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研究：米克·巴爾文藝思想評述

米克·巴爾（Mieke Bal）1946年生，全（原）名瑪利亞·赫特魯?shù)纤埂ぐ蜖枺∕aria Gertrudis Bal），現(xiàn)為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KNAW）院士、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學理論教授。她在1993年首度創(chuàng)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并于2012年主持成立全荷蘭文化分析學會（NICA）。作為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領袖，米克·巴爾不僅是作為文學藝術的理論專家，而且是文化思想的分析大師，更是具有世界聲譽的學術大家。以文化分析作為理論方法，她的研究涉獵廣泛，著作豐富，涉及符號學、文學理論、宗教研究、女性研究、藝術史、博物館學、視覺文化、移民美學、文化研究和影視藝術等多個研究領域。秉承荷蘭文化“兼容并蓄”的歷史傳統(tǒng)，米克·巴爾的研究論著由于視角獨特、觀念前衛(wèi)和思想深邃，總是能夠激發(fā)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理論探討和思想論爭。對此，美國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講席教授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評價比較恰當：“對于人文學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而言，米克·巴爾是我們最為思想銳利、最為精力充沛的導師、哲學家和大師”。

然而，對于為數(shù)不少的國內(nèi)學者來說，米克·巴爾其實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當代荷蘭文論家。之所以熟悉，是因為她的名字始終和當代敘述學緊密相連。倘若作為當代外國文學與文論的研究者，卻沒有聽聞過米克·巴爾聞名遐邇的《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那幾乎是不可原諒的知識缺陷。作為當代歐美敘事學的經(jīng)典著作，該書自1978年問世以來被翻譯為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中文、韓語等2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的眾多知名大學已經(jīng)成為文學和文論研究專業(yè)方向的必讀書目。但是，米克·巴爾在敘述學領域的杰出貢獻，卻過多地牽制國內(nèi)學者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向，大多數(shù)文論研究者對她豐富的文藝思想可謂極其陌生，對于她的文化分析理論實踐更是知之甚少。針對米克·巴爾詩學的研究現(xiàn)狀，本書以“文化分析”作為理論主線，梳理和探討米克·巴爾的文藝思想、理論貢獻和歷史局限。主要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全面認知米克·巴爾的思想歷程，客觀評價其理論體系和詩學觀念；第二是深度探討“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研究”，積極反思文論轉型和思想創(chuàng)新。

1.1 學術背景與思想歷程

米克·巴爾的學術生涯正式開始于1976年獲聘烏特勒支大學的文學理論的助理教授。在此前后，巴爾曾先后獲得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法語文學碩士學位（1969年）和烏特勒支大學的法語和比較文學博士學位（1977年）。在獲聘烏特勒支大學教職之前，巴爾一直從事中學和大學層次的法語教學工作，發(fā)表過關于法國女作家科萊特和法國荒誕派文學的多篇評論。在1979年到1987年期間她擔任烏特勒支大學文學理論專業(yè)副教授，1987年到1991年期間獲聘“符號學與婦女研究”的特聘教授（“bijzonder hoogleraar”），同期前往美國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大學擔任婦女研究專業(yè)的“蘇珊B.安東里（Susan B．Anthony）”講席教授和比較文學專業(yè)的主任教授，并于1990年到1991年期間在該校藝術與藝術史學系創(chuàng)辦第一個“比較藝術學課程項目”（現(xiàn)為“視覺與文化研究”專業(yè)），在1996年之前一直兼任該?！耙曈X與文化研究”特聘教授。在此期間，巴爾于1991年回到母校阿姆斯特丹大學，擔任文學理論專業(yè)教授，并著手創(chuàng)辦了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在1993年到1998年期間兩任該院院長和首席教授。自2005年起，巴爾正式成為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從時間跨度來看，米克·巴爾的學術經(jīng)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截至1987年，她在烏特勒支大學任職十年，研究工作基本分為兩類。第一是文學理論類，圍繞敘述學、符號學，以及法國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文論；第二是批評分析類，關注女性主義、圣經(jīng)文學，以及現(xiàn)當代法國荒誕派文學。期間公開出版和發(fā)表的學術成果基本是以荷蘭語和法語為主，著作主要包括《流行小說的復雜性》（法語，1974年）、《敘述學：四部現(xiàn)代小說敘事的意指研究論文集》（法語，1977年第1版，1984年再版）、《敘述和故事的理論》（荷蘭語，1978年第1版，到1990年為止歷經(jīng)5版，以及20多個語言版本）、《文學理論簡論》（荷蘭語，1981年第1版，1992年為止歷經(jīng)7版）、《在帳篷里微笑的薩拉：圣經(jīng)故事中的父權與抵抗》（荷蘭語，1984年）、《關于文學》（荷蘭語，1987年第1版，2002年為止歷經(jīng)5版）、《倫勃朗效應》（荷蘭語，1987年），《女性想象：圣經(jīng)舊約的敘述學批判》（法語，1986年），《生死之愛：圣經(jīng)愛情故事的文學女性主義解讀》（1987年）、《謀殺和差異：西西拉之死的性別、文體與學術》（1988年），以及《死亡與失衡：〈士師記〉當中連貫的政治學》（英語，1988）等數(shù)十部研究專論；論文成果則主要包括刊于《批判探索》、《今日詩學》、《藝術通報》、《文學與神學學報》、《文學、闡釋與理論》、《符號學》、《文類》等世界知名期刊的六十多篇。在此期間的部分重要論文被收錄到美國加州波爾布里奇（Polebridge）出版社的兩本論文集《關于故事敘述：敘述學論文集》（1991年）和《關于意義生成：符號學論文集》（1994年）。

其次，從1987年到1991年，巴爾在擔任烏特勒支大學“符號學與婦女研究”特聘教授的同時，前往美國羅切斯特大學任職四年，并擔任該校“視覺與文化研究”項目講座教授直至1996年，在此期間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圖像與視覺文化。出版著作《解讀倫勃朗：超越文字與圖像的對立》（荷蘭語1990年第1版，英語1991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06年第3版）；其次，在《文類》、《符號學探討》、《批評探索》、《分類符》、《藝術通報》、《文學論壇》、《比較文學》和《新文學史》等20多種學術刊物公開發(fā)表學術論文共計百余篇，重要成果主要包括《聚焦》（1996年）、《閱讀藝術？》（1996年）、《學術研究當中的符號學成分》（1996年）、《博物館的話語》（1996年）、《繪畫當中的符號》（1996年）、《櫥柜當中的凝視》（1996年）、《文化研究與哲學》（1995年）、《解讀凝視：“倫勃朗”中的性別建構》（1995年）、《講訴對象：收藏的敘述學視角》（1994年）、《繪畫的光度：散播藝術史》（1993年）、《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相同人稱：作為方法論的敘述學》（1993年）、《講訴、展示、炫耀：漫步之旅》（1992年）、《敘述學與垃圾的修辭》（1992年）、《符號學的歷險》（1992年）、《敘述學的意義》（1991年）、《散播：倫勃朗與文本之臍》（1990年）、《消解——規(guī)訓視覺》（1990年）、《視覺詩學》（1990年）、《視覺讀者和文本觀眾》（1989年）、《觀看和閱讀：詞語與圖像，視覺詩學和比較藝術》（1989年）、《語言及其動因》（1989年）、《視覺詩學導論》（1988年），以及《力量和意義：倫勃朗在心理學、符號學和美學的跨學科之爭》（1987年）。

