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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追求光明的文學青年

賀敬之評傳 作者:何火任 著


第二章 追求光明的文學青年

一 流亡歲月的心路歷程

從山東家鄉(xiāng)到湖北均縣的艱險經(jīng)歷,拉開了賀敬之流亡生活的序幕。其實,到均縣后,直至到達延安前,賀敬之一直處于流亡歲月中。

作為青少年時代的學生,流亡,是在特殊年代里人生旅途中一種特殊的生活狀態(tài),而在流亡生活中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則是由各人不同的心靈發(fā)展歷程所決定的。當時,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著祖國大地,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烽火遍地熊熊燃燒。在這國難當頭、人民激奮的年代,流亡學生中,有的投奔國民黨的軍隊,有的報考國民政府的軍校,有的仍孜孜于個人讀書成才,也有極少數(shù)淪為國民黨三青團的走卒。然而,流亡學生中的絕大多數(shù),將個人的命運同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一到均縣就開始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做時代的弄潮兒。賀敬之便是這些弄潮兒中年紀雖小卻頗為引人注目的一個。

山東的中等學校,包括高中、初中和鄉(xiāng)村師范,在抗日烽煙彌漫大地的動蕩歲月中流亡到湖北后,組建了國立湖北中學,總校設在鄖陽,師范部和簡師部設在均縣。均縣有學生800多名。賀敬之同張延齡、陳德秀、孫炳成都插入均縣分校簡師部一年級二班學習。

當賀敬之他們到達均縣時,這個武當山下的小縣城里,抗日浪潮洶涌澎湃。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等抗戰(zhàn)歌曲日日夜夜響徹大街小巷。縣城南北大街的墻壁上貼滿了號召民眾團結抗戰(zhàn)的標語口號和學生宣傳抗日的壁報。學校里課程較少,師生們紛紛走向街頭,走向機關,走向工廠,走向農(nóng)村,編演抗日救亡的小節(jié)目,高唱抗日歌曲,宣講抗日道理。國文課老師選講與抗日有關的教材,給學生提供抗日宣傳資料。在這群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中,人們漸漸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閃動著一個少年學生的身影,他就是剛從山東結伴流亡到均縣的賀敬之。

小小年紀的賀敬之,不僅經(jīng)常為壁報寫稿,在歌詠隊伍里唱歌,還參加演戲,在一個描寫中國平民家庭遭受日本飛機轟炸和鬼子搶劫慘景的獨幕話劇里,他扮演一個小孩,臺詞不多,就在臺上哭啊哭,哭得是那么傷心,那么動情,仿佛臺兒莊大戰(zhàn)那沖天的火光、隆隆的炮聲和流亡途中難民們那惶恐擁擠哭喊著的情景,又浮現(xiàn)在自己的眼前,震響在自己的耳邊。

特殊年代,常常促使那些有著獨特生活經(jīng)歷和個人稟賦的青少年早熟。同均縣簡師部許多學生相比,賀敬之那好學、多思和政治敏感的特點,漸漸凸顯出來。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抗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期,不少進步書刊在學校里能夠讀到。學校圖書館有進步的哲學、政治、經(jīng)濟、文學書籍,學生們也組織起讀書會,湊錢買些進步書刊。給賀敬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了描寫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途奮戰(zhàn)去延安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和表現(xiàn)蘇聯(lián)地方軍隊投奔主力紅軍的《鐵流》等革命書籍。一天,同學們傳看一張《大公報》,賀敬之要來看了,見上面登有藺風萼(柳杞)的一篇描寫他自己從鄖陽總校奔赴延安的生動經(jīng)歷的散文,開頭一句就是“山谷里的水嘩嘩地流著”,深深吸引了賀敬之。這篇散文給賀敬之以強烈的震動,他的心靈深處開始萌生對延安的向往之情。

時局變化很快。由夏入秋,國民黨戰(zhàn)干團來學校“招生”以欺騙青年學生上鉤,并派來軍事教官在簡師部增加軍訓課,訓育主任還向?qū)W生吹噓在武漢成立的三青團的“進步性”。與此同時,國立湖北中學里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林英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活動,有的進步學生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不少青年學生悄悄加入了“民先”[1]。學生們從漢口共產(chǎn)黨的《新華日報》的宣傳中了解到三青團的反動本質(zhì),認識了“民先”的進步性。賀敬之當時年紀很小,雖未加入“民先”組織,但他心明眼亮,唾棄三青團,傾向進步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活動。由于他好學多思,接受進步思想快,因此懂的革命道理也往往比一般青年學生多。比他年長4歲的山東老鄉(xiāng)、簡師部同學李德讓回憶說:“我從此認識了賀敬之,并從這位青年的言談中受到不少啟發(fā)?!?sup>[2]

1938年冬,日本侵略軍向湖北武漢地區(qū)大舉進攻。國立湖北中學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命遷往四川。從湖北均縣到四川梓潼,有兩千多里的崎嶇路程,師生們徒步跋涉一個多月才到達目的地。他們白天走,晚上還搞宣傳活動,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電線桿子》等抗日小戲。李德讓曾這樣記述這段艱難歷程和感受:

記憶猶新的是,在長途跋涉中,我們翻山越嶺,跨過無數(shù)條河流,在經(jīng)白河至安康的途中,我們發(fā)現(xiàn)從敵占區(qū)逃出的難民。他們衣衫襤褸,愁容滿面,肩挑背馱,扶老攜幼,邁著沉重的雙腿,一步一步艱難地在路上走著,緩緩地走向暫時無敵人魔爪的漢中平原。只有從他們的眼中閃著同我們青年學生一樣的無比仇恨的光芒。

這一切對我們有志的青年來說,怎能不同情,怎能不激憤!無家可歸的人們?。『螘r才能回到可愛的故鄉(xiāng),與親人團聚![3]

這種感受對于那么小年紀就遠離家鄉(xiāng)、歷經(jīng)磨難的賀敬之來說,尤為深切。難民們的慘狀每時每刻都緊緊揪住他那顆年輕的心。一路上,“難于上青天”的蜀道,沒有使他感到畏懼與疲勞,祖國的命運、人民的苦難,增強了他勇往直前、戰(zhàn)勝任何艱難險阻的勇氣和決心。行進途中,他和同學們的背包里裝著他們最寶貴的“財富”,那就是他們湊錢購買的書籍。他深知,要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除必須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就是要多讀書,多讀那些深蘊革命道理、描寫革命進程的書。深深吸引著他的描寫延安革命生活的那本《活躍的膚施》[4]就是他們到達安康時,他從一位同學那里借來看的。讀著讀著,如饑似渴地讀著,他不禁心往神馳:啊,延安,多么誘人的地方??!這本書在年輕賀敬之的心靈世界里,展現(xiàn)了一片充滿光明的嶄新天地。

