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六十年

張炯

今年是《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60周年。為了紀念，編輯部編選了該刊60年來發(fā)表過的論文選集，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同志要我和過去當過主編的同志都寫篇前言。說起來，我與《文學評論》確實關系不淺。我既是它培養(yǎng)的作者之一，先后在《文學評論》發(fā)表過20多篇論文；我又是它的編者之一，曾在《文學評論》擔任過編輯組長和副主編、主編，前后歷10年之久，持續(xù)任編委達30多年。雖然我沒有參加選集的編選工作，但躍進同志之邀，自然難以推托。

60年在我國歷史上不過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已是漫長的歲月。《文學評論》從創(chuàng)刊至今的60年，我們的國家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的學術，包括文學研究領域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文學研究既涵蓋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還涵蓋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文學史研究、當代文學評論、海外華人文學和文學家研究。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1956年才改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段膶W評論》本來叫《文學研究》，是季刊，1959年為了加強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更多聯(lián)系文學現(xiàn)實，所以才改了刊名，成為雙月刊。

現(xiàn)在讀者見到的這個選本，都是曾在刊物上發(fā)表過的論文。由于篇幅有限，每個作者只選一篇，還有些作者沒有選到，這自然有遺珠之憾。從被選入的作者來看，已可以見出《文學評論》曾擁有的強大作者陣容。像鄭振鐸、郭紹虞、俞平伯、夏承燾、劉大杰、夏衍、錢鐘書、楊絳、馮至、蔡儀、唐弢、卞之琳、何其芳、王朝聞、楊周翰、羅大岡、陳涌、程千帆、范存忠、羅念生、王瑤、王元化、劉綬松、朱寨等，在上世紀50年代都已或是學界蓍宿，或是文壇名家。他們成為《文學評論》的作者是很自然的。其中，大多還是《文學評論》的首屆編委。至于錢谷融、侯敏澤、蔣孔陽、李澤厚、曹道衡、胡念貽、羅宗強、王運熙、吳承學、樊駿、錢中文、嚴家炎、袁行霈、陸貴山等，也于上世紀50～60年代聞名于文學研究界。后來繼起的謝冕、孫玉石、孫紹振、洪子誠、劉登翰、王元驤、錢理群、陳平原、葛曉音、陳思和、雷達、南帆、陳曉明、程光煒、丁帆、汪暉、趙園、楊義、劉躍進、黨圣元、姚文放、趙憲章等則屬至今仍然活躍于我國評論界的老年和中年學者，此外，還有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更多屬于獲得過博士學位的群落。可以說，論文集的陣容代表了6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界的不同年齡不同知識結構的梯隊，而所選論文所以分為文學理論、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部分，也大體反映了每期的欄目。

