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國共產黨為創(chuàng)建新中國的探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在亞洲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戰(zhàn)火綿延、政局動蕩的中國大陸，這一件事，超出了那個年代人們的一切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掌握著全國政權和經濟命脈，控制著幾乎全部大中城市和鐵路交通線，擁有數百萬人的軍隊，又得到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大力援助的中國國民黨，敗在了長期處于偏遠農村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手下?？箲?zhàn)勝利后僅短短4年時間，中國國民黨及其政府便分崩離析，一敗涂地，“忽喇喇似大廈傾”，惶惶然逃至大海茫茫的臺灣孤島。這一歷史變遷，實際上經歷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舊式民主主義革命到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長過程。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以后，中國遭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入災難深重的境地。近代中國經濟嚴重依附于國際資本主義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場，不僅近代工業(yè)在機器、設備、技術和重要原材料方面依賴外國，西方國家還通過貿易貸款、政治借款，掌握中國鐵路、電信等重要部門及政府關稅、鹽稅、厘金等財產收入，使中國在財政金融方面有很大依附性。在中國領土上，列強以武力為后盾，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租界或租借地，實行殖民主義制度。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瓦解了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礎，使中國不可能繼續(xù)保持完整的封建經濟形態(tài)，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某種條件。在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代表著比較進步的生產關系，對于促進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苦于在夾縫中求生存，發(fā)展很不充分，力量非常薄弱。因此，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這些情況，反映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征。

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中國的一切有識之士、愛國團體和近代意義上的政黨，都力求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和被動挨打的處境。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取義，奔走呼號，力主“變法維新”“富國強兵”；舉凡倡洋務、辦實業(yè)、興新學等種種救國方案，均逐一試驗，試圖按照西方國家模式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然而，這些努力均以失敗告終。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國所處的歷史時代，正逢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老牌的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為爭奪世界市場，建立和擴大其勢力范圍，唯有不遺余力地掠奪和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源，自然不會讓擁有廣闊市場和豐富資源的中國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近代中國之所以不能從封建制度發(fā)展到資本主義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買辦勢力的聯合統(tǒng)治，既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后和衰弱的根源，又是中國民族災難和人民災難的根源。

外國帝國主義瓜分豆剖、虎視鷹瞵，亡國滅種的厄運無情地撞擊著中國先進分子的心靈。救亡圖存、重建國家，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以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相號召，歷經多年奮斗，終于在1911年領導發(fā)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在風雨如磐的中國樹起民主共和國旗幟?！案矣械壑谱詾檎?，天下共擊之”，封建專制制度在中國從此不得人心。在漫漫長夜里苦苦掙扎的中國人民，開始有了新的覺醒。

廢除封建專制統(tǒng)治，建立民主共和國，是近代以來改造中國、探求國家出路的種種進步力量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國社會的現實條件最初賦予資產階級這個歷史責任。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帝制后，立即把建立民國的理想付諸實踐。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3月1日，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南京臨時政府就其性質來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但是，在新舊勢力的尖銳斗爭中，帝制復辟派袁世凱打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竊奪了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91天。孫中山為民主共和奮斗的銳氣不減，他先后領導護國、護法運動，兩度在廣州建立政權，但堅持的時間均極短，且政令所及不過二三省，很快遭到失敗。至此，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嘗試終至完結。資產階級革命建國實踐屢遭失敗，昭示著在中國創(chuàng)建新國家只能另辟道路。孫中山貴在順應時勢，將他的舊三民主義發(fā)展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豐富了國家重建理論，它留給中國先進人士的啟示和思想財富是寶貴的。

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在創(chuàng)立時只有幾十個人，卻是近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的任務寫在自己的綱領和旗幟上。孫中山致力實現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終于在中國找到其實際承擔者。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繼承孫中山的寶貴遺產，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孫中山建國理論中進步和合理的因素，日益走向別開生面的創(chuàng)新，形成一整套富有獨創(chuàng)性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

1924年，中國共產黨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極大地開拓了工農運動發(fā)展的新局面。1927年4月，國民黨右翼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分裂國共合作，共產黨奮起武裝反抗，被迫離開城市到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就獨立擔負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重任。而共產黨創(chuàng)建新國家的實踐，正是從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開始的。

在近代中國，首推共產黨致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率先在它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人民軍隊中實行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主制度，樹立起嶄新的民主意識和民主風氣，并逐步摸索和總結出一套民主政權建設的基本經驗。這種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政權模式，最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幾省交界的小塊紅色區(qū)域內。它們與全國其他地方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而存在，并在艱難曲折的斗爭中漸次發(fā)展壯大。

根據1928年中共六大決議中關于“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的政綱，各紅色區(qū)域普遍建立起工農兵代表會議制的蘇維埃政權。這種從蘇聯借用來的政權組織形式，統(tǒng)稱為工農民主政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舉行，會議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和經濟政策等，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雖然遠非完全意義上的全國政權，但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旨在建立新國家的最初嘗試。

