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者，古《詩》之流也”正義

安小蘭

【摘要】在評析魏晉以來“六義說”之誤的基礎上，對漢人“賦者，古《詩》之流也”的涵義進行了探討，指出此命題是班固借《詩經》以自辯、自重、自高之辭，本質上是對賦的性質進行定義和提升，強調賦與《詩經》一樣，有美刺的功效和價值。這一命題關乎“賦之義”而無關乎“賦之體”。厘清其本始內涵，對于深化大賦起源問題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大賦 古《詩》之流 六義說 賦之體 賦之義

從漢代開始，賦的起源問題就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提出了“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命題，即認為賦乃《詩經》之流變。此說一出，遂為后世所繼承、增益，成為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經典命題。然則說者攘攘，迄今為止，對于這一命題的真正涵義，學術界的理解卻依然比較混亂，甚至亦不乏誤讀。本文目的，即希望在總結、平議學術界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的涵義進行深入分析，并申明此種辨析的意義。

一 命題的提出：“賦者，古《詩》之流也”

關于漢賦的源起，漢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論述，然則表達最簡潔也最為后人樂于引用的說法則來自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钻?、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瞎艅t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

序文開篇，班固便提出了“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命題，明確提出賦乃《詩》之流變的觀點。這里有兩點需要辨析，其一，此觀點并非班固獨見，在漢代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漢末楊修在《答臨淄侯箋》中即有“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文選》卷四十）之語，而班固的觀點也是引用他人“或曰”之辭，足證此說在漢代很常見。其二，《序》中之賦，指的是漢大賦。在漢代人的概念中，“賦”的含義是頗為廣泛的，從《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著錄來看，賦包括了楚辭、隱語、成相、大賦等。而《兩都賦序》所說的“賦”顯然不是指廣泛意義上的賦，而是指言語侍從之士、公卿大臣所作的“潤色鴻業(yè)”的大賦。所以我們在這里探討的，實際是漢大賦的源起問題。

班固此說一經提出，遂成為后世論賦的不刊之論，引述者代不乏人，影響極大：“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chuàng)于荀、宋，漸恢張于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于《典》、《墳》；青出于藍，復增華于《風》、《雅》。”“賦者，古《詩》之流也”等。“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即《離騷》出于國風、小雅可見?！薄把郧橹x本于《風》，陳義之賦本于《雅》，述德之賦本于《頌》。”

表面看來，“賦者，古《詩》之流也”的意思很顯豁，說的就是大賦與《詩經》的源流關系，似乎無可深論。然則我們會發(fā)現，后世人對這句話的理解卻有很大的歧義。那么，班固的意旨到底為何？對此，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辨析。

二 賦之體：“六義說”的謬誤

對于“賦者，古《詩》之流也”這句話，后世人在引用的同時也常有推闡。例如，上引諸說即認為大賦與《詩經》的關系在于文體與題材上的繼承性。而在此類說法中最具理論意義、影響最大的則是“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說（下文簡稱“六義說”）?！傲x說”的基本含義是，“賦者，古《詩》之流也”說的是大賦與《詩經》的源流關系在于文體的繼承。

“六義說”由左思首發(fā)：“蓋《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三都賦序》）皇甫謐進行了呼應：“《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sup>蕭統(tǒng)亦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保ā段倪x序》），劉勰總結為“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心雕龍·詮賦》）。自此之后，后世多有承其論者，流波所及，至于唐宋元明清。如，《兩都賦序》李善注云“《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祝堯的“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等。