《文學研究》創(chuàng)刊時便把自己定位為學術研究刊物。當時的主編何其芳先生寫的首期《編后記》指出：“配合形勢的那種時評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點要放在經(jīng)過長期的專門研究的成果上，這是《文學研究》這一學術刊物的定位決定了的?！薄段膶W研究》之前，文學研究所出版過《文學研究集刊》共5冊，主要發(fā)表的都是本所工作人員的研究成果。我那時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上學，見到這種集刊和后來的《文學研究》，便很景仰。我是1960年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在當年《文學評論》第6期發(fā)表自己的第一篇論文《評〈甲午海戰(zhàn)〉兼論歷史劇》，之后便去參加國家文科教材《文學概論》的編寫工作，又下鄉(xiāng)從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著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間無緣于學術。1975年鄧小平復出，派新的領導林修德、宋一平、劉仰嶠等同志主持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籌備恢復科研業(yè)務，決定將學部原來直屬的學術刊物《新建設》改為新創(chuàng)辦的《思想戰(zhàn)線》，并讓“文化大革命”初停刊的《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復刊。為了復刊，上級指定原文學研究所所長兼《文學評論》主編的何其芳同志負責重建編輯部，成立由他和我以及毛星、鄧紹基、蔡葵等構成的編輯核心組，鄧紹基兼任古代組組長，蔡葵兼任理論組組長，我兼任現(xiàn)代組組長。60年代初，毛星就是副主編，蔡葵是編輯部的老編輯，鄧紹基和我則分別在古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研究組做研究工作。編輯部原來的編輯還有王信、楊志杰、陳駿濤、楊世偉、彭韻倩等。當時我們開始組織稿件，其時，刊物的約稿信仍然提“本刊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卻首次從何其芳的談話中得知《文學評論》的取稿標準是，“文章應有新意，還必須言之成理，持之有據(jù)，論證充分，自圓其說”。他還叮嚀我們說，《文學評論》的編輯應該像蜜蜂采蜜那樣，把全國文學研究界最好的學術成果編選到刊物來。我理解，這大概是其芳同志主編《文學評論》以來自己所掌握的編稿要旨，也體會復刊的《文學評論》仍然以發(fā)表學術研究成果為主。沒有想到，不多時，刊物剛編好一期目錄，便刮起所謂反“右傾翻案風”?！端枷霊?zhàn)線》和《文學評論》都被“四人幫”一伙認定是“右傾翻案風”的代表，沒有出刊便夭折了。1976年10月初“四人幫”被粉碎，中央決定從哲學社會科學部借調數(shù)十人去接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我也被調去，曾任該刊的文化組臨時負責人。直至1980年初才回到文學研究所，卻沒有回《文學評論》編輯部，被所領導陳荒煤同志分配去當代文學研究室，協(xié)助朱寨先生主持編寫當代文學史。雖然1982年我即被添為《文學評論》編委，但80年代一直沒有參加實際的編輯工作。直到1990年5月才又被調到《文學評論》擔任副主編，協(xié)助當時的雙主編馬良春和侯敏澤工作。1991年馬良春因病住醫(yī)院，我被任命為副所長。不久他去世，我受命主持文學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仍兼《文學評論》副主編。1994年我被任命為文學研究所兼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和《文學評論》主編，直到1999年退居二線，去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與我同時擔任《文學評論》雙主編的先后是侯敏澤和錢中文。實際編輯工作，他們比我做得多。我退居二線后即不再過問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但還受中國社會科學院之托，逐年審讀過已出版的《文學評論》有6年之久。每年均對刊物編輯版面提出讀后感和改進意見。因此，如果從1982年擔任編委算起，到2005年辭去審讀工作為止，我與《文學評論》的工作機緣竟有25年之久，而至今仍然持續(xù)擔任編委。其間，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上世紀80年代中西文化的大沖撞，也經(jīng)歷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上世紀90年代的正本清源與國學熱；還經(jīng)歷了新世紀我國文壇和學壇的空前繁榮與多元走向。我感到，盡管學術環(huán)境從50年代到新世紀已產生很大的變化，60年間由于學術與政治的糾纏，刊物不能不受到許多政治思想批判運動的沖擊，《文學評論》的編者還是基本堅持了它作為學術研究刊物的初心，堅持了以發(fā)表長期研究成果為主的編輯方針，堅持了文章“應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據(jù)，論證充分，自圓其說”的取稿標準，堅持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學術問題上既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的學術風范。論文選集可以說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刊物60年來編輯部工作人員和廣大作者共同努力所達到的大體風貌。盡管有不少重要作者和重要論文限于篇幅沒有選入，不能無憾。

回想起來，我主持《文學評論》期間，自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深為愧疚，但我也始終不敢忘記何其芳同志的取稿標準和辦刊要求，努力選用學術上有新見的稿子。即使老專家的稿子如無新見，也婉言退稿；年青作者的稿子有新見雖欠完善便請責任編輯盡量幫助作者去完善它，擇優(yōu)采用。我知道，培養(yǎng)年青作者也是《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以來的一個重要方針。1999年《文學評論》還編輯出版了青年學者專號，刊載青年學者論文24篇，論文提要6篇。60年來，《文學評論》的新作者經(jīng)過自己努力，后來大多成長為我國文壇的知名學者和評論家。

