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鄙舷挛迩?，縱橫九萬里，神州大地上，漫漫歲月中，無數(shù)勤勞智慧的華夏先人為后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古籍。而中華民族擁有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悠久歷史，其重要標志就是大量的文獻典籍歷經數(shù)千年而綿延不絕，勾畫出了中華文明進程生生不息的完整脈絡。因此，對中華古代典籍進行整理和研究，可謂是守護珍貴文化遺產和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最為基礎和首要的工作。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開始了整理研究古籍。他通過刪定《詩》《書》等，創(chuàng)樹了搜集、整理與校訂，編次與考證，講述闡釋、分析與評論等方法和理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先后發(fā)布《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等，全國的古籍整理工作進入新的勃興時期。近年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fā)了《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中華文化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鑒于此，為整理“活化”古籍，傳承發(fā)展文脈，實現(xiàn)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新性轉化，并以此推動鄉(xiāng)村振興，天津市薊州區(qū)穿芳峪鎮(zhèn)小穿芳峪村兩委班子順應時代潮流，勇于擔當，敢于作為，積極推出了“小穿芳峪文庫”。

一

文庫系列中，《小穿芳峪藝文匯編·初編》是對清代學者李江的《龍泉園集》等進行整理，而《小穿芳峪藝文匯編·二編》則是對清代學者王晉之和李樹屏的《問青園集》與《八家村館集》等加以點校。李江、王晉之及李樹屏被世人譽為“穿芳三隱”，他們在穿芳峪筑構園林、興辦農業(yè)、談文論道、推行教育等，并吸引聚集了眾多的京師學者和官員遷居穿芳峪。對于李江、王晉之，晚清文壇巨擘吳汝綸曾評論道“當是時，京師名公巨卿多高此兩人，兩人之風既聳動當世矣”。當時，在李江和王晉之的影響之下，自薊州而京師、津沽與保定，更自北方而江南，甚至自中國而朝鮮，眾多名公巨卿、碩儒文宗，或親至或書問，他們論學問道、詩文酬答，形成了晚清時期一個令人矚目的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這種人文之盛甚至可以追比雍乾時期的水西莊，其不僅可以獨步北方，較之江南亦不遜色。

除三位鄉(xiāng)賢之外，他們的家族后人與門人弟子也大多都有著述，并且在歷經晚近板蕩、日軍侵華以及“文革”十年動亂后，斯文不墮，依然留存于世?！洞┓加囄膮R編·三編》（以下簡稱《三編》）對于弼清、李萱等22位“穿芳三隱”家族后人及門人弟子的文集進行了現(xiàn)代化的點校整理。

《三編》是以薊州區(qū)檔案館所存的孤本《里黨藝文存略·貞編》為底本，同時又廣為搜集其他單行文集和散佚詩詞文聯(lián)等，共同構成。對于各家文集，則統(tǒng)一命名為“某某集”。具體而言：于弼清《于弼清集》包括《恒齋日記》及其散佚詩文和他人與之相關的文獻；李濬《李濬集》包括《哲亭遺詩》及其殘句；趙紳《趙紳集》包括《竹樓遺稿》及其與李江合撰的《同人睹快》以及其他散佚之作等；方德醇《方德醇集》以《粹庵稿存》為主；王詢《王詢集》以《西軒老人隨筆雜存》為主；李湘《李湘集》以《竹汀遺墨》為主；孟昭明《孟昭明集》以《篆山耕人遺稿》為主；王翼之《王翼之集》以《敬齋詩文雜存》為主；盧素存《盧素存集》以《侶硯山房文稿》為主；孫盛平《孫盛平集》以《蘊山詩存》為主；張膺《張膺集》以《次拳詩存》為主；于弼勛《于弼勛集》以《于小霖詩》為主；趙春元《趙春元集》以《趙春元詩》為主；李九思《李九思集》以《李九思詩》為主；吳湘《吳湘集》以《汲青詩僅》為主；王塾《王塾集》以《朱華癡衲遺稿》為主；孟昭曦《孟昭曦集》以《暉三文稿》為主；金鳳翥《金鳳翥集》以《金鳳翥文稿》為主；杜維楨《杜維楨集》以《郎當舞》為主；劉化風《劉化風集》以《味虛簃稿拾殘》為主；盧一新《盧一新集》以《懺非室詩存》為主；李萱《李萱集》以《露生詩拾》為主。

