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與比較文學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圣經(jīng)·傳道書》）

按今天時髦的代際劃分，我屬于“60后”的一代，過渡的一代。饑餓、動亂，只是童年的創(chuàng)傷經(jīng)驗，遙遠的記憶，夢中的驚慌。

我們在青年時代接受過理想主義的洗禮，但卻在功利主義的時代度過中年。如今，到了知天命的時候，猛然回首，看到的是羊腸小道上蜿蜒迂回的腳印，所知不過渺滄海之一粟，而生命卻在不經(jīng)意間悄然流失。

假如生命重新來過，你會做怎樣的選擇？

你會不會像浮士德博士那樣離開書齋，走向紛擾的世俗世界？

1988年，可以算作我學術生涯的開端。由于某種主客觀原因，我考入了貴州大學中文系學習“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課程。與其他專業(yè)的學生不同，我有三位導師：徐達教授，專治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他也是錢鍾書迷，在錢鍾書研究領域頗有心得；胡日佳教授致力于俄蘇文學及其與東西方文學的關系研究；錢蔭愉教授則致力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主要是女性文學的研究。三位導師根據(jù)他們各自的研究專長為我們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論選讀、外國文學和批評理論以及比較文學概論性質的課程，同時延請外語系的老師開設英語課。當時正值西方理論狂潮席卷中國學術界，我也被各種理論所吸引，在課余時間囫圇閱讀了大量西方理論諸流派的書籍，尤其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方面花費了大量時間，同時毫無選擇地閱讀古今中外文學經(jīng)典，并嘗試從性別角度對所讀的作品予以解釋。1990年夏天，中國比較文學年會在貴陽召開，群賢畢至，新思維、新理論、新方法、新觀點，新意紛呈，眼花繚亂，對于一個碩士研究生而言，猶如一席學術的盛宴。我作為會務組服務人員，有幸近距離領略了比較文學界先輩和新銳的風采，崇敬又羨慕。也是在那次會上，我加入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從此也獲得了一種學術上的歸屬和身份意識。

碩士畢業(yè)后我到蘭州大學中文系，在那里工作了近十年，主講“外國文學史”的必修課程，自古希臘、羅馬至20世紀，廢寢忘食、如饑似渴地徜徉于浩如煙海的世界經(jīng)典之林。毫不夸張地說，這些世界經(jīng)典作為我的精神食糧，滋養(yǎng)了我，也塑造了我。相信透過我這個中介，學生們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在這些年里，我就像一個遠離故土的旅人，在“周游列國”中培養(yǎng)了一種世界意識，或者說異國的眼光，但是，長久滯留于異邦他鄉(xiāng)，對于故土和現(xiàn)實不免日漸生疏、心生茫然。至于科研工作，按慣例，每一個在體制中為稻粱謀的人都應該劃定一塊領地精耕細作，我繼續(xù)在碩士生階段開始的女性文學和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研究工作，但厭倦了“主義”的理論概念和術語的迷陣，更傾心于文本的解讀，第一部拙著《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1999）算是對我這些工作的總結，其中有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和方法的介紹、經(jīng)典作品的重讀，也有某種程度的反思。

可以說，這前十年的科研和教學是在物質條件不斷改善、人文環(huán)境每況愈下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在臨街的、陰暗潮濕的十平方米的“一間屋子”里，養(yǎng)育了我的孩子，寫下了有關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論文，翻譯了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肖瓦爾特的《婦女、瘋狂與英國文化》。因為這些工作，我對孩子疏于照顧，同時又自責不已，噩夢不斷。20世紀90年代中期，“世婦會”在北京召開，女性研究迎來了她的高潮，但是，有關拐賣婦女兒童、家庭暴力、女童失學、買賣婚姻、強迫或自愿賣淫等的報道隨處可聞。我越來越覺得，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只是書齋里的事情，是“紙上談兵”，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甚至與中國的現(xiàn)實相去甚遠。而作為一種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面對中國古代文學，它的適用性也極其有限。

20世紀末的最后一年，我對于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我開始從遙遠、漫無邊際的外國文學轉向中國文學，告別“主義”和理論。商鋪進駐幽靜的校園，我窗外晝夜不息的噪音，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進程，知識分子的再度轉型，現(xiàn)代性的來龍去脈等，給我提出了新的課題。