《文學評論》至今被認為是全國性的權威學術刊物之一，應該說跟它歷年發(fā)表過許多有重要影響的文章分不開。其中既包括老專家的厚積薄發(fā)之作，也包括年青學人的觀點新銳之作。其中，像茅盾的長達5萬言的《關于歷史與歷史劇》，像何其芳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20周年的文章《戰(zhàn)斗的勝利的二十年》，像蔡儀論述現(xiàn)實主義與典型問題的論文，像陳涌、唐弢論述魯迅的專論，像錢鐘書論述藝術思維中通感規(guī)律的短文，像樊駿的《認識老舍》的長論，都見解精到，論證充分，令人嘆服。

《文學評論》還因為組織了系列學術問題的爭鳴而擴大了自己的影響，推進了學術的進展。除了論歷史劇發(fā)表過李希凡、朱寨、茅盾的不同見解的文章外，就文學藝術的特征和形象思維問題發(fā)表過王朝聞、陳涌、毛星、李澤厚等的文章；就《紅樓夢》的評價發(fā)表過何其芳、蔣和森、鄧紹基、劉世德等的文章；就山水詩發(fā)表過陳貽焮、朱光潛、陸侃如、廖仲安等的文章；就新詩的格律和形式問題發(fā)表過何其芳、卞之琳、王力、羅念生、金克木等的討論文章；就文學的共鳴問題先后發(fā)表過柳鳴九、林庚、陳燊、袁行霈等人的文章；就《創(chuàng)業(yè)史》的評價發(fā)表過嚴家炎、柳青的文章。80年代就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也發(fā)表過贊成和批評的文章，90年代還就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問題發(fā)表過洪子誠、陳思和等的文章，就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現(xiàn)代轉化問題發(fā)表季羨林、張少康、曹順慶、蔣述卓諸學者的文章等。此外，更就一些專題召開了多次討論會、座談會，在刊物上發(fā)表筆談或報道。讓不同意見的文章展開爭鳴和切磋，不僅有利于學術的發(fā)展和論題的深化，也有利于實事求是、相互平等研討的學風的樹立。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程中，學壇上各種思潮風起云涌，學術熱點也不斷嬗替，其間曾經(jīng)出現(xiàn)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糾纏，這些情況都必然會反映到報刊上來?！段膶W評論》雖然是學術研究刊物，應上級部門的要求，就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意見開展批評和批判，也難避免。如上世紀50年代對胡風文藝思想和所謂“右派”言論發(fā)表過批判文章，60年代在人性問題上發(fā)表過對巴人、王淑明等先生的觀點的批判文章，90年代涉及自由化問題的批判文章等。自然，學界可能有不同意見，當時卻無可規(guī)避。這類文章沒有入選，我想，大抵還是堅持學術研究的定位的緣故。現(xiàn)在的選本，讓讀者大體能夠看到我國文學研究界所走過的歷史軌跡。作為《文學評論》的老編輯之一，面對這個選本，不免有親切之感！不能不感謝編選者所付出的辛勞！同時也殷切希望，在未來的歲月里，在新一代編輯人員的努力下，刊物能夠發(fā)表更多更好的文章。

2017年5月4日于杭州

《文學評論》已長成一棵大樹

錢中文

《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60周年了，就文學評論研究界來說，經(jīng)歷了一個花甲的刊物(不算報紙)大概獨此一份。人到甲子，開始進入老年，《文學評論》則是剛剛進入它的盛年。

《文學評論》是共和國新文學成長、經(jīng)受挫折、繼而逐漸蘇醒的見證，也是共和國文學走向枝繁葉茂、欣欣向榮的見證。

談到《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前后的情況，我們也總會想起何其芳所長，他的獨創(chuàng)的學術思想，他的優(yōu)良的學風，他的學術民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研究所的編輯人員與研究人員。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的強大思想的引導下，《文學評論》終于迎來了新生。由于《文學評論》的地位特殊，那時不少刊物尚未復刊，于是時代給它提供了一個在文壇上獨領風騷的機會，在短時期內，一期《文學評論》竟要刊印20余萬份，同時還要應對不少讀者的要求加碼添印?！段膶W評論》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神話，一時傳為佳話！

