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吟誦簡史

吟誦用作美讀漢詩文的方法，在我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從“吟誦”的生成歷史看，吟詩早于誦詩，吟誦詩歌早于吟誦文章。

最早的吟誦活動自然要數詩歌吟詠。眾所公認，詩歌源于勞動，早在人類未有文字之前就誕生了。趙元任先生在他的《〈新詩歌集〉序》中曾指出：“詩歌不分化的時候，詩也是吟，歌也是吟?！?sup>[1]因此，我們可以說，詩歌從它在原始社會里誕生之日起，就開始被先民們吟詠了；詩歌吟詠原本帶有一種全民的性質。

周代，誦詩是當時的大學（即太學）以及小學里都開設的一門必修課，請看下面幾則文獻資料的記載：

這是官辦的貴族子弟學校教學詩歌吟誦的情況。到了春秋時代，孔子第一個起來私人辦學。這位精通音樂和文學的大教育家非常重視將吟誦《詩》與音樂、舞蹈相結合，平時花很多的時間教授弟子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在他的弟子中間，子游和子路很能弦歌《詩》，曾子和原憲歌唱和吟詠《詩》很出色，這是文獻資料中記載的。不僅如此，據《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中的文字記載：“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灶觚而聽?！蹦苁估像踅蚪蛴形兜芈犠x，可以想見孔子朗誦《春秋》的水平一定很高。筆者以為孔子堪稱我國古代第一位著名的詩文吟誦專家。降及戰(zhàn)國，《詩》《書》《禮》《春秋》等經典著作仍為人們所誦習。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代產生了《春秋》三傳，其中“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2]。節(jié)奏鮮明，以聲顯義，可說是這兩家誦讀《春秋》的特色。此外，以奇文《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繼《詩經》之后蔚然郁起，人們吟諷它，賞玩它，自不待言；屈原本人在《漁父》中自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薄靶幸鳌?，就是漫步吟詠。總之，在先秦時代，國人喜尚吟誦詩文已形成傳統(tǒng)。

漢魏六朝是我國吟誦之學得到重要發(fā)展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統(tǒng)治者的提倡，人們普遍重視誦習詩書。

漢武帝時，《易》《書》《詩》《禮》《春秋》等五部儒家典籍被尊為“五經”，并在太學里特置“五經博士”，專門負責傳授。東漢時太學大發(fā)展，質帝時太學生多達三萬人。不用說這些受業(yè)的太學生人人必須誦讀經書，就是那些入小學讀書的童子也得在這方面練好基本功?！稘h書·藝文志》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諷”就是背誦。漢代教育當局這種規(guī)定無疑會極大地刺激學童、士子去拼命諷誦詩書。東晉王嘉在《拾遺記》中記載了東漢人賈逵幼時聽讀經書的故事：

這故事固然表現賈逵這位東漢著名經學家和文學家從小聰明絕頂，有驚人的記誦能力，但同時可說明漢人對誦讀經書多么重視?！犊兹笘|南飛》中的女主人公劉蘭芝出嫁前是個尋常人家的女孩兒，當然不存“諷書做官”之想，然而“十六誦詩書”，當時社會崇尚誦習詩書于此亦可見一斑。

（2）由于聲律論的興起，人們吟誦時注意對作品音節(jié)美的玩味。

西晉時候的陸機在《文賦》中第一次講到作品的聲律之美：“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奔词钦f作品音節(jié)的更迭變化，就好像鮮艷的五色織成了漂亮的錦繡。到了齊梁，沈約、周颙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聲律論，從而對詩歌的創(chuàng)作和鑒賞產生重大影響。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提出：

這一段話的前面幾句講寫作詩歌時，如何使作品語言的聲音做到“宮羽（相當于后人說的平仄）相變，低昂互節(jié)”“音韻盡殊”“輕重悉異”，在有規(guī)律的變化中表現出和諧的音節(jié)美；后面幾句則從聲律美的角度評價曹植、王粲等詩人的作品，稱贊他們的那些名篇因為“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而歷來贏得人們的諷誦傳賞。

與沈約同時的劉勰在他的文論巨著《文心雕龍》中專門寫有《聲律》篇，除闡發(fā)聲律理論外，特別強調“聲畫妍蚩，寄在吟詠”，也就是說，必須通過吟詠才能辨別作品音節(jié)的美丑。

讓我們從《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的一則故事中看一下六朝人玩味作品音節(jié)美的實例吧。

劉孝標注引《續(xù)晉陽秋》：“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可見袁虎的詠詩所以使鎮(zhèn)西將軍謝尚嘆賞不能已，原因之一就是袁虎詠詩的聲音實在“清會”美聽。

