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買辦企業(yè)家唐廷樞與徐潤

唐廷樞

唐廷樞，號景星，亦作鏡心，1832年生于廣東香山縣，1892年逝世于天津。相比徐潤和鄭觀應，唐廷樞的去世顯得過早了，對于當時企業(yè)家人才奇缺的中國，是個巨大的損失。

唐廷樞和徐潤、鄭觀應一樣，出生于有“買辦之鄉(xiāng)”的香山，他的父親曾在香港當過外國人的聽差，唐廷樞十歲的時候，父親將他送到香港教會學校學習。1842年至1848年受之于香港馬禮遜學校，繼而進入英國教會學校讀書。他的同學里，可謂人才濟濟，中國第一個耶魯大學的畢業(yè)生容閎就在其中。這種徹底的英式教育背景，是唐廷樞和盛宣懷、鄭觀應、徐潤、胡雪巖甚至包括日后的張謇最大的區(qū)別。晚清年代，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雖然面臨著撲面而來的西式文化，但在教育體系里，卻接受的是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似乎只有極少數(shù)人如唐廷樞，從幼兒時代就全面體會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他自己對這一與眾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顯然是自豪的，經(jīng)常說自己接受的教育，是“徹底的英國—中國式的教育”（thorough Anglo-Chinese education）。

在和諸多晚清企業(yè)家比較的層面看，正是這種純粹的英式教育，從小培養(yǎng)了唐廷樞的價值觀，因此，在日后的洋務活動中，尤其是在官商結合的企業(yè)方法論層面，受傳統(tǒng)教育最少的唐廷樞，距離官場糾纏最遠，因此更多地展現(xiàn)了一名相對具有市場精神和自由貿(mào)易精神的企業(yè)家人生。

看看唐廷樞的人生路徑。

在成為買辦之前，唐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當英文翻譯，他的英文水平之好，可見一斑。怡和洋行的經(jīng)理機昔說他“英文寫得很好”，而上海瓊記洋行的費倫曾說他“說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之后唐廷樞甚至還撰寫了一本《英譯集全》，用以幫助廣東商人與外國人打交道。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洋務中人，多來問字，余見煩惱，用輯此書，以作閉門避煩之計?！?sup>

需要說明的是，唐是個靈巧的人，在香港的七年翻譯工作里，他就已經(jīng)在商業(yè)生意方面小試牛刀，開設過兩家當鋪，收益頗豐。

1858年，唐廷樞辭去香港的工作，來到上海，在上海海關擔任了三年總翻譯。

正是從這個時候，唐的買辦企業(yè)家生涯正式展開。最初，唐廷樞與外國洋行間的合作，屬于代理性質。從怡和洋行的信函記載來看，唐廷樞在早期是由怡和洋行當時的買辦林欽推薦，代為推銷采購一些貨品。他之所以能從一個翻譯涉足到商業(yè)貿(mào)易之中，這和當時人才的缺乏以及商業(yè)層面買辦階層的自我擴張有關。同時，林欽由于充任買辦中積累了可觀的財富，也開始獨立作為商人進行經(jīng)商活動，這必然要減少他為怡和洋行服務的時間。怡和洋行上海機構的機昔W.Keswick給香港人方面的惠代爾J.Whittall寫信，就說“近18個月來林欽已經(jīng)很少發(fā)揮買辦的作用了，事實上他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買辦了，他委任了唐景星來掌管財物”。

這種情況，顯然為唐廷樞介入買辦行業(yè)，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怡和洋行對于唐廷樞并不信任，從怡和洋行的檔案中，很多來往的信件都看得出來這一點。比如1864年9月27日，上海的凱維克給惠代爾寫信，“對我來說，關于現(xiàn)金方面的事盡可能少，從我心理來說，盡量不要有唐景星這樣的買辦去做?！?sup>1865年7月9日又致信說：“我暗中盡可能多地取消唐景星的（現(xiàn)金賬）權限?！?sup>

有一種論調認為，出現(xiàn)于晚清時代的大量買辦，后來普遍都轉到了朝廷主導的洋務活動之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始終得不到外商的信任，他們在企業(yè)經(jīng)營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屈辱感，所以不得不放棄買辦的職務，開始時謀求獨立商人的身份，后來是全部投身到洋務運動中去。

這樣的陳述，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在與外商打交道過程中，作為貿(mào)易和商業(yè)模式的主導方，洋行肯定占有強勢地位。這是一個客觀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和市場現(xiàn)象，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后發(fā)國家，因此無論是近代化的貿(mào)易，還是工業(yè)品生產(chǎn)，都是拿來主義，更不用說企業(yè)內部管理，涉及傳統(tǒng)文化和近代商業(yè)文化的沖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滯后和反應遲緩，一直都是本質性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具有腹地意識傳統(tǒng)的國家，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范圍之內，多年以來，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始終保持著一種文明強勢的集體意識。因此，當大量的國際貿(mào)易秩序和市場競爭的要素撲面而來，中國人除了意識到一種落后，更多的就是自卑之后巨大的自尊。

唐廷樞的確有過類似的屈辱經(jīng)歷，鄭觀應在一篇文稿中，曾經(jīng)記錄過唐廷樞的遭遇。他說唐之所以在擔任買辦之余，花費一定的精力去投資輪航業(yè)，主要是緣起于一次“人不如羊”的恥辱遭遇。大致的細節(jié)是：有一次，唐廷樞搭乘輪船由上海去香港，途中談水不夠，每個船客每日只能得到一桶淡水，但船上作為貨物的羊，卻“滿桶水任其飲，待人不如羊，殊為可恨”?？陀^地看，在商業(yè)發(fā)展的原始資本積累時段，人格尊嚴被降到商業(yè)利益之下，是一種常見的殘酷之事，事實上，自從人類進入工業(yè)化時代以來，人們對于工業(yè)化的警醒和批判，一直伴隨著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但是如果把唐廷樞對于輪航業(yè)的投資僅僅歸因于一種民族義憤，歸結為一種中外人格意義上的沖突，恐怕就有點舍本求末了。真正內在的邏輯是，遍觀整個晚清的市場，唯有輪船航運業(yè)有著極為良好的市場前景和投資回報率，這才是大量外商投身于中國市場的本質原因，當然也是大量的本土商人積極投資到這個行業(yè)中去的原因。鄭觀應、唐廷樞身在外商的公司之中，當然看得到其中巨大的利益。鄭觀應在《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中稱：現(xiàn)在上海長江輪船多十七八只，計其本已在一二百萬，皆華商之資，附洋行而貿(mào)易者十居其九?？梢姰敃r投資于輪航業(yè)的華商資本已經(jīng)非常之多而且普遍，毫無疑問，這只能是一種利益驅動。

因此，如何理解大量的外商并不信任唐廷樞這樣的買辦人才，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也不僅僅是一種基于買辦個人的職業(yè)道德的評價問題。事實上諸如唐廷樞、鄭觀應、徐潤這樣的中國人，一旦進入外商機構之中，很快就認同了市場精神和契約機制，一般情況下，很少爆出過分的道德丑聞。

那么，關鍵的問題，可能還在制度層面。一是法律層面，一則是企業(yè)管理層面。

比如最重要的法律層面。毫無疑問，晚清時代的中國，根本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在解決跨國經(jīng)濟糾紛的法律體系方面，幾乎沒有建立起基本的法律秩序。這對買辦和洋行雙方來說，無論是管理，還是經(jīng)營，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外商機構訴訟華人違約的案件，但結果卻無關痛癢，最多也只能通過對中國官員施加壓力，獲得一點政治層面的籌碼，在具體的經(jīng)營層面和效益層面，基本無從談起。怡和洋行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翰遜（Johnson）在談到這一點時就說：“根據(jù)經(jīng)驗，往往一個華人同意索賠時，要么他已經(jīng)一無所有，要么他已經(jīng)把財產(chǎn)轉移到外人不可及的范圍之外?！?sup>這對于外商來說，永遠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所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彌補法律的不完善，外商機構在雇用、代理和交易過程中，盡可能地減少風險發(fā)生的可能性，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這其中，就包括了時刻對中國買辦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甚至是警惕。

在內部的企業(yè)管理角度看，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晚清最后幾十年，被動開放之下的市場經(jīng)濟剛剛展開，與市場經(jīng)濟有關的契約精神，并未成為主流價值觀。大量洋行初入中國，主要依靠對于單個個人的道德信任。應該說，在這樣的階段，中國人傳統(tǒng)的道德約束，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隨著外商在華貿(mào)易的擴大，以及買辦階層對于商業(yè)投資本身興趣的加重，洋行和買辦的關系，就變得撲朔迷離，洋行面臨的投資風險越來越大，買辦階層的信用問題也隨之出現(xiàn)。

但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對買辦的依賴卻無所不在，因此只能在一種多方考量和得失考量之中，力圖取得一些平衡。比如在實際操作上，洋行一面盡可能地將大額現(xiàn)金支付的權限抓牢在洋人的手里，另一方面，在交易中也多采取買辦擔保的形式。一則買辦的收入本就不菲，所以有一定地償債擔保能力；一則用擔保之法也可在制度上促使買辦在交易時更加謹慎。這樣的利益博弈，對于雙方而言，似乎都有利。比如，因為洋行要求買辦對于他所進行的交易進行擔保，就必須給予買辦在交易過程中足夠的權限和傭金，這就必然促進買辦作為商人的獨立性?？梢钥隙ǖ卣f，隨著買辦階層的不斷成熟，晚清時代的中國，開始浮現(xiàn)出一批具有市場獨立意義、產(chǎn)權清晰的企業(yè)家階層。今天我們依然不斷提到的鄭觀應、唐廷樞、徐潤、林欽等，在近代經(jīng)濟史和企業(yè)史的地位，由此確定。他們的人生路徑幾乎是一致的，先是純粹的買辦，接著就淡出買辦職位，慢慢演變成市場中相對獨立的商人。

這就是唐廷樞的人生環(huán)境，也是他的人生軌跡。1863年，他正式被聘為怡和洋行買辦，為其經(jīng)營各種業(yè)務，主要涉足的產(chǎn)業(yè)，包括西藥、棉布等所謂洋貨的銷售，在中國內地收購生絲、茶葉，然后銷售到海外。

作為一個階層的代表性人物，人們對唐廷樞的分析，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唐廷樞在出任買辦期間，在進口和出口業(yè)務中，究竟能獲取多少利益；第二，怡和洋行這樣熟練的外商機構，怎么處理和唐廷樞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資料顯示，在洋貨的進口和銷售方面，怡和洋行理論上不給予買辦向中國買主收取傭金的權限，不過在執(zhí)行過程中，這樣的機制被大打折扣。在內地市場的采購方面，生絲、茶葉等主要貨物的價格，外商普遍比較熟悉，但如果涉及其他貨物，買辦在其中的可乘之機就很多了。怡和洋行的約翰遜認為，買辦們在貨物價格上所謀取的額外利潤，使得外商在與本土商人的競爭中處于很不利的地位。事實可能正如約翰遜所說的那樣，在很多時候，唐廷樞一方面是怡和洋行的執(zhí)行人，但他自己在外面獨立操持的生意，由于擁有和怡和洋行的雇用關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在一些市場區(qū)域，唐廷樞直接成為了怡和洋行的交易對象。如他和林欽、阿李三個合作開辦了一家Hsin sun on（謙慎安）茶棧，就直接與怡和洋行這樣的外商機構有生意往來。而這還只是交易環(huán)節(jié)，事實上唐廷樞從這個時候開始，已經(jīng)開始布局他的股權投資，并且收益不菲。

