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廂夜話：西方新史學之路

現(xiàn)當代世界是一個跌宕起伏的變革時代，也是―個日新月異的創(chuàng)新時代，歷史的運動與運動的歷史猶如一條奔騰的長河，永不停息，把西方史學推向一個更加紛繁雜沓、色彩斑斕的新時代。

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仍在不斷變革中，尤其是新史學之路，逶迤曲折，不甚分明，倘問其前景如何，尚不得而知，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對話者：張廣智與周兵

時間：2010年12月4日晚上

地點：從上海開往淮北的星空列車上

冬夜，從上海開往淮北的K8372次星空列車出發(fā)了，我與周兵聯(lián)袂北行。

此行為何？緣由：從2009年10月開始，為進一步提高中學的教學質(zhì)量，教育部啟動了中西部中學教師各科目的“國培計劃”。該地所屬一些師范院校領命并實施了該計劃。我們是應淮北師范大學之約，前往那里為中學歷史教師國培班的學員們授課。此番外出上課，其意義遠勝于到高?；蚱渌块T講學，不可小視，我們倆未有絲毫懈怠，都做了認真的準備。

我總以為去淮北，交通不便，卻原來有從上海直達淮北為終點的星空列車。這說起來，還得緣起于那個如火如荼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年代，一批又一批來自浦江畔的“紅色的種子”播撒在廣袤的淮北平原上，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戰(zhàn)天斗地”，同時也以他們的青春和熱血鋪就了這條“滬皖熱線”，迄未中斷，造福后人。

這趟夜行的“星空列車”，開得平穩(wěn)舒坦，偶過岔道時的車輛震動，好像提醒人們，噢，我們原來坐在火車上呢。

我撩開窗簾，窗外夜色蒼茫，燈火閃爍，時斷時續(xù)，仿佛列車穿梭在夜空的銀河中……

一 轉(zhuǎn)折的新路標

我與周兵相視而坐。

周兵：雖多次在國內(nèi)外出行，但與張老師同道夜行，實在難得，平時在學校又各忙各的，何不乘這次“夜間之旅”，向老師求教一些西方史學上的問題呢？

張廣智：不說“求教”好嗎？旅途寂寞，我本想與你聊聊家常，聽聽你在新西蘭奧克蘭孔子學院三年工作時的趣聞?，F(xiàn)在，你倒好，三句不離本行。也好，不過，從何處開始這“車廂夜談”呢？

周兵：我想還是從您給“國培班”學員的授課題目“二十世紀西方史學之大勢”說起。

張廣智：好的。20世紀的西方史學確實重要，但對20世紀的西方史學的整體研究，國內(nèi)外史學界都有空缺。什么時候，我們能夠讀到像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學與歷史學家》那樣系統(tǒng)總結(jié)與分析20世紀西方史學與史家的名著呢？

我們下面用現(xiàn)當代來指稱20世紀，前者也更寬泛一些。對于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你是很有發(fā)言權(quán)的，不過，在這里，你可否談談對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的總體印象，好嗎？

周兵：好的。19世紀常常被稱為“歷史學的世紀”，是歷史學確立其學科獨立地位的時代。而20世紀的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則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和拓寬了單一的歷史學科，歷史學也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逐步成為一門跨學科、多學科的學問，學科之間森嚴的界限和壁壘消除了，于是，歷史研究的視野也更加開闊了，在理論和方法上日益多樣化，歷史認識的深度因此也得到了大大提升。所以，我們看到在20世紀短短的一百年間，西方史學較之以往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張廣智：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的發(fā)端，一般說來我們可以從19世紀90年代卡爾·蘭普勒希特與蘭克學派，亦即新舊史學之間的爭論開始。這里不說了，需要說的一點是，在世紀交替之際，于史學而言，卻又發(fā)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召開。前些日子你復印給我的德國歷史學家厄爾德曼的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中譯本或可為《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說的就是這件事，我們就從這件事的初始說起吧，這也許是繼上述新舊史學之爭后，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轉(zhuǎn)折的新路標。