最后，從1991年到2011年，巴爾擔任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學理論教授，創(chuàng)辦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并長期擔任首席教授和執(zhí)行院長。在此期間，巴爾的研究工作取得豐碩成果，主要分為兩類：其一、藝術史與視覺藝術批評；其二、文化分析的理論和方法論研究。其中，著作包括《移民文化的藝術和可視性：沖突、抵抗和媒介》（2012年）、《難言之說：多麗絲·薩瑟多的政治藝術》（2010年）、《2 Move：視覺、藝術與移民》（2008年）、《睡美人：一位藝術家的字典》（2008年）、《愛上優(yōu)索福：從當下回到過去的概念旅行》（2008年）、《巴爾蒂斯：作品與訪談》（2008年）、《米克·巴爾讀本》（2008年）、《人文學科當中的概念旅行》（2002年）、《文化分析》（德語版，2002年）、《路易斯·布爾吉瓦茲的蜘蛛：藝術寫作的建筑藝術》（2001年）、《看進去：觀看的藝術》（2001年）、《引用卡拉瓦喬：當代藝術與后置歷史》（1999年）、《杰尼特·克里斯坦森的時間》（1998年）、《徘徊在事情與事件之間：遭遇麗莉·杜祖?！罚?998年）、《斑斕的屏幕：對普羅斯特的視覺化閱讀》（英語和法語兩個版本，1997年）、《雙重揭示：文化分析的對象》（1996年）等二十多部作品。

同期的論文成果則包括陸續(xù)發(fā)表在《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學會會刊》、《藝術通報》、《視覺文化學報》、《藝術史》、《歐洲英語研究學刊》、《后殖民研究》、《女性主義理論百科全書》、《美學百科全書》等重要刊物、論文集以及工具書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跨學科性：與概念同行》（2011年）、《食物、形式與視覺：日常生活的美學》（2011年）、《視覺分析》（2008年）、《移民美學：雙重運動》（2008年）、《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2007年）、《翻譯行為》（2007年）、《移民美學》（2007年）、《閱讀圖像》（2005年）、《敘述的跨學科方法》（2005年）、《視覺敘事性》（2005年）、《性別的暴力》（2005年）、《修辭格》（2004年）、《作為消除書寫的過度書寫：描述、建構與小說時間》（2004年）、《視覺本質(zhì)主義與視覺文化的研究對象》（2003年）、《作為文化分析的后現(xiàn)代神學》（2001年）、《表演與表演性》（2001年）、《今日的詩學》（2000年）、《記憶行動：主體性的表演》（2000年）、《路口理論與旅行概念：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2000年）、《博物館里的各種記憶：后置歷史》（1999年）、《看見符號：理解視覺藝術過程的符號學用途》（1998年）、《細讀理論：從敘述學到文化分析》（1998年）、《作為藝術理論的符號學》（1998年）、《敘述與視覺和文學藝術》（1998年）、《回到未來：藝術與歷史》（1998年）等二十多篇在歐美學界引起學術大討論的高影響力論文。

米克·巴爾學術背景的時間跨度在很大程度上對應她在歐美不同大學的任職經(jīng)歷和研究項目。因此，從地域空間來看，巴爾本人的學術經(jīng)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學術發(fā)軔和成長期”，她在此期間擔任文學理論教職十四年，一直從事符號學和敘述學的研究工作，并且負責創(chuàng)辦該?！拔乃嚺c婦女研究（Women Studies in the Arts）”本科生課程項目。其次是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四年“學術轉型和超越期”，她依次擔任婦女研究、比較文學、比較藝術學教授，以及視覺與文化研究兼職教授，重點研究圖像學、藝術史與文化研究理論，負責創(chuàng)辦該?！耙曈X與文化研究（Visual and Cultural Studies）”研究生課程項目。第三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術成熟和高峰期”，她擔任文學理論教授長達二十多年，以及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學會院士教授五年，同時擔任美國康奈爾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英國利茲大學等歐美數(shù)十所知名大學的訪問和講席教授，始終關注文化分析的跨學科理論空間，領銜創(chuàng)辦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就文藝理論、藝術史與文化分析等研究領域的各種熱點問題受邀在歐洲、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與地區(qū)的數(shù)百所知名大學與文藝機構共計提供五百多場次的專題講座和學術報告。截至2017年，米克·巴爾在歐美國家20多所知名學術機構有過學術任職經(jīng)歷，一直從事文學理論研究，長達40多年，共計公開出版著作30多部，發(fā)表論文300多篇，指導博士論文85篇，主編論文集或刊22部，策劃叢書《當下的文化記憶》一套（132本），拍攝電影或紀錄片40余部，擔任各種學術和社會職位若干。

從時間和空間的兩個維度來看，米克·巴爾的學術背景確實讓人眼花繚亂，更讓人應接不暇的則是她超越學科邊界的學術視野，橫跨歐美大陸的教研經(jīng)歷，與時俱進的研究興趣，與眾不同的思想觀念，數(shù)量驚人的著作論文，以及無法估量的文化影響。然而，僅僅從時間跨度和空間維度的學術背景，顯然并不足以整體把握米克·巴爾的學術思想，還必須在此基礎上考察巴爾本人的思想歷程，從中梳理出其文藝思想的理論脈絡?？v觀其思想發(fā)展史，實際上是存在四次比較大規(guī)模的研究轉向和理論轉型，但是也不難發(fā)現(xiàn)：貫穿其中的始終是“文化分析”的思想脈絡。首先是符號學與敘述學的思想轉型，巴爾探索的是當代歐美文學理論的重建問題，是在“符號”和“敘述”基礎上的作為文化分析的基礎詩學；其次是視覺文化和藝術史的研究轉向，她探討的是藝術史和視覺藝術的重建問題，是在“博物館敘事”基礎上的作為文化分析的視覺詩學；其后是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范式轉型，她關注的是跨學科視角與文化批評方法的重建問題，是在“概念旅行”和“文化參與”基礎上的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化詩學；最后則是影視創(chuàng)作與評論的學術轉向，她探索的是視覺實驗電影和社會問題電影的重建問題，是在“會思考的藝術作品”和“會取景的閱讀主體”基礎上的作為文化分析的視覺詩學。因此，米克·巴爾在敘述學、符號學、藝術史、文化理論與視覺文化研究之間的思想歷程，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她探索“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研究”的理論發(fā)展史。

1.2 基本思想與研究方法

對米克·巴爾文藝思想的合理闡釋，首先必須回溯到其理論觀念的生成過程和歷史語境，整體把握她提倡的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轉型過程。實際上，晚近以來的理論界關于文化研究可謂爭論不斷，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盛。在文化研究的全盛時期，理論家們尚可自信的宣稱文化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超學科，時常也是反學科的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囊括“整個系列的社會藝術、信仰、機制和交際實踐”。然而，歷經(jīng)學科體制的整合歸化、學術市場的沖擊震蕩，文化研究的學術影響力日漸式微，文化政治的理論范式危機重重，逐漸分化出英美傳播學和歐陸社會學兩種主流模式。文化研究引以為傲的“跨學科不確定性”備受詬?。夯魻枺⊿tuart Hall）強調(diào)“文化研究不是一個事物”，本尼特（Tony Bennet）認為“它只是一個方便的稱呼”，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則批判“厚顏無恥的文化”。對于命運路口的文化研究，當代文論家們紛紛提出自己的理論構想，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新歷史主義、福蒙頓（Patricia Fumerton）的新物質(zhì)主義、貝爾西（Catherine Belsey）的文化史批評等新興視角不斷涌現(xiàn)。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之下，米克·巴爾主張從文化研究轉向文化分析，考辨文化研究在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的范式危機，在此基礎上提倡文化分析從“文化”到“文化性”的研究轉向，以及由“政治”到“詩學”的理論轉型。