1939年2月,龐大的師生隊伍紛紛到達川北。從此,“國立湖北中學”更名為“國立第六中學”,下設四個分校??傂TO在四川綿陽,三個分校分別設在川北其他幾個地方。第一分校為師范學校,分師范部和簡師部,校址設在梓潼縣城。賀敬之隨學校來到梓潼,在簡師部學習,開始了他人生旅途中又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

梓潼這座小縣城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依山傍水,涪江支脈梓潼河沿城西流淌,川陜公路穿街而過。梓潼境內(nèi)七曲山上建有張亞子文昌廟,廟對面盤陀石上有一石床,相傳唐明皇南逃至此曾臥息于上,夢見張亞子。元仁宗加封張亞子為“文昌帝君”。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縣城迎接文昌巡幸潼城的場面依然盛大,虔誠的百姓光著上身,身上掛著點燃的油燈。梓潼縣城內(nèi)亦有一座文昌廟,六中第一分校就設在這座廟內(nèi)。

賀敬之在梓潼求學期間,日寇在中國大地上的殘暴肆虐和國民黨政府的日漸腐敗,使他越來越對黑暗現(xiàn)實不滿。1939年農(nóng)歷五月初十、十三兩天,日機在重慶上空狂轟濫炸,被炸死、炸傷的無辜居民3萬多人,血洗街頭,可國民黨重慶市政府的一些公雜人員在處理死難同胞時卻喪盡天良,乘機大發(fā)國難財。國內(nèi)外輿論嘩然,各國報紙紛紛發(fā)表評論,譴責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賀敬之與學校里廣大進步青年學生,個個摩拳擦掌,義憤填膺,決心以實際行動積極投身革命斗爭,挽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和人民。民族仇,階級恨,激發(fā)了賀敬之長期積蘊于心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

滿懷救國救民抱負的賀敬之,努力學習學校里開設的國文、代數(shù)、歷史、地理等各門課程,考試成績在班里總是名列前茅。為了宣傳抗日、推動救亡運動蓬勃發(fā)展,他還廢寢忘食地參加歌詠活動和街頭演出,成為一名積極分子。當時學校里壁報很多,賀敬之便與另外4名同學一起辦了一個壁報叫《五丁》。他們5位同學辦的這個賦有象征意味名稱的壁報,名字取自古代傳說:“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獻山,秦王(秦惠王)獻美女與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sup>[5]又傳說:“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sup>[6]由陜南入四川的途中,有一峽谷名“五丁峽”,有一關隘名“五丁關”,即源自這些傳說??梢娰R敬之他們以“五丁”名壁報,面對當時國難當頭的局勢,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充分表現(xiàn)出這批愛國青年學生的遠大志向和追求光明與進步的滿腔熱情。賀敬之曾回憶說:“梓潼有‘五丁開山’遺址,我們當時辦的壁報刊名也叫‘五丁’,那時辦刊有五個人?!宥 @名字饒有詩意,在國統(tǒng)區(qū)盡管風雨如磐,可是有‘五丁’在,當然是不難摧毀的?!?sup>[7]

革命斗爭形勢的迅猛發(fā)展,激發(fā)了愛國青年們的滿腔熱情,也讓他們產(chǎn)生許多迷惘。賀敬之同當時一批進步青年學生一樣,閱讀更多革命書刊的愿望愈加強烈。他積極參加了同學組織的“挺進讀書會”,成為其中的骨干,會員約10人,負責人是同班年齡較大的學生劉允盛和李錫恩。同學們節(jié)衣縮食,湊錢買書刊。讀書會逐漸購買了一批進步文學書籍和一些宣傳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等方面的書刊。這期間,賀敬之貪婪地閱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斯諾的《西行漫記》等書,還經(jīng)常翻閱共產(chǎn)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解放》周刊等報刊,獲得了大量的革命信息,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文化素質(zhì)和政治覺悟得到顯著提高。從這些書刊中,他不僅越來越明晰地了解了紅軍和革命,而且了解了中國共產(chǎn)黨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大批杰出的人民革命的領袖人物。他的內(nèi)心深處,熱切地向往著那一片圣地,那一片在黑暗年代里祖國的光明所在、人民的希望所在的延安。

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蔣介石假抗日真投降、積極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出來。大后方的學校里也一片昏天黑地,強化了法西斯教育。在梓潼第一分校,三青團大肆活動,公開收繳學生的進步書刊,查詢并登記訂閱《新華日報》的同學的姓名,監(jiān)視學生的行動。賀敬之所在的那個班里,有個很壞的學生成了三青團員,常在教室里罵罵咧咧,叫嚷:“咱們這兒有共產(chǎn)黨的孝子賢孫啦,你們小心點!”他還檢查和偷看同學的信件。學校的訓育主任、教導主任都去國民政府教育部受訓,回校后積極執(zhí)行CC特務的反動訓導。教育部還派人來校審訊參加抗日宣傳活動的積極分子。一時間,學校里的讀書會和壁報均被取締。軍統(tǒng)特務劉魁升甚至持刀行兇,殺傷民先隊員崔培祥。面對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賀敬之和他的伙伴們展開了機智而巧妙的斗爭。他們刨開墻上的磚,把書刊藏在墻里面,或者塞在無水的古井的磚縫里,或者藏在郊外的墓穴里與荒草中,待敵人不注意時,又取出來閱讀,吸取斗爭的智慧和力量。

自到川北后,在國立第六中學的四個分校里,一直有一批進步師生,如教師中的李廣田、陳翔鶴、方敬、廉立之、張超等,學生中的侯金鏡、朱寨、李方立、程蕓平、孫躍東、劉允盛、賀敬之等,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分別在各個分校里,同學校反動當局及三青團、CC特務,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多種形式的斗爭。他們高呼抗日口號,進行請愿與示威,反對壓制抗日,反對貪污腐敗,反對法西斯教育。特別是設在羅江的第四分校,學潮尤其高漲,早就搞得熱氣騰騰。

