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管子》解體文的話語方式及書寫意義

張越^[1]

摘要：《管子》解體文是先秦闡經(jīng)文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其獨特的話語方式及文體意義?！豆茏印方怏w文包含經(jīng)解別行和經(jīng)解合一兩種類型。其解經(jīng)方式是以句為單位訓釋經(jīng)文大意，同時兼顧字詞訓詁；在解說經(jīng)文時傾向于以自然現(xiàn)象比擬社會現(xiàn)象，并出現(xiàn)了大量以“故事”說經(jīng)的例證。在書寫方式上，《管子》解體文論證方式多樣，論辯思路嚴密；在語言方面，文辭優(yōu)美，獨立成章?！豆茏印方怏w文開后世解體文之先河，對后世解體文的書寫起了標舉范式的作用。

關鍵詞：《管子》 解體文

作為先秦論說文文體的一種，解體文和同時期產(chǎn)生的問對體、說體、序體等文體類似，都源自對經(jīng)典闡釋的過程之中。這是一種由說經(jīng)的行為方式慢慢衍生出來的新的文體，最初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時期諸子闡經(jīng)文獻中。

一

解，甲骨文寫作，金文寫作，其早期字形并未有大的變化，到了小篆，字形略有調(diào)整，寫作，《說文解字》云：“解，判也。從刀，判牛角?！笨梢?，“解”的本義應是用刀分割牛角，如《莊子》中有庖丁解牛；除解牛外，“解”也可用于分解別的動物（后期也包括肢解人），如《左傳·宣公四年》有“宰夫將解黿”的記載。大約到了戰(zhàn)國時期，此字的意義開始發(fā)生變化，可能是借用了分割動物需要層層分解剖析這個過程，故而“解”生發(fā)出了“解釋”之意。如《莊子·徐無鬼》云：“以不惑解惑，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薄端貑枴ご听R論》云：“余未知其所謂，愿聞其解?！钡搅藵h代，人們直接把“解”的含義定為“釋”，如《儀禮·大射禮》鄭注：“解，猶釋也。”魏晉之后，“解釋、解析”的意義成為該字的常用義項，如《玉篇》：“解，釋也?！薄稄V韻》：“解，講也，說也。”“解”由解析動物引申為解釋文意，經(jīng)歷了較長的時間，而作為一種文體被識別，更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