《文學評論》及時對新出現(xiàn)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探討與評價，為扶持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大造輿論，為新時期文學的創(chuàng)新與雄起，起到了鳴鑼開道的作用，不少后來著名的作家，從《文學評論》那里得到過切實的幫助與鼓勵?！段膶W評論》刊出過不少高質量的作家評論；在文學理論方面，《文學評論》面對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與多樣化，針對以往的教條主義的文論的癥結所在，水到渠成，在各個時期適時地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論創(chuàng)新意義的文論觀點，它們影響了創(chuàng)作界與文論界。《文學評論》對待花樣眾多的外國文學思想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與新世紀之初大舉引入我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思潮，一直強調介入、鑒別、融通與吸收，顯示了雜志自身的理論氣度與魄力。古代文學、古代文論與現(xiàn)代文學研究是我國文學研究中實力最為雄厚的群體，所以在《文學評論》上佳作迭現(xiàn)，長期成為《文學評論》的亮麗風景線。

在50多年里，《文學評論》在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培養(yǎng)了幾代高水平的作者，他們對《文學評論》懷有十分親切的感情。參與這個紀念文集的同行，很多人已成為我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家。同時在編輯中也有眾多翹楚，薪火相傳，以自己的遠見卓識與辛勞，保證了《文學評論》的學術品格與領先地位。自然，《文學評論》也有自己的缺失，不同時期都出現(xiàn)過一些不注意導向的文章。

當今《文學評論》和整個國家一樣，正面臨著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文化的偉大時代。在當今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需要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確立我們自身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這要求我們改變以往的思維模式，進一步深入解析與理解我們豐厚的文化遺產與文論遺產的獨創(chuàng)性與多樣性，它的轉型的傳承性與參與新的理論建設的實踐性，彰顯中華文化的偉大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的偉大傳統(tǒng)。

上世紀末，一位德國哲學家對一位中國學者預測說：在西方，原本發(fā)端于希臘的數(shù)學、物理和化學的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經(jīng)枯萎，科學今后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yǎng)料，特別要從遠東找尋養(yǎng)料。他不知不覺地又重復他的預測：兩百年內人們確是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便全面掌握與共享一切。這一預測雖然言中了，但可不是在200年內，而是在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已是“現(xiàn)在進行式”了！局勢的發(fā)展比思想與預測的變化更快！自然，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負與理論自負，更不是權勢迷戀的自負。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語境中，我們一面要開掘我們的文化遺產，發(fā)揚光大，同時也需要與其他民族的文化進行深入交流，進行比照，在差異、沖突與交往中發(fā)現(xiàn)新因素，創(chuàng)造新思想。一位外國詩人講過，文學的交流不僅僅是互通有無，而且是具有更多的含義：一是用以激活自己，使自己獲得復蘇；二是為了使自己不朽，那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志趣了。在文化的共存與共榮中，現(xiàn)今世界上多種文化自然需要努力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新境地。

幾十年來，《文學評論》刊出了不少優(yōu)秀作品，引領過文學研究潮流。在慶祝它的60華誕之際，我衷心希望它能夠不斷地推出更多的佳構華章，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

《文學評論》已長成一棵大樹！

2017年6月25日

風卷紅旗過大關

楊義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匯聚和引領全國文學學術的一面旗子。從1957年3月創(chuàng)刊《文學研究》(季刊)，1959年2月改名《文學評論》(雙月刊)至今，這面旗子在風云變幻和改革開放中高高飄揚，彰顯了主辦者文學研究所的胸襟、魄力、眼光和智慧。因此在刊物的60年誕辰之際，選擇一批代表性的論文，來展示《文學評論》的總體風貌，可以稱為“甲子祭旗”。古代大將出征，瀝血祭旗，是為了抱著堅強的意志、必勝的信念，浩浩蕩蕩地邁步踏上新的征程?！段膶W評論60年文選》，就是這份匯聚和引領全國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權威性的學術刊物，作為旗子的“甲子祭”。為的是如毛澤東《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詞所說“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雄姿英發(fā)地向新的高峰進發(fā)。

