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書葉漫評

藝術家的童心—讀豐子愷《緣緣堂隨筆》

在中國現代藝術家中，豐子愷先生該是最富有童心的一位了。

生前，他就曾這樣感慨：“讀過我的文章，看過我的兒童漫畫，而沒有見過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個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見我，一個長胡須的老頭子，往往覺得奇怪而大失所望……想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體老大起來，而我的心還是同兒童時代差不多。因此身心不調和，使人看了奇怪。”

事實上他也的確令常人奇怪：他愛和孩子們一起用積木搭汽車，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車”；他知道孩子們在想，眠床里可以生花草、飛蝴蝶，凳子的腳可以給穿鞋子，房間里可以筑鐵路和火車站；他能畫出《花生米不滿足》、《阿寶兩只腳，凳子四只腳》之類童心盎然，令人懷疑系出自兒童之手的漫畫……

他闡明自己創(chuàng)作漫畫的動機無非是家庭親子之情，即古人所謂“舐犢情深”，而且自以為卑微瑣屑。但每一個真正了解豐先生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對于兒女的關心與懸念中，好多好多是對于孩子們——普天下的孩子們——的關心與懸念。他在周圍一群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覓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他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艷羨他們的世界廣大，他認為“世界的人群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的真實而純潔”；他佩服小女兒瞻瞻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就是從這份童心出發(fā)，豐先生成就了自己的偉大。正如《緣緣堂隨筆》的日文譯者吉川幸次郎所評價的那樣：“我覺得，著者豐子愷，是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這并不是因為他多才多藝，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于萬物的豐富的愛，和他的氣品、氣骨?！?/p>

在銅臭氣愈來愈濃、人情味愈來愈薄的現代文明社會，童心之于藝術家就顯得尤為珍貴。其實本來每個人都多少有點童心的，“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贄），可是為什么到頭來童心卻變成“物以稀為怪”了呢？這就顯出了藝術家的修養(yǎng)，見出了藝術家與常人的分別。因為大凡藝術，總是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常人只能困于世俗事務而不能自拔，只有藝術家才能完成這種超越，他憑借的就是童心——一種偉大的對人類的愛，一種回歸自然的天性（事實上，兒童和大自然是融為一體的，無所謂回歸不回歸）。

當然，童心的實質并不是指一種生來就有的先驗的觀念，而是指人們對于社會人事的真實的感受和真實的反應。藝術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童心絕不僅僅是自我的表現，更是對于萬物普遍的愛和對于人生的純真向往。

從這個角度來說，童心應該不只是藝術家的專利，而應成為每個人的精神中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豐先生說：“我相信一個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則家庭、社會、國家、世界，一定溫暖、和平而幸福?！钡溉藗儗ν牟辉俑械狡婀值娜兆釉琰c來臨。

原載《四川日報》1991年4月28日

猛虎與薔薇——讀余光中散文

我們大多數讀者是從“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從青海到黃海/風 也聽見/沙 也聽見”以及“而現在/鄉(xiāng)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等詩句里認識余光中的，后來才知道他“右手為詩，左手為文”，散文也寫得好。惜乎選本不多，就筆者目力所及，只讀過他的幾篇小品，如《我的四個假敵》、《宛在水中央》、《在水之湄》、《牛蛙記》、《聽聽那冷雨》、《借錢的境界》等，即如此，也早已為其作品中四溢的才氣所熏醉。不過，跟讀梁實秋一樣，總感覺機巧有余而厚重不足。及至讀到人民日報出版社的最新選本《橋跨黃金城》，才似乎窺到了余光中散文藝術之全豹，不，用他的話說，是全虎，是細嗅薔薇的猛虎。

虎有威猛之氣。當余光中駕著他的小道奇疾馳在遼闊的美國西部的時候，當他飲過嘉士伯啤酒開始浮想聯翩的時候，當他陶醉于山、海、塔、高速公路等雄性意象的時候，余光中就是一頭威猛的老虎。在《高速的聯想》一文中，他說他崇拜速度，并引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話：“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種古老的獸欲?！痹娙说挠喙庵谢蛟S永遠不會說出“我倒覺得你（指夫人）煨得更腴了，雄得一塌糊涂！”或者“剩下他，血液閑著，精液閑著，淚腺汗腺閑著，憤怒的吶喊閑著”等痛快淋漓的話，但在散文家的余光中說來卻顯得本真、有人情味。文人不是閹人，不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應該是最健全、最富生氣的人，是猛虎。

當然，這僅僅是淺層意義上的猛虎氣。余光中的散文是以想象富贍、節(jié)奏緊張、內蘊深厚、造語奇特見長的。他的散文內容不外游記、詠物、品藻人物、家居感受、文藝隨筆等幾類，但他是帶著他全面、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和凝重的歷史感進入他的意象世界的，所以他可以面對星空作逍遙游，面對蓮花而意興遄飛，從李白、杜甫到米芾、蘇軾，從可口可樂到黃河飲過的血、揚子江飲過的淚，從蓋提斯堡的古戰(zhàn)場到周幽王的烽火、盧溝橋的烽火，縱橫開合，火花迭現。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豐富的心靈，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步步蓮花，字字珠玉，絕無冷場”。這種語言的密度是才氣，是歷史的厚重感，是猛虎氣。

“微薔薇，猛虎變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薔薇變成了懦夫”。余光中散文有其陽剛一面，也自然有其陰柔一面。以他最有名的代表作《聽聽那冷雨》為例，語言之迭宕、意象之開合，無不透露出他的猛虎氣，但就“冷雨”這個整體意象來說，它畢竟是陰柔的、古典的。

與余光中的詩相比，他的散文的涵蓋量更為廣闊。有傳統(tǒng)的鄉(xiāng)愁，也有對沉重歷史的回憶，有對自然山水的禮贊，也有對現代文明（如噪音、空氣污染）的哀嘆。在他的《不朽，是一堆頑石》、《伐桂的前夕》等名篇中四處浸潤了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恒等終極性命題，體現出一位散文大家的本色，確如一只警醒的猛虎；其散文中俯拾即是的詩意語言，諸如“如果你此刻擰我的睫毛，一定會擰落幾滴藍色”、“那夜的月色特別清亮，好像一抖大衣，便能抖落一地的水銀”、“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等，不正如路邊蓬勃著的芳香無比的薔薇么？

余光中在自序中評價這個選本，“于我的散文藝術，有相當的代表性”，看來他是滿意的。這一點，讓我想起內地出的多種多樣的港臺文學選本，似乎這類反映全貌、遴選精當的集子太少了些吧。

原載《博覽群書》1996年第9期

藍田日暖玉生煙——臧克家散文的藝術特色

臧克家是以詩名世的。可能由于他的詩名蓋過文名的緣故，他的散文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他曾自言：“詩與散文平分秋色”。有的評論家說他“散文與詩一樣美”，也有的說他“文勝于詩”，但對他的散文成就與藝術特色大多沒有做具體深入的研究，而是停留在泛泛之論上。本文從其作品文本出發(fā)，力求較為全面地展示其散文的藝術特色，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為人生”的文藝觀，奠定了臧克家散文創(chuàng)作的現實主義品格。

臧克家出生在一個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里，但他的感情卻在農民一邊。他說：“童年的一段鄉(xiāng)村生活，使我認識了人間的窮愁，疾苦，和貧富的懸殊。同時，純樸，嚴肅，刻苦，良善……我的脈管里流入了農民的血?！保ā段业脑娚睢罚┱沁@種經歷，使他從骨子里認同 “文學研究會”“文藝為人生”的主張。后來他有幸接觸到“文研會”發(fā)起人茅盾，感到這種主張恰合于他的心意；加之“文研會”另一位發(fā)起人王統(tǒng)照是他生平最親近、最佩服的同鄉(xiāng)前輩，因了這些因緣，他選定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道路，是必然的，也是自覺的。

如果向更遠追溯，我們可以從臧克家的作品中看到白居易的影響。臧克家的祖父就喜歡白居易，他回憶說：“但是他喜歡詩，高了興便收起那副冷面孔，放聲朗讀起《長恨歌》來，聲音里飽含情感，顯然他已進入了詩的境界，另是一個人了。他自己寫詩也學白樂天?！?（《我的詩生活》）而白居易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藝術主張，和“文藝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生活經歷和藝術實踐，所以臧克家的散文中沒有風花雪月，沒有無病呻吟，當然更沒有酥胸玉腿，他關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是文壇老友的喜怒哀樂，是個體生命的真實體悟。這就是臧克家散文創(chuàng)作的現實主義品格。

二、臧克家散文創(chuàng)作的藝術特色

臧克家不是那種賣弄才情的人，他的散文很少掉書袋，讀起來如飲白開水，但細細品過，會發(fā)現里面有深厚的生活，有真摯的情感。他的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主要有四個方面，那就是可貴的平民情懷、“情”字當先、擅寫細節(jié)與特點以及質樸的文風。

1.可貴的平民情懷

中國傳統(tǒng)的散文，多的是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就是到了現代，像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這樣以底層百姓為主角的散文作品也并不多見。臧克家的散文則在這一領域做了較大的開拓。

他的散文以寫人為主，他寫的人有兩類：一類是社會底層的農民、普通市民，另一類是他所熟識的文壇新朋舊友。前一類量不大，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舟子》、《老哥哥》、《六機匠》、《野店》，后來的《博士之家》，數量上只有十幾篇，但這批作品的質量很高。尤其是《老哥哥》和《六機匠》，這兩篇散文即使放到中國現代散文史的大背景下來衡量，都有它們應有的位置。臧克家說：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愛農民，我愛農村，愛得深沉，愛得心疼?？墒?，如果你問：你最最親哪一個、愛哪一個呢？一個是“老哥哥”，另一個是“六機匠”。（《關于〈老哥哥〉》）“老哥哥”是在他家做了五十多年長工的李姓農民，辛苦了一輩子，老了沒有用了，被祖父趕出了家門。臧克家舍不得他走，卻又無法改變這一現狀。他為老哥哥寫過一首詩、一篇散文，還有一篇創(chuàng)作談，結果“一文三灑痛哭淚”。六機匠是他家的另一個佃戶，是個故事壇子，是臧克家走上文藝之路的啟蒙者，堅實能干，卻被逼得沒有生路。這兩個人物可不是孤立的個體，臧克家是把他們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民命運的縮影來寫的。

