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虎乃有風

古今中外，各行各業(yè)的成功者數(shù)不勝數(shù)，我們不難從中遴選出自己特別心儀的偶像。然而凡事過猶不及，誰要是心性太熱，將某位箭垛似的先賢推崇至完人、圣人和偉人的極峰，就會干出離譜的事情。“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類懷疑主義色彩頗為濃厚的話語固然卑卑無足道，但其合理的成分仍不可一概抹殺。有時，評判者采取的政治立場和文化視角會起到杠桿作用，只要他們找得到合適的支點，撬翻任何一位完人、圣人和偉人的寶座都不在話下?？鬃颖还湃俗鸪鐬橹潦ハ葞?，長達兩千余年，卻在二十世紀厄運纏身，被無知無畏者輪番打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北大老校長蔡元培也被推崇為完人和圣人，當時和后世的眾多學者一直有意無意地強化這種共識，他到底能否當此美譽而毫無愧色？仁者與智者所持的看法又究竟有多大的反差？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值得我們探求。

一、如此翰林，絕無僅有

毛子水在《對于蔡元培的一些回憶》中講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錢玄同不無冒失地問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微笑作答：“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是北宋文學家和書法家，其字體不循常軌，張揚個性，宛如鐵干銅枝，恰似險峰危石，以剛勁奇崛著稱。蔡元培見招拆招，這樣的回答既見出涵養(yǎng)有素，也顯得幽默感十足，滿座聞之，忍俊不禁。

自初唐迄于晚清，一千二百多年間，翰林多到數(shù)萬計，但主動參加革命黨，去革專制王朝老命的，除了蔡元培，數(shù)不出第二人。自達摩東來，一千五百多年間，和尚多到數(shù)以百萬計，集情圣、詩魔、丹青高手和革命志士于一身的，除了蘇曼殊，也數(shù)不出第二人。他們是在“古今未有之變局”中稟賦特出的產(chǎn)兒，堪稱天地間絕無僅有的異數(shù)。

據(jù)教育家馬相伯回憶，1901年，蔡元培擔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期間，曾與張元濟、汪康年一道拜他為師，學習拉丁文。每天清晨，蔡元培從徐家匯徒步四五里路到土山灣馬相伯家上課。由于求學的心情過于急切，頭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凌晨五點多鐘，天邊剛有一絲曙色，他就在樓下低聲叫喚“相伯，相伯”。馬相伯感到驚奇，大清早的，誰跑來這里喊魂？他推開窗子望去，來人是蔡元培。馬相伯名士派頭十足，他急忙搖手，對蔡元培說：“太早了，太早了，八九點鐘再來吧！”雖然有點敗興，蔡元培并沒有感到不悅，三個鐘頭后，他重又來到馬家。這一年，蔡元培三十四歲，身為翰林已達八載，但他仍有程門立雪的虔誠勁頭。

近代以降，中國人在血渠淚河中蹚行了一百多年，與宗教精神早已背道而馳。太平天國焚燒廟宇，強迫和尚尼姑還俗。義和團摧毀教堂，瘋狂殺戮西方傳教士。嗣后，科學上位，主義蜂起，各種花樣翻新的迫害方式不斷升級，更掃蕩了人們所剩無幾的敬畏之心。蔡元培有見于此，特別提出“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張，他認為，上智者和強力者往往會利用現(xiàn)成的宗教（或大力推行個人崇拜）桎梏民眾的思想和行為，下愚者求神拜佛，則容易陷足于迷信的泥坑而難以自拔，美育以修身養(yǎng)性為根本，它能使任何個體都平等地獲得上升的階梯和自我完善的路徑。應(yīng)該承認，這原本是一個不錯的主張，可惜很難在中國實行。因為人生慘苦，世路險惡，人們受到強權(quán)惡政的宰制，往往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置身于無援無助的境地，他們要么忍氣吞聲，匍匐在專制魔王的腳下茍且偷生，要么含悲茹苦，祈求各方神佛的撫慰和麻醉。他們相信往世來生，相信善有善報，至少還不算徹底絕望。美育則必須在和平安定的環(huán)境中方可著手，在溫飽無虞的日子里始能用心，然而一旦國人的欲望被激蕩至沸點和熔點，宗教缺席，道德破產(chǎn)，美育也將失去立足之地。因此“以美育替代宗教”的愿景實則遙不可及。

蔡元培持之不變的座右銘為“學不厭，教不倦”。他三度旅歐，精研西方哲學，在巴黎訪晤過居里夫人，在德國結(jié)識了愛因斯坦，兩次高峰對話使他受益良多。終其一生，蔡元培對學問抱有濃厚的興趣，對教育懷有熾熱的感情，雖歷經(jīng)世亂，屢遭挫折，卻從未泄過氣、斷過念、灰過心。戊戌變法時期，王照、張元濟勸導(dǎo)康有為以開辦教育、培植人才為先鞭，以維新變法為后圖，康氏的目光則較為短視，他認為：強敵虎視鷹瞵于外，清廷河決魚爛于內(nèi)，如同老房子著火，縱有觀音大士千手千眼為助，猶恐撲救無暇，王、張之議緩不濟急，只好暫且作罷。無獨有偶，辛亥革命前，嚴復(fù)在英倫邂逅孫中山，他開出的藥方同樣是“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孫中山略無遲疑，以“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語作答，他認為，在清王朝舊體制的框架下，教育猶如被巨石鎮(zhèn)壓著的筍尖，是無法舒展其身子骨的。

當初，康有為、梁啟超倡導(dǎo)變法維新，炙手可熱，蔡元培冷眼旁觀，并不看好康、梁的“小臣架空術(shù)”，維新派把孤立無援的光緒皇帝的細腿當成如來佛的粗腿去抱，企圖富國強兵，拯救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沒落王朝，這豈不是癡心妄想嗎？改良教育和培植人才，如此重要的事情，康、梁竟認為無關(guān)大局，根本不留意，全然不著手，徒以空言造勢，妄想撒豆成兵，倒有幾分神漢巫公的派頭?？涤袨樗鲗?dǎo)的四不像的變法維新和君主立憲果然一敗涂地，蔡元培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敗因：“由于不先培養(yǎng)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數(shù)人弋取政權(quán)，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蔡元培真心向往的是民主政治，極力主張的是教育救國，他放著好好的翰林不做，棄官南下，回家鄉(xiāng)紹興監(jiān)理新式學堂，到上海南洋公學特班任總教習，與葉瀚等人發(fā)起成立中國教育會，組織愛國學社，開辦愛國女學。

1903年冬，蔡元培為了使國人警醒，對帝俄覬覦中國東三省有所防范，創(chuàng)辦《俄事警聞》報。這一時期，他受到普魯東、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發(fā)表小說《新年夢》，主張廢除私有財產(chǎn)，廢除婚姻制度。但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霹靂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死氣沉沉的社會獲得生機。此后，他參加楊篤生領(lǐng)導(dǎo)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陶成章等人秘密創(chuàng)立光復(fù)會，出任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由專制王朝的翰林轉(zhuǎn)變?yōu)閺氐椎母锩h，蔡元培無疑是古今第一人。

