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研究思路及意義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啟蒙話語、知識者話語占主流的共名時代，那么，90年代以來更像是大眾話語、知識者話語、民間話語等多種話語眾聲喧嘩的無名時代或曰雜語時代。筆者本來打算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間話語，但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太繁雜，不好全面把握，就縮小范圍，以80年代造成巨大影響的尋根文學為研究起點，以尋根小說中的幾位代表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他們在尋根熱潮過后，是否還繼續(xù)沿著某些文化尋根的理念在繼續(xù)創(chuàng)作。而90年代以來的小說研究，尤其是聯(lián)系文化尋根意識方面的研究，從目前的成果看，仍是相對薄弱。這就為進一步拓深提供了研究空間。就像吳俊教授所說：“翻檢80年代中期的文學評論，也可以明顯地看到，評論界的興奮點和聚焦點更多地匯集在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話題上。即使是在‘文化熱’的兩年中，‘尋根文學’也并未受到我們后來所想象的那種足夠的重視。隨著80年代末期中國社會變化的急劇加快，思想和文化的興奮點也迅速轉移，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后，‘尋根文學’已基本上成為歷史。90年代以來對80年代文學的回顧和探討，更多的也以現(xiàn)代主義文學思潮或現(xiàn)象為主要關注對象或討論框架，而對其中的‘尋根文學’的研究并不充分。這使得‘尋根文學’迄今仍可能是一個遠未說盡的話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尋根文學’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文學現(xiàn)象?！?sup>[1]筆者也認為，“文化尋根”的視角在今天看來仍是一種有價值的文學研究方向。

一般來說，尋根意識往往產生于民族歷史大轉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大碰撞的時期。而且，寬泛地看，尋根意識是一種帶有歷史必然性的思想現(xiàn)象，在各個文化領域都有體現(xiàn)。且不說20世紀80年代在文學領域轟轟烈烈的尋根運動，單在民間美術領域，就有很大的收獲。如喬曉光的民間美術考察手記《沿著河走》就很有影響。作者在此書的卷首語中說：“我們已習慣了從漢字了解中國，從古典史籍、宮殿遺址、文物珍寶、圣賢精英、帝王將相去認識中國。但我們很少從一個農民、一個村莊、一個地域的習俗生活、一首口傳的詩歌、一件民間藝術品……去認識中國?！?sup>[2]這明顯是一種走向民間的傾向，也是民間美術文化尋根的具體切入點。至于文化尋根意識的廣泛性，可以從葉舒憲的一段論述中得到證明：“我們在學院派學者的民俗文化研究熱潮（如儺文化）和非學院派非科班的學者蕭兵、何光岳的上古文化研究著作中；在影片《黃土地》《紅高粱》《菊豆》的凝重鏡頭畫面里；在畫家羅中立的《父親》和巴荒的西藏風情油畫系列中；在以董克俊、尹光中為首的美術流派‘貴州現(xiàn)象’中；在民間美術發(fā)掘家靳之林、喬曉光等收集的抓髻娃娃和剪紙造型中；在作曲家瞿小松、譚盾等融合邊遠異族風格的音樂曲調中；甚至在當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的民俗文化村景觀和各類新建‘古跡’上；在徒步暴走族的新疆沙漠旅行和藏地探險游熱潮中；都可以依稀感受到文化尋根作為心理情結或作為一種激情的存在和躍動?！?sup>[3]葉舒憲的這段論述列舉了文化尋根意識在各個領域中的表現(xiàn)。筆者覺得，白族舞蹈家楊麗萍的“原生態(tài)”舞蹈也是一種文化尋根意識。只不過她尋找的“根”在大自然。當年的尋根文學主將韓少功說過：“看看現(xiàn)在哲學、史學、法學、政治學、建筑學、語言學、教育學、社會管理、倫理教化、外交理論、舞臺藝術等領域內有關‘傳統(tǒng)’和‘本土’的熱烈討論，看看從錢穆和陳寅恪到于丹和易中天的大紅大紫，這是當年那些反對‘尋根’者所想象得到的嗎？這是不是更廣義的‘尋根’在二十年來悄悄地擴展和深化？——雖然這里面同樣是魚龍混雜?！?sup>[4]