《博士之家》是臧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寫了新時期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窘況：如住房擁擠，“有書，攤不開，有心，也展不開?！蔽闹泻敛谎陲椀刂S刺一些所謂的“人民公仆”對國家未必有什么貢獻，卻一擲千金，趾高氣揚，進而強烈呼吁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其情可憫，其心可鑒！

臧克家散文中也有一部分是寫風景的，他寫風景跟一般人不同，經常于風景中見出人世間的沉重。從文人這個角度來說，這樣的描寫有時是很“煞風景”的，但從平民的視角來看，難道不正是對歷史與現實的控訴嗎？比如《舟子》中他寫詩意與現實的對比：一方面是“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是“三更畫船穿藕花”，是“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文人雅興；另一方面卻是各樣舟子艱難困苦的生活：為了一點鐘兩毛錢的收入，再美的風景，他們也沒有欣賞的雅興。“一張破網就是全份的產業(yè)，富貴的年華都從網縫里漏到水流中了。”最后他還忘不了詰問一句：“‘欸乃一聲山水綠’，你看是有詩意的不？”這樣的描寫，沒有對底層生活的深切同情，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在《鏡泊湖》中，他寫道：“湖山是美麗的，然而它是血洗過的，因為當年這一帶經過不止一次的戰(zhàn)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麗，格外動人！”這是只有平民視角才能看取的風景，文人士大夫是不會這么想，更不會這么寫的。他們看到的只有浪漫只有詩意只有弦歌陣陣只有舞姿翩躚，平民生活離他們何止十萬八千里！

而這正是臧克家散文的可貴之處。他也多次表述過自己的這種情懷，他說：“創(chuàng)作要服務人民，作家應深入生活，不屑于小曲獨唱，幽暗自賞，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憂人民之憂，喜人民之喜?！?（《“八五”述懷》） “我的心不在山水花草之間，而在人民大眾的海洋之中，在偉大時代風云變幻之際?！保ā段业男脑浮颉搓翱思疑⑽摹怠罚?/p>

2.“情”字當先

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睂懺娙绱?，寫文章也是一樣。

“我的散文作品，緬懷親友的占比重相當大。寫得比較能動人的是那些交深情深的人物。有的相交幾十年，不但對他的人格性格深刻了解，甚至笑容與慍色，一閉眼即活現在眼前，使我內心為之大動，熱情為之奔騰。有時出現這樣情況：一文未成，三次痛哭，快步跑到衛(wèi)生間，扭開水龍頭以冷水澆面。要寫出叫人感動的文字來，自己一定先感動過?！?“就是寫景，也必須首先有情。山水宜人親，沒有這個‘親’字，山，是冷冰冰的石頭，水是‘氫二氧一’?！保ā抖鄬懮⑽纳賹懺姟搓翱思沂闱樯⑽倪x〉代序》）這里說的“一文未成，三次痛哭”指的是《老哥哥》。在該文的最后，他寫道：“又是秋天了。秋風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經能賺銀子了，老哥哥可還能等得及接受嗎？”臧克家小時候曾答應賺錢為老哥哥養(yǎng)老的，這么多年了，他沒忘這件事，這份情愫叫人如何不淚垂？在《六機匠》中，他追問：“這樣一個堅實能干的人失去了織布機，失去了佃地，關東的一條生路又被截斷了，一個人孤獨得像一只被剪去了翅膀的飛鳥，哪兒是他的去路呢？”

臧克家的確是個寫情高手。他有這樣的經驗之談：“寫回憶文章，必須富于感情。思往昔，念親人，表敬意，抒緬懷。人如在，心如傾。寫時為之大感動，然后才能大動人。如果僅僅冷冷靜靜，條陳舊事，雖多何足貴？雖細不足珍。”（《懷人集》前言）解放后，他寫了大量文壇故友的懷念文章，最感人的當數寫王統(tǒng)照的《劍三今安在？》，寫聞一多的《海》，寫葉圣陶的《昆侖飛雪到眉梢》，寫茅盾的《往事憶來多》，寫吳伯簫的《五十二年友情長》，寫何其芳的《抬頭看手跡，低頭思故人》等篇什，這些文章好就好在他寫出了朋友之間的深情厚誼，不是泛泛之交，不是世俗之交，而是君子之交，是莫逆之交。這種情就像陳年老酒，放到多少年之后打開，依然醇香動人！

當然，真摯的情感同樣彌漫在臧克家寫景、寫物的散文中。在《毛澤東向著黃河笑》中他回憶了親見1938年花園口決堤時的情景：“舉目茫茫，一片黃湯。樹木的梢頭掙扎出水面遙遙地向人招手。日用家具像小船隨波飄蕩，時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著，好似戀戀的，舍不得分開。平地上行船，高的屋脊魚群似的掠船而過?！弊x這樣的文字，你才知道什么叫“筆端含情”。還有后來寫的《我愛雨天》、《爐火》、《我和孩子》等文章，都表露了作者對安靜生活的向往，對有活力、有個性生活的執(zhí)著和對孩子們的摯愛。尤其是《書的故事》，從“文革”期間的“焚書”到新時期的簽名售書，寫出了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也寫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惜書愛書的深情。

3.擅寫細節(jié)與特點

臧克家在他的創(chuàng)作談中提到過寫人物的訣竅。他說：“寫人物，要注意細節(jié)，即小事，見精神?！保ā抖鄬懮⑽纳賹懺姟搓翱思沂闱樯⑽倪x〉代序》）有很多人物的閃光點正是從一些小事，從一些細節(jié)上體現出來的。比如，他寫王統(tǒng)照在病床上托自己弄一千元，為的是替山東圖書館買書。當時王統(tǒng)照咳嗽得很厲害，但他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公益事業(yè)，王統(tǒng)照的性格與人品于此可見一斑。

作者還善于抓住人物身上的一些特點來塑造人物形象。比如，他寫李健吾的大笑，“他每次來我家，人剛入小小庭院而轟笑聲卻已經進客廳門了。健吾的笑，是熱情的爆炸，是心靈的強音，是他爽朗性格鮮明的特征。一想到健吾，就想到他的笑——開心的笑，使人愉快、受到感染的笑。他的笑，像重磅炸彈，威力無窮，嚴封的郁悶，無頭的苦惱，一聞笑聲，粉然而碎。他的笑，令人樂觀，使我振奮！記得當年我贈了他一首小詩，仿佛是這樣：‘腳步階前落，笑聲已入門。狂飆天外至，萬里無纖云?！保ā兑粋€勤奮樂觀的人——悼健吾同志》）

很多讀者可能沒有見過李健吾，但通過這段描寫，對李的性格大概也了解個八九分了。再如，寫葉圣陶為了節(jié)省汽油，在耄耋之年寧愿擠公共汽車訪友；寫茅盾著重寫他的謙虛、平易；寫聞一多則側重寫他的火氣、熱情和正義感。

前面已提到過，作者早年對底層人的生活相當熟悉，《野店》中的一段描寫可以成為最好的例證之一。作者寫野店的常主顧車伙子進店吃飯，“半斤一張的大餅，包著大塊肥肉的包子，再要幾頭大蒜，一塊還沒腌變色的老白菜幫子。吃起來有點可怕。不，不能說吃，應該是說吞?？茨莻€勁，餅如果是鐵的，肚子一定變成熔爐。飯后為了消暑，走到水甕邊去，捧著大瓢的生水往下灌，聲音咚咚的可以聽好幾步遠?！边@種描寫之所以生動，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點。

4.素樸的文風

當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詩集《烙印》出版的時候，茅盾先生曾做過這樣的評論：“只是用素樸的字句寫出了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其實，素樸的文風不僅體現在他的詩中，散文也是一以貫之。讀臧克家的散文，如飲白開水，不是淡而無味，而是淡而有味，而且回味無窮；如在深海航行，表面波瀾不驚，然而內蘊深厚；如入人物畫廊，算不得濃墨重彩，但個個形神畢肖。在《我的心愿——序〈臧克家散文〉》中他寫到：“對散文，我個人的看法只有幾句話：散文不散，精心錘煉。生動活潑，親切耐看?！边@個標準表面看來不算高，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就是這個道理。

如臧克家所言，他的這種文風有《四史》、《史記》的影響，也有白居易的影子。白居易要讓不怎么識字的老嫗都能讀得懂自己的詩，臧克家的散文也絕少掉書袋，多數文章平白如話，質樸自然。但因為他有詩的素養(yǎng)，所以很多語句簡潔、凝煉，蘊含豐富。

三、待開掘的意義

臧克家最早發(fā)表的處女作，既不是詩歌，也不是詩論，而是散文，是1925年在《語絲》雜志發(fā)表的一封與周作人的通信，從193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亂莠集》開始，他生前共出版了近二十部散文集。

很多論者已經意識到他散文創(chuàng)作的藝術成就，但普遍認為他的詩歌高峰屹立于解放前，詩名掩了文名；他的散文高峰則突起于解放后，文質勝過詩質。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臧克家的散文有兩個高峰：一個是解放前，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社戲》、《拾花女》、《舟子》、《老哥哥》、《六機匠》、《野店》、《蛙聲》、《回首四十年》等作品為代表；另一個是解放后，以《懷人集》為代表。解放前的散文作品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從思想到文采，其質量絲毫不亞于他在新時期的散文作品，只是由于人們對他晚年懷人的作品較為重視，不免輕疏了他的早期作品，這是十分遺憾的事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臧克家散文待開掘的空間還有很多很多。

當年，臧克家曾引用李商隱的兩句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他說：“我希望，我們的詩句如同滄海明珠；我希望，我們的散文好似藍田生煙的美玉?！保ā抖鄬懮⑽纳賹懺姟搓翱思沂闱樯⑽倪x〉代序》） 藍田生煙的美玉是個什么境界，或許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但有一點我想是肯定的，那就是散文要美，要給人溫暖，要積極向上，要溫潤流暢。

