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

我入學了

幾天內我認識了“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等字。

語文書頁除了帶拼音的字，還配有彩圖——分別是毛主席標準像、天安門城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國共產(chǎn)黨黨旗。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三十幾歲的已婚女性，一直將我們教到三年級，小學二年級時，我從同學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區(qū)教育局的干部。

在第一堂語文課上，她教導我們要“翻身不忘共產(chǎn)黨，幸福不忘毛主席?！?/p>

實際上我們無法理解我們小小年紀怎么就是個“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焙汀跋砀！庇惺裁床煌?。我們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師似乎沒看出我們的困惑。

在后幾堂課上，老師才解惑，她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chǎn)黨；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我們過的將是很悲慘的生活，挨餓，受凍，全家沒房子住，更不會幸運地成為小學生……

我回家后，問母親：“新中國真的比從前的中國好嗎？”

母親大為吃驚。

我遂將老師的話學著說了一遍，母親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那當然，不止好一星半點兒，你們老師說得對，你要永遠記??！”

母親的話我當然相信，從此有了以前不曾有過的幸福感覺。后邊的課文不是口號了，屬于看圖識字，如：

工人做工；農(nóng)民種地。

馬拉車；牛耕田。

前邊一群羊；后邊兩條狗。

老爺爺乘涼；老奶奶喂雞。

最有故事性的課文內容是——烏龜、牛、馬、大雁和鶴共同拉一輛車，龜往河邊爬，牛、馬各向左右使勁，而大雁和鶴要將車帶到天上去……

這篇課文的教化意圖是鮮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須一致。

以后幾篇謎語性課文我們都很喜歡：

麻屋子，紅帳子，里邊住著個白胖子。

紅口袋，綠口袋，有人怕，有人愛。

兄弟七八個，圍著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謎語無須同學們猜，有配圖。但同學們領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謎語的風氣。

到一年級下學期，課文內容豐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雞和狐貍》《狐貍和烏鴉》《狼來了》等課文，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同樣教化意圖顯明，但《狼來了》給我們以較深的思想觸動——因為幾乎每一個孩子都可能面臨撒謊的誘因，有時確乎僅僅出于惡作劇心理。

到了二三年級，課文內容更加豐富，故事性也更強了，如《金銀山》《獵人海力布》《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寫給爺爺?shù)男拧罚贿€有中國古代寓言與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盜鈴”“緣木求魚”“風聲鶴唳”“此地無銀三百兩”等成語典故，已每每被我們掛在嘴邊了，我們真的漸漸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憶起來，我不禁產(chǎn)生這樣的感慨——編成好的小學語文課本，非易事也，實乃功德無量。其不易在于，既要循著筆畫由少到多、字義詞義由淺到深的過程，又要考慮到古今中外之課文比例；既要納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顧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們理應接受的道理，又要體現(xiàn)知識性、趣味性——得經(jīng)過多少次比較、掂量、討論才能確定呀！

從前的蒙學語文教材之編寫倒相對省事些，如《三字經(jīng)》《千字文》《弟子規(guī)》。實際上《弟子規(guī)》非識字課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則；《千字文》也不是單純的識字課本，具有敘史的特點；《三字經(jīng)》的識字規(guī)律顯然，其與自然常識、生活常識、文藝常識、歷史常識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組合，集大成而又廣闊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種單純以教字為主的課本，確有經(jīng)典性——盡管站在現(xiàn)代來看，存錯謬之處。

而新中國成立后的教材編寫，是集體行為，不但須討論、研究，還須審批，因而具有國家行為的特點?，F(xiàn)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的產(chǎn)物了，像《三字經(jīng)》《千字文》《弟子規(guī)》那種個人編寫的教材，幾乎可歸入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了。

我覺得，喜歡學中文的外國人，都應當讀讀《三字經(jīng)》《千字文》《弟子規(guī)》——對于了解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脈絡，了解中國人的人性觀，了解中國人的道德理論，如同扼要的說明書。

但我在文化上并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時候聽母親講到過《三字經(jīng)》，也只不過聽她說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睅拙?，后邊的她背不出了。