賀敬之是一個性格非常倔強的青年,他所樹立起來的革命信念是無法動搖的。一天,訓育主任宋東甫找賀敬之去談話。宋東甫是山東省嶧縣許陽鄉(xiāng)澗頭集鎮(zhèn)旺莊人,即賀敬之離開家鄉(xiāng)時父親送他去會見張延齡等同學的那個村子里的人。此人為梓潼分校國民黨組織的主要頭子,學校里的三青團就是他建立的。這是一個思想很頑固的國民黨員。特別是到1939年秋后,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他就在學校里大力加強黨務活動,監(jiān)視進步青年,搜捕共產(chǎn)黨人。賀敬之跟這個人從來沒有接觸過,可是他突然把賀敬之找去,主動套近乎。他說:“賀敬之,咱們是老鄉(xiāng)??!你這個小孩,我還是挺看重你的??!都是我們家鄉(xiāng)的嘛,你還是我的小老鄉(xiāng)嘛,你要跟著我們走,那就好??!我聽說你呢,糊涂,要跟著他們走了。國家現(xiàn)在的情況呢,你難道不知道嗎?你要吃哪碗飯嘍?現(xiàn)在有大鍋飯有小鍋飯,大鍋飯是國民黨,小鍋飯是共產(chǎn)黨,那小鍋飯吃不了幾天了!”[8]

其實,糊涂的并不是賀敬之。賀敬之的心里亮堂堂的。這個出身于貧苦農(nóng)民家庭的正直善良的青年,這個在抗日戰(zhàn)爭烽火中走南闖北、遷徙流亡、歷經(jīng)磨難的青年,這個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的青年,這個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追求進步的青年,這個長期以來憎惡黑暗、向往光明的青年,他怎么能不明白自己應當走一條什么樣的人生道路呢!他自小在家中、在故鄉(xiāng),就親身感受到了地主對農(nóng)民的盤剝與欺壓,國民黨的腐??;流亡歲月中,他進一步認清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本質(zhì)。早在北洛小學時,他就知道了紅軍,知道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知道了西安事變;到均縣后,直至到梓潼,他更加了解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了解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革命領袖,了解了革命圣地延安。對他來說,已經(jīng)找到了應當跟誰走而不應當跟誰走、是共產(chǎn)黨有前途還是國民黨有前途的明確答案。祖國的出路在哪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他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傾慕著、向往著、渴望著那一片光明的圣地——延安。

二 感應著繆斯的琴弦

賀敬之在均縣、梓潼的流亡歲月中,同廣大進步師生一道,通過參加歌詠、演戲、辦壁報、組織讀書會,進行請愿與示威等各種形式,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同國民黨頑固派的腐敗與反共行徑展開斗爭。然而,賀敬之從事這些活動和斗爭的主要武器,是他手中的那支筆,是他用那支筆逐漸學會的文學創(chuàng)作。他曾回憶說:“我是生活在民族危亡、人民受難的時代,作為人民的一分子,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應該發(fā)出聲音,和人民一起共鳴。”[9]是的,人民是“繆斯”,時代是“琴弦”,繆斯撥響了琴弦,深深地感動著、震撼著賀敬之這個熱血青年的心,引起了他強烈的共鳴。他不能不發(fā)出他自己的聲音,那來自他靈魂深處的顫動的聲音。于是,他開始了詩歌和散文的寫作。從此,他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均縣分校簡師部學習期間,抗日的熱潮將賀敬之的詩情鼓動了起來。這些詩情最初是流注在他的作文中。國文老師有時從賀敬之的作文里挑選出寫得較好的富有戰(zhàn)斗性的詩篇,張貼在教室的墻壁上,讓同學們觀摩。據(jù)他的同班同學呂兆修回憶,當時賀敬之寫作很勤奮,課余散步時,他還常把自己的新作朗誦給呂兆修或其他進步同學聽。一次,呂兆修生病了,賀敬之寫了一首小詩向呂表示慰問,詩的大意是:“雨落著,芭蕉葉上流淚?!牵仔?。”[10]這樣的詩句當然相當幼稚,但也不難看出,年輕的賀敬之很會捕捉詩的形象,并顯露出他善于通過形象來表達自己感情的詩的才能。

這期間,學校里的文學氣氛很濃。賀敬之閱讀到許多“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進步作品,特別是從解放區(qū)、抗日根據(jù)地流傳來的和蘇聯(lián)翻譯過來的進步的、革命的文學作品,進一步激發(fā)了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

最使賀敬之難以忘懷的,是他在這里第一次有機會親耳聽到了著名詩人、作家臧克家、田濤、陳北歐等人來學校的講演。特別是詩人臧克家用他那激動人心的詩句,敲響了青年詩歌愛好者賀敬之的心扉。當時,在均縣簡師部操場邊的墻壁上,以第五戰(zhàn)區(qū)戰(zhàn)時文化工作團的名義出過一期壁報,壁報通欄就是署名“臧克家”寫的一首詩,開頭幾句的意思是:在異鄉(xiāng)里喜聽熟悉的鄉(xiāng)音,在救亡歌中我遇到你們這群青年人……這些詩句很快在學校里流傳開來。臧克家是山東省諸城縣人,此時任第五戰(zhàn)區(qū)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戰(zhàn)時文化工作團團長。到均縣后,賀敬之曾讀過臧克家的《烙印》等詩,知道他是山東人,是大詩人,很崇拜。一天,賀敬之從學校里貼出的海報上,得知臧克家等名人在操場上跟同學們見面并講演,心里非常激動,為有機會能見到臧克家而深感光榮。他在操場上的人群中擠呀,拼命往前擠,終于興奮地見到了他十分崇敬的著名詩人。他聽到,臧克家不僅作了講演,而且朗誦了登在壁報頭篇的那首詩。詩人那濃重的山東口音,讓同樣是山東人的賀敬之難以聽懂,但那詩的激情、詩的旋律,強烈地扣動了賀敬之的心弦。