上述說法的創(chuàng)新點在于從《詩》之六義角度對“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尋找理論上的依據。其基本思路是：《詩》“六義”“風、雅、頌、賦、比、興”之中有“賦”，其意為鋪陳，而大賦也有鋪陳的特征，兩者因之形成自然的聯系：“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sup>“《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毁x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x附庸，蔚成大國。”（《文心雕龍·詮賦》）“賦者，古《詩》之流也。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六義說”以“鋪陳”特點挽結大賦與《詩經》，貌似很有道理，因此出現后一直被奉為圭臬，直到近代才有學者對其提出了異議。范文瀾首開質疑之風。他在1925年就引李詳語對“六義說”進行了否定，然未及詳細申說，1936年則對其早期的觀點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其主要論據是，如果賦真的出自《詩經》之賦體，則賦作中不應出現比興，但屈宋諸作卻頗多比興，足證劉說之未必然。褚斌杰師1982年撰文指出，“賦，作為一種文體，它與《詩經》‘六義’的所謂賦，并沒有什么源流、演化關系，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與《詩經》表現手法之一的所謂‘賦者，鋪也’，含義也是不一樣的”。其基本論據，除了范氏所論，又有兩條：其一，六義出現于《毛詩序》中，但在此之前，荀子已有賦作產生，因此，賦不可能出自六義；其二，賦的體制特征是多樣的，非“鋪陳”二字可以概括，且與表現手法的六義之“賦”不是一回事。1987年，姜建群也撰文指出“六義說”將鋪陳的表現手法與文體之“賦”混淆，違背了“起碼的形式邏輯”。除此之外，亦有其他學者對上述看法進行了呼應。諸說信而有征，給人以很大的啟發(fā)。筆者僅就其未盡之處補證兩條。

第一，“六義說”不是漢人的說法，亦不代表漢人的思想。“六義說”并不見于任何漢代文獻，最早是由魏晉人提出的。事實上，漢人也沒有提出“六義說”的可能?？贾傲x”的提法，最早見于《毛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彪m然《毛詩序》的作者以及相應的創(chuàng)作年代問題，千古聚訟，迄今尚未有定讞，但《毛詩》在前漢未立學官，只在民間流傳，不受重視卻是事實?！稘h書·藝文志》記載：“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薄睹姟分疂u漸風行于世，乃在漢末鄭玄為其作箋之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從班固自身來說，其所習之《詩》兼通三家，又以《魯詩》為主。因此，無論從當時的《毛詩》地位、學術氣氛，還是從班固的學術淵源來看，我們都很難想象班固會將《毛詩序》之語作為重要的立論根據。此其一。其二，從現有材料來看，漢人文學評論中對于“六義”中的“賦”，即“鋪陳”的手法并不重視。王逸評論屈原作品，認為“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這里的“《詩》人之義”，說的是比、興：“《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保ā峨x騷經序》）足見在漢代人眼中，對“比”“興”之義遠較“賦”為重視，而“毛公述傳，獨標興體”（《文心雕龍·比興》）也是眾所公認的事實。因此，我們也很難想象漢人會將大賦的鋪陳特點與《詩經》聯系起來。由此看來，“六義說”只是魏晉以后人的發(fā)揮，并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思想。

第二，六義概念殽然紛亂，迄今尤有爭議。據此來解釋問題，只會起到治絲益棼的效果。六義，《周禮·春官·大師》又稱為“六詩”：“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關于“六義”“六詩”的含義，自古說者紛紜，其中影響最大者有“體”“用”兩說，分別以孔穎達和章太炎為代表。孔穎達認為“賦”與“比”“興”一樣，同為《詩經》之“用”，是一種“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鄭玄語）的藝術表現手法。若依此說，則“六義說”將表現手法的賦與文體意義上的賦混為一談，出現了明顯的邏輯混亂，故而無法成立。這一點前人已論，不贅。章太炎則認為“賦、比、興”同“風、雅、頌”一樣，當為《詩經》之不同文體，各有篇什，但因不能合樂而被孔子所刪。若依章氏之說，則大賦與《詩經》文體上的源流關系也應不存在，因為現存《詩經》中并無賦體之章。

綜上，我們認為無論將“六義”之“賦”理解為表現手法的“鋪陳”，還是文體意義上的“鋪陳”，都無法令“六義說”成立。此說既非漢人之說，亦非“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的正解。

“六義說”的本質，是從文體角度探索賦與《詩經》的源流關系。其所理解的“流”，實際指的是文體之“流”。這是魏晉以來學者們闡釋“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基本思路，即認為賦體是從《詩經》演變過來的。“六義說”之捍格難通，證明這種基于文體流變角度的推衍思路是講不通的。有學者敏銳地指出：“細讀班固此序（按：《兩都賦序》）及其所撰《漢書·藝文志》。他所謂的‘古《詩》之流’與后來左思、皇甫謐及劉勰的闡述實有區(qū)別?！?sup>至于區(qū)別所在，則未及詳論。在下文中，我們將拋開文體源流觀念的干擾，在漢代文學批評的背景中對“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的真實內涵進行重新探討。