（3）由于佛教和道教音樂的影響，吟誦詩文的腔調得到豐富和發(fā)展。這一點，我們將在本書第八章探討吟誦腔調時再作具體論述。

到唐代，格律嚴整、音調鏗鏘的近體詩產生了，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了百花爭妍、萬紫千紅的黃金時代，詩歌吟誦也隨之在更大的范圍內展開。

唐代的許多皇帝不僅能寫詩，而且喜歡吟詩，請看下面幾則材料所記：

唐代皇帝還愛聽近臣吟誦詩歌，比如：

郭山惲雖未將兩詩誦完，但于此可見唐中宗對誦詩很感興趣，把它當作如同舞蹈和音樂一樣可以取樂的一種藝術，而郭山惲的誦詩也一定非常出色，否則怎敢在那種場合獻丑。

唐代的詩人如群星燦爛，一個個都是吟詩的愛好者：他們或者自吟自賞，或者吟味他人之作，或者聆聽他人吟誦，這方面的資料極多，隨手拈取幾例吧。

時代造就偉大的詩人，人民愛誦優(yōu)秀的詩歌?！袄疃旁娖f口傳”，此話一點也不夸張。事實上，除李杜這兩大家外，不少詩人的名篇佳句在當時廣為傳誦，茲舉幾例：

這里特別需要提到的是，白居易的詩歌由于語言通俗易解，因而得到更廣泛的傳誦，“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5]，即使如《長恨歌》《琵琶行》那樣的長篇也贏得了國人的普遍喜愛，以至“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6]。

總之，在唐代，從皇帝到大臣，從文人雅士到村夫牧童，從和尚道士到宮女歌伎，吟詩成了人們普遍的愛好，成了時代的一種風尚，成了詩歌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

唐代的文人學子讀文同樣喜用吟誦的方法。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他在《進學解》中描述自己平時“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古文運動的另一位倡導者柳宗元在《與友人論為文書》中寫到這樣一件事：

友人欲觀自己文章，他回答說，現在文集編好了，就請管理書籍的仆人吟誦給您聽吧。這自然是一種謙虛的說法，但由此可見唐代吟文之普遍：連“治書蒼頭”都能“吟諷”，何論文人學子！

不僅如此，韓愈在《答李翊書》中還提出了著名的“氣盛言宜”之說：

在他看來，如果文章的氣勢盛大，那就能使句式的長短與聲調的高下自然相宜；換言之，文章的氣勢是從句式的長短和聲調的高下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的。這個說法無疑對古文的創(chuàng)作與吟誦產生積極的指導作用。

宋元明清四代，吟誦之學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揚光大。

首先，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廣為傳誦的啟蒙讀物。比如北宋人編的《百家姓》、南宋王應麟編的《三字經》、南宋謝枋得和明王相先后選編的《千家詩》、明呂得勝編的《小兒語》、程登吉編的《幼學瓊林》、蕭良有編楊臣諍校補的《龍文鞭影》、清人編的《增廣賢文》、李毓秀編的《弟子規(guī)》等，以及在此之前已流傳、南朝梁周興嗣編的《千字文》，由于這些啟蒙讀物大多用韻語寫成，讀起來朗朗上口，易誦易記，加上內容又切合識字和普及文化知識的需要，所以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我們從下面幾則材料中即可見一斑。

啟蒙讀物的如此風行，使吟誦這一傳統(tǒng)的讀書方法得到極大的普及，其影響之久遠，一直到解放以前。

其次，這個時期吟誦的作品，不僅有一向處于正統(tǒng)地位的詩與文，而且有新起的詞。詞原是入樂歌唱的，為什么人們還要用吟誦的方法來賞玩，個中原委將在本書第三章“詞的吟誦”部分探討。

復次，這個時期吟誦的腔調受到戲曲音樂的影響，因而得到豐富和發(fā)展，這一點在本書第八章“吟誦腔調”部分將具體論述。

最后，這個時期吟誦的理論研究大為加強。比如，南宋的朱熹、元代的劉績、明代的李東陽和唐順之等都對吟誦之學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作家揭橥的“因聲求氣”說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人們的吟誦實踐起到了很好的推進和提高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起，傳統(tǒng)文化受到猛烈沖擊，吟誦也一度被人們冷落。朱自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反對封建文化，這自然是時代潮流所趨，是“五四”運動的一大功績，但把吟誦這個千百年來普遍使用、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美讀漢詩文的方法也當作封建的東西加以廢除，這不能不說是這場運動的一個偏頗。此舉給學校國文教學以及國人賞讀古典文學作品所造成的損失使許多有識之士感到惋惜，于是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不少著名的教育家、學者、文學學學家為繼承吟誦傳統(tǒng)做出種種的努力。

