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廣場漢碑：中國最早地方官學的物證

漢碑出土記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時，天府廣場東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現(xiàn)場像往常一樣，正在有條不紊地施工。伴隨挖掘機、攪拌機巨大的轟鳴聲，突然有一個工人大呼：“快停下來！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眾人循聲望去，在地表下5米處果然看到，兩塊石碑一大一小?！拔∥〈鬂h，佁皇承度，昌光耀軫，享伊余賞……”石碑雖然由泥土包裹，但刨開泥土，碑上面蒼勁有力的篆刻字跡，依稀可辨。兩塊石碑各保存有完整的碑帽以及碑座。

“那個石碑確實很大，而且上面還刻著字，我們下去看到時，也感到很震驚。”第一時間趕往現(xiàn)場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關負責人謝濤，回憶起當時看到石碑時的情景，眼中也閃露著興奮。經過考古專家一周的仔細清理，兩塊石碑終于重見天日。它們一大一小，呈長方形，大的一塊碑高2.61米、長1.24米；小的一塊石碑高2.37米、長1.1米，兩塊石碑厚度均達40-50厘米，每塊石碑均重達4噸左右。石碑出土時保存狀況完好，碑文銘刻字口清晰，兩碑豎放在漢代地層之下的生土沙石層，因此兩碑的埋藏應在漢代立碑后不久。由于它們分別記錄了漢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跡，它們分別被命名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較大的一塊是《裴君碑》，其碑陽及碑陰（即正反兩面）共1400多字。除碑陽銘文外，《裴君碑》碑陰還刻有聯(lián)袂捐碑的人名，共104個名字；《李君碑》亦有800多字。

《裴君碑》《李君碑》記載的主角是誰？裴君和李君兩人又有什么關系，他們兩人的德政碑為何會被掩埋在一起？由于碑體正面向下掩埋，碑文保存得近乎完好。專家們可以從碑文中尋找到揭開這些疑團的蛛絲馬跡。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齊魯，誘進儒墨。遠近輯熙，荒學復植……”兩塊碑的內容都是敘述了碑主人——蜀郡太守任內的事跡，以振興入學，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為目的，興辦學校教育的內容特別突出。這說明碑與學校教育有直接聯(lián)系。兩塊碑是德政紀功碑，應該安置在學校園區(qū)之內。有專家根據史料推斷，碑文中的李君是東漢順帝年間蜀郡太守李膺。而兩塊石碑安置在學校，正是當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時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東漢安帝永初年間（107-113年），成都發(fā)生了一場大火災。這場火災就正是《華陽國志》所說的：“永初后，堂遇火?！边@場大火讓成都城遭到了嚴重破壞，整座城市幾乎毀滅殆盡，只有西漢文翁修建的一間石結構的建筑因為抗火性強，得以保存。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成都教育處于最低谷時，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李膺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文武雙全。他是帶著恢復、振興蜀郡學校教育的明確任務和理想而來。李膺在任時，以當年的文翁石室為基礎，大力推進教育。

天府廣場出土漢碑的拓片。初步估計較大的石碑上有1300多個文字，小的石碑上也有1000多字，堪稱全國之最

漢裴君碑局部

133年秋天，李膺調離蜀郡。范曄《后漢書·李膺傳》中唐李賢注引三國謝承《后漢書》材料：“（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紀其政化。”在李膺離任3個月后，蜀郡當地人為李膺立下了碑文。這通碑便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李君碑》。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沖倒。后來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組織修繕學校建筑設施的工程中，安排有關官吏人員再度將它豎立起來?！独罹飞嫌腥嗽谡姹慕Y束后刻下一道橫線隔斷，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題”說明，講述了《李君碑》被洪水沖倒后，再次豎立的過程。

西漢時期的文翁在蜀興學，以石頭修建教室，振興教育。200多年后，東漢的一場大火幾乎摧毀了一座城市，卻毀滅不了文翁種下的教育火種。石室在，火種不滅，興教之道，薪火相傳。東漢蜀郡太守李膺重教，他離任后，蜀地百姓及下屬為其立碑紀功。當《李君碑》被洪水沖倒后，又由同樣重視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將它豎立起來。兩座漢碑贊頌了兩位蜀郡太守為振興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將李膺與裴君這兩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聯(lián)系在了一起，也證明了文翁興學精神的延續(xù)。也許，在李膺與裴君的心中也有這同樣一座豐碑，那便是文翁。李膺與裴君這是在以實際行動踐行文翁的興學精神。兩座漢碑見證了文翁興學傳統(tǒng)的延續(xù)與發(fā)揚。