我決定自己找來看，是2002年我調到北京語言大學以后的事。那時“北語”全稱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我自感對于本國傳統(tǒng)文化所知甚少，心虛，于是自我補課。

正因為我在文化上并不尚古，回憶起來，覺得我小學至中學的語文課本，應該說也是編得很好的課本，絕不比民國時期的任何一種語文課本差。

某些文化界的朋友，對民國時期的蒙學語文課本格外欣賞，與我小學一年級所學的語文課本中的“三萬歲”有關；他們實際上不認同那一種教材現(xiàn)象。

我也不認同。

我覺得，“三萬歲”遠不及《三字經(jīng)》開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有文化，人理恒久；與《千字文》開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相比，更是“稍遜風騷”了！

《千字文》的開篇那是何等宏大之氣派！

待到1968年以后的小學生所讀的語文課本，就更不成樣子了，幾乎整本頁頁都是黑體大字的“最高指示”，內容又幾乎全是宣揚階級斗爭常態(tài)化思想的；連算術課本也加入了不少“最高指示”。

所以，若是一個60后、70后的中國人，后來見到了民國時期的小學語文課本，并不表現(xiàn)出喜歡，那不是咄咄怪事了嗎？不是白活了嗎？

而我要指出的是，倘不論由于時代因素而加入小學一年級課本的“三萬歲”，我們所學過的語文課本，其實也挺好。

故我要鄭重寫下“感激了”三個字，對當年那些教材的編者，由而心懷敬意。

讓我的筆再收回來——1957年，八歲的我上小學一年級時，中國發(fā)生了那場后來使許多人欲說還休，欲休還說的政治運動。

“除四害，講衛(wèi)生”給我留下過較深印象，每一次回憶，某些情形歷歷在目。

“掃盲”給我留下的記憶片段更深，因為母親有一個時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煉鋼鐵”我也能談出些記憶，是我將家里的一口裂底鍋捐到收鐵站去的，母親知道后及時要了回來，她認為等修鍋匠出現(xiàn)了鋦一鋦還能用。

但對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我毫無直接記憶。

這乃因為，不論我們那個院，還是我們那條街——推而廣知，在我們那個以庶民百姓為人口主體的區(qū)域，沒聽說誰家出了“右派”。或竟也有，但必定產(chǎn)生于知識分子人家。我們那個區(qū)域從沒住過夠得上“大”的知識分子；他們普遍住在市中心的街上。也少有小知識分子人家，比如家長是小學老師那類人家，他們也寧愿多花些錢住在離市中心近的地方。我們那個區(qū)域是有幾戶中等知識分子人家的，如中學校長、出版社報社的老編輯，他們大抵住的是獨門獨院——較小的獨門獨院，早年買下的而不是后來租下的。他們基本不與鄰居和街坊來往，如果他們中有誰被打成“右派”了，街道干部不宣布，他們自己不廣而告之，知者甚少。

我們那個區(qū)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處貨場的搬運工人、磚廠工人、公私合營前后某些小加工廠的工人以及拉腳的、擺攤的、開小雜貨鋪的形形色色個體勞動者之家。這些人家少有訂報的，在1957年，沒聽說誰家有了收音機。

所以，盡管北京電閃雷鳴，在黑龍江省，在哈爾濱市，在我們那個區(qū)域，平靜如常，若無其事。

我對于那場運動，頭腦中只保留了一點兒微不足道的記憶——某日父親下班后面有余怒，從不沾酒的父親還讓我去打了二兩酒。他喝悶酒時，母親追問，他才說，他們工地接收了一名二十幾歲的女大學生，要求工人監(jiān)督她勞動改造。有的工人成心往她挑磚的籃子里加太多的磚，她挑不起來，蹲在擔子旁哭，那幾個工人還看著笑。身為班長的父親批評了他們幾句，他們居然沖父親“勁兒勁兒”的，差點兒動起手來，過后領導批評父親政治立場“不對頭”，父親自然不服，所以悻然……