二 賦之義：賦與古《詩》

與《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不同，《兩都賦序》對于賦之起源的看法，不以勾勒賦史發(fā)展軌跡為要，而重在闡述賦的寫作價值和意義?！缎颉肺拈_篇即從西周成、康盛世之《周頌》談起，認為武、宣朝“雍容揄揚”“潤色鴻業(yè)”之賦堪與《周頌》類比。雖然“道有夷隆，學有粗密”，與《詩經》比起來，武、宣朝之大賦寫作只是一件“細事”，但也稱得上是“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其所以如此，乃在于大賦同《詩經》一樣，具有抒下情而通諷喻、宣上德而盡忠孝的功效，因此，賦乃“《雅》《頌》之亞也”，乃“古《詩》之流也”。

班固對大賦與《詩經》關系的闡述，字里行間帶有強烈的自辯與自高之意。這里流露出漢賦作家一種特有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漢代作家于大賦創(chuàng)作殫精竭慮，十分看重；另一方面，在寫作時又懷有強烈的自卑之感。這種心態(tài)很普遍，司馬相如臨終遺文言封禪事而無辭賦之作，揚雄中年悔其少作，不復為賦，都可為證。而將大賦比附《詩經》，則是一種提升大賦價值、進行自我辯護的方式。這種借《詩經》以自高的現象，只有將其放在漢代文學批評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眾所周知，漢大賦的成立，以枚乘《七發(fā)》為標志?！镀甙l(fā)》所確立的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雜文》中有中肯的評價：“枚乘拸艷，首制《七發(fā)》，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薄半檗o云構，夸麗風駭”的確是漢賦之為漢賦的根本特征，但漢賦之飽受詬病，也是因之而起。《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云：“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指責漢賦用華麗的辭藻淹沒了諷喻之義。揚雄評論司馬相如之賦，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wèi)之聲，曲終而奏雅，不亦戲乎”（《漢書·司馬相如傳》），又有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之語，都是對漢賦靡麗特點的嚴厲批評。

“麗靡”之賦何以招致如此的批評？這與漢代經學化的文學批評觀有很大的關系。漢代是一個經學“昌明”和“極盛”的時代。而經學之大義與宗旨則在于“治”：“六藝之于治，一也：《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史記·滑稽列傳》）以“治”為指向的經學宗旨直接導致了以《毛詩序》為代表的政治教化型詩學觀的產生。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諫上”，即是這種實用主義文學觀念的展開。在漢代，《詩經》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而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準則和規(guī)范，是為文之法典，它的綱領——“詩言志”“美刺”觀等成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高低的最高準秤。以《詩》學精神衡量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漢代文學批評的基本特征。例如，司馬遷評論屈原之作，引劉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原列傳》）之語，即是贊美屈賦具有《詩經》“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的精神特征；王逸評論“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也是指屈賦繼承了《詩經》“諷諫”的精神傳統(tǒng)。

經學化的標準當然也成為批評大賦的最高原則。司馬遷評司馬相如賦，以為“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就是以《詩》義回護大賦創(chuàng)作的典型之論。漢宣帝所謂“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yōu)遠矣”（《漢書·王褒傳》），也是以“仁義風諭”的古《詩》之義回護辭賦之舉。至于漢賦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屢屢標舉“美刺”之旨，則常見于揚雄、班固、張衡等人的創(chuàng)作表白中。茲不贅。然而，盡管人們以各種方式極力標舉大賦的“諷諫”之旨，也還是難掩大賦與經學化文學批評原則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此，揚雄有深刻的體會：“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宏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然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yōu)淳于髡，優(yōu)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保ā稘h書·揚雄傳》）炫人耳目的夸張描寫是大賦的根本特征，也是其價值所在。麗靡之辭帶給人的是“縹縹然有凌云之志”的超越性審美感受，這種感受與“曲終奏雅”的道德性指向和要求背道而馳，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賦的美學本質已經決定了它無法滿足經學化詩學觀念的要求，無法擔當“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諫上”的重任。這是大賦招致批評的原因，也是大賦作家兩難心態(tài)的來源。