以“解”命名的文章，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如《管子》中有《管子五解》，《韓非子》中有《解老》篇，這都是作為闡經(jīng)文獻出現(xiàn)的新生文體。但直到南朝時期，在《文心雕龍》中，解的文體認同仍然較為模糊，似乎依然未逃脫作為行為方式的“解釋”之意，《文心雕龍·書記》云：“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征事以對也?！⑹隼碛谛?，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2]劉勰認為“解”是百官詢事的一種方式，作為政務類的應用型文體，其文學價值不大，屬于“藝文之末品”。顯然，劉勰所說的“解”體與先秦時期的闡經(jīng)文體“解”并不是一回事。但劉勰對“解”體的特征總結得十分準確，即“解釋結滯，征事以對”。經(jīng)歷了漫長的唐宋時期，因為韓愈的大力發(fā)展，解體文終于得到了文體研究者的注意，在文體研究更加成熟的明代，吳訥和徐師曾不約而同地將“解”體獨立出來，作為論說文的一種，并對其做了精湛的分析，如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釋“解”體云：“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yōu)榱x，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3]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在吳訥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說：“按字書云：‘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湮囊赞q釋疑惑，解剝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或題曰解某，曰某解，則惟其人命之而已。”^[4]除對“解”體進行文體歸納外，此時文論家們也開始探討“解”體的起源，如徐師曾說：“揚雄始作《解嘲》，后遂仿之。”^[5]也有部分文論家認為“解”體起源于“五經(jīng)”。如元代郝經(jīng)將“解”體放在《易》部下，并說：“昊天有四時，圣人有四經(jīng)，為天地人物無窮之用，后世辭章皆其流波余裔也。夫繇、彖、象……皆《易經(jīng)》之固有，序、論、說、評、辯、解、問對、難、語、言，以意言明義理，申之以辭章者，皆其余也?！?sup>[6]明人黃佐《六義流別》，也在《春秋》藝下，有“論贊之流其別有六：論、說、辯、解、對問、考評”^[7]，認為解為《春秋》論贊文體下新萌發(fā)的新文體。無獨有偶，明萬歷時期譚浚《文言》也曾說：“解、釋、通、義，傳（作者認為‘傳’源自于《春秋》）之流也?！?sup>[8]。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文論家雖然因宗經(jīng)關系，將解體起源追溯到了“五經(jīng)”，卻不約而同地認為“解”體出自闡經(jīng)文獻，即闡釋經(jīng)典的文獻，這種推斷其實已經(jīng)開始觸及解體文的本源，但尚未追溯至其源頭。直到近代，章太炎先生才首次將解體文的源頭追溯至《管子》。章太炎先生說：“解莫辯于《管》《老》?！庇终f：“《管子》諸解，蓋晚周人為之，稍有記錄。韓非為《解老》，其義閎遠。凡順說前人書者，皆解之類?！?sup>[9]張舜徽先生也說：“解者判也，判析旨義使易明也。肇端于《管子》諸解，韓非亦有《解老》，蓋周末已有此體?！?sup>[10]《管子》解體文和《韓非子·解老》篇應為解體文的源頭。《韓非子·解老》被認為是模仿《管子·形勢解》而成的，故而我們以《管子》解體文為中心，分析早期解體文形成的歷史背景及文體特征。

二

《管子》舊傳為春秋時期齊國國相管仲所作。《韓非子·五蠹》篇曾說：“今境內(nèi)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zhí)耒者寡也?！?sup>[11]所謂管子之法，即指《管子》?！豆茏印芬粫谒枷敕矫媸艿烬R國太公姜尚的影響。章太炎先生認為，姜太公雖有“撥亂之才”，但“跡其行跡，以間諜欺詐取人，異于儒法”，正因為如此，孔子才“不稱伊呂”；而《管子》一書正是“祖述大公”之書^[12]，可見《管子》淵源有自，不僅是管仲思想的體現(xiàn)，而且可追溯至太公之法。司馬遷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即《形勢篇》）、《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13]《漢志》載《管子》八十六篇，歸于道家?！端逯尽穼⑵錃w于法家。后世目錄學書目多將其歸于法家。關于《管子》一書的真?zhèn)巍⒊蓵甏?、作者等問題在后世一直爭論不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文獻通考》引水心葉氏（葉適的《隨學記言》）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書?！?sup>[1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引用了葉適的說法，也認為其非作于一時一世，整個成書過程較長，但基本屬于先秦作品。近年來的出土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15]，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此書真正成書的年代應是戰(zhàn)國的稷下學宮時期^[16]。稷下學宮存在的時間較長，應該是從齊威王開始一直延續(xù)到齊襄王，前后大概有150年的歷史，^[17]也正因為如此，今天我們看到的《管子》內(nèi)容駁雜，思想分立，文體形式也多種多樣，為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書中稱《經(jīng)》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nèi)言》者九篇……稱《管子解》者五篇……意其中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意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18]這種根據(jù)書中內(nèi)容而推斷其撰寫分類的方法是相對客觀的。書中分為經(jīng)言、外言、內(nèi)言、管子解等八類，其中經(jīng)言和管子解兩大類即戰(zhàn)國時通行的為經(jīng)文做解說箋注的行為，也就是四庫提要中所提出的“手撰”和“箋疏”兩類。和《墨子》經(jīng)說篇類似，這種經(jīng)學闡釋文獻的形成，大都與諸子師徒授受的學術傳承有關，《管子》解體文也不例外。正如郭沫若所說：“《明法篇》別有《明法解》，逐句解釋，如一經(jīng)一傳，分明是師弟之間所傳授的講義錄?！?sup>[19]胡家聰先生也認為《管子解》是稷下學宮的講義。^[20]本文贊同《管子》解體文形成于稷下學宮的師徒授受，但認為文內(nèi)不同形式的解體文的形成原因還可再加考辨。

