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本書所探討的韓中文學比較研究的范圍是指韓國的漢文學和中國的漢文學，韓國和中國的漢文學指以非白話文的中國古漢文創(chuàng)作的所有作品。提到漢文學，人們就會習慣性地聯(lián)想到以詩、賦、論、策、序、記、跋為主的文學體裁，而這里所說的漢文學囊括所有漢文作品，因此也包括說話、假傳體、小說、民謠等內容。

漢字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傳入朝鮮半島，隨著與中國交往的深入，高麗在公元1世紀中期，百濟和新羅在3世紀末期左右開始正式學習吸收漢字文化和漢文文學。在《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中可以看到關于《尚書》《春秋》《周禮》《老子》《列子》《管子》《孫子》《韓非子》《史記》等中國文獻的相關記載，通過保存至今的《廣開土大王碑文》以及《公無渡河歌》《黃鳥歌》《龜旨歌》等古代詩歌也可以推測出當時的漢文文學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新羅時期，崔致遠等留學生前往唐朝留學，甚至擔任官職，人員交流十分頻繁。直至15世紀韓文被創(chuàng)造出來之前，韓國的文學史可以說是處于漢文學時代。

高麗時代的詩歌《翰林別曲》中就曾經提到《唐書》《漢書》《老子》《莊子》《柳宗元文集》《杜甫詩集》《蘭臺集》《白居易集》《毛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太平廣記》等。隨著宋朝性理學的興盛，《朱子書》和《二程全書》等儒家書籍大量傳入韓國，這為韓國文臣的出現及士大夫階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除此之外，蘇軾、黃庭堅、歐陽修、陶淵明等人的詩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西廂記》等戲曲以及各種詩話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也傳入韓國。中國文化及文學的傳入對韓國文學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韓國學者對韓國漢文學的研究熱情一直未減，成果斐然。而且有些重要發(fā)現往往是韓國文學研究者首先提出來的，這些又可以和中國的研究形成互補。因此，本書將對20世紀韓國漢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接受研究進行梳理，為中國學界提供參考，以便進一步探索今后的研究方向。

二、韓國的中韓比較文學研究歷史

韓國漢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問題從高麗時代起就備受韓國文人關注，當時李仁老的《破閑集》、李奎報的《白云小說》、李齊賢的《櫟翁稗說》，朝鮮時代徐居正的《東人詩話》、許筠的《國朝詩刪》、洪萬宗的《詩話叢林》等詩話集、詩選集、詩文集的序和跋、雜錄、日記等各種文獻中常常談論到這一問題。

朝鮮時代初期，徐居正在《東人詩話》中就指出，李仁老的《瀟湘八景》源自蘇舜欽的“云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李混的《浮碧樓》與李白及陳后山的詩句有關；金安老在《龍泉談寂記》中指出，《金鰲新話》受中國《剪燈新話》影響，李植在《澤堂集》中指出許筠的《洪吉童傳》以中國的《水滸傳》為母本創(chuàng)作而成。

這一時期為今后韓中漢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許多資料，可以說是以整理資料為主，但并未形成現代研究方法。但這些資料都為下一階段韓中比較文學研究的正式形成打下了基礎，提供了重要支持。時至今日，這一經久不衰的課題仍然擺在我們面前。

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崔南善最早開始探索中韓文學之間的關聯(lián)，對金時習的傳奇小說《金鰲新話》與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進行了比較，認為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響。其后金臺俊在對《金鰲新話》和《剪燈新話》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指出，為了正確評價《金鰲新話》的價值，應將作品的內在根源和外在淵源結合起來研究。

1945年8月15日解放之后，韓國重尋民族財富的國學精神興起，對民族文化的熱情及近代治學精神的興起促使一批研究論文誕生。但關于韓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比較研究，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由李慶善、金東旭等人將比較文學理論引入韓國。

然而，韓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關系的研究尚未深入到韓中漢文學比較研究的層面。20世紀50年代，金庠基、樸晟義、李慶善的三篇論文中，后兩位作者雖然意識到了比較文學這一概念，而且是在之前崔南善《〈金鰲新話〉題解》及金臺俊《朝鮮小說史》的基礎之上完成的，但都沒有提及對韓中漢文學的比較。而金庠基的《秋史金正喜一家與吳蘭雪在文學上的關聯(lián)》卻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成為正式研究韓中漢文學關系的首篇重要論文。