作為文化研究的兩種范式，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各具理論高致，亦自有思想局限。在經(jīng)驗主義的實證模式當中，文化主義的文化概念充滿生活經(jīng)驗的人文主義色彩和“道德說教”的意識形態(tài)導向。由于其研究方法總是“經(jīng)驗主義的、實證主義和描述性的”，文化主義過度關注文化生產(chǎn)的主體經(jīng)驗，明顯輕視文化范疇的結構分析和批評經(jīng)驗的理論生產(chǎn)。結構主義的文化研究則提倡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概念，將其視為符號秩序或話語結構的顯在效果，抵制文化主義的經(jīng)驗論形式，要求批評經(jīng)驗的體系化、理論觀念的系統(tǒng)化。將文化界定為個體和群體的生活經(jīng)驗，文化主義的理論范式缺少文化范疇的理論沉思，或許只能局限于社會層面的經(jīng)驗描述；然而，結構主義視角過分強調(diào)社會結構的符號秩序對主體經(jīng)驗的塑造作用，也有可能落入形式主義的理論極端。

文化研究的范式問題及其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極大激發(fā)出當代學者的理論想象和政治熱情。專注文化范疇的界定方式，當代學界呈現(xiàn)社會學、人類學和傳播學的三種文化分析觀念。首先，以威廉斯為先驅的社會學模式，主張“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個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強調(diào)“分析知性和想象的作品與特定的傳統(tǒng)和社會聯(lián)系起來”，以及“對生活方式中諸因素的分析”；其次，以格茲為代表的人類學模式，提倡“社會審美”的文化分析“考察藝術、宗教、意識形態(tài)、科學、法律、道德和常識等社會行動的符號維度”；再者，以霍爾、麥克奎安為代表的傳播學模式，倡導新型的文化分析“研究的是文化的當下狀態(tài)”，以及“其應對的是文化的流通、生產(chǎn)與消費的互動，包括文化形式的物質(zhì)性和意指特征”。文化研究的這三種新型模式雖然各有側重，但是在本質(zhì)上都只是圍繞文化范疇的不同理論視角重新界定文化分析的研究對象，并沒有從根本上反思其范式危機和理論困境。究其原因，文化研究呈現(xiàn)出三個方面的潛在問題。其一、其研究對象不是學術研究的知識生產(chǎn)，而是大眾文化的生產(chǎn)和傳播方式；其二、其研究方法不是文化經(jīng)驗的歷史批評，而是理論對理論的文本批評；其三、其理論導向不是歷史主義的文化精神，而是結構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

文化研究的理論批判始終圍繞其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反學科性”。它的真正危機，在于其“過猶不及”的理論誤區(qū)，即“泛文化”和“不確定性”的理論偏執(zhí)最終化身成為愈演愈烈的闡釋欲望和理論泡沫，以至于其自身徹底陷入理論虛無的歷史困境。因此，在米克·巴爾看來，文化研究的理論弊端主要有三。一是其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嚴重脫節(jié)——在跨學科的理論導向之中，研究對象不斷越界、極度擴容，研究方法卻未能隨行就市、相對滯后；二是其理論創(chuàng)新情節(jié)急速加劇理論形態(tài)的新舊之爭議，以及學者群體在此基礎上的經(jīng)典與現(xiàn)代派之對立；三是文化研究跨學科、反學科觀念對于合并、取消傳統(tǒng)學科的負面影響，但是其自身卻又明顯缺乏整合現(xiàn)有學科、創(chuàng)立獨立學科的思想體系。文化研究的各種理論轉向，實際上是對“不確定性”理論視角的揚棄過程，必須避免全面否定的矯枉過正，合理保持其文化分析的理論創(chuàng)見。

各種“主義”的文化研究學派，在主張和論證其理論轉向的各種可能性的同時，卻愈加呈現(xiàn)理論想象景觀的視界混亂和觀點嘈雜。盛寧強調(diào)其問題根結在于“我們始終未能找準自己的研究對象，始終未能提出應該解決的問題，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復的怪圈”。然而，一直以來，當代學界的突圍之道或是圍繞文化范疇的重新劃界，或是專注理論范式的重新建構。對此，米克·巴爾主張文化分析的理論視角，在文化對象和理論范式兩個層面上規(guī)避文化研究的“不確定性”問題，提倡研究對象從“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論轉向，研究方法從“跨學科”到“學科性”的范式轉型。為了區(qū)別英美傳統(tǒng)的文化研究，米克·巴爾特別強調(diào)“文化分析不研究文化，文化不是其研究對象”：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性”不再聚焦文化范疇的本體形式，而是注重分析“研究對象的文化存在”和“文化相關性的問題”；作為研究方法的“文化性”不再拘泥“經(jīng)驗”或“結構”的理論范式，而是探討“研究對象對于文化問題的啟發(fā)意義”和“研究對象加入到文化分析的意義生產(chǎn)過程”。整體看來，作為文化分析的核心概念，“文化性”呈現(xiàn)的不僅是研究對象作為“文化存在”和“文化相關性”的意指關系和批評觀念，而且是其研究方法作為“學科對話”和“意義生產(chǎn)”的過程意識和分析視角，更為重要的則是其理論范式從“意識形態(tài)”到“文化存在”的思想轉型。

從“文化”到“文化性”的理論轉向，表面上是應對和解決文化研究的種種“不確定性”問題，實際上卻是反思和批判其“文化景觀”的理論思維。文化研究的文化范疇，糾纏于“泛文化”形態(tài)的本體論視角，轉向的是日漸時髦且務虛的理論對象，愈加高深且玄乎的理論方法，由此不斷呈現(xiàn)快餐式的知識生產(chǎn)、景觀式的文化批判，以及泡沫型的理論研究。對此，文化分析學者、荷蘭哲學家亨特·德·弗萊爾（Hent de Vries）主張文化分析首先就是對文化研究的理論反思：“這個開放性的限定詞‘文化’包括理論反思的所有模式”，其不僅是指“文化現(xiàn)象的反思”，而且包括“這種反思自身的反思，以及這種反思對于研究對象的各種效果”。文化分析提倡的是“文化性”作為反思視角和理論范式，關注的則是研究對象的文化存在、歷史成因和理論反思。藉于此，米克·巴爾強調(diào)“文化研究必須被重新命名為文化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文化分析的“文化性”觀念“同時可以被定義為研究領域、或是研究主題”；其二、其“理論反思”主張“研究對象總是反‘客’為‘主’、參與理論觀念建構的理論反思與閱讀的共同過程”。文化分析的“文化性”的反思視角，淡化的是文化研究挾“文化”之名的學科消解意識，強化的則是各個學科借“文化性”之實的理論協(xié)同創(chuàng)新。

