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現(xiàn)代革命文學，從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到1942年延安文藝整風，歷經(jīng)風風雨雨，走過20多年艱難曲折的路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像春風吹拂大地，催發(fā)了文藝百花園的勃勃生機，帶來了革命文藝界又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于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在各抗日民主根據(jù)地，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脫穎而出，有如燦爛的群星，閃耀在祖國的夜空。賀敬之便是這燦爛群星中的一顆引人注目的新星。

賀敬之的名字，不能不使人立即想到從延安上演到新中國的新歌劇《白毛女》，想到從1943年唱到如今的革命歌曲《翻身道情》《南泥灣》，想到那大氣磅礴、振聾發(fā)聵的長篇政治抒情詩《放聲歌唱》《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想到那清新俊逸、意境深邃的精美短詩《回延安》《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車的窗口》，想到那“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新古體詩《富春江散歌》。

這些作品當然不是賀敬之佳作的全部，更不是他創(chuàng)作的全部，卻是他奉獻給中華民族文學寶庫的璀璨明珠。賀敬之并非一個著作等身的多產作家，然而他常常以其厚積薄發(fā)、擲地有聲的文學精品，震動了不斷發(fā)展的文學時代，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他那堅實的閃光的足跡，譜寫了他那獨具思想藝術風采的篇章。

像文學史上許多卓有成就的作家無不受到時代的哺育一樣，賀敬之也是時代的產兒。1938年春，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臺兒莊大戰(zhàn)的連天炮火，將他這個年僅13歲的魯南農家子弟，拋入了浪跡天涯的人生軌道。他緊緊追隨山東流亡學校先在湖北均縣后到四川梓潼，一邊投入抗日救亡活動，一邊求學，并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開始學習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1940年，未滿16歲的賀敬之就奔赴延安，成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最小的學生，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掀開了他人生的嶄新一頁。他那一系列歌頌延安新生活和控訴童年時代家鄉(xiāng)農村黑暗現(xiàn)實的詩篇，受到文藝界和讀者的青睞。1944年，在延安如火如荼的新秧歌運動中，他被陜甘寧邊區(qū)文教大會授予“乙級文教英雄”稱號。1945年春夏間，他熔鑄集體智慧，充分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和藝術才華，主筆創(chuàng)作了中國新歌劇的扛鼎之作《白毛女》，他時年才20歲，年輕劇作家賀敬之的名字，開始轟動華夏大地。

賀敬之并沒有沉醉在已經(jīng)獲得的引人矚目的成就和名聲中，而是乘著時代的風浪，揚起奮進的征帆，繼續(xù)奔向革命人生更遠大的航程。1945年9月，他隨華北文藝工作團從延安出發(fā)，長途跋涉，到達華北新解放區(qū)，以詩歌和劇作為武器，積極投入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事業(yè)中。1947年6月，他在冀中下到野戰(zhàn)軍部隊，并在解放滄縣的激烈戰(zhàn)斗中立功受獎。

就是這位吃著延安的小米飯、喝著延河流淌的“乳汁”長大的接受過人民解放戰(zhàn)爭炮火洗禮的著名作家賀敬之，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默默無聞地辛勤工作在人民戲劇戰(zhàn)線上。自1956年發(fā)表《回延安》到1963年《雷鋒之歌》問世，他邁著快捷而有力的步伐向著中國詩歌園地里政治抒情詩這一獨秀的巔峰攀登。他以驚天動地的澎湃激情，放聲歌唱祖國和人民，歌唱中國共產黨，歌唱新的時代生活，歌唱新時代哺育的新英雄?！拔母铩笔?，他被剝奪了創(chuàng)作的權利，受到迫害，胸中深埋著熾烈的憤怒的感情火焰。當“四人幫”被歷史的鐵拳粉碎，詩人胸中這火焰便噴射出來，他又一次放聲歌唱黨和人民的偉大勝利，歌唱社會主義祖國的再度新生。1978年起，黨和人民將文藝領導工作的重擔放在了賀敬之的肩頭。他在思想文化領導崗位上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而嘔心瀝血，同時在詩歌園地里獨辟蹊徑，開始了中國“新古體詩”即古體歌行創(chuàng)作的探索。

