵明、杜甫、李白、蘇東坡、辛稼軒……那些古代的詩人們，他們的作品里邊，所含蘊的那一份豐富的、美好的、崇高的品質，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品格，他們的志愿，他們的感情，他們的修養(yǎng)，我覺得那是非常可寶貴的，我覺得應該讓我們的年輕人在這美好的文學里邊，汲取到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一份文化上的營養(yǎng)。我們應該把我們所知道的傳給我們下一輩的人，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雖然是散木，但是我“難忘詩騷屈杜魂”，我沒有辦法忘記他們這些人的品格、感情，因為我真是被他們感動了。我的一個親戚寫信來開我的玩笑，他說：“我們大家都不理解，你這么大年歲了，還東奔西跑?！保ㄎ?945年畢業(yè)，明年就畢業(yè)四十年了，畢業(yè)四十年了，也就是教書教了四十年。我從來沒有休息過，連暑假我還不休息，從外國跑回國教書）他們說：“我們不理解這個做人的態(tài)度……你這是苦行僧，還加了傳教士?！蔽艺f：“是的，如果說我傳的是詩教，而且是廣義的詩教，要把中國詩歌里邊這一份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品格、修養(yǎng)傳下來，那我真的是有這樣的理想，我也真的是有這樣的意愿和感情的?！?br />

（本文選自《葉嘉瑩說詩講稿》。內容為1984年作者在北京經濟學院所做的講演，由楊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