賀敬之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我的那個年齡,那個情緒,臧克家的詩,我還不能完全欣賞,完全領會。比較起來,艾青的詩,田間的詩,更使我感興趣一些。我從當時的報紙上讀過艾青的詩,最初讀到的那首詩好像是批判周作人的。我那時更喜歡田間的詩,因為他的詩更貼近年輕人,更適合我的情緒。”[11]在從均縣到梓潼的路上,賀敬之讀了不少田間的詩,這對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詩歌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到達梓潼后,賀敬之閱讀的文學作品就更多了。他們的“挺進讀書會”購買了幾十本文學書籍,賀敬之借來看了又看,其中如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蕭紅的《生死場》、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小說,他都愛不釋手。進步文學作品的熏陶,革命浪潮的激勵,使賀敬之的寫作熱情越來越高漲。他常給他們5人合辦的《五丁》壁報寫稿,主要是寫詩,也寫過一篇紀念魯迅的散文。他們還在《五丁》上舉辦過一期紀念高爾基逝世三周年的???。由于對文學的特殊愛好,賀敬之開始結識了比他年級高的梓潼分校師范部的學生李方立,又通過李方立認識了與李同班的同學顧牧丁。李方立是山東巨野縣(今成武縣)人,曾就讀于山東滋陽鄉(xiāng)村師范學校,1938年春從山東流亡到均縣。顧牧丁是江蘇人,是該校唯一的一名非山東籍學生。他們?nèi)硕伎釔畚膶W,經(jīng)常在一起討論詩歌創(chuàng)作。李方立回憶說:“1939年春,賀敬之的同班同學呂兆修(我的同鄉(xiāng))向我介紹了賀敬之,說他們班上有個小同學,很聰明,人挺好。我見賀敬之熱情,很純潔,說話有點結巴,平平靜靜,穩(wěn)穩(wěn)當當。有一次我與賀敬之看了一些文學作品后,他寫了一首詩,我也寫了一首。他的字寫得好,還畫些小畫如畫碗等,放在詩稿后面的空缺處,這樣就辦出了墻報。我們倆人合辦了四五期墻報。”[12]

當時國立六中第四分校設在羅江,那里的進步師生很多,革命氣氛特別濃厚。著名進步作家李廣田、方敬、陳翔鶴等人均在四分校任教,并先后加入了共產(chǎn)黨。1939年6月起,李廣田主編出版了一個名叫《鍛冶廠》[13]的小型鉛印文藝刊物,發(fā)表師生們撰寫的宣傳抗日、爭取民主的文章和作品。賀敬之從《鍛冶廠》上讀到李廣田寫的激動人心的《發(fā)刊詞》和談創(chuàng)作的文章,后又讀到李崇霄(即李方立)創(chuàng)作的詩《警報前后》和《奔波在長道上的馬群》,心里非常高興。他自己也給《鍛冶廠》撰稿。他同四分校的同學保持著聯(lián)系,非常向往能轉學到四分校,以便能更多地感受那里的革命氣氛,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yǎng)和寫作能力。1939年暑假的一天,正下著大雨,性格倔強的賀敬之,腳穿草鞋,打著把舊雨傘,一個人上路,步行一百多里的泥濘路程,途中在小店歇了一夜,才趕到羅江四分校。他找到李廣田老師,要求轉學到羅江分校就讀。李廣田告訴他,想轉學的想法是好的,但四分校的人數(shù)太多,目前轉學比較困難。賀敬之只好放棄轉學的念頭。第二天,他有幸在四分校的一間教室里,聽了李廣田老師上的一堂業(yè)余文學課,講的是果戈理的小說《塔拉斯·布爾巴》,分析得生動有趣,給賀敬之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羅江返回梓潼后,賀敬之學習寫作更加勤奮。他深感壁報這塊陣地遠遠不能滿足自己戰(zhàn)斗的渴求,必須將自己心底的呼聲,用文學作品的形式,震響更廣闊的社會。于是,他開始不斷地發(fā)表散文和詩歌,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邁著年輕而有力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堅實地向前走著,探索著。

賀敬之正式發(fā)表的處女作是創(chuàng)作于1939年6月12日的一篇題為《詩人的出游及歸來》的散文,以“貝文子”為筆名刊登在同年7月7日成都的《華西日報》上。這篇作品以象征和魔幻的手法描寫“詩人”幻想通過“天國之路”走上“象牙之路”,結果同妻子都慘死在現(xiàn)實的“黑家伙”的絞索下,控訴了現(xiàn)實的黑暗和殘酷。1939年8月23日、24日重慶《中央日報·平明》上,連載了賀敬之以“菽波”為筆名的散文《失地上的烽煙》。實際上,這篇散文更近似于短篇小說,雖然并無太復雜的故事情節(jié),卻寫得波瀾起伏,曲折動人。張大媽的丈夫一年前因相信“東洋人是人,人有良心,不見得見人就殺”,不聽村民們的勸阻,執(zhí)意要去被東洋兵占據(jù)了的城里看望姑母,結果死在東洋兵的刀下。兒子田青一心要為父親報仇,穿上了軍裝,別上了手槍,加入了東村的游擊支隊。張大媽非常擔心兒子會因此也被日本鬼子殺死。村子里改變了以往的平靜,人們陷于極端的恐怖中。女兒桂兒告訴母親,村里的馬大不是好人,恐怕當了漢奸,村上可能要遭他的害。張大媽讓女兒“不要胡扯”,相信“馬大先生是我們村里的大好人,書香人家”。她認為這一切都是“天意”。然而,第二天上午,果然來了七個日本兵,騎著七匹狂嘶著的高頭大馬,打著一面血色的太陽旗,奔進村里。村里的青壯年小伙子都躲進麥地,婦女和小孩縮在家中。日本兵進村后,在馬大的導引下,挨家挨戶搶劫,孩子們被刺死,婦女們被奸污。鬼子刺傷了張大媽,并當著她的面將15歲的桂兒蹂躪致死。村民們躺在血泊中。麥田里的漢子們瘋狂了,怒吼了,拿著標槍、鋤頭飛奔出來,刺進了鬼子的胸膛。以田青為首的游擊隊員們也從柏樹叢里鉆出來,圍殲了日本兵,處決了漢奸馬大。田青興奮地舉起手槍大聲說:“弟弟哥哥們,我們現(xiàn)在知道日本鬼子這樣地對待我們,我們安安的做‘良民’是不行的了,我們要殺盡鬼子才有好日子過!”他還號召大家“要干掉一切出賣我們的漢奸”。張大媽和村民們在一片“殺盡鬼子”的吼聲中,都參加了游擊隊,誓死要和鬼子拼到底。這篇作品有聲有色地描寫了日本鬼子的驕橫殘忍,漢奸的卑鄙可憎,村民們的覺醒,游擊隊的發(fā)展壯大。作者很善于通過景物的描繪,情緒的捕捉,心理活動的展示,來表達人物的感情變化,塑造人物形象;也很善于突出重點,抓住典型,主要通過張大媽一家的悲慘命運,生動地表現(xiàn)出張大媽由只相信“天意”到加入游擊隊的覺悟過程。由此不難看出,雖然賀敬之在壁報上經(jīng)常撰寫詩歌,但他步入文壇時,也頗有寫小說的才能,這與他從北洛小學開始,特別是到均縣以后,大量閱讀小說有關。開始他接觸詩歌并不太多。同時可看出,即使他創(chuàng)作近似于小說的作品,也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那就是具有散文和詩歌的強烈的抒情性。

