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追念鄭振鐸》

冰心離開了咸寧干校，但她對我說的“北京見，歡迎你到家里來玩”這句話我長久記著。我1973年從干校被借調到河北工作。1975年底，我從河北調回到正在籌備復刊的《人民文學》雜志社。1976年1月《人民文學》正式復刊。3月，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認真學習毛主席詞二首”座談會上突然見到冰心，那天與會的人很多，她只問我：“你回來了？在《人民文學》?歡迎到家里來玩?！?/p>

《人民文學》比《文藝報》復刊早。《文藝報》1978年7月才正式復刊。我又被調回《文藝報》。

我第一次去冰心位于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學院和平樓寓所拜望她，是在1978年11月中旬，不是單純的拜望，而是帶著《文藝報》派下的任務去的。由于“四人幫”垮臺，1977年初，張光年接任了袁水拍當《人民文學》主編，光年同志接任后，提出多約些老作家的稿子。經葉老建議，我去拜訪了錢鍾書先生。在初次和錢先生的閑談中，他多次提起鄭振鐸先生，使我萌動了想在第二年鄭先生因公殉職二十周年之際，約冰心寫文章的念頭。當時我向光年同志匯報了這個想法，他很贊同，叫我明年別忘了這個選題。1978年5月我又回了《文藝報》，我向編輯部又談起了這個選題。1978年7月15日復刊的第1期《文藝報》出版，當時《文藝報》是月刊，每月15日出版，到這年的最后一期定稿前，我又向他們提起此事，馮牧說，版面再緊，第6期也一定要把紀念鄭先生的文章發(fā)出去，叫我趕快去冰心家，請她趕一趕。

鄭振鐸（1898~1958），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和開拓者之一，1921年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是著名的作家文學史家和文物考古學家。

一個意想不到的巨大災難，使鄭振鐸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1958年10月17日，以鄭振鐸為團長、蔡樹藩為副團長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一行10人，在北京乘飛機取道蘇聯(lián)前往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進行友好訪問。他們乘坐的蘇聯(lián)客機“圖104號”，在途經楚瓦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卡納什地區(qū)時突然失事墜毀，代表團全體成員以及同機的我國外交部和對外貿易部六名出國人員，一起遇難。

10月31日上午，“鄭振鐸、蔡樹藩等十六位同志追悼大會”在首都劇場隆重舉行。首都各界代表共一千四百多人，懷著沉重的心情參加了這個追悼大會。出席的有關方面領導人有陳毅、郭沫若、沈雁冰、張奚若、彭真、薄一波、包爾漢、葉季壯、周揚、廖承志、章漢夫等。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前立向遺像致哀。追悼會由對外文化聯(lián)絡委員會主任張奚若致悼詞，沈雁冰報告了鄭振鐸的生平事跡。追悼會結束后，鄭振鐸等十六位同志的骨灰被護送到北京西郊，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墓前矗立著莊嚴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刻著這樣一段文字：

鄭振鐸、蔡樹藩等十六位同志是為增進中國和亞非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外文化交流、經濟合作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的崇高任務而犧牲的。他們當中有的長期參加革命，對革命有過卓越的貢獻，或者在文化、學術方面有著重要的成就，有的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或者是矢忠于革命事業(yè)的優(yōu)秀干部，他們對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事業(yè)表現(xiàn)了無限的忠誠和忘我的勞動，直至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遇難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這些刻在石碑上、經得起歲月侵蝕的響亮文字，體現(xiàn)了黨和人民對鄭振鐸一行遇難同志一生的很高評價。

為了表示對鄭振鐸不幸去世的深切哀悼之情，文藝界和其他戰(zhàn)線一些老朋友紛紛撰文作詩，回憶彼此多年的難忘友情，充分肯定了鄭振鐸的貢獻。

郭沫若、茅盾、葉圣陶、胡愈之、巴金等知名人士發(fā)表詩文對鄭振鐸的不幸表示誠摯的哀悼。巴金在《悼振鐸》中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崛起，一直頗為活躍于我國文藝界、學術界的鄭振鐸，匆匆走過了六十年的人生歷程。他一身而兼作家、文藝翻譯家、文學編輯、文學史家數任，從文藝旁及歷史、文化、考古等領域，多有涉獵，著述累累，貢獻良多?！薄暗玫搅宋覈S多著名的前輩文藝家、歷史學家等的一致肯定和稱贊，在廣大讀者中，也具有廣泛而熱烈的反應?！?/p>

我初次到冰心家去，就是帶著這個緊急求稿任務的。冰心見我就說，你又回《文藝報》了？并詢問了《文藝報》的一些情況，她痛快地答應寫這篇文章，她說：“我和振鐸是除同學外在文藝界認識的最早一位朋友了，又是同鄉(xiāng)，他是我的良師益友，振鐸不幸逝世后，我當時沒寫，一直想著這件事，我放下手頭其他事，為你們趕寫篇短的，兩三天后你會收到?！彼饝?，我心里感到踏實，她留我又閑聊了一會。這次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冰心老伴吳文藻教授，我尊稱他為“吳先生”，冰心笑著說：“你們都是吳家的人?！贝撕笪颐看稳ケ募遥M門先去看吳先生，吳先生話不多，說兩句即叫我去和冰心談，冰心老人見我就說：“你看過你們吳家的人了？”

冰心的《追念振鐸》，發(fā)表在197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6期。冰心在文中說：“振鐸在燕京大學教學，極受進步學生的歡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學，都十分興奮地講述鄭先生的引人入勝的講學和誨人不倦的進步的談話。當他們說到鄭先生的談話很有幽默感的時候，使我憶起在1934年，我們應平綏鐵路局之邀，到平綏沿線旅行時，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員名叫‘屈龍伸’，振鐸笑說，‘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說，‘這個名字可對張鳳舉（當時的北大教授）’。我們都大笑了起來，于是紛紛地都把我們自己的名字和當時人或古人的名，對了起來，‘鄭振鐸’對‘李鳴鐘’（當時西北軍的一個軍官），我們旅行團中的陳其田先生，就對了‘張之洞’，雷潔瓊女士就對了‘左良玉’，‘傅作義’就對了‘李宗仁’等。這些花絮，我當時都沒有寫進《平綏沿線旅行記》里，但當時這一路旅行，因為有振鐸先生在內，大家都感到很愉快。”又說：“1951年我從日本回國，他又是第一批來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覺得新中國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氣更大了，想象力也更豐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講他正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為他新中國成立前多年來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發(fā)展，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他就是這么一個精力充沛熱情橫溢的人。雖然那天晚上巴金勸我不要難過（其實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難過的），我能不難過嗎？我難過的不只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我難過的是我們中國文藝界少了一個勇敢直前的戰(zhàn)士！”這篇文章是冰心給復刊后的《文藝報》寫的第一篇，也是她寫鄭振鐸先生的唯一的一篇。

1988年8月，冰心又提醒過，今年是振鐸逝世30周年。她說：“我和他很熟，記憶太多反而不好寫，但振鐸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位有多方面成就和貢獻的重要人物，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相信歷史也不會忘記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