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華同志相處的歲月^[*]

與胡華同志訣別已經(jīng)十個年頭。回憶當年和他相處的歲月，隨從他學習，共同工作，一起讀書、議論、寫文章，一起談天、逛街、游覽，往日的情景，歷歷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華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華北大學相識。那時我從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北平進入解放區(qū)，在華北大學一部學習。該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爐，鍛煉、培養(yǎng)青年知識分子，以迎接即將來臨的全國勝利。學校分成四部兩院，一部是政治訓練班，對青年知識分子進行短期培訓；二部是教育學院，有較正規(guī)的本科，分設系科；三部是文藝學院；四部是研究部。兩院是工學院和農(nóng)學院。胡華同志是華北大學一部最年輕的教師，給我們講授中共黨史（當時稱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我雖然是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學生，熱愛歷史專業(yè)，讀過一些通史和專門史，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對黨如何誕生、如何成長、如何奮斗、如何歷經(jīng)挫折走向勝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從胡華同志那里聽到這些知識，了解當代最重要的歷史發(fā)展，猶如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世界，既新鮮、驚奇，又興奮、感佩，對共產(chǎn)黨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堅定。那時，青年知識分子成群結(jié)隊投奔革命陣營，華大的學生激增，幾天之內(nèi)就新編一個班，我被編在第十七班。上課是在一片廣場上，成千人坐著小馬扎聽課。華北大學的教師們都富有革命經(jīng)驗，學識廣博，口才雄辯。胡華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課程內(nèi)容豐富，條理清晰，語言生動，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講課帶著充沛的革命感情。當他講到死難的烈士、犧牲的軍人時，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可歌可泣的斗爭情節(jié)，真實地反映了愛國愛黨的浩然正氣和甘冒斧鉞的剛烈精神。他講課至激動處，往往聲淚俱下，滿座為之動容，成千青年的心靈被課程內(nèi)容深深地打動。新中國成立前后，胡華同志經(jīng)常講課、做報告，聽過他講課的人不下幾十萬人，其影響之廣、作用之大是難以估量的。胡華同志是革命隊伍中杰出的教師、宣傳家，我聽了他的課，深深為這位年輕的革命教師所折服，那時他只有二十七歲。

十分有幸，我在華大一部結(jié)業(yè)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工作，組長就是胡華同志，從此和他共處三年多時間。組員有馮拾、李季、彥奇和我，進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東、王淇、戴鹿鳴等同志。

1948年底，我們向胡華同志報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這是他的書房、臥室、會客室，披著一件破舊的羊皮大衣。當時，大家穿著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雜亂地堆放著許多書籍、刊物、報紙。他正伏案寫作，抬頭打量了我們一眼，放下筆，招呼我們在炕沿坐下，向我們微笑，和我們交談。談論內(nèi)容我已記不起來，而他親切的微笑、柔和的聲音，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華同志是待人寬厚、愛護后進的好導師。他督促我們學習，要我們多讀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書。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區(qū)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當時是難得的珍本書，我借來第一次通讀了毛主席的著作。進城以后，胡華同志忙碌起來了，在校外講課、做報告，出版書籍，為報刊寫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華北大學第八區(qū)隊的區(qū)隊長）。我們做他的助手，也跟著忙碌起來。他講課經(jīng)常在大禮堂內(nèi)，聽眾成百上千。黨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詞匯，長期生活在國統(tǒng)區(qū)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寫在黑板上，我和彥奇同志擔任這項板書工作。因此，胡華同志每次講課做報告，總有我們兩個人跟隨著，人們戲稱為“哼哈二將”。

胡華同志寫文章，我們幫他找資料，記得當年他撰寫中蘇關系的文章，我們抄錄了許多資料，和他一起商討整理和分類的方法。有時也給他起草幾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寫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一段，即將付印時發(fā)現(xiàn)此一重大遺漏，要立即補上。他要我連夜起草，口授了提綱、要點，又給我找來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寫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進行修改。他寫作的態(tài)度極其認真，一絲不茍。

胡華同志對我們的思想、學習、生活都很關心，用他的微薄稿費給我們購買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類，有時請我們打牙祭，在小攤上吃餛飩。他平等待人，從來不擺師長和領導的架子，總是那樣和藹、親切，詢問大家的要求，聽取大家的意見。他對人寬容，鼓勵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即使你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或者頂撞他幾句，他也不會疾言厲色，總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釋。他在第八區(qū)隊工作，為了進行研究，把彭明、彥奇和我?guī)У絽^(qū)隊上，我們的任務就是讀書、找資料、研究、寫作。那時，我們之間朝夕相見，有時討論，有時吟詩，有時散步，四個人親密無間，相處極為融洽。