由于缺乏經驗，尤其是處于反革命白色政權的包圍和激烈的軍事戰(zhàn)爭環(huán)境，沒有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條件，工農民主政權本身還存在許多缺憾，如政權組織形式、機構設置及職權劃分等，基本上照搬蘇聯蘇維埃制度的做法。由于地區(qū)分割的影響，各地在基層選舉的程序、選舉權范圍、代表會議作用的發(fā)揮、政府工作程序和內容，以及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指導等方面，存在許多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當時“左”傾路線在黨內占主導地位，排斥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致使政權構成的政治基礎過于單一，在土地、勞動、經濟等政策及對待中間派別方面，有許多脫離中國實際的“左”的規(guī)定，給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fā)展帶來不利影響。盡管如此，從總體上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初步實踐，為后來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提供了初步經驗和借鑒。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不顧民族大義，仍孤注一擲執(zhí)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全力“圍剿”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日本帝國主義乘隙入關進逼華北。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急遽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為中國共產黨調整完善建國理論提供了歷史契機。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國內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這次會議的決議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變?yōu)橹腥A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工農民主共和國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以更充分地表明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但是代表工人農民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

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偫üまr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a這個論述，對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局限性做了歷史總結，將中國共產黨的建國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考慮到國內時局的特點，也為了爭取蔣介石合作抗日，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致國民黨書，進一步將“人民共和國”改變?yōu)槿菀妆桓鞣矫嫠邮艿摹懊裰鞴埠蛧?，提出愿與國民黨共同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主張。這體現了抗日救亡時期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fā)生，中共派代表團赴西安調停，促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zhàn)，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為促進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早日建立，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等5項要求，如國民黨將此定為國策，中共愿做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qū)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以七七事變?yōu)闃酥?，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全面抗戰(zhàn)的主張，將所屬武裝力量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開赴抗日前線。9月下旬，根據國共談判達成的協(xié)議，中共正式宣布取消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國號，將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更名改制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工農民主政權走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邁出的關鍵一步。從這以后，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在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zhàn)爭，相繼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華南等地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地方性抗日民主政府。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原來國共分裂時期形成的階級關系、政治格局以及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關系，都在彼此調整之中。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性質，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紅色行政區(qū)域，改變?yōu)閲顸h執(zhí)政的中華民國所屬的一個行政區(qū)域；由只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地方政權實體，轉變?yōu)樵诮邮芄伯a黨領導的同時，也隸屬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tǒng)轄的一個地方政府。從政權性質來看，由過去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工農民主專政，轉變?yōu)樵诳谷彰褡褰y(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下各革命階級和一切愛國人士對漢奸、賣國賊的民主專政。由此構成政權的社會基礎變得十分廣泛，不僅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參加，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富農、一般地主參加；不僅有共產黨員參加，還有國民黨員、其他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專政的對象縮小到漢奸和賣國賊，即使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只要不是漢奸、賣國賊，亦非專政的對象。

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后，原來工農兵代表會議制的政權組織形式，已不適應建立不同階級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抗日民主政權的要求。根據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關于在各省、市召開參議會的決定，陜甘寧邊區(qū)議會改為邊區(qū)參議會，并以參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參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中共在邊區(qū)政府仍然起著領導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由中共決定，通過邊區(qū)政府頒布實施。為適應集中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生存的中心任務，邊區(qū)政府的各項政策，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都相應地進行調整，停止了暴動政策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轉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日民族戰(zhàn)爭服務的政策。邊區(qū)政府對國民政府采取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獨立自主原則，既堅持抗日民族斗爭的統(tǒng)一性，又保持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陜甘寧邊區(qū)建立的參議會制度，作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向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推廣，各抗日根據地相繼建立起參議會制度?？谷彰裰髡嗑哂袕V泛的代表性，參加各級參議會和政府的，以階級、階層論，有工人、雇農、貧農、中農、其他小資產階級、富農、地主、資本家、開明紳士；以黨派論，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其他民主黨派成員；以民族論，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各民族權利一律平等。為了確保抗日民主政權階級構成的廣泛性，中國共產黨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則，規(guī)定抗日民主政權中的人員分配，共產黨員、非共產黨的左派進步人士、中間人士或其他方面人士，各占1/3。其中，共產黨員代表無產階級和貧雇農的利益，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權，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黨的建議。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代表他們所聯系的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利于爭取這部分群眾堅持抗日。中間派占1/3，目的在于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步驟。

中共中央強調“三三制”原則，是共產黨“真實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責”。在政權建設上嚴格執(zhí)行“三三制”，既保證共產黨對抗日民主政權的領導，保證政權中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占優(yōu)勢，又體現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廣泛性，最大限度地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開明紳士，從而團結一切抗日階級和階層，孤立頑固勢力，鞏固抗日民主政權。同時，也擴大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治的影響，打擊國民黨、蔣介石的一黨專制和個人獨裁，對推動全國政治民主化起到積極示范作用。

