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張蔭麟先生傳略

張蔭麟是近代著名史學家，才華橫溢，朱自清說他“妙歲露頭角”，⁽¹⁾中學時他已名揚學界，在《學衡》、《清華學報》、《燕京學報》發(fā)表文章，與梁任公論學，和朱希祖筆戰(zhàn)。在陳寅恪眼中，他是清華最優(yōu)秀的學生，對他寄予厚望。傅斯年于國難中托以編修國史教科書的重任。錢穆以為“中國新史學之大業(yè)，殆將于張君之身完成之”。⁽²⁾豈料他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七。他的師友說“他像一顆劃過夜空的流星，以他短促的生命，燃燒出燦爛的光焰，使我們永遠不能忘懷他”⁽³⁾。

才名震一時

張蔭麟，無字，筆名素癡、燕雛。廣東東莞石龍鎮(zhèn)人，生于清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⁴⁾母親鐘氏早逝，⁽⁵⁾他是家中長子，天資聰穎，父親張茂如對他的期望很高，在家指導他誦讀經(jīng)史，給他打下扎實的國學基礎(chǔ)。后轉(zhuǎn)往廣東省立二中接受新式教育，⁽⁶⁾修習英文、自然、地理等學科，1922年中學畢業(yè)。受五四新思潮的刺激，他北上升學，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二年級，⁽⁷⁾在北京展開他學術(shù)生活的第一章。

從1922年至1929年，張蔭麟總共在清華園度過七個寒暑。據(jù)他后來自美國致容庚信中說，這段日子過得“逍遙自在”。⁽⁸⁾在中等科的三年，每天上午修英文讀本、文法，下午修中國文學、歷史、寫作，此外還兼修自然、數(shù)學、唱歌（singing）、體育、童軍等科目，⁽⁹⁾功課雖多，他應(yīng)付裕如。課余在圖書館用功讀書，晚上專心聽梁任公講課。他博聞強記，治學力求創(chuàng)新。在清華剛好一年，張蔭麟便一鳴驚人，于《學衡》發(fā)表一文，批評任公對于老子的考證，贏得任公的贊賞。他再接再厲，校訂任公《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附表一”——《明清之際耶蘇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接著引用西文資料，⁽¹⁰⁾把“校補”一文改寫，題名《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刊登在《清華學報》。以后他撰寫一系列的論文考證中國古代科學家的著述和成就，討論數(shù)學及科技的發(fā)展，并翻譯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最新著作，開辟了一條研究科技史的道路。⁽¹¹⁾

任公提倡新史學，講述歷史研究法，張蔭麟這時已直接閱讀西方名家著作，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的論點，指出顧頡剛的《古史辨》在方法上誤用“默證”。近代學者認為各家討論《古史辨》的文章中，以陸懋德和張蔭麟的批評最為有力。⁽¹²⁾陸懋德當時在清華講授中國通史和哲學史。⁽¹³⁾而張蔭麟只是個中學生，未滿廿歲，已名揚學界。

張蔭麟日夕出入課堂和圖書館，勤于寫作。他個性沉靜，朋友不多，同學中和他交情最好的要算比他高三級的賀麟。他們在任公班上認識，后來一起修讀吳宓的翻譯課，共同研究，互相勉勵。賀麟畢業(yè)前和張蔭麟拜訪任公，任公對蔭麟的印象深刻，當面稱贊他，說他“有作學者的資格”。⁽¹⁴⁾這時的蔭麟，已胸懷大志，從他贈別賀麟的詩句“為學貴自辟，莫依門戶側(cè)”，⁽¹⁵⁾可見他當年的抱負。

他在清華三年，完成中等科學業(yè)，升上高等科，開始攻讀大學基本課程，為留美作準備。中文、英文和體育是四年必修科目，他選讀德文為第二外語，總共修了三年。此外，他在第一和第二年修習翻譯、中國通史、生物、軍事科學、物理、代數(shù)、演講、機械技藝和歐洲通史等普通學科，第三和第四年修翻譯、現(xiàn)代文明、西方文學入門、古典文學、社會學、西洋哲學史、哲學問題、邏輯學、心理學入門等人文社會學科。⁽¹⁶⁾

他對數(shù)、理、體育等科目沒有興趣，成績平平。但在吳宓悉心指導之下，英文和翻譯的程度突飛猛進。他曾對賀麟說，他的文學興趣是雨僧先生啟發(fā)的。⁽¹⁷⁾他在高等科的最后兩年修習各人文社會學科，視野漸漸增廣，從此超越傳統(tǒng)的學術(shù)范圍，向新的領(lǐng)域邁進。

吳宓和張蔭麟在清華的關(guān)系，亦師亦友，吳宓賞識他的才華，對他鼓勵有加，請他幫助編輯《大公報》的文學副刊。但張蔭麟個性比較倔強，有時堅持己見，吳宓氣他不過，覺得他是個“不通世故的書生”。⁽¹⁸⁾

這時張蔭麟的社交生活比前充實，往來于清華文史系師友之間，后來又認識一些在北平學術(shù)界工作的東莞同鄉(xiāng)，其中容庚和他的交情最深，前輩倫明更給予方便，讓他翻閱家中藏書，⁽¹⁹⁾還請他替女兒倫慧珠補習，無意中促成他們?nèi)蘸蟮囊欢我鼍墶?/p>

在寫作方面，高等科四年是張蔭麟的多產(chǎn)時期。從1925年到1929年他在《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清華學報》、《燕京學報》和《東方雜志》發(fā)表了約四十篇文章。這些文章是經(jīng)濟環(huán)境迫出來的。他的家境本來并不富裕，父親于1926年去世，不久弟弟煒麟北上南開中學讀書，更增加他的經(jīng)濟負擔，稿費是他主要的經(jīng)濟來源。他博學多才，文思敏捷，下筆成文。同時各學報的編輯跟他相熟，知道他是吳宓的高足，工作態(tài)度認真，也樂意取用來稿。

現(xiàn)在看來，他在這時期發(fā)表的文章，水平難免參差，但其中不乏佳作。他這時的考據(jù)功力，比前更深，他在畢業(yè)前所撰《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一文，頗獲胡適的好評。⁽²⁰⁾他在《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強調(diào)歷史是科學，同時也是藝術(shù)，再進一步討論歷史資料限制問題。近人許冠三和王晴佳對該文一致推崇。⁽²¹⁾他的科技史論文，至今仍有其參考價值。劍橋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他主編的《中國科技史》里，引用了《中國歷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九章〉及兩漢之數(shù)學》等五篇文章，都是張蔭麟清華時期的作品。⁽²²⁾他也是第一個比較洪亮吉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學者。

他寫的傳記，自成一格，先考證人物生平，再研究其志業(yè)。細讀《張衡別傳》、《王德卿傳》和《納蘭成德傳》，可見他在這方面的成就。而他紀念任公一文，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學的文章”。⁽²³⁾

他的翻譯技巧，師承吳宓，青出于藍。他從英詩開始，進而翻譯西方漢學論文和西方哲學，其《斯賓格勒之文化論》，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他是“翻譯有關(guān)斯賓格勒理論之專著的第一人”。⁽²⁴⁾

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fā)表的批評文字，更是一絕。吳宓因他把清華研究院的《國學論叢》“罵得太過火”而抽出該文。⁽²⁵⁾他和朱希祖反復辯論古代鐵器是否先行于南方，致馬衡向人言《大公報·文學副刊》專攻擊北大派。⁽²⁶⁾他為文嘲諷《真善美》雜志“女作家專號”，浦江清也覺得該文“挖苦人太甚”。⁽²⁷⁾這是清華才子灑脫的一面。這時的張蔭麟，才氣縱橫，鋒芒嶄露，誠如吳晗所說：“才名震一時?！?sup>(28)

