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長沙

盧溝橋事變發(fā)生不久，傅斯年與胡適、梅貽琦、蔣廷黻、錢端升、周炳琳等學界名流，受國民政府蔣介石委員長邀請赴廬山牯嶺出席各黨各派團體領(lǐng)袖及社會各界人士談話會，共商御侮圖存大計。借助這一歷史契機，傅斯年成為國民政府參政員，踏上了參政議政之路。

1937年7月下旬，傅斯年離開廬山回南京，處理中央研究院特別是史語所各項事務(wù)。史語所自1928年于廣州成立后，隨著國內(nèi)局勢紛紜變化，一路顛沛流離，先是遷到北平北海靜心齋，再遷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后至南京北極閣史語所大廈與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在一起，算是落地生根，安頓下來。1936年春，繼被刺身亡的楊杏佛之后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氣中毒不幸在長沙去世，院長蔡元培示意傅斯年與其他幾位所長協(xié)助自己共同邀請朱家驊接任總干事。朱礙于情面，半推半就于這年5月就職。是年冬，朱家驊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對中研院總干事一職已無興趣，再三堅辭，仍無結(jié)果。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軍即有進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勢，華東陷入全面危急，朱家驊顯然已無法繼續(xù)兼顧中研院事務(wù)，只好請傅斯年出面代理，傅顧及各方情面與國家危難，毅然挑起這副擔子。因而，從廬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開始以事實上的總干事身份處理中央研究院各項事務(wù)，繁亂的工作剛剛理出一點頭緒，“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企圖讓中國滅國滅種，而中國軍民誓死保家衛(wèi)國的生死之戰(zhàn)就此開始。

8月17日，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在南京召開，胡適、傅斯年、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羅家倫等學界要人出席會議。會議決定派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人員身份出使美國，蔣百里出使德國，孫科出使蘇聯(lián)，以爭取國際援助。

8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發(fā)表《告抗戰(zhàn)全軍將士第二書》，表示：“為確保國家的生存，為爭取民族的自由，為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決心發(fā)動全國抗戰(zhàn)到底。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設(shè)法動用一定運輸力量，把國家珍品、工業(yè)設(shè)施、戰(zhàn)略物資和科研設(shè)備，經(jīng)長江、隴海鐵路和各條公路悄悄運往中國內(nèi)地特別是西南地區(qū)，以保存實力，長期抗戰(zhàn)。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做出了中央研究院各所與平津兩地六所大學遷往長沙、西安成立臨時大學的決定。根據(jù)這一戰(zhàn)略決策，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資儀器，打點行裝，準備啟程。

早在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之前，史語所考古組已根據(jù)戰(zhàn)爭形勢，在富有遠見和責任心的李濟指揮下，開始對歷次發(fā)掘器物和各種器材進行打包裝箱，準備內(nèi)遷。據(jù)史語所《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條載：“本所隨本院西遷，先選裝最珍貴中西文圖書、雜志及善本書共六十箱，首批運往南昌農(nóng)學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運長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獸骨及陶片等，限于運輸工具，暫留原址?！卑嗽聴l：“本院組織長沙工作站籌備委員會，本所遷入長沙圣經(jīng)學院，所長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為籌備會常務(wù)委員。”

此次行動，按照石璋如若干年后的說法，“因為南京離上海很近，戰(zhàn)事吃緊，所以先行裝箱”。首先選擇重要的文物裝箱，“像骨頭就選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這也是一種決定”。根據(jù)不同情況，傅斯年與李濟、梁思永商定，已捆裝完畢的60箱最珍貴的中西文圖書及善本書等，由李濟親自負責押運到南昌農(nóng)學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陸續(xù)運到南京下關(guān)碼頭裝船，沿長江分批運往長沙，由梁思永總負其責，組織雇用船只、運輸和安置。

就在中研院史語所人員裝船之時，日本飛機開始飛往南京進行轟炸，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瞬間被戰(zhàn)火硝煙籠罩。在此危急時刻，一批又一批滿載成箱國寶的輪船悄然離開下關(guān)碼頭，沿長江溯水而行，向西南大后方進發(fā)。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連同家眷一同隨船啟程，也有個別人員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車從陸路繞道趕赴長沙，落腳于圣經(jīng)學院。坐落于長沙韭菜園的圣經(jīng)學院是一座三層樓的建筑，空間較大，且有地下室可儲藏東西。但因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已陸續(xù)遷入，大部分房間已被占據(jù)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層樓的原學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語所運來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暫存。10月之前，史語所人員一直忙于裝船運輸與搬運、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開始安頓下來。由于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組織裝船運輸，長沙的搬運工作由董作賓、石璋如等人具體實施。當梁思永隨最后一艘輪船抵達長沙時，已是10月下旬，這時梁思成一家已在長沙找到棲身之處，兄弟兩家始得以在異地他鄉(xiāng)見面。