因為與父親有關，我頭腦中才保留了這么一點兒記憶。后來所能聯(lián)想到的，也只有那么一件事。

黑龍江省在以后的幾年里，從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到教育、文化文藝事業(yè)，卻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時期，可以“黃金歲月”言之。

鍋爐廠、電機廠、汽輪機廠——“三大動力”工廠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開始興建了，那是國家級的工業(yè)項目。在市內，列車車輛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拖拉機制造廠等代表當時國家先進工業(yè)水平的工廠，先后投產(chǎn)。亞麻廠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廠也在快馬加鞭地籌建之中。亞麻廠生產(chǎn)的亞麻布，主要是為配合軍備生產(chǎn)，非為民用；生產(chǎn)坦克的“哈一機”也將在哈爾濱落戶。

在農(nóng)業(yè)方面，“北大荒”廣袤的黑土地上出現(xiàn)了幾十個較大的農(nóng)場，第一批十萬轉業(yè)官兵已在“北大荒”進行墾荒，并于次年收獲了糧食。

煤、木材源源不斷地從黑龍江省運往全國各地，保障著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幾年里，“哈工大”“哈軍工”兩所后來的全國名校相繼擴建并落成；東北林業(yè)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范學院、黑龍江商學院等省重點大學也已進入了教學穩(wěn)定期——當年東北林業(yè)大學的首任校長是七級高干，與省領導同級，在全國亦屬不多的現(xiàn)象，足見黑龍江省當年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黑龍江大學的俄語系，不但在全國高校中口碑第一，還聘任了蘇聯(lián)的幾位教授。至于商學院——那時全國就沒幾所名為商學院的大學。

并且，哈爾濱市的中學快速增加了，已經(jīng)有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四所重點中學了，“三、六、一、十八”成為小學和中學生競考的學校。

不知是否也屬于全國性的統(tǒng)一指示，哈爾濱市要求校校有圖書室，小學也不例外。進一步推行為，班班要有圖書角——總而言之，對一切學生提出了課外閱讀量最低限度的要求。于是從學校到工廠，形成了以少年和青年為主體的讀書熱；青年喜歡讀書的程度實際上比少年還高。

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保障了人們不餓肚子；工業(yè)的發(fā)展增加了就業(yè)崗位——又于是，人們對文化、文藝的要求迫切了。

哈爾濱便有了工人文化宮、青年宮、少年宮；不但市里有了，某些區(qū)也有了；市、區(qū)重點體育場館、圖書館相繼出現(xiàn)。

哈爾濱話劇院、哈爾濱歌劇院、黑龍江省京劇院、黑龍江省龍江劇院也都掛牌了。

老公園煥發(fā)了新面貌；新公園陸續(xù)接待游客。哈爾濱有動物園了，園內的東北虎、東北豹和熊、狼、馴鹿、馬鹿、梅花鹿、猞猁、狐等動物，比北京動物園里的動物更大，野性更足。

1957年的特大洪水過后，松花江畔不但留下了防洪紀念塔，還從此有了美麗的江畔公園（后更名為“斯大林公園”），成為哈爾濱重要的風景名片。

對于1957年的防洪我有印象——我父親在外地沒能參加，我母親在家里完成了編十幾只草袋子的義務，因而分到了兩罐水果罐頭，蓋上印有俄文，蘇聯(lián)援助的。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當年沒多么起勁地“反右”，與發(fā)生那么大的洪水有很直接的關系——城市都被淹了，市區(qū)都可以劃船了，哪兒有精力“反右”呢？

也與省領導們的思維有一定關系——在后來的“文革”中，大字報揭發(fā)：某主要省領導曾私下里說過，我們不必跟得太緊，現(xiàn)在是抓住機遇加快發(fā)展的重要時期，人才寶貴?！坝遗伞倍际怯胁煌湃A的人，錯誤言論不過是言論，又不是行動，應以批評教育為主，該用還得用，能團結就不要以敵視的眼光看他們……