以大賦為諫文是一種很難達到的目標。然而，試圖超越大賦的本質特點，為大賦灌注政治倫理內涵，使其合于經學化詩學觀念卻一直是大賦作家努力的目標。大賦作家很少有人公開承認寫作中追求華麗言辭和外表的正當性。這是“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提出的真正原因。將大賦與《詩經》相提并論，這是班固借《詩經》以自辯、自重、自高之辭，本質上是希望從性質上對賦進行定義和提升，強調賦與《詩》一樣，有美刺（此處又特別指向美頌）的功效和價值，并由此獲得寫作大賦的正當理由。“后代之賦本取于《詩》之義以為賦名；雖曰賦，義實出于《詩》，故古人以為古《詩》之流。”這是非常準確的理解。

因此，班固所謂的“賦者，古《詩》之流也”，指的是大賦繼承了《詩經》的精神特征，具有《詩經》一樣的美刺時政的功能和價值。這一指向其實是關乎“賦之義”而無關乎“賦之體”的。厘清這一內涵，對于深化大賦起源問題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四 辨析的意義

賦文體的起源問題，一直是漢代賦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近代以來，學者們提出了“原本《詩》、《騷》，出入戰(zhàn)國諸子”說、出于縱橫家說、出于行人說。在此之前，占主流地位的則是源于《詩經》說，此說的基本依據就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與《兩都賦序》里的論述。關于《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賦源論的意旨，筆者已經撰文指出與《詩經》文體無關。而關于《兩都賦序》，盡管已經有不少學者指出了“六義說”的謬誤，并意識到漢人未曾提出過賦體源于《詩經》之說，但這些意見并沒有引起學術界充分的重視?！傲x說”影響深遠，迄今為止依舊是人們談論大賦文體與《詩經》淵源關系的重要依據。例如，有些學者認為，“賦者，古《詩》之流也”的說法“不僅在形式上把詩與賦混在一起，而且在內容、功用上也把賦與詩視為同類，唯一不同的是詩是能唱歌的”。“與漢賦的內容一樣，漢賦的形式也是頗受《詩經》的影響的。”這種影響表現在，其一，漢賦繼承了“《詩經》六詩之一的賦和《詩經》三種表現手法之一的賦。把他們的特征接受過來，并進一步發(fā)展成為另一種嶄新的文體”；其二，漢賦韻律格式接受了《詩經》的影響，有一定的節(jié)奏旋律，可以“不歌而誦”。而事實上，“賦者，古《詩》之流也”說并沒有在形式上將《詩經》與賦混同，這只是后人的誤讀。至于表現手法的“賦”如何變成了一種嶄新的文體，這里也沒有詳論。

在體現前沿研究成果的文學史中，這些誤讀也依舊延續(xù)著：

“賦”本是《詩經》中的“六義”之一，是詩歌藝術表現手法之一種?！对娊洝分?，這種表現手法在楚辭中得到更大的發(fā)展。楚辭擴大了詩的篇幅，語言上更加鋪張華麗，“賦”的手法表現尤為突出，所以后人或以“賦”名之，稱屈原作品為“屈賦”。到了荀子，制作“賦篇”……并且以賦名篇，“賦”也就成了一種文學體裁的名稱。

漢代，賦發(fā)展成為具有鮮明特色的獨立的文學樣式?！荒芩闶窃姼?，但卻是從詩歌衍變而來，是“古詩之流”……它篇幅很長，洋洋大觀；它夸飾鋪陳，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與主張“六義說”者一樣，對“賦者，古《詩》之流”命題的誤讀，使得人們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種各樣的闡釋困境和矛盾之中，為了彌縫，學者們甚至常常使用一些不可靠的證據強為之說，因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述和結論。

康達維先生對“賦者，《古》詩之流也”有很深入的闡釋，其說法很受學界的看重，因此我們有必要以此為例進行分析：

此外，“流”字也可解作“種類”或者“學派”的意思，例如班固在《漢書·敘傳》中提到“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由此，“流”也可以引申為“文體”的意思，例如摯虞編輯的《文章流別集》，其“流”字即是采用“文體”的意思。由此，班固主張“賦者，古《詩》之流也”，是說“賦”是《詩經》之一體。當時所說的《詩》都是指《詩經》一書而言，而《詩經》對班固來說，自然是古代詩歌，包括“賦”的源泉所在。