文字上，皆以保持原貌為主。其中，明顯有錯訛脫文，屬于手民之誤者，徑直改正，不出校記。其他，如底本缺字者，以他本添補，以［］識之；底本泐漫不清者，以□識之；底本以小字行注者，統(tǒng)一以【】識之；底本為尊者諱而挪抬者，按照現(xiàn)代的書寫習慣統(tǒng)一刪除；其他有特別需要說明者，以“羅按”加以解釋。

這些文集在內容上涵蓋廣泛，博涉哲學、文學、史學、農學等不同學科。如于弼清推尊朱熹的“居敬窮理”之教，其《恒齋日記》發(fā)揚了李江的日記之學，通過日有所悟即筆諸紙上，來“驗其居心之斂肆，務學之淺深”，以實現(xiàn)窮理致知，感悟性命之學，而增益修養(yǎng)，學以成人。其所云“處事怕無見識，處人怕無度量”“君子經一番閱歷，長一番見識，常人則增長一分病痛而已”“誠是為人第一法，敬是為學第一法”“立心宜直，待人宜厚，處事宜通”“驚于外者，必慌于內，驗于人，確然不爽”，均為體世之悟，堪為至理名言。對此，李江曾贊道“生之學，主于居敬窮理，而其措之事為，與見之文字者，則皆以道理為歸”。孟昭曦《秋圃黃花錄》則曾收錄他頗為得意的57篇策論之作。策論是古代科舉考試所采用的一種文體。策，即策問，試者按問對答。論，即議論時政。其始于宋代，后世時興時廢。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曾詔令凡鄉(xiāng)試、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停試八股文，而改試策論取士。孟昭曦認為“物各有理，理非論不明，治各有道，道非論不著”，而策論尤能見出作者的胸襟氣象和學問精粗，故專輯策論之作，并附有諸家點評，以為學者助益。金鳳翥邃于《春秋》之學與文學，其《儷左韻編》摘錄《左傳》文句和典故，按照韻書體例，以八字為限加以編排，既有助于學者研習《左傳》，更為學詩者提供了進取之津梁。而其《漁陽志略》則四字一句，凡4360言，載記了薊州的山川、人物、種類等，且合方志學、坤輿學與蒙學為一體，尤其有利于世人了解漁陽的歷史與風物。李江愛桑棉、王晉之喜蘭竹、李樹屏嗜芭蕉，并在培植方面，均有心得著述，而他們弟子方德醇則尤擅養(yǎng)菊。其《養(yǎng)菊說》及《養(yǎng)菊馀論篇》則結合前人菊譜和自己的種植經驗，全面總結了養(yǎng)根、擇地、栽苗、防雀、養(yǎng)干、養(yǎng)枝、留苞、養(yǎng)苞、養(yǎng)葉、宿糞、曬土、登盆、插秧、本菊、捉蟲、灌溉等環(huán)節(jié)的養(yǎng)菊之法，可謂得其三昧。

二

《初編》和《二編》的“前言”，曾列舉整理“穿芳三隱”文集的價值，歸納有三。

其一，就文學而言，“穿芳三隱”雖然在當時頗有影響，但是在后世因為文獻不易獲取，而逐漸為人所遺忘。故無論是清代文學史、中國近代文學史，還是天津文學史等著作，均無一提及他們。偶有論近代詞學史者，在研究為“清季四大詞人”之一王鵬運的詞作時，會提到李樹屏與王氏的唱和酬答以及前者在匯刻詞集中的襄助之功，卻往往因不辨“薊”的異體字與“蘇”，而把李樹屏視為蘇州人。其實，無論是古文，還是詩詞，三人均創(chuàng)作豐富，成就不俗，超過了大多數(shù)的同時代作家。而李樹屏在與王鵬運的交往中，通過其《八家村館集》更記載了眾多的晚清詞壇狀況，現(xiàn)就已在其集中發(fā)現(xiàn)不少王鵬運的詞作，而為《王鵬運集》及《王鵬運詞集校箋》所失收。