有意思的是，各大外商機構對于買辦這樣的做法，并不完全反對，有時候甚至認為，這不妨礙他們成為很好的合作伙伴，因為這能進一步打開市場。所以，洋行方面的態(tài)度，對于買辦在交易過程中能獲取的私人利益，他們既小心提防，又部分利用。比如約翰遜說，我一直不通過唐廷樞來進行生意鴉片交易，但另外一名商人機昔Keswick卻說，給予唐廷樞固定的收入比給予他們收取傭金的權力，更加有利于洋行在中國的發(fā)展。

當然，能夠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買辦們不錯的經(jīng)營業(yè)績帶來的外商對他們的信任感，才是主要原因。唐廷樞的經(jīng)營才華顯然是有目共睹的，在德行方面，他也擁有自己不錯的底線，這讓怡和洋行的老板們逐漸對他構成了一種生意上的依賴性。事實上比唐廷樞早一些的林欽，也擁有洋行老板們對他的信任感。通常情況下，一任買辦在離任時，洋商要求必須推薦下一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依賴和信任。而在真正離任之后，當年的買辦，如今成為和洋商平起平坐的生意伙伴?！傲謿J現(xiàn)在在生絲產(chǎn)地，我給了他盡可能多的業(yè)務。Aleet（阿李）和他在一起工作并且給我們采購了很多的生絲?！?sup>這是外商的真心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買辦是洋行完全本地貿(mào)易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他們的生意頭腦、語言優(yōu)勢，以及逐漸積累起來的信任基礎，對于洋行而言，彌足珍貴。因此，即使偶爾出現(xiàn)一些利益上的分割，就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中。

唐廷樞就是在這樣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下不斷成長。他的買辦事業(yè)如日中天，他的私人業(yè)務也如火如荼，他變成了晚清時代上海灘名聲大振的企業(yè)家。

看看唐廷樞的當鋪。唐是有豐富當鋪經(jīng)驗的人，尚在買辦之前，他在香港就經(jīng)營過兩家當鋪。1866年，他打算和林欽聯(lián)手，合租下一間當鋪經(jīng)營，于是向怡和洋行提議，由怡和洋行投資十萬兩，林欽投資五萬兩，并由怡和洋行借給唐五萬兩。有意思的是，怡和洋行的答復很快就下來了，決定借款十萬兩給唐廷樞，但并不入股。當鋪開張之時，生意頗佳，遷至揚州，這筆怡和洋行的借款，也于1870年還清。

其次是錢莊。根據(jù)怡和洋行的檔案資料，唐廷樞在當時至少入股了三家錢莊。

對于傳統(tǒng)的暴利行業(yè)鹽業(yè)，唐廷樞也曾涉足。從漢代起，鹽業(yè)都是官方控制的壟斷性行業(yè)，但晚清似乎有所松動。唐廷樞的信件顯示，他的朋友Akee（也是買辦）在1868年經(jīng)營鹽業(yè)獲得了60％的高額利潤，這使得唐對鹽業(yè)經(jīng)營產(chǎn)生巨大興趣。于是，他致函怡和洋行，請求借款，從事鹽業(yè)經(jīng)營。而約翰遜對于唐的建議也十分認可，在一封信中談及有意出資，這使得唐的個人生意，又多了一項。

再看看棉花。早在1863年，唐剛擔任買辦不久，自己就開始經(jīng)營棉花生意，當時與怡和洋行的訂貨合同，是通過直接交易的方式，而不是代理商。所以怡和洋行方面，對于唐廷樞生意上的價值是認可的。1868年，他經(jīng)營的棉花生意出了麻煩，需要給怡和洋行陳明原因，在寫給機昔Keswick的信中，唐解釋道，因為棉花價格暴漲，他所付訂金的兩家棉花行倒閉，致使訂金損失，這屬于不可抗力，而不是他的疏忽或判斷失誤，懇請怡和洋行高抬貴手，免去一些他的債務。有意思的是，怡和洋行高層研究之后，答應了唐廷樞的請求。

當然，唐廷樞的所有生意里，最重要的是輪船航運業(yè)務。

在怡和洋行的后期，唐廷樞的投資重心轉向了輪船航運業(yè)。1867年，他分別附股了公正輪船公司和北清輪船公司，并擔任董事。1870年，怡和洋行認為這個行業(yè)的確有利可圖，意欲擴充公司的輪船規(guī)模，他的提議沒有得到怡和洋行香港公司的支持，但卻在唐廷樞的幫助下，解決了這個問題。唐牽頭組織一部分中國本土商人，很快籌資了三萬兩，購下南潯號，并交由怡和洋行來代理。由此，怡和洋行的航運規(guī)模迅速大增，成為長江流域真正的航運業(yè)老大。1871年，淳裕洋行的北清輪船公司因為經(jīng)營不力，也交由怡行洋行代理，至此，北清輪船公司有三分之一的運輸能力被“唐景星所能施加影響的中國人所有”。到1873年，北清輪船公司進行重組，公司重組為華海輪船公司之后，華商占有不少股份，唐廷樞順理成章地附股其中，并且擔任董事。

這應該是作為企業(yè)家的唐廷樞最成功的篇章。在晚清的航運業(yè)方面，他不但有力地幫助怡和洋行這樣的外商公司攬載華商、俄商，還對航線的開閉、輪船的調度等技術課題了如指掌。不僅讓怡和洋行運輸能力迅速增強，而且?guī)ьI很多本土商人切入這一火熱的產(chǎn)業(yè)，從而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市場團體。以至于很多競爭對手說起唐廷樞，也不得不交口稱贊。1872年8月，旗昌洋行的福士在一封信中說：“在消息靈通和招攬華人業(yè)務方面，怡和洋行的唐景星完全勝過我們?！?sup>

這的確是唐廷樞作為一名企業(yè)家最風光的日子，他一邊操持怡和洋行的航運業(yè)務，賺得盆滿缽滿，一邊又不斷地加重自己對航運業(yè)的投資，先后參股瓊記洋行的蘇晏拿號、莫里斯·里維斯公司的洞庭號。唐廷樞似乎成了能對晚清時代航運業(yè)呼風喚雨的人。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xù)到1873年，他被李鴻章邀請籌辦輪船招商局為止。

徐潤

徐潤，又名以璋，字潤立，號雨之，別號愚齋。1838年出生于香山北嶺村。徐潤的家族乃名副其實的買辦世家，其伯父徐鈺亭早年在澳門經(jīng)商，后任寶順洋行買辦、四叔徐榮村也是成功商人，他的“榮記湖絲”甚至在1851年獲得過英國世博會金獎，創(chuàng)下中國第一。徐潤能夠走上買辦之路，當然與這兩位前輩有耳提面命的關系。早年徐榮村送他到蘇州讀書，欲將他培養(yǎng)成文人，無奈方言不通，“不唯書不能讀，話亦不明”，不得不回粵。讀書入仕的道理似乎走不通，徐鈺亭認為徐潤“既不讀書，當就商業(yè)”，于是，把他帶到寶順洋行當起了學徒。

這一年，徐潤已經(jīng)15歲，從這個時候入寶順洋行，到1868年31歲離開，在寶順洋行一共工作了16年。剛入洋行的徐潤勤奮有加，深得英國絲師韋伯的賞識，認為他“志不可量”。學徒時徐潤的薪水有限，18歲時，薪水每月只有18元，到21歲成親時，韋伯才對他說“現(xiàn)在君已有家，月給薪洋50元，俾無內顧憂”。雖然收入不多，但是徐潤在商業(yè)上的進取精神卻很足，22歲時他便與曾寄圃、蕓軒三人合辦紹祥洋行，專營絲、茶、棉花等生意。后又與人合開敦茂錢莊。不過這兩宗生意開局都不順利，早早夭折。但徐潤并沒有因為生意失敗而退縮。23歲這一年，他獨自開設了潤立茶號，第二年即收益豐盛。后來在記錄自己生意得失的文稿里，徐潤說自己開頭的茶葉生意并非旗開得勝，他置辦的白毛茶，因為運輸中受潮發(fā)霉而被洋商退回，損失可謂深重。不過到了次年，他終于購得高質量的烏龍細條紅茶，市場大受歡迎，于是他將去年庫存的毛白茶摻入其中一起銷售，獲得了人生第一場暴利。

徐潤商業(yè)上的冒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他曾經(jīng)派楊明軒乘夾板船遠赴日本進行以物易物貿(mào)易，歸來之后又獲得了“二三倍利”。相比唐廷樞和鄭觀應，徐潤在經(jīng)營方面可謂敢想敢干。這或許是他的個人財富始終遠遠超過唐廷樞、鄭觀應的根本原因。

生意一路順風順水，徐潤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生活也是可圈可點。24歲時，他開始頂替曾寄圃，當上了寶順主賬一職，真正的年輕有為。到26歲，韋伯建議徐潤把目光放在上海的房地產(chǎn)行業(yè)，徐是聰明人，一點就通，自此很長一段時間，房地產(chǎn)業(yè)都是他投資最主要的方向。

不過到1868年，徐潤31歲時，寶順洋行歇業(yè)，徐潤只能離開買辦圈子，自立門戶，開設寶源祥茶棧，開始經(jīng)營茶葉生意。這算是徐潤企業(yè)家生涯的開始。徐的主營業(yè)務一直是茶業(yè)，不過他的興趣廣泛，加上手頭資本不錯，因此四面出擊，與唐廷樞一起聯(lián)手投資，擔任仁濟醫(yī)院、格致書院、清節(jié)堂、元濟堂等諸多新公司的董事。

顯然，徐潤的經(jīng)歷與唐廷樞類似，都是從買辦階層開始，買辦是他們的企業(yè)家培訓學校，并且在從事買辦之余，踏踏實實地開展作為獨立商人的各種投資，以及在與洋行的貿(mào)易行為中，獲得豐厚的傭金。由此，徐潤很快成為晚清時代最有實力的生意人，一時間為上海灘商界所追捧，并形成了一種徐潤的生意模式：實業(yè)上以茶業(yè)為主業(yè)，在投資上側重房地產(chǎn)經(jīng)營。這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企業(yè)戰(zhàn)略，徐潤由此積累起豐富的企業(yè)管理經(jīng)驗，因而成為晚清舉足輕重的企業(yè)家人才。

正是這兩條與眾不同的特征，徐潤很快就引起了李鴻章和盛宣懷的賞識，并將他納入官督商辦的體制之下。這些都是他能夠進入招商局的前提。從招商局的發(fā)展史看，徐潤的進入，是這家近代企業(yè)真正從官辦轉型為官督商辦體制的開始。

眾所周知，輪船招商局設立之初，股權結構就是股份制，李鴻章的意圖，是要向民間商人融資，不必凡事都指望朝廷。不過這樣的舉措，并沒有得到商人的廣泛支持，“華商初猶觀望，洋人又復嫉忌”。商人都是趨利的，對于并不清晰的官辦體制，商人們的觀望當然在情理之中。而在市場層面，民間的沙船業(yè)與招商局在漕運業(yè)務上本來就存在激烈的競爭關系，這使得招商局大有擠占市場，吞并民間商船的咄咄逼人態(tài)勢。因此，連一向與官方關系密切的傳統(tǒng)商人胡雪巖也拒絕出資入股；而最初負責招商局管理事務的朱其昂、朱其詔兄弟乃官僚出身，既不熟悉輪航業(yè)務，又對企業(yè)管理毫無經(jīng)驗。因此，招商局無論是體制，還是在資金，無論是人才，還是管理，都開局不利，困難重重。凡此種種的問題，幾乎是逼著李鴻章開始與買辦商人合作。這在晚清生意場上，幾乎是不二選擇，因為誰都知道，遍觀商界，只有買辦階層既有資本，又有管理能力，鄭觀應、唐廷樞、徐潤這樣的買辦，才是解決招商局困境的最佳人選。