賀敬之的另一篇散文,一篇動人的抒情詩似的散文,是他創(chuàng)作于1939年11月3日、發(fā)表在1940年1月13日重慶《大公報·戰(zhàn)線》上的《夜》,筆名“艾漠”,被誤印成“漠艾”。這篇只有一千來字的小散文,以“深秋的夜,是深沉的”為抒情基調(diào),以“我”與“你”談心的方式,實際上是年輕的作者內(nèi)心的獨白,抒發(fā)著一種流浪兒思念故鄉(xiāng)和親人、勇敢地面對現(xiàn)實的深沉而哀婉的情緒。這個運河畔的流浪者,在高原的深沉的秋夜里,仰望天上閃爍的星星,俯視漫漫野草叢里開著的小黃花,回憶起童年時代依偎在媽媽懷抱里數(shù)著星星的美好的日子,遙想故鄉(xiāng)的小黃花也是這么開著,花間那條曲折的小路也是這么寧靜,自己年老的父母在這秋風索索的荒涼的夜晚也正站立在東北方那塊遼闊草原上的村莊里牽掛著遠方的孩子。此時,他的耳畔響起了被敵人追逐到滿洲的朝鮮阿里郎山嶺的流浪者唱著的那支凄涼的仇恨者的歌,引起自己內(nèi)心深處無限的憂郁與悲哀。然而,他勸道:流浪的人們啊,勇敢些,等候著明天吧,停止哭泣,永遠要堅強地活著,永遠揚起你那灼熱的仇恨織成的臉龐!作品中深蘊著一種詩的激情,顯示出一種詩的格調(diào)。賀敬之身上的詩人氣質(zhì),從這篇散文里也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

離開均縣到梓潼的途中,特別是到梓潼以后,賀敬之閱讀詩歌作品越來越多。繆斯女神將時代賦予他的藝術生命中的詩歌情結激活起來,他的詩情的激流沿著歷史的河床汩汩流淌。賀敬之正式發(fā)表的詩歌處女作,是1939年8月16日創(chuàng)作于梓潼、刊載于1939年成都出版的《朔風》第一卷第三期上的《北方的子孫》,筆名“艾漠”。這首長達110多行的抒情詩,以“我是/年輕的/北方的子孫呵!”開頭,抒寫了作者童年時代對那充滿了希望與失望的故鄉(xiāng)憂郁生活的深切感受。詩中寫道,他伴著那荒地、莽原、烏泥、秋天的黃沙和冬天的大漠風、凍雪“活過十多年”;他像那荒地的每一個孩子一樣,守著一頭老黃牛,生長在河邊、湖畔,從老子的臉上看到了那質(zhì)樸的“他們的憂郁”。接著,作者聰慧而敏銳地捕捉到一個獨特的寓意深刻的象征著北方故鄉(xiāng)的詩的意象——“憂郁的駱駝”。于是,他以孩子特有的心靈感受展示出故鄉(xiāng)一年四季中憂郁的心跡:春天,那地面有綠色在生長的時候,孩子們的心卻還溫著往日的夢,窮苦,兇年,人們在命運的鞭子下流浪,死亡;夏天,莊稼苗子長起來的時候,在那荒土上,他們像望見了生命的喜悅,可又不能不擔心黃水為患,生命會毀滅在水底,千萬人會被圈在死亡的圈子里;秋天,大豆、高粱、棒子、谷子上了場,他們又拾起了跳躍的生命的歌子,但,討賬的要走了糧食,生命的源泉又干涸了;冬天,他們更從寒冷、饑餓和從塞北刮來的風中看見了“死亡的恐怖”。作者面對著北方那“憂郁的駱駝”,最后深情唱道:

祖宗,

將一支牧羊的鞭子

拋下來……

在那荒土上

我偷偷地活著十多年!

我是

年輕的

北方的子孫呵!

我會唱那

農(nóng)歌

牧歌

吹那牛角,

在北方的荒土上,

我依戀的

年輕的靈魂!

這首詩短促急迫的節(jié)奏與旋律,頗受田間詩作的影響。詩中將長詩句分割成許多短行,使得詩情自由、活潑,騰挪跳蕩,而謀篇布局首尾呼應,中間層層遞進,整體結構相當嚴謹。作者創(chuàng)作這首詩時還不滿15歲,正處于由少年向青年過渡的時期,詩中傾注的感情十分真摯動人,但在選詞煉句方面還顯得較為稚嫩。然而,賀敬之的詩才已躍然紙上。

1939年暑假后,賀敬之的詩友李方立、顧牧丁均從梓潼一分校師范部畢業(yè)離校謀職。李方立去三臺縣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五戰(zhàn)區(qū)中小學教員服務團話劇隊當演員。顧牧丁到成都,1940年2月開始編輯《新民報》詩歌副刊《海星詩頁》,后來又編輯出版《詩星》詩刊。這時顧牧丁發(fā)表過不少詩作,還出版了詩集。賀敬之同李方立經(jīng)常保持通信聯(lián)系,也與顧牧丁通信并給他寄去一些詩稿,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夜二章》和組詩《我們的行列》。