20世紀50年代以后，學者們傾向于文獻實證主義研究，關于《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洪吉童傳》與《水滸傳》、《春香傳》與明代戲曲、韓國軍談小說與《三國演義》《西游記》以及杜甫、陶淵明與韓國漢詩之間關系的研究層出不窮。代表性研究有樸晟義的《中國小說對韓國小說的影響》、李鐘殷的《中國小說對韓國小說的影響》、丁奎福的《韓國古代軍談小說考———以〈三國演義〉的影響為中心》、丁來東的《中國作品對〈春香傳〉的影響———以〈西廂記〉〈玉堂春〉等為中心》、李炳赫的《〈詩經〉對韓國文學的影響》、李家源的《明曲對〈春香歌〉

的影響———以〈三元記〉〈還魂記〉為中心》，李丙疇的《杜詩研究———以對韓國文學的影響為中心》、李昌龍的《高麗詩人與陶淵明》等。

這些研究者大都從小學習漢文，在中國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因此可以識別出中國文學對韓國文學作品的具體影響，包括中國的詩歌和《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小說的影響，以及《西廂記》等作品對韓國戲曲的影響等，通過這些研究可以充分了解中國文學作品對韓國文學的影響。

20世紀60年代，權五惇的《韓國文人之中國文學評論》和李鐘燦的《韓國樂章與中國樂府的對比》這兩篇論文尤其值得關注。前者從材料層面收集了金昌協(xié)、正祖、李睟光、李瀷等人對朝鮮半島“三國時代”之后中國文學影響情況的評析，后者從中國樂府及韓國樂章均為四言形式、均始于王朝初建之時兩方面對它們進行了對比分析。雖然這兩篇論文是作者站在漢文學者的角度著述的，堪稱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論文，但并沒有采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前者，只是單純的材料收集而已。

同時，為了以實證分析的方法向人們闡述中國文學對韓國的影響，一些研究者還引入了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樸晟義的《從比較文學視角看〈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李相翊的《〈洪吉童傳〉與〈水滸傳〉的比較研究》、葉乾坤的《〈春香傳〉與諸宮調〈西廂記〉的比較研究》、金起東的《〈彩鳳感別曲〉的比較文學考察》、李明九的《李朝小說的比較文學研究》??，權五惇的《韓國文人之中國文學評論》??，李鐘燦的《韓國樂章與中國樂府的對比》??、李慶

??［韓］李明九：《李朝小說的比較文學研究》，《大東文化研究》第5輯，成均館大學出版部，1968年。

??［韓］權五惇：《韓國文人之中國文學評論》，《東方學志》第5輯，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1961年。

??［韓］李鐘燦：《韓國樂章與中國樂府的對比》，《國語國文學》第7輯，東國大學，1969年。

善的《韓國軍談小說〈九云夢〉〈玉樓夢〉與〈三國演義〉的比較》、李丙疇的《杜詩的比較文學研究》、金鉉龍的《韓中小說說話比較研究》、韓榮煥的《〈剪燈新話〉與〈金鰲新話〉構成的比較研究》等。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比較文學研究尤為盛行，但這種比較文學層面的研究與以文獻實證主義方法進行的影響研究沒有本質區(qū)別。當時的比較文學研究以傳播論為前提進行，這種研究方法論過于重視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者的作用，從而低估了傳播者和接受者對作品的發(fā)展及再創(chuàng)造，將所有文學現象都理解為以一種文化為中心進行放射性傳播的過程。這種方法論雖然揭示了外來文學對韓國文學的影響，但卻忽視了韓國作為接受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由此來看，這種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觀點與主張以影響為主的實證主義者的觀點別無二致。