“藍田日暖玉生煙”，臧克家的散文做到了，它的確像一塊日暖生煙的美玉，像價值連城的和氏璧，我們且不可等閑視之。

寂寞學術 悲涼人生——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學術是寂寞的，而政治是熱鬧的。寂寞的學術(尤其是純學術)和熱鬧的政治(指狹義的政治)本可以相安無事，但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情況是學術不關政治，而政治偏要“關心”學術。打個比方，學術如一安靜的處女，政治則或如一熱情的媒婆，總愛找上門來喋喋不休，或如一性欲狂，必施強暴而后快。

讀過《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人，不難覺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與學術，尤其如此。

學術是如此的寂寞，又如此地遭受騷擾，何以還有那么多的人安于此道呢？這除了與一個人的性情秉賦有關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陳寅恪先生講了一輩子的：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

陳寅恪曾多次提到并引述他于1927年為王國維紀念碑所寫的碑銘。銘文要旨如下：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在評述王國維的精神世界，其實又何嘗不是陳寅恪自己心跡的流露呢？

1953年10月，陳寅恪被列為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人選時，他面對前來邀他北返赴命的弟子、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汪筏，口述《對科學院的答復》，即多次引用王國維紀念碑碑文，并強調指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獨立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薄耙磺卸际切∈?，唯此是大事?！?/p>

基于這種操守，陳寅恪提出了他赴命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種條件，不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在今天看來，我想大多數人也會驚得目瞪口呆。

從政治角度看，這些要求無疑顯得幼稚可笑;但從學術上說，它們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只能也必須尊奉一種主義，這無可厚非；但作為一門學術，則應該兼容并蓄，博采眾長。陳寅恪對馬列主義并無偏見，他早在宣統(tǒng)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這一點，與那些從來沒讀過馬列卻常拿馬列當棍子打人的政客相比，顯然是一種更符合馬列的態(tài)度。

陳寅恪終于沒有重返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而是留在了遙遠的南國。這使他在有生之年，比北京的學者少了一份匯入新時代大潮的喜悅，但同時也少了許多是非沖突的煩惱；多了一份寂寞，但也多了許多自由。盡管他的書房和陳毅、陶鑄、胡喬木、郭沫若、周揚等要人結過緣，也曾給權傾一時的康生吃過閉門羹，但更多的時候，是一個孤老頭子和他的助手在里面一個口述，一個抄寫，反反復復，字字斟酌。這就是陳寅恪在盲目臏足的晚年，還能完成《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煌煌百多萬言著述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妨想想，與此同時，北京的多少文人、學者，正忙著學做一些日后連自己都汗顏不已的應景文章呢!

但陳寅恪的生命終究是悲涼的。這一方面來自他的身世之嘆，所謂時運不濟；另一方面因為他的盲目和臏足，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在學術上的失落。

陳寅恪，作為湖南省巡撫陳寶箴之孫，“晚清四公子”之一陳三立之子，又娶臺灣省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筼為妻，其世家遺風可想而知，惜在1898年，陳寅恪8歲時，祖父和父親同被清廷宣告“永不敘用”；1937年，父親又因國家受倭寇之辱，絕食而死。陳寅恪自然會有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之所嘆：“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再加上自身的盲目和臏足，這不是命運的捉弄是什么？但最最令他心痛的是：無法在學術上一展雄才。

以陳寅恪之涵養(yǎng)，何至于借陳端生和柳如是來闡述自己的生命感和歷史感呢？說他大才小用，一點都不為過。在正常的學術環(huán)境里，即使陳寅恪已盲目、臏足，但如果配備足夠的助手，由他定選題、出主意，各助手或搜集資料，或實地考察，再寫出幾部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類的扛鼎之作，當不是難題。他在晚年向人表達想寫寫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經的歷史時，是多么地有心無力!

多少學問永遠留在了陳寅恪的腦中!而這些，單靠助手黃萱，或程曦，或高守真，或“三個半護士”，又是怎樣地杯水車薪！而且，完稿于1954年的《論再生緣》，在1962年，竟因康生的一句話而使出版胎死腹中，直到197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華文史論叢》分兩期在國內首次刊出全文，此時距陳寅恪去世已有9年；完稿于1964年的《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即《柳如是別傳》），更是在1980年，才得以由蔣天樞編入《陳寅恪文集》出版。

對于一個學者來說，還有什么比缺乏助手和難以出書更令人心傷的呢？可這些，偏偏讓國學大師陳寅恪全趕上了！

如果說，這是陳寅恪那代知識分子的共同悲涼，那么，當今天的學者還在抱怨寂寞而不是安于寂寞，當學術著作的難以出版依然讓教授們痛心疾首的時候，我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

不是我，是風？——讀《反思郭沫若》

反思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提郭沫若。有人稱，作為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成就和失誤都達到了他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程度。成就不好說，他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都是文革前的產物，文革中碩果僅存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對杜甫的詆毀，今天看來顯然有政治投機的成分；而他的失誤的典型性，則隨著時光的推移顯得越來越突出。

從世俗的意義上講，郭沫若是唯一一個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度過文革的知識分子。在許多人被打成右派、關進牛棚的時候，在不少人不堪屈辱、自殺明志的時候，在更多的人噤若寒蟬、喑啞失語的時候，郭沫若卻不僅穩(wěn)坐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的寶座，而且登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高位。盡管他的兩個兒子，一個（郭民英）精神分裂，在軍隊中自殺，另一個（郭世英）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但這點沖擊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遭遇相比，也就算幸運的了。

今天的反思者多認為郭沫若的迷誤在于“高處不勝寒”，他把文學和學術當作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價物，他是為了仕途才出讓自我，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最根本的，我認為這仍是一出性格悲劇。關于郭沫若的性格，研究者們多注意到他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一面，卻較少關注他的前后一貫性。事實上，青年郭沫若的嫖娼狎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與他晚年的媚上欺下，逢場作戲，善作翻案文章是有某種內在關聯的。毛澤東說自己有一種“猴氣”，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郭沫若則更像一條變色龍（他生于1892年，屬龍），為了永遠居于主流政治立場，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色彩。一會兒吹捧江青“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zhàn)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并窮數年之精力寫作《武則天》以獻內廷；一會兒又筆調陡轉，“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夢”，把江青罵了個狗血噴頭。解放前，上臺講話先問黨的負責人：你們需要我講什么？文革初起時，他率先表態(tài)：“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一點價值。”至于他寫的為數甚繁的對毛澤東肉麻吹捧的詩詞以及“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敝悜白髌?，都與形勢逼迫無關，而完全是邀寵媚上的侍臣伎倆。借用一個舊詞，或許稱郭沫若為“御用文人”更為恰當。

但我們必須看到，郭沫若畢竟是“五四”精神培養(yǎng)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在十年浩劫中人格喪失殆盡，并不能說明他是一個沒有性格的人。他在歷史劇《屈原》中借屈原之口表達過這樣一段意思：“在這戰(zhàn)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jié)很要緊。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沒有什么波瀾，沒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貪生怕死。在應該生的時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應該死的時候，又不能夠慷慷慨慨地死。一個人就這樣被糟蹋了。”

文革把郭沫若給糟蹋了，把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給糟蹋了。但文革也凸現出顧淮、遇羅克、張志新等一大批鐵骨錚錚的知識分子。從這個角度說，任何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管他處于怎樣一個時代。

我們只要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到郭沫若是可以有多項選擇的：他可以像被解職的文化部部長茅盾那樣，以沉默來表示自己對文革的抗議；他可以像陳寅恪那樣固守文化家園，追求“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至不濟，他也應該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為保護自我拍拍領袖的馬屁也就罷了，卻犯不著在解放前夕以一篇《斥反動文藝》，把桃紅色的沈從文、藍色的朱光潛、黑色的蕭乾整得半輩子受屈辱；犯不著在批胡風、批鄧小平等運動中賣命似地沖鋒陷陣；更犯不著時時處處以政治來強奸學術，以領袖的好惡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出發(fā)點。

這并非苛求。我們沒有讓郭沫若去學屈原，學老舍，學顧準，我們只要求他葆有一個知識分子最起碼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或許他希望得到的東西太多了，結果他喪失了最重要的——良知。拉貝萊說：“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這話完全適用于郭沫若以及許許多多文革中的知識分子。

郭沫若給我們更深刻的啟示在于：

一、與時俱進并非知識分子的優(yōu)點。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批評群體，應該和時代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才能看清各種弊端，不至于被權勢所左右。否則，在亂世如“文革”，“風派”人物最終也會找不著北，被歷史的主流所遺棄；在治世如今天，跟得太緊也容易變成“喇叭筒”而失掉自我。

二、“自由是在不傷害別人時做任何事的權利”（《人權宣言》）。在任何時代，知識分子都應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傷害別人。你可以為了保住烏紗而選擇沉默，卻不可以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

三、學術與政治永遠是一對對立的范疇?！皩W術為政治服務”云云，最終會導致學術品格的喪失。學術不必指責政治，政治也不必強奸學術，兩者各行其道則皆大歡喜。

死者長已矣。但如果我們不善于從前人身上吸取教訓，誰也無法保證我們會不會在某個類似的時刻重復與前人相同的錯誤。在郭沫若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許多人拿郭氏“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之類笑柄作為美談，有的反思文章卻往往流于漫罵，我認為這樣的反思是淺層面的。本文不想告誡什么，只希望能讓那些低吟“不是我，是風”的文革經歷者們從內心里發(fā)出這樣的懺悔：

“是我，不是風?！?/p>

原載2000年第6期《雜文月刊》

同樣是書生——讀周一良《畢竟是書生》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人生叢書》共三本，分別是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韋君宜的《思痛錄》和吳冠中的《生命的風景》?？赐辍端纪翠洝?，我在《文匯報》上寫過一篇《文化的良心》，以表達我對韋君宜女士和所有自覺懺悔自覺反思的知識分子的敬重之情?？墒强赐辍懂吘故菚罚页聊撕荛L一段時間。我想看看別人的反應。很遺憾，我沒有看到。為什么說“畢竟是書生”？書名取自一幅挽聯。1980年，曾為梁效成員的魏建功先生去世，王西征先生的挽聯中有一句“五十年風云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 周先生認為可以用“畢竟是書生”五個字概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甚至也可以用來概括自己的一生。