半個多世紀來，賀敬之走過了一條漫長的人生道路。這是一條真誠而堅定的革命者的道路，一條質樸而剛毅的戰(zhàn)士的道路，一條始終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革命劇作家、社會主義詩人的道路。正是在這條獨特的藝術和人生的道路上，鑄就了賀敬之那革命戰(zhàn)士兼作家的獨特氣質、性格和靈魂，形成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所獨具的思想藝術風貌與魅力。

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是賀敬之孜孜以求的藝術境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學藝術，歷來就存在著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潮流，存在著作家藝術家傾向于現(xiàn)實或是傾向于理想的區(qū)別。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和郭沫若就分別代表了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兩座高峰，樹立了兩個光輝的典范。賀敬之繼承和發(fā)揚了中國優(yōu)秀的文學傳統(tǒng)，特別是魯迅和郭沫若的革命文學傳統(tǒng)。就賀敬之獨特的生活經(jīng)歷所形成的獨特的性格和氣質來說，他更加鐘情于革命浪漫主義。他努力吸取中國歷代和國外積極浪漫主義的思想藝術精髓，融入自己反映和謳歌新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實生活的詩歌創(chuàng)作，使他的許多優(yōu)秀政治抒情詩深蘊一種獨具個性色彩與風格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文學精神，這是一種對共產主義理想抱有堅定信念、對革命事業(yè)充滿信心、滿懷革命豪情的精神，一種不懈地追求真理與正義、追求崇高、追求真善美而憎惡假惡丑的精神，一種善于透過黑暗看到光明并百折不撓地奔向光明的精神，一種始終注目于時代大潮而不懼暗礁與旋渦的大無畏精神，一種將個人的“小我”融入人民的“大我”從而正氣浩然、胸懷坦蕩的精神。

賀敬之藝術生命中的“戀母”情結，是形成他的創(chuàng)作個性與藝術風格的一個深層的原因。賀敬之的童年生活是貧窮而凄愴的，然而他有一位給予自己無限慈愛的母親。這一位中國普通農村婦女的善良溫柔、勤勞樸實、忠厚正直的品性，在賀敬之的精神世界里植入了不可更易的基因。在他那幼小的心靈中，母親是慈祥、高尚、美好的象征，也只有母親才是人世間至親至愛、至善至美的人。賀敬之投入革命懷抱后，特別是到了革命搖籃延安后，在同學、老師、戰(zhàn)友、領導的眼中，他仍然是個“小孩子”，總是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和愛撫，享受到革命大家庭更多的溫暖，漸漸地，“母親”的精神和形象在他的心靈世界里得到了升華，她不僅是慈祥、高尚、圣潔、美好的象征，而且是偉大、崇高、神圣、壯美的象征，是他的人格精神力量的依仗和寄托。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許多詩歌作品中，“祖國”“人民”“共產黨”“毛澤東”“延安”“魯藝”“革命集體”都是“母親”。面對“母親”，他總有說不完的心里話，唱不完的動人的歌；面對“母親”，他總有無法割舍的深深眷戀的情懷，同生死、共患難的赤膽忠心。為了“母親”，他總有一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熱血和無畏的獻身精神，一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壯志豪情。