蔡元培寫過《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自三十六歲以后，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xùn)練，算是預(yù)備下暴力的種子；又以暗殺于女子更為相宜，于愛國女學，預(yù)備下暗殺的種子。”然而，與同時代的革命黨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張是相對溫和的，當民族革命奔向最高潮時，“誓殺盡韃虜，流血滿地球”的激烈言論是主旋律。鄒容的《革命軍》痛恨滿族人，視之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欲斬草除根而后快。蔡元培在1903年4月的《蘇報》上發(fā)表《釋仇滿》一文，給民族革命做了一個降調(diào)處理，他的言論更能服人，也更能安心：“滿人之血統(tǒng)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為漢語漢文所淘汰。所可為滿人標識者，唯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yè)而坐食之特權(quán)耳。茍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quán)，則漢人決無仇殺滿人之必要?！备锩ǔ６际橇餮拇~，革命者能夠保持冷靜的理智，實為難上加難。

1912年3月，中華民國首任國務(wù)總理唐紹儀組閣，蔡元培執(zhí)掌教育部。教育部次長范源濂既是蔡公的搭檔，又是朋友。關(guān)于教育，兩人的觀點可謂相反相成。范源濂心存疑惑：“小學沒辦好，怎么能有好中學？中學沒辦好，怎么能有好大學？所以當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頓小學?！钡聡F血宰相俾斯麥早就透露過信息：“普魯士能夠戰(zhàn)勝法國，功勞全在小學教員?！辈淘嘁残拇骖檻]：“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從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從哪里來？所以當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頓大學?！睅追q難之后，高下難分，彼此打成平手，兩人便協(xié)調(diào)意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教育部均須費大力氣整頓，下大功夫培養(yǎng)。

蔡元培信奉安那其主義（Anarchism，無政府主義）勝過信奉三民主義，他崇尚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學術(shù)自由和信仰自由，他認定“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蔡元培力主廢止尊孔、祀孔和讀經(jīng)的固有模式，乃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他的教育主張與舊派人物的意見多有抵牾，難以契合，他的改革舉措也處處受阻。一旦意興闌珊，求去之心遂九牛難挽。1913年，蔡元培掛冠出洋，為考察西方教育和研究世界文明史，前往德國游學。袁世凱慰留的話講得頗為夸張：“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辈淘嗟幕卮鹨蚕喈敊C智：“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p>

二、收拾北大這個爛攤子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據(jù)沈尹默回憶，“蔡元培長北大之來由”是：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沈步洲與北大校長胡仁源有矛盾，沈步洲心胸狹隘，耿耿于懷，必欲扳倒胡仁源而后快，他抬出蔡元培，論資望，論才學，均在胡仁源之上，教育總長范源濂樂見老上司在教育界重新歸位，就順水推舟，促成此事。那時，蔡元培剛從海外歸來，風塵仆仆，抵達上海后，許多朋友都勸他不要率爾銜命，北大腐敗透頂，爛到流膿，他若匆忙就職，恐怕整頓不力，清譽反受其累。但也有幾位朋友鼓勵蔡元培放手一搏，使用手術(shù)刀割治這個艷若桃李的爛瘡，給中國教育界開創(chuàng)前所未有的新局，就算敗北，盡心即可無憾。蔡元培具有極強的使命感，他選擇的是銳意進取，而不是臨陣退縮。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視事，著手收拾這個令人掩鼻的爛攤子。

有人說，蔡元培接手北大，是為了做一次安那其主義的完美實驗，這可不是空穴來風。安那其主義信奉者的口號是：“無地球以外的別個，又無他生來世的另一個，要做好就在這一個上做到好，要改良世界就在本街坊內(nèi)改良?！辈淘嗍菆远ǖ陌材瞧渲髁x信奉者，他將北大視為亟待改良的“街坊”，實無足怪。

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與其將它稱之為大學，還不如將它稱之為官僚養(yǎng)成所。這樣的看法是否有點失之武斷？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者張百熙曾經(jīng)禮賢下士，聘請文章經(jīng)濟極負時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倫擔任總教習，吳汝倫不肯就職，張百熙就在吳汝倫面前長跪不起，比程門立雪的楊時更有誠意。吳汝倫也是個認真的人，高齡應(yīng)聘之后，他一絲不茍，即赴日本考察教育，無奈病魔窺伺于側(cè)，赍志以沒。1905年，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降格為監(jiān)督，首任監(jiān)督張亨嘉發(fā)表就職演說，只有寥寥一語，總計十四個字：“諸生聽訓(xùn)：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放在全世界高等學府的范疇來看，如此言簡意賅的就職演說也是獨一無二的。京師大學堂的生源很雜，其中有秀才、舉人、進士，甚至還有翰林，因此在運動場上，體育教官禮貌端端地高喊口令：“大人向左轉(zhuǎn)！”“老爺開步走！”京師大學堂距學界遠，離官場近，又何足為奇？活動能力較強的學生，上乘的辦法是獵官，組織同鄉(xiāng)會，巧妙運作，做一任會長或干事，借以接近學校當局，畢業(yè)后即穩(wěn)登升遷的階梯；下乘的辦法是鉆營，以嫖娼、賭錢、看京戲、捧名角的方式結(jié)交社會上的實力人物，倚為借重的資本。民國初年，京師大學堂與國會的參議院、眾議院被外界并稱為“兩院一堂”，其中的各色人物乃是八大胡同鴇兒妓女們最喜愛的客源，無非是因為他們囊橐鼓脹，吃喝玩樂包齊，舍得拿大把銀洋撐場面。有的學生一年花銷高達五千元，相當于普通人家十年的用度?？偠灾?，在京師大學堂，烏煙瘴氣和歪風邪氣盛之又盛，唯獨研究學問的風氣無影無蹤。

比蔡元培執(zhí)掌北京大學晚兩年，1918年12月，美國學者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學校長。上任伊始，這位中國通即公開表態(tài)，他并不希望燕京大學成為世上和史上最著名的大學，只希望它成為當下中國最有用的大學。司徒雷登主張學術(shù)自由，言論自由，教育以求真務(wù)實為鵠的，他親訂燕京大學校訓(xùn)：“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wù)?！保‵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燕京大學是美國教會大學，司徒雷登是美利堅自由公民，他有此學術(shù)觀和教育觀，合情合理。盡管蔡元培也曾赴歐洲游學數(shù)年，但他畢竟在中國傳統(tǒng)教育體制和政治體制下浸潤的時間更久，這位清朝翰林、民國元勛果然能破能立嗎？破，要有大勇；立，要有大智?！坝性鯓拥男ｉL就有怎樣的大學”，當年，這句話是可以獲得印證的。北大將打上蔡元培的烙印，這既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時代的必然。

蔡元培出掌北大后，立即發(fā)出呼吁：“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他承諾：“自今以后，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睘榱顺C正學風，蔡元培從多方面入手：發(fā)起組織進德會，發(fā)表《進德會旨趣書》，會員必須恪守不嫖、不賭、不納妾的基本戒條（另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五條選認戒）；設(shè)立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組織各類學會、研究會，如新聞學會、戲劇討論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使學生養(yǎng)成研究的興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