“畢竟是書生”，是一種感喟。說白了，就是歷盡滄桑般地承認書生的名字是弱者。為何有這樣的感喟？因為周先生在“梁效”期間做過點事。而周先生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澄清這段經歷。其實事情并不大。在儒法斗爭期間，他寫過一篇《諸葛亮與法家路線》，在“梁效”后期主要從事古典文獻的注釋工作。他當時認為自己的行動是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服務，還說：“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批周總理，也從未聽遲謝（指遲群和謝靜宜）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彼M一步解釋：“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面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咨詢。”當他寫到“又過了幾年，我被告知不給任何黨政處分，也不入檔案”的時候，我們能感受到周先生欣慰的心情。

是啊，畢竟是書生，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要是政治家就好了——但政治家就不會被利用嗎？周先生發(fā)出這樣的感嘆，是在他失寵的時候；而當他春風得意的時候，何曾說過“畢竟是書生”呢？

有人在感嘆自己的書生身分，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書生身分而自豪。他就是鄧拓。毛澤東對鄧拓有兩個評價，一個是“書生辦報”，一個是“死人辦報”，意思大同小異，都是說鄧拓不聽自己的話，不會來事兒。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于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劉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然，按照劉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以反冒進為主。鄧拓知道毛主席是不同意發(fā)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意思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面對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陷入苦思冥想。發(fā)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發(fā)吧，劉少奇和周總理那邊又無法交待。而鄧拓本人也同意社論的觀點，想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發(fā)表這篇社論?？墒青囃禺吘惯€是書生氣十足，原來社論是4號字，他改成了5號字，想著字小一點可以避免特別醒目，結果當然是無濟于事。毛澤東對鄧拓很不滿意，就批評他是“書生辦報”。

現在再回過頭去看這段歷史，誰是誰非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真理顯然是站在書生一邊，而不是在政治家那邊。鄧拓有一枚圖章，“書生習氣不可無”。這樣的信仰，令今天的我們仍然唏噓不已。

曾幾何時，為什么人們一提書生，就會聯想到“軟弱”、“迂腐”等字眼？為什么在今天仍有“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樣的提法？因為從世俗的意義上講，書生一無權，二無錢，只有一點虛名而已，而這點虛名，在當權者看來，也是由他們控制的媒體賜予的。不過他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陳寅恪先生一直標榜而很容易被當權者甚至是文人自身所輕視的——“自由的意志與獨立的精神”，這，才是書生所特有的東西。所以一方面魯迅先生指出：“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復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标愐∠壬舱f，“弦箭文章幾時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另一方面，毛澤東評價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是中國的脊梁；陳寅恪先生有詩：“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qū)區(qū)是秘方?！边@樣一對比，書生的高下尊卑就顯現出來了。

同樣是書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卻有兩種迥乎不同的選擇，原因很簡單，陳寅恪先生所謂“自由的意志與獨立的精神”用的是現代語匯，用我們古人的話說，就是看你胸中是否有那么一點浩然氣。有沒有那么一點浩然氣，就決定了是感嘆“畢竟是書生”，還是固守“書生習氣不可無”。陳寅恪先生當年認定周一良教授有“曲學阿世”之嫌，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吧。

書生不是借口，書生不是遁詞。我們應該還書生以清白。

原載《雜文月刊》2000年第9期，入選《世紀末雜文200篇》

文化的良心——關于《不合時宜的思想》與《思痛錄》

案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本是韋君宜的《思痛錄》。前者被認為是一部未被閹割的閃耀著人道主義光輝的作品，后者被稱為繼巴金《真話集》之后又一本說真話的書。除了真實，這兩本書還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革命。當然，革命與革命不同，前者是兩個政權更迭期間發(fā)生的暴力革命，后者是一個政權內部發(fā)生的從肉體到靈魂的革命。人們習慣上以為一個政權推翻另一個政權的革命才會驚心動魄，然而，中國的“文革”糾正了人們的這一思維偏頗。

先說高爾基眼中的“革命”?！恫缓蠒r宜的思想》的副標題：關于革命與文化的思考。1917—1918年，高爾基作為《新生活報》的撰稿人，對發(fā)生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國社會的動蕩作出了及時的反應，留下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80篇言論，平均每月5篇。這些言論，體現了高爾基對暴力、戰(zhàn)爭、政治、革命、文化、自由等諸多問題的人道主義的思考。今天看來，他的一些觀點不無偏頗，比如他對于政治的狹隘理解，對于革命的負面效應的片面夸大，對于革命與文化的二元對立等等問題的看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是他標舉的科學、藝術、文化、理性、美、愛、關心等概念，仍帶有濃重的人性論色彩。他的言論的主題是“革命”，但中心詞卻是“文化”，“革命”是作為“文化”的對立面出現的。他之所以反對革命，就是因為革命毀滅了文化，并把作為文化載體的知識分子當成了廉價的炮灰。在這里，我們要指出，高爾基畢竟是一個作家而非職業(yè)革命家，他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與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區(qū)別。列寧在1918年8月20日《致美國工人的信》中曾對此作過透辟的闡述：“即使我們每有一百個正確行動就有一萬個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會是而且在世界歷史面前一定會是偉大的，不可戰(zhàn)勝的，因為這不是少數人，由富人，由有教養(yǎng)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眾，由廣大的大多數勞動者自己來建設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來解決社會主義組織的最困難的問題?！?/p>

盡管作為人性論者的高爾基有著這樣那樣的偏頗，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這本書中發(fā)現許多具有永恒價值的真理，而且客觀地講，這類真理在今天聽來仍振聾發(fā)聵。比如，他的對于言論自由的強調，對于文化救國的見解等。他說：

“在我們羅斯（俄羅斯的古稱），關于文化應當無休止地講，永遠無休止地講。”

“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沒有文化的位置?！?/p>

“文化工作要高于政治工作?！?/p>

“就像科學是世界的頭腦一樣，藝術是世界的心。……任何東西都不能像藝術和科學的影響一樣，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靈魂變得正直?！?/p>

“唯一能夠解放人并把人變得崇高的革命應當在人的內心進行，只有通過使人消除陳腐思想的霉斑和灰塵的途徑，才能完成這一革命?！?/p>

高爾基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他掌握這些真理，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作為一個社會批判者的形象出現的，而這，正符合西方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他說：“不管政權在誰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對待它的人的權利?！睆倪@個意義來說，《不合時宜的思想》被稱為知識分子的良心、社會的良心、文化的良心，并不為過。

再看韋君宜所描寫的“革命”。與高爾基的當下思考不同，《思痛錄》是在多年之后對歷次革命的追憶。它更重史實，較少評議，但字里行間浸透了她對革命與文化的焦慮。她寫了許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寫了作為農民和政治家的陳永貴的尷尬，寫了軍代表進駐出版社之后的種種劣行。她要告訴人們，這些革命的本質都是對文化的戕害。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反文化的大革命、沒有文化的大革命。十月革命對文化的局部破壞，與中國的文革比起來，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為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革命，所以韋君宜比高爾基便多了一分情感：懺悔。在經過一次次整人、被人整的“革命”之后，一個人能有真誠的懺悔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大徹大悟更是難上加難。作家牧惠的一段回憶可以佐證這一點。他與韋君宜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81年中宣部召集的一個會議上。當時圍繞白樺的《苦戀》該不該批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韋君宜做了這樣的表態(tài)，她說：“在公共汽車上，人們說，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人們往往會有一種誤解，以為在文革這樣慘痛的經歷之后，人們也許會變得清醒一些，其實不然。文革過后，我們分明看到，除有的人大徹大悟外，有的學會了明哲保身，有的變得噤若寒蟬，有的更加善于見風使舵。所以1981年的韋君宜有這樣的文化良心，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談了這么多“文化”，有人會說，康生、“四人幫”等也算是文化人，但整起人來，不是比誰都野蠻、都沒有文化味嗎？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良心。有文化的不一定有良心，有良心的不一定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有良心，像高爾基、韋君宜這樣的人，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原載《文匯報》1998年11月5日，《雜文選刊》1999年第1期轉載

可貴是書生——讀袁鷹《兩棲人語》札記

一

兩棲者，編輯兼作家之謂也。用在袁鷹身上，再合適不過。但他至今認為自己是業(yè)余作者，這與他一貫謙虛的品德是一致的。反映在這本書中，我們注意到，名為《兩棲人語》，實際所展現的更多的是他做編輯的一面，而作為作家的袁鷹，表露不多。

作為編輯，就免不了和方方面面的領導以及作家們打交道。袁鷹從1945年12月進入報界，先后在上海的《世界晨報》、《聯合晚報》、《解放日報》供職，1953年初調到《人民日報》，直到1986年底退休，前后達40年。他寫了領袖人物毛澤東、陳毅在人民日報副刊發(fā)表詩作的背景；寫了他身歷的幾位領導兼師長姚蘇鳳、陳翰伯、魏克明、胡喬木、鄧拓；寫了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三位主任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還寫了他與著名作家夏衍、冰心、巴金等人的交往。這些文章，從編輯的角度著眼，從小事寫起，比如，寫陳毅的不忘欠債、稿酬只要一家、篇幅由編輯部定，寫胡喬木、鄧拓的才學品行和精通業(yè)務，寫郭沫若、茅盾、葉圣陶等人的字跡工整，寫茅盾、夏衍、冰心如何用新聞稿的背面或普通稿紙寫作等等，意在展示他們耀眼的人性光輝和獨特的人格魅力。

古人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每一個人的成長，都離不開前輩的熏陶和滋養(yǎng)，尤其是在他成長的初期，長者的一句話、一件小事，就有可能直接影響他整個的生命軌跡和人格構成。袁鷹有幸，得以結識這么多的才俊之士——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正直、善良，有思想涵養(yǎng)，有書生意氣；但另一方面，同樣有幸和這些先輩打過交道的，不少人并沒有從他們身上學到什么，有些人甚至是交道只管打，假、惡、丑照舊做，看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個人的造化和修煉，在于他是否也是一個“臭味相投”的書生。