辯證文藝觀的形成，是賀敬之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藝術思維臻于成熟的重要標志。當賀敬之從黑暗、污濁的國統(tǒng)區(qū)，風塵仆仆投奔到革命根據(jù)地延安的懷抱后，在這個樸實、純潔的少年的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鮮、明麗和美好，他對“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感受格外深切。在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他的心靈、境界和思想感情得到進一步的凈化和升華。他總是用一種光明、美好、赤誠和積極樂觀的心態(tài)與眼光來看待世界，來看待他周圍的一切，來看待革命事業(yè)的現(xiàn)實和未來。因此，在延安文藝整風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盡管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屢受挫折，盡管他也曾意識到革命事業(yè)的艱巨性、曲折性和復雜性，然而在他的筆下，在他的作品中，始終如一地真誠而熱烈地歌唱光明。歷經(jīng)“文革”后，林彪、“四人幫”這伙在光明的新中國大造黑暗的家伙，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歌唱光明和暴露黑暗，從來是一個問題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1]，因而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應當“不僅見喜，也要見憂；不僅見此，也要見彼”^[2]。作為一名歷經(jīng)了舊、新兩種社會和“文革”前后新中國巨大變化的革命文藝老戰(zhàn)士，賀敬之的政治觀和文藝觀中充滿了辯證思維。在新時期，他正是用這種辯證文藝觀給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當他走上文藝領導崗位后，更是用這種辯證文藝觀來指導他所負責的文藝工作。比如，他反復強調：黨對文藝的領導是要“堅持”但不是“僵持”，是要“改善”但不是“改掉”；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不要走“老路”但也不要走“邪路”，不要“僵化”但也不要“自由化”；學習西方文藝既不要“因噎廢食”，也不要“飲鴆止渴”；等等。再比如，他多方面論證：文藝創(chuàng)作要注重形式美，但又不能因此拋棄思想內容而走向形式主義；無限夸大世界觀對創(chuàng)作的制約作用是應當糾正的，但又不能由此認為文藝創(chuàng)作不受任何世界觀的制約；一切為政治、一切從屬于政治的文藝觀是必須改正的，但又不能導致要所有作家和所有作品都排除政治內容；只許歌頌光明、不許暴露黑暗是完全錯誤的，但又不能否定在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上光明是主流；等等。顯然，賀敬之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文藝觀貫穿于他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文藝領導工作的方方面面，這是難能可貴的。

從現(xiàn)代中國新文學到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是一脈相承的，也是不斷發(fā)展的。在近一個世紀中，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由向西方開放，到只注重吸收蘇聯(lián)和其他少數(shù)國家革命文藝經(jīng)驗的半封閉，到逐漸走向完全的自我封閉，再到向世界各國優(yōu)秀文藝學習的全方位開放，確實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演進過程。賀敬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文化背景中步入文壇并走向成熟的一名革命作家。他的生活道路與人民革命的行程同軌，他的創(chuàng)作道路與文學時代的發(fā)展同步，然而他的人生和藝術的道路又是相當獨特的。賀敬之早年深受魯迅、郭沫若、艾青、田間、臧克家等老一輩革命作家的影響，同時努力向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歌德、普希金等世界巨匠的文學作品學習，后來又不斷地從中國優(yōu)秀的古代文學和民間文學中吸取豐富的營養(yǎng)。他以自由體新詩創(chuàng)作起步，而以新歌劇創(chuàng)作成名，又以政治抒情詩的創(chuàng)作確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繼而以“新古體詩”的創(chuàng)作展現(xiàn)出他晚年豐富的精神世界和不懈追求詩體創(chuàng)新的探索精神。賀敬之是著名劇作家，又是著名詩人，也是長期處于重要文藝領導崗位的著名文論家。他對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發(fā)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卓有成就的。

文壇上，對賀敬之及其創(chuàng)作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疑，就像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想藝術特色十分鮮明一樣，他的作品中的時代和個人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晰，這正是賀敬之藝術個性的生動表現(xiàn)。的確，賀敬之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又是曲折的，他的精神世界是單純的又是復雜的，因此，他的創(chuàng)作內蘊是那么豐富、深邃而富有魅力。要真正認識賀敬之及其創(chuàng)作，就必須從時代的進程和他自己的人生軌跡的交叉點上，客觀地實事求是地進行認真考察和透視。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既是時代的兒子又獨具個性風采的作家賀敬之。

[1] 《賀敬之詩選·自序》，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

[2] 《賀敬之詩書集·自序》，《詩刊》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