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個屬于“當代文學”的問題

城市文學是一個屬于當代文學的問題。這不僅是要與現代文學做一個歷史劃分，而且與相關的西方理論、海外漢學區(qū)別開來。只有在此范圍，才能顯示近30年國內城市文學研究的理論意義。進而言之，它的真正意義無法建立在目下全球化進程中城市地理不斷擴張的現實基礎上。而現已形成的“現代性”思想主導與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正是理論牽制于現實，以致社會文化理論、政治經濟學知識不斷涌入的結果。事實上，處于前者之為今日跨學科的思想引擎下，“城市文學”毋寧附庸。故而隨著研究的興盛，理論的建構卻深處危機。不僅迄無“城市文學”的基本定義，而且研究對象亦日漸消隱，以至于近年時有“無法現身的‘他者’”、“到底在談論什么”、“看不見的城市”等論說。

這種根本問題的缺席，使得知識理論本身成為更需批判和檢驗的。首先即是還原歷史情境，追溯自身的文學批評史線索。而“城市文學”之深受現實世界的牽制，將由此顯示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一經天緯地、堪稱“世界觀”的思想大限。它不僅為判斷“城市文學”屬于“當代文學”提供了內在的理論支持，而且以這世界觀在全球化時代的重現，凸顯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整體思想處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文學批評，因此特別體現了知識的時代性更替，由之帶來西方理論運用的蕪雜、生硬，進而是作品批評上的焦點游移、偏至，以至于壓抑、脫離文學文本。這意味著我們的批判不僅應當同時是一種“當代文學”整體觀的建立，而且必須走向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一宏大框架的突圍，直至能夠將之解構、還原于闡釋—現實世界的關系。此方可能辨析中國城市文學理論的獨立申訴，而我們研究的意義亦當在此。

事實上，近30年在闡釋理路幾經轉折、斷裂的知識狀況下，唯此宏大框架一以貫之，并于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來臨之際全面重伸。作為前30年當代歷史文化的投射，它產生了如此根本的思想制約，以致形成“城市文學”的經濟決定論。而這首先意味著一個近切關涉現實世界改造的龐大知識體系，以至思想、意識形態(tài)系統的包圍。1998年李潔非的長文《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即展現了其強大的思想框限力，并以大篇幅的社會歷史文化論述，宣示文學的“外部”重新入主文學理論。在此，“城市”的闡釋，不僅引出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橫，而且由此確立了以“工業(yè)化”革命為標志、完全經濟基礎意義上的“商品”“物”作為基本理解。而正是經由這一有關改造世界的現代知識譜系查驗，古代、以至近現代中國城市皆以其政治及權力的主導性質，排列在外。相應的，自古至今也就從未產生過真正的城市文學，而以延安文藝為開端的前30年當代文學，更是莫若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權力排斥貨幣權威及商品原則的突出體現。唯20世紀20—40年代“新感覺”派為代表的上海文學，或能與此之“城市”相稱。無疑，只有這樣的歷史邏輯，才足以凸顯90年代城市文學興起的革命性意義：“毋庸置疑地擊敗了鄉(xiāng)土文學作品，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占據主位?！边M而，可將這一切歸于正在現實推進的“幾千年歷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劃時代意義”的經濟基礎變革，而非，——按該文明確表述，歸于文學的“內部”。而在由此帶來歷史進化的樂觀中，最終，城市文學的未來亦只有一條標準：現代主義流派為頂峰標志的19、20世紀西方文學。