當年的省市領導無疑有一種共識，即要使黑龍江省成為富裕之省，要使哈爾濱這座從前被比作“東方小巴黎”“小莫斯科”的省會城市，真的成為“天鵝項下的明珠”。

按照這樣的共識，哈爾濱市的建設和發(fā)展，差不多是以莫斯科為樣板的。教育、文化、文藝的發(fā)展，蘇聯(lián)色彩甚濃。重點大學、重點學科的教材，是從蘇聯(lián)照搬的；俄語成為初中、高中主科；報刊上經(jīng)常登載宣傳蘇聯(lián)各方面發(fā)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文章，某些初中生、高中生自發(fā)地與蘇聯(lián)的初高中生們建立通信關系，互相介紹各自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好形勢。

當我小學五年級時，已經(jīng)是1961年了。

這一年，中國經(jīng)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究竟始于哪一年，并無統(tǒng)一說法。有的省發(fā)生于前一年，有的省發(fā)生于后一年?！叭辍币彩谴笾碌恼f法，有的省也許只經(jīng)歷了兩年半，有的省也許經(jīng)歷了三四年。

我從1960年起就開始挨餓了，那一年挨餓的記憶最深。1961年我家因工廠建廠房占地，從“安字片”搬到了“光字片”?！肮庾制彪x市區(qū)遠了，乘兩站車就到城市邊了，再往前沒公交車了，有農(nóng)村了，“光字片”的街道依次是光仁街、光義街、光禮街、光智街、光信街，連起來恰是“仁義禮智信”。“批林批孔”時，這些街名也沒人提出必須改，至今老街貌已無蹤跡，仍叫那些街名。但這并不意味著“文革”時期的“極左”分子有什么忌憚，而是因為那一小片街區(qū)的居民更加底層，文盲多之，絕大多數(shù)居民，根本沒將仁、義、禮、智、信連起來過。即使有誰連起來過，大約也不知與孔子有關。

在我記憶中，我們班也有圖書角，由一名女生負責管理。我對圖書角已不感興趣。實際上圖書角并沒有什么書，有的只是過期的《兒童時代》《少年文藝》及《小虎子的故事》《三毛流浪記》等有限的漫畫集。

離開我家，跨過一條筆直的叫新陽路的馬路，便屬于另一片居民區(qū)了。其中一條街叫建國街，它的盡頭有商店、飯店、理發(fā)店、醫(yī)院、郵局——以今天的眼光看來，皆老舊得有礙觀瞻。但在當年，卻算是“商圈”。

我每月都要去往那里幾次——理發(fā)，為家里買東西，寄哥哥寫給父親的家信或取回父親匯給家里的生活費。

一路經(jīng)過兩處小人書鋪，在郵局旁還有兩處。之所以會有較多的小人書鋪，乃因民宅稀疏，空地不少，傍著誰家山墻蓋起一間簡陋的土坯小屋，就可以“開張”了。也不用掛牌，將小人書皮扯下，粘成幾串，往窗內一掛就是幌子。還因為，據(jù)我所知，當年開小人書鋪是免稅的。這也足見，哈爾濱市在饑餓的年代，對少年們（進入小人書鋪的青年極少）的閱讀渴望是體恤在心的。

開小人書鋪那點收入也算是收入嗎？

這要看怎么比了。

當年賣冰棍的賣一支三分錢的冰棍才掙七厘錢，賣一支五分錢的奶油冰棍掙九厘錢。而一個孩子坐在小人書鋪里看一本小人書，平均下來是兩分錢。有了幾分錢寧肯看小人書而不買冰棍吃的孩子自然是少數(shù)。

但如果一處小人書鋪每天平均的租看率是五十次，那么每天的收入就是一元錢，月三十元矣。

三十元??！

當年二級技工的月工資才三十六元。

而一個孩子一旦進入小人書鋪，大抵會看兩三本才離去的。而且允許兩個孩子同看一本，也允許一次租兩本，輪換著看。

當年，對閱讀渴望強烈的孩子，小人書鋪確為精神之國度，心靈之故園。

從五年級到初一、初二，我?guī)缀鯇⑺奶幮∪藭伒男∪藭幢榱?。這并不是說我看得極多，實際上最多的一處小人書鋪也就二百幾十本小人書——有些小人書各處都有，而且成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封神榜》《七俠五義》《瓦崗寨》等，那就占去了許多本。有的小人書分上下冊，甚或分上中下三冊，多是外國小說改編的，如《悲慘世界》《戰(zhàn)爭與和平》《基督山伯爵》《大衛(wèi)·科波菲爾》《約翰·克利斯朵夫》等。