這是1873年的企業(yè)重組，是中國近代企業(yè)從“官局”轉向“商局”的一次轉型，招商局因此改名為“輪船招商總局”。據(jù)李鴻章所言，他與唐廷樞、徐潤“素不相識，由盛宣懷為之介紹”。所以，當盛宣懷把唐廷樞帶到李鴻章面前，唐廷樞迅速被李鴻章任命為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進入之后，則力推徐潤。唐廷樞的理由十分簡單，因為無論是李鴻章，還是唐廷樞，他們都認為徐潤不僅財大氣粗，而且經(jīng)營有方，在商人中間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唐廷樞甚至認為，只有他和徐潤的聯(lián)盟，才能真正促使輪船招商局迅速取得投資者的廣泛信任。

輪船招商局的管理格局由此形成。盛宣懷、徐潤、朱其昂兄弟同樣為會辦，唐廷樞總攬局務，徐潤負責輪船航運以及公司的招股業(yè)務，朱氏兄弟負責漕運事宜，盛宣懷則襄辦二事，事實上是真正的老大。這種安排并非李鴻章隨意而為，李鴻章需要的是唐廷樞、徐潤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廣泛的商人人脈，漕運這種政府行為，則必須交給官僚出身的朱氏兄弟管理，而盛宣懷，則相當于李鴻章的代理人，對整個招商局起到一種監(jiān)督、控制的作用。

唐廷樞和徐潤入職伊始，便著手整頓招商局內部章程，這便是《輪船招商局章程》《輪船招商局規(guī)》的出臺。這么做的目的，乃是確立招商局股份制結構，強化股東的權力。很快民間資本迅速涌入。很多史料認為這樣的開局，主要是唐廷樞所為，徐潤并非總辦，作用可能不大。但事實上，他在招股中所起的作用未必比唐廷樞小。事實很明顯，徐潤自己就是招商局的第一大股東，在招商局總共的200萬兩股本中，他入股了48萬兩，而由他“招徠各親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萬兩”。受這兩者入局的影響，當時還是太古輪船公司（招商局最大競爭對手）買辦的鄭觀應也在此時入了股，成為招商局極為重要的股東力量。

當然，唐廷樞是知道徐潤的價值的。不僅如此，在對市場的理解，管理的執(zhí)行等諸多方面，唐、徐二人的價值觀比較接近。因此，在基本熟悉輪船招商局情況之后，二人便開始聯(lián)手處理朱其昂遺留下來一筆壞賬。徐潤在此事上，絲毫不為朱其昂掩飾，而是直言，必須由朱承擔責任。他致函盛宣懷說：“承示云翁42000折頭之外，尚須虧本不少，弟實不解。當其原辦之時，漕運水腳以及二成免捐載貨各項進款，不下十余萬，應有盈余，何至虧本？此言似未的確。至折頭之外虧項，亦不能獨認，則外此又將何屬？若照此等說法，弟深恐眾商寒心，從此裹足，招商將會拒商矣。……如若云甫兄當時運米每船每月兩次，每次不下七八千兩，再要虧本，則弟等此時又將如何處置也。”

徐潤的思維方式，當然是市場化的。他認為，從經(jīng)營賬目上看，無論如何該業(yè)務也不至于虧損，朱其昂把盈利報作虧損，其間差價由招商局承擔，非常不利于招商局形象，對公司的招股將產(chǎn)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所以一定要公事公辦。徐潤的態(tài)度，正是唐廷樞的想法。不久，他們又聯(lián)名致函盛宣懷，稱“并非局中不肯再付，蓋局務必須遇事公正，使有股眾商無從借口，方得諸事擴充，固非弟等執(zhí)掯也”。這樣的陳述，可謂有理有據(jù)，盛宣懷豈有不支持的道理。因此，公司很快決定，這42000兩的虧損，“由云翁（朱其昂）獨賠”。

這一事件，前所未有地凸顯了唐廷樞和徐潤的商業(yè)風格，在商言商，力圖去掉官僚思維方式，用市場化的方法來管理公司。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接受了西方企業(yè)理念之后的中國人第一次在本土企業(yè)里施展他們的企業(yè)管理理念。這幾乎是一種耳目一新的方式，帶給公司的沖擊是巨大的。很快，招商局的實權就掌握在唐廷樞和徐潤的手上。雖然官僚和傳統(tǒng)的力量仍然強大，但是他們堅持引進新方法，尤其是在人才建設方面，大膽引進具有國際化理念的人才，使得招商局六個分局的商董，有三個是買辦出身，他們分別是上海的徐潤、漢口的劉紹宗和香港的陳樹棠。這使得在人才均衡方面，招商局第一次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力量和新式思維力量的均衡。

只有在均衡的格局下，唐廷樞和徐潤的風格才能得到彰顯。

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商業(yè)管理的認真，對細節(jié)的深究。比如唐廷樞，他在接受由前任朱其昂訂購的“拉普蒂克”號時，發(fā)現(xiàn)該船達不到訂購標準，于是合理地運用法律手段，拒絕接受此船，改之以從英國訂購“和眾”號代替。這樣做的結果，是再一次阻止了朱其仁的傳統(tǒng)生意方式在招商局的繼續(xù)蔓延，是用事實證明，新購進的船只，最適合中國的沿海貿(mào)易。

徐潤的風格，更是具有標準的企業(yè)家特點。徐觀察到“伊敦”號耗煤太多，成本高企，“查該船進出賬目，去年6月開局至今，須虧銀一萬五六千兩，早售一日，即少一日之虧”。這顯然是生意精明的徐潤絕對不能允許的。他十分果斷，立即提議，將這條船出售，或是用作兵船。

要與過去的經(jīng)營方式?jīng)Q裂的舉措接踵而至。1875年，招商局遭遇意外損失，“福星”號與怡和洋行的“澳順”號相撞沉沒，63人遇難，輿論一片嘩然。此事主要由徐潤負責處理。這場訴訟耗時2個月，徐潤胸有成竹，應對自如，駁回了怡和洋行試圖翻案的企圖，為死難者與招商局挽回了損失。值得一提的是，經(jīng)由盛宣懷同意，徐潤制訂了對于遇難家屬每年給予百兩、持續(xù)十年的補貼計劃，款項從招商局的漕運收入中提取，這是非常人性化的安排。而在徐潤的后來的自敘中，他回憶，當他提出這樣的舉措，只有朱其昂認為過頭了，并“頗有微詞”。這被徐潤自己認為是和朱其昂矛盾公開化的開始。日后徐漸漸不為官僚接受，不斷受到排擠，就與此有關。

如此看來，徐潤的確是一個有著中長期戰(zhàn)略考慮的企業(yè)家，他在招商局的幾年時間，為這個新興的近代化企業(yè)做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案Ｐ恰碧柍翛]，促使徐開始構建公司的風險控制，并引進在當時只有外資企業(yè)才擁有的商業(yè)保險制度。這么做的結果，導致招商局和他們的競爭對手，也就是各大外資輪船公司發(fā)生了直接的利益沖突，而當時所有的保險公司均屬于洋行，因此，招商局的輪船運輸向洋行旗下的保險公司進行投保，必然會遭遇苛刻的條件，價格高之又高，招商局可謂不勝重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徐潤開始考慮籌建自辦保險公司。事實上早在1872年，李鴻章就意識到了這點，認為華人應“自籌保險”。于是，在1875年11月初，由唐廷樞和徐潤發(fā)起，在報上刊登《保險招商局公啟》，受到了華商的廣泛歡迎，很快籌集到20萬兩股本，徐潤的動作很快，在此基礎上他創(chuàng)立了仁和保險公司。公司將股本存入招商局并由招商局代理其業(yè)務。市場的發(fā)展比徐潤想象的還要順利，這家中國人自辦的保險公司，開局以來“生意頗旺，可得利三四分”“試辦一年，得利頗厚”。不久，徐潤又開始續(xù)招股本，成立了濟和水火險公司，合計股本達到一百萬兩。如此，招商局不僅把所有業(yè)務都收回自保，而且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非金融保險產(chǎn)業(yè)。不僅擺脫了原本保險業(yè)務依靠洋商乃至是競爭對手的窘境，而且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不僅建立了一種新的投資方式，而且讓招商局的抵抗風險的能力大為增強。1884年開平礦局開發(fā)建設所需的30萬兩資金，正是從保險公司的保險公積金中提取。而此后招商局的輪船，雖有多艘失事，但由于建立了一個穩(wěn)定的保險公司，基本上把損失降到了比較低的程度。

徐潤另一個相對具有戰(zhàn)略性眼光的決策，是為輪船招商局籌建安全服務的專業(yè)修理廠。在整個產(chǎn)業(yè)鏈上，這是一個類似于保險制度的項目。當時當?shù)?，國內使用的所有輪船，都是從國外引進，這意味著不僅輪船的使用技術依賴于外國人，而且修理服務技術，也同樣必須委托外商船廠代辦。不僅十分麻煩，還耗費巨大。于是徐潤開始自組同茂鐵廠，廠內全部雇用華工。開始因為受制于技術，只能完成小規(guī)模修理。兩年以后，徐潤決定聘請外籍總工程師，提高修理水平。這讓同茂鐵廠的發(fā)展十分順利。據(jù)1874年英國的領事報告說“工廠在不需要外國人幫助的情況下，的確已經(jīng)可以自己生產(chǎn)輪船鍋爐、汽艇蒸汽鍋爐以及螺旋槳推進器”，可見在這方面，徐潤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惜的是，還是受制于人才匱乏，同茂鐵廠在經(jīng)營五年后停工，轉作他用。

后來有人總結，同茂鐵廠是徐潤和唐廷樞為招商局的持續(xù)經(jīng)營進行的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探索，在官商結合的制度背景下，幾乎沒有官僚愿意嘗試這樣的技術更新，只有徐潤愿意去構想、去嘗試，因為徐潤骨子里是一個企業(yè)家，而企業(yè)家與生俱來的熱情，就是創(chuàng)新。

中國人第一次收購外國公司

進入招商局之后，唐景星和徐潤最成功的商業(yè)事件，是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

不可輕看這樣的企業(yè)并購行為，這很有可能是中國經(jīng)濟進入近代化以來，本土企業(yè)第一次成功并購外國公司，而且在市場競爭的層面，這是本土公司在資本的層面第一次在強大的外資企業(yè)占據(jù)上風。其間的經(jīng)濟民族主義情緒得到極大的滿足，自不待言。

當時當?shù)?，旗昌輪船公司乃是由美國人?jīng)辦的在華最大輪船公司，壟斷長江航運多年，相當長時間內，不僅大量的中國輪船公司在它的面前望風而逃，就是諸多同業(yè)的外資輪船航運公司，也是俯首稱臣。隨著市場的進一步展開，各種競爭力量次第登場，這種壟斷終于在1873年、1874年左右被打破，中國長江流域航運市場和沿海航運市場開始呈現(xiàn)多元共享的局面。

