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篇序到底請人寫，還是自己操刀，我踟躕了好幾天。最終決定，既然這本小書可能會引起爭議、開罪于人，那么還是不要硬拉太多老師和朋友下水為好。憤然留給后記，背景放在緒論，這里介紹下這部書的緣起和寫作過程。實在抱歉的是，緣起也沒辦法完全避免拉朋友下水。

故事發(fā)生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fā)前的那個時代……

2019年夏天的上海，溫度和濕度都還能讓人接受。許蔚和我迎接遠道而來的陶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順昌路分部附近的小飯館里吃了頓簡陋寒酸、相當符合鄙人風格的工作餐，伴隨著吸溜吸溜、充滿生活氣息的吃面聲，撰寫這本書的想法得到確定，《泡影集》的名字也第一次浮現(xiàn)世間。席間，三人聊起一年前我臨時起意做的一項辨?zhèn)窝芯?。于是，時間又要往回倒推至2018年夏秋相交的日子里，那是個既忙碌，又碌碌無為的季節(jié)，就像現(xiàn)在一樣。

2018年年初，有關唐代高道田僓墓志及相關信息被學術刊物刊布出來，文章一出我就馬上拜讀，只覺得震驚贊嘆，于是立即將田僓收入當時我還擔任執(zhí)行主編的《歷代高道傳》篇目中。數(shù)月之后，當我再次拿起相關文章試圖整理“田僓傳”時，審讀細度的改變使一些問題浮現(xiàn)出來?；蛟S是由于我本人在碑銘志文方面的見識異常淺薄、少見多怪，但不論如何，結果都是越看越覺得這方墓志的語言、記述、體例別扭，最終判定這方墓志有可能出于今人偽造，偽造流程中還可能參考了當下的某些研究成果，于是撰寫和發(fā)表了相關論文。由于在此之前沒有專門干過辨?zhèn)蔚墓ぷ?，因此在這篇論文撰寫和發(fā)表的過程中時常與幾位老師交流想法，其中便包括許蔚、劉林魁以及不愿透露姓名的幾位文史專家。最終這篇論文得以在雙盲外審的情況下于《古典文獻研究》上刊載。整個過程的所見所聞，令我感到這個判斷或許還有一定道理，有類似想法的人不止我一個，只是我的閉口禪功夫修得最差而已。

時間線再拉回到2019年夏天的那個小飯局上。席間幾人聊到《田僓墓志》的問題，我說，那次辨?zhèn)沃笪矣謴秃肆藥讉€新見唐代道教碑志，發(fā)現(xiàn)或許還有一些新材料也存在疑點，并為我們圈子里對材料辨析的忽視態(tài)度感到遺憾。許蔚當即表示，應該趕緊拎出幾個疑偽道教碑志做辨?zhèn)闻e例，字不用多，十萬即可，足夠敲響警鐘就行，名字就叫《泡影集》。陶金其人跟我一樣，熱情詼諧，自然樂見其成。更為巧合的是，就在一年前的那個夏天，我和陶金一同參加上海的一個道教學研討會，兩人挨著坐，彼此慕名，但在現(xiàn)實世界中卻是頭回接觸。彼時我正借會議間隙，在稿紙上羅列《田僓墓志》的疑問，陶金算是第一個見過“手稿”的朋友。在許蔚的支持和陶金的鼓動下，我決定抽點閑散工夫來完成這部著作。于是開始慢慢讀一些金石學、辨?zhèn)窝芯康恼撝?，但那時距離正式落筆寫書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按照原定計劃，這本書或許應該在五年或更久以后才會面世。但兩個突發(fā)事件改變了我的寫作節(jié)奏。

第一個事件，是吉備真?zhèn)鋾さ摹独钣柲怪尽吩?019年年底的出世。這方墓志影響重大，但以辛德勇教授為代表的不少學者指出其可能出于贗造，辨?zhèn)我罁?jù)看上去頗有道理。但另有一方學者卻依舊極度支持這方墓志的真實性，并以之為中心做出各種“文章”（大略情況，見本書《引子》）。對偽造碑志不斷增長的厭惡和對辛德勇教授越來越高的景仰，促使我決定更快地參與到新出道教碑銘的辨析工作中。第二個事件，人所共知，就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暴發(fā)。2020年1月底開始的幾個月中，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樣被恐慌、焦慮、無措的情緒包裹，雖然不用“復工”，但一點沒有閑散的感覺。樓上鄰居制造出的噪聲，大大加重了我的抑郁感和緊迫感，迫使我決定盡快將一些大概成型的觀點付諸紙面。于是，從1月到7月，展開了一段較以往更加焦急閱讀、奮筆疾書的生活。期間上課、講座、校書、撰寫其他論文、安排幾本書籍的出版等學術事務，一樣沒有落下。為保障本書撰寫工作能順利進行，我辭去了浦東當代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歷代高道傳》執(zhí)行主編等職務；同時，完全放棄申請任何項目來支持這項研究的愿望——畢竟申報項目需要時機，即使中標也將大大拖后本書的出版進度。

在書稿撰寫過程中，我在Zoom和騰訊會議上舉辦了幾次內部講座，逐一分析本書中提到的各個道教碑志所存在的疑問，張書彬、管俊偉等賢兄參與講座，給予支持和更深的探討。在中古道教金石方面比我精深百倍的孫齊兄，不僅長期關注這部小書的撰寫情況，還直接為我提供了兩方疑偽道士墓志，對這兩方墓志的分析成為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家葵教授閱讀了書中有關《陶弘景墓志》的文章，提出一些指導意見，使我頗為受益。與此同時，在集中寫作的這幾個月里，我也獲悉了一些反對意見，只是或許我“惡漢”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大家不便直言相告。在間接地獲得質疑后，我又連同幾位同領域教授重新參合考量這些新見材料，發(fā)現(xiàn)還是無法完全抹去心中的疑慮，因此只得繼續(xù)推進書稿的撰寫計劃。知錯能改是學者必需的素養(yǎng)，但這一次的堅持或許不應完全歸咎于我的固執(zhí)己見、怙惡不悛。書稿中的部分篇章在本書出版前已單獨發(fā)表，發(fā)表論文自然會接觸各位主編，而這些主編不少就是唐史和道教研究的專家，他們對稿件的接受和對文章價值的肯定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的緊張與無助。這些刊物包括《古典文獻研究》《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外論壇》《正一道教研究》等，在此表示感謝。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還有很多人從其他方面提供了幫助。如方松華所長慨然允諾所里資助本書出版。四川大學褚國鋒博士多次幫我檢索資料庫，下載所需材料。云南大學徐克博士通讀了全書，指出不少錯別字，還發(fā)現(xiàn)本書幾處引文頁碼上的錯誤。浦東道教協(xié)會書法家張春鴻老師幫忙識別一些碑銘文字。九江學院廬山研究中心滑紅彬、棲賢寺祥浩法師，邀請本人赴廬山棲賢寺小住，使筆者得以在安靜悠然的環(huán)境中最終完成書稿的整體修訂。我們中國哲學研究室的張志宏研究員、鮑文欣博士，時常聽我就書中內容和業(yè)界情況大發(fā)牢騷。妻子徐盈盈被迫聽我講解她完全不了解也完全不感興趣的話題，并被要求從中找出我論證上的牽強附會。咩咩（貓）、脈脈（狗）、小藍（鳥）的陪伴，為那段受疫情煎熬的灰色日子涂抹上一縷靈動的色彩，治愈效果極佳。在此，由衷感謝！

2020年7月29日

困龍井中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