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述

最初的開創(chuàng)

這套《自傳》叢書中有幾位作者，他們在自己傳記的篇首就擔心接受這項任務會遇到極大的困難。我覺得和他們相比，我面臨的困難更為艱巨；因為，這類文章我發(fā)表過不止一篇，從那些文章題目的性質來看，我個人經歷的記述已經超過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況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紹精神分析學的進展和內容，是1909年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當時，我應邀參加了該校二十周年的校慶活動，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講演。就在前不久，美國準備要出一本介紹20世紀初有關情況的集子，鑒于該書編者認識到精神分析學的重要性，打算專辟一章予以介紹，我又欣然為他們寫了一篇內容相仿的文章。在這兩次中間，我還發(fā)表過一篇名為《精神分析運動史》的論文，我在這里要講的基本內容，其實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論及。因此，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復，我必須將主觀態(tài)度和客觀評價、個人生平和歷史材料重新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敘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維亞一個名叫弗賴堡的小城鎮(zhèn)里，那地方現在屬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也保持著這一血統(tǒng)。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輩很早就在萊茵河畔（科?。┒ň由?；由于14、15世紀那里對猶太人大肆迫害，他們才背井離鄉(xiāng)，向東逃難；到了19世紀，他們又離開了立陶宛，穿過加西里亞，遷返德奧故地。我四歲時來到了維也納，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學業(yè)。在中學里，我在班上連續(xù)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經享受到一些特別優(yōu)待，幾乎所有的課程都免試通過。那時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據，但父親對我選擇職業(yè)一事，則始終主張由我自己去決定。無論是那時還是在晚年，我對醫(yī)生這一職業(yè)并無特別的偏好。倒是一種對人而不是對物的好奇心，使我改變了想法；可是，我那時還不懂，觀察乃是滿足這種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從識字的時候起，便迷上了圣經故事，正像我很晚才發(fā)現的那樣，這對我的興趣愛好具有長久的影響。我在學校里有位高年級的好友，后來成了一位頗有名氣的政治家，在他強有力的影響下，我曾經萌生過像他那樣去學習法律、從事社會活動的想法。那些年頭，達爾文的學說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這些理論使人們覺得，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可望產生一個重大的飛躍，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畢業(yè)離校前夕，在卡爾·布呂爾教授（Carl Brühl）給我們上的一堂大課上，我聽了他朗誦的歌德描寫大自然的優(yōu)美動人的散文，于是決定攻讀醫(yī)學專業(yè)。

1873年我剛進大學不久，就覺得有些失望。我先是發(fā)現，周圍人滿以為我會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遠。我絕對不會這么認為。我從來不知道為什么要對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們所說的“種族”感到羞恥。于是，我就在這樣不受歡迎的情況下置身于大學這個社圈，并沒有感到太多的遺憾；我認為，對于一個積極的進取者來說，再怎么排擠，他還是能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尋得一塊立身之地。但話又要說回來，在大學里的這些最初感受對我的影響，后來證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年紀輕輕便已處于反對派的地位，嘗到了被“緊密團結的大多數”壓制的命運。這為我以后的獨立判斷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礎。

除此之外，在大學的頭幾年里，我還發(fā)現，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時涉足多門學科，但由于天賦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難以在其中大部分領域有所作為。這時，我才深深領悟到靡菲斯特告誡的真諦：

你不用為學問東奔西忙，

每個人只能學習他所能學到的東西。

我終于在恩斯特·布呂克的生理實驗室里找到了歸宿、得到了滿足，結識了我所敬慕并引為楷模的師友：偉大的布呂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怂辜{和恩斯特·弗萊施爾·馮·馬克索夫，能與后面這位很有天賦的弗萊施爾·馮·馬克索夫結為好友，我感到不勝榮幸。布呂克把一個神經系統(tǒng)組織學方面的問題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并且獨立地將這項工作推進了一步。從1876年到1882年間，除了幾次短暫的停歇，我始終在生理實驗室工作，那時一般都認為，我已被確定替補將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對醫(yī)學的各個領域，除了精神病學以外，一概不感興趣。由于自己放松了醫(yī)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點來遲的醫(yī)學博士學位。

1882年對我來說是個轉折點，那一年尊師布呂克見我經濟上有困難，認為我父親不該在我身上破費大量錢財，他極力勸我放棄理論性工作。我聽從了他的勸告，離開了生理實驗室，來到維也納總醫(yī)院當了一名“臨床實習醫(yī)師”。不久，我又升任住院醫(yī)師，在各個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時間跟從梅涅特。對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學時代就已有了頗深的印象。