顯然，這種壟斷格局的瓦解，是多方市場元素作用的結果。那是一個商戰(zhàn)硝煙彌漫的年代，英國人投資創(chuàng)辦的太古輪船公司加入競爭中，并很快成為旗昌公司的強勁對手；國內的輪船招商局也幾乎同時開始籌辦，并迅速登上競爭的舞臺；怡和洋行當然也不示弱，他們加重了在沿海航運上的投資，這使得競爭變得更加熱鬧。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當然也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中國航運業(yè)有史以來最具有市場化效應的競爭大面積鋪開。

有意思的是，像所有的同業(yè)競爭方法一樣，這樣的競爭態(tài)勢很快進入價格戰(zhàn)，一系列激烈的降價行為，讓各大輪船公司不斷調整經(jīng)營戰(zhàn)略。大約在1874—1876年之間，唐景星和徐潤經(jīng)營下的招商局，非常強勢地加入與外資輪船公司的競爭中去，打破了原本外商之間訂立的齊價合同，從而“使得英、美商企業(yè)幾乎無利可圖”。比如怡和洋行的華海輪船公司的盈利開始逐年下降，到1876年，幾乎無法分紅，股價跌到了五十六兩，而面值高達一百兩。原本占據(jù)絕對壟斷地位的旗昌輪船公司，其利潤下降更為厲害，從之前的30％左右迅速下降到7％，股價也跌到了七十兩。

這樣的市場頹勢看上去不可逆轉，旗昌公司的股東們產(chǎn)生了出售公司、集體退出市場的念頭。這并非旗昌公司的主動放棄，而是一種市場所趨。旗昌公司的輪船主要是由木質構成，在與新式鐵質船的競爭中，越來越力不從心，股東們似乎看不到這種技術的變革，始終不愿意加大投資對公司進行大規(guī)模的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而更關鍵的因素在于，當時美國的南北戰(zhàn)爭硝煙已散，國內投資環(huán)境似乎正在改善，因此諸如旗昌輪船公司這樣的美國公司，認為自己不必把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市場。尤其是當他們的市場份額開始持續(xù)走低的背景下，公司股東普遍認為，不如選擇及時退出，尋找其他更優(yōu)的投資機會。

這樣的戰(zhàn)略調整不獨旗昌公司一方所為，事實上鄭觀應籌辦的機器織布局，也遇到了同樣的市場境況。他聘請的洋匠丹科，來華后一直心不在焉，工作躊躇不決，還提出相對苛刻的附股要求，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回到美國辦廠，可能帶來更大回報。

由此，圍繞旗昌輪船公司的并購行為開始顯山露水。旗昌公司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當時大名鼎鼎的坎能亭，首先提出建議，應該將公司出售給中國人。毫無疑問，有這種并購實力的中國公司，非輪船招商局莫屬。1876年12月，旗昌公司主動派人向招商局進行探詢，招商局當然是躊躇滿志，雙方開始談判。最初的報價是256萬兩，后旗昌公司主動減到222萬兩，并同意可先收銀100萬兩，其余部分分期付款。這幾乎相當于由旗昌洋行給予貸款助其收購。招商局方面的反應當然是欣喜若狂。負責操辦此事的，正是徐潤。徐認為這是一筆再合適不過的買賣，因此上下游說，很快得到了盛宣懷和唐景星的支持。

當時當?shù)兀瑖鴥裙菊归_如此磅礴的收購計劃，即使在朝廷看來，都是一宗天大的事情，盛宣懷、唐廷樞不敢私自做主，而且也不可能有如此龐大的資金，他們立即跑到南京，向兩江總督沈葆楨匯報，一來是希望沈葆楨出面說服朝廷，二來當然是希望沈能幫助他們籌得收購巨款。

根據(jù)唐景星、徐潤、盛宣懷和朱其詔四人聯(lián)名致沈葆楨的函，我們能夠看到當時的市場格局：第一，旗昌公司是招商局的最大競爭對手，“資本較巨，船只較多，相扎尤甚，實為勁敵”，所以對其收購不光可以大大增強招商局的實力，還可以在與其他輪船公司的競爭中獲得很大的優(yōu)勢。四個人甚至認為，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在招商局收購旗昌之外，也有動議要參與收購，“勢當降心相從”。

第二，收購旗昌公司是招商局擴大經(jīng)營規(guī)模的最佳手段。從輪船的角度，要定購新輪必然有一個時間周期，而收購則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況且，招商局一直有意圖擴張長江業(yè)務，但苦于只有兩艘江輪的規(guī)模，無法實施。收購旗昌公司，對于拓展江運業(yè)務，無疑有著巨大的提升作用。事實上，旗昌公司誘人的資產(chǎn)還不限于輪船，它的岸上產(chǎn)業(yè)如碼頭、棧房之類，也可謂價值連城。由于旗昌公司“開辦最先”在行業(yè)里一直是領頭羊，因此他們的這些產(chǎn)業(yè)地理位置，“均屬扼要”，對招商局攬載和停泊業(yè)務的展開，均是如虎添翼。

第三，價格方面，也是大有可為。持續(xù)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價格大戰(zhàn)，會因為旗昌公司的被收購，出現(xiàn)新的轉機，也就是說，由于壟斷地位的逐漸喪失，整個輪船運輸行業(yè)的競爭態(tài)勢趨于均衡，特別是招商局進入長江航運競爭后，逼迫旗昌公司丟失掉了價格的主導權。這意味著，只要輪船招商局介入，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技術力量，就會激活一家本土公司的本土資源優(yōu)勢和朝廷政策優(yōu)勢。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并購售價，招商局可以說占據(jù)著一定的主動，能夠拿到合理甚至是低廉的收購價格，并分期付款。如此，無論從長期戰(zhàn)略考量，還是從短期收購方略，由輪船招商局來收購旗昌輪船公司，都是值得全力一搏的好事。

四人陳列的理由，如此醒目且激動人心，沈葆楨終于同意了他們的收購計劃，并且高度評價：“為千百年來創(chuàng)見之事?！崩铠櫿碌弥召徬?，更是欣喜有加，說這是“為收回利權大計”“于國計商情兩有裨助”?？陀^來看，官員們的興奮有道理，晚清的近代化進程，從開始的技術模仿，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資本并購，顯然是國人求富、商戰(zhàn)，乃至與洋人爭利的觀念的勝利。于是，由沈葆楨上奏朝廷，要求各地政府出資，以助招商局的收購。朝廷當然也是興奮不已，很快就批復下來，撥江蘇藩司糧道及江海關庫銀50萬兩，浙江、江西各籌撥20萬兩，湖北籌撥10萬兩，一大堆資金運作的措施迅速出臺，招商局的收購大業(yè)，看上去指日可待了。

1876年2月12日無疑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唐廷樞與徐潤等人代表輪船招商局與旗昌洋行正式簽訂收購合同，收購價最終確定是222萬兩，旗昌輪船公司的所有產(chǎn)業(yè)于1877年3月1日正式過戶給招商局。一時間，國內輿論幾乎爆棚，上?！渡陥蟆穾自麻g五次報道此事，并發(fā)表評論，稱“從此中國涉江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幟”“內地諸人聞有此舉料無不稱善云”等。

輿論如此贊美這場收購事件，當然在理。這次收購的確奠定了招商局在晚清輪航業(yè)內的龍頭地位，從此一覽眾山小。這既是一場民族主義商戰(zhàn)的盛宴，也是中國近代公司規(guī)模擴展的盛宴。幾乎所有的媒體觀點和社會輿論，把所有的肯定與褒揚都給了輪船招商局。這的確是歷史的真相。但在許多年之后，人們回頭審視這場收購事件，卻能發(fā)現(xiàn)一些明顯的弊端。

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在中國官督商辦體制下的輪船招商局，因為并購事件導致公司內部管理全面官僚化，與之相適應的是去市場化、去商業(yè)化。這可能是唐景星、徐潤這兩個職業(yè)的企業(yè)家事先完全沒有想到的。事實上，唐廷樞與徐潤之所以全力推動此次并購，完全是從企業(yè)經(jīng)營的利弊的角度在考量、來權衡，職業(yè)商人的職業(yè)思維方式在主導著他們的行為。但官僚出身的盛宣懷就不同了，他顯然城府極深，雖然在說服沈葆楨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最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但他顯然打著另一番算盤，因為收購的完成，必然要使大量官款入局，這就大大加大了官方在招商局內的話語權，盛宣懷是招商局內部官僚利益唯一的代言人，這樣的結果肯定能加大他在公司內的話語權。事態(tài)的發(fā)展果然如此，在收購完成之后，原本在招商局僅有監(jiān)督之虛職的盛宣懷，漸漸在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上變成了與徐潤、唐廷樞進行實際權力斗爭的最大對手，最終，盛宣懷借助官僚權力，將唐、徐二人排擠出局，成為招商局的絕對控制者，本來已經(jīng)事先商辦轉型的輪船招商局，這一次從公司治理的層面，再一次徹底退回到純粹的官辦體制，大量的官僚冗員被硬插進招商局，官僚作風盛行，公司市場文化迅速轉型為徹底的官商文化，管理成本迅速攀升，各種商業(yè)措施執(zhí)行起來，難上加難，幾乎所有官僚大企業(yè)的毛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全部集中出現(xiàn)在輪船招商局。

公司規(guī)模的無邊界擴張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經(jīng)營的角度看，招商局確實需要擴大規(guī)模，但是否需要將產(chǎn)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擴張到如此之大的程度，就是一個巨大的疑問。當時，唐景星和徐潤更多的考慮，是需要讓招商局在規(guī)模上超過競爭對手，并沒有仔細深入調研過關于產(chǎn)能的問題。市場在接下來的時間之內發(fā)生的情況表明，唐、徐二人的戰(zhàn)略思維顯得粗糙了。在收購完成以后，怡和洋行與太古洋行兩家公司沒有如徐潤料想的那樣對招商局俯首稱臣，反而又掀起了更猛烈的價格競爭。招商局的業(yè)務，迅速從過去的市場需求不足，轉變?yōu)榻裉斓漠a(chǎn)能過剩。這是一個新的劣勢，因為輪船多、產(chǎn)業(yè)大，業(yè)務廣，招商局的固定成本幾乎呈現(xiàn)幾何級數(shù)的攀升。市場表現(xiàn)為，規(guī)模越大，業(yè)務越多，招商局的虧損就越嚴重。隨之而來的是，因收購而導致的巨額負債，加上與日俱增的成本開支，讓招商局幾乎不堪重負。

這樣的頹勢迅速蔓延，連李鴻章都體察到了，1877年年底，在論及招商局的時候，他說，“一置船過多”“一用人太濫”。當這樣的話傳到唐景星和徐潤的耳朵里，內心的沮喪，真是不可言表。

還有一個重要的技術因素，也需要分析。這就是隨著收購旗昌公司的成功，該公司大量的不良資產(chǎn)，尤其是老舊的輪船設備，給招商局背負上了技術陳舊的巨大包袱。這使得社會各界對于收購產(chǎn)生了各種詬病，加上在收購中，不可未免發(fā)生的種種貪腐行為，不斷曝光，甚至鬧到了朝廷，這讓朝廷中那些頑固守舊的勢力，趁機借題發(fā)揮，發(fā)起了一場彈劾李鴻章等洋務派的活動。這個時候的招商局，幾乎可以算是腹背受敵了。