1928年張蔭麟升上高等科四年級，準備留美深造。吳宓很希望他攻讀英美文學，但也知道他不會走這條路。⁽²⁹⁾張蔭麟在這一年選讀三科與西方哲學有關(guān)的課，很明顯他對哲學愈來愈有興趣。從他紀念王靜安的文章里，不難見到王靜安在這方面對他的影響。他熟讀王氏的作品，了解歐洲哲學發(fā)展的趨勢，更敬佩靜安的獨立精神。當世人推崇實用觀念和功利主義時候，他絕不隨俗，鍥而不舍地研究歐洲各大思想家的哲理。⁽³⁰⁾所以張蔭麟早期也比較喜歡叔本華和尼采的學說。

張蔭麟在清華最后一年才開始接受正規(guī)的西方哲學訓練，他選讀金岳霖的邏輯學和哲學問題兩門課，⁽³¹⁾金氏的哲學觀點屬于新實在論（Neo-Realism），深受英國哲學家羅素（B.Russell）和摩爾（G.E.Moore）的影響，認為邏輯解析是哲學思維的基本方法。⁽³²⁾在金氏的指導下，張蔭麟漸漸成為摩爾的信徒。

畢業(yè)后他決定到斯坦福大學攻讀哲學。他選擇哲學是可以理解的，以他的國史造詣，他根本看不起那些“不懂裝懂的美國漢學家”，⁽³³⁾不會考慮到美國研究漢學。但他對西方文學的興趣不大，也不準備讀歐洲史，因為他在清華只讀過一科歐洲通史，⁽³⁴⁾基礎(chǔ)薄弱。在這情形下，哲學差不多是唯一的選擇。他在清華總共修了邏輯學、哲學史和哲學問題三科，成績優(yōu)異。還翻譯了一些西方哲學論文，開始直接閱讀德國哲學家的著作。⁽³⁵⁾金岳霖更把他帶到新的哲學領(lǐng)域，讓他從尼采轉(zhuǎn)到摩爾，繞過當時流行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走上分析哲學之路。他在斯坦福寫給容庚的信里說得很清楚，“吾人治學當從性之所好”，這時他的“所好”是西方哲學。⁽³⁶⁾

韜隱西美

張蔭麟從上海出發(fā)，橫渡太平洋，船上中國留學生百多人，只有他和謝幼偉準備到美國讀哲學，二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³⁷⁾船抵西雅圖后，謝幼偉乘火車東往哈佛大學，張蔭麟南下舊金山，再轉(zhuǎn)往斯坦福大學，他選擇該校，因西部生活程度較低，可多省點錢，供弟弟在天津讀書。⁽³⁸⁾

斯坦福大學成立于1891年，規(guī)模不大，社會科學學院里，以哲學系最小，只有三位全職教授，暑期班由訪問學者任教。⁽³⁹⁾系里兩名資歷較深的教授在美國哲學界頗有名氣。張蔭麟的導師史阿特（Henry W.Stuart）是杜威的高棣，1900年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長于倫理學和邏輯學。他在1925—1926年出任美國哲學學會太平洋分會主席，斯坦福的哲學系現(xiàn)在還設(shè)有史阿特榮譽講座教授一席，以紀念他對該系的貢獻。⁽⁴⁰⁾

另一位教授是布朗（Harold C.Brown），1905年哈佛大學博士，是黑格爾（Hegel）專家魯一士（Josiah Joyce）教授的學生，專攻科學哲理（Philosophy of Science），他在斯坦福大學最叫座的課是美學。先后于1924—1925年和1932—1933年在美國哲學學會太平洋區(qū)分會當過兩屆主席。⁽⁴¹⁾

當時在斯坦福的中國留學生，不少來自清華，斯坦福大學校務(wù)處對清華的學制相當清楚，張蔭麟在清華高等科所修的科目，包括中文翻譯、德文、哲學問題和體育，斯坦福全部接受，他直升大學三年級，選讀高級課程。斯坦福大學哲學系的課程系統(tǒng)是屬于杜威一派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成該系的主導思潮，學習的重心在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特別注重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去討論道德、倫理、人生觀等哲學問題。⁽⁴²⁾他第一個學期讀三門課：倫理學、希臘哲學、現(xiàn)代心理學。開始時特別緊張，不知美國的教師標準如何，恐怕成績不好，等到“半季考”的結(jié)果揭曉后，成績不錯，才松一口氣。⁽⁴³⁾

他以國史研究見稱，留美時因興趣而讀哲學，對他來說，國史和哲學，猶如魚與熊掌，但他要二者得兼。所以一直困擾他的問題不是取舍，而是怎樣安排才能兩全其美。當他抵達斯坦福后，終于想通了，以國史為志業(yè)，先讀哲學，后寫國史，實行以哲治史。他在信中告訴容庚，從英國著名史學家吉朋（Gibbon）的自傳得到一個啟示，吉朋于三十歲開始寫《羅馬衰亡史》，五十一歲完成巨著。他這樣想，在斯坦福學成回國之日，自己仍未到三十，如果能幸運地活到吉朋之年，也有機會完成如吉朋的歷史巨著。⁽⁴⁴⁾可惜天不假年，事與愿違。

秋季學期很快地過去了，在1930年的春季學期，他修歐洲史、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代自然觀念和中古哲學。⁽⁴⁵⁾他對歐洲史頗感興趣，但不準備改行，因為仍然很喜歡哲學，而且覺得讀哲學比較容易。相反地對歐洲中古時代的哲學毫無興趣，這是必修科目，不能不讀，結(jié)果是：“每一展卷如飲黃連。”⁽⁴⁶⁾

接著的幾個學期，他讀美學、現(xiàn)代哲學、經(jīng)濟學、心理學、康德的批判哲學、政治學、畸形心理學（Abnormal Psychology）等學科，完成全部學士課程，于1931年春季獲斯坦福大學頒贈哲學學士。⁽⁴⁷⁾

張蔭麟在斯坦福忙于功課，第一個學期他根本沒空寫作。安定下來后，他準備于課余編兩本書。其一為《美國訪書志》，介紹美國各大圖書館珍藏的中文善本。其二為《清史外征》，中譯西方人士對清代中國社會、政治、戰(zhàn)爭和動亂的紀錄。⁽⁴⁸⁾兩個計劃的構(gòu)思都很好，但他抽不出時間到各大圖書館收集和翻譯各種資料，結(jié)果《美國訪書志》沒有寫成，《清史外征》只完成一篇中譯有關(guān)中日甲午海戰(zhàn)的西方紀錄。⁽⁴⁹⁾

此外，他寫了幾篇哲學批評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關(guān)于朱熹太極說之討論》，響應(yīng)賀麟的《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這可說是理與氣的討論，賀麟以為朱子對太極性質(zhì)的看法，是介乎心與理之間，張蔭麟肯定朱熹的太極是實質(zhì)的，他的觀點是反唯心的，與賀麟的心理合一說，如南轅北轍，大相徑庭，二人哲學思想的分歧，引致日后賀麟的感慨：在哲學方面，他們志同道不合。⁽⁵⁰⁾另一篇是用康德的批評方法，去分析中國書藝所包含的美學原則，內(nèi)容充實，于此可見他的哲學修養(yǎng)。⁽⁵¹⁾

有關(guān)張蔭麟的留美生活，可從現(xiàn)存的幾通書信窺見一二。他在寫給張其昀的信里，簡述斯坦福的環(huán)境和留美經(jīng)驗如下：“弟居西美一僻鄉(xiāng)，與世絕緣，真成韜隱?！?sup>(52)他留美四年，適逢經(jīng)濟大恐慌，到處一片蕭條，但斯坦福遠離城市，他可能不大知道外間情況，和朋友通信從沒有提到美國經(jīng)濟不景氣和失業(yè)問題。他在美的物質(zhì)生活是寬裕的，在清華時他工作過勞，致影響健康，⁽⁵³⁾斯坦福的環(huán)境比清華幽靜，他的獎學金相當優(yōu)厚，經(jīng)濟無憂，不用工作，可以專心讀書，對此他頗感滿足，覺得“十余年來無此清福也”。⁽⁵⁴⁾