在此，“城市”雖為“背景”，卻已具有經濟決定論的強力，并因特別針對前30年當代文學而表現出政治—經濟相互超克的思維慣性和震蕩。此即“城市文學”產生的場域。而重要的是，這個出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宏大框架的決定論，具有高度的現實合理性。在所謂商品、市場經濟成為一時代之普遍話語，迄今為20世紀90年代社會歷史文化全面轉型的歷史學前提下，這種尚未被“現代性”的新經濟知識理論主導的論述，至少為文學的“內部”留下了一席之地。事實上，當批評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奔向都市”的潮流中，亦發(fā)現“經濟”作為“元話語”的形成，就意味著順服這一歷史條件，幾乎別無選擇。1998年葉中強的《想象的都市與經濟話語的都市》，即在承認“都市”作為中國現代性訴求的歷史主義理性之不可逆前提下，分析了這一新的元話語形成，并試圖進行理論的提升。在此，這一理性、也是歷史標桿的樹立，正檢驗出“都市”與作家的經驗世界、文化記憶，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和震蕩，以致出現種種事實與價值的悖離。其中，鄉(xiāng)村—都市更是形成了鮮明二元對立，甚至帶動80年代傳統—現代、愚昧—文明價值秩序的整體反轉，從而指意新興的城市文學根本是一次文明范式的變革。而顯然，在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中，城市之“罪惡”，成為了這次文明沖突的預設。所謂經濟的元話語，正環(huán)繞“物”作為“罪惡”的指征而形成。它以“物”化形象及欲望場景主導作家們的都市想象，甚或將都市的物質空間作為“營構其特定的文本‘格式’……的建材”，以致表現出“見物不見人的文化偏執(zhí)”。而該文努力亦在于破解“物”的拘囿，從而將“經濟”的理解引入最為廣泛、足以相應于經濟基礎的更高“文化”范疇，最終確立“城市的價值源泉”。

這一由“經濟”而“文化”，以至重尋“價值源泉”的思路，不僅可以預示后來文化研究的興起，而且將20世紀90年代城市文學的出現，推向了一個事關價值系統重構的高度。這是富有見識的。它恰恰表明以現代物質文明批判為指向的文化研究，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在由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所貫穿的當代歷史文化及其關于現實世界改造的龐大知識體系之前，所謂現代性不僅只能是遠為派生的思想理論，而且作為歷史的負載。事實上，該文的“文化”思路，已經與80年代“尋根”文學為代表的“文化”熱產生了關聯。其中無疑存在一種不可克服的經驗，并使得“城市文學”首先處于與“鄉(xiāng)土文學”的緊張中。而真正的問題是，“經濟基礎”在此作為一切思想的先決，必然對此新的“文化”價值走向產生強大規(guī)范。關于“資本主義”的舊有意識形態(tài)，將構成“城市文學”價值的先驗否定，從而導向“經濟”之于“文化”的再度圍截。

故此，在經濟、政治—經濟的知識系統挾制及其歷史負軛下，“城市文學”分裂為何謂城市—何謂文學，以致前者的理論申訴遠遠壓倒后者，就可謂必然。而試圖通往新的價值源泉的“文化”，則因此困窘于“經濟基礎”的地平線。事實上，今天的城市文學研究比“見物不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更深地陷入了物質文化的批判和研究，以致出現了嚴重的理論失明。2006年陳曉明的《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作為一篇運用后現代理論及其語言、符號化闡釋，試圖為文學申訴的論文，即在評述創(chuàng)作現實與歷史時，反照出這一境地。在此，后現代理論首先以其時代的近便，將“城市”的闡釋由原先基于工業(yè)物質生產的經濟基礎，推升至“符號生產”所代表的“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從而確定其“消費主義”的文化性質。而消費景觀及其背后的符號生產，正構成了城市之為“物”的世界。這對于“物”作為“經濟”理解的觀念堅固，無疑起到消解功用。問題是，“經濟基礎”在此已然先在決定了文化的性質、標準，以致“城市文學”只能是此一物質文化景觀的反映、升華，因而必將該文的總體論述引向褊狹。事實上，正是這一“經濟”的符號化闡釋，使得城市—鄉(xiāng)村這一關乎民族文化整體性質及其現代變革深度、走向的基本架設之間，顯示為“鄉(xiāng)土中國”更加難以跨越的歷史文化鴻溝。按其論證，這一符號化的城市存在本身及其中生存經驗的表達和反思，對于“鄉(xiāng)土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是曾經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還是后來的“人學”、現代主義，都將與之發(fā)生歷史和美學的沖突。進而言之，城市文學的歷史，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以上可見、或潛在的前提與立論，該文通貫檢索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發(fā)現城市文學始終只是作為“他者”“幽靈”存在。直至20世紀90年代“激進的消費主義時尚文化”出現，才有了“真正與城市融為一體的對城市的表達”，而“美女作家”群正成為歷史的選擇。甚至，因其雜有“去民族/國家性”的女性身體敘事策略，她們的創(chuàng)作亦非“純粹”。