周兵：你說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召開，乃是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轉(zhuǎn)折的新路標，很有新意。從國內(nèi)已出版的多本關(guān)于西方史學史的作品中，對此都未曾提及。我們的《西方史學通史·現(xiàn)當代卷》雖然關(guān)注到了，但也只是一筆帶過。

張廣智：我們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尤其是現(xiàn)代時段的研究，在尋求突破的時候，總是“忘前”而“重后”，這里說的“重后”，即對后現(xiàn)代主義及其史學的過度關(guān)注。誠然，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對晚近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產(chǎn)生過影響，或者說重大的影響，但我們的投入度與它的實際影響不成比例。

周兵：我們確實有點“忘前”，包括對世紀末的新舊史學之爭，除引述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的論述外，國內(nèi)學界在這方面的成果真是鳳毛麟角。至于研究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那更是鮮有所聞了。倘若“忘前”即對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的直接源頭缺乏了解，那么百年來的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乃至由此上溯的兩千多年的西方史學史，或許就有缺失，對它的認識，或許也可能有模糊。在我看來，回顧與了解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百余年的歷史，的確可以看到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發(fā)展變化的歷史軌跡，并由此映照悠長的西方史學史。

張廣智：說得好。在這里，我就簡單梳理一下吧。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百余年的歷史軌跡，倘粗粗看來，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98年召開的預備會議至1950年巴黎大會前，是為創(chuàng)立時期。這一時期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其特點為：地域不出歐洲，是歐洲史家的“一統(tǒng)天下”，舉辦地在歐洲各國“輪流坐莊”；其關(guān)注的重點是政治軍事史，主要論題為民族史和國家史，在史學觀念上仍受到西方傳統(tǒng)史學的深刻影響。在這期間，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于1926年成立，并在五年一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閉幕后，作為它的常設機構(gòu)運作與舉辦各類學術(shù)活動。如前所述，我們認為這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草創(chuàng)時期”，由于這一時期受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使之中輟而難以正?；顒樱捎趪H歷史科學委員會這一學術(shù)機構(gòu)的成立，又可以說它已經(jīng)開始走上了正軌，故可從總體上稱之為“草創(chuàng)時期”。

周兵：值得留意的是，在它的“創(chuàng)立時期”，也留下中國歷史學家最早參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記錄：1938年，胡適于是年8月參加了在瑞士蘇黎世舉辦的第八屆大會，在會上作了《新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材料》，中國也被正式接納成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新成員。然而，其時正值中國進入全面抗戰(zhàn)的第二個年頭，也正處于歐洲反法西斯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夜，由于摻雜太多的政治因素，胡適此番歐洲之行，于史學成就而言，就逐漸被人們遺忘了。

張廣智：這是一段被塵封的歷史，中國歷史學家參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段史料，應當認真發(fā)掘，不應湮沒。

周兵：已有學者把相關(guān)史料整理出來，并公之于眾了。

張廣智：這就好。我們繼續(xù)說百余年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史的1950年以后的歷史進程：1950年的巴黎大會至1990年的馬德里大會是為第二階段，這是它的發(fā)展時期。我們之所以稱它為“發(fā)展時期”，一是基于會議舉辦地已“跳出歐洲”；二是參會者人數(shù)的增加及其影響的不斷擴大，如在莫斯科舉辦的第十三屆大會，參會人數(shù)達到了3300人，這一紀錄迄今仍未被打破；更重要的是，蘇聯(lián)作為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代表入會，自此在會上發(fā)出了蘇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聲音，并開始了東西方史學的直接對話，加之1980年后，在一屆又一屆的大會上，也可以見到中國歷史學家的身影。在東西史學之間，在馬克思主義史家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家之間架設橋梁，溝通交流成了本階段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周兵：自1990年馬德里大會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舉辦地已真正“越出歐洲”，1995年的加拿大蒙特利爾，2005年的澳大利亞悉尼，2015年將落戶在我國濟南，從歐洲延及北美，伸向亞太，從地域上說，它已經(jīng)是“世界性”的了；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已日漸彰顯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趨勢，與這一時期國際史學的發(fā)展方向相吻合，使它成了每五年舉辦一次的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奧林匹克”，其對世界史學的發(fā)展，意義非凡。