文翁其人

西漢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個什么人？

《西漢野史》上說，文翁本名黨，字仲翁，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又說文翁居鄉(xiāng)時自幼好學，家貧，常與人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對同伴道：“吾欲遠出求學，未知能否成就，今試投吾斧于高樹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當掛住不墜?！闭f完就將手中之斧盡力向上一擲，果然掛在樹上。文翁大喜，于是徑往長安，從師求學……雖是傳說，但也可見他是平民子弟，早有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之志。

文翁可能自己也不曾預想到，他人生的巔峰會在他最初認為“有蠻夷風”的蜀地發(fā)生。文翁的家鄉(xiāng)廬江郡舒城縣，舒城是春秋時的舒國，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長安讀書，通曉史書《春秋》。對于德才兼?zhèn)?，又有聲望的人才，皇帝自然樂意征召，并授以爵祿。文翁秉性寬厚仁慈，愛護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績頗佳，口碑甚好。西漢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為蜀郡太守，擔負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赴任之前，對巴蜀充滿憧憬，覺得這里也應該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當他跋山涉水，越劍門過棧道，歷盡千難萬險方到達蜀郡時，看到的卻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愛教化”的儒學傳人文翁眼中，“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為了徹底改變民風蠻夷僻陋的習俗，文翁走馬上任之后，就開始實施教育大計?！稘h書·循吏傳·文翁傳》記載：“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yè)博士……”文翁首先通過類似察舉的程序，從自己的屬吏中選定優(yōu)秀學員十來名，親自擔任教師，在短時間內加以突擊性的強化訓練，然后送往京城長安，讓他們跟隨博士，學習儒家經典、律令等。為減省政府費用，他還買來刀、布等蜀地名特產品賞賜給學員們轉贈博士，作為他們的培訓學習經費。數年之后，學員們學成歸來，他又根據各人學績安排相應的官職，讓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崗位上迅速成長起來。

在興學的道路上，文翁并沒有止步不前。培養(yǎng)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謀劃了一個更為詳盡的人才資源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文翁決定把自己最初的經驗進行“克隆”，辦中國第一個地方官辦學校。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也是讓他名留千古的決定。

文翁既是“仁愛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學，通春秋”的飽學之士。對于這樣一件吃螃蟹的事情，他迎難而上。當時要辦學，朝廷不可能撥給特別經費，蜀郡也沒有這項經費預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文翁力排眾議，堅持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從蜀郡撥出?？罱涃M，并親自兼任學校首任校長。學校辦起來了，校舍如何建設？這一點也沒有難倒文翁，他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在成都用當地最多的最常見的石頭壘起石屋，名之曰“文學精舍”，因為講堂全用石頭建筑，花費自然不大，故又簡稱“石室”，后人稱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稱作“玉堂”“講堂”。文翁當校長，并不是掛職，而是親力親為，為學生授課。漢畫像磚《傳經講學》圖生動描繪了西漢時期講學情景：圖中，西面1人坐在一長方形的臺上，似盤膝危坐，著長裳，雙手交置于前，頭戴冕。其余三面，東1人，南3人，北兩人，均坐在毯席之上，頭戴冠，雙手捧簡。西坐者為老師，其余6人為畢恭畢敬的學生。畫像磚雖不是描繪的文翁授課，但人們可以通過這塊畫像磚遙想文翁講學時的場景。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庫從此開始產生滾雪球效應。為此他還啟動了深思熟慮的配套工程和激勵機制，政策向教育傾斜，支持興學重教，教育中心任務之外的開支盡量節(jié)省。學員均享受各方面的優(yōu)惠，學績優(yōu)異者委以要職。即便稍遜，也視為察舉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賞賜等待遇。若干學員還被選入備用人才庫。他每次出行巡視所轄郡縣，都讓品學兼優(yōu)的學員同行，一方面讓他們有機會“見習”接觸現(xiàn)實，處理事務，培養(yǎng)實際才干；另一方面讓他們沿途挨家挨戶現(xiàn)身說法宣講教育新政。此類出行總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間艷羨不已，紛紛希望有機會也到成都受學官教育，于是爭相報名。“文翁石室”一創(chuàng)立就是“公立”學校，政府辦學，且面向平民招生，這在中國教育發(fā)展史上是一個里程碑。

文翁最后死在任上，蜀人立祠追念他，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中開篇寫道：“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黨兩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