其二，就學術而言，“穿芳三隱”均從事教學活動，對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有獨特見解，并形諸文字。這些著述，都是研究中國晚近教育史的重要文獻。此外，晚清中國，內外交困，內則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相繼而起，外則扶桑構釁，強俄虎視，列強凌侵神州，而腐敗清廷束手無策，當時天下人心動搖。無數(shù)士人為此殫精竭慮，上求下索，去尋求學人自立和國家自立之道。而在列強凌侵、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三人則堅守程朱性理之學，同時，還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自元代許衡以來的治生說，提出學者應該有治生之道，否則無以立品、養(yǎng)家，更拖累于為學。這種以經濟自強，而追求學術獨立的理念和做法，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當今社會，也對學者多有啟悟和借鑒。

其三，就鄉(xiāng)村建設而言，“穿芳三隱”躬耕課讀于穿芳峪，他們不僅建構了眾多的園林，至今遺跡尚存，而且以飽含情感的筆墨書寫了大量的有關家鄉(xiāng)山水、人情、風土的文章與詩詞。故在如今政府大力提倡鄉(xiāng)村旅游和傳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背景下，若對當時的園林進行復建，并對既有的文脈加以承傳，無疑堪為當前新農村建設的一項盛舉。

三

“德不孤，必有鄰。”《小穿芳峪藝文匯編·三編》中的諸學者，承“穿芳三隱”衣缽和惠澤，在思想理念、學術主張、著述志趣、經世致用等方面，都一脈貫通，風神相似。故對他們的著述進行整理，也具有上述三方面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尚有如下重大意義。

（一）構建了穿芳峪學者群體

通過現(xiàn)存文獻可知，以“穿芳三隱”為中心，形成了一個跨族籍、跨區(qū)域、跨階層、跨時代的穿芳峪學者群體。這一群體，有核心人物，有眾多骨干和近百名成員，在社會治理、經濟發(fā)展、地方教育、慈善救災、移風易俗、衛(wèi)鄉(xiāng)保家以及為學為文等方面，志趣相同、理念相近，貢獻可觀。自清同治初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群體前后承傳數(shù)代，綿延約百年。而且，他們之間習相近，學相同，地相鄰，情相親，家相通，交相厚，人相聯(lián)，吟相合，借助師友承傳、地緣認同、姻親托交、會社雅集等，構成了一個廣泛而親密的社會交際網絡。

（二）重現(xiàn)了穿芳峪園林群

依據文獻記載，并結合留存遺址以及故老回憶，可以確定，在穿芳峪曾前后建成眾多園林，形成了穿芳峪園林群。當時，在龍泉山與臥牛山芬芳的山谷平闊之地，除了李江的龍泉園外，王晉之還建有問青園，李樹屏建有八家村館，而吏部尚書萬青藜建有響泉園，熱河都統(tǒng)崇綺置問源草堂，綸雨薌構樂泉山莊，趙靜一筑習靜園，于弼清辟恒齋，再加上井田廬、歸樂園、枕泉別業(yè)以及龍泉寺、涌泉庵、義倉、義塾等，穿芳峪園林多達十余處。

其中，龍泉園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歷時三年而成，由清代中憲大夫、兵部候補主事李江營造。園外泉溪環(huán)繞，密植桑榆，園內則水潔、林茂、地幽。園林初僅茅屋三間，后南移擴建，總占地約十畝，房屋中庭為“龍泉精舍”，由倭仁題額，而西為庖廚，東為倉房，前有二池，分別養(yǎng)魚、種蓮，后則為“來青室”。左廂是“恒齋”，右?guī)袄缭起^”。園西穴壁成室為“上古居”，園西以石筑樓成“臥云樓”。園東有溪，溪上筑“枕流亭”。園南柳桃成林，林間為菜圃。園有矮墻，外結籬笆。地上碎石鋪路，曲通園東柴扉，門口有聯(lián)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左右則是高大白楊。龍泉園云山回合，溪水曲環(huán)，花木扶疏，屋廬掩映，仰觀俯聽，丘壑花草木石皆資題品，李樹屏因此曾撰《龍泉園志》，并著《龍泉園十六景注》以志園林之勝。