二

幾年前，在人民日報文藝部舉辦的一次春節(jié)茶會上，作為老領導的袁鷹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人民日報副刊是反映中國政治的晴雨表。當時雖有所感，但體會不深?？赐辍秲蓷苏Z》，對這句話的蘊涵才有了切實的感受。

這本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談論雜文和雜文家的命運的。那是一段知識分子的傷心史。先是1957年的“丁酉之難”，雜文界受到牽連的就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彥修、平心、舒蕪、陳夢家、吳祖光、李長路、徐淦、唐達成、文懷沙、鮑昌、藍翎、邵燕祥、鄧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聰等一二十位，這些是在人民日報副刊發(fā)表過作品的。從全國范圍看，就難以數計了。其后，1962年５月到12月，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在人民日報開辦《長短錄》專欄，結果在文革初期，這些人都被打成“反黨分子”，吳晗和孟超兩位遭迫害至死。袁鷹先生不只一次地追問：他們反黨嗎？黨報的雜文到底應該怎么寫？他思考的結果是：“大家沉醉于虛假的、夸大的成就，閉眼不看民間疾苦，閉口不談國家艱難，養(yǎng)成一片頌揚捧場之聲，渲染一種歌舞升平的氣氛，那才真是危險不過的事。雜文寫成那樣，就是說假話，不負責任；報紙辦成那樣，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嚴重的失職嗎？”

當然不僅是雜文，整個黨報副刊，乃至整個黨報的宣傳，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個“度”的問題。多少年報海沉浮，多少次世事滄桑之后，袁鷹先生指出：“所謂‘禁令’云云，有的也是自禁自律，自己給自己設下一個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真的大膽往前邁一步，也未必就會怎么樣。禁區(qū)是人設置的，也是人突破的?！边@樣的經驗之談，對于那些不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辦報上，而是用在琢磨領導的意圖，考慮領導的好惡，怕這怕那的新聞主管來說，會不會有所啟迪呢？

三

曾幾何時，“書生辦報”與“政治家辦報”竟成了一對對立的語匯?，F在想來，如果胡喬木、范長江、鄧拓等人都只能算書生而只有張春橋、姚文元這樣的人才算是政治家的話，那么群眾寧愿讓“書生辦報”而不歡迎“政治家辦報”，因為這樣的政治家不過是政客和黨棍而已。書生何罪？以最低標準——書呆子來說，他們不會逢迎拍馬，不會落井下石，不會干任何對不起人民的行徑，更何況像胡喬木、鄧拓這樣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理論修養(yǎng)的書生，他們只會對人民有功，對社會有利。

談到鄧拓，袁鷹寫道：“鄧拓首先是革命戰(zhàn)士，然后才是詩人?！闭劦街S刺詩作者易和元（曾島）時，袁鷹做了這樣的評價：“易和元首先是一位老共產黨員，一位投身革命多年的新聞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諷刺詩人?！弊x《兩棲人語》，我覺得這些話也完全適用于袁鷹。他首先是一位對黨懷有無限忠誠的老共產黨員，一位兢兢業(yè)業(yè)的新聞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盡管他和許多同時代作家一樣，在共和國的非常時期，飽嘗了屈辱和磨難，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時刻把自己的命運與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這才是一種真正共產黨員的情懷，一種難能可貴的書生意氣。

文章的最后，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么一本16萬字的書，竟出現錯字、漏字、顛倒等錯100余處，我看這套“紅嫁衣文叢”的責編和校對真該向當年的“做嫁者”袁鷹諸先生學點“技術”，學點“心術”了。

1999年1月26日

那一代人的幸與不幸——讀袁鷹《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

袁鷹的名字是和《井岡翠竹》一起深深印入腦海的。沒承想多少年之后，我參加工作走進人民日報文藝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話會上，來了一位胖胖的、和藹的仁厚長者，同事們紛紛起立，叫他“老田”，老田微笑著與眾人一一握手，其情融融，其意殷殷，讓我有如沐春風之感。老人坐下后，同事告訴我：這就是袁鷹，他的本名是田鐘洛，報社同仁便都叫他老田，做過多年的文藝部主任。

著名作家袁鷹和文藝部主任老田，到這時才重疊在一起，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的身邊就有名人。

后來接觸多了，他的人格魅力——正直、寬厚、豁達、勤奮、敢講真話、樂善好施等一點點散發(fā)出來，感染著我的心靈，也算是彌補了未能與老人共事的些許缺憾。

幾年前，袁鷹先生的《兩棲人語》出版后，蒙他見贈，對他的報人生涯略有了解；及至這次讀《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算是較為全面地認識了這位前輩在報社三十年間經歷的風風雨雨，了解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幸與不幸。

袁鷹先生從1953年初入人民日報文藝部，到1986年底離休，其間30多年，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一段歷史，具體到意識形態(tài)，具體到文藝界，說那時的人民日報文藝部處于風口浪尖、漩渦中心，并不為過。從1951年批電影《武訓傳》，1954年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批胡風，1957年雜文界的“丁酉之難”、大躍進，1962年雜文欄目《長短錄》的夭折，到十年浩劫，天安門事件，新時期思想大解放，波譎云詭，風雷激蕩，可以說從未消停過，而很多批判是由《人民日報》打響第一炮的。袁鷹先生作為歷史見證人，認為自己能親歷世紀的種種狂風驟雨，烈火嚴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是一種幸運，一種機緣。西方人稱新聞是時代的了望哨，從這個角度來說，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漩渦中心，對于一個渴望平淡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對于一個新聞從業(yè)人員則是大幸。

袁鷹先生的幸還在于他長期作為黨報副刊的一名負責人，得以有較多的機會經手發(fā)表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董必武、陳毅、葉劍英等人的詩，而且注意到這些革命前輩的詩詞手稿，從不用打字稿、秘書抄錄或復印件，一律都是親筆手書，直接寄到編輯部，很少寄給個人，將自己看作普通投稿者一樣，并無特殊之處；有幸與文化官員周揚、胡喬木有近距離的接觸；有緣和冰心、夏衍、趙樸初等文化老人時相過從，感知他們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結識鄧拓、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等一批有書生氣質和文人風采的上司，領略他們的人格魅力；同樣有幸在撥亂反正期間組織撰寫、編發(fā)了大量反對極“左”路線的文藝評論和副刊文章，為新時期的思想解放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是經他發(fā)表的幾篇“問題稿件”，如樂秀良《日記何罪？》（1979、8、4），有名的“趙丹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1980、10、8）和紹興五中老師章玉安的詩《假如他還活著》（1980、10、20），在今天讀來，猶覺振聾發(fā)聵，讓人不由佩服他當年的魄力與膽識。

作為一位過來人，袁鷹先生的這些回憶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憤；多了一份懺悔，少了一些辨白。這是穿透歷史風云的文字，是穿透個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過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讀懂了當年的隱隱風雷，讀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開十年浩劫不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文藝戰(zhàn)線上刀光劍影，寒氣逼人，一個小小的文藝問題動輒上綱上線，或把人打成反革命，使文藝界成為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重災區(qū)，嚇得眾人噤若寒蟬，文藝園地日見荒蕪。從批《武訓傳》開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文藝界人士普遍感到腦袋上頂著一顆雷，不可能放開手腳，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創(chuàng)作。

其次，如此過度重視文藝的輿論氛圍，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說真話倒霉的現實。這部書中，牽涉到雜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從胡喬木、夏衍等人強調雜文是副刊的靈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難”，1962年雜文欄目《長短錄》的夭折，一直到趙丹的遺言，我們發(fā)現由魯迅先生開創(chuàng)的現代雜文盡管一直被奉為經典，但真正的魯迅風雜文帶給作者、編者的只有災難。不僅一大批雜文作者，像鄧拓、巴人、吳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難，編雜文的陳笑雨、袁鷹等人也備嘗苦果，陳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過多年，袁鷹先生痛定思痛，剴切陳辭：“說長道短，本來就應該是輿論的天職，是輿論為社會、為國家、為廣大讀者應盡的責任?！薄叭绻麖纳系较?，大家沉醉于虛假夸大的成就，閉眼不看民生疾苦，閉口不談國家艱難，養(yǎng)成一片頌揚捧場之聲，滿足于鶯歌燕舞的升平氣氛，那才真是危險不過的事。雜文寫成那樣，就是說假話，不負責任；報紙辦成那樣，作為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嚴重的失職嗎？”袁鷹先生問得好，可是他趕上了那樣一個不敢說真話的時代，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選擇時代的，時代可遇而不可求，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個時代，不管它好也罷歹也罷，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響、改變周圍的人、周圍的環(huán)境，這是人的運。袁鷹先生趕上那樣一個幸或不幸的時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兒還是吹鼓手，都堅持了自己的書生意氣和文人品格，為周圍的人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小環(huán)境，就憑這一點，他有理由贏得我等晚輩更多的敬重，也值得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員深長思之。

（《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袁鷹著，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6年11月15日

胡耀邦的常識理性——讀滿妹《思念依然無盡》

讀滿妹的《思念依然無盡》，不禁被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勤奮好學、開拓創(chuàng)新、嘔心瀝血、清正廉潔的形象已然讓人感動，而他在非理性年代所葆有的常識理性，更煥發(fā)出一種耀眼的光輝，燭照讀者的心靈。

1965年1月29日，時任中共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陜西省和西安市文藝工作者大會上講話，指出要把道路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區(qū)別開來，他順手拿起講臺上的有個缺口的茶杯，說：“缺點，缺點，只是缺了這么一點。這個茶杯還可以用嘛！我們不能因為缺了一點，就把它扔了。”他的意思是說，對待一個文藝工作者，要善于用其長，而不是老盯著人家身上的缺點不放。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他們的創(chuàng)作能量。

1966年初夏，《北京日報》發(fā)表一篇社論，題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胡耀邦聽后，嘿嘿一笑，幽默地說：“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應該突出鼻子，不然就會嗆水?！彼鞒种锌圃汗ぷ髌陂g，有一次去古脊椎研究所檢查工作，聽說研究室里的化石保管不善，便說：“搞古脊椎的，化石破壞了，你們還研究誰去？你們這個所，要高舉骨頭前進！”在一個事事突出政治的年代，他說要“突出鼻子”；在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前進的年代，他卻提要“高舉骨頭前進”，這些口號不是他故做驚人語，更不是說他不懂政治，而只能說明他更尊重科學。