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shù)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yè)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shù)之機關(guān)。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fā)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因此大學理應(yīng)是“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的學府，遵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钡淖匀环▌t。他打過一個譬喻，頗具說服力，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剛?cè)?，它們相反而相成。蔡元培決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來，凡飽學鴻儒皆得以保留教職，更在國內(nèi)延聘名師，不問派別，不問師從，但求其學有專長，術(shù)有專攻。至于不合格的教員，他堅決黜退，毫不手軟，不管對方的來頭是什么，靠山是誰，神通有多大。一名法國教員被黜退后，四處揚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英國教員被黜退后，居然搬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這尊洋菩薩來與蔡元培談判，蔡元培堅持成命，不肯妥協(xié)。事后，朱爾典怒氣沖沖地叫囂：“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對于這些來自外部的恫嚇和阻撓，蔡元培無畏無懼，不為所動。

誠如馮友蘭所言，“大學應(yīng)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范圍內(nèi)有發(fā)言權(quán)，他就應(yīng)該受到尊重”。學術(shù)乃天下之公器，一致百慮，殊途同歸，蔡元培不持門戶之見，唯致力將北大改造成為中國的學術(shù)淵藪。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舉措，最令人稱道的是“學術(shù)第一”“教授治校”“講學自由”“兼容并包”。以黨見和政見論，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chǎn)主義，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辜鴻銘憧憬君主立憲；以文學派別論，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nóng)、周作人倡導(dǎo)新文學，劉師培、黃侃、吳梅堅守舊文學。特別是“性博士”張競生，被封建衛(wèi)道士辱罵為“三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講“美的人生觀”，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論”。在半封閉半蒙昧的中國，張競生的言論絕對算得上離經(jīng)叛道，驚世駭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護傘下，他才不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北大學生創(chuàng)辦了三個大型刊物，分別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各有各的擁躉，各有各的讀者群，盡管彼此筆戰(zhàn)不休，但相安無事。

蔡元培開門辦學，特色鮮明，校內(nèi)“三生”共存?！叭笔钦缴?、旁聽生和偷聽生。正式生是通過考試進入北大的學生，旁聽生是辦了旁聽手續(xù)的學生，得到了校方的許可，偷聽生則是未辦任何手續(xù)、自己跑來聽課的學生，盡管未獲明文許可，但也無人將他們攆出課堂。偷聽生中藏龍臥虎，不可小覷，代表人物就有金克木和許欽文。上課前，教授指定專人發(fā)放油印的講義，對上課者不問來歷，一視同仁，發(fā)完為止。有些正式生姍姍來遲，便兩手空空，他們也不覺得有什么好委屈好奇怪的?！皝碚卟痪?，去者不追”，聽課之自由可見一斑。有人說：“學術(shù)是天下公器，‘勝地自來無定主，大抵山屬愛山人’，這正是北大精神的一面?！蓖德犐惨虼藰返缅羞b。

三、改造北大，維護北大

當年，北大被稱為“自由王國”。你愛上課，可以；你不愛上課，也可以；你愛上你愛上的課而不愛上你不愛上的課，更是天經(jīng)地義的準可以。貶低北大的人以此為口實，稱北大是“兇、松、空三部曲”，意思是：學生投考時題目“兇”，入校后課程“松”，畢業(yè)生腹中“空”。還有一種類似的說法：北大把后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即謂進校難，畢業(yè)易。事實上，北大約束少，最能出怪才。朱海濤有一段回憶文字寫得極到位：“北大的教育精神是提倡自立、自主的?！o你逛窯子的機會你不逛，那才是真經(jīng)得起試探的人。給你抄書的機會你不抄，那才是真有讀書心得的人。將你擱在十字街頭受那官僚封建腐爛的北平空氣熏蒸而不染，那才是一個真能改造中國的人。關(guān)在‘象牙塔’里受盡保護的，也許出得塔門，一陣風就吹散了?！奔热恍袨樽杂桑枷胍矔瑯幼杂?。當時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黨派；中國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辦大學，兼容并包，最考驗校長的掌控力，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會形成“糞沼”。蔡元培對于中西文化擇善而從，對于各類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舊學，探討新知，和平共處，不相妨害。他的態(tài)度絕無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容，處事公平，無適無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世事無絕對，在北大，鬩墻與內(nèi)訌總還是有的，而這些響動多半與辜鴻銘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有關(guān)。辜鴻銘不買胡適的賬，他認為，胡適治哲學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簡直是畫虎成貓，誤人子弟。黃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適，但他對章氏同門詆訶更多，罵他們曲學阿世。于是眾人暗地里戲稱蔡元培為“世”，到校長室去被謔稱為“阿世去”，意思是“巴結(jié)蔡校長去”。黃侃上課，罵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罵得相當刺耳，兩人的教室毗鄰，字字句句都聽得清清楚楚，學生在講臺下偷笑，錢玄同在講臺上泰然處之。

陳獨秀撰《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稱贊道：“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shù)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标惇毿阌绕鋺?yīng)該感謝蔡元培對他的愛護和包容。這位為科學與民主鼓與呼的急先鋒，圭角畢露，鋒芒侵人。他放浪形骸，不檢細行，不拘瑣德，往往主動授予敵對者攻訐的口實。陳獨秀去八大胡同消遣，遭到過妓女的控告和警局的傳訊，經(jīng)《京報》大肆渲染，變成轟動社會的丑聞。盡管陳獨秀運筆如槍，其蓋世神功能夠辟易千人，但若是沒有蔡元培為他屢次三番解圍，攻擊者驅(qū)逐他出北大的愿望豈會落空？蔡元培是北大進德會的模范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這三條，他絕對遵守，但他只以道德嚴于律己，并不以道德苛以責人，這非常不容易。蔡元培愛護陳獨秀，原因很簡單，后者是難得的人才，其言論主張值得會意和同情。

守舊派的頭面人物林紓原本是贊成“新學舊學并行”的，但新學分子破壞力巨大，竟宣布“古文死了”“孔家店破產(chǎn)了”，使他不免生出“未得其新，先殞其舊”之慨，舊學被打上恥辱的烙印，這尤其令他痛心。一怒之下，“義憤”沖決了理智的堤防，他在上?！缎律陥蟆钒l(fā)表小說《荊生》和《妖夢》，《荊生》里的人物田必美、狄莫和金心異，分別影射陳獨秀、胡適與錢玄同，說這三人經(jīng)常聚在一起詆毀前賢，侮蔑斯文，荊生偶然聽到了，立刻怒火中燒，將他們暴打一頓。荊生這個人物，乃是以徐樹錚為原型，此人來頭不小，是段祺瑞的頭號智囊、陸軍部次長，極為霸道，對新文化運動恨之入骨?！堆龎簟奉愃菩眯≌f，作者夢見那些非議圣人之言和祖宗之法的書生全被怪物捉去吃掉了，其中有個叫元緒公的，影射蔡元培。林紓巧用古字意，將蔡公比作烏龜，實屬刻薄。身為守舊派代表人物，林紓敵視新文化運動，仇視科學與民主，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志不相同，道不相合，是不難理解的，但他擺出一副急于助紂為虐的模樣來，動輒揚言“宜正兩觀之誅”，宣稱要將異己“寢皮食肉”，以恐嚇、謾罵為取勝的法寶，這種做派著實令人不敢恭維，斥之為卑劣也毫不為過。