國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戰(zhàn)，使中國共產黨在爭得合法地位的環(huán)境下，將以往局部區(qū)域內的建國實踐擴展到空前的規(guī)模，從而為黨的建國理論逐步趨于成熟創(chuàng)造了必要條件。1940年1月，毛澤東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的若干基本思想，概括有以下幾點：

一、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F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

二、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qū)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qū)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三、國體（即指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即指政權構成的形式）——民主集中制。b

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中流砥柱之氣概，堅定地站在民族解放斗爭最前列，始終堅持團結全民族實行人民戰(zhàn)爭的全面抗戰(zhàn)路線，反對國民黨壓迫人民的片面抗戰(zhàn)路線。無論出現怎樣的艱難困苦和復雜局面，始終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名副其實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

為了有效地團結各社會階級共同抗戰(zhàn)，以陜甘寧邊區(qū)為中心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堅持不懈地進行民主建政，保障抗日各階級的人權、財產權及參政權；在政府機關厲行廉潔政治，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開展擁軍優(yōu)屬運動，密切軍民關系和軍政關系。在經濟建設方面，大力號召發(fā)展農業(yè)，動員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提高耕作技術，特別把減租減息、合理調整租佃債務關系作為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fā)展；鼓勵發(fā)展私人企業(yè)，保護私有財產，實行自由貿易的工商政策；同時發(fā)展人民的合作事業(yè)，扶助手工業(yè)發(fā)展。這些經濟政策有力推進了解放區(qū)的工業(yè)生產和區(qū)內外商品流通。解放區(qū)軍民還開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以保證在基本物資供應條件下度過抗日戰(zhàn)爭最艱難的歲月。

以“全民抗戰(zhàn)，建設國家”相號召，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弘揚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給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以極大的沖擊與削弱。抗日根據地注重開展文化教育建設，發(fā)展進步文化事業(yè)，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為抗日軍隊和根據地建設培養(yǎng)了大批骨干。由解放區(qū)延及國民黨控制的大后方，各種報刊、團體、演出隊非常活躍，以文藝、戲劇、講演等多種形式，宣傳抗日，動員民眾，以先進文化來教育、鼓舞人民；中共在國統(tǒng)區(qū)大后方主辦的《新華日報》，對國民黨消極抗戰(zhàn)，搞分裂、摩擦、倒退的行徑予以揭露和批評。同時，擴大抗戰(zhàn)文化的影響，發(fā)揮組織宣傳民眾團結抗日的重要作用。一批又一批青年和知識分子奔赴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革命的熔爐中經受考驗。他們有的投筆從戎征戰(zhàn)沙場；有的從人民大眾的生活中汲取養(yǎng)分，創(chuàng)作出大量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戰(zhàn)斗志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這一切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使抗日根據地名副其實地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

到抗戰(zhàn)后期，全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即解放區(qū)共發(fā)展到19個，計有陜甘寧區(qū)、晉察冀區(qū)、晉冀豫區(qū)、冀魯豫區(qū)、山東區(qū)、晉綏區(qū)、冀熱遼區(qū)、蘇北區(qū)、蘇中區(qū)、蘇南區(qū)、浙東區(qū)、淮北區(qū)、淮南區(qū)、皖中區(qū)、河南區(qū)、鄂豫皖區(qū)、湘鄂贛區(qū)、廣東區(qū)、瓊崖區(qū)，總面積95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在這些解放區(qū)內，都實行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聯合政府，將解放區(qū)內各界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動員起來，使中國解放區(qū)在日寇強敵的壓迫下，在國民黨反共摩擦的阻礙下，在毫無外援的艱難環(huán)境中，能夠屹立不動，并一天一天發(fā)展壯大，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zhàn)、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重要力量。

1945年春夏之交，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全民族抗戰(zhàn)已勝利在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針對國民黨繼續(xù)堅持壓迫人民的消極抗戰(zhàn)路線，大會制定了“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對新民主主義國家應該實行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做了詳盡說明。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只有這個制度，才能既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毫無疑義是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時期，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的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中國現階段的歷史條件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tài)和政權形態(tài)。

關于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除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fā)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fā)展。新民主主義國家鼓勵和幫助，而不是禁止或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fā)展。這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絕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毛澤東強調說：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關于民主共和國的建設道路，毛澤東認為，抗日根據地業(yè)已建立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就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它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地方基礎，具有新中國政治雛形的意義和全國的普遍意義。推而廣之，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可能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待“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經過長期斗爭，在局部地區(qū)建立政權，逐漸在規(guī)模、范圍上擴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權，將日益成熟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推廣到全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建國理論及其實踐的一大特色。如毛澤東所說：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系，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系，因而是人民革命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c

在抗日戰(zhàn)爭快要取得勝利的階段，1944年9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這個主張一經提出，就在大后方人民中引起極大的反響，“一新天下耳目”。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更鮮明地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立即獲得全國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和擁護。

早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前所未有地壯大起來的時候，毛澤東在1940年所著《新民主主義論》中，曾經概括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架構說：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毛澤東用詩一般的語言說：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歡迎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