那時，胡華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徹夜不寐。他撰寫并編輯了許多著作、文章、材料，還組織和指導別人寫作。當時，他要我挑選一個研究題目，試著寫作?？谷諔?zhàn)爭，在我們一代人心靈中留下深沉的傷痛，抗日勝利也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欣悅，可是國統(tǒng)區(qū)人民對抗戰(zhàn)中共產(chǎn)黨、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作用并無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義體裁，寫一本抗日戰(zhàn)爭的簡史。這個課題受到胡華、彭明、彥奇的支持，他們給了我很多幫助和指導，胡華同志讀了我試寫的章節(jié)，感到滿意，鼓勵我堅持寫下去，并給我保證時間、提供資料、介紹出版。1951年，《中國抗戰(zhàn)史演義》以王金穆的筆名在新潮書店出版，這是我在胡華同志指導和幫助下完成的處女作。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掀起了學習黨史、革命史的熱潮，胡華同志在其中發(fā)揮了卓越的作用。他經(jīng)常在各處講授中共黨史、中蘇關系史、時事形勢，他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是當年最暢銷、最有影響的黨史教科書。為了配合全國的學習，胡喬木同志指示胡華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彥奇和我協(xié)助編輯，收集了黨的許多文件和各種珍貴資料，大多是胡華同志收藏和借來的，篇目經(jīng)喬木同志審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暢銷幾十萬冊。所得版稅極為豐厚，當時正值抗美援朝，由胡華提議，用我們?nèi)说拿x購買一架飛機，捐獻給前線的志愿軍戰(zhàn)士。

1951年，一場狂風暴雨驟然降臨，胡華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為什么要進行批判。胡華同志自進城以后，廢寢忘食地工作，宣傳黨的歷史和黨的政策，使廣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學生更加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歷的艱難而偉大的歷程，更加熱愛黨，投身中國革命，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最重要的罪名是：胡華為新潮書店組織了許多書稿，而新潮書店是一家私營書店，這就沾上了與資產(chǎn)階級勾結(jié)的罪狀。其實，新潮書店的同人大多是跟隨共產(chǎn)黨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進步人士，他們當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點，也可以引導、糾正，沒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和“左”的傾向，只能給工作帶來損失。

胡華同志遭到黨內(nèi)批判，再三檢討。“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連。當時，沒有任何人指出我們所寫的內(nèi)容有什么錯誤，但我們還是要檢查資產(chǎn)階級思想。從此，在胡華領導下一個頗有生氣的青年學術(shù)群體停止了寫作，偃旗息鼓，閉門思過。

此后，我被調(diào)往中國歷史教研室，和胡華同志不在一起，見面少了，但有時還聊天、談心。胡華同志經(jīng)過批判之后，鋒芒驟斂，謹言慎行，很少寫文章，但仍擔負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他關心黨史領域中如何推進研究工作，并向我多次談起。他說：《紅旗飄飄》是很好的黨史資料和教材，這些都是活著的革命者的回憶錄，還有許多犧牲了的烈士已長眠地下，不能撰寫他們轟轟烈烈的革命經(jīng)歷，希望能組織一批同志來為共產(chǎn)黨的烈士寫傳記，將英烈們的事跡傳之久遠，這是推動黨史研究的一大舉措。我不知道他后來主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的緣起，但他早就萌生了這一念頭，多次和我談論過。