如此復雜的局勢之下，并購之后看上去規(guī)模龐大的招商局，還必須直面市場的競爭。中國哲學有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一家獨大的招商局，這個時候顯得樹大招風，原以為收購旗昌公司后除去了最大的競爭對手，沒想到太古輪船公司立馬發(fā)出了強烈挑戰(zhàn)，開始了新一輪的惡意降價競爭。史料記載，這個時候上海至汕頭的運費甚至跌至每百斤一分。這幾乎是不能接受的價格，外界都普遍認為，這幾乎是一種瘋狂的行為。但招商局面對這種競爭，拿不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只能咬牙一起降價。這個時候，公司之間，競爭的主要戰(zhàn)場，就從市場轉移到內部管理。招商局是什么公司，是一家官僚主導，大量冗員無所事事，專門窩里斗的公司，很快，財務管理上的劣勢顯露無遺。他們不像太古公司，只有利潤，只有市場，招商局除了追求這些指標，還得應付來自各種官僚的壓榨和盤剝。至少從賬面上看，他們每年僅支付官款欠貸款利息，就要開支20余萬兩。面對如此局面，徐潤非常惱火，他想申請減免官息，給盛宣懷寫信，說“究其根抵，不在長江攬載之少，而在官商利息之多，欲事挽回，必得于官商利息中著意做文，方足以持久遠”。但盛宣懷不敢得罪各方官僚，遲遲不做決定。事情于是鬧到了李鴻章的案頭。

這時唐廷樞、徐潤又一次合力上書李鴻章。大致意思是說招商局創(chuàng)辦的經(jīng)過和現(xiàn)狀不易，招商局需要擺脫困難，“再四籌思，與其繳官中有限之利，糜官中無限之款，莫若暫時緩繳息銀以資培養(yǎng)。擬請寬予三五年之限舒其元氣，然后由局先將官本分數(shù)全提還，俟公款繳完之后，試將積息長存，官商一體，利害共之”。這基本上是徐潤的觀點，官僚是不敢得罪的，但需要緩一緩。

李鴻章?lián)私o予了明確的答復，官帑190萬兩緩繳息三年，以紓商困。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可以說，這樣的舉措，不僅再一次加重了招商局對于各路官僚的依賴，而且基本上不能緩解和太古公司的價格競爭頹勢。不得已，李鴻章出面，輪船招商局和太古公司坐在一起談判。這是1877年12月26日，雙方幾經(jīng)周折，達成協(xié)議，框定了一個基本的行業(yè)秩序。

這是晚清近代工業(yè)史上中外航運業(yè)的第一份齊價合同。合同為期三年，主要內容是劃分了長江航線的水腳，招商局得55，太古得45，并于1878年開始生效。唐景星、徐潤等人在稟李鴻章文中，認為齊價合同“事得其平，不致偏累，來年生意，起色可期”。而李鴻章對此也頗為認可。之后的一段時間，齊價合同成為招商局與外商航運勢力達成競爭均衡的主要方式。

很快，同樣的方法，徐潤復制到了與怡和洋行的協(xié)議之中。1878年中，招商局與怡和洋行簽訂齊價合同，太古洋行再一次參與進來，三方終于統(tǒng)一規(guī)定了各自的市場份額：

天津口岸：招商局44，太古怡和各得28。

長江口岸：招商局38，太古35，怡和27。

福州口岸：招商局與怡和各得一半。

寧波口岸：招商局與太古各得一半。

溫州口岸：招商局獨走。

諸多麻煩似乎就此得到解決，齊價合同的簽訂，給輪商局帶來了明顯的收益，在1878年以前，招商局多年未獲利，而當年付息之后，公司盈余竟然達到21000兩。唐徐二人的得意之情，有一段時間可謂溢于言表。

但問題在于，以招商局如此龐大的規(guī)模達成的市場競爭協(xié)議，卻將招商局本重息多的劣勢一點點暴露了出來。也就是說，在與外商的競爭中，招商局的經(jīng)營成本迅速增大，公司的財務狀況迅速惡化。市場競爭在這個時候似乎再也不可能滿足公司發(fā)展的需求。所謂不得已而為之，唐景星、徐潤開始部分放棄競爭性市場，讓出部分權力給盛宣懷。而盛這個人當然是發(fā)揮他的官場優(yōu)勢，將公司業(yè)務的重心，轉移到壟斷性的政府漕運上。這當然是一種公司盈利模式方面的倒退，官僚勢力從此不再僅僅是招商局的利益分配者，而且是資源提供者。由此，發(fā)生在朝廷內部的政治惡斗和利益紛爭，直接進入招商局。這意味著，招商局從此由商場轉型為官場。

毫無疑問，盛宣懷是精通官道的人，他對這種轉型如魚得水，但唐景星、徐潤就顯得水土不服，力不從心了。這個時候，商業(yè)管理的分歧，很快就演變成政治派別上的分歧，1877年9月，徐潤的得力助手嚴瀠被排擠出局。當這樣的消息傳到徐潤的案頭，徐知道自己離開招商局的日子為期不遠了。

企業(yè)家的窩里斗

中國人習慣窩里斗，輪船招商局也不例外。如果說唐廷樞、徐潤拒付朱其昂的報虧，埋下了窩里斗的伏筆，那么，從收購旗昌輪船公司成功之后帶來的更大權力和利益的沖突，就把輪船招商局的窩里斗，推向了高潮。

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數(shù)窩里斗，都是官僚之間的搏殺，但在輪船招商局，則是官僚利益團體和商人階層利益之間的格斗。也就是說，在制度意義上，這是晚清官商結合企業(yè)制度的必然結果。官僚商人以官僚之名，窮追猛打；職業(yè)商人以市場之名，頑強守衛(wèi)。其結果是企業(yè)的消弭，使所有深陷其中的人們，都遭遇失敗。

1877年1月的一天，朱其詔給盛宣懷致函，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于唐廷樞和徐潤的不滿。這樣的積怨由來已久。首先讓他惱火的是他自己未能買到當時旗昌公司的股票。唐廷樞、徐潤顯然是想模仿國際商業(yè)秩序中透明交易的原則，因此招商局收購旗昌輪船公司這樣重大的商業(yè)并購行為，一律規(guī)定所有內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得提前購買相關股票。旗昌公司為輪船招商局收購，當然有利于旗昌洋行的股價，買下該股票，幾乎是一本萬利的內幕交易，而當時朝廷并沒有類似的法律對此進行規(guī)范。眼看著大好錢財與自己無關，朱其詔對自己“一股不到手”非常憤怒，推究原因，當然是“雨之（徐潤）誤我，氣極！”

除了失去賺快錢的機會，朱其詔對于自己在招商局沒有實權，也非常不滿?！熬种惺乱巳叹拔蹋ㄌ凭靶牵⒂晡蹋ㄐ鞚櫍?，詔亦不過隨聲畫諾?！?sup>所以，1877年6月，朱其詔又致函盛宣懷，這一次竟然是密函，信后寫有閱后焚毀之言。在函中，朱其詔向盛宣懷陳述了他與丁壽昌的談話，而丁壽昌婉轉之言，“聞人說局事杏蓀有獨辦之意？”這樣的心思擺到盛宣懷的面前，正好符合他長時間的謀劃。當其時，盛宣懷爭奪招商局管理權的野心已經(jīng)路人皆知。而來函中所說“日來局事如何？望示數(shù)行，以便爵相處稟見，借題發(fā)揮”，正是盛宣懷所想。這就意味著，朱氏兄弟與盛宣懷在這個時候已經(jīng)結為同盟，對抗的目標，當然是職業(yè)企業(yè)家唐景星和徐潤。

顯然，朱與盛的同盟基礎，并不是一種利益的分配，甚至不是招商局的權力，而是他們背后的官場邏輯。朱、盛二人都來自官場，而唐、徐二人，則來自市場。這才是最根本的分野。很快，盛宣懷向李鴻章上書，提出《整頓輪船招商局八條》，指責唐廷樞和徐潤，認為他們在官本尚未招足的情況下，繼續(xù)向民間招股，破壞了招商局的格局，使得朝廷在招商局失去了話語權。與此同時，盛還認為唐廷樞、徐潤身為總辦、會辦，卻常常不在招商局工作，在局外有自己的生意，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同月，盛宣懷致函徐潤，尖銳地指出長江輪航生意清淡，乃是由于唐廷樞等人附于招商局的三艘船擠占了招商局的生意。

這樣的指責，可謂針針見血。公司向民間招股，乃是企業(yè)從官辦向商辦的制度轉型，盛宣懷對此并不陌生，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是他討好朝廷保守勢力，搶奪招商局的管理大權。而私人輪船由招商局代理的情況，始于招商局創(chuàng)立之初，當時因為股本薄、產(chǎn)業(yè)輕，所以朝廷鼓勵華商將私人的輪船交由招商局代理，如此可擴充招商局實力，并賺得代理費?，F(xiàn)在盛宣懷指責唐、徐二人，可謂此一時彼一時。市場的環(huán)境不一樣了，公司的發(fā)展階段也不一樣了，盛可謂倒戈一擊，還是為了謀求管理大權。而事實是，當招商局收購了旗昌輪船公司后，昔日曾經(jīng)壟斷長江航運的旗昌公司留下的大量的江輪，與輪船招商局的運力結合之后，很快導致整個長江流域的輪航運力過剩。此時太古公司的跌價大戰(zhàn)開始，惡性競爭讓輪船招商局不堪重負。這顯然是收購之舉帶來的負效應。但盛宣懷避開這樣的市場變化，而是直接將矛頭指向唐廷樞。

如此，盛宣懷給出了解決方案，將唐廷樞的三條船作為股份并入招商局，而且，考慮到總局的現(xiàn)金有限，只能一半以股票形式，一半給銀兩現(xiàn)金。盛的方案可謂兇猛，將唐廷樞逼到了墻角。

有意思的是，正當盛宣懷打算全面挑戰(zhàn)唐廷樞的時候，朱其昂爆出虧空局款122000兩的丑聞。唐廷樞無法與朱氏兄弟商議解決，只好將此事捅到李鴻章那里。李鴻章日理萬機，對此種矛盾自然無力親自處理，于是轉給他的幕僚丁壽昌。丁壽昌自知對“局中款項素未周知，恐不得其平”，只能聯(lián)合唐廷樞致函負責“清厘各賬”的盛宣懷。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徐潤，也對朱氏兄弟頗多不滿。他致函盛宣懷，似乎是想說明情況，說朱其昂、朱其詔兄弟均不在局內，日常事務均轉交其兄朱粹甫代管，而朱粹甫則“僅來三次，嗣后屢請不到”。這樣的局面，對招商局的各項決策，產(chǎn)生了諸多不利因素。徐潤的目的乃是希望盛宣懷干預此事，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盛宣懷與朱氏兄弟的同盟關系。作為一個職業(yè)的商人，他最大的希望是遵循“凡事以和為貴”的原則，盡快協(xié)商解決難題。

如此復雜的局面，可謂一地雞毛。一方面是招商局在經(jīng)營上的困境，一方面則是內部矛盾迅速激化。公司內部不可能有人解決這樣的困局，因此只能面呈李鴻章。此時的李鴻章，立場站在唐景星和徐潤這一邊。他認為“生意行當由其自擇，非官場所能過問”。對于盛宣懷和朱氏兄弟在局內的爭權奪勢，李鴻章在給沈葆楨的信中說了狠話：“徐雨之獨立搘撐，艱苦萬狀，而粵人性愎，不受諫諍，同事多與龁，然無雨之，則已傾覆?！瓛烀笫⑿由p、朱毅甫，尚再求退，可否聽其自去，免致意見歧出，風浪暗生。”