與文化研究的“景觀”模式不同，文化分析并不聚焦于大眾文化的傳播和批判經(jīng)驗，反而更加注重經(jīng)典文藝形態(tài)的當代視角和知識生產(chǎn)，強調(diào)的是以“文化現(xiàn)象”為中心的反思視角以及以“文化性”為基礎的學科協(xié)同。在“文化現(xiàn)象”的反思層面，米克·巴爾強調(diào)對“文化存在”的關聯(lián)研究視角，文化分析過程必須“通過語言學、文學、視覺、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綜合協(xié)助”；在“文化性”的協(xié)同層面，她提倡“學科存在”的理論旅行視角，跨學科研究必須“通過相互協(xié)作的具體學科和具體的研究對象”；在文化分析的范式層面，巴爾則主張“博物館”作為“文化分析關注的各種文化對象的良好范式”，在學科協(xié)同的基礎上分析和探討各種文化現(xiàn)象本身所蘊含的“文化性”的意義生產(chǎn)過程。 總體觀之，巴爾主張的博物館模式，立足“當下的文化記憶”，涉及“文化過程”“主體間性”“概念體系”的三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以及“當代與歷史的關系”“文化性的解讀方法”“理論的反思與自我反思”三種核心問題。借助文化對話和學科協(xié)同的博物館范式，文化分析的研究對象包括文化存在的生產(chǎn)過程和歷史成因、文化記憶的當代闡釋與主體間性，以及文化理論的學科視角和概念體系，它的理論原則涉及人文研究的學科性、文藝形式的文化性、文化批評的歷史性，以及理論話語的反思性等四種維度，其研究范式呈現(xiàn)一種以“文化性”為中心、整合人文研究與知識生產(chǎn)的理論旨趣。

對于巴爾本人來說，文化分析主張的“文化性”的理論基點，實際上是文學藝術的作品文本。文化分析主張從文化范疇回到文學作品，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化批評的社會介入作用，更不是簡單的恢復文學批評的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而是充分考察文學與文化文本自身的文化指涉、歷史傳播和知識生產(chǎn)，即文藝作品的“文化性”問題。借助“文化性”的研究對象，文化分析“將文學和其他文化產(chǎn)品視為知識生產(chǎn)的重要地帶”，探討“文學作為文化力量的介入作用”，強調(diào)“對于文學的文化分析所包含的張力地帶，涉及習以為常的價值關系、需要綜合的文化觀念和方法的邊界問題”。因此，“文化性”和“反思性”本質(zhì)上是并行不悖：前者強調(diào)文藝作品作為文化存在的社會維度，面向意義生產(chǎn)過程的文化批評；后者則關注文藝作品作為文化形式的文本維度，通向文學文本的細讀方法和文化文本的厚描效果。對此，米克·巴爾強調(diào)，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分析必須整合“文化性”和“反思性”的兩種理論視角，其研究方法應該融合“文本細讀”和“文化批評”這兩種批評范式。

文化分析的理論視角，已經(jīng)彰顯了其主張的“博物館”的理論模式。它不僅是在保持傳統(tǒng)學科的獨立性基礎上的跨學科綜合研究，同時也是研究對象作為文化存在或文化產(chǎn)品的跨文化理論反思。正如卡勒指出，文化分析是作為“所有學科兼?zhèn)涮卣鞯淖苑葱园l(fā)生的領域”，“其自反性能夠與其他學科交集，它也完全能夠就市入行”。具體來說，作為符號學和敘述學專家，巴爾本人從敘事學介入到文化分析的理論建構，歷史學家安柯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從歷史敘述學探討作為文化分析的歷史批評，文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從文化批評強調(diào)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理論，藝術史學家諾曼·布萊森（Norman Bryson）從藝術學視角主張作為文化分析的藝術史學，更多理論家們則是從自身學科領域探討文化分析對其他學科的理論影響。在此基礎上，以米克·巴爾長期執(zhí)教的阿姆斯特丹大學為中心，文化分析學派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不斷壯大崛起，在烏特勒支大學和萊頓大學等荷蘭高校相繼出現(xiàn)文化分析的專業(yè)學位和研究課程，并于1993年正式成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近年來又在整合荷蘭高校文科資源的基礎上繼續(xù)成立“全荷蘭文化分析學會”（NICA），其影響力同時擴大到德國、比利時等多個歐盟國家的知名高校與科研機構，甚至英國的利茲大學也由此設立了“文化分析、理論與歷史”研究中心（CATH）。

如今種種跡象表明，當下的文化分析學派自身也正在經(jīng)歷“泛學科化”的理論過程。龐大學者群體的研究熱潮固然有助于營造和擴大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聲勢，卻也在混淆和消解文化分析的學科邊界和思想根基。面對文化分析日漸“巨無霸”的理論景觀，米克·巴爾非常警惕“泛文化研究”的覆轍重蹈，始終堅持人文研究的學科邊界，堅決反對借文化分析之名整合學科的理論構想，其主張的是從自身學科的獨立視角考察文化分析的理論體系，以及從理論旅行的對話視角探討文化分析的跨學科意義。換句話說，文化分析最初源自米克·巴爾在敘事學領域的“一致之思”，理論家們則在各自領域“各以其情而自得”。然而，無論文化分析學派如何壯大，文化分析理論如何蔓延，米克·巴爾視域中的文化分析必須立足于文藝作品的文化存在，從“文化性”的反思視角考察作為研究對象和理論范式的文化范疇，從“博物館”模式的學科協(xié)同視角探討“文化性”的意義生產(chǎn)過程。對于巴爾來說，文化分析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制造文化批判形態(tài)的理論景觀，而是在于推進文化祛魅過程的知識生產(chǎn)。

1.3 國內(nèi)外學界研究現(xiàn)狀

從學術思想和創(chuàng)作文體來看，米克·巴爾同樣是少有的極具創(chuàng)造力和親和力的理論家。迄今為止，她出版理論專著共計30多部，以及為數(shù)眾多的論文（集）、書評、影評、雜文和序跋等，研究內(nèi)容涉及符號學與敘述學、敘事理論、圣經(jīng)文學、女性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理論、西方藝術史、視覺文化、移民美學和影視創(chuàng)作等多個學科領域。就學術思想的廣度和研究成果的豐碩而言，米克·巴爾在當下荷蘭學界堪稱是數(shù)十年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文論家，在當代歐美學界也是頗具學術盛譽的重要理論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xiàn)階段關于米克·巴爾的專題研究相當滯后，研究成果非常稀少，僅僅局限于數(shù)量不多的綜述文章和簡評論文。近年來，對米克·巴爾文藝思想最具規(guī)模的研討成果是歐美老牌刊物《藝術史》（Art History）雜志為其出版的紀念文集《關于米克·巴爾》（2008年），以及《視覺文化學報》（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專輯《翻譯行為》（2007年4月），但是收錄的近20多篇文章大部分是梳理和探討米克·巴爾對藝術史的理論貢獻的“應景之作”。針對米克·巴爾文藝思想的系統(tǒng)研究，特別是關于其文化分析思想的專題研究，至今仍然是令人遺憾的理論空白地帶。

針對米克·巴爾早期對敘述學的顯著貢獻，國內(nèi)學界的研究基點主要在于由其本人主編的勞特里奇2004年版四卷本《敘事理論：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批評概念》（Routledge，2004）和云南大學譚君強教授譯著的巴爾代表作《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3年第2版），已經(jīng)產(chǎn)生出很多針對巴爾敘述學概念的研究文章。然而，總體來看，國內(nèi)學界的巴爾研究起步較晚，但是成果相對集中。相對而言，歐美學界的巴爾研究成果比較豐富，但是對其理論體系重視不足，研究相對分散，大致分為四個類別。