60年了，《文學評論》已經(jīng)大樹成蔭，這讓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人種樹，后人乘涼”這句常語。文學研究所老所長何其芳先生在創(chuàng)所初期確立的所風是：“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并對之進行解釋：“謙虛的反面是自滿和驕傲，刻苦即是反對不努力，不刻苦。別人對我們有誤解，以為我們渙散，這當然是不行的，我們在一定時期就會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實事求是即是馬列主義的工作態(tài)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是它的規(guī)律性。學術工作上的主觀主義之一是臆測，武斷，牽強附會；另一表現(xiàn)為用馬列主義的詞句往文學現(xiàn)象上硬套，即是教條主義?！薄段膶W研究》的創(chuàng)辦，就是以文學研究所的這樣一種國家隊學術定位的作風，在所內聚集著一批國內外有影響的文學研究專家學者，所外聯(lián)系了宏大強勁的學科才俊，秉持著積極的、科學的促進態(tài)度，建設現(xiàn)代大國的學院派風范。

在《文學研究》創(chuàng)刊號上，何其芳以“編后記”方式，低調而又充滿自信地闡釋了創(chuàng)刊的緣起。強調《文學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樣要組織一些有時間性的文章而外，它將以較大的篇幅來發(fā)表全國的文學研究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勢的那種時評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點要放在經(jīng)過長期的專門研究的成果上，這是《文學研究》這一學術刊物的定位決定了的”。其中的關鍵詞是“長期的”和“專門的研究”，由于“許多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短促的無準備的談論就能很好地解決的”，只有在長期研究中把齊全的材料和深刻的思想，精益求精地結合起來，才能以學術精品立足學界，垂范后人。此是其一。其二就是提倡“百家爭鳴”。“編后記”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爭鳴”，強調“我們將努力遵循黨所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方針，盡可能使多種多樣的研究文章，多種多樣的學術意見，都能夠在這上面發(fā)表”，“我們深信，我們的學術水平，我們刊物的質量，都只有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上廣泛發(fā)表各種意見和自由競賽，然后有可能逐漸提高。在任何學術部門，一家獨鳴都是只會帶來思想停滯和思想僵化的”。這種深得學術研究三昧的意見，以百家爭鳴的紅旗超越種種關卡，使《文學研究》得以在正確軌道上有效地運行。

最佳的抽樣分析是取自《文學研究》創(chuàng)刊號出自編委會成員的12篇論文：蔡儀的《論現(xiàn)實主義問題》，陸侃如、馮沅君的《關于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記〉的評價問題》，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燾的《論姜夔的詞》，錢鍾書的《宋代詩人短論(十篇)》，程千帆的《陸游及其創(chuàng)作》，孫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傳李太白詞的真?zhèn)螁栴}》，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中的道的問題》，羅根澤的《論〈莊子〉的思想性》，羅大岡的《孟德斯鳩〈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國內知名專家經(jīng)年苦心研究的成果，陣容豪華，是中國期刊史上難得一見的盛舉，具有示范作用。這些文章的厚重大氣，奠定了《文學研究》打造學術精品的優(yōu)秀刊風基礎。這些領軍人物率先垂范，后來陸續(xù)在本刊發(fā)表自己在本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著中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

1959年2月《文學研究》(季刊)改名《文學評論》(雙月刊)，是因應社會政治風云，而尋求自身發(fā)展的戰(zhàn)略行為?！熬幒笥洝敝姓f：“《文學研究》為什么要改名《文學評論》呢？主要是為了使刊物的名稱更符合它的內容?！笔聦嵣鲜菑摹胺从遗蛇\動”到1958年“大躍進”，文學研究所和《文學研究》被批評為“三脫離”(脫離政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食人間煙火”，為此要求《文學研究》改變編輯的“右傾保守思想”和“資產階級方向”，加強刊物的現(xiàn)實性、戰(zhàn)斗性，以大部分篇幅來發(fā)表評論當前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文章。為此文學研究所決定，大力革新《文學研究》，改刊名為《文學評論》，同時創(chuàng)辦《文學知識》月刊，以便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編后記的這些用語，折射了當時學人的思想困惑和糾結的探求。