林紓的小說經(jīng)由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之手轉(zhuǎn)寄《新申報》發(fā)表，張厚載寫信向蔡元培說明情況，蔡元培回信批評張某的做法有欠妥當，既非愛護其師林紓，也非愛護母校北大。在這封回信中，蔡元培表明了自己對《荊生》和《妖夢》的看法：“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辈淘嗟拇蠖葘捜菡媸浅Ｈ送麎m莫及的。

此后不久，林紓在《公言報》（此報專與北大為敵，專與新文化運動為難）上發(fā)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這一回他跳將出來，攻擊北大的教育“覆孔孟，鏟倫?！保氨M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他以謠言為依據(jù)，難免荒腔野板：“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此語一見之隨園文中，仆方以為擬于不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边@段話的意思是：“近來有些講新道德的人，貶斥父母因為自身情欲發(fā)作才孕育了兒女，對自己并無恩德。這句話在袁枚的文章中可以見到，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人倫的，應(yīng)斥之為狂妄荒謬；沒想到竟然有北大教授拿它來講學，他長著人腦袋，卻發(fā)出畜生的叫聲，不值得與之辯論，放在一邊就行了。”蔡元培答復(fù)時特意指出林紓筆下的這個典故出自于《后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彈劾孔融，致使后者遭遇殺身之禍。袁枚只不過拾古人之牙慧，并不是此說的源頭。林紓聽信傳言，妄加指責，撿根柴棍當槍使，實在是貽笑大方。林紓自視為桐城派文豪，以腹笥豐贍傲人，展讀蔡元培的公開答復(fù)，就算隱身在自家書齋里，也必定面紅耳赤，汗出如漿吧。

在答復(fù)林紓的公開信中，蔡元培闡明了自己的兩項主張：“（一）對于學術(shù)，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fā)展。（二）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課，以無背于第一種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fù)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fù)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I安會之發(fā)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禁也。教員中有喜作側(cè)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博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粍t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茍于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于學校耶？”對于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林紓詬病尤多，蔡元培的還擊更為神準：“《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譯為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于原本乎？”這一問不打緊，直把林紓詰問得啞口無言。此外，蔡元培對林紓寬待《紅樓夢》《水滸傳》的作者而苛責同時代的胡適、錢玄同、周作人，也不以為然，他強調(diào)，胡、錢、周等新文化運動的干將無不博覽群書，并不是借白話文藏拙的“二把刀”。

蔡元培的公開信以道理服人，以事實講話，無懈可擊，林紓筆頭子再厲害，也無隙可乘。對此話題，林紓從此噤聲，也算是有服善之智和改過之勇吧。

守舊派并非個個都像林紓那樣操切應(yīng)對，甚至有人認為林紓以七十高齡“作晨雞”“當虎蹊”，寫小說，罵群生，等于頂風撒尿，徒然弄得自己一身臊。嚴復(fù)就不肯接招，他以包容的心態(tài)說話：“優(yōu)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边@段話的意思是：“優(yōu)秀的人自然能生存，鄙陋的人自然會失敗，即使有一千個陳獨秀，一萬個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這道法則？這也像春天的鳥兒、秋天的蟲子，聽由它們自己鳴叫自己休止就行了。林琴南與他們較量辯論，庸人自擾，也太可笑了?！眲熍嗟挠^點更有意思：通群經(jīng)才能治一經(jīng)。沒通經(jīng)不敢吭聲，通了群經(jīng)不屑吭聲。他不作任何辯駁，就等于作出了辯駁，簡直就如同裝聾作啞的大禪師，能夠悄無聲息地默殺一切。

北大學生很幸運，由于蔡元培的辦學方針鼓勵百家爭鳴，他們仿佛漫步在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自是大飽眼福，大飽耳福。學風丕變，人才蔚起，確為水到渠成。

在舊勢力依然磐固的環(huán)境里，以效益論，激烈對抗反不如穩(wěn)健從事更妥當。蔡元培能夠在北大取得成功，決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當時是很難辦成的事情，北京好一點的戲樓（廣和樓、富連成社）不賣堂客票，女人不能進去聽戲。次一等的戲樓，也是另開一門，標明“堂客由此進”，男女之分，壁壘森嚴。因此北大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這絕非不起眼的小舉措。蔡元培的做法極富策略，先讓女生旁聽，然后招考，未向教育部報備，以免碰到硬釘子，反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瞅準了教育部因循舊章（仍是他在教育部總長任內(nèi)制定的規(guī)則），并無禁止女生上大學的條款。那些反對者眼見木已成舟，社會輿論又偏向于贊成男女同校，也就不再橫加指責了。

順筆提及一件事，當年，陳獨秀與汪精衛(wèi)討論男女同校的問題，汪精衛(wèi)出以激烈的言辭：“中國人把男女防閑看得這樣重，只有索性實行男女亂交，才可稍稍破除這種固執(zhí)的謬見！”陳獨秀是一尊大炮，聽到汪精衛(wèi)這樣說，也有點吃不消。他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答讀者問的公開信，說是“精衛(wèi)先生這句話未免太激烈一點”，“激烈”一詞竟然出自領(lǐng)導(dǎo)新文化運動的“陳司令”的筆端，著實令人莞爾。

蠻干不如巧干，蔡元培引經(jīng)據(jù)典，將法國大革命時代所標舉的公民道德綱領(lǐng)自由、平等、博愛（他譯為“友愛”）推衍出與中國文化相對應(yīng)的解釋：“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贝苏f一出，那些習慣訾議詆毀自由、平等、博愛的封建衛(wèi)道士，彎弓搭箭，茫然迷失標靶，只得斂手而退，哪兒涼快待哪兒去。斗士陳獨秀喜歡打南拳，虎虎生威，剛猛至極。智士蔡元培則擅長于太極推手，柔若無聲，四兩撥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權(quán)威也曾受到過挑戰(zhàn)。1922年10月，數(shù)百名北大學生不肯交納講義費，為此包圍紅樓，氣勢洶洶。蔡元培挺身而出，他厲聲質(zhì)問道：“你們鬧什么？”為首的學生講明來由：“沈士遠（北大庶務(wù)部主任）主張征收講義費，我們來找他理論！”蔡元培說：“收講義費是校務(wù)會議決定的，我是校長，有理由盡管對我說，與沈先生無關(guān)?！边@時，學生中有人惡語相向：“你倚老賣老！”蔡元培毫無懼色，他揮拳作勢，仿佛金剛怒目，公開叫陣：“你們這班懦夫！我是從明槍暗箭中歷練出來的，你們?nèi)粲惺謽屨◤棧还苣脕韺Ω段?，站出來跟我決斗！誰要是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碑敃r，觀者如堵，聽聞先生此言，無不面面相覷。五十五歲的老校長平日馴如綿羊，靜若處子，現(xiàn)在忽然搖身一變，變成了拼命三郎，變成了正義之獅，大家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處在此，可敬之處在此，可愛之處亦在此，一旦顯露無遺，千人為之辟易。學生自覺理虧，滿懷敵意受此激蕩，竟霍然消釋。鬧事者收聲而散，講義費呢？教務(wù)長顧孟余答應(yīng)延期收取，實則無限延擱。北大的這場“講義風潮”仍然是學生占據(jù)上風，蔡元培心知尾大不掉，也無可奈何。