無疑，當理論走向這樣的歷史虛無，就成為邏輯對于歷史的連續(xù)刪削。而這與其說是該文后現代理論的解構功用，不如說，在“經濟基礎”已堪稱“城市文學”第一推動的理論情勢下，恰恰因此觸及了這一基礎的虛弱、動搖與不可靠。唯此，它才足以歷史的斷裂來阻礙一切價值的最終建立。而何謂文學作為更古老、深遠的文藝論題，在“城市文學”遭遇嚴重的壓抑，就具有這樣的批判意義。它將以時間維度上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喪失，顯示價值根本的毀損。在此，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所構造的當代歷史文化，正成為傳統的橫切。它不僅體現為來自現實世界改造的空間性持續(xù)強力擴張，更造就了直線行進的時間觀念、以至不斷革命的文化邏輯。而自身傳統的喪失之在全球化時代顯現，因此恰恰表明，正是前30年針對“資本主義”的當代思想文化批判與歷史的徹底脫節(jié)，造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決定論及其世界觀式籠罩。故而，城市文學研究日益拘囿于物質文化的“空間”，而“時間”作為更深切、根本的現代性量度卻近闕如。2008年徐健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城市敘事中的時間母題》，可謂之一記。

而在此更重要的，這一出于前30年當代文化回流的世界觀式籠罩，實質是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宏大框架內引導了思想與現實之間一次重大的邊界跨越。所以，20世紀90年代“商品經濟”的實行能夠造成如此全面、深切的震蕩，以致由此框架不斷生產邏輯—歷史的脫節(jié)、時間—空間的錯位等，終于顯露“城市文學”內部的分裂。城市—文學、城市文化—文學，即其所生產、衍生的次級論題。而時間維度上自身傳統的喪失，尤其將城市文化—文學引向了事關價值系統重構的中心。在此，城市—鄉(xiāng)土、特別是“左翼”文學這一無法規(guī)避的歷史性對立，正以根本的內在價值沖突，成為“城市文學”邊界、基礎的不斷沖擊和洞穿，以至橫跨地理空間，凸現價值—事實的悖反。顯然，這里要求的是判斷力，并且在一系列理論關系的重整中，指向一種層級、秩序的立體架構，而非網絡式的平面延展。唯此能夠引領我們的批判，走向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宏大框架的解構、還原，突破其世界觀式的思想壟斷。由之建立起高度認識論的“當代文學”整體觀，在近30年連番遭遇歷史的轉折、知識的更替及價值的跳蕩中，辨析脈絡、剔抉源流、清理問題層次。

在此，20世紀90年代的確構成了一道分水嶺。隨著新一輪改造世界的社會歷史文化動蕩與西方知識理論的空前引進，城市及“城市文學”崛起。然而，當80年代足以在整體觀下獲得起點的意義，則可發(fā)見其研究由隱至顯，卻恰恰走向了思想的逼仄。1983年北戴河的城市文學理論筆會，基于題材的解禁，首次提出了該問題。在此，“工業(yè)題材”“車間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近前歷史前身，正顯示了來自“經濟基礎”的領域切割。它的解禁，因此帶來如此巨大的理論輻射力，不僅迅即涵蓋了正在萌發(fā)的種種文學現象、思潮，而且指向更深遠、以至古代的中國城市文學傳統接續(xù)。1986年回顧新時期文學十年時，其巨大的涵容和體量，按張韌的《現代城市意識的失落與尋求》論述，甚至使得理論批評界遺憾地發(fā)現“城市文學”竟是作為文學整體的“一半”失落了。這一對于創(chuàng)作現實的評判，顯然出于“現代城市意識”“現代意識”的普遍缺乏與社會經濟變革不相適應的宏大視野，并在該文中引人注目地出現了馬克斯·韋伯這位后來被認為最能代表“現代性”的社會學家論述。這不出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的理論超前，使得所謂“一半”的失落，恰隱喻了“城市文學”所在場域之深廣。