值得人們額手稱慶的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給復刊后的《文學評論》“風卷紅旗過大關”，打破關卡重重的思想理論探索禁區(qū)，敞開了巨大的創(chuàng)新空間，注入了強大的發(fā)展動力。由此中國文學研究取得了跨越性的發(fā)展，在諸多最能代表其成就的領域，無論在研究規(guī)模、原創(chuàng)思想和深刻程度上都出現(xiàn)了前所未見的新氣象、新面貌。其基本特征在于，理論視野具有更加開闊的世界性，學術思維更加深刻地回歸學術本位，跨學科的研究展示了大文學觀的新風貌，在把握時代脈絡上進軍思想文化的前沿。一代有一代的學術，總覽《文學評論》這30多年的文學研究學術，來勢迅猛又底氣豐盈，追求創(chuàng)新精神而成果豐碩，說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思想學術史上一個新的紀元、一個新的時代，也不為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評論》，在文學研究的學術境界、學術深度、學術廣度和學術容量上，開創(chuàng)了中國思想學術史上一個新的時代。這里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國社會經(jīng)濟全面復興和崛起，為思想學術注入了日益豐厚的物質支持，涵養(yǎng)其底氣，增強了一代學人與時俱進的文化自信心；第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為崇尚原創(chuàng)的追求，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空間；第三，這代學者風雨人生，閱歷時變，不少人磨煉出睿智的觀察者、思想者的素質。曠世難遇的是這代學者在“文革”和改革開放這兩級大斷層的推移中，看到了中國學術的翻筋斗，看到了西方學術的變花招，對于什么是學術、什么是文學研究有點大徹大悟，產生了一種思想者的求真原欲或免疫功能，不太容易進入別人設好的僵硬不合理的套子或花哨不著邊際的套子里邊。在鑄造和滋養(yǎng)現(xiàn)代大國的學術文化風范中，文學研究以堅實的步履展開國學的視野，旨在為全面振興的民族傳承文化血脈，充實精神元氣，開拓原創(chuàng)學理，發(fā)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發(fā)放一張與世界進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對話的身份證，從而在全球化環(huán)境中為人類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動提升貢獻大智慧。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更新中國人的觀念，給中國人以一幅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圖譜。愈來愈多的深刻的學者開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譜系的建構，在全球化條件下，探索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應該做什么、怎么做。

在改革開放時代，從文學研究所劃分出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之后，在《文學評論》之外又創(chuàng)辦了《民族文學研究》，這就開始打破了以往的中國文學研究幾乎只停留在漢族書面文學研究的狀況，把諸多古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書面文學與口傳文學納入中國多民族文學多元一體的總格局，探討其豐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關系，探討其中心的凝聚力、輻射力和“邊緣的活力”，探討其融合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歷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回族、滿族、壯族、哈薩克族、彝族、傣族在內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寫出自己的專門文學史。尤其是史詩學和各民族文學關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根本上打破了“中國是史詩貧國”的不明家底的缺陷。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在西藏、青海地區(qū)已搜集藝人說唱錄音5000小時，僅桑珠老人的說唱就達2114小時，并編纂出其藝人說唱本45部；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藏文精選本《格薩爾》出版了40卷43冊；蒙古族史詩也編纂出版了《格斯爾全書》5卷、《蒙古族史詩大系》4卷和《卡爾梅克江格爾校注》、《汗哈冉貴》等，從而建立起大型的科學化的民族文學資料庫。史詩研究方面完成了《〈格薩爾〉論》《〈江格爾〉論》《〈瑪納斯〉論》等一系列著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口傳詩學”和“史詩類型學”的研究。經(jīng)過眾多學者對漢語文學文獻，以及少數(shù)民族包括史詩在內的民俗事象的廣泛而富有開拓性的研究，為繪制一幅完整的、豐厚的、洋溢著民族全面振興之魄力的文學文化地圖的工程，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在《文學評論》60年誕辰慶典之際，我們應該進一步處理好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四個重大關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指導與學術創(chuàng)新的關系；二是外來思潮與建立中國特色的關系；三是傳統(tǒng)文化資源與現(xiàn)代學理發(fā)生的關系；四是漢語文學與少數(shù)民族文學文化的關系。總結60年的落腳點是開拓。在學術上，我們應該把一般性的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chuàng)造。對外來思潮加以消化吸收，借鑒選擇，而不能代替自主創(chuàng)造，更不能用它來貶抑自主創(chuàng)造，不能給自主創(chuàng)造的腦袋套上“緊箍圈”。我們需要一個體制讓學者為我們這個時代創(chuàng)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更多、更好的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話語、學術體系和學術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發(fā)出宏亮的聲音。我們已經(jīng)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探索，但是用我們的現(xiàn)代學術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興的標準來衡量，還應該創(chuàng)造出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派，使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不僅要成為經(jīng)濟上的巨人，而且要成為思想上的巨人。在這里自然也蘊含著《文學評論》堅持不懈的歷史使命，催使新一代學人走向“風卷紅旗過大關”的新征程。