2000年，我通過復旦大學博士生入學考試，投奔到陳思和教授門下，以中外文學關系為研究方向。復旦大學給予她的學子們的不只是一流的學者、教授和寬松自由的學習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滋養(yǎng)。在這里，這種滋養(yǎng)的獲得不只是來自理念和理論，而是來自活生生的人的躬身實踐、言傳身教。陳思和先生是一個可以理解一切、包容一切的人，為人、為文質樸無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對社會、對家庭、對學生抱有強烈的責任感，對于自己的研究對象，則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我在復旦學習的時候，賈植芳先生還健在，他在復旦九舍的家一如既往地向所有來訪者敞開，在這里，我遇見過國內外知名學者，也碰到過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師。人們來這里，僅僅就是看他一眼、敘敘舊或者就只是為了坐一會兒。在他那個陰暗潮濕、擁擠不堪的房間里，坐在那個破舊的沙發(fā)上，與他和所有的來訪者漫無邊際的談話本身就是目的。在這里相遇的人之間，淡忘了高低貴賤、成功失敗、年老與年輕的等級界限，彼此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共通感，那就是對于人的一種理想和境界的尊重。作為老師，賈先生對復旦的學生都予以無私的幫助，他的圖書室如同公共圖書館，任何學生、老師都可以向他借書。作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同時也作為外國文學的翻譯者，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奠基者，我們從與賈先生的閑談中獲得的是活的文學、活的知識，他使我們懂得學術研究不能離開活生生的人，更不能逃避凜冽的社會現(xiàn)實。

2000年至2001年，我赴德國特里爾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教學與訪問研究。馬克思的故鄉(xiāng)特里爾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一度為古羅馬首都。在這個具有濃郁的歷史氣息、美麗而寧靜的小城里，幾乎感覺不到工業(yè)的存在和現(xiàn)代生活的喧囂。而這樣的城市遍布姆澤爾河、萊茵河沿岸，再加上在德期間，我在歐洲大大小小的城市中的游歷，改變了以往我對現(xiàn)代化的想象，也使我更加堅信，每個國家的現(xiàn)代性命定地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城市作為現(xiàn)代化的有形象征刺激著我去探索城市的秘密和現(xiàn)代化的本質。城市像一座迷宮，吸引著我去探險。自2000年開始，我的研究重心轉向城市文化與文學的研究。從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倫敦、曼徹斯特、巴黎、彼得堡、上海，再回溯到《圣經(jīng)》、荷馬史詩和《詩經(jīng)》、漢賦所言說的古代城市，探索影響著今天的城市及現(xiàn)代性體驗的歷史與傳統(tǒng)。同時，也透過“城市”這一世界性的現(xiàn)象和文學母題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學中的想象性再現(xiàn)，探索不同民族本質性的差異以及那些可會通和交叉的地帶。就方法論而言，文學中那些表現(xiàn)普遍人性的母題，是將地域、文化上遙遠、互不相干的文學作品置于共同的場域展開對話的節(jié)點，而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礎上的共通性則是消除隔閡與敵意，從而達到相互理解、和平共處的基礎。

19世紀、20世紀親歷中國的西方觀察家中常常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和西方這“兩個世界之間沒有共同的甚至相妥協(xié)的領域，一個世界必定永遠地誤解另一個世界”[1]。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回答一名記者要求了解中國局勢的真相時說：“沒有真相，也沒有事實。你只能根據(jù)在這個國家的經(jīng)歷說話，而不管你的居住時間有多長或你的觀察力有多敏銳，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馬觀花似的觀察。這是中國的博大精深之處。”[2]但是，19世紀西方人對于中國的書寫卻成為當時乃至后世西方人了解中國真相的重要來源，盡管這些言論帶有書寫者自己的想象和感情、偏見和謬誤。但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存在，西方人看中國的眼光，也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于西方和對于自我的重新認識。自晚清以來一百多年間親歷異國的中國人對于西方列強及世界諸國的實地觀察與書寫，記錄了兩種文化相遇時的種種文化、心理反應。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歷史背景下考察中國人的異國想象與自我認知，將為我們認識中國人的“現(xiàn)代”觀念、對于他異文化的排斥與認同以及理想國家的觀念提供另一種維度。而異邦、異類與邊緣乃探討現(xiàn)代性命題無法回避的存在。

本文集并非一本自選集，而是圍繞著“性別”、“城市”和“異邦”三個主題，呈現(xiàn)了我20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其中的論文大多曾刊發(fā)于《外國文學評論》、《中國比較文學》、《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當代作家評論》、《婦女研究論叢》、《上海文學》、《蘭州大學學報》、《揚子江評論》等刊物，在此對這些刊物的編輯深表謝意！在文集的編輯中對于部分論文和觀點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在此文集付梓之際，特別要感謝“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術文庫”叢書的策劃者謝天振先生、陳思和先生、宋炳輝先生與張輝先生！感謝上海比較文學界的前輩孫景堯先生給予我的幫助與支持！感謝陳建華先生、王曉明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們長期以來對我的關心和支持！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余璐瑤女士的辛勤工作！

2013年11月11日

[1]約翰·濮蘭德：《李鴻章傳》，張啟耀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頁。

[2]彭尼·凱恩：《中國的大饑荒（1959—1961）——對人口和社會的影響》，鄭文鑫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