他在美的生活平淡，剛抵斯坦福不久，他寫了一封英文長信給在哈佛的賀麟，訴說留學前向倫慧珠示愛被拒的經(jīng)過，初嘗失戀的滋味。⁽⁵⁵⁾一年后倫慧珠在北平找到他的斯坦福地址，寫信給他，他覺得她沒有誠意。⁽⁵⁶⁾留美期間，他一直被感情問題困擾。

他給容庚的信里說：“時覺寂寥難耐?！?sup>(57)本來寂寞是留學生不可避免的經(jīng)驗，但張蔭麟的感受跟其他留學生不同，他也知道，是自己“孤冗”的性情所致，⁽⁵⁸⁾其實主要原因在社交生活的轉(zhuǎn)變。在清華，老師器重他，朋友關(guān)懷他。在斯坦福，他只是一名來自亞洲的學生，雖然他在第一個學期便參加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同學會，還當選該會的中文秘書，⁽⁵⁹⁾他很少參加課外活動，加上校內(nèi)讀哲學的人不多，⁽⁶⁰⁾找不到志趣相投的同學，更難找到像吳宓或金岳霖那樣親切的教授。他從中國的文化首府突然轉(zhuǎn)到西美的僻鄉(xiāng)，生活和環(huán)境的不同，大有云壤之別，有時難免覺得孤寂，但為了經(jīng)濟和學業(yè)，只好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賀麟說張蔭麟不大滿意斯坦福大學的邏輯和哲學教授，⁽⁶¹⁾原因很簡單，他對實用主義沒有興趣，而哲學系并不重視數(shù)理邏輯和分析哲學。賀麟勸張蔭麟轉(zhuǎn)到哈佛，他既已確定國史為未來的志業(yè)，不準備做邏輯專家，對他來說，在哈佛或斯坦福讀哲學的分別不大，為了多省點錢以供弟弟讀書，他始終沒有轉(zhuǎn)校。

他考取學士學位后，繼續(xù)讀碩士，在兩個學期內(nèi)，修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康德的哲學、心理學、形而上學、社會改革等五門高級課程，還讀了一學期法文，⁽⁶²⁾至此剩下論文占十五個學分。論文指導老師是史阿特，題目是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E.Moore and John Dewey（摩爾與杜威：兩種倫理觀的比較）。史阿特是杜威的大弟子，當然希望張蔭麟研究杜威的倫理思想。但張蔭麟心儀的卻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摩爾教授，這位20世紀實在主義哲學的領(lǐng)袖，分析邏輯學的先驅(qū)。在這種情形下，張蔭麟選擇比較二人的倫理思想。

全篇論文約二萬字，對兩名家的倫理觀分析透徹。但在理論上，他的論文沒有突破之處。整篇論文的優(yōu)點在其對資料的掌握和理論分析的技巧，總的說來，這是一篇杰出的作品。但校對論文草率，致多處錯漏，可算美中不足。⁽⁶³⁾張蔭麟只花了一個學期便輕松地完成論文。就在1932年的春天，他轉(zhuǎn)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qū)，一面修數(shù)理邏輯和人類學，一面撰寫論文，課余還抽空翻譯《浮士德》劇本上部。他在加大結(jié)識了謝文通，留美三年，到這時他才遇到一位知己文友，二人暢談文藝和翻譯的技巧，討論杜威和摩爾的思想，謝文通也知道張蔭麟比較贊成摩爾的觀點。⁽⁶⁴⁾

當時國內(nèi)局勢動蕩，“九一八”之后，日本侵華的野心盡露，國難當前，有志之士紛紛謀求救國之策。浦江清在清華大學，想起在美國留學的張蔭麟，寫信給他，勸他放棄哲學，改習其他實際的學科。⁽⁶⁵⁾張蔭麟早有此意，回校后，論文通過哲學系的審查，大學授予碩士學位，他轉(zhuǎn)到經(jīng)濟系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

如果他留在原系，多讀幾科哲學，寫一篇論文，不出一年，哲學博士學位便輕易到手。他為甚么舍近求遠，放棄哲學系的最高學位，轉(zhuǎn)讀社會學？個中原因和他的政治思想大有關(guān)系。據(jù)賀麟說，張蔭麟早年的思想，近乎民族主義。北伐成功后，他贊成一種類似英國費邊式（Fabian Socialism）的社會主義，這時他頗有社會改革家的抱負，關(guān)懷貧苦大眾，盡量改善他們的生活。⁽⁶⁶⁾到了斯坦福后，哲學系規(guī)定本科生必須讀一些社會科學的科目，他對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漸感興趣。另一方面，他完成哲學碩士論文后，覺得在哲學系多留一年，也沒有多大發(fā)展，遂改讀社會學，趁機會充實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實行以哲學及社會學治史，這點他在1933年致張其昀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國史為弟志業(yè)，年來治哲學社會學，無非為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sup>(67)

張蔭麟告訴賀麟，他打算在完成哲學碩士學位后，寫一本哲學概論，總結(jié)他在斯坦福的收獲。⁽⁶⁸⁾結(jié)果哲學概論沒有寫成，只寫了幾篇文章?！秱鹘y(tǒng)歷史哲學之總結(jié)算》是這期的代表作，他以史學家的眼光對目的、進化、循環(huán)、唯物等史觀一一批判。另一杰作是多篇的《戴東原乩語選錄》，靈感大概來自柏拉圖的語錄，以及浮士德與魔鬼的對話。在《選錄》里，他與戴東原大仙聊天，從哲學到時事，無所不談，妙趣橫生，是不可多得的哲理小品。

這時他受了費邊式社會主義的影響，開始關(guān)注中國社會和民生，寫了一篇頗長的書評，分析梁漱溟的近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討論當前的中國的鄉(xiāng)村問題。也寫了一篇短文剖析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國聞周刊》的編輯王蕓生很欣賞該文，把它編列為該刊第十卷廿六期的第一篇文章，并去信張蔭麟，告訴他選擇他文章的經(jīng)過，他回信引“文字姻緣骨肉深”詩句和王蕓生訂交。⁽⁶⁹⁾

他早年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所發(fā)表的書評，挖苦北平的女作家，極盡嘲諷之能事。這時他在斯坦福，接到丁玲在中國遇害的消息，雖未證實，他為文追悼，以其獨立的個性及左傾的思想，媲美法國女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亦借悼文抨擊“黨老爺”在國內(nèi)的暴行。⁽⁷⁰⁾

張蔭麟當時轉(zhuǎn)往經(jīng)濟系攻讀社會經(jīng)濟，不是社會系的純社會學研究，兩種學位的課程不同，除基本社會科目外，選擇前一種的學生必須修心理學、倫理學、統(tǒng)計學、經(jīng)濟學等科目。⁽⁷¹⁾他在哲學系時，已讀了很多這方面的課程，因他在加州大學讀了一門數(shù)理邏輯，可以不用修讀統(tǒng)計學，剩下來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心理學、當代社會學研究的趨勢、社會組織、社會的變化等學科，他在一年內(nèi)完成。通過口試，經(jīng)濟系的博士委員會，審核他在各方面的成績后，于1933年11月正式鑒定他為博士候選人（doctoral candidate），同時接納他的提議，以The evolution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封建制度的演變）為題，撰寫博士論文，計劃于翌年春季完成。⁽⁷²⁾

早于同年3月，張蔭麟在致張其昀信中，提及將來約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編通史的計劃，每人任選一歷史題目，寫成后出單行本，隨寫隨刊，集成歷史叢書。⁽⁷³⁾他的論文構(gòu)思大概始于這時，當時準備編寫古代史，由此發(fā)展而成日后的《中國史綱》。他的英文論文始終沒有完成。因為他和倫慧珠經(jīng)過三年通信后，已言歸于好，當他成為博士候選人后，便匆匆整頓行裝，于1933年底啟程回國和女朋友相聚。⁽⁷⁴⁾