2017年4月26日

溫故知新

陸建德

我于2010年夏天從外文所調到文學所，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外文所是1964年從文學所分出去的，這兩個所原來就是一家，再說文學所不少同事，我已認識多年。《文學評論》主編當時是楊義先生，2011年春由我接任。從2011年第3期開始，我撰寫每一期的編后記。這些編后記加起來恐怕也有4萬字(不含2017年)，已收入這套紀念文集中的一冊。我在文學所工作期間，當然也寫了不少正式論文，其中有一些對魯迅研究有所推進(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但是沒有在《文學評論》發(fā)表過。我倒不以為這是一件憾事。

“文革”后恢復高考，已經(jīng)整整40周年了。1977年夏，我曾寫信給已經(jīng)復刊的《世界文學》編輯部，頗有毛遂自薦之意。不久我就收到編輯部回信，寫信者安慰我說，高考即將恢復，希望我能順利通過高考。90年代初期，《世界文學》主編李文俊先生告訴我，他還記得此事，信是他寫的。但是我因身份問題未能參加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我在杭州潮鳴街道的“小集體”單位轉正，就取得了參加第二次高考的機會。在考前填志愿的時候，正好因胃病住院，生怕以后不習慣北方飲食，結果第一志愿是復旦外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

我還在復旦大學讀大四的時候，就讀過《文學評論》，還做過一些筆記，至今還保留著。錢鍾書的《詩可以怨》就是在1981年的《文學評論》上讀到的。這也是一段因緣吧。我國的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刊物一直到80年代才陸續(xù)問世，《文學評論》1957年創(chuàng)刊后，也經(jīng)常刊發(fā)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的論文。去年5月楊絳去世，我注意到她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過幾篇文章，從此就特別留意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評論》。

重讀當年的文章，不免有很多感想。我尤其為鄭振鐸的逝世感到難過。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兩天之前，他還寫了《〈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序言》。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尤多關注民間文學的各種形式(如彈詞、佛曲、鼓詞、戲曲等等)和它們的域外來源以及本土演變，50年代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刊》正是他開新的文學研究觀的間接成果。何其芳在悼念鄭振鐸的文章里寫道：“我還建議文學研究所和原來參加編輯出版《古本戲曲叢刊》工作的同志們密切合作，繼續(xù)編印這個叢刊，爭取早日出齊。在這個工作完成以后，或者就在完成它的同時，還可以根據(jù)鄭振鐸先生的藏書和國內其他公家和私人的藏書，編一部同樣規(guī)模巨大的《古本小說叢刊》來紀念他?！痹撟龆醋龅墓ぷ鳎€有很多。

紀念創(chuàng)刊60周年，還不應忘記這個甲子中間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11年多的空白。這段歷史無法回避。去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任平文章《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的前進》，該文強調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當今的特殊意義?！段膶W評論》正在開始第二個甲子，相信以后不會?？Ｎ姨貏e希望《文學評論》經(jīng)得起時間的檢驗。以往有一些文章，作者被流行話語挾制，好像鏗鏘有力，但是時過境遷，讀來就非常讓人失望，作者出自己的文集，寧可把那樣的作品遺忘。80年代中后期，卞之琳將他的論文結集出版，做了一些改動。他說：“(自己)刪去一些廢話、套話，略去一些浮夸語、過頭語，摘去一些本不恰當或屬多余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標簽……即使是自己的失誤也可以成為他人的啟發(fā)?！边@是值得記取的經(jīng)驗教訓。祝《文學評論》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