雖然工作變了，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依然守著自己最初開創(chuàng)的路子。以前布呂克交給我的課題，是研究一種屬于最低級魚類（幼態(tài)八目鰻，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來我的工作轉到人的中樞神經系統(tǒng)方面。就在那時，弗賴西希（Flechsig）發(fā)現了神經纖維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這一發(fā)現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產生的復雜過程。我一開始就選擇延髓（medulla oblongata）作為一個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課題，這正是我工作延續(xù)發(fā)展的又一標志。在大學的前幾年，我搞研究的特點是題大面廣，層層鋪開，這時已經大為不同了，我開始集中力量專攻一個課題或難點。以后我始終堅持這種方式，為此常常招來以偏概全的指責。

進大腦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實驗室那樣積極從事研究。在醫(yī)院幾年，我寫了若干篇短文，討論髓鞘束的過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問題，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爾正式記錄了下來。有一次，以前我還未在他手下時就破例讓我出入他的實驗室的梅涅特，談到自己年事已高，對新事物已力不從心，因此建議我專搞大腦解剖，并答應把他的課程交給我上。但我對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謝絕了他的建議；另外，也許那時我就已經在猜想，這位權威人物是不會對我友善相待的。

從本質上來說，大腦解剖實際上就是生理學，我出于經濟上的考慮，開始轉而研究神經方面的疾病。那時的維也納，這方面的專家寥寥無幾，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醫(yī)院的各個部門，科研條件極差，因此只有靠自己來摸索。就連因著述大腦定位而剛獲得提升的諾特納格爾，也未能將神經病理學和醫(yī)學的其他分支區(qū)分開來。這時，遠方響起了沙可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個計劃，打算先在維也納獲得神經病學講師的職稱，然后前往巴黎繼續(xù)深造。

以后的幾年里，我在繼續(xù)住院醫(yī)生工作的同時，發(fā)表了多篇神經系統(tǒng)器質性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我對這一領域的情況逐漸熟悉起來。我對延髓損傷的位置定域之準確，以致幾乎成為定論。在維也納，是我第一個將診斷為急性多神經炎的病例，送去作尸體剖檢。

我的這些診斷以及事后的確認，使我漸漸有了名氣，并引來了一批美國醫(yī)生上門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語，給他們講解科里的病例：我對神經癥一竅不通，有一次講課時，我把持續(xù)性頭痛的神經癥患者介紹成患了慢性局部腦膜炎；聽者頓時憤然起身，離座而去，我這個教學上的新手只得收場作罷。不過，我還要為自己說幾句話，在這種事發(fā)生的年代，即使是維也納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權威，也常常要把神經衰弱診斷為腦瘤。

1885年春， 由于發(fā)表了組織和臨床方面的論著，我升任為神經病理學講師。過后不久，承蒙布呂克熱心推薦，我被授予一筆數目可觀的出國獎學金。是年秋天，我就動身前往巴黎。

我在薩爾帕屈里哀醫(yī)院就學，不過，作為外國來訪者中的一員，我開始時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聽沙可嘆道，自從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和他的講稿的德譯者之間斷了聯(lián)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頭一部新的講稿譯成德文。我給他寫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試。如今，我仍然記得信中有一句話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l(fā)'aphasie motrice”，而不是“l(fā)'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議，這樣，我便進入了他私人關系的圈子里，并從那以后，參與了醫(yī)院里的全部活動。

寫上面這些內容的時候，我收到了不少來自法國的論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對接受精神分析學表示強烈的反對，而且還不時對我和法國學派的關系妄加評斷。比如，有人說我借游訪法國之際，熟悉了皮埃爾·雅內的理論，然后搜為己有。在此，我想明確地指出，我在薩爾帕屈里哀醫(yī)院訪問學習之時，雅內的名字還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與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癔病的幾項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親眼目睹的。例如，他證實了癔病病象的真實性及其規(guī)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確認男性身上也常常會產生癔病，他還證明催眠暗示能夠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攣縮，而且這些人為癥狀的特征甚至在細微末節(jié)上，也和創(chuàng)傷引起的自發(fā)性發(fā)病完全一樣。沙可的不少演證，一開始就使我和其他來訪者感到震驚與懷疑，我們曾試圖求助于當時的某種理論，以證明我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對于諸如此類的懷疑，沙可總是耐心聽取，善意對待，但同時，他也有自己的決斷。在一次類似的爭論中，他（談到理論時）評論說：“這不影響它的存在”，此話在我腦子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當然，沙可那時講授的知識，今天看來并不一定完全適用：其中有些已經有了疑義，有些已被時間所淘汰?？墒沁€有相當部分保留了下來，在科學的寶庫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我在離開巴黎之前，曾和這位權威人物討論過自己的計劃，我打算把癔病性麻痹和器質性麻痹進行比較研究。我希望證實一個命題，即在癔病中，麻痹和身體各部位的感覺缺失，是以一般人觀念中的界限，而不是根據解剖學的原理劃分的。沙可對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難看出，他對深入觀察神經癥的心理因素，并無特別興趣。畢竟，他的研究工作是從病理解剖學起步的。