淋漓修國史

張蔭麟橫過北美，取道大西洋及印度洋返國，途經(jīng)英國，到底他對國史的興趣比較大，他沒有到劍橋拜訪羅素和摩爾等哲學大師，卻直趨大英博物館，去看敦煌資料。⁽⁷⁵⁾船抵南中國時，倫慧珠已在香港迎接他，二人一起北上。

回國前張蔭麟從斯坦福大學致函陳寅恪，說明他不想教哲學，希望研究歷史，⁽⁷⁶⁾陳寅恪一向看不起留美官費生，比之袁世凱的北洋練兵，視為近代中國兩大禍事。⁽⁷⁷⁾但他對張蔭麟青眼有加，去信傅斯年，極力推薦，譽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而且“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最適宜在北大教授中國通史，若能在史語所工作，“必為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材”。⁽⁷⁸⁾傅斯年回應(yīng)，因史語所經(jīng)費問題，沒有辦法，至于北大教書一事，已盡力幫忙。⁽⁷⁹⁾結(jié)果他回國后，在北大只得一兼職，講授歷史哲學。還是回清華母校執(zhí)教，由哲學系和歷史系合聘專任講師，在哲學系為三、四年級學生授倫理學和英美近代哲學名著選讀兩科，在歷史系為本科及研究院主講中國學術(shù)史，后又開宋史，兩年后升為哲學系和歷史系合聘教授。⁽⁸⁰⁾

張蔭麟在北平，重返清華園，喜得和師友相聚，一起工作。他還未到三十歲，已在最高學府任教。學問以廣博見稱，舊學基礎(chǔ)穩(wěn)固，西學以哲學和社會學專長。他為人坦誠，結(jié)交許多新朋友。錢穆便是其中一位，二人學術(shù)背景的不同，無礙他們對編寫通史的討論。多年后，在錢穆的《師友雜憶》里，他愉快地追述當年和張蔭麟論學的時光：“余赴清華上課，蔭麟或先相約，或臨時在清華大門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歡談至清華最后一班校車，蔭麟親送余上車而別?！?sup>(81)

還有清華才子錢鐘書，在吳宓的宴會中認識張蔭麟，彼此為對方的才識而敬服，錢鐘書其后賦詩以紀念他們的結(jié)交，成為文壇佳話。⁽⁸²⁾

還有哲學家張岱年，半世紀后，張岱年仍然記得，當年他在清華哲學系任助教時，收到張蔭麟寄給他的短信，其中一句“對于你的學術(shù)觀點和社會理想深表同情，愿附朋友之末”，被其熱誠深深感動。⁽⁸³⁾

張蔭麟這時積極參與各方面的學術(shù)活動，忙個不了。吳晗、梁方仲和湯象龍等一批青年史學家于1934年5月在北平發(fā)起“史學研究會”，探討新史學的發(fā)展，他踴躍支持。次月他和容庚、容肇祖、商承祚、徐中舒等學者組織“金石學會”，后改名“考古學社”，并出版《考古社刊》。同年6月，他和洪業(yè)、顧頡剛、容氏兄弟等學者，以提高中小學的教師和學生對史地的興趣為宗旨，創(chuàng)辦《大公報·史地周刊》。

他史哲雙棲，同樣活躍于哲學界。其時老朋友賀麟在北大哲學系任教，他們一起參加由馮友蘭、湯用彤和金岳霖于1935年創(chuàng)立的中國哲學會，較早時，張蔭麟在《大公報·世界思潮》發(fā)表了一篇短文，名為《“可能性”是什么——一個被忽略了的哲學問題》。他在該會的第一屆年會把這題目提出討論。⁽⁸⁴⁾次年4月，在第二屆年會中，他宣讀一篇論文，名為《歷史哲學的根本問題》。⁽⁸⁵⁾其實他在1934—1937年這幾年所發(fā)表的哲學論文，都是以前研究的成果，并沒有新創(chuàng)作。

他專心研究國史，搜集了好幾百種宋人文集，辛亥革命史料也收得一百多種，計劃寫一本《宋史新編》，一本《民國開國史長編》，并編纂一套通史。⁽⁸⁶⁾清史方面，他在清華執(zhí)教的頭幾年，曾指導李鼎芳、王栻?qū)懘髮W畢業(yè)論文，前者的題目是《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后者是《嚴幾道》。張蔭麟分別和他們聯(lián)名在《大公報·史地周刊》發(fā)表研究的結(jié)果。他自己寫了幾篇關(guān)于中日甲午海戰(zhàn)和戊戌政變的新史料的論文。七七事變后，書籍全部遺留在北平，清末民初歷史的研究計劃因此終結(jié)。

相反地，他的通史編撰計劃進行得很順利。開始時他在《大公報》參與改良歷史課本的討論，⁽⁸⁷⁾后經(jīng)傅斯年推薦，國防設(shè)計委員會于1935年2月聘請他編撰中學歷史教科書，先從高中部入手。他接著加入該委員會第八組，即文化組。稍后委員會改組，他改聘于教育部，負責編纂高初中和高小教科書。⁽⁸⁸⁾為了專心編書，他向清華請了假，但仍留住清華園，以便利用大學圖書館和指導研究生。

高小教科書約于1937年4月完成，高中教本按他的編纂通史計劃，邀請專家撰寫各專題，漢以前由他自己執(zhí)筆。⁽⁸⁹⁾兩年內(nèi)，初稿已成，從《〈孟子〉所述古田制釋義》到《大漢帝國的發(fā)展》，⁽⁹⁰⁾他先后在《大公報·史地周刊》和《清華學報》發(fā)表九篇論文。很明顯他已走上以哲學和社會學治史的道路。廣義上這種方法就是跨學科研究，他在斯坦福浸淫四年，掌握多種學科，包括歐洲史、歐洲哲學史、西方思想、邏輯學、倫理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心理學和人類學，融會貫通，從不同角度觀察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例如他用階級制度分析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從倫理學的角度研究孔子和墨子的道德思想，用社會經(jīng)濟解釋戰(zhàn)國時期的變遷，首度以跨學科的方法寫通史。

到后來，他的作品更趨成熟，在1936年他開始研究宋史，吳晗說他的宋史論文“很精警，有獨到之處”。⁽⁹¹⁾胡適從傳統(tǒng)觀點看，比較欣賞他根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的材料寫的《沈括編年事輯》。⁽⁹²⁾李埏稱贊他晚年考訂宋史問題的文章，是拓荒之作，所考究的問題多是首次提出來的，很有創(chuàng)見。⁽⁹³⁾實則張蔭麟的史識深厚，史料豐富，考據(jù)精細，其精警之處，是言人之所未言，他研究的題目，例如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和王小波李順之亂，是前人所忽視的。今天看來，他的宋史論文的獨特之處在跨學科研究，他從社會經(jīng)濟的角度，分析宋代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xiàn)象，引致階級對立，結(jié)果以民眾起義收場。在《傳統(tǒng)歷史哲學之總結(jié)算》里，他曾批判馬克思史觀，但他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南宋的社會矛盾，所得的結(jié)論與馬克思學者的研究結(jié)果相若，殊途同歸。他的貢獻是把宋史研究帶到新的領(lǐng)域，提高學術(shù)水平。

他這段時期可說是一生中最完滿的，工作順利，生活愉快，回國一年后，他和倫慧珠結(jié)合，婚后添一子一女。他的人緣好，很喜歡與學生接近，下課后常招待學生在茶館喝茶或點心鋪喝豆?jié){，也喜歡和助教談笑。⁽⁹⁴⁾課余他和同事及好友到江浙和西北旅行。