李鴻章的觀點如此明晰，這是盛宣懷和朱其詔沒有想到的，因此只能暫時休戰(zhàn)。這應該是輪船招商局內部官僚派和市場派的第一次公開化人事斗爭，以李鴻章的表態(tài)，唐、徐二人基本勝利結束。李鴻章不但明確地支持唐廷樞和徐潤，而且還給予招商局進一步的優(yōu)惠政策諸如增加漕運，暫緩官息等。同時，與外商的齊價合同，也在李鴻章的政治性支持下簽訂。由此，招商局得以進入一個順利發(fā)展的階段。

從這個時候開始，招商局的經(jīng)營狀況終于開始有好轉。1887年，朱其昂病故，李鴻章再次拒絕了委盛宣懷為督辦的申請，札委葉廷眷為會辦入局。表面看起來，李鴻章是防止了盛宣懷進一步的內戰(zhàn)，但葉廷眷的介入，卻使招商局內人事關系又添一分復雜。葉入局后，在給李鴻章的稟文中，大發(fā)悲觀言論，認為招商局“用款既繁，虧款既巨。……若再因循拖累，則幾無可挽回”。葉如此貶損，是為了提出一個變商局為官局的方案，大致方法是，請求“加撥公款二百數(shù)十萬兩……一年有余先將商股拔還，成為官局”。不過，這樣的構想，似乎并不討李鴻章的喜悅，反而遭到了幾方面的反擊。唐廷樞致函盛宣懷，說葉有野心：“葉顧之（葉廷眷）習于居官，而不習經(jīng)商，更不習輪船事務，乃見局務蒸蒸日上，意欲一手經(jīng)理，所以出此手段?！倍⑿麘褎t批曰：“大家都存此心，安得不令局外恥笑?！?sup>盛宣懷長期以來都是官場利益和商場利益都要兼顧的人，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與唐廷樞達成一致。葉廷眷勢單力孤，無法左右招商局事務，入局一年，就心生退意，以母病為由，請辭離開了招商局。

葉廷眷的離開，當然不是輪船招商局窩里斗的終結。盛宣懷繼續(xù)在李鴻章那里告狀，說“竊慮該局之無治法，更無治人也”。還是把矛頭直接對準唐、徐二人，時間長了，李鴻章免不了對唐、徐心生懷疑。不過讓李鴻章頭疼的，遠遠不止招商局內部不斷呈報過來的糾紛，事實上來自朝廷保守頑固派對洋務派的彈劾，才真正讓他覺得分身乏術。早在1877年，國子監(jiān)祭酒王先謙就上奏朝廷控訴盛宣懷、唐景星、徐潤等人，說他們在經(jīng)營中徇私舞弊。1879年，兩江總督沈葆楨去世，劉坤一頂替其職后，從1880年開始對招商局進行整頓。由于劉坤一與李鴻章之間有矛盾，整頓的結果，是唐廷樞和徐潤暫時得到了維護，盛宣懷則被排擠出局，被令“不準再行干預局務”。但劉坤一在整頓時提出的欲變官本為官股的方案，卻讓唐廷樞、徐潤和公司大部分民間股東大為不滿。

就在輪船招商局各種內斗次第上演的時候，1883年激烈的上海金融危機爆發(fā)了。徐潤受到此次金融危機的打擊最大，他投資的房地產(chǎn)項目極多，1883年年初所購土地達2900畝，另有已建房產(chǎn)320畝，所以向錢莊貸款額度很大。風暴襲來，地價驟跌，錢莊催其還款，他“不能不以賤價脫手，以三百數(shù)十萬成本之產(chǎn)業(yè)，只攤作二百余萬之款清償完結，受虧至八九十萬”。這是徐潤的方法，他把所有產(chǎn)業(yè)交給債主處理清償，實際上類似于宣告破產(chǎn)。

鄭觀應面對大面積的虧損，選擇了一走了之。

唐廷樞的損失比徐潤少一些，但也讓他無力應對。

這樣的局面，直接導致唐徐二人都因為現(xiàn)金不足難以及時清償招商局的往來賬務。在盛宣懷看來，這就是大事了。很快，李鴻章發(fā)現(xiàn)了這一情況，指責“唐、徐二道，因開平、承德礦務，擅自挪移局本、息款80余萬，幾致掣動全局，實有應得之咎”。可是作為職業(yè)商人，唐景星、徐潤可能并不覺得挪用局款是很嚴重的事，這緣于他們在洋行中的經(jīng)營管理往往是“完全責任制”。按照這樣的規(guī)則，身在招商局的唐、徐，同樣以個人的信用為擔保為招商局籌款，各種企業(yè)間相互拆借十分平常，如徐潤自己所說：“當時謬承眾商見信，凡有往來，如取如攜，毫無難色。十余年來，統(tǒng)計每年年終結欠莊款及紳商存款，常有百余萬兩之多?！?sup>甚至還“將所有己財憑局中隨時移用，以資周轉”。這意味著，他結欠招商局的十六余萬兩，并不算多，只是當時“市面大變”，徐潤遭遇現(xiàn)金流斷裂，無法及時償還而已。

事實上，為這16余萬兩的欠賬，徐潤可謂絞盡腦汁。他用現(xiàn)金及地產(chǎn)償還部分后，仍欠88000余兩無力補上。在徐潤自己看來，他入招商局十一年，薪水僅得25000兩，顯然嚴重不足，補上此筆，還有些應分的花紅，其實賬目就差不多了。不過盛宣懷等人不這么看，他們認為招商局“業(yè)已稟上，無可改動”，駁回了徐潤的請求。最后協(xié)商的結果，以徐潤持有的招商局股票為支付代價，償還清款。這期間，新被李鴻章札委入局任會辦的馬建忠，不斷致函盛宣懷，要盛催促徐潤清賬，稱“必待此項清理，方可逐一催取”。盛宣懷顯然與馬建忠配合默契，除逼徐潤迅速清賬外，還趁機以兩萬六千兩強行收購了徐潤的一處碼頭。徐潤在自敘中，稱“此亦杏翁（盛宣懷）居心太苛，防我等重備船只在該處設立碼頭與彼爭衡，故為此殺一儆百之事，公乎私乎？一笑置之而已”。

這個時候的徐潤，已經(jīng)基本看清了盛宣懷的動機，知道盛宣懷借故排擠，乃是為爭權，是典型的官場做派。當他看到盛宣懷稟告李鴻章說“該局本根不固、弊竇滋生、幾難收拾”這樣的語句之后，不免苦笑。許多年后，徐潤在自己的傳記里，說當時實際上招商局仍有余銀一百余萬兩“根柢深厚，固無恙也”。只是盛宣懷謀權心切，這個時候唐廷樞和徐潤已經(jīng)無力抵擋他了。

徐潤且戰(zhàn)且退，唐廷樞的日子也不好過。在基本搞定徐潤之后，馬建忠和盛宣懷迅速將矛頭指向了當時身不在上海的唐廷樞。馬建忠多次致函盛宣懷，意指唐廷樞多在李鴻章面前維護徐潤，因此要抓住機會催唐清賬。盛宣懷心領神會，表面客氣地致函唐景星，讓他“趕緊清理舊欠各款”，并聲稱“誠恐舊賬一日不清，閣下一日不安”。

盛宣懷的官場經(jīng)驗再一次讓他如魚得水。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了幾封馬建忠和盛宣懷的來往信函，終于看到了盛宣懷的動機。他們在信函中，直言要鏟除唐、徐二人，原因在于：其一，他們認為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這樣的買辦，在洋人看來乃是奴仆，所以每與洋行抗禮，“猶狹主奴之見”，這有損朝廷尊嚴。其二，馬建忠認為，“各局、各船、各棧皆唐、徐引用之人，若仍包涵不予裁撤，則局事更不可收拾?！?sup>也就是說，必須把招商局的權力拿回來，從基層開始拿回來，而逼唐、徐二人交出權力最好的辦法，就是抓住他們的債務問題，極力在李鴻章面前渲染，最終將他們徹底趕出招商局。

需要說明的是，馬建忠、盛宣懷要想趕走唐廷樞，并非容易之事。唐在招商局的影響，可謂興隆，局中上上下下，幾乎都認可唐的才華。1875年，招商局股東來局中查看賬略，眾人一見唐廷樞，便“共有欣事之色，故請不必朗誦（賬略），便向總辦（唐廷樞）道謝而散”。這樣其樂融融的場面，甚至被新聞報道出去。的確，唐、徐二人在為買辦時，已享有商界的領袖地位，兩人又在招商局內主持局務多年，積累的人脈和口碑，可謂強大。盛宣懷要想入主招商局，不把唐徐二人徹底斗倒，便無任何可能。馬建忠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有一次他甚至說：“總之，三藏（唐廷樞）不去，斷難下手?！?sup>

輪船招商局內部的窩里斗如此熱鬧，但李鴻章這樣的官僚，雖然心有自強開放之心，但對市場的波動并不敏感，諸多市場化的商業(yè)規(guī)則，也沒有納入他的思考范圍。隨著局勢的變化，李鴻章對唐廷樞和徐潤的不滿越來越明顯。這樣的局面，當然逃不過盛宣懷的眼睛，他再次面陳李鴻章，繼續(xù)指責唐、徐的各種問題。終于，多年的游說，取得了效果。李鴻章下令，盛宣懷再入招商局整頓局務，其主要工作是，“其提納挈領、調度銀錢大事，應令盛道暫行會同鄭、徐二道，秉公商辦?！?sup>李鴻章的指令看上去還有點含蓄，至少給唐廷樞和徐潤留了余地，不過盛宣懷卻借題發(fā)揮，繼續(xù)向李鴻章指責唐景星、徐潤：“雨之早已不管局事，終日營私；景星亦只管造輪船、挪局款，其開平用項不下二百萬，自己亦并不看賬，一片糊涂，專說大話……此輩皆開拓之才，而無守成之德?！?sup>

這樣的指責，沿著企業(yè)管理水平和個人道德雙向展開，盛宣懷因此理直氣壯，他直接提出，由自己主持局務，裁撤唐、徐二人：“擬先去其弊之大者，全在用人上講究?！?sup>盛宣懷的確是一個官場和商場，黑白兩道同時走的人，這個時候他終于撕破臉皮，徹底表明自己與唐景星、徐潤勢不兩立的水火之勢：“職道日夜焦想，只好且看景星如何，再定去留?！?sup>言下之意，是有他無我，有我無他。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盛宣懷在李鴻章面前大肆攻擊唐廷樞，另一方面卻又致函唐廷樞贊揚他?！伴w下在京督辦鐵路，開天下風氣之先也，勛勞遠大?！彼约翰贿^在招商局“掛各總辦……以后閣下于鐵路工竣，仍可兼移此席也”。對于奉命來清查賬務的朝廷命官，他很做作地表示，自己“究是門外……本不敢過問……與唐景星無不彼此心心相應，斷無不了之事也”。

這當然是官場格斗的老套路了，盛宣懷操練得嫻熟，但唐廷樞和徐潤卻基本不知。事態(tài)發(fā)展的結果當然是，徐潤和唐景星先后被迫離開招商局。首先是長年實際主持局務的徐潤，在盛宣懷“借端發(fā)難”之下，于1884年2月以養(yǎng)病為由請假；其次是李鴻章以“假公營私”之名，奏請朝廷革除了徐潤職務；第三，則是1885年，唐廷樞奉命北調，專主開平煤礦，與招商局脫離關系。至此，唐、徐二人徹底出局，盛宣懷全面入主招商局，一度運行正常的商辦體制，開始倒退到官督商辦體質。這里的官，當然是盛宣懷；這里的商，因為沒有了唐廷樞和徐潤，所以也只能是盛宣懷。