在北大，蔡元培重視美育，并且親自授課。蔡元培倡導(dǎo)的美育是美感之教育，他說：“美感是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學是超越性，可以破除生死利害之顧忌，在教育上應(yīng)特別注意?！彼€說：“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以言之，介乎現(xiàn)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在現(xiàn)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xiàn)象而流轉(zhuǎn)。至美術(shù)則以此等現(xiàn)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例如……火山赤舌，大風破舟，可駭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圖畫，則轉(zhuǎn)堪展玩?！睂徝滥芰κ且环N有待培養(yǎng)的能力，常人所處的層次較低，獲得提升的機會也有限，蔡元培堅持的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張就成了“過高之理”，終于停留在紙面上。

早在愛國學社任教時，蔡元培就曾斷發(fā)短裝，與學員一同練習正步。在北大，蔡元培也特別重視體育，他添設(shè)兵操、射擊和軍事學等課程，聘請軍事專家蔣百里、黃郛等人擔任教習。中國大學生實行軍訓(xùn)，自北大始，應(yīng)屬無疑。北大學生軍有過光榮的歷史：1925年孫中山抵達北京，他們?nèi)デ伴T車站擔負迎接和警衛(wèi)的任務(wù)，還去孫中山的住地鐵獅子胡同輪流站崗。據(jù)林語堂《記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當年他在清華教書，有事去北大見蔡元培，“最使我觸目的，是北大校長候客室當中玻璃架內(nèi)，陳列一些炸彈，手榴彈！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還是個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是春秋時期衛(wèi)國的大賢人，是孔子的至交好友，他最為人稱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過就改，精進不息。蔡元培先生年方五十，林語堂將他與蘧伯玉作比，確有深意存焉。

但凡了解蔡元培的人，都知道他自奉甚謹?shù)摹叭恢髁x”（“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他出掌北京大學，是為教育盡力，并不是做官，其蕭然物外的書生本色絲毫未變。有一次，馮友蘭為弟弟馮景蘭辦理北大預(yù)科肄業(yè)證明書，由于時間緊迫，為了省去中間環(huán)節(jié)，直接去景山東街北大校舍的一所舊式院落找蔡元培簽字。他見到的景象是這樣的：“校長室單獨在一個大院子中，我走進院門，院子中一片寂靜，校長室的門虛掩著，門前沒有一個保衛(wèi)人員，我推開門走進去，外間是一個大會客室兼會議室。通往里間的門也虛掩著，門前沒有秘書，也沒有其他職員。我推開門進去，看見蔡先生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看文件?！瘪T友蘭當時的印象很深，蔡校長顯然不是官員，而是學者，甚至是一介寒儒。若將林語堂的所見與馮友蘭的所見合在一處看，就真是相映成趣了，蔡元培從來就不是心口相違的人。

四、五四運動后的幾次辭職

五四運動之前，由于北大師生的言論過于激烈，主張過于激進，北洋政府將北大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對蔡元培施加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有一天晚上，蔡元培在家中與兩位謀士商量對策，其中一位謀士勸告蔡元培，趁早解聘陳獨秀，制約胡適，以保全北大的命脈，為國家保存讀書種子，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另一位謀士別無高見，也從旁附和。他們苦口婆心勸了許久，蔡先生終于站起身來，正氣凜然地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若非蔡元培硬扛硬頂和巧妙周旋，北大那片息壤早被軍閥政府的鐵蹄踐踏得寸草不生了，還哪有什么新文化運動的碩果可以結(jié)出？

據(jù)周策縱《五四運動史》所記，五四前夕，蔡元培召見過北大學生領(lǐng)袖狄福鼎，明確告訴后者，他對學生的愛國舉動深表同情。

五四學潮，鬧出的動靜的確很大。十二校學生出于愛國赤誠，不僅打傷了被痛斥為賣國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還縱火焚毀了同屬親日派的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的豪宅趙家樓。此次學潮，北大學生是理所當然的先鋒和主力，被捕者也是多數(shù)，三十二人中占去二十人。北京大學生的愛國正義之舉立刻博得了全國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蔡元培毫不畏懼軍閥政府的淫威，聯(lián)合學界進步人士，極力營救被捕學生，三位重量級人物汪大燮（前國務(wù)總理）、王寵惠（前司法總長）、林長民（前司法總長）也聯(lián)名具呈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自愿充當被捕學生的保釋人，以為“國民為國，激成過舉，其情可哀”。眾多長者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愛國學生于5月7日脫身囹圄，重獲自由。

當時，外間傳言滿天飛，最聳人聽聞?wù)哂卸浩湟皇强偨y(tǒng)徐世昌要嚴辦北大校長，安福系軍閥甚至懸紅要刺殺蔡元培；其二是盛傳陸軍部次長徐樹錚已命令軍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將炮口對準北大。不管傳言是否可信，形勢確乎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深夜出京，報上登出他的辭職公告，引用《白虎通》中的話，詞頗隱晦：“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guān)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guān)系。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边@段話值得細細玩味。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就是說那些在路邊高聲吆喝的人能讓騎手忘乎所以地狂奔，最終必然累死坐騎才肯罷休。蔡元培已經(jīng)意識到，五四學潮正迅速向全國蔓延，其勢已經(jīng)失控，那些想推舉他做領(lǐng)袖的人何嘗不是高聲吆喝的路旁兒，“馬”就是北大。他若再狂奔下去，馬就必死無疑。所以他要悄然離京，為北大留下喘息之機。

蔡元培的辭職非同小可，引起全國學林的關(guān)注，都想了解他辭職的真實原因。天津的《大公報》為釋眾人之疑惑，刊出《由天津車站南下時的談話》，透露了蔡元培辭職的內(nèi)幕消息。一位朋友問蔡元培何以堅決辭職，蔡元培說：“我不得不然。當北京學生示威運動之后，即有人頻頻來告，謂政府方面之觀察，于四日之舉，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難猶未已。于是有焚燒大學、暗殺校長之計劃。我雖聞之，猶不以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素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謂：‘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燒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之不理也?！淙嗽唬骸蝗唬蝗?，將大不利于學生。在政府方面，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將傳訊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于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復(fù)追究也?！衣劥苏Z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yù)備，故即于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我尚有一消息適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見告政府已決定更換北京大學校長，繼任者為馬君其昶。我想再不辭職，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免職令，我一人之不體面猶為小事，而學生或不免起一騷動。我之急于提出辭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辭職，而繼任者又為年高德劭之馬君，學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騷動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學生，一面又不令政府為難，如此始可保全大學，在我可謂心安理得矣?！?/p>