他一向關(guān)心民眾的利益，不滿當局的苛政。他佩服魯迅敢于直言的勇氣，給予《南腔北調(diào)集》好評，借機會控訴當權(quán)者對柔石和其他左派文人的迫害。⁽⁹⁵⁾并為文抗議政府濫捕愛國學生，⁽⁹⁶⁾感嘆鴉片摧殘社會，痛抨當政集團寓禁于征的政策。⁽⁹⁷⁾就在這時，日本在華北步步進逼，他參與討論時局大會，于1936年初在《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上簽了名。數(shù)月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外電傳說日本向中國提出五項新要求，北平高等教育界人士集會商討當時的局勢，張蔭麟義不容辭，執(zhí)筆起草《教授界對時局意見書》，請政府拒絕該五條要求，并在不喪國土不辱主權(quán)下，對日交涉。⁽⁹⁸⁾大半年后，中日之戰(zhàn)隨盧溝橋事件而爆發(fā)。

憂國心難死

北平淪陷，張蔭麟倉卒南下，在天目山浙江大學作短期講學，后又轉(zhuǎn)往長沙臨時大學。學校西遷云南時，他回東莞小住，不久到香港，和陳寅恪等坐船到越南，然后轉(zhuǎn)往云南蒙自，到西南聯(lián)大銷假，仍任歷史系及哲學系教授，隨校遷往昆明，講授宋史和邏輯學，并指導學生李埏研究宋史。

數(shù)月來，他長途跋涉，跨越多省，到后方歸隊。但他對時局毫不悲觀，心里早已有準備。誠如他于“九一八”后在致張其昀信中說：“當此國家棟折榱崩之日，正學人鞠躬盡瘁之時?！彼M一點知識分子的責任，為國效勞。⁽⁹⁹⁾

1939年春天，機會終于來了。早前他在《戴東原乩語選錄》中，譏諷汪精衛(wèi)，政治部副主任無意中讀到該篇文章，賞識他的才華，推薦他到重慶政治部工作。蒙陳誠部長約見，細談宣傳之道。他寫了一本宣傳小冊，名為《蔣委員長論抗戰(zhàn)必勝訓詞釋義》，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行，蔣介石曾召見一次。初時他希望切切實實地為政府做一點事，后來發(fā)覺沒有機會。⁽¹⁰⁰⁾過了幾個月，返回昆明任教，以教育和文章救國。

張蔭麟在西南聯(lián)大約一年，除授課外，繼續(xù)宋史研究，發(fā)表多篇論文，并積極進行通史編撰的工作。就在這段時間，收集已發(fā)表的上古史論文，并寫了一篇“序言”。首段說明新通史在當前國難時期的重要性，他的抱負是綜合過去數(shù)十年新的歷史研究的成績，以新史觀寫出一本新的通史，增進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zhuǎn)變時期對國家的了解。⁽¹⁰¹⁾接著是新通史觀的討論，部分刊登在《益世報·史學副刊》。文中提出“筆削”的五個標準和貫通歷史的四個范疇，一直被推崇為新通史理論的典范。⁽¹⁰²⁾張蔭麟在致李埏信中說過：“學貴有創(chuàng)獲，如真有創(chuàng)獲，自無不為人承認之理。”⁽¹⁰³⁾如今看來，他的通史方法論可說是他的最大“創(chuàng)獲”。

在同一時期，他的私人生活卻陷入重重危機。他和容庚的女兒容琬在西南聯(lián)大一起研究史學，多年的友誼發(fā)展為互相傾慕的愛意，當時容琬已在北平和某醫(yī)生訂了婚，他終于理性地勸容琬回北平，同時接家眷到昆明。但于事無補，他和倫慧珠日夜爭吵，婚姻終致破裂，倫慧珠最后和兒女一起回廣東。⁽¹⁰⁴⁾他因家庭波折及清華的待遇問題，于1940年7月離開西南聯(lián)大，轉(zhuǎn)往遵義浙大任教。

在物質(zhì)上山城的生活艱苦，但張蔭麟在遵義的工作環(huán)境很好。校長竺可楨和他趣味相投，見面時常討論中國的人口、農(nóng)業(yè)和科技問題。他工作認真，很受文學院院長梅光迪的器重。⁽¹⁰⁵⁾史地系主任張其昀是他老朋友。謝幼偉這時也轉(zhuǎn)到遵義講授哲學，二人在浙大重逢，喜出望外，課余一起聊天，從西方哲學到國家大事，無所不談。⁽¹⁰⁶⁾

他在浙大講授中國上古史、唐宋史和歷史研究法三門課程，和學生相處得很好，有時還約三五個學生到他家里吃飯，或到館子吃，暢談天下事，無拘無束。他在遵義總共收了兩個研究生。1940年秋，他指導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生劉熊祥研究晚清的聯(lián)俄政策，劉在兩年內(nèi)完成碩士論文。次年秋，他招收另一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生余文豪，研究題目為《元初漢軍考》。⁽¹⁰⁷⁾他同時跟以前的學生李埏和丁則良保持聯(lián)絡(luò)，書信往來，指導他們研究宋史和哲學。⁽¹⁰⁸⁾

當時抗戰(zhàn)進入第四年，政治腐敗，民生凋敝，一般知識分子陷入清談的困境，茍且偷安。張其昀決定和張蔭麟合作，出版國史長編叢書，來宣揚中國文化和民族精神，振奮人心，并建立“思想與時代社”，辦一本月刊，向社會及當政者進言。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是國史長編叢書之一，全書共八章，從商代到漢初，沒有收入在昆明所寫的序文和通史方法論，只在書前加入一短序，說明該書的緣起及宗旨。一個月后重慶青年書店出版《中國史綱》鉛印本，作者“楊蔭麟”，這就是吳晗所說的盜印本。張蔭麟這時正忙于《思想與時代》月刊的籌備，沒有追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¹⁰⁹⁾

《思想與時代》創(chuàng)刊號在1941年8月出版，以張蔭麟寫的《征稿條例》代替發(fā)刊辭。從創(chuàng)刊到他去世的日子里，他在該雜志發(fā)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時評，他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社會問題，向社會及當局進言。在創(chuàng)刊號他為文追悼法國直覺主義大師柏格森的逝世，間接批評國內(nèi)哲學界近年所流行不切實際的“形式主義”。⁽¹¹⁰⁾他在《哲學與政治》一文里，提出三個哲學修養(yǎng)的標準：理智上徹底誠明的精神、求全的精神、價值意識的鍛煉。給當政者一個忠告，哲學如此，政治也應(yīng)如此。⁽¹¹¹⁾

王蕓生寫信給他，請他給《大公報》寫些關(guān)于教育問題的文章。他回應(yīng)說：身在教育界，不便說話。他覺得《大公報》提出改良士兵的生活的建議很重要，寫了兩篇有關(guān)戰(zhàn)時撫恤制度和改善士兵生活的建議在該報發(fā)表。⁽¹¹²⁾當前的急務(wù)是政治改革，他見到的都是政治問題，用人唯私，官吏無能，貪污舞弊。他決定盡最后的一分力，寫了一篇名為《論修明政治的途徑》，向當權(quán)者直諫。他的詞鋒實在太犀利了，王蕓生一直把該文擱置起來，等到他死后才檢出來發(fā)表。⁽¹¹³⁾

不久外電傳來泰戈爾的死訊，勾起他重重的回憶，他還記得當年泰戈爾訪華時，在清華演說，徐志摩翻譯，辜湯生和梁任公都來聽演講。如今各人均已物化。⁽¹¹⁴⁾剛巧張其昀把任公一些未刊的信輯成別錄，請張蔭麟作跋。在悼任公文中，他自懺當年“年稚無知”，對任公在民國的政治生涯妄加貶抑。⁽¹¹⁵⁾他就是料不到，不出一年，他也步各圣哲后塵，與世長辭。