（1）理論綜述：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年刊《文化分析之問題》、《他者的視角和聲音》和《運動的知識傳統(tǒng)》收錄的所有論文都是針對米克·巴爾文化分析視角的綜述和評價。其中，亨特·德·弗萊爾（Hent de Vries）的《文化分析：推進當下語境的理論化進程》簡要總結了文化分析的批評立場、理論淵源和歷史貢獻，并探討了文化分析作為跨學科文化批評的理論形態(tài)和學科屬性；彼得·范斯特勞騰（Peter Verstraten）的《敘事性》梳理了巴爾敘事觀念對電影美學和視覺文化的理論影響；凱蒂·澤伊曼斯（Kitty Zijmans）的《作為敘事專家的藝術史學家》總體評價了巴爾從敘事學視角對藝術史研究的范式轉向和理論貢獻。喬納森·卡勒的《何為文化研究》梳理了文化分析與文化研究的理論差異，強調(diào)文化分析學派在文學性、結構觀念、主體間性、理論話語和歷史意識等多方面區(qū)別于“病入膏肓”的英美文化研究學派。然而，不足之處在于，這些論文采用的是與其他文化研究學派的對比研究模式，沒有充分關注文化分析學派本身的理論觀念和話語體系，也沒有系統(tǒng)梳理巴爾本人作為文化分析學派理論家的文藝思想和觀念體系。

（2）批評方法：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組編的《旅行的概念I：文本、主體和雜體》（2000）、《旅行的概念II：意義、情境和隱喻》（2002）和《旅行的概念III：記憶、敘述和圖像》（2003），收錄的論文針對“概念旅行”的分析方法，圍繞文本、主體、情境、意義、記憶和圖像等理論概念，在不同學科領域探討了文化分析的批評方法和理論范式。在巴爾主編的《理論的意義：文化分析的實踐》（1994）當中，喬納森·卡勒的《意義何謂》、布萊恩·麥克黑爾（Brian McHale）的《描述詩學的遭遇》和諾曼·布萊森的《藝術與語境》批判了英美文化研究學派將文本與情景的對立、理論與闡釋的分流的兩種誤區(qū)，并探討了文化分析學派借助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基于藝術文本和歷史語境的描述詩學；凱斯·默克斯西（Keith Moxey）的《批評理論和歷史圖像的文化生活》和弗蘭克·安柯斯密特的《康德敘事主義及以降》從主體和敘事兩個概念研究了作為文化分析的歷史意識，但并未深入探討歷史意識本身的批評方法；恩斯特·范安峰（Ernst van Alphen）的《歷史的表演性》聚焦巴爾以“后置歷史”和“表演性”為核心概念的歷史批評方法，探討了文化分析視角下當下文化與歷史效果之間的對話和塑形過程。然而，僅僅從概念方法、理論視角和歷史意識三個方面歸納文化分析的批評方法似乎并不充分，也不全面。

（3）藝術史：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組編的《記憶行為：立足當下的文化回憶》（1999）收錄了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投射的記憶》、恩斯特·范安峰的《話語的癥候：經(jīng)驗、記憶和創(chuàng)傷》、利奧·斯皮策（Leo Spitzer）的《從未來回到過去：懷舊記憶和批判記憶》、安德烈亞·胡森的（Andrea Huyssen）《紀念碑的誘惑》，聚焦文化分析學派視角下的藝術史理論，圍繞歷史敘述、文化記憶和創(chuàng)傷心理等關鍵概念，探討了巴爾的“后置歷史”和“博物館敘事”的研究模式。在《文化分析的實踐》（1999）當中，安柯斯密特的《作為文化分析的歷史》從巴爾的敘述學視角重新反思了歷史主義的書寫局限和理論誤區(qū)，并分析了“后置歷史”的藝術史模式，以及文化分析作為歷史書寫的敘事觀念；約翰·鈕鮑爾（John Neubauer）的《文化分析和思想史的幽靈》以?？碌摹八枷胧酚撵`”分析“后置歷史”和“歷史考古”，在此基礎上區(qū)分出細讀文化對象的文化史和文化分析兩種模式，進而探討了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基礎。然而，不足之處在于它們并未就“博物館敘事”的藝術史研究模式展開深度的探討，而這實際上恰恰是巴爾本人乃至文化分析學派關于藝術史理論的核心觀念。

（4）視覺文化：針對巴爾發(fā)表在《視覺文化學報》的長文《視覺本質(zhì)主義和視覺文化的研究對象》（2003年第2期），格蕾絲達·普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視覺文化及其不同聲音》、諾曼·布萊森的《視覺文化與圖像之死》以及蘇尼利·曼漢尼（Sunli Manghani）的《亞符號學的冒險：通向視覺文化的新對象和寫作》等批判文章，圍繞巴爾的圖像符號學和視覺修辭學展開理論探討和爭鳴。該學報2007年春季刊《翻譯行為》再錄數(shù)篇文章，梳理巴爾視覺話語的理論影響，探討文化分析跨越不同學科邊界和理論視角的翻譯行為和詩學空間。翌年，歐美權威刊物《藝術史》（Art History）出版特緝《關于米克·巴爾》（2008）。其中，黛博拉·切麗（Deborah Cherry）的《只言片語》闡發(fā)巴爾提倡的“會思考的藝術”，探討文本符號與視覺圖像的文類關系、理論概念與藝術對象的對話關系以及文化主體與主體間性的鏡像關系；恩斯特·范安峰的《作為后置歷史的視覺檔案》探討“后置歷史”觀念對視覺文化的理論影響，通過歷史效果的視覺文化分析，研究創(chuàng)傷心理的圖像再現(xiàn)和視覺傳達；索尼婭·尼夫（Sonja Neef）的《涂鴉博物館》比較巴爾的“涂鴉”與博德里亞的“仿像”觀念，分析巴爾關于涂鴉藝術作為“思考性”文藝作品和“表演性”文化產(chǎn)品的視覺空間理論；卡伽·西弗曼（Kaja Silverman）的《我和你》針對巴爾的“聚焦”敘述理論，分析其關注的文學聚焦過程和透視視覺效果，總結敘事分析作為視覺研究方法論的理論貢獻和思想局限。上述論文過分強調(diào)文化分析學派的視覺本質(zhì)論和方法論建構，卻沒有重視巴爾的從圖像符號學、視覺敘事學到視覺修辭學的一整套理論概念和話語體系。

國內(nèi)學界的巴爾研究大致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起步相對較晚，但是研究成果始終集中在敘述學與敘事理論方面，并未充分重視其文化分析思想。相比較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和法蘭克福文化批判學派的陣陣理論熱潮，國內(nèi)學界對米克·巴爾和文化分析學派的學術關注和研究工作可謂明顯缺失。針對米克·巴爾早期對敘述學的顯著貢獻，國內(nèi)學界的研究基點在于由其本人主編的勞特里奇2004年版四卷本《敘事理論：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批評概念》（Routledge，2004）和云南大學譚君強教授譯著的巴爾代表作《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3年第2版），目前已經(jīng)產(chǎn)生出很多運用、闡發(fā)、評論或商榷諸如“可視性”和“聚焦”等巴爾敘述學概念的研究文章。其中，在文學研究領域，申丹教授的《敘事、文體與潛文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西方敘事學：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也談“敘事”還是“敘述”》（外國文學評論，2009/3）多次針對巴爾的“敘事三分法”“敘述者”“敘述者文本”等敘事觀念進行探討和商榷，譚君強教授的《敘事學導論：從經(jīng)典敘事學到后經(jīng)典敘事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則針對巴爾的“敘事嵌套”“敘事的視覺性”“聚焦視角”“文化分析”等理論觀念進行分析和評價。