《夜二章》創(chuàng)作于1940年2月,以“艾漠”為筆名,刊發(fā)在1940年2月28日《新民報》副刊《海星詩頁》第四期上。第一章中,作者面對升起在夜空的星星和響起在夜的邊界呼喊著由災難的路上摸索而來的人群的歌聲,高唱“星星永不會失落”,歌聲“也永遠響動”,雖然唱出這歌聲的歌者會被虐殺,但更年輕的歌者卻會接踵而來,于是,在沒有休止的夜里,“我們是一直用那赤熱的期待,/期待天明呀!”第二章寫在“寂靜的月光”普照下,“太極星披著繡金的光”升起來了,作者同“寂靜的廣場”進行著心靈的交流與對話,他用自己的心靈對著廣場大聲呼喚:“你張開你那被封鎖了的嘴巴”,“為了/我們對祖國/那燃燒的赤誠,/你說出吧,/你唱出吧”,請看,在無邊的黑暗的地層里,在無止的悠長的歲月里,被欺害的善良的黑壓壓的人群,正把耳朵、眼睛“扭向吹風的暴響的鐵柵外”,期盼著解放年代的到來。這兩章詩,采取以靜寫動、寓動于靜的藝術手法,意蘊深沉地表現(xiàn)了巖漿在奔突、地火在運行的人民革命形勢,抒發(fā)了作者對黑暗必將逝去、光明必會來到的堅定信念和渴望祖國與人民早日獲得徹底解放的焦灼心情。

《我們的行列》這組詩是1940年3月在梓潼創(chuàng)作的,全詩由6首小詩組成,分而可單獨成篇,合而為嚴謹?shù)恼w。第一首《陌生的人兒》,通過第二人稱“你”,寫一位奔過大風沙、從戰(zhàn)斗的日子里生長起來的“陌生的人兒”正在微笑、唱歌,于是,作者從心底歌唱著讓“我們”采朵花兒插在“你”的頭上,像在草原的那些騷動的黑夜里,湛藍的天空上那顆金色的指人前進的星星;讓“我們”圍著“你”歌唱,像在寬闊的土地上聽見過的群眾的呼聲,這樣,“你”還得再站起來,“在中國的火光里/前進!”第二首《L·S》,描寫一個正趴在草叢里縫他的破棉襖的“憂郁的家伙”L·S唱著那支有著莊稼味兒的“憂郁的歌”,他流浪了三年,在流浪的路途上永無休止地唱著:

流浪底路上,

活過那些辛酸的日子,

我底母親喲,母親……

母親!

棉絮破了,

針兒斷了,

只有思戀長大了!

北方,那荒漠的大地,

我,……我底母親!

詩中流浪者對故鄉(xiāng)、對母親那牽腸掛肚的思念之情動人肺腑。第三首《贈給年幼的他們》也是通過第二人稱“你”,抒發(fā)了作者對為革命獻身的向往之情,他想象著自己年幼的伙伴、一個牧羊娃加夫“為了生”而“響亮”地死在了“敵人的槍下”,葬在那遼闊的草原上,聞著“可愛的土壤味”,“看著你的羊群”,那么安然地長眠著,子孫們都向墳墓低下頭來,緬懷這位為了后代們“生活得如此自由”而壯烈地死去的“老子”,而“你”因為兒子、孫子都吃得了他們在中國應吃得的一份,也穿得了應穿得的一份,正在“笑得很舒適”,詩的最后寫道:

但是,如今呢,

加夫——我底年幼的伙伴!

你還得再拿起你底手槍,

向該去的地方,

奔去!

——因為,

我們的工作

還沒有完呵!

詩中動人地表達了一個革命者的情懷和抱負。第四首《我底小同志艾末》,詩中寫的這個“小同志艾末”,才17歲,他對于一切都像“狼”一樣注視著,期待“有一天”像期待母親,永遠念著祖國,對于他所應愛的一切都“灼燒般的愛著”,但是明天他就走了,他唱起歌“向他愛去的地方去”。這個“小同志”顯然就是作者自己,他正在期待著“有一天”歡樂地向著“他愛去的地方去”。第五首《我們的行列》,作者驕傲地高唱“我們的伙伴”很多很多,多得數(shù)不清:

請看這些黑色的臉,

發(fā)著光呢,

請看這些紅色的心,

燒著火呢。

詩情和詩心滾燙灼人!第六首《歌》,僅4句,作為全詩的尾章:

是春天來的

春天也要去

出生在哪里的,

也要到哪里去。

這6首小詩仿佛一氣呵成,從不同的側面和角度,抒寫了年輕的流浪者們細膩而熾熱的思緒和豐富而激越的內(nèi)心世界,卻流貫著一種共同的情感基調(diào):立志抗日,懷念故鄉(xiāng),眷戀母親,追求光明,向往革命。這也是賀敬之在梓潼時期的散文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共同基調(diào)與主題。

組詩《我們的行列》,以“艾漠”為筆名,于1940年春刊發(fā)在顧牧丁主編的《新民報》副刊《海星詩頁》上,后來顧又刊發(fā)在他于1942年4月1日編輯出版的《詩星》詩刊第二集第四、五期合刊上。其中第三首《贈給年幼的他們》,還曾以《工作未完啊》為題(筆名“艾漠”),在1940年7月20日出版的《詩星》第一集第一期上發(fā)表,同期上顧牧丁編寫的《我們底陣容》中載有一段對作者的簡介:“艾漠,作品多發(fā)表大公報戰(zhàn)線,中央日報平明,新華日報……筆名有李西,貝文子,……因過流浪生活,原稿多存牧丁的手里,現(xiàn)又漂泊到北方去了……”[14]

賀敬之在流亡歲月中,感應著繆斯撥響的琴弦,不斷地唱著與時代和人民強烈共鳴的年輕流浪者的歌。他唱著這些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動人的歌的時候,在與李方立的鴻雁傳書中,正相互交換想法,傾訴著如何追求光明前途的心聲。當《詩星》詩刊再次刊發(fā)他這組詩時,他已經(jīng)到了他“愛去的地方”、他“該去的地方”、“星星永不會失落”而“太極星”(即北斗星)閃耀著金光的地方——革命圣地延安!