張蔭麟的生活本來就沒有規(guī)律，在遵義他更忙個不了，時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他的臉色變得更蒼白，⁽¹¹⁶⁾終致臥病不起，后到貴陽醫(yī)院檢查，才知道是慢性腎臟炎發(fā)作。傅斯年聞訊來信問候，⁽¹¹⁷⁾謝文通剛從昆明轉(zhuǎn)到遵義任教，趕來看他。⁽¹¹⁸⁾老朋友賀麟和門生李埏先后到遵義探望他，⁽¹¹⁹⁾張其昀特別安排學生照料他的起居生活。病中他不滿一些教師兼職售貨員，賺取小利，覺得有損師道。無奈臥病在床，不能執(zhí)筆，終于口述一文，題名《師儒與商賈》，由弟子徐規(guī)筆錄，痛抨陋習。⁽¹²⁰⁾春蠶絲盡，此文竟成絕筆。當文章刊登在《思想與時代》時，張蔭麟已去世月余，年僅卅七，聞?wù)卟粍龠駠u。

傳書道未窮

清華才子歿于壯年，師長友輩均惋惜不已，浙大師友在遵義開了一個追悼會，接著《思想與時代》出了一期《張蔭麟紀念專號》。⁽¹²¹⁾清華師友在昆明也開了一個追悼會。師長們覺得他的憂國傷時、關(guān)心民眾的情懷，最為難得。友人痛失一位樸實純真的君子。他們一致贊賞他的才華。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熊十力說他才兼史哲，⁽¹²²⁾謝幼偉說他是個國學家、史學家和哲學家。⁽¹²³⁾史學界肯定《中國史綱》的學術(shù)地位，數(shù)十年來該書一版再版，譽為新通史的典范。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張其昀和宋晞在臺灣、許冠三在香港均不約而同地大力推介張氏的史學方法。在臺灣的浙大校友分別發(fā)表懷念張蔭麟學長的文字。倫偉良和李毓澍先后編印《張蔭麟文集》。⁽¹²⁴⁾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思想與時代》的《張蔭麟紀念專號》。⁽¹²⁵⁾港臺的研究生分別完成兩篇碩士論文：其一是香港大學刁燕娥的《張蔭麟及其〈中國史綱〉》，其二是臺灣師范大學黎華趙的《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¹²⁶⁾此外還有其他討論張蔭麟史學的文章，最具權(quán)威性的要算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討論張蔭麟史學的一章。⁽¹²⁷⁾臺灣分別有正中版和華崗版的《中國史綱》，大陸有北京三聯(lián)版的《中國史綱·上古篇》。50年代蘇聯(lián)漢學家魯賓對《史綱》的好評，⁽¹²⁸⁾一時引為美談。

“文革”后張氏的高足李埏和徐規(guī)分別著文介紹其師的生平、學問和貢獻。另一方面，清華校友回首前塵，撰文追述廣東才子張蔭麟的逸事。老朋友張云臺于懷念好友之余，還編了一本《張蔭麟文集》。⁽¹²⁹⁾

大陸年青的學人在20世紀60—70年代對《中國史綱》一書認識不多，廿年后，其書已被奉為經(jīng)典之作。從80年代至今，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商務(wù)印書館等多種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先把《中國史綱》收入“蓬萊閣叢書”，由王家范導讀，⁽¹³⁰⁾后再加插圖，列為“插圖本大師經(jīng)典”之一。遼寧版由復旦大學傅杰教授整理，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商務(wù)印書館商請徐規(guī)先生精細校正，后收入“浙大精品文叢”。徐教授在浙大指導的曹家齊博士進入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工作，頗為提倡張氏之學術(shù)。⁽¹³¹⁾該系的費和平、李欣榮，相繼以張蔭麟為題，分別完成學士和碩士論文，⁽¹³²⁾中山大學逐漸成為張蔭麟研究的重鎮(zhèn)。

張蔭麟祖籍廣東東莞石龍，近年來《東莞文史》時而轉(zhuǎn)載有關(guān)張氏的文章，所以一般東莞人對他的名字不感陌生。廣東省東莞市政協(xié)于2002年出版《紀念文集》，以紀念張氏逝世六十周年，由周忱選編，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兩年后李洪巖編輯《素癡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印行。

可見張蔭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一直沒有被學界遺忘。研究他學術(shù)作品的文章從未中斷，而且水平相當高，但研究的范圍局限于《中國史綱》和史學方法的討論，鮮有對張氏的學術(shù)論文作全面分析。主要原因是基本的參考資料不足。在20世紀50年代，一般圖書館都沒有《思想與時代》的《張蔭麟紀念專號》，倫偉良編的《張蔭麟文集》差不多是唯一的參考書。到70年代，李毓澍校正舊有的文章，再把《中國史綱》編入文集。后來張云臺在他編的文集中收入多篇前兩本文集未有的文章。李洪巖選編的《素癡集》，多選時評和書評等文章。在這期間，張氏的師友如吳宓、浦江清、賀麟、竺可禎等學者遺留下來的日記和文集，也相繼出版，給我們提供不少有關(guān)張蔭麟的資料。

但現(xiàn)行的張蔭麟研究資料仍嫌不足，至少缺少兩種珍貴的文獻：其一是他于晚年在《大公報》和《益世報》發(fā)表的文章；其二是他的哲學論著。這兩種資料對張蔭麟的史學研究都很重要。我們知道，他的史學研究歷程相當曲折，他從考據(jù)開始，跳出考據(jù)，研究西方史學方法和中國科技史，再轉(zhuǎn)到西方哲學和社會學，然后回歸國史，實行中西合璧，以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撰寫新通史。若要徹底地了解張蔭麟的史學方法，必須細讀他每一階段的作品，缺一不可。一般研究張蔭麟的論文，都千篇一律地說，他以哲學和社會學治史，但沒有追尋下去，他到底研究西方哪一家的哲學和社會學？結(jié)果如何？他的通史觀是怎樣形成的？哪一方法來自傳統(tǒng)？哪一觀點取自西方？所以目前的張蔭麟研究，始終沒有較大的突破，新的研究有待從一套資料完備的全集開始。

本集特色有四：

一、集中所收的《中國史綱》，由徐規(guī)先生親手校正。

二、本集收入張蔭麟碩士論文的中譯本，題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E. Moore and John Dewey”（摩爾與杜威：兩種倫理觀的比較），由勞悅強翻譯。蒙斯坦福大學檔案館館長Margaret Kimball授權(quán)出版論文中譯本。

三、收入下列各稀見論著：張蔭麟早期以“燕雛”筆名發(fā)表的幾篇文章，以及刊于《清華周刊》的佚文；《蔣委員長論抗戰(zhàn)必勝訓詞釋義》；晚年在《益世報》、《益世周報》、《新力》和《大公報》發(fā)表的文章。

四、承容庚女公子容璞和臺北中研院王汎森先生的同意，分別收入容庚檔案及傅斯年檔案中的張蔭麟親筆函件。承李埏先生的美意，贈予張蔭麟致李埏影印函件數(shù)通，今亦一并收入。

全集共三卷，專著、譯文和書信為一卷，論文為兩卷，各以系年方式列印，以方便讀者查檢。

張蔭麟的摯友梁方仲悼詩有“傳書道未窮”之句，⁽¹³³⁾今天看來，所傳之書應(yīng)包括其他論文，我們不能只讀《中國史綱》。誠然張蔭麟論文的觀點有些可能已過時，最寶貴的是他的“治學之道”，融會中西之學，敢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讓我們繼承他的遺志，綜合過去歷史研究的成就，以新史觀撰寫一部給全民的新通史。

本全集是張蔭麟研究三部曲之一，筆者和李欣榮先生合作多年，初時準備合編張蔭麟文集一種，后來我們在海內(nèi)外相繼找到稀見的資料，遂計劃出版研究資料三種：一為紀念文集，書名《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清華大學出版社“學林憶往叢書”之一，已于2009年出版。二為《張蔭麟哲學論著集》，內(nèi)收張蔭麟的哲學碩士論文英文原著及中譯、哲學論文、《戴東原乩語選錄》和《補錄》，以及張氏翻譯的西方哲學論文多篇，計劃交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三即為本書?！度烦蓵?，清華創(chuàng)校剛好一百年，謹以此書奉獻給清華，以志其世紀之盛。在編纂本集的過程中，蒙各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幫助、師友的指導和鼓勵，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今向各有關(guān)人士再三致謝。全集不全，自古皆然，編者深知本集所收張氏著作尚有遺漏，敬請海內(nèi)外高明，勿吝賜教，是為序。