蜀地教育的里程碑

“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膻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嘆沱江無限水，爭流只愿到滄溟?！碧拼徼櫾凇额}文翁石室》的詩作中對文翁興學對后世的影響做了高度評價。的確，在文翁有意識的提倡、獎勵下，當時儒學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傳播，蜀人舊有習俗隨之大變。這樣，幾年下來，文翁治下，崇學尊儒，蔚然成風。文翁興學在巴蜀地區(qū)也掀起一股空前的辦學熱，求學熱，使興辦教育不僅成為一種時尚，而且形成優(yōu)良傳統(tǒng)，薪火相傳。據《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記載，東漢時，“洲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于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廣漢馮顆為成都縣令，“立文學，學徒八百人?！眱H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縣三級官辦學校，這在全國實屬罕見。除蜀郡外，巴郡、廣漢郡亦建有官辦學校。

學者譚繼和指出，文翁興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fā)生了質的飛躍，恰在于中原文化對蜀本土文化的改造，這并沒有窒息本土文化，而是使本土的優(yōu)秀文化得到了一次空前的發(fā)展。

秦并入巴蜀以后，由于執(zhí)行商鞅燔詩書政策，古蜀祖先的歷史事跡被掃蕩殆盡，典冊散失，留在后人記憶中的只是一鱗半爪的傳說。隨著文翁將中原文化在本土的大力傳播，人才蜂起，促進了四川以及西南地區(qū)經濟、文化的繁榮。班固在《漢書》中說：“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薄度A陽國志》卷三《蜀志》云：“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宋代田況在《進士題名記》中說：“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謂與齊魯同俗?！笔竦厝宋奈灯?，除當時頻繁活動于長安與蜀中兩地的辭賦高手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外，王褒（約公元前92-前52年）、嚴遵（約公元前78-12年）、揚雄（公元前53-18年）等具有全國一流影響的文人相繼嶄露頭角，并引得蜀人“慕尋其跡”，爭相仿效。

究其原因，譚繼和指出，他們不是走傳統(tǒng)經學道德的老路，而是“以文辭顯于世”，“文章冠天下”。他們達到漢文學的代表體裁——漢賦成就的頂峰。這不能不說是因為蜀文化獨特性影響的緣故。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的賦善于虛構夸張，語言富麗，用字新奇，不循老路。司馬相如的藝術構思主張“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之于內，不可得而傳”，這正是古蜀人“發(fā)散式”思維方式的生動體現(xiàn)，他也開啟了后世巴蜀文人浪漫主義的傳統(tǒng)。

文化教育的發(fā)展促進了經濟的繁榮。漢代，成都是當時西南最大的經濟中心，人口最多時有7萬多戶，僅次于京都長安，居全國第二。成都的紡織業(yè)、井鹽業(yè)發(fā)達，位居全國前列。

由于文翁學堂是全國首次興建的地方政府官辦學校，它的演變發(fā)展也見證了成都一直延續(xù)了兩千年的崇文重教傳統(tǒng)。文翁石室從古代的“文學精舍講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歷代大多這樣稱謂），到近代的“錦江書院”（1701年），到現(xiàn)代的“成都府師范學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學堂”（1904年），直至現(xiàn)在的“石室中學”。隨著行政區(qū)劃建制的改變，文翁石室弦歌不輟、文脈不斷，先后作為蜀郡郡學、益州州學和成都府學等地方最高級別的官辦學校，一脈相承發(fā)展下來。文翁石室連續(xù)辦學已達2100多年，成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文翁模式在中國的普及

文翁轟轟烈烈的興學，很快就得到了漢武帝的注意?！稘h書·文翁傳》：“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漢武帝此舉，其實質是以文翁興學為模板，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推廣新型教育模式。自此我國最早由地方官府開辦的學校從文翁石室開始，就逐步推廣到全國。文翁所完成的，不僅僅是地方官學的創(chuàng)建，他同時也提供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塊官學模板。

文翁不僅是推動了整個巴蜀地區(qū)的辦學熱潮，而且也帶動了全國教育文化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到東漢時，終于出現(xiàn)了“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庫序盈門”“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庫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的教育局面。經過學校培養(yǎng)的官吏均成為儒者、學者，通過他們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學得以滲透、貫徹于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文翁對地方官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對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較大的影響，這對儒學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胡適在提到文翁興學、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之后指出：“從此中央有太學，州郡有學官，又有以通經取士之法，中國的教育制度的規(guī)模才算成立。因為創(chuàng)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與考試內容都限于儒學的經籍，故儒家便包辦了中國教育與科舉制度二千年之久?！?/p>

流沙河感慨地說：“和都江堰一樣，文翁興學的功績至今澤及后世?！闭\哉斯言。

漢武帝時成都擴建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