在藝術學領域，吳瓊主編的《視覺文化的奇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與周憲主編的《視覺文化讀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收錄巴爾論文《視覺本質(zhì)主義與視覺文化的研究對象》的譯文（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但是未做出深入分析與全面評價；曾軍的《觀看的文化分析》（《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肖偉勝的《視覺文化還是圖像文化——對巴爾反視覺本質(zhì)主義之批判》（《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年第6期）、《視覺文化與圖像意識形態(tài)》（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與《視覺文化與當代文學批評》（人民出版社，2015年）從當代視覺文化的學科立場對巴爾的視覺反本質(zhì)主義觀念展開理論批判。除此之外，加拿大康科迪亞大學段煉教授在翻譯巴爾論文《解讀倫勃朗繪畫“芭思希芭”：從類型符碼到意指失諧》（《美術觀察》，2012年第6期）的同時，發(fā)表研究論文《符號的救贖：從圖像到事件——米柯·鮑爾符號分析的“理論世界”》（《文藝研究》，2012年第8期）分析了巴爾對荷蘭17世紀畫家倫勃朗的名畫《芭思希芭沐浴圖》的視覺闡釋方法，探討巴爾提倡的類型符碼的符號學分析視角對后現(xiàn)代藝術理論的思想價值和理論影響。

在現(xiàn)階段，國內(nèi)外學界的巴爾研究存在兩個理論誤區(qū)。一是研究內(nèi)容過于分化：由于學術傳統(tǒng)、理論視角和研究重心的差異，中國學界關注巴爾敘述學和敘事理論，英美學界重視她在符號學基礎上的視覺研究，荷蘭學界強調(diào)她關于“博物館敘事”的藝術史研究范式和文化分析話語；二是理論話語過于泛化：托尼·本尼特主編的《文化分析——賽奇手冊》（Sage，2008）對其文化分析學派的研究現(xiàn)狀進行“大百科全書式”的全面總結，指出其譜系視角是普世主義、本質(zhì)主義、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理論框架則橫跨人類學、文化地理、社會與文化、文化史、文學研究和視覺分析等眾多學科領域。然而，研究內(nèi)容過于分化，不利于整體性的綜合研究；理論話語過于泛化，不利于專題性的深度闡發(fā)。因此，有必要回溯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生成語境，從思想淵源、理論體系、詩學模式、學科形態(tài)、交往空間與理論貢獻等多個方面系統(tǒng)梳理巴爾本人的理論話語及其批評實踐，并在此基礎上合理評價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學派作為文化研究第三條道路的理論貢獻及其局限，進而從中西文論的比較視角合理把握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研究及其詩學空間。

1.4 內(nèi)容結構與研究意義

作為學術涉獵非常廣泛的文藝理論家，米克·巴爾的理論著述不但在成果形式上顯示出理論建構與觀念點評相互結合的多元格局，而且在研究內(nèi)容上也分散于當代人文研究的多個學科和專業(yè)領域。然而，在米克·巴爾的整個文藝思想體系當中，文化分析的理論觀念始終貫穿其中。一方面，米克·巴爾提倡的文化分析理念，作為一種文藝研究的新興理論視角，已經(jīng)延伸到她在各個人文學科領域的批評實踐；另一方面，巴爾本人在這些不同專業(yè)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成果，作為一種“文化研究之后”的新型批評經(jīng)驗，也同樣呈現(xiàn)出其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體系。因此，本課題旨在考察米克·巴爾主張的文化分析話語的思想淵源、理論旅行和觀念體系，研究采用概念分析和理論總結的二重結構，借鑒巴爾提倡的“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以概念分析推動理論研究，從觀念闡釋建構理論體系，全面總結和探討其文藝思想和詩學理論。具體來說，首先，在掌握英文和荷蘭語第一手資料基礎上，將其分析和歸納為基礎詩學、文化理論、藝術史、視覺理論等若干專題；其次，綜合運用細讀闡釋、話語分析、觀念歸納與理論演繹方法分別展開系統(tǒng)研究；最后，總結提煉各個專題研究成果，以觀念闡釋、話語分析和理論建構方法把握巴爾關于文化分析的文藝思想和理論體系。

就理論目的而言，項目研究主要圍繞兩個理論重心。一是從基礎詩學、文化理論、藝術史、視覺美學等跨學科視角對米克·巴爾文藝思想的總體把握和詳細梳理，總結她在不同學科領域的文化分析理論話語；二是梳理文化分析學派與其他文化批評話語的理論淵源和對話關系，探討該學派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借鑒作用和理論價值。就內(nèi)容結構而言，項目研究主要分為理論概觀、思想體系、跨學科形態(tài)、敘事詩學空間，以及跨文化意義五個部分，全面總結和梳理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淵源與歷史成因，深入探討和反思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利弊和歷史意義。

作為理論概觀的第一章，主要圍繞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話語的學術語境和理論歷程。首先，在梳理巴爾超越學科、學貫歐美的學術背景的同時，概括其從敘述學、符號學、藝術史、視覺文化、文化理論、直到視覺文化的治學經(jīng)歷和思想歷程，呈現(xiàn)出巴爾主張“作為文化分析的文藝研究”的理論發(fā)展史；其次，綜合評述米克·巴爾提倡的“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理論轉型，重點概括其在保留文化范疇基礎上所主張的“文化性”的研究對象，以及在保持學科邊界基礎上所采用的“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化分析作為“祛魅過程”的知識生產(chǎn)實質(zhì)；在此之后，總結和評價國內(nèi)外學界對于米克·巴爾及其文藝思想的研究現(xiàn)狀，指出“研究內(nèi)容過于分化”和“理論話語過于泛化”是目前制約巴爾研究的兩大理論誤區(qū)，提倡從文化分析理論的聚焦視角管窺米克·巴爾的整個文藝思想體系；最后是對項目研究的理論目的、重點難點、研究方法，以及內(nèi)容結構的總體描述。

第二章重點考察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結構，從研究對象、批評方法、理論范式和研究視角四個維度總結和歸納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構想和體系特征。首先，針對文化分析的研究對象，圍繞巴爾提倡的從“文化本體”到“文化性”的研究轉向，在“文化性”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兩個層面分析其本人主張的“會思考的藝術”，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根莖”（Rhizome）觀念探討“文化性”概念本身的詩學空間和理論局限；其次，針對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圍繞巴爾提倡的從“理論方法”到“概念旅行”的理論轉向，在“學科性”的“邊界說”和“對話論”兩個層面分析其主張的“學科跨界”理念，借助薩義德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巴特勒和卡勒的“表演性”（performtivity）觀念探討巴爾對于“概念旅行”的研究方法論；第三，針對文化分析的理論范式，圍繞巴爾提倡的從“文化經(jīng)驗”到“文化相關性”的理論轉型，在“文化意指關系”的“意義生成”與“文化生產(chǎn)”兩個層面歸納巴爾主張的“文化祛魅”理念，借助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論”和霍爾的“符號表征”理論探討巴爾關于“知識生產(chǎn)”的理論范式；第四，針對文化分析的歷史維度，圍繞巴爾提倡的從“文化史”到“敘述史”的詩學轉向，在“博物館敘事范式”的“后置歷史”與“記憶行為”兩個層面歸納巴爾主張的“當下的文化記憶”理念，借助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海登·懷特的“元歷史”和安柯斯密特的“敘述史”理論，探討巴爾關于“文化記憶”的歷史詩學。