《管子》一書中的解體文按其形式可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經(jīng)解別行，如《管子五解》；

第二，經(jīng)解合一，前經(jīng)后解，如《宙合》、《心術》（上）；

第三，經(jīng)文中摻入解文。如《牧民解》雖在梁、隋時已經(jīng)亡佚，但殘章?lián)饺搿赌撩瘛贰稒嘈蕖菲?，以至于有學者認為《牧民解》并未亡佚，“特為后世治管書者混而合之”^[21]。

以上三種情況，除第三種情況可能是后世流傳過程中導致舛訛竄入，我們在此不討論外，第一、二種情況值得我們進行詳細考察。首先是經(jīng)解別行的《管子五解》，即《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其中《牧民解》亡佚，只有后四篇傳世。在這五篇解中，除了《明法》篇為區(qū)言（《明法》也是稷下學派早期法家作品）之外，其余四篇均為經(jīng)言所作之解。有學者認為，《管子》中的經(jīng)言均為稷下法家學派的作品，成文應在戰(zhàn)國初期，^[22]相較于《管子》其他篇目，經(jīng)言中的文章應該屬于最早成文的一批，很可能是《管子》書中最早的18篇文章的主干部分。據(jù)劉歆《七略》所說，《管子》最初只有18篇，據(jù)胡家聰?shù)认壬目甲C和推測，這18篇原文很可能每篇都有解，只是后來亡佚了，只剩下了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幾篇解。^[23]按照先秦解經(jīng)時經(jīng)、傳分離的傳統(tǒng)看，單獨冠以“解”的五篇文章應是解體的正體。在四篇流傳于世的解體文中，經(jīng)和解單獨分列，經(jīng)本身為傳世的文字，而不是綱要性質(zhì)的羅列，如《牧民篇》中的“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國之四維”等文字，既包含非常深刻的哲學思想，也是非常優(yōu)美的韻文，解不過是在此基礎上對經(jīng)的內(nèi)容進行分析；就其形式而言，這四篇解大都為逐句解釋所對應的經(jīng)文，基本格式是“……，故曰……”，“故曰”之前為解說之辭，“故曰”之后為經(jīng)文。但不同的解文中還是存在細微的差別，如《形勢解》體制最為完備，解經(jīng)的方式也最為多樣，使用故事類的訓釋較多，解經(jīng)方式頗像《韓非子·內(nèi)外儲說》和《韓詩外傳》；而《版法解》《明法解》則幾乎不引用“故訓”與“故事”，多用“直言”（說理）的方式進行注解。相比而言，形式較為特殊的是《立政九敗解》。

《立政篇》本有九目，但《立政九敗解》單解說“九敗解”一目，觀其題目，“九敗解”之名形成很早，可見最開始就不是針對全章所進行的解釋，而是擇其重要部分進行詮釋。關于這一點，黎鳳翔先生認為是因為稷下學宮師生授受所固有的制度，即所謂“知子目為當時所固有，為講授之用，乃學制也”。而其中針對不攻寢兵、兼愛非攻等觀點進行駁斥，顯然是反對宋钘、墨翟等人的政治主張。墨翟是墨家的代表，墨家學派在當時號稱“顯學”；而宋钘、尹文等人則是稷下學派道家的代表人物，宋钘的政治主張是不攻寢兵，他的學說吸收了墨子的兼愛、非攻思想，^[24]故而《立政篇》中將他和墨子的主張一起批判?！读⒄艛〗狻冯m然看起來像是逐條逐句解釋，但因為其本身為搜集當時流行的各類思想傾向及政治主張，所以解文對其進行注解和辯駁，實際上是對學術思想進行一種整理，這種解體文不能僅僅看作一種箋注訓詁類的解釋，還應該是對經(jīng)文的進一步闡釋和深入的理解。