如果追溯文化尋根意識在文學領域的出現(xiàn)，可以從文學的先鋒——詩歌那里找到端倪。朦朧詩人楊煉在20世紀80年代初創(chuàng)作了《諾日朗》《半坡》《西藏》《敦煌》和大型組詩《自在者說》等。這些詩歌或借用民俗謳歌遠古文明的生命力，或借助傳統(tǒng)文化構筑天人合一的哲學思考。^[5]這可以說為后來尋根小說的興起開了先河。小說中的尋根意識可以說把尋根文學推向了高潮。而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文化熱”傾向相呼應，戲劇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了“文化熱”。從1984年魏敏的《紅白喜事》，到1985年李龍云的《小井胡同》、高行健的《野人》，再到1986年以后錦云的《狗兒爺涅槃》、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等一批話劇作品，充分顯示了戲劇文化熱創(chuàng)作的成就。至于散文領域的文化熱，出現(xiàn)得相對晚一些。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小說中的尋根熱趨于降溫，以余秋雨等人為代表的文化散文創(chuàng)作逐步升溫。筆者認為，90年代的文化散文熱、國外“新儒家”的興起、王富仁“新國學”的提出、當下的“國學熱”等，都可以看作是民族記憶的再次蘇醒，也是文化尋根思想進一步深化的體現(xiàn)。面對廣義的文化尋根意識，筆者重點論述的是文化尋根意識在文學中尤其是小說中的表現(xiàn)。

筆者在第一章主要就80年代的尋根思潮進行概述：包括對文化尋根的大致過程進行梳理（“尋根熱”產生的背景、尋根作家的理論倡導及評論界的態(tài)度、“尋根熱”落潮的原因分析），對尋根小說的風格特點、分類及意義進行總結，對80年代尋根小說的文本意義進行回眸式解讀。第二章主要對90年代以來的“后尋根文學”進行概論：包括對“后尋根文學”的界定、分類及特點概述，對“后尋根文學”與“尋根文學”進行關聯(lián)性解讀（主要以李銳、張承志、第三代西北小說家為例）。第三章主要對“后尋根文學”與民間文化的關系進行文本細讀（包括“后尋根文學”對民俗文化、神秘文化、民間詼諧文化、民間戲曲的借鑒）。第四章主要就賈平凹、莫言、韓少功、王安憶四位作家進行尋根脈絡下的個案研究。之所以把他們作為個案分析，是因為他們從80年代起就是尋根文學的主要代表作家；而90年代以來，他們的創(chuàng)作雖然有所變化，但就他們的主要作品而言，仍有一種延續(xù)性和大致統(tǒng)一的氣質。而這種延續(xù)性或氣質正可以從“尋根”的脈絡上進行分析。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眾多，研究成果也非?？捎^。尤其是80年代的小說研究，更是碩果累累。由于筆者自身知識、能力等各方面的局限，作深入研究雖常有力不從心之感，但勉力為之的過程也是自我提高的過程。另外，在文化尋根的脈絡下對近年小說作梳理性研究，畢竟還屬于評論界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這些都堅定了筆者作進一步研究的決心。

二 “前尋根”“尋根”與“后尋根”研究現(xiàn)狀綜述

圍繞“尋根”，筆者認為存在一個“前尋根”與“后尋根”的現(xiàn)象，“前尋根”這一概念較早出現(xiàn)于季紅真教授的一篇論文中：“正如前尋根時期的重要理論宣言，汪曾祺《回到民族傳統(tǒng)，回到現(xiàn)實主義》一文，著力探討的是文學發(fā)展問題，而不是文化價值的問題。”^[6]從季紅真教授的論文內容看，對于“前尋根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應該主要集中在對汪曾祺、林斤瀾、劉紹棠、鄧友梅、馮驥才、陸文夫等人的文化風俗小說方面的研究。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劉紹棠的《蒲柳人家》《鷓鴣天》，林斤瀾的“矮凳橋”系列等帶有明顯的民間文化風俗意味。尤其是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充滿了民俗色彩和抒情風格。與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系列不同的是，前者側重表現(xiàn)民族文化，后者注重表現(xiàn)民族心理和社會變化；前者注重表現(xiàn)人性美，后者側重挖掘人性的弱點；前者沒有明顯的政治氣息，后者則把政治因素融進群眾生活。所以，一般把汪曾祺、劉紹棠、林斤讕的小說看作文化鄉(xiāng)土小說，或者說是特殊的鄉(xiāng)土小說；而把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系列看作一般的鄉(xiāng)土小說。至于鄧友梅的《那五》《煙壺》，陸文夫的《美食家》，馮驥才的《神鞭》《三寸金蓮》及“市井人物”系列、陳建功的“談天說地”系列，以及劉心武的《鐘鼓樓》等這些主要表現(xiàn)城市生活中市民階層的喜怒哀樂和命運變遷的作品，給讀者提供了一個世俗化、民俗化的審美空間，所以一般把他們看作“市井小說”。而“市井小說”與文化鄉(xiāng)土小說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表現(xiàn)民族文化，都消解了小說的政治化傾向。因此，一般都把這兩類小說放在一起研究，合成“文化風俗小說”。而這些文化風俗小說與80年代的文化尋根熱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不可忽視的聯(lián)系。所以，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文化風俗小說看成是“前尋根”現(xiàn)象。