問青園位于龍泉園南，與之間隔一溪而園門相對。清同治十年（1871）由舉人王晉之所建。園林枕山而建，占地約五畝，灌溉便利，而多種梅花。園中有“儉齋”“讱齋”“四樂齋”“四藥齋”等?！皟€齋”周列藏書，案設古器?！白汖S”由倭仁擘窠大書其名?！八臉俘S”則由李江隸額，意為居此有山水之樂、友朋之樂、文字之樂、家庭之樂?！八乃廄S”則是賣藥之鋪，室內藥香氤氳。李樹屏《賀竹舫師移居穿芳峪》詩曾贊云：“柴門濃覆柳陰清，茅屋疏籬畫不成。好是小橋東去路，月明添出讀書聲?！?/p>

響泉園則總占地約十五畝，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園林主人為清代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總裁萬青藜。園中古木陰森，泉水眾多而噴涌不絕，故名響泉園。因土地不平，園內分南北兩院。北園為主體，名“潾碧山房”，四面作窗。房屋后窗下有“憩泉”，房屋前窗是“挹泉”?！稗谌鼻鄱?，形成瀑布。兩泉同匯于園中“潾碧池”。園中樹陰、山色、暮靄、朝煙，均映于池。園正門在北，上題“閑者便是主人”。東南開角門，門前為六角亭。園外西接龍泉園，東則布有蓮沼、稻畦、菜圃等，李江為之撰聯(lián)云：“閉門種菜，灌園鬻蔬?！?/p>

問源草堂為清代戶部尚書、熱河都統(tǒng)崇綺所建。園林處于四山回合之間，溪水環(huán)流，最為幽邃。岸上多桃花，每當春月，落英繽紛，溪澗為赤。游人至者，如入桃源，故名“問源”。園中有“問源草堂”“陶陶書屋”“耐寒堂”“五柳軒”等。崇綺曾自撰楹聯(lián)：“杯茗快吟陶杜句，爐香靜玩洛閩書。”

八家村館又名“夢園”，為清代學者、詩人李樹屏所建。園中坦幽靜，遍植芭蕉、竹子等，更有菜圃以供食用。其中有齋，是為教授生徒之所，齋名“八家村館”。萬本端曾題詩云：“數(shù)間茅屋傍云根，流水潺湲恰繞門。”李樹屏之子李萱《八家村館》詩也曾云：“八家村館枕溪頭，竟夕泉聲與耳謀。昨夜有人同榻宿，直疑泉在榻中流?！焙罄顦淦羾L欲集穿芳諸名勝于一處，在園中營造“化蝶山房”“待月廊”“契陶廬”等，卻因時局動蕩、戰(zhàn)亂饑饉頻仍等，懷憾而終。

樂泉山莊位于龍泉山與臥牛山西側，為清代河南觀察使綸雨薌在清光緒四年（1878）于龍泉園故地所建。園林初僅茅屋三間，后又擴建，并購買李姓舊宅。園中有桃成林，梨杏錯出。

習靜園位于薊州穿芳峪臥牛山南坡，由清代文士趙靜一與鄧顯亭建于清咸豐六年（1856）。園林主體為茅廬，處于百余株梨杏之間。門前對山，窗牖臨樹，盡收蒼翠之色。園南依次為菜圃與農田。李江曾詩寫春夏之時園林之景：“已開白似雪，未開顏半酡。淺深濃淡間，爛漫盈陂陀。青松襯綠麥，掩映添余波。”

井田廬位于薊州穿芳峪臥牛山與龍泉山以東平地，為李江約同好八人共建。仿張載試行井田，平地分九區(qū)，每區(qū)一畝，八人每人一區(qū)，中間一區(qū)為公田。公田之內，建一小廬，環(huán)植桑樹，作為耕憩息之所，匾額“井田廬”。時人對此多有吟詠。李樹屏曾作絕句云：“桃李花開遍陌阡，一痕鞭影午風前。愿為荷笠攜鋤客，老種龍泉井字田?！?/p>

龍泉寺位于龍泉山半坡山嶺處。寺內外松柏眾多。中有金剛殿。寺前立有碑。寺旁有一座白玉石塔，底盤方圓兩米，高三米多，有十多層。四周鐫刻佛像。塔底有泉，至塔跟可以聽到風濤聲，有石塔濤聲的說法。寺內有鐘，有罄。當時學者對其吟詠甚多。李樹屏《隨竹舫師及仲樵游龍泉寺午睡金剛殿中》詩嘗云：“松濤瀉午風，涼籟閑蒲扇。碑趺代石枕，席地勝瑤薦。稍怯衣襟涼，身鋪白云遍。睡味醉心魂，欲起目暝眩。道童畏警客，殿角語聲顫。醒視日西斜，葉底山禽囀?！?/p>