我回到維也納的時候，先在柏林逗留了幾個星期，以便了解一些兒童常見疾病方面的知識。那時任維也納一家公立兒童醫(yī)院院長的卡索維茨曾說過，要我負責兒童神經癥科的工作。在柏林，我受到了巴金斯基的熱情幫助和接待。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在卡索維茨的醫(yī)院里出版了幾本頗有份量的著作，專門論述幼兒大腦單雙側麻痹癥。由于這個緣故，諾特納格爾后來（1897年）把他的大作《治療學大全》中這一專題交我執(zhí)筆撰寫。

1886年秋天，我在維也納定居行醫(yī)，并和一位在遠方城市等了四年之久的姑娘結婚成家。寫到這兒，我想回顧一段往事，來說明一下為什么由于未婚妻的緣故，我未能在青年時期嶄露頭角。1884年，一個業(yè)余的、但也是強烈的愛好，使我從默爾克公司獲得了一些當時還鮮為人知的可卡因，于是我開始研究它對生理的作用。工作進行到一半時，忽然來了一個機會，我可以出去一趟，看望分別已有兩年的未婚妻。我草草結束了可卡因的研究，只滿足于在一本專著中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fā)現可卡因更廣泛的用途。不過我向我的朋友—眼科醫(yī)生科尼斯坦因建議，可以探討一下可卡因在眼病治療中的麻醉效能。但是，等我度假回來后才發(fā)現，我的另一位朋友，現住紐約的卡爾·柯勒（Carl Koller）在我也對他講起可卡因之后，用動物的眼睛作了決定性的試驗，并在海德堡眼科會議上向人們作了演證。這樣，柯勒就理所當然地被公認為可卡因用于局部麻醉的發(fā)明者，現在這種麻醉在小型手術中已變得相當重要了；盡管如此，我并沒有因為這一研究的中斷而埋怨未婚妻。

現在讓我再回到1886年，即我作為神經病專家定居維也納的那年。當時有人告訴我，要我向“醫(yī)學協(xié)會”匯報我在沙可那兒的見聞和學到的東西。但是，我的報告受到了冷遇。協(xié)會主席班柏格醫(yī)生（Bamberger）等權威人士認為我所說的情況實在難以置信。梅涅特則要我在維也納找?guī)讉€類似的例子給協(xié)會介紹介紹。我試著照他們說的去做；不料，等我在一些科里找到這種病例后，那些高年資醫(yī)生不許我進行觀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邁的醫(yī)生竟驚呼道：“老兄，別胡扯了！Hysteron（原話如此）就是子宮？男人怎么會歇斯底里？”我向他解釋說，我并不要求我的診斷得到認可，我只是想讓我自己來處理這個病例，但這一切都徒費唇舌，無濟于事。后來，我終于在院外，找到一個典型的男性癔病性偏側感覺缺失病例，向“醫(yī)協(xié)”作了演示（1886年）。這一次總算得到了認可，但他們并沒有表示更大的興趣。大人物們對我的新方法依然持反對態(tài)度；而且，我還發(fā)現，由于我提出了男性患癔病，以及暗示產生癔病性麻痹的情況，我被迫成了他們的對立派。過了不久，大腦研究室便不讓我再去那兒了，接著幾個學期我沒有地方可去講學，我就這樣停止了學術生涯，也不參加什么學會團體。自從那時去過“醫(yī)學協(xié)會”，到現在已經整整有一代人的時間了。