這一時期的論文在數量上明顯超過了以前，關于詩歌研究的論文在此時期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又以圍繞陶淵明和杜甫進行研究的論文最多，其他關于詩歌、小說、批評的論文主要是從研究史的角度出發(fā)的。詩歌領域的論文之所以遠遠多于小說等其他體裁，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學本身便是以詩歌文學為中心形成的，因此，在韓中漢文學比較研究方面，詩歌文學自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一步講，屈原、陶淵明和杜甫均為中國詩文學史上的領軍人物，韓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推崇陶淵明和杜甫也不足為怪。在這一時期，12篇詩文學論文中關于陶淵明和杜甫的各占了4篇，明顯多于王維和蘇東坡，其原因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許世旭的《韓中詩話淵源考》一書在臺灣發(fā)行。此書首先敘述了中國詩話傳入韓國的內容，接著通過李仁老的《破閑集》、徐居正的《東人詩話》和李睟光的《芝峰類說》等30篇詩話縱觀了中國詩話對韓國的影響。盡管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部著述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但在當時研究環(huán)境并不完善的情況下，這本書作為韓中漢文學比較研究領域的首部專著，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中國文學和韓國漢文學的比較研究正式起步，特別是李昌龍首次運用了當時引入的比較文學方法論，對陶淵明、杜甫與韓國文學的關聯(lián)進行了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李昌龍的《高麗詩人與陶淵明》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這一時期，一部分學者認識到了實證主義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開始采用歷史主義研究方法來探索韓國漢文學的能動性及自我發(fā)展過程。例如，李慧淳的《韓國樂府研究》就指出漢樂府在傳入韓國之后不僅發(fā)展為小樂府、詠史樂府、記俗樂府等多種形式，還在朝鮮時代后期擺脫原有素材的束縛開始融入本民族的歷史人物和風俗民情，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這一樂府文學研究的論調之后在沈慶昊的《海東樂府體研究》、張孝鉉的《朝鮮后期竹枝詞研究》以及樸惠淑的《形成期的韓國樂府詩研究》等研究中得到延續(xù)。諸如此類強調民族主體意識的自我發(fā)展論是在當時時代背景及學術需求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并且取得了許多成果。

20世紀80年代之后，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主要課題是加深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并研究中國文學在傳入韓國后是怎樣對韓國文學的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的。

帶著這種問題意識來看8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金明昊的《燕巖文學與〈史記〉》，作者為了更廣泛深入地闡釋樸趾源小說的價值，著眼于東方文學的傳統(tǒng)脈絡，首先對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的散文特色進行了研究，并以此為基礎，探索出樸趾源小說的文學及歷史意義。作者認為樸趾源對司馬遷的文學成就融會貫通，并進行了發(fā)展再創(chuàng)造。

此類研究還有樸熙秉的《〈金鰲新話〉的創(chuàng)作淵源與背景》。樸熙秉認為韓國小說的起源應追溯到新羅末期、高麗初期的傳奇，對《金鰲新話》創(chuàng)作的內因和外因進行了綜合探索，認為其內因在于傳統(tǒng)說話，外因則是受到了《剪燈新話》的影響。更為具體地說，內因包括與龍相關的說話、檀君神話、東明王神話等民間說話及民俗信仰，新羅和高麗時代的傳奇小說、《列女傳》之類的漢文文學傳統(tǒng)，充滿了憂愁、悔恨、孤獨與悲傷的作家個人審美情趣與旅行體驗等。而外因則在于金時習對于《金鰲新話》格外關注，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對《題〈剪燈新話〉后》進行了縝密的分析，認為金時習正確地認識到了《剪燈新話》綜合了多種漢文文學體裁、具有戲謔滑稽的風格，并理解了其文學手法的感動效果，對《剪燈新話》的審美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尤其是對其中的艷情小說印象深刻。通過這一研究可以確認《剪燈新話》對金時習關于小說的認識以及創(chuàng)作過程產生的深刻影響。

此外，尹柱弼的《道家談論的反模仿性與寓言小說的近代意識》也屬于同類研究，既承認中國文學的影響，同時不忘挖掘韓國小說的內在價值。該論文認為，老子和莊子的寓言中體現了一種以類比語言觀為基礎的反模仿性寫作方式，而金時習的《南炎浮洲志》、林悌的《愁城志》、權的《酒肆杖人傳》、柳夢寅的《虎阱文》、崔孝騫的《柳與梅爭春》、洪大容的《醫(yī)山問答》、樸趾源的《虎叱》等寓言小說都體現了道家思想在文學上的變相接受。

尹柱弼、李慧淳和丁奎福都同時研究中國文學和韓國文學，丁奎福注重發(fā)掘中韓文學的相同點，李慧淳卻注重探索中韓文學的民族性，尹柱弼則重點關注表現方式。

這一時期關于詩文學的論文依舊是以陶淵明和杜甫為中心進行的。關于陶淵明和杜甫的論文各有8篇，其中宋政憲的《陶淵明與李穡詩之比較研究》和南胤秀的《韓國和陶辭研究》值得注意。宋政憲的論文對于李穡作品中與隱逸思想相關的詩進行了研究，最后得出兩人田園詩的對比結果：陶淵明的特點是親身體驗了田園生活，但李穡卻并非以農夫的身份而只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對田園詩進行了浪漫的創(chuàng)作。遺憾的是，作者雖然指出了這一點，但卻沒有更為深入地探討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這是韓國韓中漢文學領域首篇以陶淵明為研究對象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