陳潤成
2011年6月25日
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歷史系

(1)　朱自清：《挽張素癡》，見《朱自清全集》（第5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轉(zhuǎn)引自陳潤成、李欣榮編：《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頁。

(2)　錢穆：《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本文悼故友張蔭麟先生》，載《思想與時代》第18期，1943年1月。轉(zhuǎn)引自《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35頁。

(3)　張云臺：《張蔭麟先生及其著述》，見其編《張蔭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頁。

(4)　容庚批校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年）云：“蔭麟生于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睋?jù)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紀錄，他生于January 6，1906。晚清紀錄全用農(nóng)歷，時人對公歷的概念模糊。此處從容庚說。

(5)　據(jù)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紀錄，張的生母名C.L. Chung，籍貫廣東，已逝。

(6)　李炳球：《張蔭麟鄉(xiāng)誼史料輯錄》，見周忱選編：《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2年。據(jù)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紀錄，張父名Y.Y. Chang，職業(yè)為Education（教育），已逝。

(7)　賀麟在《我所認識的蔭麟》中說張氏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的秋季考入中等科三年級，此后史學界人士均隨其說。據(jù)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紀錄，他在1922年入清華中等科（英譯Tsinghua Middle School）二年級，三年后升高等科（英譯Tsinghua College），于1929年畢業(yè)。申請書附有清華大學蓋章成績單，把他七年來所修的科目及成績，清楚列出。這些文件可證明他是在1922年進入清華攻讀，當時是二年級。1923年賀麟認識張蔭麟時，張正在讀中等科三年級。賀麟誤記，以為張蔭麟是剛來的新同學。又張蔭麟于1929年7月在《學衡》發(fā)表《納蘭成德傳》，文中有“余讀書于清華園且七載”之句，見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第276頁。孫敦恒和張云臺在《張蔭麟在清華——為老校友張蔭麟逝世60周年而作》一文里，強調(diào)張蔭麟是在1923年19歲時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三年級，還說他在清華讀書六年，并在注中說：“張蔭麟在《納蘭成德傳》一文中，稱‘余讀書于清華園且七載’，為虛歲?！痹撐氖杖胫艹肋x編《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第278～279頁?！白x書六年”和“虛歲”之說均源自黎華趙的論文，見其著《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6月，第48頁，注1。斯坦福大學檔案紀錄證明張蔭麟的話沒有錯，黎華趙、孫敦恒和張云臺解釋七載為“虛歲”，說來有點牽強。

(8)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11月4日。

(9)　見斯坦福大學檔，附于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的清華成績單。

(10)　張蔭麟引用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Sedgwich and Tyler，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Henri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等外文參考書，及《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史稿》、《清文獻通考》、《清通典》、《疇人傳》、《古今圖書集成》等書撰寫該文。見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第49頁，注9。

(11)　李毓澍：《編者綴言》，見其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徐規(guī)、王錦光：《張蔭麟先生的科技史述略》，載《杭州大學學報》第12卷第4期，1982年12月；王錦光、聞人軍：《史學家張蔭麟的科技史研究》，載《中國科技史料》1983年第2期。

(12)　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見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shù)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0頁。李洪巖：《素癡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260頁。

(13)　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頁，注1。

(14)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37頁。賀麟在另一文《梁啟超和吳宓老師》有不同說法：任公稱贊張蔭麟說：“你有做學問的資格。”見莊麗君編：《世紀清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81頁。學界多隨“學者”說。

(15)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0頁。

(16)　見斯坦福大學檔，附于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的清華成績單。

(17)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37頁。

(18)　《吳宓日記》（四），1928年5月8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57頁。

(19)　“近從倫明先生處，得讀余數(shù)年來渴求而未得之《通志堂集》”，見《納蘭成德傳·后記》，轉(zhuǎn)引自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第276頁。

(20)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5年，第64頁。

(2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7～58頁。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苹c跨學科》，見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shù)與社會——史學卷》（下），第654～655頁。

(22)　王錦光、聞人軍：《史學家張蔭麟的科技史研究》，載《中國科技史料》，1983年第2期。

(23)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37頁。又見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9年2月6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28頁。

(24)　王敦書：《吳宓與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在華之最初傳播》，見其著《貽書堂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690頁。

(25)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8年3月7日，第6～7頁。又見《吳宓日記》（四），1928年3月8日，第31頁。

(26)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8年8月28日，第11頁。

(27)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9年2月19日，第33頁。

(28)　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0頁。

(29)　《吳宓日記》（三），1925年8月6日，第290頁。

(30)　張蔭麟：《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載《學衡》第64期，1928年7月。

(31)　見斯坦福大學檔，附于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的清華成績單。有關(guān)金岳霖和清華哲學系的資料，見劉克選、方東華編：《北大與清華》（下），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年，第444～453頁。

(32)　張岱年：《回憶清華哲學系》，見繆名春、劉巍編：《老清華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12～318頁。

(33)　謝文通：《記歷史學家張蔭麟》，載《廣州文史資料》第38期，第57頁。

(34)　見斯坦福大學檔，附于張蔭麟入學申請書的清華成績單。

(35)　張蔭麟開始直接閱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見張蔭麟：《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載《學衡》第64期，58年7月。另見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第187頁。

(36)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30年1月2日。

(37)　謝幼偉：《張蔭麟先生言行錄》，見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第1～2頁。

(38)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2頁。

(39)　Stanford University，Annual Register，《斯丹福大學年報》，1929—1930年，第429頁。

(40)　斯坦福大學哲學系Tanner圖書館主任Evelyn McMillan提供數(shù)據(jù)，包括Henry Stewart和Harold Brown教授小傳。關(guān)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大學哲學系的情形，可參考蕭公權(quán)：《問學諫往錄》，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51頁?！埃勖芴K里大學的］哲學系只有兩位教授。主修哲學的學生……一共不過四五名。這是一個冷系。兩位教授尚沒有赫赫之名?！?/p>

(41)　斯坦福大學哲學系Tanner圖書館主任Evelyn McMillan提供數(shù)據(jù)。

(42)　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成績紀錄。

(43)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11月4日。

(44)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11月4日。

(45)　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成績紀錄。

(46)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30年2月28日。

(47)　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成績紀錄。

(48)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30年1月2日。

(49)　張蔭麟：《甲午中日海戰(zhàn)見聞記》，載《東方雜志》28卷6號，1931年3月25日；7號，1931年4月10日。該文翻譯W.F. Tyler紀錄他所見到的甲午中日海戰(zhàn)，原文選自泰萊于1929年在倫敦出版，關(guān)于他在中國經(jīng)歷的書。

(50)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4頁。

(51)　張蔭麟：《中國書藝批評學·序言》，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71～174期，1931年4月20日、27日，5月4日、11日。

(52)　張蔭麟：《致張其昀》，自斯坦福大學，1933年3月7日。見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第461頁。

(53)　“蔭麟以大考，又忙于作文，病吐血。余勸其休息數(shù)日?！段母薄犯?，此一二期，當由余一人承當矣?！逼纸澹骸肚迦A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9年2月8日，第29頁。

(54)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9月20日。

(55)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1頁。

(56)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30年2月28日。

(57)　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9月20日。

(58)　“寄身異國，性又孤冗，寂寥可知?！睆埵a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9月7日。