三 人生的躍進

賀敬之在梓潼雖然只生活了一年多,但這是他人生旅途上極為重要的一站。他曾深懷感情地說:“四川人民和山東人民都是我的母親,梓潼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1938年我還不到15歲,離開梓潼時才16歲,梓潼對我一生影響很深?!?sup>[15]他對“山東人民和四川人民共同哺育過的兒女”國立第六中學,更懷著眷戀、感激和自豪的深摯感情,他說:“國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時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發(fā)地?!?sup>[16]

奔赴延安,這是賀敬之流亡歲月中逐漸明晰于心而終于做出的必然選擇,也是步入青年時代的賀敬之最為重要的人生抉擇,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躍進??谷斩窢幮蝿莸陌l(fā)展,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思想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對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事業(yè)的日益深入的理解,對文學特別是詩歌的酷愛,這些是賀敬之做出這一人生選擇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原因。

歷史像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生活有如大浪淘沙,時代是一面篩子,不斷地篩選著人生的意向。抗日烽火燃燒起強烈的民族意識,尖銳的民族矛盾沖擊著千百萬年輕人的心,他們聚合在抗日的旗幟下,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運而激動,而戰(zhàn)斗。然而,當國民黨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動面目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時,階級矛盾伴隨著民族矛盾激化起來,時局更為動蕩而復雜,人們的思想、立場和態(tài)度必然出現(xiàn)新的分化。青年人面對新的局勢,不能不做出自己新的選擇:是跟著共產(chǎn)黨抗日反蔣,還是跟著國民黨反共反人民,抑或是置身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外為個人利益而奮斗?賀敬之同他的新伙伴李方立、程蕓平、呂西凡等人,選擇了奔赴延安、跟著共產(chǎn)黨抗日反蔣的人生道路。賀敬之后來激動地回憶說:

“到延安去!”……這是曾震響在無數(shù)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個巨大的召喚聲。怎么能夠忘記,當我們還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時候,在大半個中國的黑暗天空下,我們曾是怎樣地在心中高呼著這句話!那時,我們還不敢說“延安”這個名字,我們說:“到‘那邊’去……”是的,從此我們就開始了我們?nèi)松?jīng)歷中最珍貴的一頁,生命就變得如此壯麗了。[17]

賀敬之人生經(jīng)歷中這最珍貴的一頁是怎樣翻開的呢?早在湖北均縣時,柳杞那篇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生動經(jīng)歷的散文,第一次強烈震動了賀敬之向往延安的心靈的琴弦。在從均縣流亡到梓潼的途中,賀敬之閱讀的那本描寫延安革命生活的《活躍的膚施》,在他那年輕的心靈世界里展現(xiàn)了一片光明的嶄新天地。在梓潼,《新華日報》、《解放》周刊和斯諾的《西行漫記》等進步書刊,進一步激發(fā)了賀敬之對延安的向往之情。特別是,1940年初春,賀敬之從同學那里借閱過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其中刊載有魯黎的詩作《延河散歌》[18]和周而復的短篇小說《開荒篇》,這些作品中閃現(xiàn)出的延安革命生活的理想光芒和涌動著的作家那熾烈的革命情感,深深地吸引了年輕的賀敬之?!堆雍由⒏琛分心欠N傾訴衷曲的質(zhì)樸的詩風,那將延河邊“窯洞的燈火”同“永遠引導我們前進”“引導我們向黎明”的不落的“星星”和燦爛地開放著的“山花”融為一體的美好的藝術意境,不僅深刻影響了賀敬之的《夜二章》等詩歌創(chuàng)作,更將賀敬之的心引向了那令人神往的延安。

年輕的賀敬之在抗日反蔣斗爭中的積極表現(xiàn)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革命傾向與才華,引起了梓潼一分校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密切關注,當時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林英純曾回憶說:“我們當時已經(jīng)注意到賀敬之了。他人很小,不言不語,很純潔,很能寫。我們在暗中培養(yǎng)他,也準備發(fā)展他,只是因為他人太小,不能入黨。我們就考慮把他保護起來,一是不讓他暴露,二是想法把他送到延安去。我們給當時地下黨三臺中心縣委負責同志談過他的情況?!?sup>[19]雖然賀敬之當時并不知道這些情況,甚至也不知道誰是共產(chǎn)黨員,但他的心同共產(chǎn)黨、同延安是息息相通的。他與李方立的往來通信中,相互傾吐著自己的人生意向,探討著如何“到‘那邊’去”的行動途徑。

奔赴延安的機遇終于來到了。在湖北均縣師范部讀書時,李方立與程蕓平、呂西凡同班,他們班上近20人曾成立“醒華劇團”宣傳抗日,劇團的核心人物楊景湘(楊洛夫)是中共地下黨員[20]。到梓潼后他們?nèi)匀煌唷?939年暑期畢業(yè)后,楊景湘與呂西凡去成都謀職,楊在進步刊物《戰(zhàn)時學生》旬刊編輯部工作,呂考上國民黨空軍政治部神鷹劇團當演員。李方立與程蕓平到羅江戰(zhàn)時民眾教育班學習,程蕓平在那里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之后,李方立與程蕓平到三臺縣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五戰(zhàn)區(qū)中小學教員服務團話劇隊當演員。一天,李方立從《新華日報》中縫上見到一條消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四個系均招生。李見后十分欣喜,立即與程蕓平商議去延安報考“魯藝”,決定由程去成都找楊景湘聯(lián)系轉黨的組織關系,李去梓潼籌集投奔延安的路費。程蕓平到成都轉好組織關系后,會見了呂西凡,呂也決定去延安,于是二人一起來到梓潼同李方立相會,三人住在梓潼縣城南關外一家僻靜的小旅店里。

李方立到梓潼后同賀敬之會面,談到準備去延安的事,賀敬之表示要同他們一起去,態(tài)度非常堅決。李方立與程蕓平、呂西凡商量,決定帶年齡最小的賀敬之一起奔赴延安。臨行的前一天晚上,李方立領賀敬之去旅館會見了程蕓平。賀敬之在那里又見到他們從成都帶去的《七月》雜志,上面登有詩歌《延河散歌》和小說《開荒篇》,還有夏風的木刻,“魯藝”的招生簡章和募捐圖書的啟事,這使他非常激動,因為他很快就能實現(xiàn)自己美好的愿望——結伴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程蕓平回憶說:“李方立提出賀敬之也想去延安,并帶他來到我們住的小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賀敬之,他人很小,穿一件小黑棉襖。我們讓他在學校里等著?!?sup>[21]

賀敬之回到學校,將準備去延安的消息告訴了他很尊敬的老師、班主任廉立之。這位思想進步的老師是山東泗水縣人,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于1935~1937年在山東滋陽第四鄉(xiāng)村師范學校任教,抗日戰(zhàn)爭期間隨校入川,任教于國立六中梓潼一分校師范部。他教授歷史課,經(jīng)常講講時事,分析國內(nèi)外形勢,學生們非常愛聽,對賀敬之投身革命起了很重要的影響作用。他得知賀敬之即將奔赴延安,十分高興,大力支持,將自己幾乎是月工資的一半約10元法幣給了賀敬之,并囑咐在路上務必多加小心。賀敬之內(nèi)心深處非常感激廉老師。