若是依據中國后代文學分類的看法，“賦”和“詩”（不論是指“詩歌”或是《詩經》）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如此班固似乎未能清楚劃清賦與《詩經》的界限。然而我們或可解釋這種“失誤”是因為班固對“賦”的定義來自儒家經典注疏的傳統(tǒng)，而這種傳統(tǒng)在班固的時代便已盛行，也就是將“賦”劃歸為“詩”的六義之一?；蛟S到了班固的時代，“六義”之一的賦與文體的“賦”已經沒有什么區(qū)別了。

這段話里頗有卓識?？凳峡吹搅撕笫牢膶W分類中“賦”和“詩”文體無法混同的事實，并意識到了班固的說法與漢代“儒家經典注疏的傳統(tǒng)”有關，已經接近了命題的核心。可惜的是，他沒有沿此路徑深入辨析，而是囿于文體源流的視角，得出了一些頗可商榷的結論。

康氏首先肯定班固“賦者，古《詩》之流也”的意思“是說‘賦’是《詩經》之一體”；基于“賦”與“詩”無法混同的事實，又只好得出班氏未能劃清賦與《詩經》的界限是一個失誤的結論；又將造成“失誤”的原因指向“儒家經典注疏的傳統(tǒng)”，并將這種傳統(tǒng)等同于“六義說”（將“賦”劃歸為“詩”的六義之一），為印證結論，他不很肯定地將“六義說”提前到了班固時代。

這段話中出現了一連串不夠堅實的論據和牽強的觀點。首先，為了印證“賦是《詩經》之一體”的論斷，康氏先引班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語，將“流”引申為“文體”，為加強說服力，又引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之例，證明“流”乃“文體”之義。然而，“文章流別”之“流”，已是有明確文體分類意識下的魏晉人的用法，用此解釋漢人的思想是不恰當的。考之班固的原意，“流”之義與“亞”或者“類”近似，表示大賦是與《詩經》同類的東西，但它雖與“雅、頌”有相同的功能及價值，終究是次于“雅、頌”的，在這里，“流”與“文體”之義沒有什么關系。其次，康氏將班氏說法視為“失誤”，將可以開啟漢人真實命意之門的“儒家經典注疏的傳統(tǒng)”視為“失誤”的原因，則是以今人的思維看待古人，而將“六義說”等同于“儒家經典注疏的傳統(tǒng)”并將其提前到班固時代，則于歷史實情不符。

上述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其邏輯起點出現了問題?！百x是《詩經》之一體”，這個論斷本身就是對漢人思想的誤讀，在此基礎上進行論證，自然就存在著邏輯推導上的難度。

又如，在判斷賦的基本文體性質時，有學者認為“賦是詩的一種體裁，或說是一種做法，發(fā)展到漢，學者都已經認定為是詩的別類”?！白匪菰戳?，漢賦是詩的別枝”、“詩的延續(xù)”、“詩的擴大”，“是散文化的詩”，“是敘事描寫的詩”。這里所說的“詩”，即指《詩經》，也指與散文相對的詩歌概念。這種說法忽視了詩與《賦》文體上顯著的差異，是很難令人信服的。而作者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其主要依據就是“賦者，古《詩》之流也”命題。

對“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內涵進行厘清，不僅于有助于破除一些誤讀，避免邏輯上的不能自洽，亦有助于漢賦起源問題的深入探討。

與康達維先生一樣，馬積高先生看到了賦與《詩》兩種文體的難以混同，也意識到了劉勰等人說法的不足為據。基于此，馬先生提出了賦分三種，其中之一——詩體賦（四言賦）源于《詩經》，而大賦則另有源頭的看法。這一結論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呼應，例如：

……不同類別的漢賦既有共同的源頭，又各有其直接源頭。共同的源頭，如《詩》、《騷》對漢賦的影響。而各自更近的淵源，如騷體賦的興盛與漢代楚辭的流行有密切關系……而散體大賦……鋪張揚厲，帶有濃厚的縱橫家氣息。四言賦一般以四言為主，尤重規(guī)諫的社會功能，它應該導源于《詩》。所以我們在討論漢代賦體文學起源時，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區(qū)別對待不同類型的賦。