60年代，思想學術(shù)界的批判之風大盛。楊獻珍、孫定國、孫冶方、尚鉞、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羅爾綱，一個接一個地被批判，胡華同志再一次難逃劫數(shù)。他赴外省市巡回講學亦被點名批判，他不承認講學內(nèi)容有什么原則錯誤，這樣一來，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雖感到苦惱，但捫心無愧，尚能坦然處之，我見到他只能說幾句勸慰的話，他的身體卻明顯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長期相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這場失去理性的瘋狂行動使許多人蒙受災難，胡華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隊進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師集中在一起，我和胡華等二十多人擠住在兩間小屋中，每天勞動、寫檢討、聽訓話、背語錄，過著牢獄般的生活，完全被剝奪了自由?！昂趲汀敝g即使是從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如同陌路，不敢公開交談，但一有機會，就要低聲談幾句，通一點消息，說兩句寬心話。自己已被批得“體無完膚”，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點微熱去溫暖別人被凍得快要涼透的心，真所謂“涸轍之鮒，相濡以沫”。胡華同志不愧是經(jīng)過鍛煉的老干部，雖處逆境中，仍保持堅強、樂觀的心情。他相信局勢會起變化，鼓勵“難友”們勇敢地堅持下去。有一次工宣隊和紅衛(wèi)兵布置學習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要寫學習心得。在沒有人的時候，他低聲對我說了八個字：“造謠誣蔑，一派胡言?！彼彩歉液凸ば?、紅衛(wèi)兵講理、頂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隊爭執(zhí)起來，為的是要給一位年老體弱的老干部減免體力勞動，他據(jù)理力爭，言談從容，不畏懼工宣隊的權(quán)勢，終于說服了工宣隊，達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們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動自由，恢復了黨籍，但仍是列入“另冊”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縣劉家的“五七”干校。湊巧的是胡華和我都分配在養(yǎng)豬班當豬倌，相處近兩年，一起喂豬、清圈、做飼料、值班守夜。“五七”干校中仍然風波迭起，不時敲響批判的鑼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貼出要批判胡華的大字報，開列的罪名仍是“反動權(quán)威”“修正主義分子”“勾結(jié)資產(chǎn)階級”之類，并加了一條新的罪名。胡華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間曾請假回家探親，因蔣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報中竟說胡華回奉化探親是懷念蔣介石，策應蔣介石“反攻大陸”，這種莫須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胡華同志毫無懼色，找到那個寫大字報的人，把他駁斥得啞口無言，這場所謂“批判”因得不到人們的同情而進行不下去。胡華同志一向和藹，從不疾言厲色，而在必須抗爭的時候卻鋒芒凌厲，顯示了錚錚風骨，使我認識到了他性格中剛強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們普遍憂慮、苦悶。全國局勢仍一片混亂，國家不知走向何方，中國人民大學已被解散，教師們被打發(fā)下鄉(xiāng)，個人的命運難卜。大家有一種被人拋棄、任人宰割的感覺。當時，領導已決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師、干部在當?shù)鼐偷胤峙涔ぷ?。但這批人工資挺高，年邁體弱，不能勝任重體力勞動，江西方面不肯接收，又推回北京去。這個“包袱”被推來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收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傳開了好消息，我們將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而不至于千里“發(fā)配”，流落他鄉(xiāng)，人人喜上眉梢?？珊A同志和我們卻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難事，即如何處置兩年來豢養(yǎng)的一條小狗。

這條狗是胡華同志從遠處要來的。它通體烏黑，額上有一片白毛，靈活而精神，很討人喜歡，養(yǎng)豬班把它養(yǎng)下來，取名“小糾糾”。胡華同志精心照料，給它搭了個舒適的窩。兩年下來，“小糾糾”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壯。它白天圍著我們奔跑歡躍，幫我們轟豬守門，晚間陪我們值班查夜，人們都喜愛它?，F(xiàn)在我們要撤離干校，怎樣安置這條狗，一段時間里我們很愁悶。帶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鄉(xiāng)們吃狗肉之風甚盛，它很快會被捕殺吃掉。胡華同志和我們商議多時，無計可施。后來，胡華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豬倌房內(nèi)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悶悶地離去，臨走時囑咐我：“小糾糾”的事，盡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著辦吧！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糾糾”似乎知道大禍臨頭，那幾天依偎在我身邊，寸步不離。一些好吃狗肉的戰(zhàn)友們，再三動員我把狗殺掉，我堅決不同意。他們說：“就要回北京了，總不能把狗帶回去，與其留下給老鄉(xiāng)吃，不如讓戰(zhàn)友們飽餐一頓，增加點油水?！苯蛔∷麄兲焯齑邌?、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憑他們處置。我請假一天，躲開了殺狗吃肉的場面，但耳畔仿佛響著“小糾糾”的凄厲叫聲。我為此事內(nèi)疚，心神不寧。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見著胡華同志，向他講述了小狗的噩運，我們兩人相視半晌，黯然無言，他最后嘆了一口氣說：“只能是這樣的結(jié)局?！痹谀悄觐^，我們自己的命運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護這條可憐的小狗。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夢才逐漸淡褪。中國人民大學于1978年復校，我們各自回歸工作崗位，忙碌著自己的專業(yè)。我和胡華雖然住地很近，但長談的機會很少，我感到他歷經(jīng)風雨，磨煉得更加沉著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燒起要求工作的強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時間追回來。講課、寫作、開會，他忙個不停，多年前曾經(jīng)向我透露的為共產(chǎn)黨烈士寫作傳記的心愿變成了現(xiàn)實。他為此而勤奮寫作，夜以繼日，忘我拼搏。他身體本來衰弱，得過肝炎，這樣爭分奪秒地工作，損害了他的健康，導致舊疾復發(fā)，終于轉(zhuǎn)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臟手術(shù)前，我去看望他，他身體很虛弱，內(nèi)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療，遷延病榻，而寧肯冒著風險，走上手術(shù)臺，進行徹底切除，以爭取治愈，獲取繼續(xù)工作的一線機會。他就是在這種迫切希望繼續(xù)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誰料到，他竟一去而未能復返。

我和胡華同志朝夕相處，先后有六個年頭。我所認識的胡華是一位寬容、和藹、愛護青年的導師，是一位懷抱理想、渴望工作、堅持原則、內(nèi)柔外剛的革命者，是一位才華煥發(fā)、知識淵博、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黨史專家。

注釋

[*]原載《胡華紀念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