如果說報紙上的文字難免失真，蔡元培于5月10日寫給學生的公開信則字字出自肺腑：“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于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于諸君之理。唯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shù)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得教育總長、警察總監(jiān)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jīng)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于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于發(fā)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wù)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于校務(wù)，唯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有不滿于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于諸君?！睆倪@封信，我們不難看出，蔡元培勇于負責，頗有大局觀和全局觀，他悄然離京，是為了事態(tài)能盡快得到緩和，使各方趨于冷靜，也是對北洋軍閥發(fā)出抗議，表明其不肯合作的嚴正立場。

時隔多年，蔡元培撰回憶文章《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把他當年辭職的原因做了更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tài)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辈淘嗟目嘀杂纱丝梢姺置鳌€人的名利得失皆服從于大局的需要，這就是蔡公的一貫作風。

為了挽留蔡元培，教育界齊心合力，不僅北大八教授去教育部請愿，而且北京各高校校長提出總辭職，連教育部長傅增湘也掛冠而去。軍閥固然強悍野蠻，眼下見勢不妙，只得讓步?？偨y(tǒng)徐世昌老奸巨猾，深知眾怒難犯，他心勞力絀，別無良策，趕緊下令慰留蔡元培。然而蔡元培去意已決，于6月15日發(fā)表聲明，措辭激烈：一、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zhì)的，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長；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但北京大學卻被強權(quán)干涉，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三、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yè)，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所以他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大學任校長。一篇宣言，三個“絕對”，要讓蔡元培回心轉(zhuǎn)意，難度猛增。

當年，在北大，有幾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劉半農(nóng)，四人都屬兔，被人稱為“兔子黨”。完全可以這么推論，倘若陳獨秀、胡適只有《新青年》這個作戰(zhàn)的堡壘，缺少北大這個講學的營盤，沒有北大教授這個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運動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勢，不可能收獲摧枯拉朽之功。倘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不主張學術(shù)自由，不倡導(dǎo)“讀書不忘愛國”，五四運動就不會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個推論可算有理有據(jù)。

蔡元培頗有先見之明，不愧為大智者，從一開始，他就對學生運動的后果憂心忡忡。蔣夢麟在回憶錄《西潮·新潮》中寫道：“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游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中有關(guān)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quán)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五四運動后，北大學生對于政治過分熱心，對于權(quán)力愈益迷戀，蔡元培針對這一不良苗頭，倡導(dǎo)“救國不忘讀書”，予以矯正。他不贊成二十歲以下的學生走上街頭參與政治活動，不喜歡在大學校園里政治氣息濃過學術(shù)氛圍。然而五四運動之后，北大學生身上的政治標簽就是驕傲的資本，最終完全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去，他對此也無可奈何。

五四運動促使中國人解放了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也誘使中國人開啟了潘多拉匣子（古希臘神話中的魔匣，善惡俱在其中）。是非功罪，迄今爭議不休，尚無定論。只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蔡元培領(lǐng)導(dǎo)的北大成為了中國學術(shù)界的重鎮(zhèn)，也成為了國共兩黨的人才基地。

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洪水與猛獸》一文，指出洪水（新思潮）自有洪水的好處，就看誰能疏導(dǎo)它；猛獸（軍閥）自有猛獸的可怕，就看誰能馴服它。這篇短文只有六百余字，擺事實，講道理，令人信服。蔡公巧妙地將了保守派一軍：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后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qū)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后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于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xiàn)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dǎo)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dǎo)法，讓他自由發(fā)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現(xiàn)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chǎn)，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做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xiàn)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所以中國現(xiàn)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dǎo)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在亂世，洪水不易疏導(dǎo)，猛獸也不易馴服，洪水害人，猛獸食人，總歸是常態(tài)，太平的愿景不易變成現(xiàn)實。

1923年初，為抗議北洋軍閥政府任命“早已見惡于國人”的政客彭允彝為教育總長，蔡元培發(fā)表《不合作宣言》，隨即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他在辭呈中剖白心跡：“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萬不忍于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這次辭職，不同于上次，蔡元培確實再無留戀。同年7月，他攜新婚妻子周峻前往歐洲旅行和考察。1926年6月，蔡元培回國后不久，即在上海致電國務(wù)院，永久辭去北大校長一職。翌年，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大學院院長，其北大校長的名義才正式取消，他與北大的十年半緣分至此打上休止符。

完全可以這么說：蔡元培造就了北大，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北大也造就了蔡元培，使之成為德高望重的教育界領(lǐng)袖。二者相映生輝，相得益彰。

五、唯仁者能愛人

世間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龍馬精神。蔡元培的書房中掛著一幅劉海粟為他繪制的畫像，題詞是：“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亦不知老之將至。”

世間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性情中人。羅家倫等多位蔡門弟子憶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變前兩年，東鄰虎視眈眈，戰(zhàn)爭的陰霾日益濃厚。蔡元培到南京履職，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wèi)請他共進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規(guī)勸汪精衛(wèi)改變親日立場，收斂親日言行，表明嚴正態(tài)度，將抗戰(zhàn)的國策確立不拔。蔡元培說：“關(guān)于中日的事情，我們應(yīng)該堅定，應(yīng)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毖元q未畢，蔡元培的眼淚脫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摻淚的葡萄酒，一飲而盡。聽其言而觀其行，舉座動容，無不肅然起敬，汪精衛(wèi)則如坐針氈，神情尷尬，顧左右而言他。愛國，既有可能彰顯為叱咤風云，也有可能表現(xiàn)為溫言規(guī)勸。汪精衛(wèi)若能聽從蔡元培的忠告，又何至于日后身敗名裂？

凡師長、朋友、同事、門生，都眾口一詞地肯定蔡元培是難得的忠厚長者，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但也不約而同地認為蔡元培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堅持原則，明辨是非。蔡元培不欺軟，不怕硬，他的性格用“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八字形容最為恰當。蔣夢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與蔡元培共事多年，對其師的性格知之最深，其回憶錄《西潮·新潮》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旖?、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蔡元培應(yīng)小事以圓，處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他講求一個“和”字，但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會通融，不該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會合作。

蔡元培是古風猶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這樣渾樸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學、智慧完備，四項整齊，無一項是短板。

禪家為使弟子頓悟猛省，有時會采取棒喝甚至使用木叉叉脖子之類的極端手段。教育家則有別于此，他們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蔡元培曾在南洋公學任教，黃炎培回憶道：“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聆訓(xùn)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于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釒熤钚?，如山泉有源，隨地涌現(xiàn)矣。”先生之風，果然山高水長。