要言之，《立政九敗解》雖然是獨立的解體文，但其行文方式更像是《管子》解中的第二類情形，即經(jīng)解合一的篇章，這種類型包含《宙合》篇和《心術》（上）。這一類篇目都是前文為經(jīng)，為大綱性質(zhì)的綱目，如《宙合》篇列15條綱目（經(jīng)），《心術》（上）列出六條綱目（經(jīng)）；文章后半部分則是以經(jīng)文為綱進行解說。這一類解體文中，經(jīng)、解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離開了經(jīng)文，其解說部分就不能成文，正因為這些特征，有學者將經(jīng)解別行的方式命名為“經(jīng)說體”，而將經(jīng)解合一的形式命名為“經(jīng)文經(jīng)解體”^[25]，表現(xiàn)了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不同，可能是因為《管子解》創(chuàng)作時的時代不同，其針對的經(jīng)文也不同的緣故。如《管子五解》被認為是法家的代表作品，而《心術》《宙合》則是黃老道家的作品，不同學派在闡述本派學術時，注解方式可能會有差別。另外，就時間看，《管子五解》對應的經(jīng)文形成較早，一般來講，經(jīng)文形成時間早，其解文的形成可能也會略早，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可以大膽推斷，這類文獻的形成時間要略早于經(jīng)解合一的篇章，所以它的格式還是遵循當時非常正統(tǒng)的解經(jīng)分離的形式，而《宙合》、《心術》（上）兩篇，一為外言，一為短語，其經(jīng)文本身的形成年代應該略晚于《管子五解》中所闡發(fā)的經(jīng)文。尤其是《心術》篇，一般被認為是稷下學派中宋钘的思想，^[26]宋钘雖然是稷下學派中成名較早的學者，但其學術定型并形成固定文本進行流傳，必然時代更晚。此時，解經(jīng)文獻很可能有了一些新的變化，經(jīng)解合一的現(xiàn)象也漸漸開始出現(xiàn)，如《韓非子·內(nèi)（外）儲說》。同時，這類綱目型的經(jīng)解合一的文章也很適合辯論，這類文獻是不是為了適應本學派內(nèi)部或不同學派之間的學術辯論需求^[27]，還有待討論?？傊瑔渭儗ⅰ豆茏印方怏w文中的經(jīng)解別行和經(jīng)解合一的形式差異認為是在后世流傳中的錯簡和訛誤，可能未必符合真實情況。

三

相較于論、說、傳等解經(jīng)文體，《管子》中的解體文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文體特征，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管子》中的解體文深化了經(jīng)文的內(nèi)涵，并補充了經(jīng)文的缺失，為我們展示了戰(zhàn)國中后期各學派代表人物及其學術思想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過程。如《形勢解》中有云：“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28]從經(jīng)文“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中，我們雖然也能推斷出君主應保持與人民的關系，但這種關系是晦澀的，似乎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條件關系，但具體如何實施我們不得而知?？墒牵瑥慕馕闹形覀兛梢院芮宄乜吹?，君主是否能安其民是人民如何對待君主的基本前提，如果君主視人民如糞土，則人民完全可以不為所用。這種思想對孟子應該有很大影響，在《孟子·離婁（下）》中，孟子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边@顯然是將《管子·形勢解》中的思想往前推進了一步。據(jù)此我們可以推斷，孟子的這一思想應該受到了《形式解》中的法家民本思想的影響。清代學者毛大可之所以在其《四書謄言補》中斷言《孟子》抄襲《管子》，也是因看到了孟子思想與《管子》一書思想有相合之處。此外，也有學者在研究《明法解》時認為其中的“法、術、勢”結合的思想為韓非子所繼承，彌補了從《管子》法家學說到韓非子法家學說的中間環(huán)節(jié)。^[29]