(59)　斯坦福大學文件，中國學生會紀錄，1929年。

(60)　“弟異域索居，非惟無同好，并且無可與共學者，不免寂寥之感耳。”張蔭麟：《致容庚》，自斯坦福大學，1929年11月4日。

(61)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2頁。

(62)　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成績紀錄。

(63)　例如論文綱目（Table of Contents）中，Realism（實在主義）誤植Realm（領(lǐng)域）。文中Property（特質(zhì)）誤植Properly（適當?shù)兀┑鹊取?/p>

(64)　謝文通：《記歷史學家張蔭麟》，載《廣州文史資料》第38期，第55頁。

(65)　1932年2月10日星期三，“寫信與蔭麟，彼在美國將得博士學位矣。但余以國家如此，勸其拋棄純正哲學之路”。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第72頁。

(66)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1頁。

(67)　張蔭麟：《致張其昀》，自斯坦福大學，1933年3月7日。見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第461頁。

(68)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3頁。

(69)　王蕓生：《悼張蔭麟先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24頁。

(70)　張蔭麟：《悼丁玲》，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96期，1933年9月4日。

(71)　斯坦福大學有兩種社會學課程。一種是社會經(jīng)濟，直屬經(jīng)濟學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除各社會學科外，本科生必須修經(jīng)濟學、統(tǒng)計學、倫理學和心理學。張蔭麟從哲學系轉(zhuǎn)到經(jīng)濟學系，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另一種是純社會學，直屬社會科學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本科生不用修經(jīng)濟、心理、倫理、統(tǒng)計等學科，但要專攻一種社會研究，例如社會學理論、社會心理學、社會病理學（Social Pathology）、優(yōu)生學、人口學等等。見Stanford University，Annual Register，《斯坦福大學年報》，1929—1930年，第416～418頁。

(72)　斯坦福大學檔，張蔭麟成績紀錄。

(73)　張蔭麟：《致張其昀》，自斯坦福大學，1933年3月7日。見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第461頁。

(74)　斯坦福大學文件，中國學生會紀錄，1933年。中國學生會開了一個慶祝會歡送張蔭麟回國。

(75)　張蔭麟：《不列顛博物院所藏中國寫本瞥記》，載《國聞周報》第11卷第21期，1934年5月28日。

(76)　陳寅恪：《致傅孟真》，第廿五函，見《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46頁。

(77)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1928年1月14日，第4頁。

(78)　陳寅?。骸吨赂得险妗罚谪ノ搴?，見《陳寅恪集·書信集》，第47頁。

(79)　傅孟真批語于信后，同前注。

(80)　孫敦恒、張云臺：《張蔭麟在清華——為老校友張蔭麟逝世60周年而作》，見周忱選編：《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第281頁。

(8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180頁。

(82)　“吳雨僧師招飯于藤影荷聲之館，始與君晤。余賦詩有‘同門堂陛讓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稱’等語?！毙∽⒏接阱X鐘書：《傷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5頁。

(83)　張岱年：《張蔭麟文集·序》，見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第2頁。

(84)　張蔭麟：《說可能性》，載《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1935年4月。

(85)　張蔭麟：《歷史哲學的根本問題》，載《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1936年4月。

(86)　吳晗：《記張蔭麟》，載《大公報》1946年12月13日。轉(zhuǎn)引自《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2頁。

(87)　素癡：《關(guān)于“歷史學家的當前責任”》，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2期，1934年9月28日。

(88)　張其昀：《張蔭麟先生追悼會致辭》，1942年11月29日。載《思想與時代》第18期，“張蔭麟先生紀念號”，1943年1月1日。有關(guān)張蔭麟?yún)⒓訃涝O(shè)計委員會文化組和編通史的過程，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2頁。

(89)　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3頁。

(90)　本文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1936年11月20日，因為文字與《中國史綱》的相應(yīng)部分過于接近，故未收入本集。

(91)　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4頁。

(92)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64頁。

(93)　李埏：《張蔭麟先生傳略》，見《史學論叢》第2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轉(zhuǎn)引自《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85頁。

(94)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6頁。

(95)　張蔭麟：《讀〈南腔北調(diào)集〉》，載《大公報》1934年9月15日。

(96)　張蔭麟：《論非法捕捉學生》，載《獨立評論》第143號，1935年3月25日，又見《新社會》第8卷第7期，1935年4月。轉(zhuǎn)引自李洪巖編：《素癡集》，第71～72頁。

(97)　張蔭麟：《說民族的“自虐狂”》，載《獨立評論》第199號，1936年5月。轉(zhuǎn)引自李洪巖編：《素癡集》，第38～40頁。

(98)　顧潮輯：《頡剛?cè)粘獭罚姟短觳诺氖穼W家：追憶張蔭麟》，第288～290頁。

(99)　張其昀：《敬悼張蔭麟先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3頁。

(100)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7頁。

(101)　這篇序言題名“自序”，首次收入1941年6月重慶青年書店出版的《中國史綱》上冊。作者署名“楊蔭麟”，即吳晗所謂的盜印本。

(102)　張蔭麟：《〈中國史綱〉自序》。

(103)　張蔭麟：《致李埏》，自遵義，1940年11月15日。

(104)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48～49頁。

(105)　謝文通：《記歷史學家張蔭麟》，載《廣州文史資料》第39期，第59頁。

(106)　謝幼偉：《張蔭麟先生言行錄》，見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第1～2頁。

(107)　徐規(guī)：《張蔭麟師培養(yǎng)學生情況述略——紀念張師誕辰九十周年》，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轉(zhuǎn)引自《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00頁。

(108)　張蔭麟：《致李埏》，自遵義，1941年2月5日、3月3日。

(109)　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59、61頁。

(110)　張蔭麟：《柏格森（1859—1941）》，載《思想與時代》第1期，1941年8月。

(111)　張蔭麟：《哲學與政治》，載《思想與時代》第2期，1941年9月。

(112)　張蔭麟：《關(guān)于戰(zhàn)時撫恤制度的一個建議》，載《大公報》1941年10月15日；《關(guān)于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議》，載《大公報》1941年10月29日。原稿漫漶不清，無法收入本集，甚憾。

(113)　張蔭麟：《論修明政治的途徑》，載《大公報》1942年12月27日；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59、61頁；王蕓生：《悼張蔭麟先生》，載《大公報》1942年10月27日。

(114)　張蔭麟：《泰戈爾愛因斯坦論實在與真理》，載《思想與時代》第2期，1941年9月。

(115)　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載《思想與時代》第4期，1941年11月。

(116)　吳晗：《記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0頁。

(117)　張蔭麟：《致傅孟真》，自遵義，1941年9月27日。

(118)　謝文通：《記歷史學家張蔭麟》，載《廣州文史資料》第39期，第58頁。

(119)　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35頁。

(120)　徐規(guī)：《張蔭麟師培養(yǎng)學生情況述略——紀念張師誕辰九十周年》，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轉(zhuǎn)引自《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01頁。

(121)　《思想與時代》第18期，1943年1月。

(122)　熊十力：《哲學與史學——悼張蔭麟先生》，載《思想與時代》第18期，1943年1月。

(123)　謝幼偉：《張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150～166頁。

(124)　倫偉良編：《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年；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

(125)　《張蔭麟先生紀念?？?，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

(126)　刁燕娥：《張蔭麟及其〈中國史綱〉》，香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68年；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81年。

(127)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二章。

(128)　〔蘇〕魯賓：《評張蔭麟著〈中國史綱〉》，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354～359頁。

(129)　指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

(130)　王家范：《〈中國史綱〉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1)　曹家齊：《張蔭麟先生治史之啟示——兼談新一代史家應(yīng)具之知識結(jié)構(gòu)與才情》，見《張其凡教授榮開六秩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2)　費和平：《張蔭麟事跡簡編》，中山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論文，2000年；李欣榮：《張蔭麟與通史撰述》，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李欣榮：《主流與旁支：張蔭麟與民國學界》，見桑兵、關(guān)曉紅主編：《先因后創(chuàng)與不破不立：近代中國學術(shù)流派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

(133)　梁方仲：《哭張公蔭麟》，見《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