教育家胡元倓曾用八個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為，無所不容?！庇兴粸檎撸鷿嵰?，非義不取，其行也正。無所不容者，廣大也，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一位對事有主張、對人無成見的長者。他一生從善如流，卻未嘗疾惡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謂百川歸海而不覺其盈。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應(yīng)數(shù)辜鴻銘對蔡元培的尊重，這位腦后垂著長辮的清廷遺老不僅精通數(shù)門外國語文，而且天生傲骨，目中無人，袁世凱是天字第一號的強梁，辜鴻銘卻將此公與北京街頭刷馬桶的老媽子等同視之。古怪之極的辜老頭子偏偏信服一個人，這人就是蔡元培。辜鴻銘在課堂上對學生宣講：“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xiàn)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后，到現(xiàn)在還是?；?。”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校長蔡元培，眾人均無異議，問題只是具體怎么辦理，拍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輪番講話，辜鴻銘也登上講臺，贊成挽留校長，他的理由與眾不同——“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么一說就顯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才沒人選擇這個時候跟辜老頭子抬杠。有趣的是，梁漱溟后來也稱贊蔡元培好比漢高祖，他本人無須東征西討，就可集合天下英雄，共圖大事，打了敗仗總能贏回來。

1922年，蔡元培出洋考察歐美教育，紐約的中國留學生去碼頭迎接他，發(fā)現(xiàn)先生只帶很少的行李，沒帶秘書，也沒帶隨從，竟然是孤身一人，獨往獨來，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長的留學生。他沒去驚動中國駐紐約的領(lǐng)事館和公使館的外交人員，就住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小旅館里。楊蔭榆看到大家眾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嘆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學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學生了？”在那次歡迎會上，蔡元培先講故事：一個人學到了神仙的法術(shù)，能夠點石成金，他對自己的朋友說，往后你不必愁苦了，你要多少金子，我都點給你；那個朋友卻得寸進尺，他說，我不要你的金子，我只要你的那根手指頭。全場哄然大笑。蔡元培講這個故事，用意是要啟發(fā)中國留學生，學習專門知識固然重要，掌握科學方法才是關(guān)鍵，他說：“你們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后，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老校長的這番諄諄教導(dǎo)足夠大家歡喜受用了。

唯仁者愛人以德，成人之美，這話是不錯的。蔡元培的心地如同菩薩般善良，平生不知道如何拒絕別人的求助。晚年，他幫人寫推薦信，一寫就是數(shù)封，多則十來封，幾乎到了有求必應(yīng)的地步。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大凡中國人在法律之應(yīng)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個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痹诓滔壬男哪恐校挥小暗佬奈ㄎⅰ?，沒有“人心唯危”，他始終相信人類趨善求美是主流的，是值得竭力推動的。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學潮驟然形成驚濤狂瀾，身為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蔡先生嘗到了“自由之精神”的苦頭。1931年12月14日，蔡元培在國府作報告時提醒學生，國難期間，開展愛國運動決不能以荒廢學業(yè)為代價，他強調(diào)：“因愛國而犧牲學業(yè)，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边@樣的話，左派學生是不愛聽的。翌日，數(shù)百名學生齊集國民黨黨部門口請愿，蔡元培和陳銘樞代表中央與學生交涉，結(jié)果話不投機。蔡元培先生還沒說上兩句話，即被學生拖下臺階；陳銘樞則被學生團團圍住，木棍擊頭，當場昏厥。對于當天的突發(fā)事件，報紙上是這樣記載的：“蔡年事已高，右臂為學生所強執(zhí)，推行半里，頭部亦受擊頗重。”其后蔡元培被警察解救，旋即送往醫(yī)院，所幸并無大礙。一位是杏壇元老，一位是國軍上將，當眾受此折辱，在亂哄哄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并不是孤立的個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還曾被沖進辦公室的學生連抽兩記耳光，為此他憤然辭職。蔡元培對局勢深感憂慮，但學生運動已經(jīng)失控，他愛莫能助，三天后，發(fā)生“珍珠橋慘案”，死傷學生三十余人。

抗戰(zhàn)初期，蔡元培因病滯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不嫌路途遙遠，從重慶寄來快信，自稱是北大畢業(yè)生，在重慶窮困潦倒，無以為生，請求老校長伸出援手，將他推薦給用人單位。蔡元培當即致函某機關(guān)負責人，稱那位青年學有所成，這封推薦信不久即發(fā)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報到時，所出示的畢業(yè)證書并非北大簽發(fā)。某機關(guān)負責人趕緊寫信詢問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細。蔡元培回復(fù)對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畢業(yè)證書而不是人才，斷不可用；如果他沒有北大畢業(yè)證書而是人才，理應(yīng)錄用。你有用人之權(quán)，我盡介紹之責，請自行斟酌。結(jié)果那位青年得到了這份差事，特意寫信向蔡先生道歉，感謝他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時，沒有只字片言責備對方蒙騙欺罔，反而勉勵對方努力服務(wù)于社會。

從這件事情，我們不僅能見識蔡元培恢弘的器局，而且能見識他善良的心地。當年，外間議論蔡元培的推薦信寫得太濫，有的官員收到他的推薦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為樂，體現(xiàn)了一種難得的服務(wù)于社會的精神。

蔡元培不憚煩勞，為素不相識的青年人寫推薦信，除了愛惜人才，也因為他有一個定見：“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為這些人挺身請命，披荊斬棘，是老年人的義務(wù)！”然而，有大力兼有高位的人與蔡元培同調(diào)的并不多，“坎坎伐檀”的倒是不少。

相比寫信之勤、出手之快，蔡元培作序則要謹慎得多。1938年，他為首版《魯迅全集》作序，八百多字的序言，乃是花費一個多月時間認真研讀故人作品之后的心血結(jié)晶。他致書魯迅的好友許壽裳，道出緣故：“蓋弟雖亦為佩服魯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讀過者甚少，即國際著名之《阿Q正傳》，亦僅讀過幾節(jié)而已，深恐隨筆嘆美，反與其真相不符也?！眹顸h元老吳稚暉拜托蔡元培為某公作序，因作者“有太武斷處”，蔡元培不肯敷衍筆墨。凡是書中有硬傷的，無論對方名氣多大，也很難邀得他的青睞?！拔醋x全書，率爾發(fā)言，不特自輕，兼亦輕大著也”，這理由很正當；“未曾研究此學，豈敢妄談”，這理由也很誠實。寫信助人與作序求真，二者的旨趣不同，蔡元培的態(tài)度亦迥異。