中國傳統(tǒng)古典園林一般分為三大體系：北方園林、南方園林和嶺南園林。不同體系，風格各異，通常認為“北雄、南秀、嶺南巧”。其中，北方園林以皇家園林為主，主要集中于北京和承德，整體上強調華麗厚重。穿芳峪園林群屬于北方園林，但是在兼容南北之長的同時，更體現(xiàn)出了濃厚的耕讀結合的鄉(xiāng)野意蘊。

李江曾自道其園林建筑理念：“掘土筑墻，即以浚池。鏟巖拓地，即以為壁?；旷故橙?，即以蓄糞。植樹得陰，即以致鳥。種蔬佐饌，即以習勤。畜雞司晨，即以食客。畜犬警盜，即以伴仆。熱爐煎茶，即以暖室。居山養(yǎng)疴，即以讀書。糞田種稼，即以肥樹。開窗看山，即以學畫?？`籬護園，即以為瓜豆之架。倚井栽樹，即以為桔槔之柱?！蓖鯐x之則云：“竅泉作渠，即以灌園。開田筑壘，即以為臺。懸聯(lián)飾壁，即以自箴。循田克農，即以尋芳。臨流淅米，即以飼魚。折枝作薪，即以刪樹。采菊代蔬，即以延年。”李樹屏述之更詳：“疊石為山，即以代屏。環(huán)水種蘆，即以當竹。沿溪栽柳，即以棲蟬。架竹種豆，即以為棚。穿林送客，即以踏月。留花飼蜂，即以釀蜜。辟地種秫，即以釀酒。醉梨消渴，即以作醋。截松作柴，即以代燭。倚石種松，即以為蓋。種竹醫(yī)俗，即以食筍。種蕉代紙，即以聽雨。倚屋牽蘿，即以為門。種菊餐英，即以作枕。養(yǎng)藜代蔬，即以作杖。引水澆花，即以滌硯。粘詩代畫，即以糊壁。種果得實，即以看花。約伴游山，即以覓句。圍爐御寒，即以暖酒。課仆鋤花，即以刈草。策蹇踏雪，即以訪友。課兒句讀，即以溫書。循溪散步，即以行飯。種蓮看花，即以食藕。臨溪種樹，即以護堤。引流種藻，即以蓄魚。課僮鋤田，即以看山?！?/p>

這些園林在整體上則呈現(xiàn)出地處兩山、泉水眾多、花木豐茂、耕讀兩宜、“四樂”（山水之樂、友朋之樂、文字之樂、家庭之樂）融融的建筑特點。但是，不同園林又各具風格，簡而言之：龍泉園重“耕讀”，問青園重“藥”，響泉園重“閑”，井田廬重“古”，問源草堂重“逸”，八家村館重“教”，習靜園重“樸”。