第三章重點考察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詩學模式，從基礎詩學、文藝觀念、視覺意識和知識譜系四個方面總結和歸納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框架與話語體系。首先，針對文化分析的基礎詩學，圍繞當代學界對米克·巴爾敘事學理論歸屬問題，反思從經(jīng)典敘事學與后經(jīng)典敘事學的理論轉向，從本體與方法的兩個層面考察其本人關于“敘事性”的理論構想，以及從敘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范式重構，并在此基礎上從敘事詩學與敘事批評的兩個層面探討文化分析的基礎詩學；其次，針對文化分析的文藝觀念，米克·巴爾主張從博物館的敘事模式考察文藝作品的隱喻結構，強調(diào)文化分析的理論目的就在于通過敘事分析雙向揭示和深度探討作為敘事的博物館與作為博物館的敘事，因此圍繞敘事與博物館的理論關系，有必要從作為敘事的博物館模型、作為本體的博物館敘事、作為方法的博物館敘事，以及博物館敘事的范式意義四個方面分別梳理并厘清巴爾提出的作為博物館敘事的文藝觀念；第三，針對文化分析的視覺意識，巴爾主張在圖像與文字之間理論對話的基礎上從語言的文本結構分析圖形敘事和從圖像的視覺視角分析文本敘事，強調(diào)圖像轉向的敘事分析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對圖像敘事的“翻譯行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理論內(nèi)容，即圖像的本體結構、讀者的闡釋方法，以及圖像化閱讀的視覺生產(chǎn)機制，因此圍繞圖像與文字作為不同文類的視覺敘事，有必要考察作為藝術史對象的圖像本體及其敘事形態(tài)，探討“引用”與“揭示”的不同敘事分析方法，以及作為“翻譯行為”的視覺生產(chǎn)及其范式意義；第四，針對文化分析的知識譜系，在學科性的藝術史與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兩個層面上梳理和反思視覺文化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對視覺文化的諸多本質(zhì)主義問題進行批判論述，并在此基礎上圍繞巴爾對視覺文化的理論觀念及其現(xiàn)實影響，梳理并探討從圖像理論到視覺文化的本體論與方法論問題，從敘事理論與視覺文化的理論對話當中探討其文化分析思想的視覺觀念及其知識譜系。

第四章主要關注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跨學科形態(tài)，從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歷史詩學和藝術史學、文學史學五個領域梳理和總結其文化分析思想的學科形態(tài)和理論建樹。首先，從敘事分析的理論視角，圍繞巴爾提出的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學理論形態(tài)，考察文學理論作為“文化文本”的言說方式和敘事結構，探討其作為“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和消費傳播，從而揭示其理論敘事的各種美學意識形態(tài)；第二，從文化批評的敘事轉向，圍繞巴爾主張的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化研究話語，梳理其基于敘事分析模式的文化研究視角，總結“學科性”與“文化性”的文化批評觀念，考察“概念旅行”作為文化分析方法論的批評經(jīng)驗與理論意義，在此基礎上探討巴爾融合敘事分析與文化研究的基礎詩學體系；第三，從歷史詩學的理論視角，圍繞巴爾提倡的作為文化分析的歷史批評，分析其基于“當代史”范式的“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的兩種歷史形式，探討其基于時空錯位閱讀的“后置歷史”和“審美經(jīng)驗”的兩種歷史意識，在此基礎上總結和歸納巴爾敘述學和敘事理論對于當代歷史批評觀念的理論影響；第四，從藝術史學的敘事視角，圍繞巴爾主張的作為文化分析的藝術史學，梳理和總結巴爾本人在圖像修辭和視覺敘事方面的理論觀念和批評經(jīng)驗，分析和歸納其敘述學對視覺修辭與視覺文化的理論創(chuàng)建與局限，由此探討巴爾提出的作為藝術史知識型的博物館敘事模式；第五，從文學史的敘事視角，借助巴爾關于“后置歷史”與“文化記憶”的敘事批評觀念，從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批評視角、敘事結構和闡釋范式等層面梳理并分析“重寫文學史”的敘事學轉向，進而在敘事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一種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學史學及其詩學空間。

第五章延伸探討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交往空間，從新博物館學、文化詩學、理論旅行詩學、跨界闡釋詩學四個方面梳理和總結其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延伸與闡釋空間。首先，針對作為文化分析的新博物館學，巴爾明確反對文化研究在主體與客體、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當下的二元立場，主張在重構敘事本體及其主體性的基礎上考察和反思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理論轉型及其范式建構，因此有必要從范式轉型、地方知識與空間敘事三個層面重新梳理當代博物館研究的敘事學轉向及其理論重構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米克·巴爾及其文化分析思想對藝術史與博物館學的方法論影響與本體論局限；其次，關于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化研究，巴爾主張文化的研究對象與詩學的理論立場，因此圍繞文化詩學的批評對象、研究方法與理論空間，有必要從文化分析主張的文化關聯(lián)與敘事分析的不同層面反思和探討文化詩學在文化與詩學兩個層面的范式重構，進而探討一種作為文化分析的文化詩學及其理論話語；第三，圍繞作為文化分析的理論旅行詩學，巴爾提出作為文化分析的“理論實踐”新構想，并且在此基礎上主張理論對象的重新劃界與理論主客體關系的范式重構，因此圍繞巴爾的概念旅行方法論構想，有必要從理論對象層面考察作為“流動思想”的概念旅行及其本體闡釋，從理論范式層面揭示作為“厚度描寫”的翻譯行為及其敘事分析，進而探討一種作為文化分析的理論詩學構想及其闡釋話語體系；第四，針對作為文化分析的跨界闡釋詩學，巴爾明確反對以文化研究思潮為代表的學科整合，以及“理論之后”為代表的各種理論危機論說，由此主張一種“理論主體”的跨界闡釋詩學話語，因此有必要圍繞“理論之后”的思想動因與觀念變革，從文化性的溢出效應反思當下跨學科人文研究的困境，從學科性的邊界效應考察跨界批評的基點，從對話論的旅行效應總結界面研究的范式，并在此基礎上梳理并建構一種作為文化分析的理論研究新視角，繼而探討其對當代中國文論重建的方法論意義。