當年有一種很特別的小人書——旨在揭露“罪惡的”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黑暗社會制度的小人書，也可成套。

如《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講一名足球運動員為生存所迫，不得不賣身于資本家，雖然成為資本家的搖錢樹，卻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他愛上了與他同命運的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資本家卻逼她與一只大雄猩猩“結為夫婦”，希望能擁有半人半獸的怪種，供人參觀，賺更多錢……

《七把叉》——講一個綽號“七把叉”、原本是流浪漢的人，在舉辦的吃飯大賽上，為了保住冠軍頭銜，在接受挑戰(zhàn)的比賽中活活撐死了……

《從地球到月球》——講一些資本家乘太空飛行器飛往月球，企圖在月球上劃分搶占領地，各自建立屬于家族的月上資本主義帝國。半途飛行器發(fā)生故障，他們便永遠成了太空漂浮人。

還有一件“真事”在我那一代少年中流傳甚廣，講投資電影的美國大亨，為了吸引眼球，竟將一名黑人少年騙入森林，放出久餓于籠中的老虎，拍下真老虎吃活小孩的所謂紀錄片……

講述類似“美國故事”的小人書，在我記憶中有十來本之多。

1980年后，我從報上讀到一篇采訪文章，得知其中有些“美國故事”，是咱們一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究竟哪些純屬虛構，哪些是翻譯過來的，翻譯過來的哪些屬于《競選州長》式的小說，哪些是真事，我沒分清過，也覺得沒有分清的必要了。

在我是小學五年級生的當年，美國在中國的文學、文藝中，當然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可口可樂一出現(xiàn)在舞臺上，暗示著醉生夢死；爵士樂旋律一起，形同打出了頹廢與糜爛的字幕。正如蔣介石的畫像一出現(xiàn)，太陽穴必有一大貼膏藥。

我對那些“美國故事”并不信以為真，但我對于一個人民大眾真的能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中國的憧憬方向，卻決然是蘇聯(lián)式的，而非美國式的。

內容是“蘇聯(lián)故事”，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兩本小人書是《前面是急轉彎》和《紅莓》。

《前面是急轉彎》——講的是顏值高的青年工程師駕駛新買的“伏爾加”轎車行駛在路上，夜路逢雨，車燈照見路旁臥人，急剎車下車細看，見是一個受傷的人求救于他。他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救，但突然第二個想法襲上心頭——沒有證人，萬一對方死在自己車上怎么辦？百口莫辯了。隨著這一想法，他不禁朝車內看了一眼，哪兒哪兒都嶄新的車，雪白的座套是剛配的，肯定會被血跡污染得一塌糊涂。他看著那人朝他伸出的手，在對方不停地說著“救救我”的情況下，退回車內，將車頭一拐，開走了。對方被別人救了，有關部門向他核實時，他還撒謊。最終，一切證據(jù)證明他不但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還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他因而失去了愛情、友情以及同事們的尊敬……

這本小人書的前言介紹，其故事后來拍成了電影，引起廣泛討論。

《紅莓》的主人公是被釋放的勞改犯，他因為什么事犯罪我忘了。他不愿再見到認識他的人，四處流浪的過程中幫助過別人，被帶到了農(nóng)村，有了一份工作——替一個種紅莓的女人做幫工，于是收獲了意想不到的愛情……

這故事后來也拍成了電影。

以上兩部電影在蘇聯(lián)都獲獎了，頗受好評。

后一部電影與日本電影《遠山的呼喚》如出一轍，區(qū)別僅僅是高倉健最后被捕入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紅莓》在前。但我不認為存在抄襲問題，而認為是不同國家創(chuàng)作思維的雷同現(xiàn)象。后來我對文藝的功能理解得寬了一些，深為人類此種文藝雷同現(xiàn)象所感動。