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唐廷樞在招商局顯然是待不下去了。不僅是盛宣懷想趕走他，關鍵是李鴻章對他也頗有微詞。好在李是個愛才的官僚，他決定讓唐廷樞去負責北方開平煤礦的開發(fā)。這是1876年的春天，唐廷樞奉命北上，開始把絕大多數(shù)的精力放在了晚清的礦務上。

有一種說法，認為唐廷樞自此離開輪船招商局，事實上對招商局日后的發(fā)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問題在于，開平煤礦也是由李鴻章主持創(chuàng)立，李的目標是想建立一個產(chǎn)業(yè)鏈，比如他看到像招商局這樣的大企業(yè)，仍然需要大量依靠進口來解決煤耗問題，其他如江南機器制造局等企業(yè)，也離不開煤。因此，自主開采煤礦，就是李鴻章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

唐廷樞很快就展開了對開平煤礦的深度調查。開平礦位于河北省灤州所屬之開平鎮(zhèn)，距天津約240公里。這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產(chǎn)煤之地，明代就有當?shù)鼐用耖_采，煤質優(yōu)良，儲藏豐富。很快，唐給李鴻章提交了文書，《勘察開平煤鐵礦務并呈條陳情節(jié)略》。他對開采煤的可行性進行了高度肯定，提出“開煤必須筑鐵路，筑鐵路必須采鐵。煤與鐵互為表里，自應一齊舉辦”的戰(zhàn)略構想。李鴻章顯然對此很滿意，后來的事實證明，唐廷樞的這一想法具有前瞻性，李鴻章很快就力推漢冶萍廠，其主要思路，就是將煤礦、鐵礦和鐵廠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的礦務企業(yè)。

事實證明，唐廷樞操持企業(yè)，的確有張有弛。1877年開春，唐廷樞就拿出了《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其中主要規(guī)定了，集資額為八十萬、體制為官督商辦，將來所產(chǎn)之鐵、煤，優(yōu)先供機器局和招商局使用等。李鴻章大喜，很快對此給予了肯定的批復，并表示要“摒棄官場習氣，悉照買賣常規(guī)，最為扼要”。

和過去每次的招股行為一樣，唐廷樞回到上海為開平礦務局招股并不順利。主要的原因，依然是商人對于官方給公司確定的體制心存疑慮。結果，計劃招攬的80萬兩，只募得20萬，而且，認購的各路商人，都是與唐廷樞和徐潤關系密切的粵商。當然，唐廷樞并沒有就此放棄，1878年1月，他在《申報》上釋放出這樣的信息：“各巨商知此事名為官辦，實為商辦，兼悉開平礦產(chǎn)極多，日后用西國機器開挖，用力少，成功倍，當可大獲其利?！碧仆性谏虾Ｉ倘巳ψ永锏目诒騺順O好，因此，當這樣的傳播借助公共媒體放大之后，開平礦務局的附股者迅速增多，很快就招到70萬兩。這樣的資金規(guī)模，足夠唐廷樞運作了。

資料顯示，在唐廷樞的努力下，開平礦務局的開局非常好。1880年正式出煤，1881年再次吸收100萬股本，1882年達到了日產(chǎn)500噸的驚人規(guī)模，1883年至飆升到日產(chǎn)600噸，到1884年下半年起，長期維持在日產(chǎn)900噸以上。

如此卓越的企業(yè)發(fā)展，不僅讓開平礦務局財源滾滾，而且直接拉動了晚清的相關工業(yè)產(chǎn)業(yè)。最醒目的是中國第一條鐵路開建。這是唐廷樞向來強調的戰(zhàn)略，煤礦必須與現(xiàn)代鐵路整合在一起。1879年，他上稟李鴻章，極力建議修一條鐵路，因為在唐廷樞看來，“煤本不難取，所難者使其逐日運出費力”。李鴻章是個開明之人，當然知道鐵路的重要性，不過這樣的建議，卻遭到了朝廷一批守舊官僚的強烈抵制。不得已，李鴻章一度打算謀求修建運河，但因地勢不適，無法啟動。事情拖到1880年，李再次向朝廷申請修筑輕型鐵路，考慮到各路遺老遺少不能接受機車，于是聲明，新修的鐵路，將以驢馬拖載，于是，朝廷才批準這樣的鐵路計劃。

由此，中國第一條鐵路正式開工，從唐山煤井到胥各莊，一共18華里。1881年5月13日動工，11月竣工。初時，用以驢馬拖車，但是效率太低，1882年，鐵路工程師英國人金達用開礦機器之舊廢鍋爐改造成一臺小機車，上路使用，效果極佳。不過這樣的消息傳到京城，立即遭到彈劾，理由是機車驚動東陵，破壞朝綱，勒令禁駛。據(jù)說李鴻章對此哭笑不得，但也無可奈何。最著急的是唐廷樞，他開始上下周旋，反復陳述鐵路的好處。幾經(jīng)波折，數(shù)月后，機車終于恢復行駛。

鐵路運輸?shù)暮锰幍拇_是立竿見影的。1885年，天津稅司德璀琳呼吁擴大鐵路建設，他致函李鴻章，言明展長路線的必要性。這剛好是李鴻章的意圖，于是，李再次奏請朝廷，將唐胥鐵路延長至蘆臺，組建開平鐵路公司，派伍廷芳任總理，唐廷樞為經(jīng)理，并于1886年動工，1887年通車。至此，中國鐵路終于開始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

的確，開平礦務局的確是近代中國企業(yè)史的一個成功案例。“其煤質既佳而價值又廉，銷路極佳”，鐵路修成后，更是生意紅火，當時的輿論對此十分看好，“開平煤礦日益成功，產(chǎn)量每日已達八百至九百噸。新的鐵路建筑計劃推進得很快?！?sup>入股的商人也因股價上漲而獲利，以至于開平礦務局創(chuàng)始每股100兩，后漲至300余兩。而這一切，都是唐廷樞的成就。

遺憾的是，此時的唐廷樞已經(jīng)身染重病了。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1884年，徐潤被迫離開招商局之后，在唐廷樞的影響下，也開始把精力投入了礦業(yè)之中。根據(jù)徐潤的自敘，他的礦務考察十分頻繁，與唐廷樞一同至平泉銅礦、煙筒山礦，還曾受劉銘傳之委任，去到臺灣的雞龍煤礦任差，但因水土不服，只能抱病而歸。1889年，徐潤受李玉衡委任，會辦香山縣天華銀礦，但不久后銀礦被迫停辦了。

1891年，徐潤開始倡辦建平金礦，后與嚴筱舫、周金箴等成立天一墾務公司，不過很快偃旗息鼓。這一年他還考察了孤山子、煙筒山兩處礦產(chǎn)，考察了承德府所屬平泉、建昌、朝陽、赤峰各金銀礦山。并拿出了一系列企業(yè)興辦方案，呈請李鴻章飭辦。到1892年，李鴻章正式札委他為建平金礦會辦。1896年，他除了經(jīng)辦林西煤礦和建平金礦之外，又受札委辦理雙山子五道溝等處金礦，但諸如此類的商業(yè)行為，和唐廷樞相比，都是乏善可陳。

這樣的境況，讓徐潤有所思考。他自述阻力有三：第一是礦山未將山契交出，也就是說，土地產(chǎn)權問題沒有解決好；第二，是招股接續(xù)不上，也就是說，資金沒有完全到位；第三，則是別人心生退志，他自己也是無力回天。如此，徐潤得出結論，認為開辦礦山企業(yè)，除非有百萬以上資本，否則很難繼續(xù)經(jīng)營下去。

一個商業(yè)上的天才，由于制度設計的原因，現(xiàn)在陷入事業(yè)的困境，這是一個普遍的中國事實。此時的徐潤，的確不知道自己的商人生涯該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好在山不轉水轉，1891年，時任招商局和電報局的職董謝家福忽然想起了去職多年的徐潤，他從用人的角度出發(fā)，向李鴻章與盛宣懷提議，希望讓徐潤重回輪船招商局。但盛宣懷顯然不愿看到老對手的回歸，所以謝家福首先試圖說服盛宣懷：“獨于商總一項，竹坪已死，景星多病，只有雨之（徐潤）可用?！?sup>而在李鴻章面前，謝家福則認為：“商總必不可無而又非徐（徐潤）莫屬。”言下之意，只有徐潤回來，招商局才有可能盤活。

這樣的說辭，盛宣懷當然不高興，他認為“復用徐雨之兄，這是綏翁（謝家福）成見，總說商局必要洋行買辦出身，方能辦好”。他把陳年舊事再次搬出來：“雨翁前因虧空款數(shù)十萬而被參，今若易馬而用徐，何以服人？”話說到這一步，等于是拒絕了謝家福的建議，不過謝家福仍是試圖說服盛宣懷接受徐潤：“城北（徐潤）虧空云云。當時既無監(jiān)督之人，又值開埠第一次銀根極緊之時，茍非圣賢，誰能不虧？虧而有抵，行誼何損？官場永不起用者，尚可開復；商號清欠復用者，不知道多少。況用之不宜，滿年即可辭退，權操股東，不比相委?！?sup>謝的話的確很誠懇，但盛宣懷顯然并不愿順著臺階而下，他開始直接說出自己的擔憂：“請閣下閱弟查參雨之全卷，自知我兩人之不能再合……想公能助雨之，不能助鄙人，天也，非人也！”

事實上，在此之前，徐潤曾經(jīng)致函盛宣懷，希望能重回招商局。如今謝家福力薦，也無濟于事。盛宣懷的理由很多，陳述得最多的，是“雨翁向來辦事不愛商量……與其一再決裂，不如奉身而退”。此時此刻的招商局，權力都在盛的手上，他不同意，徐潤就無法回來。有意思的是，盛宣懷阻止了徐潤，但卻請回來鄭觀應。如此，盛宣懷排斥徐潤，就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了。

就在這里時候，傳來唐廷樞去世的消息。如此，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最重要的“買辦三杰”的個人命運，可謂塵埃落定。徐潤徹底被盛宣懷排除在招商局外，鄭觀應淪為盛宣懷的幕僚，唐廷樞則英年早逝。這是1892年，曾經(jīng)作為一種中國近代企業(yè)制度改革的官督商辦體制和商辦體制，終于宣告徹底失敗，畫上了一個無奈的句號。

有些史料是很有趣味的，比如企業(yè)家之間的評價。

鄭觀應對唐廷樞的評價，可謂情深意切。“蓋此公（唐廷樞）一生精力消磨于商務、洋務之中，數(shù)十年來備嘗艱苦，凡事不因仇怨，顧全大局，力圖整頓，洵為吾粵中辦洋務之特出者?！?sup>

徐潤對唐廷樞的評價更高：“景公誠人杰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竊向往焉?！薄捌瞥f時之陋習，采用新法，集國人之資，用眾人之功，以組織此協(xié)和、北清、華海三輪船公司，均以西法經(jīng)營之，又得國人之信任，所見之明無可及也。伊為中國未經(jīng)創(chuàng)見最大方略之領袖。又辦招商局，得政府輔以巨資，不特廣華人之事業(yè)，而其用人行政皆用本國之人，唯其中數(shù)部，須專門技術，為華人所未能者，方始用西人管理。該公司雖純用西法經(jīng)理，盡為中國之事業(yè)，唐君得中國最有權力極高明之貴人李鴻章以為庇護之主，誠大幸也。此二公若能如余等所謂得享永年，于國中之商務大有進步者也。現(xiàn)近之方略，唐君與有名者為創(chuàng)辦開平煤礦，亦純用西法經(jīng)理，唐君誠為明遠識之人，為余等從來所未經(jīng)遇見。初創(chuàng)一事，凡動一念即能預知其結果，而竭力營謀之。今開平煤礦之發(fā)達，是可操勝券而得也。我西人日與華人互相周旋，唯此君之廣識博覽，實令人欽佩者也。”