第二，在具體的解經(jīng)方式上，《管子》解體文一般以句為單位訓釋經(jīng)文大意，同時兼顧字詞訓詁。

《管子》解體文作注解的方式通常是以句為單位而不是以篇或章節(jié)為單位對經(jīng)文進行大義的疏通和講釋，此特征已在前文指出。此外，相較于其他闡經(jīng)文體，一般解類文體并不以訓詁字詞大意為主，即所謂“解體主于解說經(jīng)籍蘊意奧旨，不以詞義訓釋為務”^[30]，但在《管子》解中也存在少量的字詞訓釋，如《形式解》中即有“將將檻鵠，貌之美者也”“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31]等表述，但這種情況非常少，這可能與諸子經(jīng)典文獻形成的時間尚短，文字并不古奧難懂有關。

第三，《管子》解體文在解說經(jīng)文時，傾向于以自然現(xiàn)象比擬社會現(xiàn)象。相較于儒家講經(jīng)傾向于引用《詩》《書》等經(jīng)典及孔子等先賢的話語，《管子》中的解體文往往一無所傍、自發(fā)新意來闡釋經(jīng)意，而其闡經(jīng)方式習慣以自然現(xiàn)象比擬社會現(xiàn)象。如：

山者，物之高者也?；菡?，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yǎng)。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jié)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保ā缎蝿萁狻罚?sup>[32]

由自然界之“山高”引申到人類社會的品行之高，并進一步指出高尚品行的標準為君惠、父慈、臣忠、子孝，不同身份的人如果能各自堅守自己的美德而“不解”，即可如山高而不崩得以祭祀一樣，得到各自所需之物。

又如：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形勢解》）^[33]

解文在闡釋天不變其常、不變其責時亦是遵循由天及人的論證模式，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君臣父子各守其則、其常，方能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否則會導致社會的紊亂。這種以自然萬物之規(guī)律附會、比擬人類社會正常秩序的闡經(jīng)方式，在漢代之后大盛，董仲舒《春秋繁露》即以此種方式解經(jīng)，漢代治《公羊春秋》的學者也大都使用這種方式闡釋經(jīng)典，可見《管子解》對后世的影響之深。

第四，《管子》解體文中出現(xiàn)了大量以“故事”說經(jīng)的例證。所謂以故事說經(jīng)，即張舜徽先生在《經(jīng)典名言·自序》中所說的“薄征往事……以前代遺事有可發(fā)明斯理者，必舉例以佐證”。這種說經(jīng)方式曉暢易懂，能夠為受眾提供不同的語境，全面反映闡經(jīng)者的思想。如：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zhàn)卒之眾不過萬人，然能戰(zhàn)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圣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nèi)，地方甚大，戰(zhàn)卒甚眾，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34]

經(jīng)文僅說“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解文卻以周文王和桀紂做比喻，迅速讓接受者獲取到經(jīng)文中“巧”“拙”的關鍵信息，這種說經(jīng)的方式類似經(jīng)典闡釋中的“說”體文，對之后韓非子的解經(jīng)影響很大。

四

《管子》解體文作為論說文，在論證方式上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進步。這首先表現(xiàn)在其論證方式的多樣上。《管子》解體文廣泛使用比喻、擬人等手法，使解文生動活潑，引人關注。如：“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于水，則神立，失于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sup>[35]以蛟龍喻世之君主，其喻生動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解文以蛟龍得水而生推導出人主得民而立的思想，應該是后世以水喻民的開始，之后數(shù)千年將君民的關系喻為魚水或舟水可能與此有關，可見其譬喻之精當。此外，《管子》解體文有大量從正反兩方面論述的例證。如：“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瓉y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保ā缎蝿萁狻罚?sup>[36]這種以明主和亂主的行為為正反兩方面進行對比的論證方式，較之于墨子《經(jīng)說》篇中質(zhì)樸簡陋的論證方法，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步。