張廣智：正如你說，這第三階段可以稱之為“國際化時期”。前面提到的厄爾德曼的《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一書，還得再次提及。此書是迄今為止國外學者首部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史的研究專著，揆其要旨，其關(guān)鍵詞為ecumene of historians，中譯或可為“史家之村落”，這個“村落”當然是歷史學家的“居所”，但這個“居所”大得很，是個“全球村”，在那里，不分中外，難辨東西；在共同關(guān)注的目光里，“我中有你，你有中我”，換言之，在全球史家尋求歷史真諦的共同擁有的精神家園里，互相借鑒，取長補短，百花齊放，各顯芳菲……對目下而言，上述所描繪的史學景觀，或許仍是一種理想，正如曾經(jīng)在悉尼大會上致辭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科卡所指出的，它仍是一種“烏托邦”，“天下一家”，亦即史學家之“大同世界”，還很遙遠。不管怎樣，厄爾德曼高屋建瓴，揭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深遠意義，很值得我們重視。

周兵：用張老師常說的那句話：今日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

張廣智：是的，不管怎么說，研究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百年史，梳理它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了解它的各個階段的特點，透視它與時代的風云、社會的變遷之關(guān)系，闡明它與西方史學的新陳代謝之關(guān)聯(lián)，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進而言之，它的研究，不只是開啟了一扇窗，從這窗口可以瞭望西方史學的發(fā)展變化，而且還可以為中外史學交流搭建一座橋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和中國歷史學家，應當在與世界史學的互動中前行。我們應當緊緊抓住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我國舉辦的機會，以此為契機，大力推進中外史學文化的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從“史學大國”變?yōu)椤笆穼W強國”，讓華夏文化閃爍出奪目的光彩。

二 艱難的抉擇

張廣智：接下來，我們還是選擇若干個案，即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中的亮點，展開對話，我以四字句式且列出如下幾點：大師風范—年鑒風采—西馬風流—文化風情—后學風暴。這不是嚴格按時間順序排列，而是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發(fā)展進程中的亮點。你看呢？

周兵：你說的這幾個，確實是亮點，我個人覺得還可以增加一點——“小國風華”，可否排在“大師風范”之后議論一下。

張廣智：可以。我們先對話“大師風范”，好嗎？

周兵：好。就按上面這個順序來說。

張廣智：20世紀是個風起云涌的年代，是個巨大變革的時代，這個時代造就了現(xiàn)當代西方史家的群雄奮起、層出不窮。我們先做一個測試，即從法、英、德、美四個“史學大國”中，各選兩人，再來評估?？纯凑l可折桂？

周兵：好的。先說法國，法國當從年鑒學派中挑選，那首先當然是布羅代爾了，但第二人很難選，是選呂西安·費弗爾還是馬克·布洛赫呢？

張廣智：他們兩人作為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始者，各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選誰都可，但從中擇一，又正是兩難抉擇，怎么辦？

周兵：我們換一個思路，倘若從人才紛出的第三代群體中來挑選，你看選誰？

張廣智：或可從勒華拉杜里與雅克·勒高夫兩人中擇一。

周兵：這個兩中取一，沒有上面的難。依我看，可選勒華拉杜里。

張廣智：我贊同。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暢銷環(huán)宇，由此就可奠定他作為20世紀西方史家大師級的歷史地位。

周兵：20世紀英國史學大師級的人物，可選一前一后的兩代人，或許他們的史學旨趣迥異，但對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