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麗新世界”

按理說伯納·麥克斯這路角色，根本不應該在《美麗新世界》里出現(xiàn)。因為有如書中所寫，那會兒人類是由“中央孵化與條件設置中心”根據(jù)社會需要制造出來的不同種群，而“所有條件設置的最終目的都是：讓人們喜歡已經注定的社會命運”，沒有誰會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許伯納的胚胎在培育過程中所吃的“代血劑里放進了過多酒精”，所以才會與眾不同，說出“可是，你從沒考慮過以另外一種方式自由地選擇幸福嗎，麗英娜？比如，以你自己喜歡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之類離經叛道的話。

《美麗新世界》向被列為“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兩本小說中，也有此類異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納對于既有秩序的質疑反抗，不僅微不足道，而且淺嘗輒止?！段覀儭防?，Ι-330試圖發(fā)動一場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溫斯頓和茱莉婭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納不過發(fā)點牢騷罷了。何況當發(fā)覺行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就不失時機地從“保留地”帶回多年前走失的琳妲及其與“野蠻人”生育——“美麗新世界”已不采取這一方式繁衍人類——的兒子約翰，從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紅人。此后遂改由“野蠻人”約翰去質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為外來者，他的所作所為畢竟有限。

作為一部小說，《美麗新世界》不如“反烏托邦三部曲”另外兩本好看?！叭壳蓖瑢倩孟胄≌f，都是傳統(tǒng)寫法；以此而論，《美麗新世界》寫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們》就差得更多。不妨歸結為人物蒼白無力，情節(jié)不夠曲折?；蛘咭f，赫胥黎的藝術手段不像寫《我們》的扎米亞京和寫《一九八四》的奧威爾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來卻別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該如此”。《美麗新世界》的特殊價值，恰恰與此不無關系。

《美麗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六年再版時，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當然，新的極權主義沒有理由會跟老的極權主義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隊、人為饑荒、大量監(jiān)禁和集體驅逐出境為手段的統(tǒng)治，不僅不人道（其實今天已經沒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經證實了效率不高——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效率不高簡直是罪大惡極。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極權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老板們和他們的經理部隊，控制著一群奴隸人口，這些奴隸不須強制，因為他們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給奧威爾——后者曾經是他在伊頓公學的學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寫乃是發(fā)生在《美麗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說，“一九八四”畢竟只是人類歷史的某一階段而已，“美麗新世界”才具有終極意義。

《我們》里的“大恩主”曾經宣布：“假如他們不懂得我們將帶給他們數(shù)學般準確無誤的幸福，那么我們的義務便是迫使他們幸福?！薄兑痪虐怂摹匪沂镜?，也是同一問題。但這在《美麗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決，因為大家?guī)缀跻恢掳堰@種“幸福”天經地義般地接受下來。就像書中總統(tǒng)對約翰說的那樣：“你看，現(xiàn)在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幸福，應有盡有，若是得不到的他們也絕不強求。他們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們從不生病，也不怕死；他們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為何物；也不存在著父母的問題讓他們擔憂；更沒有妻室兒女和情人所帶來的激情；他們都按固定的條件設置從一而終。即使出了事也可用唆麻來麻痹自己——就是那些你認為它奪走了自由，而扔到窗外去的東西。”牽涉《我們》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運，構成小說內在沖突的內容，在《美麗新世界》中根本沒有機會發(fā)生；除了“美麗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實沒有什么可寫的了。那位總統(tǒng)還說：“跟受苦受難所付出的代價比起來，現(xiàn)實中的幸福就顯得平庸了許多。而且，在人們心里，穩(wěn)定不如動亂熱鬧；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離奇來得動人，更不如抵抗誘惑，或是為了抗拒激情和懷疑來得引人入勝。幸福從來就不會顯得偉大。”已經預先道著我們讀《美麗新世界》與《我們》《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麗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時也是驚心動魄之處，恰恰在于作者有關未來世界的構想，無所謂其中發(fā)生什么異常之事。“反烏托邦三部曲”皆為憂世之作，赫胥黎是從不同于奧威爾和扎米亞京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在他看來，甚至是超越了奧威爾去考慮問題?！段覀儭凤枬M；《一九八四》激越；《美麗新世界》乍看兩樣兒都不占，但或許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遠。我讀《一九八四》，的確覺得奧布蘭引溫斯頓和茱莉婭入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費時間精力，甚至可能構成對于體制的一種內耗?？墒菑牧硪环矫嫦?，這正是奧布蘭以及凌駕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個體制的樂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說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數(shù)的統(tǒng)治者信奉的是一種虐待狂的哲學”。奧威爾所寫畢竟還是人間之事。我曾稱其為“終極之書”；也許應該說明一下，它所展現(xiàn)的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寫的則是“美麗新世界”。

在《我們》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雖然勢單力薄，最終難逃一死，但仍然構成小說的主體；《美麗新世界》中，無論伯納，還是約翰，都不具備這種意義，因為他們無所作為。另一方面，《美麗新世界》中的總統(tǒng)也沒有《我們》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種力量——用句現(xiàn)成的話：缺乏他們那樣的“主觀能動性”。說到底他只是一個執(zhí)行者而已，同樣無所作為。在這里，體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惡——決定一切。赫胥黎所強調的“提高效率”，正是體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亞京和奧威爾所述仍為善惡之爭；赫胥黎筆下善惡俱已泯滅，人性被徹底抹殺。在《我們》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論上還存在著做出選擇的可能；《美麗新世界》完全否定了這一點，——其實“人”已經是科學進步的產物，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了?！兑痪虐怂摹防餆o論溫斯頓、茱莉婭，還是奧布蘭，甚至“老大哥”，都還是人；《我們》里的人物只叫號碼，沒有名字，但也是人；《美麗新世界》寫的則是一個徹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說：“《美麗新世界》的主題并非科學進步本身，而是科學進步對人類個人的影響?！笨茖W進步也是《我們》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內容，但到底還是實施極權主義的工具，也就是說，它服務于某種強加于人的意識形態(tài)；在《美麗新世界》里，科學進步與極權主義已經融為一體，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tài)。按照這個思路，“提高效率”終將成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單單是統(tǒng)治者的“覺悟”。從這個意義上講，“美麗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難為我們所抵御，因為它沒有“壞”，只有“好”。雖然這種“好”意味著人已經喪失一切，甚至比在《我們》和《一九八四》中喪失更多。

《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都受到《我們》的啟發(fā)，彼此卻不能相互替代。雖然有如赫胥黎所說，“美麗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許距離我們更近。世間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險所在，“一九八四”的實現(xiàn)因此困難許多；有了《美麗新世界》，“美麗新世界”仍然無法避免，因為是愿望而不是權力導致它的降臨。小說中，當約翰說：“我要的不是這樣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詩！真正的冒險！自由！善！甚至是罪惡！”總統(tǒng)回答：“實際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難的權利?！痹凇笆娣迸c“受苦受難”之間，人們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選擇。雖然《美麗新世界》寫的是非人世界，它卻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們發(fā)自內心對于未來的一種期待。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一日