第六章的結語部分，旨在綜合當代性與歷史性兩種分析維度，總體把握和合理評價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貢獻與借鑒意義。在米克·巴爾的學術生涯當中，明顯呈現(xiàn)出從敘述學、文化研究、藝術史到視覺文化的四次研究轉向，經(jīng)歷過從敘述符號學、敘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兩次理論轉型，但是敘事分析作為其文藝思想的基礎詩學始終貫穿其中。因此，理論學界不僅需要關注到米克·巴爾的敘述學與敘事理論建樹，而且必須充分關注與深入探討敘事分析作為基礎詩學的理論構想，由此更加全面地把握其跨學科形態(tài)的文化分析思想體系，更加合理地評價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利弊。此處需要再次強調(diào)的難點部分，主要有三。其一，總結米克·巴爾所操持的各種核心概念和術語體系，探討它們從不同學科專業(yè)抵達文藝研究領域的旅行過程和理論價值；其二，把握巴爾的文學觀念和藝術思想，歸納其文化分析話語貫穿不同批評領域的理論范式和思想體系；其三，評價巴爾對于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學派的理論貢獻和歷史局限，探討她與該學派其他批評家之間的理論爭鳴和對話關系?？傊?，結語部分不僅總結評價米克·巴爾從敘事分析到文化分析的文藝思想觀念和詩學理論體系，而且考察探討其文化分析思想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轉型的理論借鑒與歷史契機。

以敘事分析為理論范式，本書重點關注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論敘事及其詩學空間，從理論對象、研究范式、視覺意識、文化理論四個方面集中探討文化分析思想的跨學科理論旅行與跨文化體系建構。敘事分析理論是米克·巴爾文化分析思想的基礎詩學，其核心概念的理論旅行不但在強化與其他人文學科的思想對話與協(xié)同研究，同時也在改造和重新建構人文藝術研究的傳統(tǒng)邊界、批評視角、理論范式和思想體系。首先，借助博物館敘事的分析模型，巴爾在改造其人種學和人類學理論范式的同時，主張基于敘事分析的文藝學視角，考察“地方知識”的文化生產(chǎn)與空間敘事，探討作為文化分析的博物館學新模式；第二，圍繞跨學科理論的范式問題，巴爾改良理論研究主體與客體二元論的意識形態(tài)模式，提倡理論話語的敘事分析視角，關注作為“翻譯行為”的文論觀念和跨界經(jīng)驗，建構作為文化分析的理論詩學；第三，在視覺文化領域，巴爾改善圖像和視覺研究的本質(zhì)主義傳統(tǒng)，梳理圖像與文字的文類關系，考察“視覺修辭”從“視覺性”到“敘事性”的理論轉型，探討視覺符號學、視覺修辭學、視覺敘事學和視覺詩學的學科譜系，建構作為文化分析的視覺詩學；第四，在文化理論方面，巴爾改革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理論視角，關注歷史敘述與文化記憶之間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考察文化分析從“敘事性”到“文化性”的理論轉型，借助“文化相關性”的敘事分析探討作為文化分析的歷史與文化詩學空間。

1. 本文采用米克·巴爾的譯法。實際上，國內(nèi)學界的中文譯名主要有二。其一，米克·巴爾（譚君強譯），詳見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其二，米柯·鮑爾（段煉譯），參見米柯·鮑爾：《解讀倫勃朗繪畫“芭思希芭”：從類型符碼到意指失諧》，載《美術觀察》，2012年第6期，以及段煉：《符號的救贖：從圖像到事件——米柯·鮑爾符號分析的“理論世界”》，載《文藝研究》2012年第8期。
2.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ASCA：Amsterdam School of Cultural Analysis）最初是隸屬于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學院的研究機構。隨著文化研究院不斷擴大的學術影響，已經(jīng)升格成該大學的直屬科研機構，并且在整合荷蘭其他研究型高校和機構的學科資源的基礎上，成立了全荷蘭文化分析學會（NICA：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alysis）。
3. 參見Mieke Bal．Traveling Concepts in the Humanitie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以及喬納森·卡勒對米克·巴爾該書所做的封底評價部分。
4. 《敘述學：敘述理論導論》作為歐美敘述學的經(jīng)典著作，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得到最為廣泛的譯介和傳播。其中，荷蘭語版本自1978年第1版以來，歷經(jīng)1980年、1985年、1987年和1990年的5次再版和數(shù)次重??；該書的英語版則由范·博黑曼（Christine van Boheemen）負責翻譯，經(jīng)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出版社1985年公開發(fā)行第1版，歷經(jīng)1997年的第2版和2009年的第3版，期間重印數(shù)10次；該書的中文版則由譚君強教授翻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95年和2003年期間2次再版和3次重印，2015年由北京師范大學重印第三版。
5. 米克·巴爾的學術作品主要采用英語、法語和荷蘭語三個語種，早期以荷蘭語和法語為主，后期以英語為主，比重各不相同。在本書論述當中，如若沒有標明相關語種，則皆為英語版本。
6. 《當下的文化記憶》由米克·巴爾與阿姆斯特丹大學哲學教授亨特·德·弗萊爾合作策劃，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從1997年陸續(xù)公開出版，到2011年為止共計出版專題著作132部。其中，產(chǎn)生重要學術影響的部分作品包括：雅克·德里達的《海域（Parages）》（2011年）、《紙機器》（2005年），阿斯曼的《宗教和文化記憶》（2006年），安柯斯密特的《重建海登·懷特》（2009年）、《崇高歷史體驗》（2005年），喬納森·卡勒的《理論的文學性》（2006年），安德拉·胡賽恩的《當下的過去：城市的遺跡與記憶的政治學》（2003年），利奧塔的《隔音房：馬爾洛的反美學》（2001年），卡伽·西弗曼的《世界觀察家》（2000年），米克·巴爾主編的《文化分析的實踐》（1999年）等。
7. 歐美學界對文化研究的理論反思，具有其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主要呈現(xiàn)兩種問題意識和理論格局。其一是批判文化研究的“泛文化”問題，其二是反思文化研究的“唯理論”誤區(qū)。歐美學界相繼出現(xiàn)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佛蒙頓新物質(zhì)主義、貝爾西文化史批評、安柯斯密特的敘述文化史，以及米克·巴爾的文化分析等理論視角。
8. Larry Grossberg，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p.4.
9. 陸揚主編《文化研究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40頁。
10. Antony Easthope，“But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in Susan Bassnet ed.，Studying British Culture, Ed．London：Routledge，1997，pp.3—19.
11.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載羅剛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25—126頁。
12.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30.
13. Jim McGuigan，Cultural Analysis，London：Sage，2010，pp.1—3.
14. Mieke Bal，“Introduction：Travelling Concepts and Cultural Analysis”，in Joyce Goggin and Sonja Neef，eds.，Travelling Concepts，Amsterdam：ASCA Press，2001，pp.8—9.
15. 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載《文藝研究》，2011（7），第5頁。
16. Mieke Bal，“Introduction：Travelling Concepts and Cultural Analysis”，in Joycee Goggin and Sonja Neef，eds.，Travelling Concepts，Amsterdam：ASCA Press，2011，pp.8—9.
17. Hent de Vries，“Cultural Analysis”，in Mieke Bal，ed.，Brief：Issues in Cultural Analysis，ASCA Yearbook，Mieke Bal．Kampen：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1996，pp.3—6.
18. Mieke Bal， Double Exposure：The Subject of Cultur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6，p.11.
19. Mieke Bal，“Introduction”．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
20. Mieke Bal，“From Cultural Studies to Cultural Analysis”，in Paul Bowman，ed.，Interrogating Cultural Studies，London：Pluto，2003，pp.30—40.
21. Mieke Bal，“Meanwhile：Literature in an Expanded Field”，Thamyris/Intersecting，NO.11，2003，191—192．
22. Jonathan Culler，“What is Cultural Studies？”in Mieke Bal，ed.，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41—343.
23. Mieke Bal，“Exposing the Public”，in Sharon Macdonald，ed.，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Oxford：Blackwell，2011，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