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解決右派問題上是非分明，當改正的右派突破五十萬人時，有人慌了，說：“這樣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說：“當年狠抓右派的時候，為什么就不嫌多！”1984年底，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在重慶一名干部來信上批示：“在處理具體問題時，不要糾纏極度細微的小節(jié)，似乎被落實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實，人家受了多年委屈，吃了多年的苦頭，怎么會有便宜占呢？”胡耀邦在這些問題上的果決勇敢，一方面可能與他本人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親身經歷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他處處替別人著想，有拯萬民于水火的惻隱之心。

1986年4月，他在河北省易縣向各級領導干部談話時指出，我們的一切政策都要從實際出發(fā)，并風趣地說：“新鮮經驗只能夠在實踐中產生，不可能在中南海產生。中南海能產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產生魚，魚不是什么新鮮經驗嘛！”

胡耀邦還有很多常識理性，比如，以“兩個不管”對“兩個凡是”，推動真理問題的大討論，提出“理論問題要勇敢”、“改革困難，不改革就更困難”等等，在今天看來，也許覺得只不過是常識理性而已，可是在“左”的流毒根深蒂固的時候，在習慣保守勢力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些提法則需要很大的理論勇氣，不僅冒著掉烏紗的風險，而且可能是生命的代價。一個人如果不是發(fā)瘋，他多多少少總應該有一些常識理性的，聽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些口號，就應該知道它們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且在現實中也行不通。一畝地能產上萬斤、十幾萬斤糧食，一個人能餓著肚子鬧革命嗎？可是為什么就有人信，就有人奉若神明？原因在于“個人崇拜”盛行，說真話遭殃。只有一個腦子在思考的民族是可怕的——當這個腦子健全的時候，什么都好說；一旦這個腦子出了毛病，那么全民族都要跟著瘋狂?？少F的是，在這種時候，我們這個民族中的不少精英站了出來，以他們的膽識和良心撐起了一個民族精神的標桿。這些人中，有高級知識分子梁漱溟、馬寅初、顧準，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時不肯舉手的老黨員陳少敏，有反對血統(tǒng)論的遇羅克，還有林昭、張志新、李九蓮……

在政治開明、經濟騰飛的新時期，我們的常識理性是否可以休息了？不然。胡耀邦推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鄧小平提出的“四個有利于”的標準，不都是我們黨在新時期作出的理論創(chuàng)舉嗎？為什么在今天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受到了普遍的指責？人們或許不懂他們的高深理論，但人們知道，如果中國平均一個家庭擁有一部汽車，那么全地球的石油都不夠中國汽車喝；如果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產業(yè)化就是要讓窮人上不起學，住房改革就是要讓工薪階層買不起房，那么改革的意義何在？如此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能是一個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嗎？這明顯不符合人的常識理性嘛！好在還有很多有識之士在呼吁、在謀劃、在奔波，為了民族的繁榮富強而殫精竭慮，為了托起祖國的明天而嘔心瀝血，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梁！

胡耀邦，一個逝去的背影，個子不高，卻須仰視才見。他的雄才大略難以企及，那么學一點他的常識理性如何？

柔和的心與柔和的美——讀《嚴文井選集》

兩卷本、八十萬字的《嚴文井選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為祝賀嚴文井同志九十華誕獻上的一份禮物，也是送給廣大讀者的一份豐厚的精神食糧。

毋庸置疑，選集是一個作家創(chuàng)作的精華。收入《嚴文井選集》的童話、寓言、小說、散文、文論、序跋、書信，濃縮了作家在各時期、多方面的藝術才華。字里行間，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那顆無比柔和的心。這份柔和，源于對生命的熱愛，對真善美的追求，是未泯的童真，是飽經滄桑后的澹定，是歷盡風雨后的寬容。嚴文井是以其想象豐富、充滿哲理的兒童文學名世的，在那個由小面人、小老鼠、小松鼠、蜜蜂、蚯蚓、大雁、鴨子、小公雞、小螞蟻、蚊子、小貓和浮云、風、小溪流、向日葵、石頭，還有小孩子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組成的童話、寓言世界中，他向我們講述了要勤快不要懶惰，要勇敢不要膽怯，要正視困難不要逃避躲藏，要樂于助人不要見死不救，要積極向上不要貪圖安逸，要踏實工作不要自我膨脹等很多質樸的人生道理，這些道理是以柔和的語調，在一個個生動有趣的小故事中顯現出來的，而不是站在高壇上的枯燥說教。在他的眼中，不僅小動物們會說話，布娃娃會講故事，就連一朵淡紫色的花，也會唱歌：“可是無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樂。聽了這樣的歌，就是大理石，也會變得柔和。”

李贄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眹牢木目少F之處在于，他的童心不只是在創(chuàng)作兒童文學的時候才顯現，而是已經化為自己觀照世界的方式。六一節(jié)快到了，有位阿姨要他對孩子們說幾句話，他最想說的竟是請孩子們“幫助我做個好孩子?！边@話表面看來像是老頑童的玩笑話，其實是真誠的發(fā)自內心的話語，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嚴文井從周圍孩子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小的方面如教他跳皮筋，大的方面如樂于助人、文明禮貌等優(yōu)良品質，都曾深深地感染過他。

他柔和的心，同樣流露在最能顯示作家本心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在那個散文名篇《我仍在路上》中，他把自己的心捧給讀者：“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還看見了歸來的燕子。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他們具有仁慈而寬恕的心，他們有眼淚，但不為自己哭?！?/p>

和魯迅評價陶淵明一樣，嚴文井并不是渾身靜穆，他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蛘哒f，他的那份柔和，絲毫不影響表現其思想的深刻性。當讀到“中國這塊土地，產生不了堂吉訶德。我們的國情只允許產生阿Q?！薄皶吘共皇遣窕鸬拇闷?。我的希望是：人們既有柴燒，也有書讀，只是不要皇帝?！边@類句子時，我們會為之擊節(jié)嘆賞的。他還有更為含蓄的金剛怒目，甚至帶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他在一個新年祝愿中寫道：“說實在的，我還有些奢望。比方，一般的‘倒爺’變得心慈手軟，而‘官倒’們忽然都變成大大小小的雷鋒……”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感到我快要變成辣椒了，我的心不是那樣柔和?！边@些話適足以反證出他的單純與善良。

我們常說“文如其人”，或者說“表里如一”、“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tǒng)一”，這些話用在嚴文井身上，再恰當不過了。早就有人稱他是“風格家”，這種風格可以看作是他柔和的心的外化。他的童話、寓言、小說、散文、序跋乃至文論，體裁不一，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大量使用詩化的語言、具音樂感的語言。這種文體風格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師沈從文，可以追溯到“公安三袁”的“性靈說”、魏晉的小品文甚至更遠。作為文學史上重要的一脈，這類風格的作品奏出的可能不是黃鐘大呂、瓦釜雷鳴，而是一支小夜曲、一首奏鳴曲，但它的美是誰都否定不了的，那是一種淡淡的、柔和的、有點藍色的美。它有著別樣的感動人心的力量。

兩卷選集算不得厚，也不必求厚，就像嚴文井筆下的那條小溪流，涓涓流淌，永不停息，他的作品滋潤了幾代讀者的心靈，還將繼續(xù)滋潤下去。

2005年3月27日

圓融貫通見學問——讀《南懷瑾講演錄》

2004年到2006年，國學大師南懷瑾應內地邀請，先后在上海、海南向知識界、工商界、傳媒界作過五次講演，后由人整理成《南懷瑾講演錄》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這有點像北大面向公司老板辦的國學班，也許北大由此獲得的啟示也說不定。區(qū)別只在于南大師是真正的大師，只拿很少的講課費；所講的知識是真正的國學，不是雞零狗碎。

此前，南大師在內地出版的著作已然不少了，據我所見，有《論語別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說》、《易經雜說》、《歷史的經驗》、《禪話》等十幾種之多，他老人家說自己一輩子只寫了兩三本書，其他的書都是由學生根據講課、演講記錄整理而成。

照這個說法，老人為什么只寫兩三本書？依他的國學功底，像某些作家寫長篇小說那樣，洋洋灑灑，寫個二三十本應該不在話下吧？可老人說，古人拿一輩子的經驗、一輩子的學問，只留下一兩本書。釋迦牟尼一輩子沒有寫一個字，可全世界的文化里面，他的經典最多；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述而不作，只有一部《論語》。他的解釋是，真正的讀書人應該做經世致用的大學問，寫能影響和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大書，“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老人的抱負，也是老人的境界，他點醒了沉湎于“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的蕓蕓眾生，至少對于我這樣一個以寫作糊口的人，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既是國學大師，談文化教育就是不可回避的話題。老人痛感近一二十年來，我們自己的文化沒有根了。西方文化沒有好好接受，中國文化的精髓——經，也沒有幾個人讀得懂。他說：“我常常感到，國家亡掉了不怕，還可以復國；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边@樣的論斷，只有浸淫于傳統(tǒng)文化很深、傳統(tǒng)文化已化入其生命的人才可以說得出，說出來也才有分量。談到教育，老人說，現在小學生背的書包那么重，他們小時候讀書，盡玩的。他一輩子在外面賣弄的，就是十三歲以前的東西。比如《資治通鑒》，十三歲以前，他已經圈點過三次了。那時，書背完了就玩，到處玩，哪里像現在的小孩子這么辛苦。他八九十歲了，看報還不用戴眼鏡?，F在的小孩子絕大多數架個眼鏡。國家一旦有事，這些人怎么出來當兵打仗?。肯纫獔蟾鏀橙寺c放炮，說我眼鏡還沒戴上，那行嗎？還有就是考試，一路考下去，把讀書人、知識分子的人格都磨光了?！跋ヌ煜掠⑿蹥?，八股文章臺閣書”，考試就是消磨天下英雄氣。他說，現在的教育，變成商業(yè)行為了。校長、老師大家是在出賣知識。觀諸現實，年年提素質教育，年年談為學生減壓，可是小孩子的書包究竟減了幾兩？學生戴眼鏡的比例下降了幾個百分點？對于這么重大的問題，社會、學校、家長已經變得有些麻木了。這難道不是一個民族最大的悲哀嗎？