這種區(qū)分無疑比過去那種籠統(tǒng)的研究更為合理、深入，提醒我們對于賦的起源應有更為細致的分疏，這為今后的漢賦起源問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總結本文觀點如下：

研究漢賦起源問題，應在區(qū)分“賦之體”與“賦之義”的基礎上進行。所謂“賦之體”，指的是賦的文體，“賦之義”指的是賦的價值和精神，兩者各有源流，不可混而論之。而《兩都賦序》所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則只與“賦之義”有關，而與“賦之體”無關。因此在探討賦文體起源問題時，引述這一命題是不恰當的。對“賦者，古《詩》之流也”的內涵進行厘清，不僅有助于正確理解《兩都賦序》的意旨，破除一些誤解，而且對深化漢賦起源問題研究大有裨益。

1. 本文為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資助、中央財經大學學院科研支持計劃資助成果。項目號：011650314014/009。項目名稱：《政教觀念與漢代文學》。
2. 安小蘭，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
3. 這里所說的“詩”，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而是特指《詩經》。《詩經》原不稱“經”，先秦僅有《詩》或《詩三百》之名。在經歷了一個經典化過程后，最終被稱為經。這個經典化的過程，學術界多有探討。如，有人認為《詩》的經典化起于孔子，完成于漢代初年三家《詩》立于學官之前（常森：《〈詩〉的崇高與汩沒：兩漢〈詩經〉學研究》，1999年北京大學博士論文）。有人認為始于春秋時期賦《詩》、引《詩》，成于漢代傳注大行以后（劉毓慶：《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為行文方便，本文會同時使用《詩》或《詩經》的稱謂。
4. 有學者認為，這里的“或曰”可能是淮南王劉安的話。可備一說。劉朝謙：《論賦體不源于詩》，《中國楚辭學》（十二輯）。
5. 《白居易集箋?！肪硭模痖_誠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22頁。
6. 皮日休：《皮子文藪·序》，肖滌非、鄭慶篤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 《劉熙載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121頁。
8. 皇甫謐《三都賦序》的真假，學術界尚有爭議，但皇甫謐這段話在學術界是被常常引用的話。參見梅運生《皇甫謐〈三都賦序〉之真?zhèn)渭捌鋬r值取向》，《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9. 左思乃至后世諸人的說法，亦有一些細微的不同。例如，左思所言之賦，顯然指大賦，而皇甫謐、摯虞等所言之賦，則包含楚辭在內。這些差異，因無關本文宏旨，此處不擬對其進行詳細辨析。
10. 祝堯：《古賦辯體》，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集部305卷），第718頁。后吳訥等人多承祝說。
11. 摯虞：《文章流別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77，中華書局，1905頁。
12.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00頁。
13. 《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全集》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86頁。
14. 《文心雕龍·詮賦》，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5. 《論賦體之起源》，《褚斌杰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128頁。
16. 姜建群：《試論賦的名稱來源及其屬性》，《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
17. 駱玉明：《論“不歌而誦謂之賦”》，《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李伯敬：《賦體源流辨》，《學術月刊》1982年第3期；陳赟：《賦者，古詩之流也再探》，《貴州文史論叢》2007年第3期。
18. 《四庫全書總目》中列舉的就有《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子夏作，衛(wèi)宏作，子夏作、毛公及衛(wèi)宏潤益，詩人自作，《小序》為國史之舊文、《大序》為孔子作，首句為孔子作，毛公門人作，村野妄人作等幾種說法。之后，張西堂（《詩經六論·毛詩序略說》，商務印書館，1957）、李嘉言（《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詩序〉作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關于〈詩序〉的作者》，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也對《毛詩序》作者的說法進行了歸納總結，總括起來約有二十余種。過去，多數學者贊成《詩序》出自漢儒之說，近些年來，隨著楚簡《孔子詩論》的發(fā)現，一些學者開始重新認同子夏作《序》之說，時有新見。例如，劉毓慶認為《詩大序》為子夏作，《詩小序》則與孟子學派有關（《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9. 關小彬：《班固〈詩經〉師承考》，未刊稿，2007年，首都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 章太炎：《六詩說》，《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90～393頁。
21. 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中華書局，2005，第3頁。
22.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