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jié) 辨體
此處所稱之文體，一指體制，如詩之五言、七言、古體、律體之類;一指體貌，包括不同時段聲律興象文詞理致所構(gòu)成之共同趨向與不同之個人藝術(shù)風(fēng)貌。從詩文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總集的編篡中，我人可以感知洪武一朝之文體觀念。
對于體裁的探討，先有徐一夔的若干零碎論述。一夔在《倡酬禪偈序》中對“偈”這種文體給出解釋: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jīng)，必有重偈以申其義。觀于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交聘中國，既修詞令以達(dá)事情，末復(fù)舉詩明之，蓋亦此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于讀誦而不協(xié)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協(xié)之，蓋被之弦歌故也。詩自漢變?yōu)槲逖?，唐變?yōu)槠哐?，頗嚴(yán)聲律。為釋氏者，出言成偈，大略亦近于詩。
劉勰《文心雕龍》論文體，未及偈。一夔提出偈為詩之類，并指出其與詩之同與異。一夔還論及哀頌、尺牘和乘?！栋ы炐颉贩Q:
哀頌之作，其始于秦人所賦《黃鳥》者乎!魏晉而降，《七哀》《八哀》之賦，蓋皆權(quán)輿于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節(jié)誼之高，文學(xué)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知慕之心而后作也。
劉勰論文體，頌與哀是不同的兩種文體。他認(rèn)為，“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倍?，他認(rèn)為頌之為體，始于帝嚳之世，“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sup>他釋“哀”:“原夫哀辭大體，情主于傷痛，而辭窮夫愛惜?！?sup>自劉勰看來，頌與哀這兩種文體之寫作目的是不同的，一為頌美，一為哀悼。一夔把二者結(jié)合為一體，從他此文之寫作目的看，他指的其實是哀之一體，是指哀悼已死之人而稱頌其功業(yè)。所以他將此種之體，追溯至《黃鳥》與《七哀》《八哀》。一夔還論及尺牘一體。事實上他已接觸到文體發(fā)展過程中的變體問題。《名人尺牘題辭》稱:“尺牘之設(shè)，古者以通音問之具。其制用版三尺，髹其膚而書之以代紙。后世以紙易牘，而猶云尺牘者，仍舊也?！?sup>此處之尺牘，也就是劉勰所論“書”之一體。劉勰釋“書”:“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詳總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郁陶，托風(fēng)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yōu)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xiàn)酬也?！?sup>劉勰論及“書”之稱名由來與書之寫作要點。他論“書”，亦及此一體之發(fā)展過程，言及它與后來的“奏”的關(guān)系。而一夔則只是解釋尺牘稱名之由來而已。他忽略了與尺牘有關(guān)之“表奏”、“奏書”、“奏箋”。這也反映了文體發(fā)展過程中稱名的規(guī)范化。一夔還論及“乘”?！俺恕贝朔N稱名，劉勰未曾論及。一夔為“乘”釋名，稱:
乘之云者，其意以晉之史曰乘，以載田賦為名，故后世亦以郡所藏故物為郡乘，家所藏故物為家乘。
他是由《陳氏文乘》一書之書名而引發(fā)，對“乘”做出解釋的。而《陳氏文乘》所編，包括碑、記、序、詩等不同文體。因此，“乘”做為一種文體，也就難以成立。他雖然將“乘”與史聯(lián)系起來，但亦終非史之一體。這也說明，文體在發(fā)展過程中，由于各體之間邊界之不確定性，因之產(chǎn)生觀念的混亂。
洪武朝文體論的代表作，是高棅的《唐詩品匯》。《唐詩品匯》九十卷，始撰于洪武十七年，成書于洪武二十六年，編入唐詩人620人，詩作5769首。洪武三十一年又編成《唐詩拾遺》十卷，收詩人61，詩954首。