當年，哈爾濱話劇院已聲名鵲起了。

哈爾濱市區(qū)方言與普通話相對接近，這無疑使哈爾濱話劇院大受裨益，每一個演員的臺詞功夫都十分了得，能以播音員那般標準的發(fā)音說臺詞，并說得聲情并茂、分寸得當。他們演出蘇聯(lián)話劇時，給人的感覺猶如蘇聯(lián)演員在說流利的中國話。

我當年沒看過一場話劇，一票難求，話劇院的售票窗口前每每排長隊——票價三角、五角、八角不等，對于我而言太貴了。以上評論，我是從初高中生們口中聽到的。

在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已開始生產(chǎn)汽車，由此產(chǎn)生了一首當年很流行的歌《老司機》：

五十歲的老司機我笑臉兒揚啊，

拉起那個手風琴咱們嘮嘮家常啊，

想當年我十八就學會了開汽車呀，

擺弄那個外國車呀，

我是個老內行啊，

可就是啊，

沒見過，

中國車呀啥模樣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得那個國產(chǎn)汽車真就出了廠！

在北京，“紅旗”牌轎車風光無限；在上海，“上?！迸妻I車出現(xiàn)于馬路上了；而“長春一汽”生產(chǎn)的“解放”牌卡車，需求量大，這使“長春一汽”在全中國家喻戶曉。《老司機》是為中國汽車工業(yè)的總體捷報而創(chuàng)作的，許多長春人卻喜歡強調是為“長春一汽”創(chuàng)作的，據(jù)說在非正式的演唱場合，長春人愛將歌名報成《大解放之歌》。而哈爾濱人特認同，因為同屬東北人，可沾更大的喜氣。

長春電影制片廠已開始向中國人奉獻電影了——國產(chǎn)的和蘇聯(lián)譯制片；后一種是“長影”的藝術光榮之一，幾成專利，一概包攬。

當年的長春人，進言之，當年的吉林省人，無不以“長影”和“長春一汽”為傲。

在沈陽，魯迅美術學院與沈陽音樂學院也已成為遼寧省和沈陽市的名片，各自桃李盛開，奠定了在中國美術和音樂教學方面舉足輕重、繞不開去的育人地位——后來為大量毛主席語錄及多首毛主席詩詞譜曲的作曲家李劫夫便是“沈音”教師。

將目光向北京再向南方望過去——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珠江電影制片廠同樣向國人奉獻頻頻，可謂爭奇斗艷、姹紫嫣紅。

連新疆的天山電影制片廠也在運籌帷幄之中了。

北京除“人藝”外，還多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央芭蕾舞團、中央民族歌舞團、中央樂團等新的文藝單位；而中國京劇、雜技業(yè)已走出國門，為國爭光了。東方歌舞團為外賓演出的次數(shù)最多，極受周恩來總理青睞。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的文藝活動中，人民大會堂上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后拍成了文藝紀錄電影，許多中國人百看不厭；許多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經(jīng)由銀幕廣為人知。

那時中國已有自己的“十大電影明星”了，他們的大照片懸掛在大多數(shù)電影院中，連哈爾濱的兒童電影院也不例外。

在文學方面，幾乎各省都已有了文學刊物，是詩、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的發(fā)表園地。而長篇小說，也幾可言果滿枝頭了。

經(jīng)歷了1957年的驚嚇，又經(jīng)歷了三個饑餓年頭，文藝家們并未萬馬齊喑，依然發(fā)揮才華，各自奉獻，足見該群體是多么的忠誠。他們中，有些人是“負荊”創(chuàng)作或參與集體創(chuàng)作的，參與而不得署名。