一是大聲疾呼學校的國文教學應當恢復傳統(tǒng)的吟誦方法。20世紀30年代初，夏丏尊和葉圣陶兩位先生用故事的形式為中學生合寫了《文心》一書，書中借“王先生”的口對中學生們說：

這個倡言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熱烈響應，他著文寫道：

后來葉圣陶和朱自清兩先生聯手合著《精讀指導舉隅》一書，于1942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葉先生在此書“前言”中又一次強調吟誦的重要：

夏、葉、朱三位先生都是當時的名家，他們如此大力倡導吟誦，這對大中學校的國文教學恢復傳統(tǒng)的讀書方法自然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是對吟誦本身進行研究。僅筆者所見到的，就有以下幾種論著。

20世紀20年代，唐鉞先生發(fā)表《散文節(jié)拍觕測》一文^[12]，指出古典散文同詩歌一樣也有節(jié)拍，并發(fā)出呼吁：“作者極希望國中有人從事于此事的精密研究。”其后，1927年8月，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趙元任先生為自己的《新詩歌集》寫了篇序，序中精辟地論述了“吟”同“唱”的區(qū)別及其聯系。

30年代對吟誦的研究往往引進一些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先是吳世昌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詩與語言》的論文，此文從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以及讀詩心理的角度詳盡地探討了古典詩詞的聲音與讀者被引起的情感之間的關系，雖有些說法還可商榷，然不乏精彩之處。接著，黃仲蘇先生于1936年出版了《朗誦法》一書，這可說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朗誦方法的著作，被錢基博先生稱之為“當代之絕學”^[13]。書中雖也論及語體文的講讀方法，但主要談的還是古詩文的吟誦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40年代初，洪深先生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寫成了長篇論文《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這篇長文并非專論古詩的吟誦，但于戲的念詞與詩的朗誦之中“求其共通，復于共通之中求其變異。新舊兼融，中西共冶”^[14]，吟誦愛好者讀后會獲得不少啟發(fā)。另外，朱光潛先生于1943年出版的《詩論》和收在1946年出版的《談文學》中的《散文的聲音節(jié)奏》一文，都涉及古詩文的吟誦，雖非專論，而有真知灼見。

三是身體力行，從事吟誦教學。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唐文治先生（1865—1954）早年出使日本時，曾從桐城巨子吳汝綸那兒學得吟誦古文之法，自20世紀20年代起主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期間，十分重視古詩文的吟誦。他提出“熟讀精審，循序漸進，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十六字讀書法，并在吳汝綸傳授的吟誦之法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富有特色的吟誦腔調，即出名的“唐調”，時人爭相效法。1948年，上海大中華唱片公司曾錄制他吟誦古詩文的唱片，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唐老先生前后主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凡三十年，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能吟會誦的國學專門人才，他們中有不少人后來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唐調通過他們得以很好地傳承和發(fā)揚。

解放以后，總的看，吟誦式微，在大學古典文學和中小學語文教學中不很時興，未能引起國人的普遍重視，這與提倡不力和受“左”的思想的干擾不無關系。但應該看到，就全國范圍而言，吟誦的傳統(tǒng)并沒有完全丟掉。在思想寬松時期，大學古典文學教師和中小學語文教師，凡能吟會誦的，教到精彩處或講得高興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吟誦起來，這時準會博得學生們的一片掌聲。打倒“四人幫”以后，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弘揚優(yōu)秀民族文化的口號深入人心以及對外文化交流的擴大，吟誦漸為更多的國人所重視，這門中華絕學現出了再興之兆：在高等學校里，不僅那些能吟會誦的古典文學教師在平時教學中重視吟誦藝術，而且有些學校還開設了吟誦課，舉辦吟誦講座，專門向學生傳授吟誦之學；許多古代文學研究會、詩詞學會開會時往往安排吟誦詩詞的內容；電臺、電視臺有時播放有關吟誦知識講座和展示吟誦的節(jié)目；每逢春節(jié)、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傳統(tǒng)節(jié)日，各地常常開展多種形式的詩詞吟誦活動；“常州吟誦”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全國和一些省市建立了吟誦學會，開展搶救、整理、研究和宣傳吟誦的工作；為了讓吟誦走進更多的校園和課堂，許多地方舉辦吟誦骨干教師培訓班；對吟誦的理論研究和推廣很有熱起來的苗頭，出版了多種吟誦論著、吟誦讀本和吟誦光盤；海內外吟詩交流日漸增多；教育部、國家語委為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組織開發(fā)“中華經典資源庫”重大公益項目，聘請國內吟誦專家吟誦經典詩文。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筆者相信，如果我們能將上述這些活動堅持下去，擴大開來，那么總有一天吟誦之學將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再度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