其次，《管子》解中的論辯思路日趨清晰，邏輯日趨嚴密。如《立政九敗解》即稷下法家學派對當時流行的各類學說進行批駁，但經(jīng)文只是羅列了墨子、宋钘等人的政治觀點并加以否定，并未展開說明為何這樣的政治觀點需要批判；而解文卻展開了充分說明，如：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zhàn)，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驅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zhàn)?！?sup>[37]

在對兼愛思想進行駁斥時，作者沒有直接斥責兼愛思想的不合理，而是反其道而用之，拋出“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的論點，在戰(zhàn)國時期各國兼并戰(zhàn)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情況下，這種將辯論雙方帶入現(xiàn)實場景的反駁比任何駁斥都更有力，其論辯方式很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風格，雖然語言溫和，但結合現(xiàn)實情況，切中利弊，一擊即中，表現(xiàn)出了高超的論辯技巧。

最后，《管子》解體文文辭優(yōu)美，獨立成章?！豆茏印方怏w文突破了先秦時期闡經(jīng)文體大都質(zhì)木無文的特點，顯示了較高的文學水平。如“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圣。飺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飺食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體也’”^[38]。這一段文字鋪排陳述，多排比句，節(jié)奏鏗鏘有力，其中“海不辭水”“山不辭土石”兩句可能是當時的習語，《荀子·勸學》篇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之句，與此類似。但解文并未僅引用習語而止，而是以習語起興，從山、海能容而成其大引申至君主虛懷若谷可得天下之士，士人孜孜不倦可成賢圣之人。這種闡釋角度和論說方式對后世影響很大。之后的荀子、李斯的作品均出現(xiàn)了對其模仿的情況。《荀子·勸學》篇是從士人勤學可成圣賢的角度進行闡發(fā)的，即所謂“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李斯《諫逐客疏》則是從君主圣明可得賢才的角度入手進行論述的，即所謂“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荀子《勸學》篇和李斯的《諫逐客疏》均是先秦論說文的典范之作，而其立意、謀篇卻均模仿《管子·牧民解》，解體文對后世論說文的影響可見一斑。

《管子》解體文開后世解體文之先河，對后世解體文起了標舉示范的作用。如譚家健先生就認為《韓非子·解老》篇顯然是“模仿《形勢解》，共五十余則，每則都先說道理，然后再將所解說的老子之言加故曰綴之于后”^[39]。

作為闡經(jīng)文體的解體文，從漢代始，又分化出解故體（東漢以后稱為解詁體），這一類體式是將先秦時期疏通文章大義的解體和側重訓釋文字音義的詁體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解經(jīng)方式?！稘h志》載《尚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端鍟そ?jīng)籍志》載錄盧植的《三禮解詁》、賈逵的《周官解詁》等。東漢以后，解體中又分化出“集解”一體。魏晉以下，獨立的解體著作日漸增多，隨文作解，詮句與釋詞并重，又兼及其他注釋方面，漸與注體、訓體相通。如晉代孔晁解《逸周書》，每個單篇下加“解”字，雖然全書仍以注為名，但仍可視為解體的新發(fā)展。^[40]后世又陸續(xù)衍生出節(jié)解、直解、句解等方式，雖以訓詁為主，但都要依托經(jīng)文。解體目前依然是為經(jīng)典文獻做注解的重要形式，如陳子展先生有《詩經(jīng)直解》等。

先秦主要用來闡釋經(jīng)典的解體，在漢代又衍生出另一類形式，這類解體文脫離了對經(jīng)典的依附，成為獨立的論說文的一種，此類解體文以揚雄《解嘲》為代表。揚雄在西漢后期以擅長模仿經(jīng)典而著稱。他的《解嘲》一文，實際也是模仿先秦闡釋經(jīng)典的解體文形式，只是文章的內(nèi)容不再是闡釋經(jīng)典，而是以假設問答的形式答疑解惑，抒發(fā)個人的憤懣之情。唐代之后，韓愈模擬揚雄《解嘲》作《進學解》，其文體樣式與《解嘲》同。解體文在唐代之后又衍生出一種屬于解說性質(zhì)的文體，如韓愈《獲麟解》；明代以后，一些讀書心得性的文字也被稱為解，如《性解》《學解》《顏子好學解》等。這類所謂解文，實際與說并無區(qū)別，^[41]這也從側面顯示了文體的多樣性和互相滲透的特點。