關于尋根文學的作家作品及相關評論，第一手資料多集中在中國80年代以來許多知名的報刊上，如《收獲》《上海文學》《人民文學》作家》《中國作家》《當代》《十月》《鐘山》《北京文學》《文藝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讀書》《文藝理論與批評》《文學評論》《文學自由談》《文藝研究》《小說評論》《世界圖書》等。這些報刊不僅向讀者推介了尋根文學及其重要的作家與作品，還發(fā)表了大量介紹、研究及爭鳴性的文章。

關于“尋根文學”的研究成果，從縱向劃分，可大致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尋根熱”時期，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主要圍繞著尋根文學的理論主張，關于“尋根”的論爭，尋根文學產生的原因，尋根文學的藝術特征以及代表作家、作品的分析，尋根文學的思想意義。關于“尋根”的比較研究，尤其是與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比較研究等，既包括宏觀研究，也有微觀探析。比較典型的如陳思和的《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7]，李慶西的《新筆記小說：尋根派，也是先鋒派》^[8]，胡宗健的《韓少功近作三思》^[9]，李慶西的《尋根：回到事物本身》^[10]，王曉明的《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關于三位“尋根”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11]，等等，還有很多關于《棋王》《爸爸爸》《小鮑莊》“商州”系列、“葛川江”系列、《紅高粱》等作品的解讀文章。

第二個時期是“尋根熱”之后，從80年代末到當下。隨著“尋根熱”的落潮，評論界對尋根的研究既趨向冷靜，也趨向深入。這一時期除繼續(xù)圍繞尋根作家作品及尋根現(xiàn)象進行研究外，還出現(xiàn)了很多“再評價”“再思考”“再認識”“新論”之類的深入研究，還有前期缺少的對“尋根熱”落潮原因的研究等。而且，除大量單篇論文外，文學史、個人專著、碩士學位論文及博士學位論文大量增加。90年代以后出版的很多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大都把“尋根文學”作為重要一章進行論述。涉及尋根或尋根作家的專著，如何清的《張承志：殘月下的孤獨》（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顏敏的《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張承志、張煒論》（華夏出版社，2000），賴大仁的《魂歸何處——賈平凹論》（華夏出版社，2000），陳仲庚的《尋根文學與中國文化之根脈》（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0），邰科祥的《賈平凹的心閾世界》（陜西旅游出版社，2002），陳美蘭的《韓少功創(chuàng)作論稿》（延邊人民出版社，2003），韓魯華的《精神的映像——賈平凹文學創(chuàng)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等。

鄧楠在《中國尋根文學研究述評》一文中把尋根研究分為三個時期，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及21世紀初三個時期。筆者認為，90年代及21世紀初兩個階段對尋根的研究，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與中斷，完全可以劃分為一個時期。不過，鄧楠提出的尋根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值得我們重視：“尋根文學的民族文化策略，尋根文學的美學追求，尋根文學的民族文學價值觀，魔幻現(xiàn)實主義從哪些方面影響了尋根文學，尋根文學在接受與運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藝術技巧方面出現(xiàn)了哪些偏差和失誤”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研究。^[12]

另外，從內容關聯(lián)上，尋根文學的研究又可以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兩個方面。外部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尋根文學興起的國內外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這一類研究多分散在一些論文或著作中，較少單獨論述。二是關于尋根文學與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文學、臺灣文學、“五四”鄉(xiāng)土文學等的比較研究。如吳奕锜的《新時期“尋根文學”與臺灣“鄉(xiāng)土文學”之比較》^[13]，嚴海燕的《鄉(xiāng)土文學與“尋根文學”比較三題》^[14]等。