歷史人生，是南大師講演中的又一個重要話題。老人做學問，不是死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參悟出來的。他結合了自己的知識積累、人生閱歷，再加上自己的體察、靜悟，所以他的學問圓融貫通，不玄奧，不凝滯，而是活潑潑的，有充盈的生命痕跡。比如，他強調要有憂患意識，“一輩子太享福，太順利、太平安了，沒有憂患意識，像吃了毒藥一樣，把自己毒死了。”他強調“勢”，說：“一個時代的潮流，一股社會的力量，當這個力量來的時候，你跳不出來就會被他埋沒了，沉下去了?！帽埠?，做事業(yè)也好，‘勢’最重要，重點在把握‘轉’字?！彼v知識分子要有獨立人格，說一個知識分子的養(yǎng)成有四個字：卓而不群?！爸挥姓嬲形幕⒂兴枷氲娜?，才能獨自站起來，不跟著社會風氣走，自己建立一個獨立的人格。”

學問的圓融貫通，還體現在大師的調侃和幽默中。老人說自己平生“一無是處，一無所長”，是調侃；他解釋“男婚女嫁”是男的昏了頭，女的就來嫁你了；把男的看住，當豬一樣養(yǎng)就是“家”，也是調侃。他還拿稅務員調侃。說一個蘇聯大力士在上海表演，把水果的果汁擠干后，揚言說誰能上臺再擠出一點，就給他五十大洋。有個抽鴉片駝背的老頭子走上臺去，愣是擠出了三滴水。大力士有些不解，問：“我擠完了，那你怎么還會擠得出來？”老先生回答：“因為我是收稅的。”幽默的例子更多。他說：“人家都講我信佛教。我說沒有，我真正信的是睡覺?！薄懊髑鍍沙?，皇帝跟紹興師爺共天下?，F在有的人跟秘書倆共天下。”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時，他打比方，說孔家店是糧食店，因為糧食人人非吃不可；道家是藥店，生病就得去買藥吃，不生病不需要買；佛家是百貨店，什么都有，你高興可以去逛一逛。做學問做到這個份上，才是真正的化境吧？

我們常常說雜文要雜，提倡學者雜文，讀了南懷瑾的書，其中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了。

良心、血性PK昏庸、腐敗—評王開林《敢為天下先——湖南人憑什么縱橫中國》

當年一部《河南人惹誰了》惹起了全國的熱議，如今，王開林又出版了一部同樣為地域文化張幟的著作《敢為天下先——湖南人憑什么縱橫中國》，想必也會讓很多人議論縱橫。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湖南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說“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不會有什么疑義。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黃興、蔡鍔、宋教仁、譚嗣同到魏源、陳天華、齊白石，哪一個不是響當當的人物？更不必說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當代雄杰了。

在這部集中展示湘人特質的書中，作者撮取了26位較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剖析，試圖通過這些個案，讓人們了解到湖南人的蠻、辣、勇、智是怎樣煉成的，體悟到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人物性格的共同特點）和多樣性（人物的多重性格）。所以，我們不僅看到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楊度等眾多熟悉的身影，也看到易順鼎、八指頭陀等一些陌生的面孔，甚至還有葉德輝這樣的痞子學者。因為本書的主旨在于展示湘人的性格特點，并不在于為人物樹碑立傳，所以作者在刻畫每個人物時，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突出其身上的某一個或幾個特點，從而使全書的主題更為鮮明，讀來饒有興味，而且印象深刻。

捧讀此書，在慨嘆湖南人“火辣刀剛不怕死，荊天棘地敢爭先”的性格之余，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湖南人的這種性格在歷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到底有多大？湖南人的良心、血性與晚清、民國政府的昏庸、腐敗PK而落敗的結局，對于當代乃至后世會有怎樣的啟迪？

“良心、血性”是蔡鍔在總結曾國藩、胡林翼二人文治武功時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曾、胡二人本為書生，卻可以躋身中外名將的行列，就因為他們有良心和血性，從而使他們身上的可能性發(fā)展到絕頂，建立了不朽的功勛。良心和血性當然不止見于這兩位湘人，在蔡鍔、唐群英、易順鼎、八指頭陀等人身上都有相當精彩的展現。比如，蔡鍔作云南都督時，特別關心民眾疾苦，云貴兩省的商賈合計著要為他鑄造一座高大威武的銅像，蔡鍔卻將這筆款子用于賑恤兩省的饑民，他說：“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边€將自己的薪俸由600元減至60元，以蘇民困。

再比如，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綱草案中取消了“男女平權”的條文。中國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唐群英率女界代表據理力爭，向宋教仁、林森發(fā)起質詢，兩人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沖上前去，二話不說，便左右開弓，當眾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記響亮的耳光。

還有，別號哭庵的易順鼎極力追求當時的名伶金玉蘭，以重金賄賂金玉蘭的干爹許玉田，只求與美人見上一面。誰知守身如玉的金玉蘭一聽易順鼎的大名，立刻把他和輕薄之徒聯系在一起，拒絕見面，讓易順鼎碰了一鼻子灰。后來，年僅26歲的金玉蘭因患白喉去世，時任印鑄局代局長的易順鼎聽說尚未裝殮，堅請撫尸一哭。玉蘭家人再三擋駕，但見他哭得驚天動地，不得已，才答應了他的請求。這易順鼎進入內室，抱著玉蘭的寒尸，大放悲聲，絲毫不減于當年哭母的水平。由于他素日體虛，這一哭之后，竟然染上重病，委頓了很久才痊愈。

敬安和尚篤信佛教，燃頂時，頭上灼了48個香疤，從脖子到腹部還灼了108個香疤，兩臂更是體無完腹。在寧波阿育王寺，他從手臂上割下四五枚銅錢大小的肌肉，置于佛前長明燈的燈油中；接著，又毅然將左手的兩根手指在長明燈上燒斷，這就是“八指頭陀”名稱的由來。這樣的血性實非常人所及！

不錯，正因為有了這樣一份超卓的良心和血性，湖南才可以涌現出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一批中興名臣，使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多撐持數十年之久；才可以出現那么多的第一：主張學習西方科技的第一人魏源，出使歐洲的第一人郭嵩燾，為維新變法流血的第一人譚嗣同，留日學生中為正義事業(yè)憤然蹈海的第一人陳天華……

人不可能選擇時代，但是人卻可以選擇面對現實的方式。生逢亂世，是像湖南人一樣葆有一份良心和血性，還是因循守舊、明哲保身，答案是清晰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份良心和血性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當它們遭遇昏庸、腐敗的圍剿之時。下述英才的“非正常死亡”足以說明一切：

光緒11年，左宗棠聽到《中法條約》簽訂的消息，氣憤填膺，連呼：“出隊，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因為惡氣攻心，他嘔血數升，猝然而逝。

中法戰(zhàn)事爆發(fā)之后，年逾古稀的彭玉麟以兵部尚書銜主持中越邊境的軍事行動，所部大將馮子材等人相繼取得鎮(zhèn)南關大捷和諒山大捷，他正要乘勝收復越南的時候，李鴻章卻見好就收，上演了勝方急于媾和的怪劇。彭玉麟郁悶之外，又受瘴毒侵襲，從此一病不起。

還有譚嗣同、陳天華，因患胃出血而英年早逝的黃興（42歲），因肺癌、喉結核病逝于日本的蔡鍔（34歲），被竊國大盜袁世凱派人暗殺的國民黨的智囊宋教仁（32歲）……更令人激憤的是八指頭陀的屈辱而死——1912年，出任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的八指頭陀，眼見在全國各地陸續(xù)發(fā)生攘奪僧產、毀壞佛像之類的事情，他受湘中宗教界人士的全權委托，到北京與內務部禮俗司司長杜關當面交涉。在內務部，杜關的態(tài)度既強硬又惡劣，說僧產原本得自募化，充公沒什么不合理的。八指頭陀予以分辯，把杜關駁得無詞以對，這混蛋官員惱羞成怒，詬罵之余，竟動手抽了大師一記耳光。八指頭陀受此屈辱，當晚胸膈作痛，第二天一大早就圓寂了?？墒窍穸抨P這樣的貨色，在某高官的庇護下，居然可以毫發(fā)無損，“好官我自為之”。

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了，接下來是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中國，屈辱的中國，怎樣才能走出一條致勝之路？有識之士在思考、在探索。

湘人章士釗說：“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政治為枝葉，人才為根本。”胡林翼說：“凡辦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為之而有余?！焙戏嗜死铠櫿赂亲载摰靡骸爸袊奈奈渲贫?，事事遠在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p>

只有一個人認識到人治、德治的局限，把目光投向了西洋的法治，他就是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他說：“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亂。德者，專于己者也，故其責天下常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受患也日棘，殆將有窮于自立之勢也?！笨上脑挍]有誰能聽得懂。

沒有法治，再多的良心和血性都將歸于浪費。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地失算。”讀了王開林這部書，如果我們不能透過這些個案，引發(fā)對法治、體制等問題的思考，那么我們的閱讀就等于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原載《啄木鳥》2008年第6期

不只是圖一時嘴皮子快活——評潘多拉雜文

寫北京青年報評論員文章時，他叫潘洪其；寫雜文時叫潘多拉。寫雜文的潘多拉，名氣比寫評論員文章的潘洪其大得多，個中原因不好說。一般人可能會想到評論員文章的官氣對雜文寫作的“腐蝕”作用，而我則看重新聞操練對潘多拉雜文寫作的助推意義。