編《唐詩品匯》之目的，與其時之復(fù)古思潮有關(guān)。高棅在是書之《總敘》中說之所以編此書，是“以為學(xué)唐詩者之門徑。……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dá)其終，審其變而歸于正?！焙槲湟怀姼鑿?fù)古思潮之主要傾向是宗唐，但是宗唐宗誰?宗何時段何人?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其實并未解決。有人宗李、杜，有人宗韓愈、李賀，有人宗王維、孟浩然，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晚唐的賈島、姚合、韓翃，有人甚至由唐而上宗南朝，如何遜、陰鏗等等。高棅承繼他的福建先輩林鴻的思想，明確提出宗尚盛唐的主張。但是如何宗的問題，其實也沒有解決，如上一節(jié)所言，其時之復(fù)古者，對于自己所宗尚的對象的藝術(shù)體貌，并沒有確切的理解，他們模擬，但宗什么不像什么，他們的宗唐之作，如吳喬所說，是“瞎盛唐詩”。所謂“瞎盛唐詩”，是指外形像而神情意態(tài)不像。問題就在于首先必須對所宗對象之藝術(shù)體貌有真切之感悟，是對體貌的理解能力問題。
《唐詩品匯總敘》就此一點，說了如下的一段話:
觀者茍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壸奧矣。今試以數(shù)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xué)者，須要識得何者為初唐，何者為盛唐，何者為中唐為晚唐;又何者為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為李、杜，又何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制。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
他用自己的經(jīng)驗說明，要解決此一問題，就要悟:
余夙耽于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不知其所往，然后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jìn)退周旋歷十?dāng)?shù)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shù)。
悟，就是經(jīng)過一個長久體味的過程。就此一點言，《唐詩品匯》之編篡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辨體，提出宗唐的正確門徑。
《唐詩品匯》之編寫體例，據(jù)此一目的而設(shè)計。全書九十卷，分體式編次，五言古詩二十四卷，七言古詩十三卷(長短句附)，五言絕句八卷(六言附)，七言絕句十卷，五言律詩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詩九卷(排律附)。每一體式之內(nèi)分立品目，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余響、旁流諸品。分品既反映各體之發(fā)展過程，也反映品第之高下。他說分品的目的，“不過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別諸卷，使學(xué)者知所趨向，庶不惑亂也。”
自發(fā)展過程言，他把唐詩劃分為初、盛、中、晚四段:
唐詩之變漸矣。隋氏以還，一變而為初唐，貞觀垂拱之詩是也。再變而為盛唐，開元天寶之詩是也。三變而為中唐，大歷貞元之詩是也。四變而為晚唐，元和以后之詩是也。
不同之品目歸入此四時段之中:
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余響;方外、異人等詩為傍流。
他說這種分法只是大略，也有個別例外:“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則不以世次拘之，如陳子昂與太白列在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柳與高、岑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sup>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分辨不同時段詩作之不同體貌，一是分辨同一時段內(nèi)不同詩人詩作之體貌。
此初、盛、中、晚四時段，實際是分成六段。他在《總敘》中說:
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xí)，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fēng)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劉隨州之開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fù)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wù)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后，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tài)之極，而遺風(fēng)余韻，猶有存者焉。