內部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從尋根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進行研究，這方面論文最多。二是尋根文學的現(xiàn)代性研究，如楊慧的《現(xiàn)代性的兩種“瘋癲”想象——重讀“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中的“瘋人”譜系》^[15]，劉忠的《“尋根文學”的精神譜系與現(xiàn)代性視野》^[16]等。三是從道德倫理的角度研究尋根文學，如鄧楠在《論“尋根文學”的倫理道德文化主題的審視》一文中認為，尋根文學批判了陳舊的觀念和保守落后的意識；肯定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尋根文學表現(xiàn)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尋根文學表現(xiàn)了愛情婚姻生活中的多元價值取向。^[17]四是尋根文學的藝術風格研究，如有人對尋根小說分為兩大類，一類作品，具有創(chuàng)世神話的特征。比如韓少功的《爸爸爸》、張煒的《古船》、劉震云的《頭人》等。在這類小說里，作者企圖追溯種種文化形態(tài)的起源、民族深層性格的形成。另一類作品，“初看起來寫的是常人常事，如王安憶的《小鮑莊》、鄭萬隆的‘異鄉(xiāng)異聞’系列，賈平凹的《天狗》等，如果稍做歸納，便可看出，在這些常人常事里，隱伏著民族的傳統(tǒng)心理與行為模式?！?sup>[18]五是對尋根文學的文化保守主義研究，如李光龍、饒曉明的《試論“尋根文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表現(xiàn)》^[19]等。^[20]

對尋根文學的分類研究有根據(jù)地域文化來分的（以賈平凹為代表的“秦地文化”，以韓少功為代表的“湘楚文化”，以李杭育為代表的“吳越文化”，以張承志為代表的“草原文化”，以鄭萬隆、烏熱爾圖為代表的東北“山林文化”，以扎西達娃為代表的“西藏文化”等）；有根據(jù)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來分的（肯定、批判或二者兼有）；還有根據(jù)作品藝術取向來分的（或者從民族歷史和個體生命的原始狀態(tài)中發(fā)掘民族精神的心理積淀，或者從傳統(tǒng)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思想資料中尋找現(xiàn)代社會的精神支撐，或者從民間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歷史遺存里發(fā)現(xiàn)生存活動的文化秘密等）。對尋根文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化批評、審美批評、地域文學批評、人類學批評、原型批評等眾多批評話語。

總體上，目前關于“尋根文學”的研究成果豐厚，不僅包括宏觀的思潮流派研究，還有很多微觀的作家作品研究，“尋根文學”已成為普遍接受的概念；但關于“后尋根文學”的研究，由于學界還沒有廣泛接受“后尋根文學”這一概念，明顯存在薄弱環(huán)節(jié)。筆者目前搜集到的與“后尋根文學”有關的零星論述主要有以下幾處：

季紅真教授在《無主流的文學浪潮——論“尋根后”小說（一）》一文中提出過“尋根后”的概念。她的“尋根后”概念是對文化尋根熱之后幾年無主流（即80年代后幾年）創(chuàng)作的一個廣義的共時性概括，而不體現(xiàn)文學主張。她不僅把馬原、洪峰、余華、殘雪等人的實驗小說歸入“尋根后”小說，^[21]還把涌現(xiàn)于“尋根”思潮之后的新寫實小說稱為“尋根后”小說。她認為“尋根派”作家注重文化批判，而新寫實小說注重人性批判。^[22]

陳思和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出了“后尋根”現(xiàn)象，“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的‘新寫實小說’與‘先鋒小說’同時產生在80年代中期，大約是在‘文化尋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尋根’現(xiàn)象，即舍棄了‘文化尋根’所追求的某些過于狹隘與虛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對生活背后是否隱藏著‘意義’的探詢之后，又延續(xù)著‘尋根文學’的真正的精神內核?！?sup>[23]

朱大可教授在《后尋根主義：中國農民的靈魂寫真——楊爭光作品之印象記》一文中雖沒有對“后尋根”明確界定，但說楊爭光作品的“母題、敘事和風格則完全是80年代‘尋根小說’的某種延宕與回旋。這種母題起源于韓少功（《爸爸爸》）、賈平凹（《商州》）和劉恒（《伏羲伏羲》與《狗日的糧食》），并且在風格上保持了‘尋根文學’的一些基本元素：對農民的深層劣根性的痛切關注、草根寫實和民間魔幻的雙重立場、戲劇性（突轉）的結構以及鮮明的方言敘事，等等?！?sup>[24]

南帆教授對“后尋根”也曾有簡明扼要的論述：“根據(jù)字面的分析，‘尋根’具有回溯的涵義。也許，‘后尋根’的稱呼可以召喚另一種姿態(tài)——正視本土的當下經(jīng)驗。這不僅包含了傳統(tǒng)文化的再現(xiàn)，而且清晰地意識到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間的緊張。我們來自傳統(tǒng)，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命題；傳統(tǒng)是我們的負重抑或是我們的資源？這取決于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成效。此刻，文學無疑扮演著一個積極的角色?！?sup>[25]