此時，李濟正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的身份，奉命率部押運100多箱國寶級文物向重慶行進。這批文物原屬北平的故宮等處，九一八事變之后才搶運到南京暫時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tǒng)率的30萬關(guān)東軍一槍不放退入關(guān)內(nèi)，日本軍隊迅速占領(lǐng)中國東北三省，并進一步向華北地區(qū)進犯，平津震動，華北危急，中華民族進入了危難之秋?！b于清末英法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火燒圓明園，導致大量價值連城的文物遭到焚毀和劫掠的悲慘命運，面對日本關(guān)東軍步步進逼，北平故宮等處所藏文物有可能在戰(zhàn)火中被焚毀或遭日軍搶劫，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等有識之士，電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盡快把文物南遷以避刀兵之災。此舉得到國民政府批準，北平幾家相關(guān)機構(gòu)于1932年年底商定派員精選文物，緊急裝箱南遷。除故宮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國子監(jiān)和奉天、熱河兩行宮等處文物6066箱，由國民政府委托故宮博物院派人一起押運南遷——這便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著名的“國寶南遷”大行動。此批文物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隨國民黨運輸艦船遷往臺灣，并以此為基礎(chǔ)充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南遷文物先是運到上海暫存，同時利用南京朝天宮舊址，修建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便存放北平故宮博物院遷來的文物。因一同運往上海的其他機構(gòu)如太廟、頤和園等原有的6066箱文物無處存放，經(jīng)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倡議，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暫時接管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隸屬教育部，辦公地點設(shè)在雞鳴寺路1號，暫與中央研究院同樓辦公，另在中山門半山園征地12.9公頃，擬建人文、工藝、自然等三大館為收藏展覽場所。

◎南京博物院大殿（南京博物院提供）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后，由蔡元培出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傅斯年為籌備處主任，同時延請翁文灝、李濟、周仁分別為自然館、人文館和工藝館籌備主任。確立了“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以適當之陳列展覽，圖智識之增進”的宗旨。同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77次會議做出決議，將北平古物陳列所（1914年袁世凱北洋政府設(shè)立）遷到南京的文物撥付給中博籌備處。1936年，把原國子監(jiān)（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國子監(jiān)街，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是中國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guān)和國家設(shè)立的最高學府。1912年成立的北京歷史博物館暫設(shè)于此）、頤和園等處遷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撥付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這兩批文物入庫，不但成為籌建中的國立中央博物院藏品的基礎(chǔ)，也奠定了該院日后在文博界的扛鼎地位。

1934年7月，中博籌備處主任傅斯年因兼職過多，決定辭職，由李濟繼任，原安陽發(fā)掘隊隊員郭寶鈞任總干事。也就在這一年，開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員會，特聘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為專門委員，進行初期籌備建設(shè)規(guī)劃，向全國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員會的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濟繼與梁啟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與梁氏家族成員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師徐敬直設(shè)計的方案入選，后徐氏會同梁思成將方案稍加修改，整個建筑群外部仿遼代宮殿式，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則中西合璧，具有獨特風格和磅礴氣勢。修改后的建筑圖案獲委員會通過，1936年第一期工程開工。1937年7月，因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及日寇大舉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建造的人文館剛剛完成四分之三（即后來的南京博物院大殿）被迫停工，倉皇撤離。所有人員連同收藏的國寶，開始了歷史上最為悲壯的又一次大遷徙。

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當天，中博籌備處在李濟領(lǐng)導指揮下，把一部分書畫等珍品運出，密存于上海的興業(yè)銀行。上海戰(zhàn)事爆發(fā)，李濟負責押運史語所60余箱中西文雜志及善本書安全抵達南昌農(nóng)學院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負責人馬衡等人一起，商討由北平遷往南京的大批文物的轉(zhuǎn)移辦法。協(xié)商結(jié)果是，文物分三批運往川、陜、甘等地。根據(jù)各自的分工，這年10月中旬，李濟奉命押運中央博物院保存的100余箱國寶級文物，乘輪船沿長江赴重慶密藏。工作人員也從南京遷往重慶沙坪壩暫住。一切安排妥當后，李濟又急如星火地趕往長沙與史語所同人會合。此時已是11月下旬，中研院遷來的史語所、社會所等基本安排就緒。得知梁思成一家已從北平遷來長沙的消息后，在梁思永帶領(lǐng)下，李濟登門拜訪。

此時，主客雙方都沒有想到，隨著這一機緣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與李濟將開始千里逃亡與長達九年的密切交往。

長沙臨時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暫且安身后，淪陷區(qū)大批機關(guān)單位、知識分子、工人、商人、難民、流氓無產(chǎn)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樣紛紛向長沙涌來，整座城市人滿為患、混亂不堪。而每一股難民潮的涌入，都標志著前線戰(zhàn)場國軍不斷潰退以及大片國土的連連喪失。

193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華北重鎮(zhèn)保定失守，石家莊淪陷！

同年10月中旬，日軍突破晉軍閻錫山部設(shè)在晉北的長城防線，進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駐忻口晉軍與日軍展開血戰(zhàn)，陣地多次易手，爭奪持續(xù)20余日。日軍消耗兵力達兩萬余人，晉軍更是傷亡慘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等將領(lǐng)陣亡。日軍源源不斷增兵，猛烈炮火步步進逼，晉軍力不能支，敗退太原。自此，整個晉北淪入敵手，著名的風景名勝五臺山在硝煙炮火中呻吟。五臺山南臺外豆村佛光寺那位一臉苦難的老住持和啞巴弟子，自梁思成、林徽因等四人走后，整日吃齋念佛，苦盼著這一路大德施主進香還愿。但等來的不是燒香磕頭的眾生，也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那誘人的“政府資助”，而是端著滴血刺刀“嗚哩哇啦”叫喊的日本鬼子和照準光亮腦袋掄過來的響亮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