在那個時代，最難做到的無疑是男女平等，對此一端，蔡元培頗為留意。早在1901年冬，蔡元培與知書達理的黃仲玉女士在杭州結(jié)為伉儷，舉行文明婚禮。正堂設(shè)孔子神位，代替普通的神道，如果說這還算中規(guī)中矩，那么以演說會代替鬧洞房，就著實有點新鮮了。首先，由陳介石引經(jīng)證史，闡明男女平等的要義。然后由宋平子辯難，他主張實事求是，勿尚空談，應(yīng)以學行相較。他的原話是：“倘若黃夫人的學行高出于蔡鶴卿，則蔡鶴卿當以師禮待黃夫人，何止平等呢？反之，若黃夫人的學行不及蔡鶴卿，則蔡鶴卿當以弟子視之，又何從平等呢？”在場的人覺得很有興味，都想聽聽新郎官的高見，于是蔡元培折中兩端：“就學行言，固然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總是平等的?！贝搜砸怀?，皆大歡喜，舉座欣然。蔡元培平日給夫人寫信，信封上從來都是寫明夫人的姓字，絕對不寫“蔡夫人”，或在夫人姓字上加一個“蔡”字。世上多有新派言論、舊派做法的大人先生，蔡元培主張男女平等，乃是言行如一。1920年底，黃仲玉不幸病逝。其時，蔡元培在歐洲考察教育，他含淚寫下祭文《祭亡妻黃仲玉》，一往而情深：“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jié)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nèi)、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為美術(shù)之天才，竟不能無限之發(fā)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能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何如耶！”蔡元培一生有三段婚姻，與王昭的結(jié)合是包辦婚姻，彼此能夠相敬相惜，與黃仲玉和周峻的結(jié)合是自由婚姻，彼此能夠相愛相知。蔡元培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他贊成兒女各自發(fā)展個人興趣，崇尚實學，不以做官為目標，他的兒女多有出息，女兒蔡威廉是國內(nèi)有名有數(shù)的畫家，兒子蔡無忌是畜牧獸醫(yī)專家，兒子蔡柏齡是物理學家，女兒蔡睟盎是社科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員。

有人誤以為蔡元培是一位雄辯滔滔的演說家，其實不然。他具有超然的態(tài)度，平日集會，其言訥訥，如不能出諸口，但與人交接，則侃侃如也，他最愛談?wù)摰脑掝}并非時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當教育部長也好，當北大校長也好，當大學院院長也好，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也好，蔡元培偏重于理想，始終只負責確立宗旨，制定方針，他并不羈縻于行政。很顯然，蔡元培知人善用，他總能擢選到好搭檔，如范源濂、蔣夢麟、楊杏佛、丁文江、傅斯年，個個都是治學的高才、治事的高手，為他打理實際事務(wù)，充當大護法。對此，胡適在1935年7月26日致羅隆基的信中有一段評價可謂恰如其分：“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quán)，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全責；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亦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lǐng)袖的絕大本領(lǐng)?！?/p>

唯仁者恩澤廣被而若無其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么高估都不為過，諸多大名鼎鼎的學者均發(fā)自內(nèi)心地敬重他，樂于為他效命，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都是最大的，沒有之一。無論在什么地方，蔡元培都能提攜人才，聚集人才。

蔡元培唯一受到外界詬病和攻訐的就是他在1927年至1931年這四年間立場堅定地反共，甚至是“清黨運動”的前臺主將。一個向來主張“兼容并包”的藹藹仁者怎么會旗幟鮮明地反共清共呢？對于這個問題，蔡元培的女兒蔡睟盎提供了一個非常接近事實的答案：“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派來的鮑羅廷說，中國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付出五百萬人的生命。我父親認為中國是個很虛弱的國家，經(jīng)受不起大吐大瀉，所以他反對暴力革命?！钡淘喾垂才c強硬派代表吳稚暉不同，他并不主張以暴易暴，以殺人的方式鏟除異端，這從來都不是他心目中的優(yōu)選方案。

六、“是真虎乃有風”

中國古代的道學家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是“光風霽月”，程顥的氣象是“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蔡元培的氣象該如何形容？

林語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論啟發(fā)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闭\然，我私心里認定，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大”，即是大師之“大”。這個“大”字就是蔡元培的氣象。

大師必須是仁智雙修的學人，而且是學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學人難在精深，通人難在淵博。學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稱高明，唯通人能開創(chuàng)一代文化之風氣。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頭記索隱》《教授法原理》《中國倫理學史》《美育實施的方法》和《華工學校講義》，這絕對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學問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培養(yǎng)人才，引領(lǐng)風氣，為國家播撒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百年以來，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無人可及。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風格》一文中，傅斯年總結(jié)道：“蔡元培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tǒng)圣賢之修養(yǎng)，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zhèn)溆炔豢捎M?！贝搜郧兄锌萧臁?/p>

中國社會對人才一向求全責備，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見?？追蜃涌胺Q道德楷模，就因他與衛(wèi)靈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點風無可捕、影也難捉的小曖昧，即為后人所詬病，孔夫子要做完人尚且無法全票通過，做完人之難不言而喻。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完人必須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僅要在公共事務(wù)方面恪盡責任、大有建樹、廣有收獲，而且在個人私德方面也要無懈可擊、無疵可尋。蔡元培就正是這樣的士林典范。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國哀挽，蔣夢麟的挽聯(lián)是“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挽聯(lián)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這樣的推崇，這樣的評價，別人是絕對擔當不起的，蔡元培則可以受之無愧。痛失老校長，傅斯年曾想寫一篇《蔡先生賢于孔子論》，可惜他的想法沒有兌現(xiàn)，要不然，那絕對是一篇好文章。

蔡元培具有淡泊寧靜的志懷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們稱贊他為“大師”和“完人”，這仍然是瞎子摸象，偏執(zhí)一端，其實，他何嘗不是一位白刃可蹈、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斗士。他與清廷斗過，與袁世凱斗過，與北洋軍閥斗過，與蔣介石斗過，多次名列通緝令，多次收到恐嚇信，走在生死邊緣何止一遭兩遭。晚年，他與宋慶齡、楊杏佛發(fā)起組織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營救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氣。他料理魯迅的喪事，刊刻魯迅的遺集。他主持楊杏佛的葬禮，譴責特務(wù)暗殺愛國志士的卑劣行徑。這些舉動無一不是公開與當局唱反調(diào)，沒有大無畏的精神能行嗎？

1940年3月，馮友蘭撰《蔡先生的一生與先賢道德教訓(xùn)》，對蔡元培的人格有透徹的認識和分析。他說，“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國舊日教育的最高的表現(xiàn)”，個人行為溫良恭儉讓，很容易與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張，“身可危而志不可奪”，因此又極不易與人合，遇有不合，便潔身而退。他感到遺憾的是蔡元培“未死在重慶（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

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憶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蔡先生為公眾服務(wù)數(shù)十年，死后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yī)院藥費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質(zhì)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云五先生代籌的……”老輩學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處：他們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們堅守信念，不避刀俎；他們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將知與行打成一片，決不與時俯仰，與世浮沉，決不放空言講假話，于一己之艱難處境，甚少掛懷，甚少計慮。蔡元培念念不忘“學術(shù)救國，道德救國”，其人格魅力，其愛國精神，至死而光芒不減分毫。

蔡元培對北大的貢獻就是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關(guān)于這方面的評價，最為準確的莫過于美國哲學家杜威，他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然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lǐng)導(dǎo)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zhuǎn)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毖@個話頭，多年后，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中特意指出：“杜威的論斷是中肯的，我還要附加一句：不但在并世的大學校長中沒有第二個，在中國歷代的教育家中也沒有第二個?！敝?、美兩位哲人對蔡元培的獎譽如此之高，可謂無以復(fù)加，足見其顯在的價值超越學術(shù)和政治之上，已升華為教育理想的化身。

朱熹嘗言：“是真虎乃有風?！辈淘酂o疑是中國教育界的一頭真虎，其風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確實值得一贊而三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