趙允芳在其博士學位論文《90年代以來新鄉(xiāng)土小說的流變》中寫道：“‘后尋根’是相對于八十年代中期尋根小說而言的一種表述，是指九十年代以來，新鄉(xiāng)土小說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所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進行的文化意義上的追問與探尋，其中既包括對于這一時期突顯的精神拔根狀態(tài)的關注，也包括小說家主體在新世紀前后所進行的精神文化的扎根?！?sup>[26]付偉強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國民性批判——后尋根小說的文化特征》中認為“后尋根”是發(fā)生在尋根之后，從時間上應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后尋根小說雖然與尋根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在表現(xiàn)內容、藝術手法上與尋根小說也有了一定的不同之處。^[27]倪宏玲的碩士學位論文《文化守夜人與后期尋根文學的精神特征》認為以莫言為代表的后期尋根文學作家，接過“五四”啟蒙使命的接力棒，重新對傳統(tǒng)文化中的積弊進行深刻的挖掘與批判。她雖然沒有用“后尋根”的概念，但她的思路也是分析90年代以來與尋根文學聯(lián)系密切的小說。^[28]

從季紅真“不體現(xiàn)文學主張”的“尋根后”的提法，到陳思和歸納的“后尋根”現(xiàn)象，再到南帆、朱大可等對“后尋根”只言片語的提及，都沒有展開對“后尋根文學”的詳細解讀或論述。付偉強的《國民性批判——后尋根小說的文化特征》，倒是對后尋根小說進行了集中解讀，但由于碩士學位論文的容量及個人興趣，涉及篇目較少，未能進一步展開。趙允芳的《90年代以來新鄉(xiāng)土小說的流變》在其中一節(jié)涉及了“后尋根”，但未做深入的分析。還有個別論文雖然文中沒有“后尋根”的提法，但是在沿著尋根的思路或在尋根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如陳仲庚的《韓少功：從“文化尋根”到“精神尋根”》、曠新年的《張承志：魯迅之后的作家》等。

[1] 吳?。骸蛾P于“尋根文學”的再思考》，《文藝研究》2005年第6期，第13頁。

[2] 喬曉光：《沿著河走》，西苑出版社，2003，第2頁。

[3] 葉舒憲：《文化尋根的學術意義與思想意義》，《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6期，第43頁。

[4] 韓少功、李建立：《文學史中的“尋根”》，《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第78頁。

[5] 參見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第278頁。

[6] 季紅真：《文化“尋根”與當代文學》，《文藝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頁。

[7] 陳思和：《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

[8] 李慶西：《新筆記小說：尋根派，也是先鋒派》，《上海文學》1987年第1期。

[9] 胡宗健：《韓少功近作三思》，《文學評論》1987年第2期。

[10] 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11] 王曉明：《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關于三位“尋根”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12] 參見鄧楠《中國尋根文學研究述評》，《中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2頁。

[13] 吳奕锜：《新時期“尋根文學”與臺灣“鄉(xiāng)土文學”之比較》，《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14] 嚴海燕：《鄉(xiāng)土文學與“尋根文學”比較三題》，《陜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15] 楊慧：《現(xiàn)代性的兩種“瘋癲”想象——重讀“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中的“瘋人”譜系》，《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16] 劉忠：《“尋根文學”的精神譜系與現(xiàn)代性視野》，《河北學刊》2006年第3期。

[17] 參見鄧楠《論“尋根文學”的倫理道德文化主題的審視》，《中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4期，第75～79頁。

[18] 參見應其《“尋根小說”的神話品格》，《文學評論》1994年第4期，第124頁。

[19] 李光龍、饒曉明：《試論“尋根文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表現(xiàn)》，《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20] 以上參見張?zhí)丁皩じ膶W”研究綜述》，《滁州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42～44頁。

[21] 季紅真：《無主流的文學浪潮——論“尋根后”小說（一）》，《當代作家評論》1990年第2期，第28頁。

[22] 季紅真：《新寫實支脈——論“尋根后”小說》，《作家》1990年第3期，第68～69頁。

[2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第306頁。

[24] 朱大可：《守望者的文化月歷1999-2004》，花城出版社，2005，第67頁。

[25] 南帆：《傳統(tǒng)與本土經(jīng)驗》，《文藝報》2006年9月19日，第2版。

[26] 趙允芳：《90年代以來新鄉(xiāng)土小說的流變》，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

[27] 付偉強：《國民性批判——后尋根小說的文化特征》，青島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8。

[28] 倪宏玲：《文化守夜人與后期尋根文學的精神特征》，青島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