除上述論文外，還有一些韓中漢文學比較研究的單行本出版，例如柳晟俊的《中國王維與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和金昌龍的《韓中假傳文學研究》等。柳晟俊的論文將中國的王維和朝鮮時代的申緯進行對比，并以此論文獲得了臺灣師范大學博士學位，作為對王維和申緯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首篇論文，它具有非凡的意義。

趙鐘業(yè)的《中日韓詩話比較研究》首次對以中、日、韓為中心形成的東亞文明圈的內部關聯(lián)進行了探索，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到了20世紀90年代，李秀雄的單行本《朱熹與李退溪詩比較研究》綜合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從性理學角度出發(fā)，首次將二者的詩分為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進行了分析比較。受臺灣《〈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和《〈剪燈新話〉的激蕩》兩部論文集的影響，韓國學者張介鐘和全惠卿各自著有同樣題為《韓中越傳奇小說比較研究》的論文，將研究范圍擴大到了越南。

此外，研究發(fā)現，這一時期韓國漢文小說《九云夢》在清朝時傳入中國，并衍生出《九云記》這一長篇小說。這證明了韓中漢文學乃至韓中文學方面的比較研究都可以擺脫過去韓國文學隸屬于中國文學的單線影響論觀點，而轉向如西歐國家一樣的比較文學相互影響論，因此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文學在韓國的接受問題在中國學界同樣受到關注，這一點從在臺灣留學的韓國中文專業(yè)學者們的學位論文題目中即可看出，如柳晟俊的《中國王維與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1980年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宋政憲的《陶淵明與李穡詩之比較研究》（1985年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金周淳的《陶淵明詩對朝鮮詩歌影響之研究》（1985年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等。除這些留學派外，許多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也對這一課題尤為青睞，出現了如李炳漢的《對中國與韓國古典小說發(fā)展與影響的比較考察》、車柱環(huán)的《中韓詞文學比較研究》等多篇論文。

三、結語

古代的韓國致力于學習中國文化，韓國文學的研究者們不僅注重關于中國文學對韓國文學的影響研究，同時也十分注重關于中國文化的接受方式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研究，這些從20世紀末的漢文文學研究成果中也可窺見一斑。例如，對崔致遠與李齊賢的詩歌文學研究，朝鮮王朝后期四家與《韓客巾衍集》，對中國出版的朝鮮詩選與海東詩選的研究，金明昊對董文渙與《韓客詩存》及中韓文學交流的研究等。關于中國文學在韓國的接受和影響，以后應從更新的方法論方面繼續(xù)研究，并以對中國文學的深度理解為基礎，考察探索其在韓國的變化和創(chuàng)新過程。

現有研究成果中，趙東一關于東亞文學比較研究的一系列宏觀論述頗為引人注目?！都瘸梢惑w又各自獨立的東亞文學》一書中關于“漢詩”的看法對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啟示，作者著眼于東亞文學這一廣闊的視角，對樂府詩在中國、韓國、日本、越南地區(qū)的多樣性發(fā)展進行了考察。趙東一認為，中世紀時期中國的漢詩處于文學的中心地位，其他地區(qū)深受中國的影響。但是在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過程中，中國失去了中心地位。韓國、日本、越南在接受樂府之后，對漢詩的傳統(tǒng)規(guī)范進行了創(chuàng)新，開拓了多種形式的樂府詩，如韓國的小樂府、詠史樂府、紀俗樂府，日本的翻譯樂府、詠史樂府、紀俗樂府及被稱為“狂詩”的戲作樂府，越南的紀俗樂府。這些正是東亞文學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共存的表現。趙東一的這種構想和展望日后仍然需要通過其他學者不斷研究來具體證明，但從韓國文學對外國文學接受的角度來考慮，這一視角十分新穎，值得我們參考并開闊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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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樸晟義：《中國小說對韓國小說的影響》，《高麗大學建校50周年紀念論文集》，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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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韓］丁來東：《對〈春香傳〉產生影響的中國作品———以〈西廂記〉〈玉堂春〉等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第1輯，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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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韓］李丙疇：《杜詩研究———以對韓國文學的影響為中心》，首爾：探求堂，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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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韓］權五惇：《韓國文人之中國文學評論》，《東方學志》第5輯，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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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葉乾坤：《〈春香傳〉與諸宮調〈西廂記〉的比較研究》，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1963年。
18. ［韓］金起東：《〈彩鳳感別曲〉的比較文學考察》，《東國大學論文集》第1輯，東國大學，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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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韓］李丙疇：《杜詩的比較文學研究》，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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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1990年；［韓］丁奎福：《〈剪燈新話〉的激蕩》，《域外漢文小說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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