初唐分為始制與漸盛，可以理解為初唐與盛唐之間，有一個過渡期(所謂“漸盛”)。而晚唐分為變與變之極，也可以理解為中唐與晚唐之間，也有一個過渡期(此處“變”可理解為始變，相對于“變之極”而言)。應(yīng)該說，高棅對唐詩發(fā)展過程的認(rèn)識，比他之前的宋人嚴(yán)羽在《滄浪詩話》中，元末楊士宏在《唐音》中，明初王行在《唐律詩選序》中對唐詩的分期，都更為精密且亦更切合唐詩發(fā)展之實際。
至于四唐之不同體貌特點是什么，他未加以明確之說明。他說各體“莫不興于始，成于中，流于變，而陊之于終”。劃分不同段落之標(biāo)準(zhǔn)，是“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但是何種之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屬于初、盛、中、晚，他并沒有說。從他論各體的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余響的特點中，似乎各體之初盛中晚的特點并不完全相同。茲例舉以明此種之差異:
五言古詩
正始:他說五言興于漢，混濁于齊梁，至唐重新振興起來，“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yuǎn)調(diào)。前論沈、宋比肩，后稱燕、許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陜篇》，張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沖淡，體合風(fēng)騷，骎骎乎盛唐矣?！?sup>這是說，正始是五古重新振興之后的發(fā)展階段，具有向著盛唐發(fā)展的特點，這特點便是品格漸高，頗通遠(yuǎn)調(diào)，雅正沖淡、體合風(fēng)騷，漸近盛唐。
正宗:以陳子昂、李白為代表。陳“始變雅正……觀其音響沖和，詞旨幽邃，渾渾然有正大之意”。李代表的是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的風(fēng)貌。在此書的《凡例》中，陳子昂是歸入初唐的，七言古詩，陳子昂也歸入正始，此處則歸入盛唐，理由大概是子昂五古之雅正風(fēng)貌。
大家:以杜甫為代表，特點是集大成。
名家:孟浩然、王維、王昌齡、儲光羲、李頎、常建、高適、岑參、劉長卿、錢起、韋應(yīng)物、柳宗元，論各人之特點，未言此一群體之總特點，只稱“各鳴其所長”。
羽翼:崔顥、陶翰、劉昚虛、薛據(jù)、崔曙、李嶷、綦毋潛、王灣、崔國輔、張謂、盧象、祖詠、王季友、賀蘭進(jìn)明、閻防、蕭華、崔宗之、魏萬、張潮、裴迪、丘為、張子容、萬楚、包融、蔡希寂、沈頌、韋鎰、賈至、蕭穎士、李華、顏真卿、王縉、奚賈、趙微明、沈徽、沈千運(yùn)、于逖、張彪、孟云卿、元結(jié)、獨孤及、丁仙芝、沈如筠、吳象之、楊諫、林琨、談戩、劉復(fù)、楊俊、戴休珽、宋昱。對此一群落，他有一段話:“余于是編正宗既定，名家載列，根本立矣，奈何羽翼未成?！庇谑菗?jù)朱熹所言“擇其詩之近于古者以為羽翼”，取殷璠“既閑新聲，復(fù)曉古體，文質(zhì)半取，風(fēng)騷兩挾”以為準(zhǔn)則，采摘諸家。
自正宗至羽翼屬盛唐。這些人的藝術(shù)風(fēng)貌差別很大，他把他們歸入盛唐，并未說出他們共同趨向之所在。而且，在凡例中，大歷貞元以下如韋應(yīng)物、劉長卿、錢起、郎士元諸人，是列入中唐的，此處歸入盛唐。在《凡例》中，元和以后的柳宗元列入晚唐之變，此處亦列入盛唐。他也沒有說明理由。
接武:德宗皇帝、郎士元、皇甫冉、李端、盧綸、司空曙、令狐峘、朱長文、余延壽、顧況、劉太真、朱倣、竇參、姚係、劉灣、李希仲、蘇渙、戎昱、李益、于鵠、戴敘倫、長孫佐輔、楊凌、崔元翰、劉商、楊衡、武元衡、羊士諤、權(quán)德輿、劉禹錫、李觀、楊巨元、孟簡。對此一群體，他說:“其篇章諷詠，不減盛時。然而近體頗繁，古聲漸遠(yuǎn)，不過略見一二與時唱和而已。雖然，繼述前列，提挾風(fēng)騷，尚有望于斯人之徒歟!”接武是中唐，特點是古聲漸遠(yuǎn)，但尚能繼述前列，提挾風(fēng)騷。
正變:韓愈、孟郊。韓愈“風(fēng)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此正中之變也”。孟郊“其詩窮而有理，苦調(diào)凄涼，一發(fā)于胸中而無吝色……此變中之正也”。
余響:王建、張籍、陳羽、楊賁、陸長源、李涉、白居易、歐陽詹、鮑溶、呂溫、李賀、賈島、姚合、杜牧、許渾、李商隱、馬戴、陳陶、溫庭筠、劉駕、儲嗣宗、李群玉、司馬禮、于、邵謁、陸龜蒙、朱景云、張喬、曹鄴、羅隱、韓偓、王貞白、李建勛。關(guān)于余響，他說:“元和再盛之后，體制始散，正派不傳，人趨下學(xué)，古聲愈微?！薄半m然，時有廢興，道有隆替，文章與時高下，與代終始，向之君子，豈可泯然其不稱乎!”