（三）形成了穿芳峪文獻寶庫

穿芳峪學者大多著述宏富，而且眾多文獻都至今留存，形成了一個豐厚的古籍文獻寶庫。前文已提及，“穿芳三隱”及其后人與門人弟子，凡25人，均有文集留存?！靶〈┓加囄膮R編”的《初編》、《二編》以及《三編》，主要就是對這些人的文獻進行整理。除此之外，還有四大類文獻尚在搜集和整理之中。一是，上述25人的散佚著作。如王晉之《重訂〈廣三字經〉》《珍珠囊補遺藥賦》《雷公炮制藥性解》，李樹屏《說文建首音釋》，李濬《略強博弈齋隨筆》，劉化風《味虛簃詩稿》，以及“味虛簃叢書”（薊州劉氏叢刻），金鳳翥《養(yǎng)正史略》《薊門瑣錄》《古今趣?！贰抖奸T日記》《山堂隨錄》《家庭閑話》《養(yǎng)正韻言》等，雖都有所收集，但是由于時間倉促、工作量大等原因，來不及收錄在《三編》之中。二是，穿芳園林其他主人的著述。如萬青藜《史鑒撮要》四種、《增訂三字鑒注釋附紀年》、《考卷清雅》四卷、《中國歷代世紀歌》單行本、《四診歌括》，崇綺的散佚詩文、手札以及奏折等，鹿學尊《艾聲詩草》，瑞嘯湖《懷友詩》，均留存于世，且待搜輯匯編。三是，散見他人著述以及地方詩文總集中的穿芳峪學者作品及相關文獻。如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集》、史夢蘭《史夢蘭集》、王鵬運諸詞集、徐世昌《晚清詩簃匯》、陶梁《國朝畿輔詩傳》等文集中，均存有萬青藜、李江、王晉之、李樹屏等穿芳峪學者的詩作及相關評論。四是，穿芳峪學者所抄錄的各種文獻?！按┓既[”以及劉化風等人，均有對所見書籍撰寫題跋、鈔錄、校訂并加以匯編的習慣。這些鈔錄的文獻，亦數(shù)量巨大。據粗略統(tǒng)計，如《李江集》中載錄103種，《王晉之集》中載錄45種，而《李樹屏集》中載錄數(shù)量更多達195種。這些文獻，不少都存世而可訪。

清代，薊州被視為是“神京左輔，皇陵右翼，去京百八十里，為首善之區(qū)”，在當代則被譽為“萬年古薊州，京津后花園”。據我們初步考察，整個天津地區(qū)現(xiàn)在留存下來的1949年之前的地方古籍文獻，作者多達千人，超過了1500種。其中，薊州之地的古籍文獻也較為可觀，僅粗略估計，現(xiàn)在留存可見者也近百種。劉化風曾以詩歌為脈絡梳理薊州自古以來的知名詩人，其《哲亭遺詩跋》云：“吾薊能詩者，在明季有李潛龍進士孔昭，清有李龍泉駕部江，王問青孝廉晉之，趙竹樓、方粹庵兩茂才紳與德醇，蔣石泉選拔熙，李髯翁茂才樹屏，盧菊莊孝廉素存。或刊有詩集，或于他人集中附見，或得睹其手抄稿本，此外無所聞也?！彼信e的詩人中，除李孔昭之外，幾乎全都是穿芳峪學者。于此則可見出，穿芳峪學者的文獻留存，在薊州古籍文獻中的比重和地位。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薊州古籍文獻整理的一個關鍵點就是“穿芳三隱”及其師友門人的著述。如果完成這一群體的文獻整理工作，那基本上就完成了整個薊州區(qū)重要古籍文獻的整理。另外，治文史者，一般在論及天津文化時，均有意無意地遵循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在時間上以天津建衛(wèi)的1404年為起點，而且實際研究中又往往僅集中于近現(xiàn)代；在空間上則多止于市內六區(qū)。這樣，在時空上的兩相限定之下，薊縣、寶坻、寧河、靜海等地的清代及以前的歷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逸出了研究者的學術視野之外。因此，許多人產生了一種誤解，認為“天津無古代”“天津無文化”。其實不然。所以說，薊州區(qū)文獻的整理，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補整個天津市古籍文獻整理與研究方面的相關空白，并能增強天津歷史文化的厚重感。

四

穿芳峪是一個小小的自然村落，竟然一度聚集大批學者，建構有十余處園林，并留下眾多文獻典籍，這種現(xiàn)象令人不可思議，但它確實是客觀的歷史存在。對于這一客觀存在和文化遺產，我們可以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加以審視、探究。不過，所有的相關研究、開發(fā)和利用，都需要以足夠多的可靠的文獻為基礎。在新舊世紀之交，任繼愈先生曾說道：“古籍整理本身不是目的。古籍為社會主義祖國更大的文化建設鋪路，提供原始資料，為迎接21世紀文化建設添磚加瓦，盡一份力，是我們最大的心愿，最大的幸福?！蓖瑯?，搜集整理、保存保護、傳承弘揚、推介普及穿芳峪先賢的這些珍貴古籍，以發(fā)掘歷史文化遺產，傳承文脈，更好地服務于當前的建設和發(fā)展，也是我們的初心所在和美好愿景。

古人云：“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备捎趯W術淺陋、水平有限，書中不免存錯訛和疏漏，在此敬請各位方家，不吝批評指正。

羅海燕 苑雅文

二○一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