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的思維傳統(tǒng)

關于文化的研究有三種取向：從學理上探討其知識體系，這是文化學；從時間維度探討其歷時變遷，是為文化史；從空間上研究其地域差異，即為文化地理。如果將文化史和文化地理的研究結合起來，那便是歷史文化地理。它要求在探討文化變遷的同時展現(xiàn)其空間差異，或者說在考察文化空間差異的同時揭示其歷時狀況。這是由歷史、文化、地理三個坐標軸構建而成的一個三維研究領域。

作為科學術語，“文化”、“地理”的現(xiàn)代概念都是舶來品。文化地理的學科體系也是從域外輸入的。但我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數(shù)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度，其傳統(tǒng)知識體系中并非沒有與“文化”大體相當?shù)母拍?sup >(1)，也并不缺乏關于文化地域差異的思考。只是其思維方式與西方相形異趣。

在中國，“文化”往往包含著價值判斷，意味著某種發(fā)展程度。一提起文化的地域差異，傳統(tǒng)的意識首先是“別華夷”?！蹲髠鳌烦晒哪暧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²⁾。設若是王化同風，那便要比較各地文化水平之高下，諸如所出文化人物多少，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所占地位如何，等等。三國時北人袁淮說：“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³⁾正是這一觀念的生動說明。此外雖然也會注意到鄉(xiāng)俗的不同，所謂“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但往往也要評騭其美惡。例如祠祀有正、淫，方音有正、訛，風俗有淳、漓，地方有善、互，都是同一觀念的邏輯延伸。

而在西方，“文化”更多地意味著某種生活方式。由于缺乏可資共享的文化價值體系，審視文化的地域差異主要便在于類型的區(qū)別。如語言和宗教，各地文化形態(tài)從譜系上可區(qū)分出親疏遠近，卻無法評判其高下優(yōu)劣。盡管歷史上一度出現(xiàn)過將非歐洲民族的文化一律視為野蠻落后的殖民主義傾向，但總體觀之并非主流。

這種觀念差異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在中國，數(shù)千年追求大一統(tǒng)的歷史進程，使得人們在文化上形成了強烈的定于一尊的遠大理想。盡管事實上各地民風習俗的差異從來就不曾消弭于無形，但古往今來都認為這是一種不理想狀態(tài)，屬于理當整齊之列。自秦始皇“書同文”到當代的規(guī)范語言文字，從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明初的文化革命乃至民國的“新生活運動”，一直都有貫徹這一文化觀念的具體措施。

而西方則大相徑庭，各種文化在彼此接觸時都極力標榜其自身的獨特性，以致有些地方其文化形態(tài)本來不構成類型差異，也被人為地標榜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丹麥語、挪威語、瑞典語，盡管它們之間交流并沒有太多的障礙，卻經(jīng)常被人為地加以區(qū)分⁽⁴⁾。更極端的例子出現(xiàn)于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之間，由此引發(fā)出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正因為如此，西方不少“語言”之間的距離其實還不如漢語中的某些“方言”。

這種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學當中，便是關注的內(nèi)容迥然不同。西方的文化地理學主要關注文化類型的地域分殊，其中最重要的是種族（或曰族群）、語言和宗教，旨在別其同異。而在中國，一個本能的興趣便是關注各地的文化發(fā)展水平，即對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乃至文化設施進行量化分析，要在較其高低。民國時期曾興起一股研究地域文化的熱潮，其中有不少涉及文化地理。如丁文江受梁啟超影響曾發(fā)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此文產(chǎn)生了極廣泛影響⁽⁵⁾；賀昌群亦有《江南文化與兩浙人文》之作⁽⁶⁾。而明確提出某地文化的便有江浙、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西藏、新疆、黑龍江等省區(qū)，其中福建還發(fā)行過《福建文化》一刊。

建國以后，人文學科的研究被中斷了三十年。1979年人文地理學復興，作為其中主要分支的文化地理學也迅即得到發(fā)展，此時優(yōu)先受到關注的仍是文化發(fā)展水平的問題。從臺灣引進的陳正祥著《中國文化地理》，其中與文化地理直接相關的僅一篇，該篇題為“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受陳氏此書刺激，各類人物以及著作、出版、藏書分布的研究風起云涌，綜合性的文化地理著作也大多將這一問題當作重要研究內(nèi)容?；蛐《灾弧叭瞬诺乩怼?、“人物地理”；或大而化之，稱“教育地理”；或綜以觀之，名以“學術文化地理”，不一而足。顯然都是這一思維傳統(tǒng)的邏輯延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