五古在初、盛、中、晚四個時段的體貌特點是什么，他并沒有概括的表述。我們根據(jù)上述言論，似可作如下之歸納:初唐品格漸高，頗通遠(yuǎn)調(diào)。盛唐雅正沖和、神秀聲律大備，既閑新聲，復(fù)曉古體，文質(zhì)半取，風(fēng)騷兩挾。中唐古聲漸遠(yuǎn)，但還能繼述前列，提挾風(fēng)霜。晚唐則新聲不類，古聲愈微，然唐音之盛，沨沨不絕，雖非陽春白雪，引商泛徵，而屬和者不多，殆與下里巴人淫哇之聲，則有間矣。
我們再來看他對五言律詩各個時段體貌之論述。
正始:“律體之興，雖自唐始……唐初工之者眾，王、楊、盧、駱?biāo)木右詢湎嗌?，美麗相矜，終未脫陳、隋之氣習(xí)。神龍以后……此體始盛?！边@是初唐五律的風(fēng)貌特點。
正宗:“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雄逸，孟襄陽興致清遠(yuǎn)，王右丞詞意雅秀，岑嘉州造語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p>
大家:“杜公律法變化猶高，難以句摘……余于欲離欲近而取之矣。”
羽翼:“其神秀聲律與前數(shù)公實相羽翼。”
以上是盛唐五律的風(fēng)貌特點。神秀聲律與盛唐五古同，而此處特別提到“欲離欲近”，強(qiáng)調(diào)了似實非實的風(fēng)神韻味。
接武:“大歷諸賢，聲律猶近?！必懺院?，“遺韻尚在，猶可繼述盛時?！边@是中唐五律。
正變:“元和以還，律體多變。賈島……數(shù)子者，意義格律，猶有取焉?！薄伴_成后作者愈多，而聲律愈微。”這是晚唐五律。
從各個時段之總體特點看，與五古沒有大的差別，只是提出了“漸近漸遠(yuǎn)”的問題。但是詩人品目之歸屬，五律與五古卻出現(xiàn)了巨大之差別。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在五律中他們與李白并列正宗，而在五古中他們均列入名家。儲光羲、李頎、王昌齡、常建在五律中列入羽翼，而在五古中，他們均列入名家。劉長卿、錢起、韋應(yīng)物、柳宗元在五律中他們被列入屬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們卻列入屬于盛唐的名家。韓愈在五律中列入屬于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則列入屬于晚唐的正變。張籍、王建、白居易在五律中列入中唐的接武，而在五古中他們列入晚唐的余響。在五古中列入余響的賈島、姚合、許渾、李商隱，在五律中列入正變。七言古詩與七言律詩的品目歸類，同樣存在此一類問題。
高棅將同一詩人之不同體式詩作列入不同品目，甚至歸入不同之時段。此一種之歸類，似可作出不同之解釋。一是同一詩人不同體裁詩作之藝術(shù)體貌并不相同，因之可以歸入不同之品目，甚至歸入不同之時段。一是高棅的個人的審美趣味決定取舍以定品目之高下，因之將同一詩人不同詩體之作歸入不同品目甚至不同時段。以所處時段言，柳宗元是高棅認(rèn)為屬于晚唐的元和以后人物，他卻將柳的五古列入盛唐的名家;韓愈活動的時段是高棅定為晚唐的元和以后，而他的五律高棅卻列入屬于中唐的接武，等等。此一種之現(xiàn)象，說明高棅在辨體中注意到不同體裁對于詩人個人藝術(shù)體貌之制約，也注意到詩人不同之擅長，有的長于古體，有的長于律體，等等。
從《唐詩品匯》入選詩作之?dāng)?shù)量看，高棅重視盛唐詩。下列一組數(shù)字可以說明。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這七種體式入選詩共5285首，初唐684首，盛唐2121首，中唐1411首，晚唐969首。
從體式看，古體1976首，絕句1210首，五、七律、五排2099首。古體中五古多于七古，律體中五律多于七律。他似更看重五言詩。
從入選詩人看，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絕、五排七種體式入選最多的十人是李白385首，以下依次是杜甫213首，劉長卿167首，王維151首，錢起147首，韋應(yīng)物142首，岑參130首，高適102首，孟浩然87首，韓愈77首。從入選數(shù)量看，他重盛唐，李、杜、王、孟、高、岑在十人中占六人。從體貌的審美情趣看，他重視淡遠(yuǎn)閑適的體貌，劉長卿、韋應(yīng)物、錢起、王維、孟浩然入選數(shù)量之多說明這一點。