當然，只要夠得上是“家”，就不至于挨餓，包括被批過遭貶了的“家”。

實際情況是，在東三省，特別是在黑龍江省，挨餓、死人的現(xiàn)象即使有，也極少。東三省是城里人挨餓，但畢竟有基本口糧定量保證，也餓不死。并且，若父母有一方是科級以上干部，或企事業(yè)單位的頭頭腦腦，全家大抵也餓不到哪兒去。而農(nóng)村，托福于土地廣闊，偷偷開一小片荒，種下土豆玉米，秋天的收獲是對得起勤勞人的。所以東三省的農(nóng)民，對“三年困難時期”并無談虎色變的記憶，還能經(jīng)常向城里親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論在城市還是農(nóng)村，都無一門親戚，父親遠在大西北，我們幾個兒女又在長身體的時期，便只有忍餓。

實際情況又是——東三省當年生產(chǎn)的很大一部分糧食充實國庫了，因為國庫撥出了較多的糧食賑災，必須充實。

從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從糧店買到當年新糧的。新糧入庫，陳糧出庫。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時是在國庫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陳糧。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五大城市的人們，對饑餓年代的記憶也似有似無，十分寡淡，因為中央有政策，對那五大城市的糧食及蔬菜副食供應，必須予以保障。

1980年后，我與一位小我兩歲的高干子弟談到過饑餓年代，他毫無印象。在我的一再“啟發(fā)”之下，才終于喚起了點記憶。

他說：“難怪那幾年我父親常帶巧克力、麥乳精、壓縮餅干和罐頭回家，告訴我是空軍叔叔怕我們祖國的花朵挨餓，集體節(jié)省給我們的。”

當年中國的某些縣城，也已有了文藝基礎良好的劇團、文化館，凝聚了當?shù)匾慌輨?chuàng)骨干。文化館無一例外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產(chǎn)物，同樣是全國政協(xié)、全國人大的提案成果，為的是使最廣大的農(nóng)村人口也能較充分地進行文藝欣賞和娛樂。故不能不承認，新中國成立初期參與頂層設計的人物們，確實有過盡力在方方面面造福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初心。而某些縣劇團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存在了，以傳承當?shù)鬲氂胁⑹軞g迎的文藝種類為己任?？h劇團以面向農(nóng)村的義務演出為主，演員與農(nóng)民的關系持久而親密，那種親密絕非作秀，毫無矯情，下鄉(xiāng)對于他們有回家的感覺。未見的時日若久，雙方都會思念的。而文化館的存在意義在于助推原創(chuàng)，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更多的文藝種子。當年，一個農(nóng)村青年的文藝潛質倘若有幸被發(fā)現(xiàn)，進而在縣文化館受到培訓，如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農(nóng)村青年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他們不同于大城市里的文藝家。他們中許多人在饑餓年代確乎是挨過餓的，有人甚至餓暈在下鄉(xiāng)演出的過程中。他們中也很有些慧眼識珠的伯樂，改變了不少農(nóng)村文藝青年的人生。在饑餓年代，一些縣劇團、文化館的作為無法繼續(xù)了，另一些饑餓情況不是特別嚴重的團、館，仍堅持履行文藝義務，無怨無悔。

寫到此處，我心愀然，肅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饑餓年代，哈爾濱市舉辦了首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令其他省市艷羨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貶至哈爾濱的著名女歌唱家張權，身著一襲紅色拖地長裙，以華麗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亞革命歌曲《寶貝》和加拿大民歌《紅河谷》——這兩首外國歌曲哈爾濱人聽過的不多，從此在喜歡唱歌的哈爾濱青年中大為流行。

張權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國，曾是統(tǒng)戰(zhàn)部門的一項成績；由于被動員說了幾句回國后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機會。

而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領導卻對她不薄，甚至可言視如珍寶，仍給予“家”的禮遇和待遇。

“文革”中，據(jù)大字報揭發(fā)，有領導以她為例，曾說過這樣的話：像張權同志那樣的文藝家，來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顧好，使他們逐漸愛上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北京不要的，我們全要……

貶到哈爾濱市的文學界名人更多一些——詩人、小說家、編劇、評論家、編輯、記者……差不多應有盡有。名氣很大的，幾乎都到過北大荒——有明確規(guī)定下放一定時間的，可保留北京戶口。而較年輕的，問題不嚴重的，后來多被省作協(xié)、出版社接收了，包括從部隊轉業(y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