[1]張越，北京師范大學漢字研究與現(xiàn)代應用實驗室科研助理，主要從事先秦兩漢經(jīng)學研究。

[2]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459頁。

[3]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43頁。

[4]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34頁；《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合為一本書，特此說明。

[5]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34頁。

[6]郝經(jīng)：《續(xù)后漢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608頁。

[7]黃佐：《六藝流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0冊。

[8]《歷代文話》第三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第2327～2328頁。

[9]章太炎：《國故論衡·明解故上》，中華書局，2011，第444頁。

[10]張舜徽：《廣校讎略》，中華書局，1963，第54頁。

[11]梁啟雄：《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第482頁。

[12]章太炎：《國故論衡疏證·原道》，中華書局，2011，第683～684頁。

[13]《史記》，中華書局，2011，第2134頁。

[14]章太炎注，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中華書局，2008，第336頁。

[15]大量出土文獻證實了《管子》一書不但是先秦舊籍，而且與《老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證實了《漢書·藝文志》將其歸于道家是有原因的。如唐蘭先生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逸書的研究》一文中曾考證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四篇古逸書中的詞句與傳世本《管子》有相合之處。（《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16]顧頡剛《“周公治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xiàn)》、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及郭沫若《青銅時代》等均提出過此觀點。

[17]胡家聰：《稷下學宮史鉤沉》，《文史哲》1981年第4期。

[18]《四庫全書總目匯訂·子部十一·法家類》（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108頁。

[19]郭沫若：《十批判書·后記之后》，人民出版社，1954，第431頁。

[20]胡家聰：《〈管子〉解——稷下學宮的講義錄兼論〈管子〉原本的成書年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21]石一參：《管子今銓》，中國書店，1988，第113頁。

[22]胡家聰：《〈管子·經(jīng)言〉作于戰(zhàn)國田齊考辨》，《管子學刊》1987年創(chuàng)刊號。

[23]胡家聰：《〈管子〉解——稷下學宮的講義錄兼論〈管子〉原本的成書年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24]參見郭沫若《宋钘尹文遺注考》，《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44頁。

[25]胡家聰：《〈管子〉解——稷下學宮的講義錄兼論〈管子〉原本的成書年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26]郭沫若先生說：“《心術》和《內(nèi)業(yè)》兩篇，毫無疑問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遺著，既見黃老意，也有名家言，而于別宥寡情，見侮不辱，食無求飽，救斗寢兵，不求茍查，不假于物諸義無一不合?！麄儾扇〉兰业牧鰠s與儒墨旁通?！眳⒁姟吨袊糯鐣芯俊で嚆~時代·宋钘尹文遺注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44頁。

[27]關于稷下學派的學術辯論，參見張秉楠《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8]黎鳳翔：《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第1178頁。

[29]胡家聰：《〈管子〉解——稷下學宮的講義錄兼論〈管子〉原本的成書年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30]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154頁。

[31]黎鳳翔：《管子校注》（中），中華書局，2004，第1172頁。

[32]黎鳳翔：《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第1166頁。

[33]黎鳳翔：《管子校注》（中），第1167～1168頁。

[34]黎鳳翔：《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第1185頁。

[35]黎鳳翔：《管子校注》（下），第1169頁。

[36]黎鳳翔：《管子校注》（上），第1173頁。

[37]黎鳳翔：《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第1291～1292頁。

[38]黎鳳翔：《管子校注》（下），第1178頁。

[39]譚家?。骸俄n非子文章的寫作特點》，《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增訂本），齊魯書社，2007，第155頁。

[40]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154頁。

[41]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第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