以治療神經癥為生的人，總要能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開始的時候，我的治療庫中只有兩件法寶：一件是電療法，另一件是催眠術。因為僅僅作出診斷，然后讓病人去水療所治療，這樣的收入是遠遠不夠的。我的電療法知識，是從W.埃爾布（W.Erb）的教科書中獲得的，這本書對治療各種癥狀的神經性疾病，均有詳盡的講解。遺憾的是，我不久就發(fā)現，若按他的講解去做，根本沒有什么幫助。我原來以為，這是一本觀察精確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幾乎全是憑空虛構的東西。一位德國神經生理學界頭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價書店里兜售的“埃及夢書”一樣，都是想入非非的產物。看到這一點，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反過來也促使我丟掉還殘留著的迷信權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電療器具棄之一旁，我的這一認識甚至要早于默比烏斯（Moebius）對這個問題的解決，默比烏斯后來才解釋說電療神經性疾病能夠獲得成功（如果有這樣的例子的話），應歸功于醫(yī)生對病人的暗示作用。

采用催眠術，情況就要好得多。還在我當學生的時候，就已經看過“磁術家”漢森（Hansen）的公開表演，我注意到有一位受試者從開始僵直起，臉色就如死一般灰白，這種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醒過來才結束。這次表演，使我對催眠現象的真實性深信不疑。不久，海登海因（Heldenhain）為上述情況提出了科學的依據；可是在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精神病學的教授們卻依然聲稱催眠術不但是騙人術，而且也是危險術，他們照樣把催眠術家視為下等人。我在巴黎的時候曾看到那里的人們自由地使用催眠術，用它在病人身上引發(fā)癥狀，然后再消除這些癥狀。后來有消息說，南錫出現了一個新的學派，他們廣泛而且成功地把暗示—有的通過催眠，有的則不用催眠—用于治療。由此可見，在我行醫(yī)的最初幾年，除了一些臨時性的，不成體系的精神療法之外，我把催眠暗示作為主要治療手段，并不是偶然的。

當然，這也表明，我放棄了對器質性神經癥的治療；不過這關系不大。一來是治療這類疾病的前景總是不太妙，二來在大城市私人開業(yè)的醫(yī)生中，這類病人在人數上與神經癥患者相比簡直少得可憐，后者由于無法解除身上的疾苦，到處求醫(yī)，人數在急劇地增加。除了這兩點以外，施行催眠術本身也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東西。催眠術使我第一次嘗到給他人帶來希望的樂趣；同時，自己能夠享有奇跡創(chuàng)造者的美譽，也是一種極大的榮耀。只是到了后來我才發(fā)現，催眠法還存在著不少缺陷。不過在那時，只有兩處不太令人滿意：第一是我無法對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術；第二，我無法使個別病人進入預期的深度催眠狀態(tài)。抱著完善催眠技術的愿望，我于1889年夏天前往南錫，在那兒待了幾個星期。我親眼目睹了年邁的利埃博為下層貧苦婦女兒童治病的動人情景；觀看了伯恩海姆對院里的病人作的驚人試驗；由此我得到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也許在人們的意識后面，還可能存在著一些強有力的精神過程?？紤]到南錫之行將會有所收益，我還說服了一位癔病患者與我同行。這位女士出身高貴，天資聰穎，在別人對她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她轉到了我的手里。我用催眠術使她的病情有了些好轉，并且總能幫她擺脫病魔的困擾。但她的病總是時好時壞，于是我就簡單地認為，這是因為她的催眠狀態(tài)還未達到記憶缺失的夢游階段。后來伯恩海姆也試了幾次，想引發(fā)那種癥狀，但同樣未能奏效。這時他才坦率地告訴我，他的暗示療法只能在醫(yī)院里獲得成功，這一療法對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我和他有過多次切磋商談，受益匪淺，并同意將他的兩本有關暗示及其療效的專著譯成德文。

在1886年到1891年期間我?guī)缀鯖]有從事科研，也沒有什么論著出版。那段時間我正忙于新業(yè)的開張，還要保證自己以及急速擴展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1891年，我研究兒童大腦麻痹的第一篇文章，由我和我的朋友和助手奧斯卡·李博士（Oskar Rie）合作完成發(fā)表（1891年）。同年，我應邀為一套醫(yī)學全書撰寫條目，為此我研究了有關失語癥的理論，當時韋爾尼克（Wernic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的觀點在這個領域占統(tǒng)治地位，他們只是一味強調定域的問題。結果我就寫了一本批評加質疑的小冊子《關于失語癥理論》（1891年）。

不過在介紹后面的工作之前，我得先談談，科研工作是怎樣又一次成為我的主要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