這意味著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申訴自由是有限的，也是更可能的。1988年蔣守謙的《城市文學：一個有意義的文學命題》，正是基于城市文學創(chuàng)作現象的豐富，強調了理論界定的重要性，并試圖破解這一命名的題材論束縛。在將一般“工廠題材、知識分子題材、城市平民題材”歸于“廣義的”同時，該文特別區(qū)分了一種“狹義的”城市文學。在此，不僅作品人物—城市的“關系”成為重點，而且因為這一人物浸潤于地域歷史文化氛圍而與城市不可再分。如陸文夫的《小巷人物志》、鄧友梅《那五》、劉心武《鐘鼓樓》等一批作家作品。其審美價值已非題材標準可以評判，以致城市文學的命題，按其論述，只有在一個“文學研究的動態(tài)系統”方能得以真正界定。顯然，正是“狹義的”城市文學出現，將整個問題引向了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重新接續(xù)。這幾乎是從一開始就預示了界定的不可能。

重要的是，這種文學的申訴自由，已經探測到“城市文學”可能的理論前景。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見城市文學問題先后與“改革文學”“現代派”，尤其是“尋根”文學等思潮、流派發(fā)生了廣泛的關聯與糾葛。90年代“城市文學”的崛起，因此可以指征這些消失的思潮和流派作為80年代文學史脈胳，已經存留其中。1990年南帆的《文學：城市與鄉(xiāng)村》，即表現了這一文學時代的交替、混雜與十字徘徊，而城市—鄉(xiāng)村亦因之凸現為當代文學史演變基本、也是最后的架構。正是通過它的透視，80年代主要思潮、流派及其外的大部分重要作家，都聚集于此。而對于城市的“敵意”，則構成了焦點，由此反映出鄉(xiāng)村的“家園”夢。這里不僅包括“歸來”派作家張賢亮、“尋根”文學代表作家莫言、韓少功等，而且王安憶、張辛欣、王朔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亦莫能外。重要的是，該文能夠通過美學的疏解及文學史溯源，最終將這些“城市寓居者”對于“故鄉(xiāng)的情感記憶”，安置于美學—歷史本有的距離。至此，城市—鄉(xiāng)土文學尚未形成緊張的二元對立，并展現了80年代“純文學”理論最后、也是最大的開放。

這標示歷史的轉折，更是思想對于現實、歷史認知的一個臨界。從此，作為現實邊界一次重大跨越的震蕩軌跡，“城市文學”尤將以“經濟基礎”的世界觀重現而走向逼仄，不僅再不能溝通“鄉(xiāng)土文學”，而且失去現實的基本認知力。而這恰恰體現在思想向現實的連續(xù)妥協。近30年城市文學問題生發(fā)地由北向南的地理空間轉移，正可構建這樣一個觀察與批判視角。以史稱“八五新潮”的年份計始，10年為期，迄今共有三次較集中的討論。20世紀90年代的討論高潮，終于將上海及上海文學推向了前鋒，成為現今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歷史基礎。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海派”的真正崛起，以至造就中國城市文學理論的獨立。它到底作為1992年“南方談話”的直接結果，而非文學自身的歷史發(fā)展。這就使得80年代從問題的最初提出、《城市文學》期刊首創(chuàng)，到大多討論的組織，皆出于北京中心的方域，并非自然。之后發(fā)生于90年代的地理空間轉移，恰可能蘊含著思想理論的絕壁，以致訴諸現實的解決。而奧妙在于，正是最早創(chuàng)辦了《特區(qū)文學》、此時方崛起的城市“深圳”，成為這一根柢于“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以政治強力干預現實世界所留下的文化標記。