《唐詩品匯》別體制之終始，審音律之正變。通過選詩辨體提倡宗尚盛唐，通過選詩，在辨體中處理不同體式的時代體貌與個人體貌的關(guān)系，個人不同體式的詩作可以歸入不同時段之中。他的審音辨體思想，原于聲音之道與政通、與時高下的傳統(tǒng)觀念，并以此一基本思想?yún)^(qū)別正、變。同時，他的審音辨體思想又吸收詩歌發(fā)展過程中積累的藝術(shù)經(jīng)驗，提出以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區(qū)別品格之高下。在評論過程中，他還使用神秀聲律、聲調(diào)格律、興象聲律等詞，雖未做具體之闡釋，但其用意，似亦在于聲律興象文詞理致之辨析。所謂審音，其實就是審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就是體貌之審察。
《唐詩品匯》之選詩辨體，對后來的復(fù)古思潮與格調(diào)說有深刻之影響。
- 徐一夔《始豐稿》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始豐稿》卷五。
- 劉勰撰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頌贊》，頁156—157，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年版。
- 《文心雕龍·哀吊》。
- 他在此文中說，仁和縣吳姓縣令卒于官，因其有功于民，“故其歿也，人皆思慕之，而哀頌之所由作歟!”
- 《始豐稿》卷八。
- 《文心雕龍·書記》。
- 《文心雕龍·書記》:“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jié)文。戰(zhàn)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nèi)，亦稱奏書……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li>
- 《陳氏文乘序》，《始豐稿》卷十一。
- 《唐詩品匯凡例》。
- 《唐詩品匯敘目》五言古詩·正變
- 《唐詩品匯凡例》。
- 嚴(yán)羽《滄浪詩話·詩體》論詩體，稱:“以時而論，則有……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在盛唐與晚唐之間，介有大歷體與元和體，大歷體指大歷十才子;元和體指元、白諸人。此兩群體，顯然不能代表中唐詩歌之全貌。《詩體》以時論詩，體例并不統(tǒng)一，如論唐前詩，既稱有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又稱有南北朝體，時段重疊，概念并不明晰。成書于元至正四年的《唐音》，則分為初盛唐詩，中唐詩，晚唐詩三段，對各體唐詩又分始音、正音、遺響。此三部分與三時段并不吻合。始音只收初唐四杰。主要部分是正音。正音所收，五古起自陳子昂，終于柳宗元;七古起自王維，終于柳宗元;五律起自陳子昂，止于張籍;五排起于沈云卿，止于李賀;七律起于蘇颋，止于李商隱;五絕起于宋之問，止于張籍;七絕起于賀知章，止于李商隱。遺響則起自王績，至終唐之世。從中可看出，他對于時段的劃分并無真確之?dāng)嘞?。王行《唐律詩選序》僅就律詩言，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明確提出四唐說。而且提出“有盛唐人而語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語有似乎盛唐者”。認(rèn)識到詩歌時段之體貌與個人之體貌存在復(fù)雜之交叉現(xiàn)象。但由于此一選本我們今日無法見到，他的四唐說之具體劃分及其劃分之理由已不得而知。
- 這幾句仿自唐人殷璠《河岳英靈集》:“貞觀末，標(biāo)格漸高。景云中，頗通遠(yuǎn)調(diào)。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fēng)骨始備矣?！备邨姲褬?biāo)格漸高從貞觀末推遲五十余年至神龍以還，而把頗通遠(yuǎn)調(diào)自景云中提前五年至神龍。高、殷二人把此一時段看作漸近盛唐，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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