徐潤對唐廷樞的贊美溢于言表，其核心要點，在于唐在中國公司里引進國際化管理，成為一代企業(yè)家的楷模。這樣的評價可謂高遠。不過對于盛宣懷，徐潤的觀點就不那么客氣了。

1893年，徐潤控股的繅絲局被停辦，股本的處理方案，“早日股東未加股者發(fā)還股銀十兩，已加股者發(fā)還股銀二十兩”，這個方案被普遍認為“甚不公道”，即使如此，不久繅絲局就被盛宣懷收為自辦。徐潤感嘆，“有強權而無理”，但他“明知道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奈何，只可隨眾而已”。至此，徐潤終于看透了盛宣懷：“此老財勢兩足，心狠手辣也。”

中國有成語云，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唐廷樞、鄭觀應和徐潤不是盛宣懷的對手，但袁世凱對付盛宣懷，就是舉手之間的事情。1902年時，袁世凱接替去世的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上任便要掌控招商局和電報局，他的主要對手，當然就是控制招商局多年的盛宣懷。袁世凱動手極快，當年，盛宣懷父亡，他必須守制，袁世凱趁機接管了招商局。

為了徹底清除盛宣懷的勢力，與盛宣懷水火不相容的徐潤，就進入了袁世凱的視線。1903年，盛宣懷督辦之位被革，徐潤受袁世凱札委，為招商局會辦。徐潤在入局之后，立馬對招商局進行整頓，得出的結論，是“非添新船不可”。1906年，他接替袁世凱的親信楊士琦，被札委為招商局總辦。三年之中，徐潤主要的經(jīng)營動作是為招商局添置了四艘輪船。

徐潤在這邊整頓，并不意味著盛宣懷徹底罷休。此時，他身在日本，展開了一系列旨在奪回招商局的動作。盛宣懷這次的口號，是代表股東利益，反對袁世凱的官辦體制。這看上去的確是與企業(yè)制度建設有關的舉措。1907年，盛宣懷牽頭，在上海召開了一次招商局股東大會，目的是要將招商局注冊為商辦。

對企業(yè)制度建設有著成熟理解，且多年來一直追求完全商辦的徐潤，在這個時候站在了盛宣懷的對面。為了阻止盛督懷的奪權，徐潤針鋒相對地于1907年在香港召開了一次粵港股東會議。在會議上，徐潤指責盛宣懷在招商局“移動公款接濟鐵廠、萍礦、通商銀行、紗廠毀本30余萬”。并放言，如果招商局再入盛宣懷之手，“必蹈前覆轍”。由此，徐潤發(fā)出呼吁：“我港粵商股若不堅持到底，恐負北洋歷年調護之本意，與夫唐景星觀察創(chuàng)辦之心血矣?！?/p>

這樣的陳述，顯然符合股東們的心思，會議達成共識，“照大清商律，在農(nóng)工商部注冊，為股東有限公司”?！盁o須另派股東，及別人專任注冊事”。徐潤很高興，他得到了粵港股東的支持，于是再接再厲，上稟袁世凱，提出整頓招商局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籌款添造新輪船和棧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費盡心思的提議，非但沒得到袁世凱的支持，反而將其撤職。

這是徐潤完全沒有想到的結果。

袁世凱給出的理由非常牽強，說徐潤的議案中所言欲造輪船與棧房需籌款60萬，但徐潤卻計劃籌集100萬，其中溢出40萬必然要虛耗利息，這說明徐潤“病后心神不足，致籌劃各事失算良多，無以對股東托付”。于是就讓他休假三月待命，實際上就是要將他清理出局。

這個理由，徐潤當然知道不過是借口，于是他致函他的朋友蔡述堂，對袁世凱做了一次不卑不亢的回應：“兄意此次撤差，并不在于籌款之失算?！?sup>至于真正的原因，他把其歸之為“當必有以蜚語中傷者”，是有人要“謀得代理總辦差使者也”。

徐潤這樣的自我解釋有道理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徐潤圖謀的是企業(yè)的發(fā)展，袁世凱圖謀的則是自己的政治博弈。這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袁世凱之所以對于招商局垂涎欲滴，無非是看中其利潤豐厚，可為成為北洋勢力的一部提款機。他之所以讓徐潤出山，固然看中了他的能力和在招商局的威望，但最重要的，是他要走出李鴻章的陰影，由此他和盛宣懷必然勢不兩立，所以，他要用徐潤的影響，對付長期把持招商局的盛宣懷。此時的盛宣懷，與袁世凱爭奪招商局，底氣是企業(yè)的“商辦”制度，是代表股東抗擊袁世凱的“官辦”制度。但眾所周知，當年盛宣懷排擠唐廷樞和徐潤，用的手段，就是以官壓商，把中國近代好不容易初見端倪的商辦企業(yè)制度拉回到政府主導的官辦制度。如今的商辦主張，不過是盛宣懷政治斗爭的一個籌碼，一個幌子而已。

徐潤顯然看穿了盛宣懷的野心，不過他卻沒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袁世凱的用心，其實與盛宣懷如出一轍。當徐潤以他在股東內的影響力來反對盛宣懷，并力主為招商局去注冊成商局時，已經(jīng)觸犯到了袁世凱控制招商局的謀劃。這真是一個巨大的陷阱，徐潤終其一生，可能也沒有領會到官場的幽暗，一輩子也可能不知道，只有他自己是企業(yè)思維，而盛宣懷、袁世凱都是政治思維。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在盛宣懷、袁世凱這些人的眼里，不過是一道政治博弈的工具，他們從來不知道，也不會承認，在一個走向近代化和現(xiàn)代化的國家之中，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必須是獨立的一個階層，只有企業(yè)和企業(yè)家才能推動市場的發(fā)展，才能為國家積累財富。

常識的稀缺造成了歷史的錯誤。如此，袁世凱不但不認為徐潤有價值，他甚至懷疑徐潤可能與盛宣懷聯(lián)手，發(fā)動股東來對付自己，破壞自己巨大的政治謀略。因此，對于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強人而言，徐潤不過是一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棋子。

1. 上?！哆h東月報》1878年1月5日。
2. 《唐廷樞年譜》（1842年），汪敬虞：《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56頁。
3. 《唐廷樞年譜》（1851年），汪敬虞：《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58頁。
4. 《唐廷樞年譜》（1862年），汪敬虞：《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59頁。
5. 《1866年1月4日唐廷樞致機昔》，見《唐廷樞年譜》（1858年）。
6. 《1865年7月9日機昔致J.惠代爾》，轉引自《唐廷樞之買辦時代》，劉廣京注：這篇是論文，無頁碼。
7. 《1864年9月27日機昔致J.惠代爾》，轉引自《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8. 《1865年7月9日機昔致J.惠代爾》，轉引自《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9. 《復張弼士書》，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
10.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52頁。
11. 《1867年2月19日約翰遜致J.惠代爾》，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12.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一書中說：“向華商追還債欠，終非易事，不如責成買辦擔保，亦可使買辦與華商交易時，自知謹慎也?！?/li>
13.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14. 同上。
15. 《1871年8月17日約翰遜致機昔》，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16. 《1871年6月1日約翰遜致機昔》，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17. 《1868年7月1日約翰遜致機昔》，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18. 《1865年12月2日機昔致J.惠代爾》，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這條材料的重點指向，在于買辦的固定收入與收取傭金。
19. 《1865年7月9日機昔致J.惠代爾》，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0.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1. 《1871年6月1日約翰遜致機昔》，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2. 《1868年10月8日唐廷樞致機昔》，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3. 《1870年7月1日約翰遜致J.惠代爾》，轉引自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4. 劉廣京：《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76頁。
25.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26. 劉廣京：《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81頁。
27.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
28. 同上。
29. 張世紅：《晚清買辦與實業(yè)家徐潤研究》，第57頁，此為論文。
30. 《李文忠公全書》（光緒三十一、三十四年刊），卷25奏稿，第5頁。
31. 《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冊，第51頁。
32. 此時盛宣懷還沒有實權，只是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入局監(jiān)察。
33.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48頁。
34. 《徐愚齋自敘年譜》，見臺北文海出版社《上合肥相國遵論陳明前辦商局各事節(jié)略》。
35. 《徐潤致盛宣懷函》（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七）。
36. 《唐廷樞、徐潤致盛宣懷函》（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37. 《許仲弢致盛宣懷函》（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日）。
38.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頁。
39. 《徐潤致許仲弢函》（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40.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875年版。
41. 《李文忠公全書》（光緒三十一、三十四年刊），卷19奏稿，第45頁。
42.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
43. 劉廣京：《英美航運熱力在華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75頁。
44. 劉廣京：《英美航運熱力在華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86頁。
45. 劉廣京：《中英輪船航運競爭1872—1885》，此篇為論文。
46.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98頁。
47. 劉廣京：《中英輪船航運競爭1872—1885》。
48.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98頁。
49. 《復沈幼丹制軍》（光緒三年十月初一日）。
50. 《李文忠公全書》，光緒三十一、三十四年刊譯署函稿，卷七，第27頁。
51.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106頁。
52. 《徐潤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六月初十）。
53. 《招商局始末及擴充辦法節(jié)略》（光緒三年八月）。
54.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107頁。
55. 《朱其詔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56. 同上。
57. 《朱其詔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五月初四日）。
58. 《朱其詔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五月初四日）。
59. 《丁壽昌、唐廷樞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
60. 《徐潤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七月初七日）。
61. 《李文忠公全書》，光緒三十一、三十四年刊，朋僚函稿，卷17，第27頁。
62. 同上書，第41頁。
63. 《葉觀察稟稿——稟北洋大臣李鴻章》，轉引自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55頁。
64. 《唐廷樞致盛宣懷函》（光緒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65. 《總理各國事務奕等奏》（光緒七年四月十四日）。
66.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
67. 《李鴻章批》（光緒九年十月初七日）。
68.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
69. 《徐潤致盛宣懷、沈能虎、鄭觀應函》（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70.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
71. 《馬建忠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年三月十三）。
72.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
73. 同上。
74. 同上。
75. 《盛宣懷致唐廷樞函》（光緒十年五月）。
76. 《馬建忠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年五月初七日）。
77. 同上。
78. 《申報》（光緒元年七月三十日）。
79. 《馬建忠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年五月十二日）。
80. 《李鴻章批》（光緒九年十月初七）。
81. 《盛宣懷上李鴻章稟》（光緒九年十月十九日）。
82. 同上。
83. 同上。
84. 《盛宣懷致唐廷樞函》（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85. 張后銓主編：《招商局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42頁。
86. 汪敬虞著：《唐廷樞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第84頁。
87. 《唐廷樞開采開平煤鐵并興辦鐵路稟》（光緒三年八月初三日）。
88.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22頁。
89. 《申報》，1882年2月28日。
90. 《捷報》，1886年9月4日。
91. 《申報》，1882年5月31日。
92. 《謝家福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93. 《謝家福擬稟李鴻章夾單》（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94. 《盛宣懷致嚴瀠函》（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95. 《謝家福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96. 《盛宣懷致謝家福函》（光緒十七年九月）。
97. 《盛宣懷致黃建筦函》（光緒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98. 《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99.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
100.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
101.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
102. 《北洋大臣袁札文》（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103. 《致蔡述堂觀察函》（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104. 《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