這四位準備奔赴延安的青年中,只有程蕓平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心靈手巧,擅長木刻。他去小刻字店刻了假圖章,又自己動手刻蠟板油印了假護照,上面寫著他們是國立第六中學學生,現(xiàn)去漢中投考西北聯(lián)大。余下的幾張空白假護照卷成筒兒塞進雨傘的竹把里帶著途中備用。為了安全,他們都化用了假名,賀敬之化名“吳明”,還編造了接頭暗語:“上級”稱“父母”,“同志”稱“兄弟姐妹”,“黑暗的國統(tǒng)區(qū)”稱“這邊”,“光明的陜甘寧邊區(qū)”稱“那邊”,“旅途被捕”稱“狼吃了”,等等。

1940年4月底,正是小麥吐穗、油菜開花、杏花染紅枝頭的季節(jié)。這天清晨。梓潼縣城霧氣蒙蒙,路燈還亮著,四位青年邁開了他們?nèi)松缆飞锨f嚴而豪邁的一步,滿懷美好的憧憬奔向光明的未來,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艱險而漫長的旅程。呂西凡回憶說:“月暗星明,我們?nèi)撕蟀胍拱从媱澫虮苯甲呷?,臨近石橋時,發(fā)現(xiàn)前面有個人影晃動,賀敬之已經(jīng)在那里等我們了。相會時四人歡喜至極,總算闖過了一道關口,可以輕松地繼續(xù)進發(fā)了。這是我和賀敬之第一次見面,在星光下。”[22]

賀敬之在四人中年紀最小,未滿16歲,而他的性格卻非常倔強。他們沿著嘉陵江畔,順著川陜公路,翻山越嶺,披荊斬棘,頂風冒雨,起早摸黑,爬懸崖,跨峭壁,避狼蛇,躲哨卡,繞開熱鬧城鎮(zhèn),專宿茅棚小店,歷盡艱難險阻,賀敬之從不叫一聲苦,喊一聲累。一天,他腳上的草鞋破了,無法再穿,提出換一雙,年長的李方立看了看,說:“哎喲,你這草鞋還可以穿一段嘛,咱們到前邊再買吧?!辟R敬之一聽火了,抬腳往山溝一甩,破草鞋“嘣”一聲飛下溝去,狠聲說:“不要!”于是,他赤著腳走了幾十里,腳掌上磨起了泡,流著血,始終不吭一聲。李方立曾在一首詩里這樣寫道:

夜晚投宿在江畔,

靠近一道山溝嘴的小旅店。

這是孤零零的三間草房,

鍋灶、店東、旅客混雜,

哪能夠還有墻院。

我們躺在地鋪上,簡直就是上了懸空的蕩船。

突然,房門咣當咣當,

我伸手沒摸到身邊的敬之,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故呢?

沒等我開口多打聽,

他又躺在我身邊,

始終沒哎喲一聲。

天亮了,看看他快錛掉的指甲,

腳上就像咧著被打流血的孩子嘴。

原來他是出外去解手,

在門口跌了個大跟斗。

大家出主意要休息一天,

看他那一股子勁,

至少還能一天再走八十里。[23]

也許李方立白天未注意到賀敬之赤腳行走打起了血泡,因此誤以為是晚上外出時“跌了個大跟斗”,然而,賀敬之在行進途中那種頑強的精神,倔強的個性,真真切切地躍動在這篇詩的字里行間。

旅途是艱險的,有時甚至驚心動魄。四人行至陜南的褒城,住進一家小旅店,老板見是幾位學生,故意刁難。他們?nèi)虩o可忍,頂撞了幾句,刁鉆的老板懷恨在心,偷偷跑到關卡報告軍警,說他們有嫌疑。軍警當即趕來店里盤查,幸好四人從容鎮(zhèn)定,巧妙應付,用假護照蒙混了過去。他們深感已進入危險地區(qū),必須百倍提高警惕,決定四人分兩撥行走,于是拿出備用的空白假護照,寫上他們是山東流亡學生,現(xiàn)在要經(jīng)寶雞、西安等地回老家去。假護照也分兩撥開,程蕓平與呂西凡合開一張,走在前面;李方立與賀敬之合開一張,在后面行走。兩撥人相距一天路程,約定沿途岔道處打上“→”號或?qū)懸粋€草書的“神”字,就靠這種聯(lián)系暗號,分分合合,順利地行走了十來天??墒?,當李方立、賀敬之過了鳳縣,快到寶雞的益門鎮(zhèn)時,卻見不到暗號了。他們只好在益門鎮(zhèn)一家小鋪里焦急地等待著,等了一天又一天,仍不見程、呂二人的身影,他們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心中卻堅信那兩位同伴絕不會丟下他們,因為只有程蕓平帶有組織關系,因為他們是“四個”!果然把程、呂二人等來了,原來由于呂西凡在途中生病發(fā)高燒,又迷了路,走了許久才折回身來。四人會面,欣喜若狂,涌出了熱淚,然而必須極力壓抑著自己的感情,他們知道自己畢竟是化名的“還鄉(xiāng)學生”。

這已經(jīng)是5月份了,四人從寶雞乘上火車到了西安,住進一家山東人開的小旅店。那天狂風猛刮,黃沙漫天,接著又下起大雨,因此國民黨軍警未來查店。第二天清早,程蕓平先去探路,之后四人一道來到七賢莊1號第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24],門口有十八集團軍哨兵站崗,四人一閃身都鉆了進去,說不出有多么興奮和激動!賀敬之回憶說:“當我們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一進傳達室門,頓時感到門里門外兩個世界,大家高興得沒法形容。當時辦事處的同志正忙,還不能馬上接待我們,我們坐在一邊等,看到接待室四周墻上掛著馬、恩、列、斯、毛畫像,我們都很激動,便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我們唱《黃河大合唱》,唱《延安開荒小調(diào)》,還唱了好些在當時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sup>[25]是啊,這四位追求光明、投身革命的年輕人,歷盡千辛萬苦,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家,來到了自己的親人身邊,怎么能不引吭高歌呢?據(jù)程蕓平回憶,他們在傳達室等了一會兒,一位哨兵進去通報,出來一位20多歲的年輕女子,短發(fā),穿一身灰色軍裝,扎著寬皮帶,打著裹腿,非常精神,后來知道她叫王平。她問明情況后,說組織關系還沒有到,讓一位同志帶他們?nèi)テ哔t莊7號辦事處招待所住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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