因此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多地展開的城市文學討論中，相比廣州、深圳“新都市文學”的先鋒旗幟，上海以“文化關懷”為宗旨的“新市民小說”倡導更多表現出被動和保守。而背后正是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問題，足以對基于現實巨變的“城市文學”價值形成根本的究詰。1995年周介人的《當代文學的第三“范式”》，即以其獨有的當代文學整體觀，帶來了這樣的理論啟示。該文由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的一種新銳市民意識，不僅發(fā)見“民間—市民”作為接續(xù)“更為古老的傳統”的可能，而且以之為當代文學繼“革命”“啟蒙”之后的第三次范式轉變。而作家王朔的小說正是作為此一范式的重新演繹，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精英意識”之外“異峰突起”，以致形成了整個知識界的沖擊。在此，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背景的交織，足以引出“城市文學”所在場域的深廣構成及其內在價值沖突。故而該文進一步論述，這先后繼起的三大范式皆有自己的“余數”和內部“不可化約的矛盾”，以致形成當代文學史上各各不同的“盲點”“不見”和“誤區(qū)”。

這毋寧暴露了自身傳統的根本喪失，由此導致“經濟基礎”的世界觀重現。事實上，后來的城市文學理論建構愈益聚焦于現代物質文化的研究和批判，并強烈排斥傳統的參與。因此，隨著世紀之交“現代性”作為新經濟知識的引領及文化研究的理論風行，“城市文學”只能更深地處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框限及其分裂中。以下的城市—文學、城市文化—文學論題，即顯示了由“經濟”而“文化”之于“文學”的層層制約與不斷加深。無疑，當一切都指向何謂文學的理論壓制，就不僅表明傳統的喪失，而且恰恰反證文學是一切社會歷史存在中最具超越和普遍性的，它根本屬于時間。其直接表現，則將是“現實主義”的糾纏。

（王進 撰）

1. 陳曉明：《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
2. 弋舟、蔡東等：《當我們談論新城市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憑著氣質和氣味來感知新城市文學》，《山花》2013年第15期。
3. 殷國明：《“大流轉”：中國都市文學的夢想與糾結》，《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2期。
4. 相應于本文著重的知識理論批判，以下對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世界觀等特屬前30年當代歷史文化范疇的概念運用，主要在其形式、概念、邏輯層面?！爱敶膶W”概念亦然。
5. 李潔非：《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6. 葉中強：《想象的都市和經濟話語的都市——論當前文學文本中的一種“都市”及其元話語》，《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8年第4期。
7. 參見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4期。
8. 陳曉明：《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
9. 徐健：《論20世紀中國文學城市敘事中的時間母題》，《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10. 幽淵：《城市文學理論筆談會在北戴河舉行》，《光明日報》1983年9月15日。
11. 吳英俊：《城市文學理論研究的良好開端：北戴河城市文學理論筆會側記》，吉林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論稿》1983年總第10輯。
12. 張韌：《現代城市意識的失落與尋求》，《花溪》1986年第6期。
13. 南帆：《文學：城市與鄉(xiāng)村》，《上海文論》1990年第4期。
14. 可以重要會議為標志：1987年太原的“城市文學理論討論會”（見《城市文學》1987年11月號相關報道）、1994年南京的“中國城市文學研討會”（見《鐘山》1994年第4期）及1996年上海的“‘新都市文學’理論研討會”（見《特區(qū)文學》1996年第6期）、2003年上海的“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學術研討會”（見《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1期）等。
15. 《城市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于1984年7月，由山西太原市文聯主辦。本卷收入的陳遼《城市文學芻議》一文，即發(fā)表于其創(chuàng)刊號。
16. 《特區(qū)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于1982年年初，由深圳市文聯主辦。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qū)條例》，深圳經濟特區(qū)正式成立。
17. 《特區(qū)文學》1994年第1期推出“新都市文學”討論專欄，期約3年，影響及滬（見本卷收入的《為了詩意地居住在新都市——’96“新都市文學”理論研討會紀要》）。而《廣州文藝》在1990年即推出了“都市文學筆談”專欄。
18. 見《“新市民小說”征文暨評獎啟事》，《上海文學》1994年第9期。該活動系《上海文學》與《佛山文藝》雜志聯合舉辦。
19. 周介人：《當代文學的第三“范式”——編者的話》，《上海文學》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