何以言之？自魯迅先生肈始的現代雜文隊伍中，有相當一批人有新聞、出版等行業(yè)的從業(yè)背景，當年魯迅、唐弢、夏衍等都做過編輯；后來的鄧拓、林放是名報人；當代的牧惠、邵燕祥、舒展、鄢烈山、朱鐵志、潘多拉也都是新聞工作者。或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吧，他們能比普通人更早地獲取信息，更多地占有資料，更快地做出價值判斷，更全面地評判是非。讀潘多拉的雜文，我常常佩服他對新聞素材的占有。把潘多拉先后出版的《即席發(fā)言》、《英俊的丑角》、《中國魔盒——潘多拉大戰(zhàn)腐敗》、《寧可信其有》、《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評公眾人物》等書中的雜文按時間順序梳理的話，中國十多年來發(fā)生的在群眾中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新聞事件幾乎都有涉及。從王海打假到張金柱死得其所，從“焦青天現象”到呂日周的輿論監(jiān)督，從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到“小燕子”氣死歷史學家，他的酷評涵蓋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國際、文藝等諸多方面。這除了得益于個人的勤奮，還有就是做評論員所練就的新聞敏感，使得他每臨大事，都想即席發(fā)言。對著那些靶子，射出的或是單發(fā)或是連發(fā)，投出的或是手榴彈或是集束炸彈，總之是不肯輕易漏掉。如果漏掉了，他會于心不忍，會覺得失職。往高里說，這也是一種職業(yè)道德吧。

潘多拉雜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激情四溢、雄辯滔滔，讀來痛快淋漓。很多論者都指出他的雜文沒有“口將言而囁嚅”的可憐相，而是口無遮攔，汪洋恣肆。潘多拉有個外號叫“反腐斗士”，在刺貪刺虐打死老虎時，火力兇猛，所向披靡。這一點不難做到，難的是在針對具體人具體事件時，他依舊能不依不饒，窮追猛打，這是和中國古代“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傳統(tǒng)格格不入的，需要極大的勇氣。他說自己寫東西解決不了任何實實在在的事情，只是圖一時嘴皮子快活，為了盡可能多地發(fā)出一些“真聲音”，給這個世界增添一些自由的思想、活躍的空氣?！皥D一時嘴皮子快活”，這也很好，但潘多拉雜文畢竟不是潑婦罵街，不是北京“的哥”的時事侃談。他的筆端固然常含激情，卻也不乏理性。他把普通觀眾對熒屏皇帝劇的癡迷稱之為“精神納稅”；說《實話實說》欄目的一些嘉賓滿嘴官話、套話，并不證明他們是偽君子、兩面人，因為這些話是他們內心真實的表述，所以也應該算是實話；說“我們這些聰明人很多時候不是不明‘死理兒’，而只是不愿意為了‘認死理兒’而付出高昂的代價。沒有人甘愿為了堅持原則付出代價，久而久之，原則也就形同虛設?！睆亩I悟到一個民族為什么離原則越來越遠的道理；說“憤怒是一種權利，表達憤怒就應該是一種自由”；還有他對減免農業(yè)稅、對新聞立法的呼吁，對高薪養(yǎng)廉的肯定等等，無處不顯示出他的深刻的理性和具前瞻意味的思想鋒芒。

要說潘多拉雜文的缺點，就是他太過善良，有時太過情緒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比如他說：“別對教育太絕望了，教育再腐敗也腐敗不到哪兒去”；他奉勸各級官員要“好德如好色”，提高道德自律和生而為人的尊嚴感；他對官員“有罪推定”的假想（這不僅不合于現代法理精神，而且絕無操作的可能）等，都是我不敢茍同的。但仔細想想，一個人連缺點都這么可愛，這個人不是更可愛嗎？

原載《北京日報》2005年10月31日

“唯一律”之外的真聲音——評《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

曾經以為在時評的強力擠壓下，雜文已到了茍延殘喘的時候；曾經以為卓有建樹的雜文大家們已經偃旗息鼓，走向仕途或者下海經商去了；曾經以為在“說了白說”的現實窘境下，許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數，放棄了言說，放棄了思想……讀完劉成信、李君、王芳主編的《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我如釋重負，如獲新生。

客觀地說，選入該書的大多數作品我是讀過的，但沒有如此系統(tǒng)、如此以史的眼光去閱讀它們。這個選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照社會進程的獨特視角，我要說，它比詩歌史、小說史、散文史更能集中反映新中國成立60年來社會生活變遷尤其是人們思想解放的全過程。它讓我們看到后魯迅時代，雜文作家們如何以自己的目光觀察社會、關注生活、思考人生。盡管他們思考的廣度、深度、細膩度不盡相同，但他們拒絕平庸、拒絕“唯一律”、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在這部書中，我們看到有許多文章對封建專制進入了深入的剖析，從廖沫沙的《議論皇帝好》、秦牧的《皇帝癮》、王春瑜的《“萬歲”考》，到邵燕祥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季羨林《漫談皇帝》，再到李興濂《“站在籠子里”的美國總統(tǒng)》，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作家們的現代意識是怎樣由覺醒而走向深化的；而《談獨立思考》、《容忍與自由》、《唯一律癖》、《犬儒的刺》、《“還我頭來”！》、《“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說真話之四》、《失語》、《“精神保姆”》、《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等名篇對獨立思考和言論自由的呼吁，今天讀來，猶感振聾發(fā)聵，特別是胡適《容忍與自由》一文的思想價值，遠沒有被人們認識到；還有許多作品揭開假象，回歸常識和理性，如《二狗哲學》、《改寫葉喬波》、《荒謬的苦難美學》、《李逵：淳相的嗜血者》、《我們的孩子如何長大》等作品，揭示了苦難對人性的扭曲，重提人的生命、平等、尊嚴等普適價值；《盛世略編》、《回望農民》、《盛世下的沉思》則對所謂盛世提出了質疑和反思。

本書主編的文體意識，亦值得稱道，于是我們讀到了劉征、蘇中杰等人的非常規(guī)雜文，也讀到了一些比較好玩的雜文。這些作品告訴我們，雜文沒有程式，雜文可向寓言、戲劇等許許多多的兄弟文體學習。

不過，以我的目力所及，我覺得余杰的作品入選太少，而阿敏、童大煥未能入選，是真正的遺珠之憾。

更高的規(guī)律——讀《瓦爾登湖》

徐遲先生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瓦爾登湖》一書的譯序中，提到了盧梭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說《瓦爾登湖》也是一個孤獨者的日記。這是對的。這的確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是一本須靜下心來才能讀懂的書。有些人因此把梭羅和“隱士”、和陶淵明連在一起，這卻是一種極大的誤解。真實的梭羅不同于任何一個隱士，和盧梭也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這一點，徐遲先生是交代清楚了的，可惜常為一般讀者所忽略。他說：“決不能把他（梭羅）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guī)律。并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于當時的政治斗爭?！?/p>

這不是老莊的無為無不為，更不是政治上的以退為進。那是什么呢？是一種實驗，一種生命的實驗。

這些年來，探討生活方式的書越來越多了，有妙悟人生的，有瀟灑人生的，有閑適人生的，甚至有無聊人生的，而梭羅，則可以稱之為實驗人生。

1845年3月尾，當梭羅帶著一柄借來的斧頭，來到瓦爾登湖畔，建造他的森林小屋的時候，他絕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大自然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要驗證一下作為個體的人能否過一種簡單而真實的生活，這種生活與世俗生活相比，是否具有更高的價值。他的實驗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做起，并且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房屋的最低造價、種豆的收入和各項支出等一大堆統(tǒng)計數字，結果表明，一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單就種豆一項而言，還略有贏余。

這個實驗之所以可信，還在于它不是短期的、度假性質的生活，而是實實在在的兩年多的日子。從1845年7月4日住進木屋，至1847年9月6日最后離開，梭羅一個人在瓦爾登湖畔，與禽獸為鄰，與寂寞為友，與春天共眠，與嚴寒抗爭；他津津有味地看螞蟻打架，他暢然會神地傾聽天籟之音，他饒有興趣地探測湖底的形態(tài)，他認認真真地記錄湖水的結冰開凍；他勞作，他訪友，他讀書，他深思。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梭羅寫下了這本“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徐遲語）的《瓦爾登湖》。

這樣的句子俯拾即是。比如，“幾百萬人清醒得足以從事體力勞動；但是100萬人中，只有一個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億人中，才能有一個人，生活得詩意而神圣?！蓖瑯拥沫h(huán)境，同樣以種植為生，梭羅可以悠閑度日，而生活在美港湖畔倍克田莊的約翰·斐爾德卻“繼承了他那愛爾蘭的貧困或者貧困生活，還繼承了亞當的老祖母的泥濘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后裔在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除非他們的長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腳，穿上了有翼的靴?！蹦猛瑯佣嗟腻X，梭羅能親手建造屬于自己的房子，而斐爾德，卻只知道把它們悉數交到房主的手中，還要為了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等疲于奔命——難怪有人說，“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其實，蕓蕓眾生中那些被房子、車子和票子壓得抬不起頭來的人們，不就是當代的約翰·斐爾德嗎？再想想電影《老井》中那些安土重遷、固守貧困的鄉(xiāng)親們，不也是這類難以上升的人嗎？

比如，“我們說，只能這樣子生活??；可是從圓心可以畫出多少條半徑來，而生活方式就有這樣的多?！睉T于安分守己的人們，又有誰去嘗試過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生活方式呢？

比如，“除非青年人立刻進行生活的實踐，他們怎能有更好的方法來學習生活呢？”這樣的話，大約是不可能出自一個隱士之口的。正因為梭羅不是一個隱士，他才會在以兩年多的湖畔生涯驗證了一個人完全可以過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之后，坦然離開了瓦爾登湖，重新回到社會中間，開始同樣偉大的實驗——比如著述《消極反抗》，支持黑人領袖約翰·布朗等等；正因為他不是一個隱士，所以在《瓦爾登湖》中，我們看到的是一項項有趣的生命實驗報告，而不是像盧梭在《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中那樣，除了對世俗的詛咒，就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嘆息。雖然其散步之五和散步之七與《瓦爾登湖》情調稍近，但純色則不如后者遠矣。還有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梭羅走向瓦爾登湖畔的時候，是28歲；而盧梭孤獨散步的時候，已然是個60多歲的老者了。兩人的心態(tài)不同，他們提供的人生坐標當然也就會有所偏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